新闻发布会与公众舆论方向引导——比较“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得失*

田宏明

(重庆师范大学　重庆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新闻发布会与公众舆论方向引导
——比较“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的得失*

田宏明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新闻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对公众舆论引导起着重要作用。“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两起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在这方面效果迥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首场发布会“定调”是否精准，选择发布新闻的主体是否恰当，发布的信息内容是否及时、权威、明确和是否抓住了公众舆论的“痛点”。

关键词: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会;信息;公众;舆论引导

2015年，给国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重大突发事件，无疑是6月的“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和8月的天津爆炸事件。二者同属于特别重大伤亡事故，单就遇难人数而言，前者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后者。沉船事件造成400多人丧生，爆炸事件遇难人数为100多人。 然而，公众在关注这两起事件的过程中，舆论的方向大相径庭。前者似乎奏响了一曲爱国主义、人道主义之歌，人们的目光聚焦在救援行动上，聚焦在对乘客、救援人员的揪心和牵挂上。事件过后有网友甚至评价“一连串的‘感动’和‘歌颂’，让丧事几乎变成了喜事”，此说当然言过其实；而天津爆炸事件，人们最感兴趣的不是救援甚至不是爆炸事件本身，而是与事件相关的不明就里的腐败问题。坊间传闻、猜测四起，公众“认定”爆炸事件与当地和更高级别的官员有关，这似乎成了整个事件中持久的舆论中心之一。这对事件过后处理相关责任人可能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但在事件过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冲淡甚至干扰了救援工作这个最大的当务之急。

造成公众舆论方向的这种天壤之别，原因是多方面的(如沉船由龙卷风引发，与自然灾害关系大)。但笔者认为，围绕这两起事件所举行的系列新闻发布会在引导舆论方面的得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

本文拟就此作一些对比分析。

一、首场发布会“定调”和“第一印象”至关重要

凡遇重大突发事件，特别是类似于沉船、爆炸那样人员伤亡特别严重的事件，因救援、善后、处理等有一个持续的过程，有关方面一般都会举行一系列新闻发布会，以满足受众对事件的关心和关注。这些发布会的功能主要有：一是消除受众的信息不确定性，让他们及时了解与事件密切相关的动态、进展；二是引导舆论朝着有利于妥善处理事件、正确认识相关问题的积极方向发展，澄清传闻，以正视听。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和天津爆炸事件，新闻发布会举行的场次、密度大体相当。前者从6月2日至13日共召开15场新闻发布会，后者从8月13日至23日共举行14场新闻发布会。召开首场发布会的时间也基本一致。前者在事发次日下午5:30，距沉船时间(6月1日23时左右)约18个小时；后者在事发次日下午4:30，距爆炸时间(8月12日23:30左右)约17个小时。这表明，两起事件首场新闻发布会准备的时长差不多，首次向公众亮相的时机把握也相差无几。

然而，两件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在内容发布的“定调”和现场氛围给公众留下的“第一印象”上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新闻发布会一开始亮相就定调为“救援新闻发布会”，此后10多场发布会都沿袭这一叫法，叫“‘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救援工作第×场新闻发布会”。事发18个小时后，公众最关心的莫过于船上人员的命运，生还的机会有多大，有关方面采取了哪些救援措施，有无落水者被救起，救援工作最大的难度和最急需的人员物资是哪些，等等。把新闻发布会明确为“救援新闻发布会”既顺应了公众心理，找准了他们关注的焦点和中心，也符合新闻发布会必须主题集中的突出特点，还一定程度起到了“守门”和“把关”的作用，即与救援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内容不是发布会发布的重点。而且，在发布会发布新闻的人，也的确讲的是救援方面的事情，使得首场发布会开成了名副其实的救援新闻发布会，如地方和军队投入多少救生艇、巡逻艇，多少潜水员等，还特别提到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第一时间作出指示，强调“搜救人命高于一切”，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已亲赴现场，等等。发布会还报告截至目前救起14名落水者，海军潜水员从船舱救出一名65岁老人，并表示潜水员是重要的救援力量，仍有大量潜水员正紧急奔赴现场。这极大地吸引了公众的关注力和舆论聚焦点，相当于在议程设置环节就“圈定”了公众舆论的大方向。这场新闻发布会虽然有些按部就班，但整体上有条不紊，有章有法。尽管发布新闻的人将“尽最大努力把损失降到最小”口误成了“降到最大”，也没有人注意或者在意。由于首场发布会调子定得好，公众舆论在关注整个“东方之星”事件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形成影响救援工作的不利次生舆情，这尤为难得。

天津首场发布会在这方面就逊色得多。首先，发布会的称谓没有统一，有媒体报道为 “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首场新闻发布会”，有媒体报道为“天津爆炸事故首场新闻发布会”，也有的报道为“天津滨海新区火灾爆炸事故首场发布会”，还有的报道为“天津港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火灾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这一开始就让受众云里雾里，搞不清究竟是天津哪里发生了特别重大的火灾爆炸事故，瑞海公司、天津港、滨海新区之间是什么关系。笔者原以为，媒体报道的称谓之所以五花八门，可能是因为发布会现场只标明了笼而统之的“新闻发布会”这样含混的字样，后来查看视频才知，发布会现场什么字样都没有。这相当于新闻发布会未顾及新闻最基本的“W”。其次，天津发布会上也提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却未说明批示的具体内容，没有像“东方之星”发布会上“搜救人命高于一切”那样打动人的核心理念。第三，发布会没能回答公众最急于了解和关注的焦点，如起火爆炸原因，有无氰化物，火患是否彻底消除，人员财产损失，1 000余名参战消防官兵是否安全，等等。倒是发布新闻的一名负责人说，“危险品爆炸物距居民区还是蛮远的”，让人颇为费解。既然“蛮远”，怎么会有那么多居民需要疏散安置？这给人留下了当地政府负责人没对爆炸事故特别在意的不良印象。而且，当首场发布会进入记者提问环节，有记者提问起火的到底是什么物品时，央视和天津卫视的直播画面中止，画面被转到主持人演播室，主持人称直播暂停，天津卫视播放几首歌曲后，开始播放电视剧。这既是极不好的“第一印象”，也给公众留下了说不清道不明的猜测、议论的空间。由此开始，类似于疑云、猫腻、腐败那样的次生舆情在公众关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就从未间断过。

所以，笔者以为，在同一事件的系列新闻发布会中，首场发布会有着至关重要的定调、定向的作用，组织者要有与此相适应的充分准备和重视程度。

二、由谁发布新闻，安排谁出场发布新闻十分考究

新闻发布会有着正规、正式、隆重、权威等特点。因此，会议组织者安排谁或者邀请何种分量的人出场发布新闻极为考究。

“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属于特别重大水上交通事故，出场发布新闻的人应当具有同这一事件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相匹配的分量。在这方面，新闻发布会的组织者安排比较恰当。在首场发布会发布新闻的人员中，打头阵的是交通部部长。这是主管全国交通工作的最高部门首长。他出场发布新闻，向公众传递了一个信号，即国家和政府高度重视，在姿态和权威性方面给了公众一份值得信赖的积极的印象分。另外两位发布新闻的分别是省军区司令员和省政府副秘书长。他们分别代表参与救援工作的军方和事发地省级政府，分量也较为恰当。试想，如果首场发布会出面发布新闻的是轮船公司负责人和事发县级政府领导，效果一定大打折扣。在此后的10余场新闻发布会上，会议组织者根据救援工作的进展，基本都安排和邀请了身份、分量得当的人出场。这是保证15场新闻发布会始终围绕救援主题、取得较好效果的重要条件，也是正确引导公众舆论方向不发生重大偏离的重要保障。尤为难得的是，“东方之星”事件新闻发布会还经常不失时机地邀请一些一线参战人员参与。给公众印象最深刻的是在6月5日晚9:30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某舟桥团团长由于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声音嘶哑地向公众介绍了救援官兵架设浮桥的情况，“无声胜有声”地向公众传递了救援工作正在奋力推进、分秒必争的事实，感动现场，赢得一片掌声。这位团长的出场绝不是巧合，显然是精心安排的结果。

这方面，天津爆炸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显得相形见绌。首场发布会出场发布新闻的共有四位，分别是滨海新区政府负责人、天津公安消防局局长、市卫计委主任、市环保局局长。后三位的身份、分量无明显不妥，问题出在打头阵的新闻发布人的安排上。像党和国家领导人已作出重要批示的事件，其性质和严重程度上已远远超出滨海新区的区域性事件。由相当于事发区级政府首长担任新闻发布的主角，比之“东方之星”事件新闻发布会上的主发布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分量显然不够。这在姿态和权威性方面就先给公众留下了不好印象。人们会认为，有关方面要刻意矮化该事件。区级负责人当然无法代表市委、市政府，他在发布新闻时只能说“对这一事件，我们地方政府深感痛心”。而这让人觉得特别别扭。照说，像“8·12”那样严重的火灾爆炸事件，出场打头阵发布新闻的当是市一级的首长，至少应该是市政府分管安全工作的副市长。所以，天津爆炸事件一开始，公众和记者就在追问“分管副市长为何不露面”，由此滋生了许许多多的联想、猜测。这导致公众舆论的方向偏移。此后举行的多场发布会，时不时还有人员出场时间不当或该出场而未出场的情况，致使各种议论、猜测话题一直持续，以致公众舆论的方向严重“拐道”，出现喧宾夺主式的错位，救援和事件本身反倒淡出了舆论中心。到第7场发布会时，分管副市长总算现身，他解释了未能参加前6场发布会的原因，即此前忙于处置救援等工作，无暇出席。此说法似乎不能完全打消公众的疑惑。而当有记者问及“天津港方面为何一直无人参会”时，会议组织者回应“我们抓紧安排有关人员到场”。这表明发布会的主办方在人员安排和邀请方面缺乏细致统筹考虑，有点“顾头不顾腚”的感觉。天津港负责人出场后，竭力想表达的是和爆炸事件没有关系，要撇清责任，这又给了公众很不好的印象。

纵观天津爆炸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安排谁出场发布新闻，多数时候并无太大不妥，问题出在关键人、重要发布人的安排和邀请上。而这关键的“一着不慎”，带来了连锁反应，以致无力把控、引导公众舆论的大方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教训。

三、信息发布的及时、权威、明确和针对性直接决定新闻发布会的质量，影响公众舆论的走向

新闻发布会的质量高低、成功与否以及与此相应的对公众舆论的引导效果，固然同由谁发布和首场发布会的定调有关，但最核心的还是决定于每场发布会所发布的信息内容。信息越及时、越权威、越明确具体、越有针对性，就越能引导舆论朝着发布者期望的方向发展。在这些方面，“东方之星”事件新闻发布会和天津爆炸事件新闻发布会也存在着较大差异。

其一，单从新闻发布会的场次和密度来看，两起事件在信息发布的及时性方面整体相当。可是，具体到每一场以及关键信息的及时回应上，前者明显优于后者。沉船事件事发次日下午5:30召开首场新闻发布会，第二场发布会又赶在几个小时之后连夜举行，给人的感觉是再晚也要把救援的信息及时传播出去。15场发布会几乎都围绕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和公众急于了解、关心的问题予以公布和回应。如有人关心打捞设备是否充裕，第二场发布会就明确回应：“一艘500吨级的大型打捞工程船已于当日18时到位，另一艘相同吨级的打捞船明早抵达。”相比之下，天津爆炸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数次出现延迟举行的情况，给人感觉信息披露不够及时或者发布会的协调组织出了问题。更为恼火的是，不少公众急于想了解的核心问题，发布会没能及时有效作出回应。有媒体总结说“新闻发布会开了七场，四大关键问题依然没解答”。这不仅给爆炸事件平添了“神秘色彩”，也给公众留下了揣测想象的空间和时间，直至无中生有的妄议和以讹传讹迅速发酵。因此，就有效引导公众舆论的方向而言，天津爆炸事件的新闻发布会效果不佳。

其二，在信息发布的权威性方面， 出场发布新闻者(尤其是首场)的身份、分量的差异让两起事件新闻发布会的高下不言自明。笔者还注意到，“东方之星”沉船事件新闻发布会在回答有关公众关心的救援、打捞的专业性、技术性问题时，颇为恰当地邀请权威专家出席发布会现场作答，如6月5日晚间的第10场发布会就有一位水下打捞专家回答了四大专业性问题：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割舱救援，为什么沉船不往岸上拖移，为什么要扳正沉船抽水起浮，为什么船体看上去没有太大损伤。这些都是公众极为关注、心存疑虑和困惑的敏感问题，不及时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极易滋生负面舆情。由一位资深专家而不是由官员出场解释说明，给了公众足够的心理认同，而且专家的回答足够权威，便起到了很好的释疑解惑作用。这样做，积极有效地引导了公众舆论的大方向。天津爆炸由化学危险品仓库起火引发，其中也涉及大量专业性、技术性问题，公众和记者也一直关注、追问这些问题，可是，前后14场新闻发布会，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化学危险品方面的专家到场解答问题。这是明显的败笔，以致有媒体质疑“这是新闻发布会，还是工作汇报会”。

其三，新闻发布会最重要的功能是要发布新闻、传递信息，消除受信者的随机不确定性。这要求新闻发布会发布的信息必须明确具体，不能含含糊糊，模棱两可。比较“东方之星”沉船和天津爆炸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人们可以看出二者在这方面的显著差异。前者紧紧围绕救援工作，发布的多是具体、实在、明确的信息，15场发布会，没有一位发布人使用“不清楚”“无可奉告”“下去了解”之类的词语；后者在这类词汇的使用上可能创了同类新闻发布会的纪录。从首场发布会开始，后者多频次出现、使用“不掌握”“不知道”“尽快了解”“找同事核实”等含混词语。这是新闻发布会的大忌。公众会问：这也不清楚，那也不知道，那还开什么新闻发布会？这不仅让人感觉被糊弄、搪塞，更容易造成公众舆论的方向飘忽不定，在稀里糊涂中朝着“猫腻”“有鬼”的猜测方面发展，还会使得舆论对参会官员的信息掌握程度、自身专业性、基本媒介素养等产生较强质疑，极大地削弱了新闻发布会应有的正面沟通效果。新闻发布会可能冒出许多发布者未曾准备、不曾预料的问题，偶尔使用“需进一步了解核实”的回应，情有可原，但像天津爆炸事件新闻发布会那样高频次出现答不上来的尴尬场景，便几乎丧失了对公众舆论方向的把控和引导。新闻发布会，“无可奉告”之说时有使用，但多是发布者有意为之，主要针对不怀好意的挑衅式提问，或是关乎机密、敏感等不便正面回应的内容。像沉船、爆炸之类的重大危机事件，面对急于关心、关注相关信息的公众，使用“无可奉告”便是低级错误了。好在这样的错误，两起事件的新闻发布会均未出现。

其四，新闻发布会能否准确把握舆论脉搏、回应舆论“痛点”是能否正确引导舆论方向的关键，即新闻发布会必须有的放矢，针对公众最关切的问题作出消弭质疑、澄清误读、以正视听的回应。“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发生后，公众最大的不解是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扳正船体，割舱施救，因为“时间越早救人越多”是再简单不过的逻辑。针对这个最大的舆论“痛点”，新闻发布会及时请专家给予专业性答复，即“船是瞬间沉没，下层的舱室还有空气和空间，具备生存条件。如果马上扶正，上层的水会灌到下层，船将彻底下沉，幸存者也会面临危险。因此，此时最重要的是保持船体稳定，派潜水员潜入船舱进行救援，生存者可能还有希望”。这样的新闻发布针对性极强，直接把住了公众舆论的“方向盘”。天津爆炸事件新闻发布会，特别是前6场，在回应舆论关切的核心信息方面没能做到又快又准，如“是否存在大量高毒性氰化物”“天津港消防支队失联人数”等“痛点”问题经过多日发酵后才得到回应说明。而这些关键问题和核心信息的权威发布一旦跟不上，谣言必然满天飞。这种情势直至高层明确提出“公开透明、权威充分地发布相关信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让群众第一时间了解实情”的要求后，从第7场发布会开始出现明显改观和好转，公众舆论的大方向才逐步回归到可以调控和有效引导的轨道上来。

众所周知，公众舆论的形成一般要经历问题提出、意见讨论、意见整合和公开表达四个阶段，即舆论意识的客体被列入公众关注的范围后，分散的公众成员会发表并交换观点、看法，逐步形成集合性的基本一致的意见，通过公开表达影响和作用于社会。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环节上，舆论机关、组织有意识地发布真实、及时、权威、有针对性的信息和令人信服的评价性意见，可以有效地把控、引导舆论的方向。上述两起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均旨在起到这样的作用，但效果大相径庭。这颇值得总结、反思。

随着善后处置和责任追究逐步到位，“东方之星”沉船事件和天津爆炸事件慢慢淡出公众舆论的视域。但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比较总结两起事件系列新闻发布会在引导舆论方向上的得失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有着十分宝贵的借鉴和诫示意义。当然，或许由于天津爆炸事件自身的复杂性以及充分授权方面的不足，增加了舆论引导的难度，但系列新闻发布会在准确把握舆情关注、充分统筹协调、灵活机动处置上的欠缺与僵化，不能不是引以为戒的教训。

[参考文献]

[1] 高建辉.新闻来源利用公共关系操控新闻产生的路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0(5)：87-92.

[2] 姜胜达，殷俊.论微传播时代政府公信力的提升途径[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1(3)：19-24.

(责任编校：朱德东)

Direction Introduction of News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s

——Comparison between the Gain and the Loss from East Star Sink and Tianjin Explosion

TIAN Hong-ming

(SchoolofChongqingNews,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

Abstract:News press for big emergency event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roduction of public opinions, there are big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s of East Star sink and Tianjin explosion, whose reason is whether the first press is accurate in defining the events, whether the subject is proper in the selected news, whether the information from the selected news is timely, authoritative and clear and whether the press seizes the main points of the public.

Key words:emergency event; news press; information; masses; opinion introduction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 0598(2016)01- 0089- 05

[作者简介]田宏明(1967—)，男，重庆师范大学重庆新闻学院教授、高级记者。

[收稿日期]*2015-10-29

doi:12.3969/j.issn.1672- 0598.2016.0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