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汤　霞，　宋以丰

(惠州学院 外语系，广东 惠州　516007)



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汤霞，宋以丰

(惠州学院 外语系，广东 惠州516007)

摘要：晚清时期，翻译被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中央至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书局体系。政府的全面参与不仅体现在官书局机构的设立、经费的支持与人员的配置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书籍的审查乃至销售等方面。这种参与既是顺应时势的实际需要，也是政府维护统治的手段。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客观上对于促进晚清西学翻译的繁荣、晚清教育的近代化，乃至整体社会进步有着深刻影响。

关键词：官书局；西学翻译；政府参与

晚清官书局的产生有其时代背景，官书局所翻刻的书籍在指导思想与图书结构上表现出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特点。太平天国至甲午战争期间，官书局对于西方书籍整体上持排斥态度，认为国家想要振兴，就必须征诸古训，求之微言，担心一旦西学东渐，势必孔孟之道将废，天地之道将终。甲午战争以后，面对时势潮流，官书局势难阻止，逐渐突破经史典籍的范围，改变了此前翻刻图书的结构，开始以编译书籍为主，更多转向西方实务类书籍的编译。1901年前后，清廷大臣纷纷上疏，奏请设立译书官局。据考，先后有学部咨议张謇建议各省设局译书；贵州学政赵惟熙奏请设立译书总局于京师，各省设分局；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附设译书局于京师大学堂，并于京师、津、沪、鄂、粤等处开设译局。一时间，各直省督抚相继设立官办译书局，它们与京师译书机构一道，构成了由中央至地方较为完备的译书官局体系。

一、京师同文馆的西学翻译

(一)同文馆的人员与译书

京师同文馆创设于1862年，隶属总理衙门，既是一个教育机构，用来教习外国语言，培养翻译人才与外交人才，又是一个译书出版机构。同文馆的设立，同中英《北京条约》的签署，尤其是其中第五十款的规定有着直接联系。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但用英文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悉，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文[1]。

为了培养通晓英语人才，避免外交上落入被动，清政府不得已成立同文馆，而联系译书则是同文馆课程中的重要内容。1873年，同文馆设立印书处，这是同文馆译书机构的雏形，主要用来印刷同文馆的翻译作品，以及总署文件等[2]。也即这一年，丁韪良“呈请译书”，获清廷许可。由此，译书正式成为同文馆学生的必修课业[3]。对于同文馆译书一事，朝廷非常重视。1886年，奕劻等上疏清廷，议请遴选学生派充同文馆纂修，原因是“西学条理亟待研求，抑且记载纷繁，尤资编撰。”[4]于是，同文馆学生席淦、汪凤藻与贵荣相继被派充编纂，负责对译就之书进行删校与润色。据现有资料看，同文馆中参与译书的师生人数为二十五左右，其中外方人员有丁韪良、欧礼斐、司默灵、毕利干、海灵敦与费理饬等，中方学生有李善兰、夏干、席淦、骆三畏、汪凤藻、汪凤仪、德贞、联芳、庆常、桂荣、长秀、扬枢、习承霖、胡玉麟、玉钟祥、左庚、贵荣、文祐与熙璋等。此名单尚不包括当时作为独立建制的翻译处的其他翻译官，如前面提及的沈铎等人。

在同文馆开设的课程中，有不少涉及实践性质的翻译训练，如从第二年的“翻译条子”，再到后来的“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等。如此规律性的翻译能力实践，既培养了实用型的翻译人才，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翻译著述。丁韪良担任总教习之后，同文馆先后译书达二十六种之多，内容涵盖国际法(《万国公法》)、外交学(《星轺指掌》)和经济学(《富国策》)等等。据统计，1862至1898年间，同文馆共计译书二十九种。而对于同文馆究竟翻译了多少西学作品，目前尚没有一致的说法。苏精认为，同文馆共出书三十五种，吉少甫认为，三十多年间同文馆的译书多达二百多部，而王建明与王晓霞认为，同文馆译书中，目前有名可查的译作数量只有三十一种[5-6]。这些作品后经印书处印制，成为同文馆这一官办译书机构的重要成果，不仅影响了晚清士绅与普通民众，也影响了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恭亲王奕訢读了丁韪良翻译的《万国公法》之后，不仅饬令总理衙门酌照给银五百两以助刊刻，同时建议将来通商口岸各给一部，认为其中涉及领事之法。谭嗣同则说，《万国公法》是“西人仁至义尽之书，亦即《公羊春秋》之律。”[7]

(二)同文馆“翻译处”的设立

1888年，由于感受到“办理交涉事甚繁，翻译尤为紧要”，同文馆正式设立翻译处，添设包括英、俄、法、德、日在内的各语种翻译官，并充补张德彝、沈铎、马以亮、马廷亮、斌衡与文祐为英文译员，塔克什讷、巴克他讷、瑞安与庆全为俄文译员，联涌与世增为法文译员，恩光为德文译员，唐家桢为日文译员。由此开始，同文馆翻译处便成了独立的建制，展开译书事业。翻译处的译书以聚珍版发行，制作精美，质量优良，统一由总理衙门负责配送，有的直接发给朝廷各处，有的则分送至地方行省，其阅读者既有朝廷要员，又有地方官员与开明士绅。然而，出于实际需要的考虑，翻译处翻译的西书，实用主义色彩非常浓厚，往往并无既定规划，虽然经由师生共同努力，译文质量却仍有不尽如意的地方。如同文馆所译《法国律例》一书，其在欧洲被视为善本，而毕利干的译本往往不能达意，而且常有颠倒漏译的情况，甚至意义有悖于原文[8]。

1902年，朝廷将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并将其改名为译学馆，既开设外语课程的学习，又负责审定名词，统一译名，以编纂成书。至此，翻译处已经走完其短短十四年的人生路。

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的西学翻译

光绪二十四年，即1898年，孙家鼐(时任管学大臣)上奏朝廷，提议实行教科书的固定制，由朝廷开设编译局，编订中西学校教科书，“勒为定本”，“请旨颁行各省学”。他认为，教材的编译与使用事关重大，必须先由自己审阅，然后进呈御览，指出只要编译书籍中有“不合体例者”，皆应删除[9]。当天，光绪皇帝即颁布上谕，表示同意。不久，京师大学堂即告成立。为了加强管理，光绪皇帝颁布谕旨，拟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物，同时将所有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即上海译书官局)，均著并入大学堂，一并由管学大臣统一管理。大学堂成立之后，各地官员纷纷表态，支持大学堂作为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掌管全国教育。如郑宝谦(时任内阁中书)指出：“今者京师大学为天下倡学西学、读西书，其肄业各员即为他日天下学堂之师表，其翻译之者为大学堂所订者即为天下学堂之读本，苟不慎之于始而严为去取，恐其弊之中于人心风俗者不可胜穷[10]。”

庚子事变后，朝廷决心重建京师大学堂，并附设译书局与编书局，专司编译教科用书，并委任严复为译书局总纂，予以整体负责。两年之后，即1902年，朝廷颁布《京师大学堂章程》，要求“刻下各项课本尚待编辑，姑就旧本择要节取教课，俟编、译两局课本编成，即改用局本教授”，规定各地学堂用书必须遵照京师大学堂编译并奏定的版本，不得自行编译并颁发教材，即便自行组织编译教材，也必须“咨送京师大学堂审定，然后准其通用[11-12]。”张百熙指出，今后学堂用书应“请由臣慎选学问淹通、心术纯正之才，从事编辑，假以岁月，俾得成书。书成之后，请颁发各省府州县学堂应用[13]。”

由于职责所在，大学堂成立之后特别重视各地教科书的编译质量，由它编译的书籍必须经过严格审定，才能发售全国各地，当作学堂教学之用。中央要求京师大学堂审定教材，对此地方官员有不同看法，如张之洞认为朝廷应该允许地方政府自编教材。尽管如此，大学堂审定教材的定例依然得到了较好的落实。

三、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的西学翻译

(一)翻译馆译书的应时性

1865年9月20日，江南制造总局成立于上海，究其原因，实属自然。制造局的开办得益于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的目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与机器制造。为了制造西人机器，务须了解制造之理。否则，一切无从谈起。魏允恭在《江南制造局记》中指出：“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14]。” 1868年，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以下简称“翻译馆”)成立，“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翻出[15]。”翻译馆的成立由机器制造的现实需要与紧迫性所催生。傅兰雅曾说：“平常选书法，为西人与华士择其合己所紧用者，不论其书与他书配否，故有数书如植物学、动物学与名人传等尚未译出。另有他书虽不甚关格致，然与水陆兵勇武备等事有关，故较他书多讲求。[16-17]”同水路兵勇等武备书与机器制造相比，动、植物学与名人传无疑没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因此并不急于翻译。这一点可以看出制造局译书的经世原则与功利性。同时，也说明制造局译书没有系统性可言，不会针对所译的书籍进行分类整理，也不会考虑彼此之间是否配套。

翻译馆译印西学书籍的经费开支，由翻译馆自身经营经费负担。翻译馆译书在内容选择上采用的是二级审查的方式，即先由外国译员提出初步意见，然后再由代表官方的各级政府要员如两江总督、江苏巡抚与江南制造局总办等，最终定案[18]。与同文馆译书处一样，翻译馆的译书也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译书人员众多，但整体素质不高，缺乏各学科的专业人才，译文质量参差不齐；其次，译员结构不稳定，流动性强，译员要么离馆传教，要么升迁高就，要么另谋它职。由于很难有维系长久的合作关系，译书质量进一步受到影响。

(二)曾国藩等人的介入

事实上，就在翻译馆成立之前，制造局内就有人已经开始翻译西书。如1867至1868年间，傅兰雅相继译毕《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与《泰西采煤图说》等。这些译书得到了曾国藩的支持、认可与赞许。1868年6月，翻译馆一经设立，曾国藩便邀请伟烈亚力、傅兰雅与玛高瑥等入馆工作。1869年，经涂宗瀛奏请，广方言馆并入制造局，1898年又被制造局裁并，但翻译馆仍旧独立运行，并延聘日本人藤田丰八办理。翻译馆成立之后，在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直接授意下，先后延聘了大批中外知名学者。据甘作霖回忆，翻译馆网罗的人才，尤其是各科充当主任一职的人，都是当时深谙汉学的西方名士。由于得到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翻译馆成为晚清政府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出版机构。

翻译馆设立之后的二十年间，国内翻译西书达三百余种。这一数字比利玛窦来华至康熙禁教之间的二百年所译西书数量只少百余种[18]。1909年，翻译馆编撰了《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共统计出一百六十种译作，内容涵盖极其宽泛。据说当时的翻译馆明文规定，所翻译的书籍除供宁沪两地学堂使用外，其余均由制造局图书处统一发售，以便广为流传。其中许多译书，同文馆与传教士都有采用，包括上海、厦门与烟台等地的公学院也有购存。至于其读者，既有官员，也有士绅，如康有为与梁启超等都曾购买了不少书籍。翻译馆的译书印刷上采用上等的连史纸与赛连纸，质量精良，销售量很大。据传，截至1879年底，翻译馆共计销售译书32111部，共83454册，平均每种售书250部左右[6]。而据熊月之统计，自1871年正式出书开始，至1880年为止，翻译馆总共出书98种，计235册，另有尚未来得及刊行的译书45种，计124册。如此算来，翻译馆译书总量应该在140部以上。毫无疑问，翻译馆译书乃是特定时期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为中西双方互相了解进行了有益尝试。

四、江楚编译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1901年，即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与刘坤一会同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官书局(以下简称“编译书局”)。不久，编译书局兼管江南官书局。据柳诒徵《国学书局本末》记载：“江楚编译局者，光绪辛丑，刘坤一、张之洞会奏变法，议兴学堂，先行设局编译教科书，设局江宁，初名江鄂，后改江楚。以刘坤一自逊无学，编译之事，取裁之洞。宁任费而鄂居名，非合数省之财力为之也[15]。”由此不难看出，编译书局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编译教材，满足教学之用。由于刘坤一自谦并无才学，所以交由张之洞负责书局的运作与管理。至于编译书局的经费支持，则主要来自两江道府。编译书局设立不久，张之洞即令罗振玉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并广为采购新出之书，要求妥加编纂。1904年以后，编译书局编纂的书籍逐渐不能满足教学需要，其数量甚至不足所需数量的十分之二。于是，编译书局改为以专译日本教科书为主，试图改善局面。

由于有日本转译西书的样板，加上书局又网罗了罗振玉和王国维等一批学术精英，协助翻译日本教科书籍，编译书局刊刻的教材质量得到了一定保障，此前教学用书严重不足的形势也得到了一定改善。同上述官办译书局一样，编译书局编译的教科用书在交给学堂使用之前，照样需要经过严格的审定程序，“凡译一书成，先由本局译员调取原本与所译者互相校勘，必与原本无刺谬失真之处而后由总、分纂删订，总校、帮总校复核刊发。”由于当时朝廷尚未在中央设立总理学务处，江楚编译书局编译的教学用书必须呈送京师大学堂审定。对此，编译书局予以积极配合，希望经由审定之后能“由大学堂核发推而广之”。事实上，编译书局编译的教材也确曾被地方省份采用。如严修在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时，就曾多次咨取编译书局的审定之本，用作直隶辖地各学堂用书。

1907年，编译书局又兼管淮南书局。在此之际，张之洞再次委派丁季琴赶赴扬州，运送版片与存书。由于兼管了江南官书局与淮南书局，编译书局规模随之扩大。如果不是当时已趋没落的封建体制拖后腿，编译书局或许会有一番大作为。遗憾的是，由于时任两江总督张人俊的一纸奏张，编译书局最终遭到裁撤。张人俊在奏折中写道：查江宁省城向有江楚编译官书局一所，系光绪二十七年前督臣刘坤一与前广督臣张之洞会同奏设，专译东西教科书，以备学堂应用。译才匪易，成书寥寥，糜费鲜功，为时诟病。臣等现与司道商酌，拟将江楚编译局裁撤，改为江苏通志局。

1909年，编译书局遭到裁撤后即改名为江苏通志局，不久便将先前所存金陵书局、淮南书局与江楚编译书局的图书及版片一并移交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前身，即江南图书馆。至此，江楚编译书局走完了其短短八年的人生历程。八年间，江楚编译书局译印书籍共计七十余部，其中编译新书约六十部，为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五、评价

甲午中日战争后，为了避免外交上落入被动，清政府成立了同文馆，设立了翻译处，既培养了实用型的翻译人才，同时也出版了不少翻译著述。印书处一路下来，从丁韪良“呈请译书”，到奕劻奏设纂修，再到清廷设立独立建制的翻译处，同文馆作为译书机构不仅逐渐成熟与完备，而且名称的变化也说明了同文馆的性质正由综合性质的官方出版机构，日益向专业的译书机构转变。1902年，译学馆的设立同样别具意义，它标志着同文馆不再是总理衙门的附设机构，而成为相对独立的京师大学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既是晚清政府对于译书的重视，也是晚清政府对于日益提升的译书地位的一种认可。

晚清政府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当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设立译书馆，编订中西学校教科书，力倡学西学、读西书、洋为中用，特别重视各地教科书的编译质量，由它编译的书籍必须经过严格审定，才能发售全国各地，当作学堂教学之用，为当时培养外文通晓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清政府逐渐意识到了为了制造西人机器，务须了解制造之理，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由来已久。翻译馆的成立由机器制造的现实需要与紧迫性所催生。翻译馆延聘了大批中外知名学者，由于得到政府要员曾国藩与李鸿章的支持，翻译馆成为晚清政府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翻译出版机构。翻译馆设立之后的二十年间，国内翻译西书达三百余种。译作内容涵盖极其宽泛，在当时广为流传，极大增进了当时国人对西方的了解，起到了开启民智的作用，为“洋为中用”奠定了基础。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下，江楚编译书局的设立主要是为了编译教材，满足教学之用。政府要员张之洞负责书局的运作与管理，两江道府予以经费支持。日本转译西书的样板加上一批学术精英协助翻译日本教科书籍，编译书局刊刻的教材质量得到了一定保障，改善了当时教学用书严重不足的形势。江楚编译书局译印书籍共计七十余部，其中编译新书约六十部，为近代中国教育的转型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翻译是一种社会行为，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制约。晚清是我国翻译史上的一次翻译高潮，这一时期，翻译被作为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手段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西方政治、经济和社会科学著作的大量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时的社会改良；外国小说的翻译不仅向当时的国人介绍了外国的风情文化，对改变当时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滕梅将 “国家政府或政府机构所提出或制定的与翻译活动有关的各种规定性的要求” 界定为翻译政策[19]。晚清时期各种官书局、译管的设立，翻译规范的制定都属于翻译政策的范围。黄立波在2012年梳理了晚清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探究了该时期翻译政策的特点，认为晚清时期的翻译政策主要特点之一是以官为主，自上而下。对翻译政策的讨论大都以政令或奏疏的形式提出。政策讨论的载体主要以官办机构为主，官员大都以赞助人的身份来参与翻译政策讨论。晚清制定翻译政策的主体有个人和翻译机构两类，前一类如政府官员或有影响力的个人，后一类讨论通常都是以同文馆、译书公会等官方或社会机构为载体，其中官办的译馆兼学校起着主要作用，主要负责翻译西书和翻译人才培养[20]。

晚清时期学西学，读西书成为顺应时代的潮流。当时从中央至地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官书局体系。晚清政府的参与不仅体现在机构的设立、经费的支持与人员的配置等方面，而且体现在书籍的审查乃至销售等方面。晚清政府对上述官书局的支持与干预，说明它对于译书事业非常重视，客观上对于提高译书质量与培养翻译人才也有帮助。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当时的翻译有很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虽然后世对于当时译书质量多有异议，但无论如何都不能抹杀其历史作用。作为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实践方式，各官书局的译书不在于译文质量的优劣如何，而在于清廷政府首次以积极与主动的姿态看待中西文化交流。这种以官方带动民间的方式，对于晚清西学传播，乃至中国社会文化的近代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六、结语

京师同文馆等翻译机构的设立，同清末动荡的社会政治格局关联甚紧。无论是京师同文馆这样的中央直属译书机构，还是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这样的地方官办译书机构，其在创设之初直至尔后的整个运作过程中，始终没有远离政治。在中央与地方官府的支持与干预下，这些译书机构翻译了大量西方教学用书，以及文、史、经、法等无所不在其列的其它西学书籍，同时培养了大批通晓中西语言的饱学之士，不仅促进了近代教育改革，而且增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为近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提供了学术与人才支持。当然，晚清的西学翻译机构林立，异彩纷呈，以上所述不过是其中之代表，除此之外尚有不少其它官办译书机构、兼事翻译的官书局，乃至民间译书机构照例从事着西学翻译，它们同政府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值得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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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史学会.光绪十二年五月二十日奕劻等奏[A]. 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洋务运动(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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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滕梅. 1919年以来的中国翻译政策研究[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11-12.

[20]黄立波,朱志瑜.晚清时期关于翻译政策的讨论[J].中国翻译,2012(3)：26-33.

The Late Qing Government and Western Knowledge Translation by Official Publishing Agents

Tang Xia，Song Yife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Huizhou University, Huizhou,516007,China)

Abstract:Transl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saving the nation in peril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Central and local official publishing agents were established. The government’s full involvement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stitutions, financial support and personnel allocation, but also reflected in the censorship of translated books and their selling. Such participation conforms to the actual needs of the times, and is a means to secure the government’s control. Although it is not without limitations, it has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rosperity of western knowledge translation, the modernization of late Qing education and even the overall social progress.

Key words:official publishing agents; western knowledge translation; government participation

文章编号：2095-0365(2016)02-0050-06

收稿日期：2016-02-25

作者简介：汤霞(1980-)，女，湖南益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翻译。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项目“近现代中国翻译的社会性研究”(09YJC740026)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6.02.09

本文信息:汤霞，宋以丰.晚清政府与官书局的西学翻译 [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2)：5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