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夜归人》：阶级社会中觉醒者的悲剧

王 国 杰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风雪夜归人》：阶级社会中觉醒者的悲剧

王 国 杰

(滁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安徽 滁州239000)

《风雪夜归人》常被看作是言情剧，其实它是一部优秀的左翼戏剧。它取材于真实的故事，直面现实，大胆描述底层民众的悲惨生活，批判罪恶的社会制度，表现出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它表现了民国社会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展示了底层民众受到的现实压迫和思想毒害。魏莲生和玉春这两个觉醒者，选择以逃离的方式反抗，最终也只能以失败告终。这个悲剧就是要警醒被压迫的民众，促使他们联合起来推翻罪恶的社会制度。

风雪夜归人；阶级社会；觉醒者；魏莲生；悲剧

《风雪夜归人》[1]是戏剧家吴祖光的代表作，也是左翼戏剧的代表作之一，它发表在1943年的《戏剧月刊》，很快《新华日报》就刊发了一组评论，其中有一篇署名章罂的《评<风雪夜归人>》提出了较为尖锐的批评，认为剧作没有指出“一条正确的路和斗争方法”，对于旧人物苏弘基的憎恨之情也表现不足[2]。于是吴祖光对剧本进行较大修改，第二年由开明书店出版单行本，其中的阶级对抗就很鲜明了，但这又大大影响了剧作的艺术效果。建国之后，这两种版本都印行过，相比来看，《戏剧月刊》刊发版本的艺术水平更高，本文也以此版本为准进行论述。

《风雪夜归人》讲述的是民国时期名伶魏莲生和军阀姨太太的故事。魏莲生偶然之中结识了法院院长苏弘基的四姨太玉春，被其言语触动，决定放弃名利，和她一起逃走，不料事情被苏弘基的管家王新贵发现并带人阻止，于是计划失败，魏莲生被逐出城，玉春被送给徐辅仁带到远方，20年后，魏莲生依然穷困潦倒，又回到这里，为躲避风雪进入苏弘基的花园后冻死，玉春成了徐辅仁的小妾，随徐辅成回来拜访苏弘基，在门前等候时突然不知去向。《风雪夜归人》的故事模式很像言情小说，却比言情小说意义深远，它是一部严肃的现实主义剧作，它的目的不是歌颂爱情，而是反映民众真实的生活状况，批判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有经典的定义，即“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3]《风雪夜归人》之所以超越了言情剧，就是因为它体现了这种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表现之一就是，《风雪夜归人》的创作源于现实，并遵循现实原则表现人物。《风雪夜归人》改变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民国时期有个著名的京剧演员刘汉臣，被军阀褚玉璞的五姨太小青所崇拜，小青时常去看他演出，并要了一张签名的剧照，当时的娱乐小报编造两人的绯闻，褚玉璞看到剧照时信以为真，便以“宣传赤化”的名义逮捕了刘汉臣，梨园界名流纷纷出手搭救，结果都无济于事，褚玉璞为泄愤枪毙了刘汉臣，待两年后褚玉璞被杀，真相才大白于天下，一时间震惊全国，这就是《风雪夜归人》的故事原型。虽然吴祖光没有和刘汉臣接触过，但他喜欢看戏，对于京剧演员的生活很熟悉，所以剧中的很多细节也是真实的，“我无意中写成的这个剧本，无意中安排就是这个故事，无意中设计的这些人物，在现在重读一遍之后，我可以说这全是我见过的，我生活中经过的；哪怕那一丝一毫的穿插，每一句对话，都能找得到我生活的痕迹。”《风雪夜归人》不仅取材于现实，更遵循着还原现实的原则创作。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主角，在《风雪夜归人》中，吴祖光也把每个人物都当成主角，“这本戏里没有主角与非主角之分。所有的人物，甚至于全场只叫了一句‘妈’的二傻子，都是不可或缺的主角。”吴祖光在塑造人物时，也力避人物的传奇化倾向，只把他们当普通人来写，例如他对玉春命运的安排，就没有让她成为一个浪漫的爱情至上主义者，而是让她在经历爱情挫折之后，甘心做了徐辅成的小妾，在吴祖光看来，“人生是很平凡的，出人意料之外的事究竟不多，‘奇女子’云云到底只是传奇中的人物罢了。”[4]即便玉春敢于逃离苏弘基的控制，但她仍然要面对现实，无力与那整个黑暗的社会抗争，所以最终不是寂寞而死，就将是屈服于现实。

直面现实，描写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悲惨命运，也是现实主义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这部剧中故事前后跨度20年，涵盖了从民国北洋政府到南京政府两个时期，正说明20年来社会并未发生大的变化，民众的生存状态依旧。清朝覆灭，北洋政府登场，但是好景不长，军阀混战兴起，其后虽然有南京政府从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是新军阀之间的战争仍然不断，政府无能，社会经济建设无从谈起，民众依然生活在困苦之中，《风雪夜归人》对诸多底层民众的生活都进行了描述。除了生活的困苦，吴祖光还想通过《风雪夜归人》“来探索一下生活里面，什么是真正的高贵和卑贱；人应当怎么活着；是浑浑噩噩、老老实实听人摆布，听从命运的安排，还是应当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就想写这么一个主题。”[5]剧中的人物，从王新贵、兰儿、陈祥，到马大婶、李蓉生、魏莲生、玉春、小丑、小乞丐，他们都是社会底层蝼蚁一般的民众，尽管终日辛苦劳作，生活却毫无改善的迹象，因为他们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就注定了悲剧的命运。

批判现实，是现实主义精神最典型的表现，《风雪夜归人》对现实的批判尤其尖锐。反动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严苛的出版审查制度，禁止反映现实的作品出版，吴祖光不畏强权，大胆描写底层民众的真实生活，这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剧中的苏弘基就是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代表，他们无恶不作，却身居高位作威作福，毫不顾忌底层民众的死活，运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正是因为《风雪夜归人》尖锐地批判了腐败的国民政府统治，所以演出一次之后，就被国民政府以“诲淫诲盗”之名禁演。

二、尖锐的阶级对立

《风雪夜归人》创作时间是1943年，照此推算，20年前应该是指1923年左右，这20年中华民国经历了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两个时期，但是社会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底层民众生活依旧。苏弘基靠私贩鸦片起家，当了法院院长之后，并未遵法守法，反而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贩卖鸦片提供便利，当他得知徐辅成即将出任天南盐运使，趁机拉徐辅成下水，劝其利用公务车帮忙偷运鸦片。20年后他吃斋念佛了，俨然一副善人模样，然而本性难移，不但没有停止鸦片生意，还指使家奴王新贵去威逼利诱夺取孤儿寡母的房子。徐辅成还未正式进入官场，被苏弘基三言两语拉下水，答应合伙贩鸦片，这一新一老两个官员的形象，概括出了民国时期官场的腐败黑暗，他们做官是为了攫取权力，以方便赚钱和盘剥底层民众，国家权力成了他们的私人工具。

而底层民众无力反抗，又长期遭受奴性思想的毒害，渐渐屈服于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吴祖光要揭示他们这种被蒙蔽的生活状态，“我的原意只是写一群‘不自知’的好人——人都是好的，这是我的信条——在现实的人生中的形形色色。”[4]“不自知”就是没有对自我生存状态的明确认知，底层民众不知道自己的行为、语言甚至命运，都被阶级压迫者们所操纵，他们就是鲁迅所说的“铁屋”中沉睡的人，从来都没想过这种社会制度是否合理，更不晓得要去反抗，争取自己做人的尊严和社会权利，只知道逆来顺受地承受着社会不公所带给他们的苦难，最后被生活折磨得麻木和绝望。马大婶是一个典型，她善良，习惯了被压迫的生活，从不知道什么是快乐和幸福，她的儿子二傻子只是因为喝醉酒后站在苏弘基家门口，就被关进拘留所暴打一顿，马大婶不但不敢向警察抗议，等儿子放出后，还感谢警察署赏了一碗白米饭，责怪儿子闯祸，不该去冒犯有钱人，并且告诫儿子“见事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没事就早归”，总之就是老老实实地做个愚昧的被压迫者。李蓉生也是不觉悟的一员，他也曾像魏莲生一样红极一时，然而嗓子倒仓使他再也唱不了戏，他把这看作是上天的安排，只怪自己命运不济，不像魏莲生运气好，所以他听魏莲生说要放弃唱戏的时候，显得很气愤，他认为魏莲生应该对目前的生活知足，心甘情愿地做一辈子戏子，不该去想改变现状。

王新贵是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名字，“新贵”通常指的是先前穷困后来跨入权势阶层的人，而在剧中，他背叛自己的阶级才攀上权贵。王新贵貌似聪明人，他闯荡江湖十几年依然穷困，被魏莲生引荐到苏弘基家里做管家之后，为了讨好苏弘基，竟然出卖自己的推荐人，并代主人出面拦阻魏莲生和玉春逃走，貌似他已经真的成了“新贵”，但其实他和马大婶等人一样，仍然处于被奴役的阶级，他只不过是苏弘基的走狗，根本不会跨进统治阶级中去。即便是苏弘基，尽管貌似作威作福的老爷，其实也是一个“不自知”的人，他并不是天生的地主阶级，起初也是一个穷人，后来靠私贩鸦片发了财当了官，他也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反过来欺压穷人。无论马大婶、李蓉生，还是王新贵、苏弘基，他们都被封建意识和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所操控，穷困时甘心被压迫，有权势了就欺压穷人，没有人看出自己的悲剧，也没有人站出来指责那不公平的社会制度。丫鬟小兰貌似没有受到压迫，她工作轻松，敢和老爷顶嘴，看到雪太大就不想去端燕窝，然而这并不能说明她没有受到压迫，阶级压迫不是指哪两个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而是两个阶级阵营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尖锐对立，也就是说，无论苏弘基对小兰态度多么好，在阶级地位上，小兰仍然属于被压迫者。总之，穷人要想在这种社会制度继续生存下去，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安于社会底层，忍受欺凌，另一种是背叛自己的阶级，依附权贵，成为权贵的走狗。吴祖光的目的，就是希望唤醒底层民众，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被压迫的社会现实，主动起来反抗，争取自己人格和社会地位的尊严，但是他也知道这个理想的实现很艰难，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所以他说《思凡》的几句唱词可以概括《风雪夜归人》的主题，“昔日有个目莲僧，救母亲临地狱门；借问灵山多少路？十万八千有余零……”[4]这是一种宏大的救世情怀，也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崇高理想。

三、觉醒者的悲剧

魏莲生起初也对自己的生活很满足，因为他不仅是红极一时的名角，享受着粉丝们的崇拜，还结交了许多权贵，能把王新贵推荐到苏弘基家工作，还能给警察署长打招呼放出二傻子来，所以他自以为早就脱离了被压迫阶级，还以自己的穷苦出身为耻。玉春让他好好想一想自己的人生，想想那些穷朋友，不要以为有了一点钱就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地位，才拆穿了这种自欺欺人的心态。在阶级社会中，底层民众的社会地位早已固定了，根本无法改变，无论他们曾经多么风光，那都只是片刻的假象。对于玉春在剧中所起到的作用，钱理群评价说，“这极富戏剧性的一笔，就根本改变了戏剧的发展方向，赋予传统的世俗化的言情戏剧模式，以一种精神探索的意味，舞台也就变成了一个灵魂的审判台：观众、读者和剧中人，连同剧作者自己，一起接受精神的拷问。”[6]受了玉春的启发，魏莲生才开始觉悟，认识到自己不过是权贵们的高级娱乐品，一旦他们玩腻了，自己就会被抛弃，这激起了他的强烈自尊和愤怒，并且将这种愤怒发泄在对陈祥的质问上：“要是有一天魏莲生倒了霉，变成了跑龙套的，跟包的，或是魏莲生改了行，不唱戏了，变成了穷光蛋，那时候咱俩就是在路上碰见，你陈先生也不会认我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魏莲生的阶级意识真的觉醒了，他认识到名角身份并不能改变自己的阶级地位，他仍然和李蓉生、马大婶等人一样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将来也逃不出悲剧命运，于是他要反抗，而他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和玉春一起逃到自由的地方去。在众多人物中，只有魏莲生能够成为觉醒者，这是因为他有个人独立的思维，而“思维的核心就是人的理性反思能力”[7]，这种独立思维能力与他的演出工作有直接联系，剧中他唱的两个戏《尼姑思凡》和《红拂传》，都是讲述冲破世俗封建伦理道德的故事，前者写尼姑自小受戒，长大之后渴望爱情，后者则是红拂女勇于追求心爱的人李靖的故事，这两个故事为他的觉醒提供了前期的思想准备，而其他人就缺少这种必要的思想准备，于是很难领悟到这一层。

魏莲生和玉春认为逃离这座城就能获得自由和改变命运，完全是天真幼稚的想法。从情节上看，他们的失败是由于王新贵的告密，这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客观来看，即便没有人阻挠，使得他们能够顺利逃出城去，也改变不了他们的悲剧命运。即便他们成功逃走了，也不会过上自由幸福生活，他们只是逃离了一座城市，并没有逃离整个社会，罪恶的社会制度依然控制着他们，在别的地方依然会有苏弘基这样的人，所以魏莲生和玉春幻想的自由生活，在那个时代根本就不存在，他们逃走之后，还是要面对种种压迫和歧视，最终只能是失败的结局，鲁迅早就已用《伤逝》回答了这个问题。故事结尾，魏莲生又回来了，他没有找到自由和幸福，也没有变成富贵之人，在风雪交加中冻饿而死，这正是对他与玉春逃亡后命运的暗示，对于底层民众来说，这种悲剧是命中注定的，所以任鸣说“这个戏有一种宿命的东西”[8]。吴祖光把剧作名称定为“风雪夜归人”，也就是为了强调这种宿命感，这句诗中以风雪的时空背景，并不仅仅是写景，在古人的创作中，“诗词中常出现的宿命之感也是时空意识的文化流露。”[9]

以魏莲生和玉春为代表的底层民众，想要改变自己受压迫的现状，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然而这个要求在社会制度未改变的情况下，他们个人的单打独斗，根本就无济于事，最后只能以悲剧结束，这种“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3]560，就是典型的悲剧。对于李蓉生、马大婶等人来说，他们的悲剧就是社会悲剧，因为社会制度的阶级压迫性，使得他们只能处于悲惨的人生境地，而他们的“不自知”使这种悲剧性更加强烈。魏莲生和玉春，尽管也与其他人一样处于社会底层，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但是他们却意识到社会制度的不合理，于是他们试图反抗被注定的命运，从个人角度来说，他们的抗争说明了他们的觉醒，觉醒之后担负起改变命运的责任，即“坚持探询生存和生命的真相，始于问题，继续更高的追问。”[10]12结果不免失败，但是这种对命运的反抗之后的失败，显示了命运的不可改变，使读者的心灵受到更大震撼。

四、结语

综上所述，《风雪夜归人》绝不是一部平庸的言情剧，而是一部优秀的左翼戏剧，它来源于现实生活，却又透过生活的表象，揭示了底层民众的悲剧生存和命运，显示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它揭露了民国社会中尖锐的阶级对立，对统治阶级的罪恶进行深刻地批判，对于广大民众的苦难予以揭示，并通过魏莲生和玉春的爱情故事，指出寄希望于逃走而获得自由和幸福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根本的途径只能是推翻罪恶的社会制度。

[1]吴祖光.风雪夜归人[J].戏剧月报,1943,1(1):91-112;(2):35-56.

[2]章罂.评《风雪夜归人》[N].新华日报,第1789号，1943-3-15(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683,560.

[4]吴祖光.记《风雪夜归人》[J].戏剧月报,1943,1(2)：70.

[5]吴祖光.我的第三个剧本《风雪夜归人》[C]//吴祖光谈戏剧.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3：29-30.

[6]钱理群.“独怜风雪夜归人” [J].读书，2003,(9):62.

[7]杨军.自由与必然的关系[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2)：65-69.

[8]任鸣.《风雪夜归人》的深刻人性[J].艺术评论,2013，(3)：85.

[9]韩荣荣.论古典诗词的时空诗学[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9(3)：40-43.

[10]陈超.文学的“求真意志”[C]//打开诗的漂流瓶——现代诗研究论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AManReturningintheSnowingNight: Tragedy of the Awakened in the Class Society

Wang Guojie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China)

AManReturningintheSnowingNightis often seen as a romance but it is, in fact, a typically left-wing drama. It originates from a real story, and it directly faces the reality, boldly describes the miserable life of the people, and criticizes the evil social system, so it reflects strong spirit of the realism. It reveals the sharply class antagonisms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shows the real oppression on the people and being poisoning in mentality. Wei Liansheng and Yu Chun are representatives of awakened people, and choose to escape as the way of resistance, which is failed. The tragedy is to alert the oppressed people, and encourage them to unite to overthrow the evil social system.

AManReturningintheSnowingNight; the class society; the awakened; Wei Liansheng; tragedy

2095-0365(2016)03-0046-04

2015-03-25

王国杰(1981-)，男，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代文学。

I06

ADOI:10.13319/j.cnki.sjztddxxbskb.2016.03.09

本文信息:王国杰.《风雪夜归人》：阶级社会中觉醒者的悲剧[J].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0(3)：46-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