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淹死”的奥菲利亚
——试论《哈姆雷特》中僵化父权对女性的迫害

杜 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被淹死”的奥菲利亚
——试论《哈姆雷特》中僵化父权对女性的迫害

杜 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讲述了哈姆雷特在亡父鬼魂的指引下对叔父报弑父娶母之仇的故事。对于剧中受新旧父权斗争影响的女性而言，复仇行为非但不正义伟大，而且伤害尤为致命。受僵化父权压迫的弱者自始至终都未能解放。本文从奥菲利亚所处的社会背景、生活经历和死亡原因的分析中探讨了僵化父权是如何一步一步用近乎无形的技巧对女性施以无从反抗的迫害，并最终以自杀的表象来掩盖其真实的罪恶。

僵化父权；女权主义；奥菲利亚；死亡

引言

在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雷特》中，最令人扼腕叹息的莫过于年仅十五的奥菲利亚。然而，从掘墓人的议论中可以看出奥菲利亚之死的不同解释：

要是这个人跑到这个水里，把他自己淹死了，那么，不管他自己愿不愿意，总是他自己跑下去的……可要是那水走到他的身上把他淹死了，那就不是他自己把自己淹死；所以，对于他自己的死无罪的人，并没有杀害他自己的生命。(莎士比亚2015:99)

正如掘墓人所言，“淹死”可能是“掉在水里”也可以是自己投入水中。即便是自杀，奥菲利亚是也消极被动的。然而，奥菲利亚的“自杀”实际上是父权社会(patriarchal society)与父权法令(patriarchal laws)“生产”(produce)出来的(科勒姆2008:224)。

僵化的父权社会以已故老王显现，固执、偏执地拒绝任何改变，敌视、歧视任何与自己不同或想要挑战自己的“异类”(例如女性或挑战自己权威的同性)。已故的老父权与正在形成的新父权从一开始便注定要以血腥暴力的厮杀为结局。无辜的奥菲利亚因憧憬的爱情被困在两派斗争的夹缝之中。她只有在“疯癫”之时才能“清醒”地揭露男权社会内部的阴谋与迫害。但两派父权早已“不谋而合”地用看似伟大高尚的手段让她永远沉睡在死寂的水流之中。

1.分裂的父权阴影

奥菲利亚的第一次出场是在艾尔西诺城堡最盛大的宴会上。在这皆大欢喜的场景中只有哈姆雷特一人愁容满面。天真的少女无法体会一位正值壮年的王子被无从排解的忧郁之情(melancholy)折磨到何种地步。这时，只有哈姆雷特、霍拉旭和几名随从看得见的鬼魂出现了。莎士比亚所属的“新兴派”(emergent theatre)认为鬼魂实际上是哈姆雷特和他的同僚们捏造出的一个“幻象”(科勒姆2008:53)。张沛将其归纳为一种“兼有自恋意识的恋父情结”(张沛2006:55)。受其沾染的男青年被一种“无端恐惧的妄想症”(paranoia)所笼罩。

老王鬼魂的出现将原本统一的男权社会一分为二。一边是克劳狄斯、格特鲁德和波洛尼厄斯代表的新兴王国，一边是老王附体于哈姆雷特的强势“故国”。奥菲利亚这个边缘人既受两边影响又不属于任何一方。她只能在两股势力之间的“夹缝中生存”(马洪来2011)。

2.被动失声的物化女性

西蒙娜·德·波伏瓦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波伏瓦2015b:9)。

奥菲利亚从出生那一刻起便是其男性监护人的一件可与人交换的“物品”。波洛尼厄斯就像“鱼贩子”(fishmonger)，老奸巨猾地让女儿在王子面前“把自己的价值抬高一些”(莎士比亚2015:17)，以确保他能够换得在朝中地位的巩固和雷欧提斯未来摄政的“远大前程”。

全剧中奥菲利亚唯一一次拿起书本是在波洛尼厄斯把这只诱饵放去“诱捕”猎物时，为了避免猎物生疑而让她故作认真之态。可适得其反，哈姆雷特劈头盖脸地责备奥菲利亚卖弄“不懂事的风骚”。但少女并不是天生就如此天真无知，是她所受的“奴隶般依赖性的教育”造成的(沃斯通克拉夫特2012:42)。是“社会本身要求女人把自己看成一个肉欲对象”(波伏瓦2015b:360)。社会对妇女的教育只趋向一个目标——“使她们取悦于人”(张岩冰1998:26)。奥菲利亚所处的男权社会要求她们打扮成漂亮的“洋娃娃”来取悦男性，成为男性利益之间的砝码，却又在同时鄙视她们这种盲目模仿的愚笨做法。

哈姆雷特在责骂奥菲利亚的无知和柔弱时从未想过自己“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波伏瓦2015a:15)。奥菲利亚的行为都是她的“处境”造成的。“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里，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波伏瓦2015b:449)。

与同时代的所有女性一样，奥菲利亚没有任何话语权，完全处于失声的状态。张沛指出，“《哈》剧一幕三场中父训子、兄训妹的场面正凸现了男性/父兄的威权——强势话语地位与女性/子女的服从——弱势话语地位”(张沛2006:62)。她在世时只有两句话男性听着顺耳：“我不知道我应该怎样想才好”；“我一定听从您的话”。

从生前到死后，奥菲利亚都被男性话语权统治着。而高居王权之上，判定她生死名节的是让所有人臣服却实际上被玩弄于男权统治着手中的“神圣宗教”。“对于基督徒来说，肉体是怀有敌意的他者，就是女人”(波伏瓦2015a:235)。奥菲利亚曾自言自语，“他们说猫头鹰是一个面包师的女儿变成的。主啊！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变成什么”(莎士比亚2015:86)。在把面包师女儿变成猫头鹰的男权基督教意识形态中，对于女性而言，“我信仰的，只能是地位在我之上的男子要求我信仰的。如果背弃了他们的原则，社会就不再愿意为妇女提供安全保障”(厄普代克2001:58)。

天真的奥菲利亚仍希望在爱情中获得一种献身的快乐。然而，在极度不平等的男女关系中，“爱情以最动人的面貌，概括了压在封闭于女性世界中的女人、受伤害又不能自我满足的女人身上的诅咒。无数的爱情殉道者抗议命运的不公，因为它把荒凉的地狱当作最后的得救，提供给她们”(波伏瓦2015b:528)。

3.疯癫背后的真正死因

奥菲利亚在临死之前与众人见面时，曾经把种类不同的花分送给众人。“在民间语言中，用‘摘花’来比喻占有一个女人，就意味着毁掉她的童贞”(波伏瓦2015a:219)。奥菲利亚似乎在暗示自己这朵“五月的玫瑰”已经被“摘下”。而这些花放在一起可以构成一副堕胎药方(如茴香、芸香和白柳条都是流产的常用药材)(科勒姆2008:241)。奥菲利亚歌声所述的“进去时是个女郎，出来变了妇人”似乎也暗示了羞于启口的未婚先孕。

这样一来，奥菲利亚在男权社会中犯下了“双重重罪”：未婚先孕并自杀身亡。幸好国王和王后“开恩”，逼迫牧师以处女的仪式体面下葬。父权制的这种表面仁慈恰恰掩盖的是其罪恶的真实面目。

导致奥菲利亚毁灭死亡的不是她自身的缺陷，不是疯癫，而是分裂的男权社会暴力斗争的必然结果。当克劳狄斯和她父亲代表的新父权与老王和哈姆雷特代表的旧霸权相斗时她同时受到双方打击，只有在疯癫时才能表达出内心的伤痛。

发了疯的奥菲利亚不是《简·爱》中那个被关在阁楼上的“虎背熊腰”的疯女人博莎·梅森(Bertha Mason)，能用自己“事实和象征意义上的死亡将她(简·爱)从折磨她的狂暴中解脱出来”(吉尔伯特、古芭2015:363)。娇弱的奥菲利亚终其一生都对“无涯的苦难”逆来顺受。曾经丹麦最娇艳的玫瑰如今只落得“花落人亡两不知”的下场。

“父权制文化‘生产’自杀的技巧历史悠久，使用广泛，效率极高，几乎隐于无形但又无处不在”(科勒姆2008:234)。没有一个男人做了杀死女人的“脏活儿”，是女人自取毁灭。自杀的非正义性让僵化的父权牢牢占据了道德的制高点。

埋葬奥菲利亚的墓穴成为了活着的人的一个“大垃圾桶”。哈姆雷特不但不用为他对奥菲利亚始乱终弃的罪行忏悔，还可以去除内心所有的“女性化”特点，重新成为骄傲的“丹麦王子”(Hamlet the Dane)。雷欧提斯也擦干了眼泪，消灭了所有“妇人之仁”。

结束语

奥菲利亚的死亡不是意外，也不是自我毁灭。她在僵化男权社会的监护和压迫下永远处于附庸地位。她所受的教育毒害了原本聪慧的心灵。在新王权与“死而复生”的旧父权水火不容的时代，“少女是令人同情的，因为她势单力薄地反对世界；可是世界太强大了；如果她执着地要拒绝它，就会粉身碎骨”(波伏瓦2015 b:125)。在疯癫时获得了短暂的自主和间接反抗的机会之后，最终她还是将自己献祭给了父权秩序的“净化”。

女权主义共同的宗旨之一是“反抗父权制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张岩冰1998:16)。莎士比亚所代表的“新兴派”敢于塑造这样有违父权法令的“自杀少女”也从侧面说明了《哈姆雷特》的悲剧是由僵化父权自身造成的。它对于女性的压迫和物化“产生的罪恶而滋生的坏疽不会仅局限于患病的部位，而是会蔓延到整个社会”(沃斯通克拉夫特2012:96)。美国女权主义者芭芭拉·史密斯(Babara Smith)早在利奥塔之前就提出了质疑宏大叙事，尊崇“小叙事”的理念。她指出“在所谓实现‘正确’政治目标的幌子之下不乏反动的和破坏性的恶行”(金莉等2014:414)。全剧结束时，八位主要角色皆死于非命，城堡外更不知有多少无名百姓因宫廷内斗和外敌入侵家破人亡。丝毫“不受女性气质污染”的残暴的福丁布拉斯带来的不是丹麦的新生，而是更为强化和僵化的父权独裁。整个丹麦王国如同奥菲利亚一样被淹死在强权统治的阴影之下，除了黑暗的沉默看不到任何希望。《哈姆雷特》在老王和受其毒害的哈姆雷特看来或许是“悲喜剧”(tragic-comedy)，但对深受其害的女性，无权的百姓和整个丹麦王国来说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注 释

① 本文所引科勒姆之专著《〈哈姆雷特〉解读》为笔者翻译或转译。

② “鱼贩子”(fishmonger)在俚语中有“妓院老板”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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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