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佛山成为广东土戏演出重镇探源

李婉霞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广东佛山528000）

明末清初佛山成为广东土戏演出重镇探源

李婉霞

（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广东佛山528000）

佛山是广府民间土优戏班演出最早最活跃的乡镇。佛山的本土娱乐戏曲有其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地方背景，受这些因素影响，本土民众的娱乐形式、习惯等逐渐形成风貌特征，并在明末清初时成为广东土戏演出重镇，其繁荣成因深刻地反映了地方传统戏曲积累的深刻的历史文化底蕴。

土戏重镇；民间说唱；土调唱戏；民间戏曲

佛山是闻名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明清时中国“四大名镇”和“天下四大聚”之一，享誉海内外。明末清初，佛山民间娱乐戏曲文化丰富繁荣，成为广东省土戏演出重镇，进而发展为广府戏曲中心。佛山的本土戏曲有其产生、发展和繁荣的过程，追溯其时土戏演出活跃的成因，对岭南地方传统戏曲的产生与发展具有启迪意义。

一、经济社会与娱乐发展背景

长久以来，戏曲是在社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和繁荣起来，中国的戏曲是在中国社会长期封闭状态下产生与发展的。同样，佛山的戏曲也基于长期社会的发展而产生、成长和繁荣。明代以来，佛山社会经济发展迅速，成为岭南乃至全国名镇，对本土戏曲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佛山经济人口发展促成名镇

明代中后期，佛山便利的河道干支流里船只川流不息，满载货物的商船由西江上中游经广东西部沿江地区，到达手工业迅速发展的佛山，毗邻的广州是闻名中外的对外贸易港，而佛山得天独厚的纵横交错河道优势使之成为广东的内河运输中心。佛山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冶铸业，冶铁业需要较大的生产场地，在人口稠密的广州闹市是不适宜的，佛山则地处省会上流，东、西、北江汇流，生产场地宽广，制成的产品易于运往近在咫尺的广州销售兼出口海外。这些有利手工业的环境随之带动了陶瓷、纺织等手工业发展，无疑也利于市镇形成。

佛山在形成市镇过程中，由六村、山村、下村等15条村逐渐相连，在明代已连成一片，村亦改称里、巷、坊，如石巷、冈头坊等。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国编立图甲，佛山在籍者仅八图，每图110户，那时仍不足千户。明景泰年间，佛山“人口稠密与穗城埒”［1］3，明初佛山人口约10万。明嘉靖十六年，整个佛山地域里的南海人口登记有127 686户，顺德人口登记62 217户，明末万历二十年，南海有113 602户人口，顺德有24 841户人口。［2］至明末清初时，佛山镇人口就“举镇数十万”［3］，又清乾隆年间“举镇数十万尽仰资”［4］，估计清代佛山镇人口约30万。

佛山的城市经济，以明代中叶至鸦片战争前后为最盛。明景泰时的《祖庙灵应祠碑记》记载南海县佛山堡“四远商贩恒辐辏焉”，清初刘继庄在《广东阳杂记》中说“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1］5佛山成为与京师并列的“天下四大聚”。同时佛山又与江西的景德镇、湖北的汉口镇、河南的朱仙镇并称为“四大名镇”。

（二）戏曲娱乐的发展

佛山为“岭南巨镇”，四方贫民涌入，加入佛山手工业行业，有些成为小商贩，这大批人口的迁入，驱动佛山市镇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利娱乐戏曲的兴旺。在佛山澜石出土的东汉墓舞蹈俑的艺术形象令人憧憬古代佛山的娱乐情形，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手工业经济发展，从事大量体力劳动的民众也极其需求艰难工作后的玩耍和娱乐。

明代的佛山已是人口众多，成为广东的经济发展中心后，之前的轻歌曼舞就更显活跃，民间盛行的村讴民歌就是当时的娱乐，而官方就沿用朝廷礼乐、典乐。明代中后期，曾任南京翰林院等要职的黄佐与曾任南京礼部尚书的佛山人霍韬一起在广东作经文等典籍，而黄佐就修订了乐典36卷［2］卷六十三，以倡导广东的礼乐。据有关资料记载，“乐有三部，一曰雅乐，二曰俗乐，三曰胡乐。广州故百粤，先王雅乐所未播也，唯俗乐、胡乐则有之。民间多奏月琴、胡琴与琵琶、三弦之属，淫畦繁促，识者病焉。”［5］这又说明广东民间的音乐舞蹈，在明朝已颇为发达。明中叶以来，邻近广州的佛山歌舞唱戏等已形成气候，调剂生活的娱乐出于民间里巷，渐渐成了一种社会文化风气，影响各阶层。

就中国大型戏曲的主要声腔而言，弋阳腔、昆山腔、梆子腔和皮黄最具代表性，各地新兴的地方戏曲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受着属于四大声腔的大型剧种的影响。就明代到清初时的岭南戏曲来说，昔日先后流行全国的弋阳腔和昆曲都传入广东，有助本地戏曲的发展。

1.弋阳腔

弋阳腔传入广东是由明代开始。明嘉靖三十八年的《南词叙录》透露“弋阳腔出于江西，流行于两京、湖南、闽、广”。［6］正如麦啸霞查核，“今可知者，明嘉靖年间，广东戏曲用弋阳腔，音韵亨洪武而兼中州，节以鼓板。”［7］清乾隆四十年李调元所作的《雨村剧话》载有“弋腔始弋阳，即今高腔，所唱皆南曲。又谓秧腔，秧即弋之转声。京谓京腔。粤俗谓之高腔。楚、蜀之间，谓之清戏。无曲谱，只沿土俗，以一人唱而众和之。亦有紧板慢板。”［8］这些文献史料证实明嘉靖至清初弋阳腔在广东已流行。《南海县志》亦记载：“自道光末年，喜唱弋阳腔，谓之班本。”［9］更证明清嘉庆、道光年间，佛山民间也非常接受弋阳腔。

2.昆曲

昆曲戏产生于都市，流行于士大夫间，特别受到社会中上层的喜爱，昆腔正是随着官吏商人的迁移传播各地。在广东各地的文献中也记录了不少昆曲在明末乃至清代的盛行情况。姑苏戏班大都唱昆腔，属于雅部，它在明末时已经成为广东官场和士大夫阶层所喜爱的文戏。冼玉清的《清代六省戏班在广东》指出：“明末姑苏昆腔歌者张丽人，为当时广东士大夫所倾倒。她死后还得到几百个广东士大夫送葬，有为她建立百花塚的韵事。”［10］13这足见明末时昆曲在广东士大夫阶层的受欢迎程度。明万历至崇祯年间，广东博罗的“张萱家蓄姬人黛玉轩，能以《太和正音谱》唱曲，张萱为刻《北雅》一书。天启二年（1622年）宛陵梨园以汤宾尹书至，乞他以《北雅》唱昆腔，由此可知他对昆腔的精熟。”［10］12昆腔在广东佛山等地的盛行也可从生活于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的南海人陈子开所作的一首《昆腔绝句》得以道明，全诗句如下：［10］13

九节琅玕作洞筲，九宫腔板阿侬调。

千人石上听秋月，万斛愁心也早销。

苏州字眼唱昆腔，任是他州总要降。

含蓄幽兰辞未吐，不知香艳发珠江。

青藤玉茗浪填词，余子纷纷俚且卑。

我爱吴侬号荀鸭，异香偷出送歌儿。

游戏当年拜老郎，水磨清曲厌排场。

而今总付东流去，剩取潮音满忏堂。

二、本地民间戏曲的源头

佛山民间戏曲的源头可追溯至元以前，与我国民间歌舞、社祭驱傩仪式的装扮发展相关联，本地民间说唱也有唐宋诗词遗风。从戏曲发展的历史角度来看，本土民间戏曲形式和风格均受到中国正规戏曲形态发展及戏剧流变的影响。

（一）民间说唱的始端

民间发展的说唱早在唐宋时期就已存在，但各地发展不平衡，就以广府一带的说唱体系来说，有文字记录可查考的始于明代。迄今为止，明代开始以广州方言为主的民间说唱在广府地区先后兴起的有木鱼、龙舟，以及清代的粤讴和南音。木鱼于明代中叶形成于珠江三角洲，尤以佛山地域为最普遍，对后来的龙舟、粤讴和南音都有影响，而龙舟便是明末时期在木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民间说唱。明代中后期，先有木鱼，后有龙舟在广府民间广泛兴起。

1.木鱼

木鱼又叫木鱼歌，也别称沐浴歌，是唐代佛教的俗讲、变文、宝卷及弹词传唱至粤，与地方民歌谣逐渐融合演变。木鱼歌在原有的粤语民歌的基础上吸收各地的说唱艺术精华，在明中叶形成，到了清代以后，发展为流行于广东、香港和澳门等粤语地区的曲艺。木鱼歌主要在民间传唱，无论绿草如茵的郊原、田野、山村，还是灯红酒绿的都邑，都由妇女时常聚会哼唱，或在喜庆宴会、迎神赛会由盲妹（瞽师）弹唱。她们只用广东土产的二胡伴奏，有时在民间无需任何乐器，只用两片竹板，或随手敲击来取节拍，甚至什么都没有，只是随口清唱，沿门卖唱的，就手托着木刻金鱼唱木鱼歌。

前述木鱼的来源是有相关文献记录可查证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也是写成“摸鱼歌”：“元夕张灯烧起火。一中略一歌伯斗歌，皆著鸭舌巾、驼绒服。行立櫈上，东唱西和，西嘲东解，语必双关，词兼雅俗。大约取晋人读曲十之三，东粤摸鱼歌十之四，其三分则唐人竹枝词调也。观者不远百里，持瑰异物为庆头。”［3］卷九广州时序屈大均在该书的另一卷也写道：“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欢乐。一中略一，其歌之长调者，如唐人连昌宫调琵琶行，指数百言千言，以三弦合之，每空中弦以起止，盖太簇调也，名曰摸鱼歌。或妇女岁时聚会，则瞽师唱之，如无人弹词曰某记某者皆小说也。其事或有或无，大抵孝义贞烈之事为多，竟日始毕一记，可劝可戒，令人感泣沾襟。其短调蹋歌者，不用弦索，往往引物连类，委曲譬喻，多如子夜竹枝。”［3］卷十二粤歌这两处引述文献的描写不但解释了木鱼的出处，也反映了木鱼在清以后发展为有弦索乐器伴奏、唱法以及演唱的习俗等。

木鱼歌的章法组织是由若干回而构成全篇，每回都是由三数十句组成。在体例上始终以七言韵文的颂赞体为依据，其中的句式有多至十言者，但也是从七言句式中变化出来的。在唱腔音乐及句法上，木鱼唱腔自由度大，节奏不严谨，近似吟唱，起初无伴奏，后发展二胡、弦索等伴奏。木鱼篇幅较长，必须分段唱，唱时无须根据唱本的卷回，大都没有起式。艺人说唱可以任何时候停下来，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开始唱，唱者可以在唱本中任何地方加入起式以作一段唱词的开始，也可以在任何地方加入煞尾结束一段唱词。民间艺人一般用广州方言（广府话）来唱，使用粤语的各个地方，如佛山、南海、顺德、开平、东莞等地的民间妇女则各用自己的小方言来吟诵。在体裁形式上，木鱼的唱词以孝义贞烈为主题，以劝善惩恶为宗旨的历史、神话故事等，清代中期才子佳人言情小说内容构成了“十一才子”之称的木鱼唱本。才子书之称始于金圣叹的“六才子书”，即《庄子》、《离骚》、《史记》、《林律》、《水浒》、《西厢》。［11］12具体来说，木鱼书的“十一才子书”包括前述的“六才子书”外，木鱼书《琵琶记》、《花笺记》、《二荷花史》、《金锁鸳鸯记》、《雁翎谋》分别被称为第七至第十一才子书。当然这十一才子书也有另一解释，毛声山评本则把《三国演义》标为“第一才子书”，木鱼书《玉簪记》和《西厢记》定为第五、六才子书，其他的与前列出的相同。［11］12这些“才子书”中以《第八才子花笺记》的影响最大，不仅在中国，也在国际文坛有影响，这本在民间广泛流行和传唱的木鱼唱本是广东木鱼的佼佼者。

佛山拥有相当丰富的唱木鱼历史资源，最早唱木鱼记录的就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太原霍氏族谱》，据载：“世人不善教子女，至十四五岁，听其姑姐妹三五成群，学琶箫管，读木鱼邪调。”另载霍家的霍也足还花一个月编写了近200回木鱼书《五伦全卷》。［12］这也说明明代中叶以来，唱木鱼在佛山相当普遍。

2.龙舟

龙舟源自木鱼，是明末清初时木鱼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广府民间曲艺，清道光年间开始在珠三角的民间盛行。唱龙舟的艺人都是男性，手持杖头龙舟，敲着小锣鼓沿街卖唱，用木雕的龙舟头尾能活动，用来吸引观众。具体情形是，龙舟艺人演唱时，胸前悬小鼓，一手擎木刻小龙船，边走边唱，在榕树脚下、船渡、码头等聚众地方便见龙舟艺人卖唱。

龙舟的唱词以短篇文辞通俗者占多，是由民间男艺人自编自唱，他们生活经验丰富，对现实环境有所感受，抓住事物情节编成唱词，即兴随口唱出。龙舟歌具有活跃、急促风格，唱词像烧爆竹一样冲口不断，但继而以缓慢拖腔结束那句，洪亮而粗亢。其着重节奏，用小锣鼓等敲击乐器伴奏，句式较宽，多用衬字，以七字句为基础，也可多于七字，但押韵复杂，偶句要以高音及低音交替，奇句押仄声韵，用韵基本上符合粤语音辙，这是龙舟基础在于民间的体现。龙舟的押韵较复杂，第一句和双句要押平声韵，并且必须阴平和阳平替换，另外单句尾字也要押韵，而且必须押与双句平声韵属同辙的仄声韵。龙舟的平仄、尖沉替押的押韵法在中国诗歌中可谓别具一格，难找到同样的例子，但在广东的咸水歌、叹情歌中有类似的现象。［11］17龙舟的开头以及换韵处多用“起式”，即三三七句型，曲末则用“煞尾”，即七三五七句型。唱者可以把一句拉拖得长达五、六次顿的二、三十个字，临末才遵循分句的规格回到句尾的乐音来结束这一句。这种自由不拘的唱式通常是艺人自备乐器，每逢一句、两句或一小段唱出后就敲打乐器，或在词意突出时急敲一下，以增加气氛。

佛山的顺德是龙舟歌的发祥地，龙舟的诞生和流行源自顺德，到清末时，龙舟仍是顺德民间喜欢的歌谣。龙舟在顺德的乡间极受欢迎，难怪当时一些农民和城镇贫民加入演唱龙舟卖艺谋生的行列，并以用顺德话演唱为正宗。唱龙舟艺人往往以“龙舟”后加“某某”为名，驰骋于唱龙舟的艺场，龙舟松、龙舟珠等人就出自顺德在珠三角唱龙舟唱出名气的艺人。

（二）佛山戏曲受全国的戏剧发展影响

佛山的戏曲从来就受到全国的戏剧发展影响，其源头也离不开历史时段的戏剧流变。元代的杂剧是我国正规戏剧的开始，明清以来的“传奇”和“花部”等戏剧也以之为根源。元代杂剧仍保存有不少歌、舞。个别有简陋模式的故事演出，剧本分“末”本和“旦”本，每本以四折为限，“末”本只限扮演“末角”（男主角）的优人独唱，“旦”本则是扮演“旦角”（女主角）优人独唱，剧情结构简略，舞台上的歌唱也流于简单。戏剧效果的简陋主要是因一人独唱，这就是元代杂剧的特征，也是广府地区的戏曲在元代的特点。

现在广府大戏（粤剧）的小曲中属于元杂剧北曲的不少，例如“小桃红”出于唐宋词入北曲越调，“石榴花”出于金诸宫调入北曲中吕宫，“红绣鞋”即朱履曲，出于元杂剧北曲中吕宫，“阳关三叠”出于元杂剧，“寄生草”出于元杂剧北曲中仙吕宫，“步步娇”出于元杂剧入北曲双调，“骂玉郎”出于元杂剧男吕宫。［13］148甚至粤剧牌子也有些出自元杂剧，如“水仙子”又名“凌波仙”，“湘妃怨”或“冯夷曲”，又如“雁儿落”、“七弟兄”、“川拔棹”、“孝顺歌”、“山坡羊”、“扑灯蛾”、“水底鱼”等牌子，都出自元杂剧北曲。［13］149因而在弋阳腔流行及传入广东前，广州府的土戏很有可能习惯使用这些曲调。

明代由汉族主政，继承宋代的南戏（温州杂剧），再吸收元剧的精华元素，演进成明代传奇。明太祖喜爱戏剧，认为琵琶富贵家不可无，每逢藩王出任多赐剧本俱行。他的第十六子朱权（宁献王）曾撰杂剧十二种，中国戏曲要籍太和正音谱，也是朱权的著述。太祖第五子的长子朱有敦（宪王）曾撰杂剧三十一种，总名诚斋乐府。［13］135虽然明代洪武至正德年间曾因兴社学，压抑地方民间戏剧演出，但以整个明代而言，戏剧十分兴旺，宫中内府与达官富贾的府邸，通常养有家伶戏班。至于都市大邑和小市城乡自然有各式戏班演出。吴梅说：“明人杂剧，与元剧相异处，颇有数端；元剧多四折，明则不拘。元剧多一人独唱，名剧不守此例。元剧多用北词，明人尽多南曲。至就文字论，大抵元词以拙朴胜，明则妍丽矣。元剧排场次劣，明则有次第矣。然而苍莽雄宕之气，则明人远不及矣，此亦文学上自然之趋向也。”［13］122明传奇把一剧增编为三、四十出，常分两日看完，在音乐方面以鼓板为主，字句皆有定格，演唱时由限一人独唱转变为各种角色可齐演唱，演唱效果进步明显。

明代传奇剧曲腔调散存在各种地方戏内。论到地方剧的形成、变迁时，欧阳予倩指出，“几乎每个剧种是这样：先有一种曲调，然后又接受了另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曲调，这些曲调互相影响，就发生变化，又因各处方言的影响，使同样的曲调形成不同的风格和韵味，无论哪一种地方戏最初都只是表演简单的故事和片断的生活，然后逐渐发达，便扩大了表演的范围，并增加了艺术的深度，后起的剧种便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形成。每一个剧种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不完整到完整，发展到了一定的时期便可在原有的基础上产生新的东西。后者必胜过前者，新的必胜过旧的。”［14］4故此，明代前期的南词、传奇及其弋阳高腔，乃至明后期的昆腔等在广府地区混合了一些本地土调来演唱戏剧，民间的土调乃是民间说唱体系形成的基础，南北戏曲文化元素相互影响，这些广州府的戏剧称为土戏，在南海佛山、广州和县乡各地大为兴盛。

三、明代至清代前期佛山民间土调唱戏的盛行

明代广东的经济人口迅速增长，尤以佛山为最，佛山在此时由乡村发展成市镇，百业兴旺，民间文化活动趋向活跃，已有演戏唱曲的表演。广州府各地也相继形成演土戏的习俗，这些演戏的兴盛情况可从相关历史文献说明。

（一）明代土调的兴起

明成化十七年，在佛山镇从事制陶业生意的太原霍氏家族记载：“七月七之演戏，良家子弟，不宜学习其事，虽学会唱曲，与人观看，便是小辈之流，失于大体，一入散诞，必淫荡其性。后之子孙，遵吾墨嘱。”［15］这段家谱透露了明成化年间，佛山戏剧、唱曲活动已很繁盛，影响力十分强大，本镇名门望族都深受其“害”，以致霍氏家族制定家规，整顿家风。可见明中叶以后演戏、唱曲在佛山民间成为时尚。明弘治一年（1488年），顺德县知县吴廷举有禁文说：“淫昏之鬼，充斥闾巷，家为巫史四十保，大抵尽业祠矣。岁时伏腊，醵钱祷赛，椎牛击鼓，戏唱儛像，男女杂杳，忽尔弥为出门之祭，富者长奢，贫者殚家。”［16］这也进一步证实佛山顺德也在明中后期已有演戏习俗。

明正德、嘉靖年间担任广东提学副使的魏校，为在广东兴社学，以禁民间一切故弊。他在一则谕文中提到：“……一、倡优隶卒之家，子弟不许妄送社学。……一、为父兄者有宴会，如元霄俗节，皆不许用淫乐、琵琶、三弦、喉管、番笛等音，以导子弟未萌之欲，致秉正教。府县官各行禁革，违者招罪。其习琴瑟笙箫古乐器听。一、不许造唱淫曲，搬演历代帝王，讪谤古今，违者拿问。……正德十六年十二月日。”［17］从这谕文里，可知明正德年间广东各地包括佛山戏曲活动颇为兴盛，才导致提学副史为提倡社学之风立此查办谕文，以便禁止演戏。明嘉靖年间，广州府有喜欢张灯演戏的习俗，据《广东通志》所载，“……广州府，……二月，城市中多演戏为乐，谚云：正灯二戏。”［18］这也透露了广州府的市镇正月挂灯，二月演戏的风俗，土戏在明代的广府民间的确常演。

（二）清初土戏的繁盛

由明入清，广府戏曲进一步繁荣，佛山的土戏更是演出频繁。佛山各地的土戏在清前期快速发展，出现了多个乡村演戏欣欣向荣的景象。对于清代前期佛山民间演戏的情况，确有不少的历史文献记录。

清乾隆十七年的《佛山忠义乡志》详细描述：“三月三北帝神诞，乡人士赴灵应祠肃拜，各坊结采演剧，日重三会，鼓吹十部，喧腾十余里。神昼夜游历，无晷刻宁，虽隘巷卑室，亦攀登以入。……廿二日天妃神诞……演剧以报，肃筵以迓者，次于事北帝。六月初六日普君神诞，凡列肆于普君墟者，以次率钱演剧，凡一月乃毕。八月望日，会城喜春宵，吾乡喜秋宵，醉芋酒而清风生，盼嫦娥而逸兴发，于是征声选色，角胜争奇。被妙童以贾裳，肖仙子于桂苑，或载以綵架，或步而徐行，铛鼓轻敲，丝竹按节，此其最韵者矣；至若健康汉肖威武唐军宋将，儿童博取纸写火龙，状屠沽之杂陈，挽莲舟以入画，种种戏技，无虑数十队，亦堪悦耳目也。灵应祠前，纪纲里口，行足如海，立者如山，袖灯纱龙，沿途交映，直尽三鼓乃罢。相传黄萧养寇佛山时，守者令各里扮故事，彻夜金鼓震天，贼不敢急攻，俄竟循去，盖无智者也，后因踵之为美事，不可复禁云。九月廿八日华光神诞……集伶人百余，分作十余队，与抬香捧物者相间而行，璀璨夺目，弦管纷咽，复饰采童数架以随其后，余鼓震动，艳丽照人，所盖不赀矣！十月晚谷收……自是至腊冬，乡人各演剧以酧北帝，万福台中，鲜不歌舞之日矣！”［4］卷六乡俗岁时在这一系列演戏的文献记载里，可清晰地了解到清初，佛山镇内多处有民间演戏剧的活动，并且常年都有表演。

同是清乾隆本的《佛山忠义乡志》里也记录了由孙锡慧撰写的“佛山四时杂记”的其中一首诗歌：“烛花火萼缀琼枝，一派笙歌彻夜迟。通济桥边灯市好，年年欢尝起头市。”“杂记”的另一首诗歌则是：“玉蟾流彩照长空，韵事清宵选妙童。仿佛羽衣天半落，锦澜西畔塔坡东。”［4］卷十一艺文志二这两首诗记述的通济桥和塔坡东都是佛山镇的地方名，两处都有“笙歌”、“韵事消宵”等演戏装扮的民间演出。清道光的《佛山忠义乡志》又记录了“乾隆三十三年，颜料行会馆演戏失火”，及“嘉庆二十四年新填地演戏失火”。［19］该乡志记录佛山的两个地方颜料行会馆和新填地分别在不同时期都因演戏失火，这也清楚道出佛山镇内的民间演戏十分兴旺。

在佛山的三水、南海和顺德等地也有相关演戏文献记录。清人焦循作的《剧说》里《新齐谐》云：“乾隆年间，广东三水县搭台演戏。一日，演包孝肃断乌盆，净方扮孝肃坐……”［20］这里就讲述了清乾隆年间三水县搭台演戏，甚至演出了“包公断乌盆”的历史故事。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冬，南海的叶荣华以唱戏度日，又道光三年八月二十日江西籍范如昕在南海工作，与友人在西门外看戏。［13］152从《龙氏族谱》也了解到顺德的龙氏一族是从江西经东莞县，于元代末期来到顺德大良，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以后，每逢族人中出现进士、举人的时候，便都在大宗祠举行拜谒祖先的礼仪，并且演戏庆祝。［21］这些文献记录显然表明无论三水、南海，还是顺德，入清以后民间演戏活动也跟佛山镇一样，日益频繁。

四、佛山成为广东省内的土戏演出重镇

由于明中后期以来广州府经济繁荣，演戏奢侈成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广东巡抚吴玄颁发的规条载有：“保甲之法……列款示禁……赛社扮戏，倡首者，非豪即棍，指名报官治罪。仍枷以循。”［13］149这反映了广州府迎神赛会例行演戏剧，私人的喜丧饮宴，欢乐节日也流行演戏娱宾的习俗。前述佛山明成化年间霍氏族谱也指出因演戏之风太盛而立家规，禁族人演戏唱曲，顺德的情况也一样，需由官府立禁文不许“戏唱儛像”。正因演戏之风太昌盛，一些有识之士和德高望重的人士表示不满，如著名理学家湛若水指出：“鹿鸣宴用优乐……终宴不视。”又明嘉靖万历年的粤人庞尚鹏提倡：“燕（宴）会须从朴，除看席花币免设外，今议、宾主只用小卓……鼓吹戏子俱不用。”［13］149

然而，这种禁令是无法把民间演戏压制下来，尤其是以自治为主的佛山等地，佛山自元代以来有“自治”的传统，连明王朝都认可了，“即以省会之官治之”。［22］实际上，清王朝建立后在广东设置行政机构，其后曾陆续派了十多名驻防官到佛山，或以经历衔，或以通判衔、同知衔等，佛山真正的官方机构是在清前期相继设立的文武四衙，即佛山同知署、佛山都司署、佛山千总署和五斗口巡检署。与广州相比，佛山这些官方机构级别较低，对于演戏的禁令，广州尚且不能全面压制下来，佛山就更难服从这些官方禁令了。因而，佛山的民间演戏不减反增，继续繁荣。

佛山社会的自治性也影响到其戏曲的特点。明代以来，佛山民间演剧主要受到弋阳腔等影响，使这时佛山的土戏保留了不少弋阳腔。广州则是省会，官绅外贾较多，明后期昆腔势力很大，但佛山仍以弋阳为主。清雍正时候录天先生著《粤游纪程》手稿记述了广州府演唱戏的一些情况，“此外俱属广腔，一唱众和，蛮音杂陈，凡演一出，必闹锣鼓良久，再为登场。至半，悬亭午牌，诎然而止，掌灯再唱，为妇女计也。”［23］这里的“广腔”是指广州府土戏，“蛮音杂陈”暗示当时土戏的特点是有弋阳腔、昆腔诸调，“锣鼓良久”也应指弋阳腔经常使用锣鼓的特性。可以确定的是在清乾隆年以前，佛山、广州等地的土戏是集弋阳、昆腔、乱弹诸腔于一炉的民间戏剧，这也是粤剧最初的特点。明代外来戏曲传入并在广东开始扎根，尤其在佛山及周边等镇村，朝廷命官管治微弱，民间力量强大，演戏习俗历年不衰，外来人口流入较多，加上易于接纳外地文化的广府人特点，使得佛山的土戏有着显著的明代外省戏曲韵调。当然佛山是木鱼、龙舟等广东民间歌谣发展较早较繁荣的地方，土戏亦随之吸收这类地方歌谣的一些说唱特点，为形成崭新而独立的地方戏曲做好充分准备。

早期广府土戏的情况，宋元两朝由于资料极度缺乏，无法形成系统分析，但广府戏中已含南戏和杂剧的成分。明代初期，广州府地域的戏剧演出已繁盛，尤以佛山城镇及其周围乡村为最。现保留的史料亦证实佛山拥有各村镇演戏的最丰富资料，几乎最早最多的演戏文献来自佛山，这证明佛山的演戏在整个广府地区具备了戏曲中心的地位。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提到，“民间小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有的成了大型的戏，有的一直停留在原始形式的阶段上。这当然由于经济、政治和社会上的原因。”［14］4佛山在明代的经济发展是广东省最为突出的，没有官府的设置，民间自治的特性亦促使民间乡社演戏的习俗较少受到朝廷压制的影响，经济繁荣也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人口至清初猛涨至数十万，这一切都有利佛山民间土戏繁盛发展。佛山民间擅于接纳外地戏曲，故此明代佛山早已受南戏元杂剧和弋阳京腔的影响，清雍正期间，又有湖北籍张五因反清被朝廷捉拿，而从北京避居佛山，把弋阳京腔和昆腔等表演技艺传授给佛山民间艺人，这也进一步推动佛山土戏的发展。广府戏曲的演变，可以“用乡村包围城市，城市领导乡村来形容它”［13］155，这一规律便适用于佛山的土戏。清初，天下大定，佛山经济社会一片繁华景象，享乐达至高峰，镇内各村演戏昌盛，佛山不但在经济上比广州更繁华，土戏演出比广州更频繁，佛山无疑成为省内的土戏演出重镇和广府戏曲中心。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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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念琼liangnq123@163.com）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Foshan Becoming Important Town of Local Opera Performance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

LI Wan-xia
（Foshan Ancestral Temple Museum,Foshan 528000,China）

Foshan was an excellent town where had the earliest and the most active performances of Cantonese local opera troupes.Foshan local opera had its historical,social,political,economic and other local situation, which influences the opera performance form.Entertainment and habits of local people had gradually formed style features,and Foshan became an important town of local opera performances in Guangdong during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The causes of its prosperity is deeply reflected the accumulation of local traditional opera history and culture.

important town of local opera performances;folk sing;local singing tone in opera;folk opera

G122

A

1008-018X（2016）04-0035-08

2016-04-26

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佛山岭南文化研究院2014年度重点课题（14lnwh07）

李婉霞（1970-），女，广东新会人，佛山市祖庙博物馆文博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