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村社区发展能力评估

仲俊涛，米文宝，樊新刚，宋永永（．宁夏大学农学院，宁夏银川7500；．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宁夏银川7500；．宁夏大学科技处，宁夏银川7500）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农村社区发展能力评估

仲俊涛1，米文宝2＊，樊新刚3，宋永永2
（1．宁夏大学农学院，宁夏银川750021；2．宁夏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宁夏银川750021；3．宁夏大学科技处，宁夏银川750021）

摘 要：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三五”是关键时期．随着全面小康目标的加速推进，“老少边穷弱”地区扶贫攻坚更加显得意义重大．基于参与式农村评估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以回族聚居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30个典型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按居住地形对农村社区的发展能力进行评估，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揭示影响不同类型社区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结合研究区实际，对区域发展提出建议．研究发现，山地社区发展能力显著弱于川道社区；不同类型社区，影响其发展能力的因素差异显著；区位因素是决定社区发展能力的关键，包括自然区位和经济区位．本研究可为解决区域性整体脱贫提供参考，为精准扶贫，打好扶贫攻坚战建言献策．

关 键 词：发展能力；农村社区；参与式农村评估；限制开发生态区；宁夏

随着全面小康目标的加速推进，扶贫攻坚任务更加迫切，特别是一些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集中连片特困区和生态脆弱地区的加速发展问题更值得政府和学术界研究和重视．“老少边穷弱”地区的发展问题，其实质是区域发展问题，而区域发展问题是地理学的传统研究课题，关于区域发展的研究成果颇丰．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对区域发展的研究大多关注大区域即宏观尺度（包括区域发展规划、国土整治规划、地区工业布局、农业区划等），而对小尺度（个人、企业、农户等）的研究涉及较少［1］．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其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将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发展［2］，西方对社区的关注始于工业革命，英、法、德、美等国都相继实施过不同的社区发展运动，旨在促进社区的发展［2］．我国城市间发展水平差异相对较小，而广大乡村间的发展水平差距十分突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应该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村社区（农村聚落，本研究以行政村为单元）和农户的发展更应得到关注．基于中国国情，村级研究是农区数据可获取的最小尺度，对其研究更能揭示农区发展的空间差异以及地理条件的影响［3］．已有对农村社区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社区和农户两个层面，纵观国内外研究，对农户和农村社区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研究较少［4］．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农户地理论的提出和研究，我国对农户发展的研究成果凸显，然而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原地区的传统农区，主要剖析农户行为对区域发展的影响［3－8］以及农户对区域变化的响应［9－13］，对民族聚居区和连片特困区农村社区发展的研究成果还很少．因此，本研究基于乡村地理学、农户地理论和社区恢复力等研究成果［14－17］，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和SPSS数理统计分析方法，以回族聚居的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中30个典型农村社区为研究对象，分居住地形区（山地社区、川道社区）对农村社区发展能力进行评估，构建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揭示不同类型社区发展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从地理学视角剖析民族聚居区和特殊困难地区农村社区的发展机制，为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贫困，实施脱贫攻坚工程提出建议，为精准扶贫建言献策．

1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位于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核心区，属陕甘宁革命老区范畴，包括宁夏中南部8个县区，面积33 641km2，占自治区总面积的50．66%（见图1）．限制开发生态区涵盖宁夏南部山区的大部，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水土资源组合严重失调，其主体功能是进行生态的保育和恢复［18］．2013年，限制开发生态区总人口189．28万，占宁夏全区的29．25%，GDP仅211．29亿元，占宁夏全区的9．02%，人均GDP 11 163元，仅为宁夏全区均值（3．6万元）的0．3．同时该地区又是我国少数民族回族的主要聚居区，2013年回族人口共107万，比重高达57%．总之，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是我国典型的“老少边穷弱”地区［19］，因此，评估其农村社区的发展能力，诊断发展障碍，引导区域内生式发展，对于扶贫攻坚战略的实施和同步小康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参与式农村评估（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包括观察、访谈、会议、问卷调查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农村发展研究［20］．本次调查共包括行政村情况调查、农户问卷调查和村干部、典型富裕户、典型贫困户及宗教界人士访谈3个层面．调研社区选择：首先选取宁夏限制开发生态区5个县，然后从5县中选取经济发展较好、一般和较差的乡镇各1个，再从各乡镇中选取经济发展水平高和低的2个村庄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另外，因在六盘山区，挑选时尽量考虑川道和山地社区的搭配，以保证抽样的科学性和全面性．

2013年7～8月，在经过1d问卷调查培训和2 d预调查的基础上，课题组深入隆德、彭阳、西吉、同心和海原5县，对15个乡镇（见图1），30个行政村及近千户农户进行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收回行政村问卷30份、农户问卷973份（通过有效性检验，有效问卷941份，有效率达96．7%）、典型农户访谈问卷108份．对问卷进行处理时，根据社区的布局区位，将社区分为川道（12个）和山地（18个）2组进行比较研究．采用赋值法和极差标准化法对问卷数据进行量化；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体系权重；在确定社区发展能力影响因素时，采用SPSS17．0中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法进行研究．

图1　研究区范围及调查点分布Fig．1 The distribution map of the study area

2 结果与分析

2．1 发展能力评估

参照李小建等［1，3－6］、郭永锐等［14］的研究，结合区域发展特色，按照科学性、全面性和可获取性原则，从基础设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4个层面，选取22项指标建立农村社区发展能力评估体系（见表1）．基础设施层面，主要涵盖对农村社区发展影响较大的交通、饮水、集贸、通勤、教育和医疗卫生6方面；经济层面选择纯收入、非农性指数［21］、就业和贫困率4个指标；社会层面主要考虑群众受教育程度、生产技能掌握情况、领导能力和对外联系等因素；生态环境方面主要考虑生态环境治理情况．

表1　社区发展能力评估指标体系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ility

社区发展能力Y是各指标X1～X22的函数，将22个指标加权求和，通过对30个农村社区进行归类、特点总结，评估社区发展能力（见表2）．计算公式如下：

表2　社区特点及发展能力Table 2 The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development ability

式中，Xij为单项指标的标准化值；Wj为指标权重值．

续表

从表2可以看出：由于地处六盘山连片特困区的核心，区域发展水平整体较低，农村社区发展能力普遍偏弱，社区发展能力在0．056 4～0．779 3，差异较大．发展能力大于0．5的有红崖、清泉、红旗、任湾、城阳、刘河、交岔、沙岗三村、哈庄、马营、沟南、南关和张家塬13个社区，低于0．1的有邓山、玉平、刘台、关口、王昭、脱烈一村、郑儿庄7个社区．区位对社区发展能力影响显著，首先是自然地理区位，12个川道社区中，仅有联合村的发展能力低于0．5，发展能力低于0．1的7个社区全部属于山地社区，18个山地社区中仅有2个发展能力大于0．5，川道社区与山地社区的发展能力两极分化；其次是经济区位，13个发展能力高于0．5的社区中有2个是山地社区，分别是交岔村和张家塬村，而这2个社区又恰好是当地乡政府所在地，经济区位优势明显，是全乡物资集散地，二、三产业发达．

30个社区按居住区分类，对不同类型社区的发展能力进行评估，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类型社区发展能力Table 3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类型社区的发展能力存在差异．川道社区发展能力高达0．653 2，显著高于山地社区的0．199 7，主要由于研究区地处六盘山区和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地形以山地、高原为主，仅有少量的河谷（川道）土地平坦肥沃、水源充足、交通便利，发展条件优越，广大山地丘陵区仍以雨养农业和畜牧业为主，土地贫瘠、水资源匮乏、交通闭塞，发展困难．川道社区有11项指标显著优于山地社区，分别是交通设施（X1）、饮水设施（X2）、集贸设施（X3）、通勤设施（X4）、教育设施（X5）、医疗卫生设施（X6）、家庭纯收入（X7）、贫困率（X10）、专业合作组织（X14）、技能培训（X15）和生活垃圾处理（X22），表明川道在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上显著优于山地；而山地社区仅有人际关系（X16）1项指标显著优于川道社区，山地社区组织网络简单，受市场经济影响较小，人际关系优于川道社区．

2．2 发展能力诊断

社区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研究在对社区发展能力进行评估的基础上，根据社区发展能力Y，对影响发展能力的相应变量X1～X22在SPSS17．0中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诊断不同类型社区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这对于农村社区扶贫靶向定位，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意义．回归模型分析见表4．

表4　不同类型社区发展能力的回归分析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从表4可以看出：①社区整体发展能力受7个因素显著影响，分别是贫困率、专业合作组织、教育投资、交通设施、通勤设施、医疗卫生设施、生活垃圾处理等，通过总结发现，这7项指标主要反映了基础设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说明其对社区发展能力影响显著，而受生态环境水平的影响较小，表明研究区长时期实施的生态保护与修复工程，成效显著，社区生态环境得以整体改善，差异不大．②山地社区发展能力主要受5项指标显著影响，分别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医疗卫生条件、生活垃圾处理、教育投资和通勤设施．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因为山地农户长期贫困、交通不便、教育设施落后，主要劳动力文盲率高达35．7%，大多数群众只是小学文化程度，初中以上极少，一些受过较好教育的农户往往成为村中的致富能手，而山地社区农村教育资源短缺且质量不高，相当一部分农户为了子女能接受较好的教育，临时居住在县城、银川等教育资源较好的城市，所以，加强山区教育扶贫意义重大．自治区政府为加大教育扶贫力度，专门为宁南山区学生在银川市兴建了六盘山高级中学、育才中学等高质量中学，鼓励南部群众教育移民．③川道社区发展能力受4项指标显著影响，分别是贫困率、专业合作组织、教育投资和医疗卫生条件，川道社区经济相对发达，社区发展能力较强，社区的贫富分化也比较明显，贫困率直接影响社区整体发展，贫困率低的社区发展能力明显高于贫困率高的；专业合作组织对川道社区发展能力影响显著．调研发现，已有的3个专业合作组织全部集中于川道社区，且对社区发展意义重大．如隆德县杨河乡红旗村，该社区有肉牛养殖和农机2个专业合作社，社区的主导产业是肉牛养殖，2013年全村肉牛存栏量超过2 500头，户均接近10头．农机合作社主要服务于全村及周边村庄牲畜饲料（青贮玉米）的机械化生产．

3 结论与讨论及政策建议

3．1 结论与讨论

3．1．1 由于地处六盘山区，自然条件恶劣，山大沟深、干旱缺水、交通不便、基础设施较差、群众收入少，经济比较落后，农村社区发展能力普遍偏弱，社区发展能力与所处地形区息息相关，山地社区与川道社区发展能力两极分化，山地社区显著弱于川道社区．

3．1．2 农村社区类型不同，影响其发展能力的因素不同．社区整体发展能力的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山地社区主要受户主文化程度和基础设施显著影响；川道社区主要受贫困率和专业合作组织显著影响．KIGNT等［22］的研究也表明，地形、农业类型、区位、非农业地位显著影响农村的发展能力．

3．1．3 区位因素（包括自然区位和经济区位）是影响农村社区发展能力的关键，区位条件好的社区发展能力显著强于区位条件差的．自然地理区位表现为，川道在地形、土壤、灌溉等自然条件方面显著优于山地，使得川道社区农业发展能力显著强于山地社区．相关研究也表明，在欠发达的农区，自然条件与农业生产潜力、农户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区域贫困化息息相关［9，23－25］．

区位因素还显著表现在经济区位上．经济区位直接影响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距离市场的远近、受市场经济影响的强弱和农户生计的非农化，进而影响社区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最终影响社区的发展能力［21，26－29］．国内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农户的经济区位，距县城距离的远近将直接影响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能力［3，7，9］．

3．2 政策建议

3．2．1 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发展的影响因素不同．归纳发现，影响农村社区发展能力的主要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和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因素主要通过农户纯收入和贫困率体现，社区的发展和农户的发展不同，应更注重共同富裕、全面小康．基础设施因素主要通过交通、集贸、文卫设施体现，对社区发展的影响也最突出，基础设施和社区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社区越发展，基础设施越完善和优越，反过来越能促进社区的进一步发展．因而连片特困区的脱贫致富必须从改善区域的基础设施开始．社会发展因素主要通过受教育水平、合作组织和领导能力来体现，所以区域发展要注重教育先行，积极实施教育扶贫战略；合作组织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要鼓励、引导成立相应的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协会，走农业产业化道路，同时，重视致富能手的领导、带动作用．

3．2．2 区位因素是决定社区发展能力的关键，要着力改善社区的区位条件．就自然区位而言，山地社区农户居住分散，改善基础设施成本大、效益低，促进其跨越式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继续实施生态移民工程、撤村并点工程和小城镇化战略，同时也可达到改善社区经济区位的目的．宁夏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生态移民，已累计将近百万居住在山大沟深、地质灾害易发、不宜生存的山区农户搬迁至中北部条件较好的川区或川道地区，占全区人口的近20%，扶贫攻坚成果斐然；撤村并点工程是将南部山区规模较小的山村撤并，在区位较好的地区合并成大社区，这样便于生产、生活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与利用；小城镇化战略属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一部分，是将人口尽可能地向生产生活条件更好和服务设施更齐全的小城镇集中，实现人口城镇化，这几项民生工程都是扶贫攻坚的利器和带动区域发展的重要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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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of rural development capability in restricte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district in Ningxia

ZHONG Juntao1，MI Wenbao2，FAN Xingang3，SONG Yongyong2（1．College of Agriculture，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2．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3．Depart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Ningxia University，Yinchuan 750021，China）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Science Edition），2016，43（1）：001－007

Abstract：Building a well off society in 2020，five years from 2016to 2020are very important．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ies in weak areas are great significance as the overall goal of comfortable standard of living is accelerating．Based on 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 and SPSS，we have evaluated rural community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30rural communitie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distinguished by the live terrain．A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reveal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capability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s built．Combining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study area，put forward suggestions on regional development．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mountain community is significantly weaker than river－nearby farmland community，there exists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ed factors on the development ability in different types of communities．Location factors，including natural and economic two aspects，are the key determinant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ability．The resear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solving regional overall poverty，and can make recommendations for precise poverty alleviation．

Key Words：development capability；rural community；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restricted development ecological district；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通信作者＊，E－mail：miwbao＠nxu．edu．cn．

作者简介：仲俊涛（1988－），男，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生态学及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41161020）．

收稿日期：2015－06－08．

DOI：10．3785／j．issn．1008－9497．2016．01．001

中图分类号：K 902，F32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9497（2016）01－00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