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老

阮德胜，安徽池州人。鲁迅文学院第十四届高研班学员、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硕士。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理事。1987年开始创作，在多家报刊发表作品千余篇，获文学作品奖若干。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大富水》（上下）《父子连》《傩神》，中短篇小说集《靓嫂》，随笔集《血的蒸气》，散文诗集《红太阳永不落》等15部。

那张照片像一把槽刀，直接杀进我十七岁的生活，“滋”的一声，两半开——我看到了我的五脏六腑——“哇哇哇……”我只是一个劲地干呕。

头一回见槽刀，是在“扁头”家。我去的时候，他家的那头见到我时常“嗯”嘴的大黑猪已经被刮得白呱呱地挂在了破木梯上，当时我想大黑猪要是长着像我这个羊毛人一身白毫呢，是不是不用刮了？大杀猪佬师傅拎着擦得白生生跟从来没有粘着过血一样的少说有我小腿长的槽刀、咬着纸烟屁股在与过来吃杀猪汤的代销店“叶经理”，还有“扁头”他大也就是大队长“土墩子”在打赌这头猪能杀多少肉。打赌，其实什么赌也没有，赌的是眼力。二杀猪佬徒弟抽了一把稻草在杀猪桶里捞猪毛，他捞了一下又一下，下下都是一小捆，大黑猪咋有那么多的毛呢？这些毛都卖去做刷子了。还有血，整整一木盆，那是“扁头”的洗澡盆，要接四脸盆水才能齐沿。我正在想，要是把我杀了能不能有大黑猪的一半血？一道光闪到了我的眼，我晓得要给大黑猪开膛了。

大杀猪佬“呸”地吐出咬烂的纸烟屁股。

“土墩子”吃纸烟从来没见咬过，全是食指和中指两根指头夹着，待火烧到烟屁股地界，他又会用拇指和食指的指甲掐着吸，一点不费烟，样子还好看。我亲耳听到洲上一个大奶子妇女说，看着大队长吃烟的样子，恨不得跟他上床滚一晚上。大了，才晓得那是夸人的话，与男女那事无关。

大杀猪佬的槽刀似乎只轻轻一点，刀便吃进去了纸烟长的深度。我看到这把刀，有了自己的判断——我现在特别喜欢判断一些人和事，但只搁在心里——铁匠打第一把槽刀绝对是按江里的翘嘴鳊的样子打的。城里把翘嘴鳊叫刀鱼，世上肯定是先有鱼后有刀，若把槽刀叫鱼刀方才正确。他随即双手用力使着暗劲一拖，猪肚子“吱”地打开了，像两扇门，肠呀肚呀心呀肺呀什么的“呼”地如洪水决堤涌将出来。这堆下水太忘恩负义了，要不是冒着门里的热气，压根儿想不到它们是生在那里的。

“呸”我吐了一口痰，落在了刚好伸头在雪地上舔血渍的黄狗身上，我受不了下水的腥。我没有离开，即使“扁头”从二杀猪佬手里拿到了猪尿泡去吹着当球踢，我还是挪在了能看见槽刀的地方。我喜欢那把槽刀，就是从它划开大黑猪的肚皮一瞬间。我趁大家都在关注大秤上猪肉重量时，偷偷去摸了一下已经插在装满猪毛的篮筐上的刀鞘上的槽刀，我记得只轻轻碰了一下，怎么手掌上生了一道口子，于是慌忙将手伸到棉裤的口袋里抓着兜底，我知道在出血，却一点不痛，不像家里的菜刀，碰点皮，像剐了心。从此，我在夜里去觅寻害死养我成人的跛子伯的偷粪贼，仿佛手上就拎着那把槽刀。

我是个羊毛人，一九七二年从上海下放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生丁香告诉我也告诉洲上很多人，这是胎里带来的一种病，叫白化病，正了我姆不是与公羊一起生下我的名声，我百分百地相信，但洲上依然还有人不大信。我怕光，也认光，什么光都逃不过我的眼，别看我一天恨不得眯着二十五个小时。当我看到那张照片的时候，眼前也是一闪，与少年时见到槽刀情形一模一样，所以对照片的深刻如同对槽刀的深刻。其实，槽刀只拉破我的一层皮，很快结痂好了，那张照“吱”的一声响，我的现在与过去被生生地拉开了，永不愈合。

跛子伯去抓偷盗大队牛栏里粪便的贼被不长眼的老天一雷劈死之后，直到十七岁，我尽力地照顾自己，从没有给老鸦洲生产大队和上洲村生产队添麻烦可以证明，我是珍惜我的，我用对得起跛子伯养育之恩来珍惜自己。待我的上唇长了三根胡子，当然它们跟我身上其他的毛发不无二样的全是羊毛白，我突然有一天好像脑子开了窍：人呀，这一辈子，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不去死。从生下来到进棺材，哪一件事不是与死在对着干？拿我作比方：怕饿死，我会尽力地放好生产大队的少则八头多则十二头水牛，挣公分、分口粮；怕冻死，我从年头到年尾坚持拾硬柴，从灶膛里袭碎炭备着过冬；怕病死，我在菜田里种了两垄艾，干艾洗脚，百病不生，这是跛子伯说的。甚至我想到，男女结婚生孩子也是为了怕死，孩子能替他们往下活呀……之前，我只恨钱大发和周九月，是他两口子因隐瞒着老山羊被骟却还依然顺着我大的思路去侮蔑我姆，以致我原初好端端的家，犹如瓷碗般，“咣”地摔碎在老鸦洲上和我的命程里。有了那张照片之后，我恨我自己。

照片是一张彩色图像。

那段日子，我们这个叫老鸦洲的江心洲上，照彩照都照疯了。只要半截脖子缩在锁骨里的师傅下了渡船，洲上跟起了蛟一样，割稻的放下镰，挑粪的歇下担，用牛地解下轭……下洲村有了养伢的妇女生人才三天，裹着头巾也去照了一张，被风吹了月子病，待再产时方养好。有来照相的，也有来看照相的，仿佛初一十五沙滩上赶集，都拢在“叶经理”代销店的东墙前。

东墙是大队里出钱，请匠人泥平，刷上白灰，再由江对面的秋浦城里一位高中老师写了两排大红字，上排是“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下排是“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加上标点，上下字数一般，整整齐齐。照相全是在东墙前照的，听说只有小椒不，她非得在内江边上的一棵柳树前照了一张。这张照片，二十年后我才看到，它一直夹在“扁头”的皮夹子里。放一张条凳在离墙十来步的地方，人坐上去，照出的照片一律头上都有两行红色大字，看一张还真是觉得好，红火火的，可看过三两张便堵起心来，仿佛人都是贴上去的。不过，那时没有人敢说。“土墩子”就是因为怕耽误种油菜，在两个生产队小队长的催促下跑来驱赶那些照相的社员回田地做活，说了“天天在这两行屌字下照什么照？能当饭吃，还是能当钱花”的话，后来倒了大霉。

我哪有那个闲钱补笊笠去照彩色照片，一张一块二呢。

“扁头”在我灶台上拉住我，“走，照彩照去。”

“我不照！”我说得很坚决。

“又不让你出钱。”“扁头”说。

“出不出，都不照。”我在搅猪食。

“不是让你一个人照，我们仨，”“扁头”什么时候都有占着理的样子，“小椒在等着呢。”

“扁头”和小椒打小到大，都罩着我帮着我，是说不出二话的好朋友。

我被“扁头”半拖着到了代销店。那里人很多，在排着队。等轮到小椒时，“扁头”直接把我摁到了条凳左头，他坐到了右头，中间自然是小椒。

“你们把眼睁大点。”“缩脖子”师傅跟抢火似的，“我照啦？”

虽说没有什么太阳，可我的眼能睁大么？我听到了人群里有人在笑，不等他们开口，我主动说：“你照吧，我这眼跟你脖子一样要打撑子，否则睁不大。”反倒没有人接话了。

“咔嚓”，我和“扁头”、小椒就被照进去了。

不是吹，在老鸦洲说照照片，哪个也没有我照的多，当年我救下钱大发的孙子去作报告，走到哪里记者把相机照到哪里，上了报纸自不必说，就是照也是师傅跟着我照，那叫抓拍，哪这么摆得跟树桩一样地“咔嚓”？

相，照也就照了。我长得没有人形样子，心可是完整的。“扁头”那点张嘴就能看到屁眼的心思：他是想和小椒照相，可毕竟两家还没有到说他们事的时候，他就生出了这么个让我当汽油灯的差事。既然知道是给他帮忙，我也没有放在心上，当时我攒着劲要搬家，从跛子伯的这三草房子里搬回我大和我姆那五间带院子的草房。跛子伯死后不久，“土墩子”劝我搬过去，可那时我还疯着在想念跛子伯和寻找偷粪贼。眼下，不搬不行了。

说来也怪，去年腊月从下洲村“犁别耳”家赊了一头猪仔，我是一人吃也是吃，多头猪多瓢水。原以为那猪长脸呢，六七个月工夫，膘上得跟吹尿泡差不多。我把“扁头”和小椒叫过来看猪膘。

“这是猪膘啊？”小椒笑得直打嗝，“赵亮堂，你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小椒从来都叫我的大名。

我听不明小椒在笑什么，“扁头”也一脸茫然。

“你这是母猪，头回打栏的时候，你请兽医站来人劁了没有？”小椒还在笑，“原想过年能来你家吃碗肉呢，这下成老母猪了。”

这时我才晓得，它在夏末的时候把圈栏门咬开跑出去三天，去干那事去了……老母猪就老母猪吧，现在公社三天两头地来催生猪指标猪仔抢手得很，直接交给生产队也能充公分。可就在它待生不生的时候，圈栏塌了一个拐。我只得把它养到屋里，然而我这身子哪能经得住它带来的跳蚤的啃咬呀。

“扁头”和小椒帮我下决心：跛子伯的草房当猪圈，我搬回我出生的那个同在一个村的老屋。那房子大是大些，柱梁也粗实，毕竟多年不进人，灰尘落得要下刀子刮。关键是屋顶要翻盖，我找上洲村队长用十个工分抵回十担稻草，这些天正请本家叔子辈的三个人在刷草筋，想着等秋雨后再上屋。

我相信“扁头”也没有放心上，他呢，老鸦一样叫得满洲上没有一个不知道他要去当兵。连狗都相信，这个兵他是当定了。我认为“扁头”当兵没有问题，要知识有知识，尽管把书念到初二的第二个星期，实在是枪子打不进去，将书包扔进了内江里，但毕竟也是个初中生；要个头有个头，他去城里秋浦中学上初一那年，比我高半个头，现在比他大还要冲些；要身体有身体，他到内江里挑水，哪是挑呀，两只手拎着就回家了……他答应到时送我一套旧军装，当然小椒的是新的，可我不嫉妒，用“扁头”的厚脸皮的话，人家很快就是军属了。小椒也在我面前畅想过：混得好，当上官，他穿四个兜的衣服，我随军到部队，以后就是城里人了；混得再差，入个党回来干民兵营长也威风。我想也是。还有，他大是大队长……“扁头”最听不得什么事与他大裹在一起了，可当兵这事，他不敢犟嘴。

在我看下那张彩色照片第二天，“扁头”又跟催魂似的要我搬家。

“赵亮堂，我可是把话撂这儿了，你再不搬，我那可是军令如山倒，讲走就走，到时可别怪我不义气噢。”

很快我就知道，他这么火急火燎，是想当兵前，把小椒睡下——我恨我知道这些。跛子伯的草房里，他不敢睡，他怕跛子伯用拐棍打他，尽管跛子伯死去有四年了。

“你往后也叫我‘小老吧！”我说得很认真。

我给稻场刷草筋的仨人送茶回来路上，小椒的脸仿佛开了花样地拦住我，“亮堂，照片送来了。”她一直扎着辫子，额前毛梳得钉耙状，又齐又整，衣服穿得紧绷绷的，跟胸前少了一块布似的。我喜欢看她的嘴，厚墩墩的，说出的话也不薄。我不会让她喊我“小老”，“小老”两个字会喊薄她的嘴。

我放下腰篮，用盖布擦了擦手上的潮气，接过照片，才看一眼，顿时全身发起冷来，打摆子似的，连忙将照片塞进口袋里，拎起篮子就走，“我要回去做饭了。”

走出才几步，身上又燥热起来，似乎夏天的痱子卷土重来。到家，我还是忍不住再认真地看了那张照片。天啦！照片上的我是我吗？尽管我早知道我有一头白毫毫的头发、一张红腥腥的脸、一对眯眯缝的眼，可还从来没有见过它们堆在一起的样子，说是妖怪一点不过分。特别是“扁头”和小椒并排坐着，他们朝气蓬勃，要是我坐在中间，说到天边上都有人相信是爷爷带着一对孙儿……

小时候，跛子伯不让人叫我“小老”，为什么呢？不叫我就不是吗？从彩照上看，我太是“小老”了，那一刻，我非常佩服给我起这个外号的人，我甚至不相信卧在江水中间这么个巴掌大的老鸦洲上还有这么个人才，他是谁呢？

“扯么子呢，”“扁头”瞪大了眼，“我马上是保家卫国的军人了，还能叫你小号？”好在他不再说要去给毛主席站岗的话，他已经晓得不是什么人想给毛主席站岗就能给毛主席站岗的，他还知道靠搞大船去天安门见毛主席也是不可能的事。

“你叫不叫，我都是‘小老，你还是叫吧。你都要当兵了，叫也叫不了几天了。”我想让洲上最好的朋友“扁头”叫我“小老”，我不是在自找羞辱，而是觉得只有他这么一叫，我就真的是“小老”了，毕竟他也是为我护着这个外号多年的人，为此他跟“大卵子”还干过仗。我甚至有些喜欢“小老”这个外号，有种从脸上挤骚痘痘的感觉。

在我彻底地从照片上认识到我与“扁头”、小椒，以及“大卵子”等洲上所有的人的差别时，我却生出了一些连自己想来都好笑的想法，比如：要与“扁头”他们一样，做个一天能得满工的劳动力。

我炒了盘花生米，吊个两吊酒，从中午拦到晚上终于在门口拦到了“土墩子”。

“叔，进屋坐会儿？”在外我都是喊他“大队长”。这么喊，我是有意的。

“不了，饭点到了。”“土墩子”背着手，扭着身子朝我这边，步子还是那个步子。“屋草刷得差不多了吧？这些天队里下地的活儿少，多叫‘扁头过来帮帮忙。”

“叔，我有事找你呢，”我说，“屋里有酒。”

“土墩子”好酒，他一天三餐，餐餐都得有一杯。年前在下洲村喝多了，一跤摔得差点要了老命，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扁头”他姆气得半死，边侍候边骂，“你迟早要死在那猫尿上！你要喝就到外头喝去吧，家里是没有了！”她说到做到，将他二两五的一只专用酒杯摔碎在门前的石磙上。“土墩子”很快发现，家里来人吃饭，还是有酒的，所以只要酒虫犯了，饭点的时候他便在门前来回转悠，遇到了合适的就拉进家……有他拉的，也有别人请的，其实他的酒一天没有断过。

“酒？”“土墩子”点点头，“不是老跛子剩下的吧？”

“专门给叔吊的呢。”我跟着他进屋，拉开椅子，递上筷子，斟上满满一杯。“您喝，叔。”

“土墩子”抓了两粒花生米，扔进嘴里，嚼得脆脆响，顺着香“滋滋”地抿进了一杯。“么子事？”他用筷子敲了敲碗沿。

“叔，我不想放牛了。”我不等他开口，忙着把想好的话全倒了出来，“我眼力是差些，做不到十二个的大满工，十个的小满工还是能的。叔，我也长这么大了，天天放牛，一个伢子样，‘扁头马上都要当兵保家卫国了……你答应我吧？”

“土墩子”抬起头，“啪”地放下筷子，“要是晓得你讲这个，我这吃下的花生米，白天不讲晚上老跛子也会从喉咙管里给我扣出来。不是叔我小瞧你，你那身子是劳力的身子？要是口粮不够吃，晚上叫‘扁头送十斤过来……”

“我有什么够吃不够吃？一张嘴，哪里塞不满？叔，我还养着老母猪呢。我……”我哪说得清我那古怪的想法。

“别‘哦啊哦的了！回头我让大队搅米厂的米碴和粉灰全抵给你，一年交大队四头小猪，加上放牛工，差不多是大满工了。”“土墩子”站起来就走，在门口，他一脚里一脚外地说，“叔存情你的酒菜了。”

我被“土墩子”拦得死死的，他肯定认为我神经出了毛病，放牛这种轻巧工分活儿要不是我是羊毛人还不被打破头皮地挣呀？我叫“扁头”喊我“小老”，被骂成我是在犯神经。

“扁头”跟他大一样不接我的茬，他突然大笑起来，“你知道不？‘大卵子也报名参军了。”

“大卵子”是下洲村在城里猪行上班的王宜学的儿子王立德，他生下来是个气泡卵子，六岁时候到安庆花了大价钱开刀开好了。小时候，他是下洲村的孩子王，我们上洲村的头儿是“扁头”，现在大家都能挑担子了，干仗是不干仗了，但俩人在大队里较劲是常有的，去年收晚稻，俩人比力气甩稻把，一口气甩一稻柜不歇劲，比得吐血沫子也没有分上下。

我是在犯神经吗？我要是真的能跟“扁头”他们那样正常地犯回神经，也算是个事儿。我连犯神经的机会，都没有人给。我在夜里“呸”我自己，“呸”得喉管里冒青烟。是的，老天让我生下来，直接扔进了夜晚的黑洞里，白天都是“扁头”他们的。我凭什么在白天去照那张破相呢？犯神经！

我“滋”地撕了那张照片，可低头一看，撕下的却是“扁头”。我和小椒还好端端地坐在歌颂毛主席的标语前，我的脸突然烧得烫手，这要是被“扁头”看到还了得，急忙跑到灶屋里用饭粒将照片粘好，但“扁头”和小椒身间的那条裂痕，清晰可见。我完全可以将照片扔进锅洞里烧掉，事实上再也没有人问过这张照片。同样的照片，“缩脖子”师傅送来三张，“扁头”的一张压在一头沉柜子的玻璃板下被倒了的茶水洇了进去，很快花得看不清人脸；小椒的，同底版一起给了她姆，再要时，她姆犯糊涂不晓是塞在了哪里。我却把粘好的照片夹进了平时夹毛票的一本《红旗》杂志里，还经常去看它，之后再也不心跳，再也不脸红。六年后，我还真就和小椒到秋浦城里照了一张二寸的肩并着肩的照片，我不挨着还不行，人民照相馆的老师傅几次过来将我们往一起拢，因为那是照结婚照。

既然我会犯神经，那就决定再去犯犯。寒露的头一天，我喂饱了八头牛，又将六个栏圈垫得厚厚的，便来到大队部。大队干部正在开会，后来才知道，是公社的干部来给他们开会，布置吃大锅饭的事。老鸦洲一个大队两个生产队二百五十七户五百九十九口人，只许生一个灶。“土墩子”正在硬着脖子不同意，他说：“毛主席打江山坐天下，哪会管这吃饭放屁的事？我们洲上不超前，也不落后，江边公社只要有大队搞，我们就搞。可这么多人吃饭，哪里买那么大的锅呢？”我就是这个时候进去的。

我说：“大队干部都在啊？从明天起，‘小老我不放牛了！”

公社的和大队的干部都看着我，我从外边的太阳地里来，没能全看清他们，只找到“土墩子”在看，他脸铁青铁青的。我转背要走，他指指民兵营长说：“让下洲村的‘犁别耳接下看两天再讲。”

“扁头”不是不喊我“小老”么？哎！我自己喊，我要像秋浦城里的男人把“我”称“老子”一样地称呼自己。“土墩子”不是不理会我么？我是瞅着机会当着全大队干部面说的。怎么着，这都是犯神经。

秋雨没有下来，洲上的油菜浇下头遍水粪的时候，我请了上洲村能沾点亲带点故的六个人将我大我姆其实是我爷和我奶留下的五间带院子的老屋进行了翻盖。要是其他人家，这不是什么大事，可是到了我，觉得是登天的难。来搭手的人很多，“大卵子”也来了。他来时，“扁头”在屋上故意将烂草戽了他一头。他不气，还笑笑地说“就你这眼神，当兵也只能打歪把子机枪”。小椒看到了，大声喊“是来做事的，还是来干仗？不想做，都滚。”“大卵子”拿叉子在下边叉了好一会烂屋草，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中午吃饭没见他。整整两天工夫，大伙儿吃劲地做，掀下草顶子，换下烂条子，再盖上刷得跟柳条不相上下的当年新草筋，房子从外看金黄金黄的很长脸，还有人开我玩笑是不是要娶老婆，我笑着回她“你愿意把女儿嫁给‘小老啊？”她立即冻住了脸上的笑。家里的收捡比翻盖还难，跛子伯屋里的能用的都得搬过来，这边没有一样物件不要洗个三两遍才能见到脸。好在有小椒帮忙，她手快，出活，“扁头”也没落下一个空。

这些天，我似乎忘了犯神经的事，却掉在另一件事里，想来也是一种犯神经：我在脚屋的一个拐上，抽出一块木板，“噗”地摊下十来个“黑球”，先以为是老鼠，吓得心一抖，等定下神，看看也不像粪便，上前用脚踩着拖了一下，是棉桃。棉桃？我脑子里立即蹦出那年天狗吃月亮当晚跛子伯带我给生产队看秋却丢掉的一箩筐棉桃，为此还扣了二十个工分的口粮。跛子伯偷的？我朝自己脸上甩了一巴掌，“‘小老你想什么呢？跛子伯是洲上的英雄，他为保护老鸦洲与大刀会拼得终身残疾，他要棉桃干什么？”棉桃不能吃，只能晒开来摘些劣质的棉花摊摊棉鞋还差不多。那是我姆走得及，没有晒却烂在这里的？有可能，她连儿子都不要了，棉桃算个屁。可我姆千真万确地走在夏天里，哪有棉桃往回拉呀？那这棉桃又不是棉精，长了脚能跑到这里来。难道洲上有人当时要栽脏跛子伯和我监守自盗？我想不通。这些想法，我也不是一下想出来，是在整理屋子间零零碎碎想的。棉桃的事，我不会跟“扁头”和小椒说，自从我发现，他们也有话掖着不对我说之后，我也学会了藏话。那些天，在他们晚上回家后，我点着煤油灯，屋上屋下屋里屋外地翻找，很希望能找到犹如棉桃样的东西，甚至有天下午我迷盹一会儿时，梦到在屋后草垛里翻到了害得跛子伯被雷劈了的偷粪贼。醒来后还真去推倒了它，又一天，“扁头”过来给堆上了，白累他一场。

头尾忙活到九天，我决定农历九月十八进屋。

那天，上午暖火火，小椒给我浆洗被子时，还把蓝竹布褂子脱了，“扁头”几次伸手去摸她的怀，被打得嗷嗷叫。午饭后，去给老母猪喂食时，看到它含着稻草在拉窝，是要生产了。我让小椒怎么着把我被子给钉好铺上，我得在跛子伯屋里盯着老母猪下仔。说实在的，我有些紧张，外边什么时候起的大风，都不知道。后来，小椒生儿子的时候，叫得屋顶朝上翻，我也不慌。

“扁头”从家拿来两个煮山薯给我当晚饭，那时老母猪已生下两头小仔，他看了一眼就走了，无所谓的样子。我是头一回看老母猪生仔，它生一个站起来一会儿，躺下去，又生一个，再站起来，它是不是腿麻了要起来活动活动？等它起来第九次，我估摸着差不多了。忙着去热了淘米水，比平时多放了半瓢米糠，把没有吃的两个煮山薯捏烂放进去搅了搅，拎过来给它，“啰啰啰，啰啰啰，来，吃点食，苦了你了，下来还要把小猪带好呢。知道不，你生的这些仔和‘小老我是同一天生日。”它哼了哼，“呼噜呼噜”地吃将起来。趁机，我数了数窝在一堆的小猪，有十二头。天哪，它真能生。养好了，除上交大队四头顶饲料，还有八头。我想，一头不卖，全部养成大猪。我那只是脑子一热想好事，一张嘴一口食，把什么喂他们。在服侍好老母猪之后，我一下感到累得快站不起来了，摇摇晃晃地出来，锁上门。

风在江面上叫着像饿狗找吃似的，天也是到了该冷的时候了。今晚，我不打算去牛栏圈，即使那个偷粪贼来了，我也不去，身子仿佛散了架子。不看，我也知道两条腿已被跳蚤咬成了蛤蟆皮，痒得我走两步要蹲下挠一阵子，指甲缝里冒着血腥。

老鸦洲没有人知道，在跛子伯死后，我白天与夜晚调了个儿。先是为了寻找偷粪贼，后来觉得我是属于夜晚的，在那里，我的眼舒服得多，身上的毛发是白是黑无关紧要，反倒让我看到了洲上人在白天看不到的人和事。我不去说它，因为没有人愿意在黑夜里听话。白天是他们的，我偶尔当着觉在睡。待那张彩色照片出现之后，我更加理解了我的想法。

接下来发生的事，依然是在夜晚，他们认为十分正常的夜晚，对我却是一种白天。他们在我的白天里肆无忌惮，叫我情何以堪？

我回到老屋子，院子半开着门，凑着灰灰的月光从里栓上，当走到院心时，我听到屋里有人在说话。

“哎，你不讲只摸摸吗，么子把衣服全脱啦？”说话的是女声。

“你反正是我的人，什么时候脱不是脱？我马上都要去当兵了，你先让我……”男的回答。

“他不会回来吧？都这时候了。”

“老母猪下仔，少讲要一夜。就是回来，他晓得什么？我见过他这东西，小得跟茶壶嘴一样。”

“就你的大，大得能顶住天么？……哎哟，哎哟……痛，痛……”

“我轻点……我轻点……这样行不？”

“嘻嘻……嘻嘻……嘻嘻……”

我听到了女的似乎在笑，一气连着一气地笑，一点痛的味儿都没有。

“哦，哦，哦，哦……”

男的一个劲地叫“哦”，跟没有吃饭一样，那声音扑通得窗子上的塑料纸“呼哧呼哧”地往外鼓。

……

他们终于歇下来了。

女的说：“我怕！”

男的说：“有什么好怕的？”

“不会带肚子吧？”

“我还没有当兵呢，哪有那么好枪法！”

他们说着说着，又进行了一次瞄靶射击。

我就这么站在院心里，听着这一男一女在我还没住进的老屋里把要头要脸的事做得不问天不问地，并且还捎带着把我装了进去。我的下体在他们的快活中，也几起几落，吓得躲进厕所里喘着粗气。

男的是“扁头”，女的是小椒。我怨“扁头”不够意思，这么多年，他罩着我难道都是假的？要不怎么在小椒面前说我那样呢？他只是嘴里不喊我“小老”，心里还不是依然把我当个羊毛人？他表里不如一，不配去当兵。

我再见到小椒时，我的双眼不停地盯着她的肚子部位在看，莫名其妙地认为她一定会带上肚子——我家的老母猪才出去一回，肚子就大了——她要是带上肚子，“扁头”是先结婚后当兵，还是当兵后回来再结婚，都是热闹。

我住到老屋里，奇怪的是有好几个晚上都睡得很像晚上了，自然也就没有天天去抓偷粪贼了，我给我的解释是：“‘小老我要腾出白天去喂老母猪呢。”事实上，我的心的确放在了跛子伯那边的屋子里，尤其是老母猪不小心压死一只小花猪之后。

“扁头”和小椒起码有两次还想到我老屋里去做那事，我故意不给他们机会，“扁头”气得要跟我打角，却找不到理由。过后不久的一个晚上，我在竹林边上看到他俩站在那里“嗷嗷”和“嘻嘻”，心里就有些过意不去，可又不好明着叫他们上我家，那不等于揭了他们的被子？

“扁头”热上小椒身子，却也没有凉下当兵的事。他三天两头跑到江边公社武装部部长家里扫院子、挑吃水，不让都不行。好不容易熬到体检的日子，头天晚上到家里来，我给他煮了两个蛋补身子，临走时几次想提醒他晚上不要去惹小椒了，女人是水车，两腿一蹬，有多少水抽干多少水，小椒可不是省油的灯。末了末了还是张不开口，我是“小老”，不该知道他们健健壮壮的人的事。

“扁头”在城里体检了两天才回来。回来就拉着小椒有说有笑地往我家来。

我正在院子里洒水压尘灰，这天入秋以来就没有下过雨。

“亮堂……”“扁头”跳进院子里。

“叫‘小老！”我及时纠正。

“笑死我了，”“扁头”从我手上夺过洗脸的木盆，“你晓得当兵怎么体检不？脱裤子，要脱得光溜溜的。”

“扯，脱裤子做么事？”我不相信。

“我也不信，他讲得有鼻子有眼。”小椒不好意思的样子。

“哪个骗，哪个是这个……”“扁头”右手搭左手抖着当王八。“还有更扯的呢，叫我们脱裤子的是个女军医，她长得白白静静的，说这话一点不脸红。她一手叉着腰，一手指着我们一排人说‘把裤子脱了！我们你看我、我看你，没有人敢脱。你知道怎么着？她说，‘不脱是吧，不脱就不体检，不体检就甭想去当兵。这下好了，有个小子，应该是城里人，两眼一闭，‘哗地一下脱得赤条条的……”

“脱裤子能检查什么？”我问。

“检查卵子。”“扁头”看着小椒在坏笑。

“看你现世宝的样子。”小椒抿着嘴。

“女军医，围我们每人转一圈，看腿直不直，之后让抬起脚朝后给她看看。”“扁头”说，“她看完就去填单子，再来一个男军医，戴着橡皮手套，伸手进我们裆里来回捏两下，听讲要是一个的不让当兵。你们猜猜，那时候，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大卵子，他能不能过这道关？哈哈哈，笑死我了。”

“你当你的兵，吃了咸萝卜淡操心，管他么子事？”小椒说完还是抿着嘴。

当兵体检有这事，我也认为“大卵子”可能性不大，毕竟他在这个方面得过病，我怪替他可惜的，长了人高马大的个子，并且还生扯死拖地读完了初中。有机会的话，我去劝劝他，算是搬家时过来帮忙的答谢。

小椒的肚子并没有见大，倒是我家的老母猪把十一头小仔子喂得滚圆滚圆的。“扁头”做工之余，跟个发情的骚牯一样满洲子转，见人都要说几句当兵的事，当然脱裤子检查蛋的事是少不了的，仿佛明天早上接兵的干部就会来洲上，带他踏上从军之路。

很多事情就如我的出生一样，种下的瓜子，收的可能是豆子。

“扁头”的兵没有当上——这个消息，我是洲上头第一个晓得的，因为他黑天里从城里回来，直接栽倒在我家，一身的酒气“噗”得院子像个酒坊。

“敢挤老子，”“扁头”语无伦次，“老子把他祖宗八代的卵子都挤了，挂到树上，让老鸦叼，妈的个甩屄，甩甩屄……”他从来没有喝成这样，也从来没有这么什么屄呀屌呀的全是脏话。

“告诉‘小老，怎么了？”我问他。

“‘小老，还是你‘小老好，什么都不用想，就做‘小老，一年是‘小老，一百年还是‘小老，我们老就老了再也小不回去了。你讲是不是？‘小老。”“扁头”抱着我家一条板凳，一会儿大吐起来。吐完一阵，他说，“我当兵被人挤了，嗷……”原来他也会叫“嗷”，我以为他只会“哦”呢。都说酒醉心里明，他这时叫我“小老”，一口一个，伶俐得很。

我听到“扁头”没有当上兵，咋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好像吞下的那口唾沫还有点甜丝丝地味道。自从那张照片之后，我变得就这么怪，很多人和事以往在我心里全是向好的地方想，哪怕有人死了，生病的我想他死了是享福；意外死的，我想他是阳寿已尽。到后来，对钱大发和周九月的恨都快轻下来了，因为有了那张照片，我再恨什么都把他们作比较，随之就又恨起来。如今，有一种别人越是往那边想我却要往这边的劲头，还不能完全认为是我生了倔劲，这劲头一般人看不出来，我只在心里拗着，多时在夜里。

我看“扁头”的吐物里有了两条蛔虫，害怕起来，摸着黑叫了小椒家的门。

小椒掖着外套出来，后边跟着她姆的骂声“深更半夜一个大姑娘家出门也不怕人笑话”。

“他怎么啦？”小椒急急地问。

我故意悠悠的，走出好几步，才回过头说：“‘扁头醉成一滩泥，在我家。”

“他不是不喝酒嘛。”小椒拉着我，她的手很热，“早上他讲他进城看看当兵的事，不会一时高兴过了头，喝这样子吧？……”

我晓得她跟“扁头”一样，多在想好事，就说：“‘扁头被刷下来了！”

小椒松下手，蹲到地上，“哇——”哭将起来。她像在演电影，说哭就哭。

天黑成了锅底，路边菜地的篱笆影影绰绰的，远处水沟上的一排粗大的水杉在顶着天，它们一共十一棵。这也是老鸦洲田地里唯一的一排树，多少占了光阴，洲上田地本来就少，影响收成，多次有人提议要砍掉它们，“土墩子”一直不同意。多年下来，长成了大树，横是横竖是竖，很有样子。我挺喜欢。

我伸手捞起小椒，她轻飘飘的。

我们进屋时，“扁头”趴在条凳子睡着了。小椒上去摇醒他，他一把抱着她，“我当不成兵啦，我被人挤下来啦，这叫我往后在洲上还有什么脸见人啦？……呜呜——”他哭了，大声地哭。这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

看他哭得不断线的样子，小椒劝他说：“不当兵就没有饭吃啦？有什么好哭的，哪年都有那么多人去报名，都要去当兵，部队还能装得下呀？这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当上光荣，当不上也光荣，起码咱也是愿意保家卫国的，他们不要，那是他们的事，再不济我们还能当个民兵……”

“你晓得什么？‘大卵子验上啦！”“扁头”痛点在这里。

小椒扶着“扁头”坐好，将锅洞里的草灰掏出洒在他的吐物上，盖住了酸臭，之后也好扫，“他怎么能验上呢？出鬼了。”

“扁头”抹了一把泪，“一个公社八个人，老鸦洲这么小，有个名额就不简单了。你讲我不是他挤掉的，还是谁？”

如果“大卵子”这回也没有验上，是不是“扁头”会好过些呢？也许是这样。要是在以前，我也会跟“扁头”他们如此这般想。如今，我却认为：该去的去了才没有多大意思，只有不该去的去了才有味道。有小椒在，我不去劝“扁头”，只是看着他们不作声。

小椒见一时半会也劝不下“扁头”，让他多喝点水，搀到我床上睡下，就回家去了，我要送，她不让。她不让，我也在洲上逛了两圈。这个夜晚，老鸦洲都在睡觉，没有一点事，自然也没有偷粪的贼。

“扁头”连续五天五夜睡在我家不起床，我叫不起，小椒叫不起，他姆也叫不起。

“土墩子”来了，骂了几句，“讲出去，老子的脸都被你丢光了，我养了你这么个有出息的儿子？能经点事，好不？我看你还抵不上人家‘小老，他身子就这么个身子却十来岁顶起一个家，日子过得有章有法。等我死了，你有这个能耐么？脓包东西，我看你躲在床上是能生个金子还是银子？……”

我真真地听到，大队长“土墩子”也喊我“小老”。看来在老鸦洲，喊我“小老”的大有人在，只是跛子伯和我听不到而已。

“扁头”验不上兵，不怪任何人。“土墩子”人托人宝托宝地打得一清二楚，是“扁头”的身体不合格：他是鸭脚掌。

鸭脚掌还有个学名，叫“扁平足”，这种人不能走远路。“扁头”要是当兵了，再遇到个长征什么的，能行吗？

“扁头”在我当面骂那个女军医“不晓得丑”。

我说：“医生眼里只有好人和病人，哪有公母？你在外可不能这么讲，你不听广播里在天天革命啦，当心革了你的命。”

“扁头”说他当兵就是去革命的，还怕别人来革他的命么？他依然弯在女军医那里，说她连摸都没有摸一下他的脚，怎么就知道他的脚板是平的呢？

我说：“没有几把刷子能当军医吗？给毛主席看病的全是军医。看病看病，病就是看的。像你那脚，连我看都能看出是‘鸭脚掌。”

“扁头”怨他大是“马后炮”，一天到晚缩在洲上，生怕树叶打破头，对自己的事丝毫不关心，等人都刷回来了，才去找人打听，卵子用。哪像他亲大？

我说：“你大是大队长，一洲上人的嘴都指望着他呢。他是抓完革命还要促生产，今天几百人在一口锅里捞稀稠，明天还有没有的捞都两讲。你看有些人嘴里一口嘴外半口地吃，下洲村的几伢子拿饭团干仗，这日子能长久吗？”

“扁头”倒在床上，我坐在床沿上，他说一句，我驳一句。突然，他爬起来，怒视着我，“你他妈的嘴今个怎么这么能讲呢？我一句你十句，是不是老子当不上兵你快活呀？不让老子当兵，老子就当吕舟根第二。”吕舟根是个害鬼，我姆弃我离洲，与他无恶不作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他吃了政府的枪子罪有应得。多年了，他像一泡屎被饿狗舔得痕迹全无，怎么又被“扁头”提及呢？

“‘小老我不是那人？”我说，“什么人不学，学吕舟根那畜生？他八辈祖宗在地底下都被人咒得投不了胎。”

“扁头”终究下了床，其实他大、他姆，还有小椒都在干操心，他在意的是面子。面子这东西，有时是面子，有时是里子，说不定今天比天大，到了明天无影无踪。“扁头”下床，跟着我到夜里游逛。我骗他有个要饭的给我个土方子：夜里去接新露，兴许能治好眼。我还晓得，他跟我到夜里去，也是吃不到三顿猫儿食。夜，不是谁想待都能待得住的。

老子毕竟是老子，“土墩子”到公社跑了两趟，弯了多少腰才给“扁头”谋进了公社“四清”工作组，算是吃上公家饭给他支点面子。用他大的话说：“正好也清清这兔崽子！”

“四清”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按道理，“扁头”在清别人的时候，顺便清一下自己是可能的，可他没有。头尾不到三十天，他跑回来，我还以为他是想小椒的“嘻嘻”呢。

“‘大卵子今天穿的衣服，明天走！”“扁头”兴奋得说话都有些抖，与之前的他那瘪秧秧的样子判若两人。“他被二炮部队点上了。”

我没有接话，生怕哪句不对他的路子，惹出什么枝杈来。

“我一定要亲口对接兵干部讲，王立德小时候是个气泡卵子，开刀开好的。”“扁头”坚定地说。

我没有想到“扁头”会是这么个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的人，难怪他打小喜欢和我在一起，我是“小老”嘛，压根儿也比不上他。“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抽把火又有什么用呢？不是‘小老我讲你，你是嫉妒人家。”

“还真被你‘小老讲对了，我就是不服气，他个卵子开刀的人都能去当兵，我凭什么去不了？不信，在我俩裤裆里放一炮，看谁的卵子先裂开？”

“扯那有么子用呢？”

“即使拦不住他小子，我也要让接兵干部知道，他卵子动过刀子，到部队使用他时得考虑考虑，耻耻他也行。”

我不再理会“扁头”。我做晚饭的时候，他走的，并把我院门关得“哐哐”响，仿佛打了鸡血。

“大卵子”家这晚待客，中午的时候我见他到渡船口去接他大的担子，两稻箩实实的，压得扁担一闪一闪的。五亲六眷来得不少，晚上待了七八桌。“土墩子”也在，我很佩服他的心胸，那叫一个大，“扁头”有他大一半，日后也不会将路走得窄到放不下一双脚。

瞅准“大卵子”转身进屋时，我喊住了他并细细地告诉他“扁头”准备明天拦下接兵干部的事。“大卵子”很有些惊慌，以致我走的时候他“谢谢”都没有说，这份所谓的感谢，直到他退伍返回江边公社当上砖瓦厂厂长，我才得到了回馈：他同意我去给窑挑夜水。

第二天清早，“扁头”踩着“吱吱”的厚霜，坐到下洲村的渡船口。今年，冬天来得突然，地里的油菜刚出头下了头霜，霜情一天比一天大，重得像小雪。“扁头”的鼻子被江风吹得红丢丢的，几次流下鼻涕，可他的心是热的。然而日上竿头，他也没有等到那穿着黄军大衣的接兵干部，奇怪的是村里响起的敲锣打鼓，不一阵子也歇了下来。“扁头”似乎想起了什么，猛地向“大卵子”家跑去。在路上，他遇到了民兵营长，“这小子也太心急了吧？天没亮就进城了。”

这一切都是“扁头”在晌午的时候告诉我的，他还说他一口气跑到秋浦港口，接兵的大轮已经离开了码头，很多家长满脸泪水地在挥手。王宜学看到了他，“来送立德呢？”他无地自容。无地自容的“扁头”仿佛吹足了气的猪尿泡，进到我家不容分说，劈头盖脑地对我拳打脚踢。我理短，不还嘴，不抵挡，任他打，相信他不敢打死我，打死我他要偿命。他的命比我的金贵，他不划算。他打我打得最狠的是一脚踢到了我的裆里，当晚卵袋肿得比“大卵子”小时候的还要大。我很痛，晚餐咬着牙烹一碗小干鱼，还炖水蛋，甩了三碗饭。小椒几次来我家问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就是不说，“扁头”做得不对，凭什么让我说，要说他说去。

公社“四清”工作组年前结束了工作，“扁头”回到老鸦洲一个多月也没有到我家，小椒也少来，我想他们这回一定是要与我绝交了。

过完正月初七“人生日”，劳力都要去挑江埂，挑一天记十二工分。我买了一担新粪箕，跟着上了大堤。之前，我已经在生产队参加男劳力的农活了。我终究是“小老”，尽管我想了很多办法，直至将团箕大的油伞扎在身上避开阳光下地，可我的活儿连个女劳力也比不上。头一次下地锄油菜草，他们满工的至少锄六垄，我只有两垄，待会计收工来给我记工分时，我说“先不记，等我明天吧。”当晚借着月光，我锄到鸡叫三遍，才达到满工。往后，我的工分都是以完成量来记的。挑江埂是搭伙，一人挖土一人挑，轮换着来。家家都是一对一，小椒和他后大，“扁头”和“土墩子”，没有单下的男劳力，就是有，谁又愿意跟我配伙呢？我只得自挖自挑。“土墩子”歇稍时过来叫我回家，说我这个挑法，让生产队如何记工分，我说记多少是多少。

我的不自量力差点要到小命。挑到下午快收工的时候，我的粪箕一头滑了绳，身子随之被仰八叉地往埂堤下甩去……我结结实实地倒了下去，却没有伤着，是“扁头”救了我，他冲过来用身子将我接住，我轧断了他的右胳膊。“扁头”一直在关注着我，让我瞧不起自己，是眯眯眼，还是眯眯心。

“扁头”又和小椒成双成对地往我家跑了，可我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对劲，很多时候仨人坐在一起你看着我、我看着她、她看着你，找不到话头或找到了很快就断线。

“扁头”和小椒趁着我的很多空隙，在我家角角落落里“哦哦”和“嘻嘻”，害得我东躲西藏。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们那事没少做，小椒的肚子却一直平踏踏的鼓不起来。

春末的一天下午，天上下着过筛子雨，细细的、匀匀的、密密的。“扁头”和小椒来到我家，说是看燕子。这年，我家屋檐下，燕子做了一排七个窝，最多时有二十三只燕子。我太晓得他俩要来做什么，原本到了喂猪的时候，偏偏挨着不走，瞅着他们猴急的样子心里乐呵。觉得硌得他俩差不多了，我拎起猪食，“你俩坐噢，我去喂猪！”

“去吧，去吧，”“扁头”用力地挥着手，“老母猪饿了不下仔。”

我拉院门的时候，他俩已经钻到我脚屋的竹榻上“哦哦”“嘻嘻”上了。

“母狗不骚，公狗不撩。”我认为，这事不能怪“扁头”，要怪就得怪小椒，她毕竟是个女的，女的就要遮着掩着，就要脸皮薄薄的。以至到后来的后来，小椒和“大卵子”的事出来后，我依然认为都是小椒起的头，可我又恨不起小椒。

来到跛子伯屋前，听到老母猪一声跟着一声地在叫，“饿死鬼！”我拎起桶正要倒食时，发现它满嘴嚼着泡沫，栏门的横木被它咬去了半边。“送走猪儿子才几天，又打栏了，要脸不要脸？”

三天后，公社兽医站的崩兽医接到了我带的口信来到洲上，他是来替我劁老母猪的。我叫来“扁头”给崩兽医打下手，也不晓出于什么心思，我还拐道将小椒也叫来了。小椒说老母猪养得好好的，改什么肥猪养？我说省得它打栏骚情再跑了。崩兽医和“扁头”分好工，一个抓耳朵，一个拎尾巴，轻松将老母猪放倒。崩兽医从腰里的皮褡子里取白闪闪的小刀子，指面大的铲型刀片在猪大腿外侧轻轻一划，出了三寸长的口子——我想起那把杀猪槽刀，还有那张彩色照片——他手指一转，小刀另一头的钩子就进了猪的身体，随之一小串腥红的肠状的肉肉被拉出来。他用手捏着，刀口再转过来轻轻一拉……他将那肉肉递给我，“扔得高高，越高猪越肥。”我不相信这话，出门随手撂到一棵桅子花树下，一会听到狗咬狗的叫声。

崩兽医朝那正在出血的口子上吐了口唾沫，“好了！”他和“扁头”几乎同时放开老母猪。

我从头至尾没有听到老母猪的叫。小椒什么时候走的，我也不晓得。

那天，我没有回老屋，一直陪着老母猪，它在哼，我在哭。

整夜，雷在老鸦洲的顶上滚来滚去，就是不炸。暴雨擦着江边溜走了，一滴未下。

责任编辑 杨丽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