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与时间静静且亲密地拔河

马铃薯兄弟（以下简称马）：张默先生，您是一位在海峡两岸都拥有重要影响的诗人，您以写作的实绩，也以自己服务诗歌与诗人的热忱而受到广泛的敬重。写诗60余年，您的创作成果体现在《紫的边陲》、《落叶满阶》、《远近高低》、《张默世纪诗选》、《独钓空濛》、《张默小诗帖》及大陆版的《张默的诗》等逾17种个人诗集中，成果十分丰厚。作为当代华语诗坛的一员宿将，首先想请您回顾一下，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新诗写作的？最早发表新诗作品是哪一年？在什么刊物发表？

张默（以下简称张）：我于1946年在南京成美中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新文学作品，也曾涂鸦写一些短小的新诗，但很少发表。1949年春天，我离别南京，到上海，再搭乘中兴轮飘洋过海，三天后抵达台湾基隆港，投奔当年在台湾海军服务的大哥德仁，接着于1950年10月投效海军。真正大量兴起新诗创作，则是1952年春天，在台北《半月文艺》杂志连载发表我的处女诗作《海洋之恋》约二十余首，这批少作充满对海洋的热爱，十分浪漫的抒情，谈不上有什么诗的技巧，我也没有把这批少作保留下来，早就被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马：根据您在写作年表中的介绍，您1931年农历12月出生于安徽无为县孙家湾，幼年时到了南京八卦洲。您记忆中，具体是几岁时离开的无为？对无为老家您还留有哪些记忆？到八卦洲后，父辈在这座扬子江中的岛上开垦土地，您能具体介绍一下当时的开垦与生活的情况吗？

张：我在安徽无为孙家湾渡过了十一年。对这个村庄有难以磨灭的记忆，特别是儿时，每年4月，和家人在田里插秧之种种，傍晚同表弟骑着水牛吹着牧笛回家。我尤其喜欢夏夜，在广场搭竹床过夜，与流萤捉迷藏。冬天大清早与大哥一起去村头捡牛粪。夏天喜欢三五同学到附近的小池塘游泳，同牛群比赛输赢。十二岁那年我离开无为到南京八卦洲读高小，我家住在三珑头，有七八间茅草棚子，前面有一大片数百亩田地，那是父亲辛苦开垦所获得的成果。每年种玉米、稻谷两次。记得有一年7月，突然从天外飞来大批蝗虫，一两天把田里的玉米哨得精光，我每天陪家人一起打蝗虫。那一幕迄今犹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马：在您的回忆文字里读到，您在读私塾和中学时受到的文学启蒙给您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对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让您铭记在心的有两位老师：孙国相老师和虞诗舟老师。两位老师分别都对您有那些具体的影响？

张：我六岁起，在无为老家读私塾，读了五年。舅父孙国相是我的老师。他每天一大早要我到学堂先行磨墨四十分钟，然后写大小楷，下午读“四书五经”，傍晚时分背诵唐诗、古文。他特别教导我，用毛笔写大小楷时，一定要全神贯注，握笔姿势要端正。我每天在棉纸上写大楷四张，小楷两张，然后送给老师批阅。他喜欢用红笔圈圈点点改正疏失。如此以三年时间书写正楷，以两年时间书写行书，并要求行书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而他在讲解古文篇章时更是深入浅出，头头是道，其中包括《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滕王阁序》、《秋声赋》、《祭鳄鱼文》、前后《赤壁赋》等等，并要我把所有读过的古文名篇，一一要倒背如流，是以养成我喜欢背诵唐诗、古文的好习惯。今天来看，依然获益良多。

马：1949年3月，您自南京经上海去了台湾。1950年9月从军。当时从家乡去上海到台湾的具体经过是怎样的？促使您离家远行的原因是什么？初到台湾，给您留下的最初的印象是什么？赴台后、入伍前，那一年多的时间里，一个背井离乡的青年，是怎么生活的？

张：1949年1月，我接获在台湾海军服务的大哥德仁的航空信，他指出当时大陆的时局很不安定，希望我到台湾来读书或找工作。于是同母亲商量，她鼓励我带着大嫂和两位只有五、六岁的侄儿，到台湾和大哥在一起。于是同年3月20日，我就和大嫂、侄儿，去上海一个亲戚家等船去台湾，结果26日买到了中兴轮去台湾的船票。轮船在海上航行三天后终于安抵基隆港，大哥特别到码头来接我们。当晚我就住在大哥任职的台北圆山“海军第四补给站仓库”的宿舍里。我们一下船就被台湾的热带风情所吸引，椰子树、香蕉……一切都很新鲜。

同年7月，我被友人介绍到“台中防守戒严司令部”担任上士文书，同年底调到花莲，一切如常，交了不少军中朋友。1950年2月，我辞掉军职，返回台北大哥家，与他们同住在板桥。同年3月29日青年节，蒋经国先生在“台北中山堂”对青年朋友讲话，我也前往聆听。他号召三百位青年从军，我也参加了会考，并被录取为“政治干部训练班第一分班”的学员，于7月初入学，地点是台北和平东路的师范学校（即现在的台北教育大学）。受训三个月，蒋先生每天与我们在一起。九月底结业，其中有五十位（包括我）被分发到海军，到左营报到。

马：您介绍过，读中学的时候，虞诗舟老师为您打开了新文学的窗口，通过他的介绍，您读到了冰心的作品，这是一种新诗的启蒙。在您走上新诗写作道路之后，还曾受到过哪些诗人或作家作品的影响？

张：记得有一天，虞诗舟老师在黑板上以正楷写下刘大白的名诗，《秋晚的江上》 ，全诗只有七行，让同学们眼界大开，原诗如下：

归巢的鸟儿，

尽管是倦了，

还驮着斜阳回去，

双翅一翻，

把斜阳掉在江上；

头白的芦苇，

也妆成一瞬的红颜了。

虞老师轻轻以乡音朗读了这首诗，并加以深入浅出的注解。同学们都抄下了这首诗。除此之外，像胡适的《老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田间的《义勇军》，沈尹默的《三弦》等诗，他也先后把它们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抄写，并鼓舞同学们多多背诵唐诗和新诗。

马：谈到您的写作以及诗歌贡献，就不能不谈“创世纪”诗社的成立和《创世纪》诗刊的创办。您是创世纪的创社三元老之一，成立诗社也是出于您的提议，诗社的名字用的也是您提出的方案。当初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又身处行伍，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动议要做这样一个诗社？取名“创世纪”是出于什么考虑？

张：1952年冬天，我从淡水（任职海军陆战队警卫连指导员）调到左营陆战队炮三大队某中队担任政治干事，当年海军有《海讯日报》 、《海洋生活》 、《中国海军》几种刊物，不少海军作家，如郭嗣汾、墨人、彭邦桢、洛夫、张放、张默……等等，都不时有作品发表。最重要的因素，是1954年7月，陆战队司令部假左营桃子园大礼堂举办一个短期的“三民主义讲习班”，共有一百多人参加，分成很多小组，正巧洛夫和我同时被编在一个班里。因彼此早就读过对方的诗作，于是那一个礼拜，我们变成很谈得来的朋友。结训后他回澄清湖某部队，我在左营炮兵中队，彼此不时有电话联络。8月某晚我去高雄大业书店看书，在一本女作家的散文集子中看到“创世纪”三个字，心中特别欢喜，于是回到营房，无意中构思，想创办一本诗刊的念头，油然而升。于是执笔急书，写信给洛夫，设想以“创世纪”为刊名，请他提供卓见。想不到他很快回信，完全同意。于是咱们给当年的《战士报》副刊主编潘寿康写了《创世纪》的征稿信，他很快刊出。不到两周，各地军中诗人纷纷来稿赞助，于是我和洛夫两人共同把创刊号的诗稿敲定，而封面则是洛夫请他的干校同学牟崇松以一幅木刻为背影设计的。9月初发稿，10月初出版。这是台湾南部第一本新诗期刊，出版后受到各方的瞩目。至于为何叫“创世纪”，那只是表明咱们是诗坛新兵，为新诗提供一个园地罢了。

马：当时创世纪的三位创办人：您、洛夫、痖弦都很年轻，都在台湾南部的左营从军，但并不在一个单位。因为机缘，您与洛夫认识在先，那么，与痖弦先生又是怎么相识的呢？ “创世纪”的成立，有没有举办过什么成立仪式？

张：痖弦是干校第二期影剧系毕业，1954年11月被分发到左营海军。在欢迎会上，洛夫带了一本《创世纪》创刊号，送给痖弦，并欢迎他参加，他立即答应了。咱们三人，我在陆战队《先锋报》任记者，洛夫、痖弦两人同在左营广播电台任编辑，我们两个单位相隔不到五公里，因此经常聚会，谈诗、编诗刊、筹款、上当铺，如此而已。《创世纪》一向不讲求排场，也没有办过任何成立仪式。它是纯粹的诗刊，除诗以外，它没有任何其他的目的。

马：曾听您介绍并强调《创世纪》的一个重要分期。前十期刊物为32开本，自11期起，改为20开本（1959年）。这种前后的变化，关键不在于开本，在于办刊理念的重要改变。请您介绍一下，这前后两个时期不同的办刊理念，以及不同的运营方式，包括组稿范围、组稿方式、作者构成等。这个重大的办刊思路的变化，是怎么决定的？是几位同人正式研究决议的么？

张：《创世纪》第1期到10期，为32开小本，是它的“草创时期”。咱们曾提倡“新民族诗型”，就是强调诗要有中国风、东方味。但自第11期（1959年4月出刊）扩版为20开大本，作风感觉大变，不再强调“新民族诗型”，而以“世界性，超现实性、前卫性、纯粹性”四者为主轴，把各门各派最优秀的诗人都引进来，刊登他们最好的诗作、理论和译介文章。基本上这些重大变革，都是洛夫、痖弦、张默、季红等人共同敲定的。

马：《创世纪》的创办，是为了同人发表作品之便。但后来，却采取了兼容并包，大量发表其他文学团体的诗人的作品，显示出开阔的办刊胸襟与气度。这些曾经在《创世纪》发表诗歌的诗人，有的被列入“创世纪”同人，但有的却并没列入，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成为“创世纪”的成员，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履行什么手续么？比方提出申请、填写表格、缴纳会费等等？大陆也有一些诗人、诗评家列名“创世纪”同人？

张：《创世纪》六十年来，历任编辑社务人员很多，咱们自三十期开始，扩大为同仁诗志，有入社简章，但大体都是经过同仁推介，有不少海外诗友加入本社。1988年两岸开放，大陆诗人任洪渊、李元洛、刘登翰、白桦、谢冕、欧阳江河、龙彼德等人加入。自五十周年以后，本社欢迎更年轻一代诗人参加，2014年10月《创世纪》六十年庆，即有1992年以后出生的诗人入社。入社程序基本上尽量减化，不填表，交会费很率性，所谓同仁，当然有一定的义务，但绝非一成不变僵化的制度，而是活用，由现任发行人、社长、总编、主编相机处理就行……总之，凡担任《创世纪》的实务者，绝对以适任、胜任为唯一考量。

马：《创世纪》六十余年发展历程中，曾有过一个短暂的间歇期（1969年1月出第29期，到1972年9月才出第30期），洛夫先生曾著文《一粒不死的麦子》，就是以此为背景的。这期间的中断，具体原因是什么？您还曾经和管管先生主编过另一本刊物《水星》，这个刊物和《创世纪》并行，您是如何理解处理两本刊物的关系的？

张：《创世纪》自出刊第29期，曾经停刊约三年，那是咱们三位创始人因工作关系不得已而休刊。这期间洛夫在越南，痖弦在艾荷华作家工作坊，我在澎湖海军第二军区服务，无法兼顾诗刊的正常运作，惟有暂时休息罢了。

1971年2月，在左营创刊的《水星诗刊》 （共九期），报纸型，八开四版，完全以发表新人的诗作为主轴，由张默、管管主编，渡也、汪启疆等青年新秀被发现。它是《创世纪》的外一章，基本上没有冲突。

马：您在回忆文字里曾介绍过，《创世纪》曾为一个在世的诗人做过专辑，他是叶笛。今天大陆的读者对叶笛先生以及他的诗所知甚少，能否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叶笛先生曾为《创世纪》的办刊提供过哪些帮助？

张：我与叶笛认识于1952年，彼此非常要好。1957年秋天，他在屏东大桥附近某小学教书，我曾于某日下午到该校去看他。当晚他带我到他住在屏东的姑母家，那晚我首次享用他姑母做日本料理的好手艺。晚餐后约八时许，我要返回左营，他把一个月的薪饷全部捐给了《创世纪》。他日文造诣精深，曾在《创世纪》发表他翻译的《超现实主义宣言》（安德烈·布鲁东作） 。90年代末期，他为《创世纪》撰写十多家台湾早期诗人，如王白渊、杨华等诗人专论，十分有分量，这些都收入了《叶笛全集》。

马：《创世纪》办刊过程中，社长、总编辑、主编等人选曾迭经变化，一般情况下，这些人事的变化是怎么决定的？我们知道，“创世纪”诗社和《创世纪》诗刊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和不断吸收新血、不断求变是很有关系的。近年来，办刊力量的转移与过渡已经完成。请您介绍一下当下《创世纪》的办刊人员情况。

张：《创世纪》目前由汪启疆担任发行人，落蒂任社长，辛牧任总编辑，李进文任主编。自2015年开始就由他们共同来主持这个老诗刊的社务与编务。新一代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做法，老一代的已交棒，今后就靠他们共同努力求新求变，把这个老诗刊办得更出色，继续向八十年挺进。

马：在您六十年的漫长诗歌写作历程中，您个人觉得哪个时期是您写作的黄金时期，哪个时期的成果对您个人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如果请您推荐十首代表作，您会推荐哪些？

张：我写诗六十多年，其实也很难说哪个年代是黄金时期，但是《创世纪》自第11期革新扩版，对我而言，是很重要的阶段。譬如我早年写了不少海洋诗，但自己觉得都表现得不够深刻，直到在11期发表的《关于海哟》一诗，才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自认从这首诗开始，我可能开发了个人海洋诗的新景。

如果要我推荐十首代表诗作，大约可以列出以下不同风格的拙作，供大陆爱诗人参阅和指教。

1.《关于海哟》

2.《贝多芬》

3.《我站立在大风里》

4.《无调之歌》

5.《削荸荠十行》

6.《三十三间堂》

7.《我是一只没有体积的杯子》

8.《黄山四咏》

9.《酩酊的石雕》

10.《石雕巨柱134之叹》

以上十诗均见《张默的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3月刊行。

马：您写诗，也抄诗。抄诗的诗人不仅一例，但把抄写诗歌当成一项工作，做成了一项工程，抄出了一道文化景观，就这个意义来说，是无人能与您相比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做这项工作的？当初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件需投入大量时间、体力、精力乃至物力的工作的？迄今您共计抄写了多少诗人的多少诗作？

张：从2011年中开始，我开始用毛笔在长卷宣纸上（约15公尺长）书写台湾新诗佳作，加盖红色各式印章，并捐给台湾图书馆十卷，约二百首诗作。之后又书写三公尺的短卷约二百家近千首，捐给了《文讯》月刊。

2014年1月，我手抄《台湾现代诗手抄本》共186家，630首诗作，包括四代诗人从覃子豪到阿海，由九歌出版社隆重出版，造成不少的风潮。

一生为新诗服务，抄诗、编诗、写诗，难以计算，总之，无怨无悔，诗是我永远的情人。

马：您是一位重要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热忱而成果丰硕的诗歌编辑家。您获得过创作奖，也获得过编辑奖；写诗和编诗，可以说是您驰骋诗坛的两个轮子或翱翔天空的一双翅膀。辛郁先生曾说，《创世纪》诗刊有多位参与者，“但若没有张默，我敢断言，它早就停刊了。张默的勤劳耕耘，细心呵护，使《创世纪》活得漂亮又健康……”这是对您办刊辛劳的极高的评价。一个社团，一本刊物，需要有一些默默付出、悉心维持的人。您多年如一日，费心费力甚至耗费财力于诗歌的编辑事务，动力来自何处？另请您介绍一下，作为诗歌编辑，您认为要办好一本诗刊、编好一本诗选，根据您的体会，办刊人或编选者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和特质？

张：《创世纪》能活过六十年，它不是奇迹，而是铁一般的事实。大家都说，没有张默，《创世纪》早就休刊了。这话不完全对，如果没有很多人的投入，它不可能活到今天。个人认为要编好一本新诗期刊，非得有过人的精力、不怕难的意志、力求品质高于一切的准备工作，丝毫马虎不得。不论每期内容规划，版面设计，专刊特辑制作，均需深入的构思；而校对尤其重要，如果一个诗刊，错字连篇，那还算是诗刊吗？永远求新、求变、求好，不达目的，绝不放弃……

马：您的诗歌编辑工作不限于《创世纪》，还主编、编选了多种诗歌选集。您被称为两岸诗歌交流的推手。您和萧萧主编的《新诗三百首》，立足新诗发展史，兼顾海峡两岸及香港等地，视野开阔；所选作品，重视文本，也具有文学史的眼光。请您介绍一下，这部诗集的编辑缘起及编辑过程。在您主编的诗集中，您看重的还有哪些？

张：1994年秋天某晚，九歌发行人蔡文甫打电话给我，他说在某一诗刊上，看到我提出的《新诗三百首》的编辑构想，十分有兴趣，问我有无意愿为九歌编这部大书。当时我吓了一跳，当下竟然还有人跳火坑，愿出这样的选集！于是我说：“让我想一想，过几天我再答复你。”

次日上午，蔡先生又打电话同我商量，当时我说，这部选集很难编，绝非某一位诗人就能完成，我建议请萧萧和我共同主编较妥。蔡马上答应：就由你们来计划编选吧！于是我立即电告萧萧。他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决定参加，他并说因为教书很忙，初选工作，必须由我完全负责，同时要我先拟妥编辑要旨，择日见面商定一切。

《新诗三百首》，台湾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选本，但编得很差，于是我们的标的，必须特别强调“清明有味，雅俗共赏”，它就是这部选本的走向，也是选入诗作的基本特色。

本人收藏海内外新诗集，虽然较多，为了阅读更多更广泛的诗作，特请叶维廉提供30年代的诗作，同时请西安的沈奇代购多年来大陆出版的各种诗选本。他对大陆中生代诗人中之佼佼者，也提供了一些候选人，给我们作编选时的参考。

初选工作于1994年9月展开。我每天忙于读各种风格的诗作，1995年2月完成初选，共有1280首纳入；以后又经过复选，淘汰620首，计有660首诗进入决选。最后由我和萧萧缜密选出336首。同时概分卷1.大陆篇前期，从刘大白到绿原共37家。卷2.台湾篇，从赖和到林群盛108家。卷3.海外篇，从纪弦到王良和34家。卷4.大陆篇后期，从牛汉到南嫫47家。每家撰有小传及短评＼卷前序，请余光中撰《当缪思清点她的孩子一一跨海跨代的〈新诗三百首〉》，他对本书的设计也有很独特的卓见。全书分上下册，于1995年9月上旬由九歌隆重出版。《联合文学》月刊第128期，1995年6月号，特以“世纪之选”为题，以大篇幅抽样介绍选入之诗作。

此书被台湾各大学选为新诗教材。2007年又发行增订新版。可见这部选本已获得海内外爱诗人的重视。

个人这些年来，已为台湾新诗选编的专集近二十种。其中包括《六十年代诗选》（与痖弦合编，高雄大业书店，1961年版），《剪成碧玉叶层层——现代女诗人选集》（台北尔雅出版社，1981年6月版），《小诗选读》（台北尔雅出版社，1987年5月版），《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与张汉良合编，台北源成出版社，1977年7月版），《台湾现代诗手抄本》（台北九歌出版社，2014年1月版）。以上数种，目前台湾坊间还可以买到，特提出，供大陆爱诗人参考。

马：您曾说，“我是一辈子喜欢与时间静静且亲密地拔河，谁胜谁负，那不是我要的答案，一切由他去吧！”您还说，“我觉得咱们这一代诗人，你到底占什么位子，早已定好了，不必强求，应更谦卑，不要专为自己的名声设想，把诗写好，把书编好，把每一件事做好，比什么都重要。”这是一种豁达。但作为一位毕生为诗歌服役的诗人、诗歌编辑家，您是否也曾设想过，文学史对您作怎样的记录或评价？

张：我在台湾从事各种诗选的编务，已近半世纪，个人一向的态度是，凡经我手编选的书，一定有个人的风格，并且试着把所编的选集弄得特别精致，各书均有其让人意料不到的新感觉。至于他人或将来文学史家如何界定，那不是我所能预料的，由它去吧。

马：其实，作家、作品的评价，是需要时间的检验的，有时候，要拉开一个更远的视域，才可以看清一些作家、作品的价值和意义，而且，从历史长河来看，很多诗人诗作价值的评价或价值认定，都是经过了遮蔽、遗忘、再发现的过程的，大名鼎鼎的杜甫，他的诗在后世也曾长时期遭受冷落。所谓文学作品的位置，其实存在较大的可变动性，是动态的。有些作品的韵味，需要在反复阅读里呈现。比方我读您的《贝多芬》，前后读过好几遍，但我被深深打动，是在一次朗诵会上；当我事后再次回头阅读时，更是体会到了诗人在语言及意蕴上投入的匠心，经得起细细的推敲乃至严格的审视。而如果不留心，泛泛而读，它的美和它的艺术价值，可能就被淹没在大量的平常之作中了。我对这首诗及对其他诗人作品的阅读经验，也佐证了一种说法：对当代诗人作品价值的判断，还只是进行时。一些作品获得了读者的关注，一些作品则可能处于被遮蔽的阴影当中，您的作品中是否也有这种情况？

张：一个人写诗一生，总有好几百诗作面世，对作品的品评，那是他人的事，作者难以过问，也不必在意。

但是，一个作者必须计较的，你的诗是否有独特的风格，是否每出一部诗集，应该有显著的新感觉，绝非陈腔烂调，人云亦云。至于被误读或误解，那是绝对难以避免的。即以拙作《贝多芬》为例，本诗长约七十行，在台湾从没有人朗诵过。本年（2015年）5月26日晚上，南京大学举办台湾三诗人张默、碧果、管管诗作朗诵会，该校两位女学生特以《贝多芬》为朗诵对象，并打出字幕，她们以自己的腔调，十分清晰的节奏，对全诗整体气氛有准确的把握，朗诵的效果十分深刻动人，朗诵毕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可见有些诗作是需要朗诵才会更加动人。盼两岸爱诗人，多多仔细阅读他人诗作，不让某些有价值的诗作被埋没。

马：您热爱旅游，当知道您进入老龄后仍勇敢地选择了西藏之旅，且身体与精神状态胜于许多中青年时，我真是既惊叹又羡慕！您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大洲，去过的国家有五十多个，您也以此为资源，写作了一批被成为“旅游诗”的作品。其实，诗不应以题材分。您写这类旅游题材的作品，也不是客观记录游踪，而是抒发旅途上的所思所感所悟。您在进行这类诗歌的写作时，有什么经验或心得？

张：2007年，我在台北出版了毕生首部旅游诗集《独钓空濛》，收录百余首游览台湾、大陆、海外近百个城市所得。个人认为旅游诗，并非风景的导读，而是作者面对世界各种奇绝的风貌，写出个人特殊的观察心得，而且必须是一首说得过去的诗，更需要作者仔细深入的狂想，力求以各种诗的技法，把你心中真正的美妙瞬间，潺潺地细水长流地倾出……

马：您少小离家，数十年骨肉分离，这种人间悲剧，思之令人心抖。基于强烈的思乡之情，您当初在开放探亲之前就已经回过家乡。您是怎么做到的？而您也写过一批怀念故乡的诗歌，或说乡愁诗。而乡愁也一度是台湾诗歌的一个重要题材。请您就您的乡愁诗的写作及台湾的乡愁诗写作的情况作概略介绍。

张：来台湾三十八年，两岸音讯全无，1987年4月，由香港友人获知大陆老母亲仍然健在的好消息，于是同年6月中，我和老友王怡相偕从香港到广州飞到南京，次日中午在“玄武大饭店”与老母亲泪眼相见，恍若有隔世之感。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回台北后我写了一首五行短诗《惊晤》，确实感动了不少老友。同时期我完成《鹅毛大雪落在我家麦秸的屋顶上》、《昂首，燕子矶》等多首怀乡诗。个人抒写怀乡诗，无论写人、物、事，均以真挚的赤子之心来诉说心中的真情感，绝不做作与卖弄虚玄。台湾书写乡愁的诗作甚多，诸如纪弦、锺鼎文、彭邦桢、羊令野、周梦蝶、蓉子、罗门、余光中、郑愁子、彩羽、洛夫、向明、舒畅、大荒、商禽、碧果、鲁蛟、周鼎、杜十三、林泠、辛郁、管管、罗英、叶维廉、张堃、梅新、方艮、白灵、陈义芝……都有各各不同的着墨，其篇名就不一一介绍了。

谢谢你如此细密周详的设计，出了二十个题目，我几乎花费了两天时间，才把这篇专访完成，心中如释重负。这也是我多年来接受访问，书写问答题最多的一次。是否允当，敬请大陆诸多爱诗人体察指教。

2015年7月16、17日于台北内湖无尘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