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丰宁

到西班牙去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当中，李丰宁算是年纪比较大的，1936年他到西班牙时已经46岁了。

李丰宁是从法国去西班牙的。根据他在西班牙的资料，他是1890年12月21日生于中国，父母亲似乎住在天津。他没有学历，很可能连学堂都没有上过，也没有结过婚。他是哪一年从中国去法国的？是否也是“一战”时就到欧洲去的华工？是直接到法国的吗？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资料可寻。只知道1934年他在法国住下来，在里昂当电器工人。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年底李丰宁就来到西班牙。他到阿尔巴塞特报到的日期有两种说法，一个是11月11日，另一个是12月11日。在一份1938年底他从巴塞罗那撤退前所填的表格上，从字迹看似乎出自两人之手。大部分的西班牙字不但字形抖颤，而且文法也有错误，总之不像西班牙人写的，也不像是出自知识分子的笔下，也许这正是李丰宁自己的杰作。但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资料，李丰宁在1936年11月在安达鲁西亚前线受伤，这么看来，李丰宁到巴塞罗那的时间应是1936年11月11日。

在巴塞罗那，国际纵队总部把他分到第13旅的卫生队，11月到西班牙最南方的安达鲁西亚省，12月之后在科尔多瓦和马拉加参战，后来又调往特鲁埃尔打仗，前后四五个月。在马拉加和特鲁埃尔战场，他两次在抢救伤兵时，脚和背中弹受伤。至于他何时受伤，出现几个不一致的日期。

在长官对他的评估文件里，有一份西班牙文的文件，写他在1936年12月23日左脚中葡萄弹受伤，但并未注明在哪个战场。不过根据当时的战情，早期战场是在南方的科尔多瓦和马拉加，因为这是佛朗哥军队北上马德里的必经之地，到了1937年2月初佛朗哥就控制了这两个城市。因此李丰宁受伤的战场很可能是马拉加。另一份长官评估文件，是用法文写的，上面写有李丰宁在1937年2月在特鲁埃尔受伤，却只字未提在1936年12月受伤的事情。

可是在1938年底李丰宁在巴塞罗那填的表中，有两个受伤的日期，可惜字迹模糊，且日期写法不一致，但猜测可能是1937年2月（或1月）23日及4月20日，战场是在特鲁埃尔和马拉加。如果这个2月23日就是前面长官评估所写的2月在特鲁埃尔受伤，那么他4月20日便是在马拉加受伤。但是马拉加的战火早在2月初便结束了，4月他不可能在马拉加打仗。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李丰宁本人填表，对问卷一知半解，他自己的西班牙文又有限造成的。

比较可靠的是李丰宁的住院资料。1937年1月3日，李丰宁在特鲁埃尔北方附近的比利亚尔瓦巴哈就医。到了5月16日他生病到阿尔巴塞特，住进哈拉新镇的国际纵队医院，经5月19日和24日医生诊断，是得了肾脏炎。

哈拉在阿尔巴塞特北方60英里，是一片干燥的平原，入夏时风沙很大。那里什么东西都不长，就只有橄榄树和葡萄藤，是产酒的好地方。哈拉这个镇子很小，只有4个大房子，一个是地主的房子，非常宽敞，西班牙内战时就改成国际纵队的军医院，可以容下200个床位。一个是教堂，另一个是修道院，成了医护人员住的地方，其他全是泥巴草舍，连大门都是用手结珠帘充当。哈拉真是穷，整个小镇只有一匹马，几头驴子。老百姓一辈子也没有看过医生，现在军医院的医生居然给他们看病，而且不收费，让他们个个受宠若惊。李丰宁病好了以后，就留在这里当护士。

埃里卡当年就是负责到哈拉来设立军医院的，她记得大概是1937年的三四月间，她的父亲是这家军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她说在护理人员中有一位按摩师，是日本人。荷兰老太太特鲁德尔当年也曾经在哈拉军医院当护士，10月院长换人，这个新院长范雷姆斯特后来成为她的先生。那时医院里从医生、护士到厨子几乎全是荷兰人，可是特鲁德尔并没有听说过有日本人，却记得有个中国人在那当男护士，而且连他的名字也记得，她说：“我们叫他‘风铃（音译）。”这个“风铃”听起来不就是丰宁吗？这么说来埃里卡所说的那个按摩师，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李丰宁。

特鲁德尔记得李丰宁个子很高，人很安静，但是身体并不健壮。这个描写是相当贴切的。从李丰宁的照片来看，他的确个子很高。根据长官对他的评估报告，李丰宁常常生病，所以工作表现平平，按摩的技术还算可以，人不算太主动。虽然他加入了共产党，可是在政治上表现并不积极，只是一个普通的反法西斯的男护士。

1937年西班牙“南方前线”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西班牙儿童和国际志愿军》，里面有一篇中国战士写的短文，作者署名“Feng”，描写他到马德里躲警报时，遇见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Feng"是否就是李丰宁的“丰”呢？也许这是过度的联想，因为李丰宁并没有学位，能写出一则文情并茂的短文，似乎可能性不大，当然李丰宁有可能自学，但是从他所填表格的情况来看，他似乎不可能有如此的文采，所以到底这个Feng和李丰宁是不是同一个人，就很难说了。

1938年4月，李丰宁随着哈拉军医院撤退到卡塔卢纳省，到圣阿伽洛医院工作，一直到撤离西班牙，他都是属于第13旅，在第8营的卫生队工作。在这段期间他跟其他的中国参战者也有来往，1938年7月1日林济时还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眼看着西班牙共和国弹尽援绝，1938年底在巴塞罗那填表时，李丰宁写道希望离开西班牙后，能够回中国去从军。

1939年2月，李丰宁终于离开了西班牙，和毕道文两个人被关在法国的圣西普里安集中营。在这个地中海海岸的沙地上，三面围着铁丝网，另一面是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两个多月里他们忍受着饥饿、风沙和湿寒，直到4月下旬他才同毕道文一起搬到戈尔斯集中营，和其他四位中国志愿军林济时、杨春荣、张树生、张长官团聚，住在中国人自己的木屋——J村第16号。

1939年10月27日，李丰宁、杨春荣、张树生和张长官4人终于在马赛登上轮船，向中国驶去。那年他49岁，满心向往着回中国去参加军队，打日本法西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