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春荣

最后一个去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是杨春荣。他到西班牙时已经是1938年3月14日了。西班牙共和国在西方国家的“不干涉主义”下，买不到军火补给，一路从内陆战退到东海岸，背向地中海而战，急需新血补充，杨春荣的到来，正是时候。国际纵队立刻将他分派到第14旅第4营第一连当步兵。

当时杨春荣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而是46岁的中年人了。1938年以前，像他这样岁数的人来加入国际纵队，通常是不分派当步兵的，而是充当救护人员。就像跟他差不多岁数的张瑞书和刘景田，1936年他们从巴黎到西班牙后，想加入机关枪队，可是因为他们年岁大了，所以不准许，最后把他们俩人派到卫生队去当担架兵。可是现在战局不一样了，连杨春荣这样岁数的人也要端枪上前线，这显示西班牙共和国当时情势的危急。

杨春荣跟张瑞书和刘景田一样，在去西班牙之前，都在法国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作，杨春荣是厂里的厨子。他也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住在Rue Nationale 。他到了西班牙不到一个月，就于4月10日上了前线。

1938年4月，佛朗哥的军队已经打到地中海岸，与共和国军在巴伦西亚北方的比纳岁斯海港激战。杨春荣就在比纳罗斯以北50到30英里的3个城——蒂韦尼斯、托尔托萨和安波斯塔——作战。共和国军节节败退，5月底比纳罗斯沦陷，6月南面的卡斯特利翁也失守。共和国军为了挽回局势，决定大反攻，7月底强渡埃布罗河。杨春荣也西进到埃布罗战场。9月19日杨春荣因头和肋骨受伤，被送到比克医院疗伤，住了两个月。

1939年1月25日，杨春荣撤退到西班牙北方的塞尔瓦，与李丰宁、毕道文和谢唯进相聚了，从此一路北上，2月被拘禁在法国地中海海岸的圣阿赫莱斯集中营，4月又转到法国西南边境的戈尔斯集中营，跟中国战士住在同一个木屋。因前一年9月肋骨受伤，伤及肺部，没有痊愈，所以在集中营里常常发病，经过多次交涉，才被准许在6月9日进医院治疗。10月27日，他跟李丰宁、张树生和张长官4个人在马赛坐船回中国。

张长官

1936年夏，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张长官已经在西班牙住了近10年之久。

张长官是河北人，1900年5月18日出生。25岁那年他来到印度，在那住了两年后，1927年5月又移居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西班牙内战时，他还是一个小贩，过着孤家寡人的日子，只有一个弟弟在巴伦西亚的共和军里当兵。

起初他并没有报名参战，但是加泰罗尼亚省的政治气氛影响了他。这个省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势力庞大，他们组织了全国劳动者总同盟，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他们要取消私有制，把土地和工厂集体化。身为小贩的张长官对于这场变革不知持什么观点，但猜测他至少是同情的，因为1936年8月1日他加入了全国劳动者同盟。

1937年5月，他志愿参战。 9月1日，他来到巴伦西亚附近的圣克鲁斯，编入第20营，在工程队修建军用工事。一直到1938年底前，他参加过3场战役，都在西班牙的东部：莱万特、塞格雷和埃布罗。他很幸运，在前线没有受伤，连病痛也没有。

在西班牙住了10年，张长官除了会讲中国话外，还能够讲当地的方言——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就像是他的第二故乡。1938年年底，他在巴塞罗那等候遣散时填表，希望能够遣散到在内战中对于西班牙共和国坚定支持到底的墨西哥。

但是最终张长官没有流亡墨西哥，这跟他遇见其他的中国志愿军有关。1939年初他随部队来到法国，在集中营里遇见了其他的中国志愿军。4月底他在戈尔斯集中营，跟中国志愿军一起住在J村第16号的木屋里，一直到10月他们才离开集中营。10月27日他同杨春荣、李丰宁和张树生4人一起在马赛登上轮船，驶向烽火中的中国。

刘华封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大多数来自法国。一方面是因为法西两国比邻，占了地理上的方便，另一方面跟法国的华工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招募大批华工到法国工作，战后，许多华工继续留在法国，在法国工人运动中，获得进步思想的启发。这批人当中有从里昂去的电工李丰宁，从巴黎去的雷诺汽车厂工人张瑞书、刘景田和杨春荣，有按摩师阎家治，除此而外，还有一位也是从巴黎去的，他叫刘华封。

刘华封大概是在1937年11月底到贝尼卡西姆医院做工，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从美国去的中国伤兵陈文饶。1937年12月1日，陈文饶写信给在穆尔西亚医院疗伤的林济时，提到有一位叫刘华封的中国人，上星期刚转到贝尼卡西姆医院工作，住在潘罗别墅。陈文饶写道：“他是山东人，由法国来到此。”同一天陈文饶写信给纽约《先锋报》，也提到刘华封在他疗伤的医院里做工。

1937年12月，陈文饶脚伤好了，于是离开贝尼卡西姆医院，重回部队，驻扎在阿尔巴塞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儿林济时的信转来，向他索取照片。陈文饶回信表示有困难，因为他离开贝尼卡西姆医院时，并没有带照片，现在住的村庄里又没有照相的，他写道：“我在医院时曾和华封同志一起拍照，但我离开那地方时，仍未完妥，我已寄信给华封同志，请他将之放大寄给你。”后来林济时把刘华封找到，和来自美国的另一位中国战士张纪一起，拍了几张合照，登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报章杂志上。照片里，刘华封站在林济时和张纪的中间，个子最矮，他身着白色工作服，前额已经秃了，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中年人。或许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来法国的华工吧。

到了1939年初，国际纵队撤退到法国。张瑞书和刘景田在法国同志的营救下，很快地离开了集中营，留下6位中国战士困在法国戈尔斯集中营，但是刘华封不在其中。战后他到哪儿去了呢？是否也像张瑞书一样，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最后他是否回到中国，还是留在法国？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的故事会戛然而止，或被淡忘或被湮没——这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们，他们为抵抗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守卫劳动者的自由与权力而英勇出战，展现了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荣光。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是，在行动上也是，这就是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真正原因。

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了一个陌生国度人民的苦难，为了理想中的信念，会有这么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前往相助，带着青春和热血凛然地走进死亡的阴影中。为祭悼这些阵亡的国际志愿军，作家海明威曾写下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本刊节选〕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西班牙内战爆发后，立刻牵动了世界三大主流势力——资本主义势力、法西斯势力、共产主义势力的目光：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鼎力支持发动叛乱的佛朗哥；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坚定地站在左派共和派的一边；英国和法国则担心会再次引起世界大战，实行“不干涉”政策；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国内天主教压力下，对西班牙内战亦采取“中立”。

“不干涉”和“中立”政策，表面上是“不援助内战中的任何一方”，但是从西班牙内战爆发的那一刻起，这些国家就未停止过对佛朗哥的支援。英国准许佛朗哥军队使用直布罗陀的电话线，和德、意、葡联络；葡萄牙则提供港口、电话及铁路给叛军；美国在1937年就有将近2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通过德意卖到佛朗哥军队手中；德国成立了“W”特别司令部，专门向佛朗哥输送武器和专家，在战争开始的头两年，就提供了650架飞机、200多辆坦克、700门火炮和5万多名德军；意大利手笔更大，不仅给佛朗哥贡献了巨量的武器，更是派出了15万名意军。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之所以热心支援佛朗哥的叛军，一方面缘于俩人极端仇视左翼政权，另一方面则想为不久后发动世界大战试验新式武器。最新式的飞机、高射炮、坦克和反坦克炮等武器，都一一在西班牙战场上亮相，而且首次使用了飞机轰炸坦克的战术，发明了对不设防城市的反人道的大规模轰炸——这种地毯式的摧毁性空袭是人类战争史上的第一次，以至于德国将军莱希劳无耻地说：“德国把西班牙当成了自己的练兵场和最高等的军事学校。”

此时，这些西方国家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各自所打的盘算，又慑于德意的武力，均以“不干涉”为由，断绝了西班牙人民购买军火自卫求生的权利，任凭德意法西斯将西班牙当作新式武器的试验场。

这巨大的不义局面，触动了全世界知识分子的良心。人们开始对法西斯不断对外扩张感到焦虑，许多人预感世界大战的风暴即将来临。法国作家马尔罗立刻募款组织了一个飞行队伍，亲自到马德里参战；英国作家奥威尔投笔从戎，纵身于西班牙战壕；智利诗人聂鲁达那时正在智利驻西班牙大使馆当参赞，他说：“我要使自己谦卑的诗，成为他们的剑和手帕，用以抹去他们悲痛的汗水。”美国记者拉德纳到西班牙拜访海明威等作家后，决定自己报名参战，他的理由很简单：“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全世界的年轻人都不得不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什么理由置身不顾”？

此时，马德里没有像样的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一个除了打垮佛朗哥而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

1936年9月，共产国际成立专门委员会，世界各地的共产党设立了志愿人员招募中心，来自53个国家的4万余名热血青年加入国际纵队，奔赴西班牙战场。国际纵队的成员有工人、农民、海员、医生、护士、教师、学生、作家。他们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政治组织，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反对独裁，反对法西斯专政。

就在这些人当中，出现了近百名中国勇士的身影，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有从中国出发的，也有从法国、荷兰出发的，还有从美国出发的。他们以国际主义战士的身份，满怀理想的激情来到西班牙，被分配在不同的国际纵队，与来自50多个国家的志愿者并肩战斗，上演了一幕幕为信仰而战的动人故事。

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把共产党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

此时，在世界的东方，毛泽东在延安发出致西班牙人民的公开信，信中写道：“中国红军中许多同志愿意到西班牙来参加你们的斗争，没有一天不是在讨论着你们的斗争和整个西班牙的时局。如果不是我们眼前有着日本敌人，我们一定要参加到你们的队伍中去的”。

一场内战，一夜之间突然转化为法西斯与反法西斯的国际战争。

谢唯进

谢唯进化名“林济时”，从瑞士出发，于1937年4月4日兴奋地踏上西班牙的土地。满以为马上就能前赴战场，谁知干巴巴地等了一个多月，还是不准他参加国际纵队。谢唯进在巴伦西亚实在耐不住了，5月28日，他提笔写了一封信给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请他们再考虑考虑。在信头他就明确表示：“为了参加这个斗争，我费尽万难才来到西班牙，我是不会就此打退堂鼓的。”他还表示如果对他个人的背景有所怀疑，大可去询问瑞士德共、巴黎法共的中国部。他强调：“我不是短期的逗留，我是来前线，尽我的全力做一名战士来战斗的”。信尾，他写道：“希望委员会能够批准我这个权利，像其他许许多多的外国同志一样加入国际纵队。”

这封信发出去以后，果然立刻奏效。6月初，谢唯进就来到国际纵队总部报到，终于拿到了一张国际纵队军人证，号码是83492。

1937年7月6日，西班牙共和国出动了28个旅，八九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佛朗哥的军队进袭。这是谢唯进在西班牙参加的第一个战斗，他被分派到国际纵队第11旅的反坦克部队，当政委和党委书记，官阶士官。3尊45毫米的大炮，威风凛凛地架在双轮炮车上，在7月毒辣的烈日晒烤下，发出刺眼的亮光。尚未启用的炮管已经发烫，皮肤一旦碰到便会烫起水泡，等到战场上开炮时，更如火上浇油，炙热难耐。逢到缺水无法灌注到炮管外的冷却管时，他们便洒尿进去冷却。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衣服，他们渴得快要发疯，但是补给无法及时运到战场，而瓜达拉马河的河水也干涸了，他们往河下深掘，涌出一小股水来，捧起浑浊的泥水贪婪地喝下，也顾不得满嘴苦涩的滋味。

7月底，谢唯进加入奥地利营，这个营用维也纳左派起义的日子“1934年2月12日”取名。谢唯进他们驻扎在马德里西北方40多公里的科利亚多比利亚尔瓦，他被分派到机关枪连，官阶士官。这个连有80—100人，因为人数少，大家很快就熟识起来，连里有个16岁的奥地利小伙子汉斯·兰道尔，是个通信兵，他对谢唯进感到非常好奇。在那个年代，中国是个多么遥远的国度，好像远在另一个星球，一个中国人怎么会来到西班牙参战呢？他跟谢唯进就这么熟了起来。谢唯进告诉他说自己来自瑞士，还有一个儿子在瑞士。8月22日，卡车把他们载到马德里南方80公里的滕布莱克，从那儿他们把武器装到火车上，然后坐进客厢向另一个战场金托驶去。

谢唯进与这个机关枪连坐在同一个车厢。夜半时分，整连的人在火车的晃荡下沉睡着，只有谢唯进一个人没有入睡。当火车快到巴伦西亚时，谢唯进突然大叫：“着火了！着火了！”他的吼声惊醒了整个车厢的人，汉斯·兰道尔也跳了起来。火车立刻紧急刹车，有人跳下车厢，黑夜里鲜亮的火舌从车厢底部窜出，原来谢唯进这一节车厢的刹车因为过热着火。去除了这节车厢，他们挤到别的车厢，继续旅程。火车沿着地中海岸行驶，到了塔拉戈纳，然后转向往马德里的旧铁道，向阿拉贡省前进，跨过埃布罗河，抵达目的地金托。

他们没有歇脚，当晚就步行到金托战场。8月24日是个大晴天。金色的阳光照在几百户依坡而建的灰泥楼房上，坡顶靠着峭壁上一座大石教堂，霸占了整个天空，每个窗口都被敌人架上了机关枪。在教堂的西面不远处有一座圈有围墙的坟场，沿着教堂的东南两面是颇伯尔坡，敌人挖了一圈战壕，藏满了机关枪。清晨，当军队获令往上冲时，坡上敌人的机关枪子弹像落雨似的朝山下猛射。奥地利营的营长首先挂彩，子弹穿过他的脚踝。谢唯进也中弹，右腿膝盖下被炸开，当场血流如注，被救出战场，送往贝尼卡西姆医院。

谢唯进到了贝尼卡西姆军医院，右腿从膝盖以下都被包扎起来，他还与南斯拉夫的伤兵和男护士一起照相留影。几天以后，医院里来了个二十来岁的中国伤兵，他右脚拇趾给子弹射穿。谢唯进和他交谈，发现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竟然是来自纽约中国城餐馆的侍应生！他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中英文，能写一手漂亮的中国字，而且国学底子还很深厚。他自称陈文饶，当谢唯进在金托打仗时，他也在场，等到金托告捷时，陈文饶又继续前往贝尔奇特打仗，在那儿受了伤。谢唯进很高兴能够认识陈文饶，很想和他多聊聊，但是因为他自己伤重，必须转到另外一个军医院去开刀，俩人只好话别，并约好通信联系。

谢唯进住在穆尔西亚的西番莲医院。等到动完手术伤势稳定后，谢唯进便开始活动。他向院方要求，希望准许他在穆尔西亚所有的国际纵队医院自由进出拍照，院长于11月发下公文批准，谢唯进可以用周恩来送给他的照相机做些新闻记录，寄给巴黎的中国人民阵线。同时谢唯进给他在贝尼卡西姆军医院认识的陈文饶写了一封信，说他腿伤复原很慢，到现在还不能扶杖而行，不过他在穆尔西亚已经认识了八位中国志愿军。有一位是国际纵队骑兵团团员阎家治，他曾在张作霖的军队当过兵，1916年赴法，1936年到西班牙参战。还有两位是来自巴黎的华工刘景田和张瑞书，另一位是从美国去的华侨张纪。中国人因为人数少，没有一个自己的队伍，都分散在国际纵队中，谢唯进想组织一个中国战士的团体。他写信向陈文饶提出这个构想。

12月初，陈文饶从贝尼卡西姆军医院回信给谢唯进，“弟万分同意。早已想到这种主张，但总没法找到一个中国同志谈话之故”。并请谢唯进一旦精神恢复时便可起草报告，希望早日实现。

谢唯进自从8月受伤以来，心情一直很矛盾。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可是自己腿伤在身，困居在西班牙医院，不知何时才能痊愈，既然帮不了西班牙，何不回瑞士，带着儿子一起返回中国去参加抗战？可是巴黎的中国人民阵线写信给谢唯进转达了中共的意思：“我党领袖如毛泽东、王明诸兄特专函嘱弟向各位代致敬意，并祝早日恢复康健，继续加入前线杀敌。”并且又写道，“西国战事吃紧之时，中友不当一般提出返国参战之议，因可引起不良之影响也。你们对此点特别当小心。至于个别同学因种种关系，欲返国抗战，我们在原则上并不反对，但应利用个别同学之回国来加强中西两国兄弟之联合……以便回国后可以与西通信联络。”

陈文饶也劝谢唯进多留几个月再回国，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中国同志在此很少，若兄能再居留此间数月，不但于我们有利，对祖国抗战方面间接亦有相当协助。”谢唯进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谢唯进人虽在西班牙，对于国内抗日战争的发展却不脱节，这都靠巴黎中国人民阵线的赵建生经常给他寄国内的报纸、书籍和《救国时报》。1938年2月，《救国时报》决定暂时停刊，迁去美国纽约出版，因为大部分的编辑及工友都先后回国参战。《救国时报》搬家前特制一面红色锦旗，上面用毛笔写有《救国时报》同仁献给西班牙前线中国战士的一首诗，3月由赵建生送交谢唯进。诗文如下：

东战场，西战场，相隔几万里，关系文化的兴亡。咱们所拼命的，是对侵略的抵抗。咱们要贯彻的，是民主的主张。你们为西班牙伟大民族而受伤，你们流的血是自由神下凡的红光。你们的英勇消息，充满了我们的心腔，好比是冬天的太阳。你们打胜仗，便是我们打胜仗。请你们放心，祖国的责任有我们担当。向前创造吧！直等到法西斯消灭，民为王，有四万万同胞，欢迎你们回故乡。啊，何必回故乡？看，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是兄弟姐妹，全世界是咱们的家乡。

在接到《救国时报》的锦旗后，谢唯进又收到另一个礼物。这是毛泽东和王明委托一位中国海员，从上海跨过千山万水，经法国马赛辗转带来西班牙，送给谢唯进等“数十参战健儿”的。谢唯进拆开一看，好一幅鲜红的大旗，足足有一人高！这长方形旗子上半部是中文，下半部是英文。斗大鲜亮的黄字写着：“中西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上款“国际纵队中国支队”，下款“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同赠”。

谢唯进把锦旗当宝一样地挂起来，这是他们几十位中国参战者最大的光荣。

1938年秋，国际纵队的所有战士被召集到巴塞罗那，等候撤离。撤出西班牙后，谢唯进等人随部队被安置在法国境内的塞尔瓦小区。这里聚集了16000多名等待回国的国际纵队战士，虽名为集中地，实际情况却如同集中营。谢唯进在《对海外侨胞的报告和呼吁》的文章中这样描述：“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连防毒面具都挂在腰间，机枪坦克，布妥阵势……”集中地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起初没有供水，战士们只能喝沟里的污水，许多人得了痢疾。每个人的身上都虱蚤成群，面黄肌瘦。

经过8个月的集中地生活，包括谢唯进在内的6名中国志愿军终于获准离开。1939年6月抵达重庆，参加八路军工作，后又去了延安。解放战争时期，他调任四野特种兵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平津战役。1955年，谢唯进被授予解放勋章。

张瑞书和刘景田

在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中，名声最大的是两名英勇的男护士——张瑞书、刘景田。

1938年出版的西班牙杂志《Estampa》封面上刊登着一个光头的中国中年男人照片。这个中国男人眼望远方，张着嘴，露出憨厚的笑容，是个典型的北方农民形象。此人就是在国际纵队做救护工作的张瑞书。1917年，时年24岁的张瑞书，原本在长沙当兵，在码头上被一则招工启事吸引：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大陆激战正酣，由于人员伤亡太大，后方工厂亟缺劳动力，英法两国招募了14万名华工。张瑞书于是登上了开往法国的轮船。他在法国历经磨难，直到1924年，经人介绍进入雷诺汽车工厂工作，才过上安稳日子。在厂里，张瑞书认识了同样来法国当苦力的山东老乡刘景田。当时工厂里左翼思潮蓬勃发展，从法国工友口中，老张和老刘第一次听到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原来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他们，接受了新思想，不久便双双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1936年，西班牙内战刚刚爆发，张瑞书和刘景田就报名参加了国际纵队。到达西班牙阿尔巴塞特国际纵队总部后，他们原本要求参加机关枪队。可体检后，因年龄偏大，被分到第14旅第13营卫生队抬担架。不过，抬担架的工作也不容易。一阵炮火过后，满地都是伤兵。老张和老刘抬起伤员就跑，有时候跑出十几公里才能放下。

国际纵队第14旅出版的《联队》杂志上有这样一段介绍他们的文章：“第二发炮弹爆炸之后，有人喊：‘老张受伤了！是老张！我们急忙向他看去。他站在那里，被震荡吓呆了，但还不忘微笑……我们这位来自中国北方的大汉。”这段描写如此传神，让人眼前浮现出一个憨厚的山东大汉形象。

另有一张是刘景田在西班牙战场救人的照片，刊在西班牙国际纵队出版的一周年纪念画册和西班牙报纸《红色阵线》上。照片里壮实的刘景田，头戴钢盔，将一个头包绷带的伤兵横扛在肩膀上，气喘吁吁地经过一辆救护车，新闻报道中写道：“中国志愿军，为西班牙的自由而战斗，他是勇敢助人的典范。”

根据莫斯科档案记录，张瑞书在前线一共待了12个月，在抢救伤兵时曾3次受伤。刘景田跟他几乎在相同的战场参战，但在前线待了16个月。他们表现优异，已成为连队的标兵，张瑞书被晋升为下士，而刘景田则升为中士。许多国际纵队的战士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但一提到中国同志，说的就是张瑞书和刘景田。

但是怎么回国呢？他们俩身无分文，又没有工作，连吃饭都成问题，哪有钱买船票回中国呢？后来法国工会的工友为他们募捐了路费，1939年8月18日他们才坐船离开法国，9月18日抵达越南，然后坐汽车经昆明、贵阳到重庆，在新华日报社住了一个多月，11月初离开报社，乘“八路军办事处”的车于11月29日转到延安。在过去的那3个月里，他们经历了人生最长的道路，他们不仅从遥远的法国回到阔别22年的中国，而且来到了边区，在他们的心里感觉像是回到了自己的家！

曾经在巴黎《救国时报》当主编的吴克坚介绍他们俩去见王明。接着他们被送到中央党校去学习，1940年他们俩都被批准成为中共党员。1942年从党校毕业后，他们俩就在延安工作。刘景田去“党校六部”搞建筑工程，张瑞书到《解放日报》的保管室工作。

张 纪

在中国志愿者中主要有两类人，除了华工，另一类就是长期留学和在海外工作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湖南人张纪。张纪从上海复旦中学毕业，1918年赴美留学，他先去了伯克利加州大学，随后转入明尼苏达大学读矿冶工程，毕业后在一家矿场担任工程师，一心想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1929年10月，华尔街的股票市场突然崩盘，引发全球经济大萧条，同时也将张纪的美国梦打个粉碎。本来他是一个往上爬的中产阶级，然而工厂一张薄薄的解雇单，使他一夜之间跌落成无产阶级，像千百万失业者一样，他尝到了饥饿、寒冷的滋味，并患上全身神经炎。

这样的经历让张纪极其痛恨资本家，1935年，刚刚找到工作的他，加入美国共产党。1937年4月，张纪响应美国共产党的号召，前往西班牙参加内战，填表时他写道：“我来此地的初衷，是想运用我的专业知识和经验帮助这场战争，为西班牙政府最后的胜利给予具体的贡献。”由于张纪一直生病，组织安排他从事建筑设计工作，同时在军官训练学校教授军事测量，因而他始终没有上过前线。不过，在国际纵队里，不少人都惊异于这样一位中国志愿者，他与别的中国人不一样，他美语地道，温文尔雅。

陈文饶

1937年6月12日，个子才五英尺高的伯恩鲍姆提着一个黑色的箱子，从纽约码头跳上S.S.Georgic号巨轮。在驶向法国的日子里，船身颠荡，让他吐得连胃都要呕出来，折腾了八九天终于到了勒阿弗尔港口。就在这艘让他受够了罪的船上，他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叫Dong Hong Yick。“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伯恩鲍姆回忆道。

下了船后，他们坐火车到巴黎，然后搭乘计程车到旅馆，伯恩鲍姆说：“我记得Yick跟我住同一家旅馆。”

问他为什么记得Yick？他说：“Yick是一个快活的小伙子，经常跟我开玩笑，不像我认识的其他中国人，他们都太严肃了。”

1937年6月22日，他们终于翻越过比利牛斯山，来到西班牙。到达国际纵队总部阿尔巴塞特后，便被分到附近的乡下去军训，大概有一个多月。8月他们接到命令，向金托战场进发。这是他们在西班牙打的第一仗。

“我的枪是沙皇时代造的古董。肩带早已坏了，我用一根绳子绑起来，才背起这把宝贝枪。”希夫回忆道。金托这一仗，陈文饶他们这个美国连是当后备队，守在一个山顶，观看战场全局。这场仗打得很快，只消三天就占领了金托。休息了三天后，他们又接到命令进攻贝尔奇特，这次陈文饶他们才真正上了战场。

第二天他们就把敌人围困在贝尔奇特城墙里，但是敌人躲在教堂塔顶开枪，居高临下，占尽了优势。希夫在战壕里正跟一个朋友说话，突然一粒子弹穿过朋友的胸膛，当场毙命。后来希夫的左膝中弹。9月4日陈文饶的右脚也中了开花弹，子弹从脚面穿入，从趾部穿出。陈文饶和希夫立刻被救出战场，9月7日送到贝尼卡西姆医院就医。

陈文饶他们在贝尼卡西姆医院里几乎每天都有活动。譬如礼拜一有西班牙语班和大会，礼拜二是每周新闻，礼拜三是西班牙语班和电影，礼拜四是每周音乐会，礼拜五是西班牙语班和西班牙讲座，礼拜天是爬山和每周舞会。除了学习和游乐外，陈文饶在信上写道：“对于可以起来行动的同志，每天担任数小时到田里帮助农人耕田的工作。有时亦帮助他们看养牲畜，等等。”

1937年10月下旬，陈文饶还在医院疗伤。西班牙西北方阿斯图里亚斯省沦陷，大批难民逃亡迁徙。陈文饶和两位美国同志成立了一个募款委员会，出售救济印花来救助这些难民。每个国家的人把自己的报纸挂在墙上，把买好的印花一张张贴在报纸上。陈文饶在信上写道：“我也挂起《先锋报》，美国同志很帮忙，不数天已把《先锋报》贴满了印花。”一个星期不到，陈文饶他们已经筹到七千多比塞塔（西班牙货币）。

1938年3月底，西班牙共和国战事并不顺利，各个医院里所有能够走动的人全都被动员起来，挤上卡车向甘德萨战场开去。陈文饶随着第十五旅的林肯营上前线。可是由于军事情报失误，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通往甘德萨北方和西方的道路已经全部落入敌人的手中。等到他们发现时，大家纷纷往东撤退逃命，希望能够到达十里外的埃布罗河。大多数人在敌人追捕下丧生，有的饥渴疲累，体力不支倒在路边，任由敌人捕去，少数逃到埃布罗河边，然而4月的河水冰寒，水流湍急，只有深谙水性的人才能游过去。400多人的林肯营，到了对岸点名时，只剩下100人。从3月30日到4月14日这两个礼拜中，林肯营确认有99个人在甘德萨撤退中，被敌人逮捕枪杀，陈文饶是其中的一位，那年他还不满25岁。

纽约中国城里有一位梅老先生听过陈文饶的名字，经他向中国大陆台山的朋友打听，得知陈文饶的本名叫陈沃祺。他的影像还留在一卷纪录片上，那是当年西班牙拍的《在西班牙的北美洲人》，片中陈文饶坐在贝尼卡西姆海边的墙上，开心地笑着。这个画面也出现在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人拍的《正义之战》纪录片里。

陈阿根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去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多半来自欧洲大陆，小部分是内战之前就移民到西班牙的中国人，而从中国直接跑到西班牙去打仗的，似乎只有一个人，他叫陈阿根。

当时中国在日本的侵略下，自身难保，全国呼吁国共联合抗日，陈阿根能够绕过半个地球去西班牙参战，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其实，当陈阿根登上驶向欧洲的轮船时，他并不是要去西班牙参战，他甚至不知道西班牙发生了战争，他是为了逃命才跳上船的。

陈阿根，1913年1月11日生于上海。他认识了一些共产党人，一起参加组织工会，于是受到国民党的追捕，情急之下，他就跳到一艘叫“格托·莫拉”的法国汽轮上当厨子助手。在驶向欧洲的旅途中，陈阿根慢慢跟这位厨子熟络起来。这位厨子是个越南人，不但会讲法语，而且会讲五种中国方言，更让他惊讶的是，这位厨子一肚子的学问，对于世界大事无所不知。每天工作完后，陈阿根就紧跟着厨子，听他纵谈天下大事，还跟他学法文。陈阿根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这位厨子是他这一辈子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当轮船接近欧洲时，厨子告诉他现在西班牙正在闹内战，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正以大批军火兵援叛将佛朗哥，而西方国家却袖手旁观、见死不救。如果法西斯在西班牙得逞，全欧洲都要遭殃，一场世界大战就在眼前。现在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希望他能够去西班牙北方的阿斯图里亚斯省，和当地的老百姓一起抵抗法西斯。陈阿根被他说服了。当船驶入西班牙西北角的海港拉科鲁尼亚，陈阿根便踏上西班牙的土地，东行去投奔阿斯图里亚斯省的一个矿工营，打法西斯去了。1937年，战火烧到了阿斯图里亚斯省。陈阿根到底是什么时候参战的，没有记录可寻，但是阿斯图里亚斯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是在1937年8月桑坦德沦陷之后，佛朗哥的军队西进到阿斯图里亚斯省，等到10月的第三个礼拜，阿斯图里亚斯省就完全落入佛朗哥的手中。大批共和国军和民兵遭到逮捕，陈阿根就是其中的一个俘虏。他是在米耶雷斯被逮捕的，时间大概是在1937年下半年。

和陈阿根差不多时期被捕的美国人奥尼茨，是1937年7月底在布鲁内特战役后捡空弹壳时被捕的。1938年1月底被送到桑坦德监狱，一个礼拜之后，他的摩洛哥朋友拉阿迪也关进来，随后一个身材魁梧的年轻中国战犯也跟着加入他们的牢里，他就是陈阿根。

奥尼茨比陈阿根大一岁，个子将近六英尺高，宽脸方膛，也是一身肌肉。他和拉阿迪、陈阿根三个人，很快成了好朋友。

陈阿根在此之前，曾经在劳改营里当苦力，后来又转了几家监狱，才转到桑坦德。他们跟西班牙囚犯关在一座很大的石头房子里，就在比斯开湾的岸边，房子两旁有高耸的围墙，一直延伸到一块小小的海滩。见到宽阔的大海他们都欢呼起来，自从他们被捕以来，他们没有洗过澡，现在终于有机会了，尽管海水冰冷刺骨。

牢里的伙食总是少得让他们饥肠辘辘，西班牙俘虏就教他们怎么在海滩抓螃蟹来吃。先决条件是不怕痛，用自己的手指头当钓饵，伸进浅水石头缝下，静静地等着，当手指被夹痛时，就立刻拉出手指，小心地扳开螃蟹的大钳子，甩进铝锅里一煮，就是一顿绝佳的鲜肴。奥尼茨记得有一回，陈阿根和拉阿迪两个人同时抓到斗大的螃蟹，俩人痛得一阵叫骂，一个用中国话，另一个用阿拉伯语，滑稽极了。

1938年4月5日，陈阿根和奥尼茨这些外国人被送到桑坦德南边的集中营，叫圣佩德罗。圣佩德罗坐落在高原上，是古代希德的皇宫，建于五至六世纪，后来改成修道院，现在变成了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是一座三层的石板楼房，大约有25英尺宽，150英尺长，600多个国际志愿军就挤在第二和第三层楼。房子有窗子，可是只剩下赤裸裸的钢骨条，玻璃全没了，高原上阴冷的山风就从窗口灌入房子里，六七月间还是冷飕飕的，他们就用旧板子和烂布把窗子封起来。集中营里没有毯子、垫子，他们只有身上穿的衣服，大伙挤在一块，用体热来互相取暖。

早上5点半号角响后，大家立刻起身，连生病的也不敢怠慢，否则狱卒的棍子就会抽上身。洗脸几乎不可能，600多个人只有5个洗脸盆，有时候水龙头也流不出几滴水。大家匆匆奔下楼在操场集合，和西班牙战犯一起参加升旗典礼。当号角吹起，佛朗哥的国旗升起时，集中营的指挥官命令大家举起手向国旗行法西斯礼，违命者事后就被拖进地下黑牢，几个壮汉轮番上阵毒打一顿，然后扔在黑冷的地牢里禁闭思过。升旗典礼完毕后，指挥官高喊“西班牙”，他们必须回应“一个”，指挥官又叫“西班牙”，他们就要喊“伟大”，最后指挥官叫道“西班牙”，他们必须答道“自由”。这最后的一句呐喊，他们使出了全身之力。那是他们向法西斯吼出的战歌。

早饭是一碗热水，里面漂着几滴橄榄油、几粒蒜瓣和面包屑，西班牙人称它为大蒜汤。中饭是豆子汤，外加一个拳头大的面包，掰开来，里面硬硬的像块石头，这就是楚斯可，他们就用它把粘在碗里的残余豆渣刮得干干净净，吞进肚子里。偶尔有点油炸的沙丁鱼，但是等他们把鱼上的蛆挑完之后，鱼肉就所剩无几了。晚饭还是豆子汤。他们永远处于饥饿状态，许多人因为营养不良，牙龈红肿出血，牙齿松动脱落，腿上生疮溃烂，长虱子跳蚤、拉肚子、感冒、发烧、关节炎都是他们的通病，但是集中营不给药。有4个人得了严重的腹膜炎，也不给开刀急救，任绞痛日夜撕裂他们，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西班牙高原上，他们的亲人、朋友有谁知道他们被关在这里？有谁知道他们像畜生一样挤在一块儿，忍受法西斯的吆喝和鞭打？这些毒虐迫害使他们来西班牙参战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们必须活下去，而且抬起头来像人一样地活下去！他们绝不能让法西斯摧毁他们人性的自尊，而且他们需要好好充实自己，准备日后东山再起和法西斯对决。因此在每天三餐之间他们开设学习班，各方英雄好汉纷纷施展自己的本领，开设基本电学、数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哲学、音乐、艺术课，还有语文课，样样都有。他们缺纸和笔，也没有教材，就用煤炭在墙壁上写下教材。后来他们还暗中出版了一份《狱中新闻》，这些文化活动帮助他们熬过那段阴暗的日子。

陈阿根被俘，并被困在圣佩德罗集中营的消息，不知怎么传到法国戈尔斯集中营里。戈尔斯集中营里有6位中国志愿军困在那儿，林济时他们听说有一位张姓的中国人，在1937年冬天在阿斯图里亚斯沦陷时被捕，现在被佛朗哥关在布尔戈斯。这个张先生不就是陈阿根吗？在佛朗哥的档案里，陈阿根的姓有的时候拼成“Chan”，有的时候又拼成“Chang”，前者是“陈”，后者便是“张”，因此陈阿根的姓便出现这样的混淆。严格说来，监禁陈阿根的地方不是布尔戈斯，而是城郊的圣佩德罗集中营。1939年6月10日，林济时在戈尔斯写了一封信给陈阿根，询问他的近况，以便设法营救。至于陈阿根有没有收到林济时的信，便很难说了。直到10月林济时他们全部离开戈尔斯集中营，陈阿根还被继续关在圣佩德罗集中营。

1939年11月29日，陈阿根跟所有的俘虏一起离开了圣佩德罗集中营，被押送到贝尔奇特当苦力。两年前在贝尔奇特曾经有过一场激战，等战事过后，整个贝尔奇特城变成一片废墟，没有一间屋子是完整的。佛朗哥命令他们这些俘虏在贝尔奇特的西边重建新城，而旧城不许任何人拆建，他要用这块废墟来警告西班牙人民，这就是反抗的下场。白天陈阿根他们像牛一样地工作，挖地下道、装水管、铺街道，晚上他们拖着又饿又累的身子，回到城南一所破烂的神学院，那是他们住的地方，没有灯，也没有暖气，他们就靠烧一小堆木头取暖。他们的肚子永远吃不饱，每天这样大的工作量，佛朗哥却只给他们一点点东西糊口。就凭这样的体力，佛朗哥是不怕他们逃跑的。

到了1941年5月初，佛朗哥又把在贝尔奇特的国际志愿军送往帕伦西亚，中途停在萨拉戈萨火车站。佛朗哥担心俘虏逃跑，就派民兵把车站围起来，外面围一圈骑兵队，然后又是一圈警察，最外面是一圈士兵。在这四重包围下，他们在圈内听到圈外一些女人的叫嚷声，她们想突破重重警卫。有些国际志愿军就开玩笑地说：“即使希特勒也没有受到这么隆重的迎接。我们真的这么重要吗？”

帕伦西亚在西班牙的西北方。陈阿根他们在75英尺深的地洞里，兴建火药库。在抵达地洞之前，他们必须穿过漫长的通道，扬起的灰尘灌进他们的肺，使他们许多人得了呼吸器官的病。地洞里空气污浊，又缺水，在士兵的监视下，有时要走好几公里才能找到水喝。洗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他们吃的饭比以前更糟，他们说那里真是人间地狱。

1941年底，一批国际志愿军在帕伦西亚坐火车转到米兰达集中营，陈阿根是否一起随行，没有资料可寻。不过1942年11月，一位波兰俘虏雷迪希把米兰达的一份俘虏名单偷出西班牙，上面赫然有陈阿根的名字，写作“中国人Chang Aking”，称他在马德里获释。

5年里，陈阿根为他的信念和行动，在西班牙吃尽了苦头，直到1942年，他才在马德里尝到自由的滋味。在那之后，他又流亡到什么地方了呢？据陈阿根的好友奥尼茨说，在圣佩德罗集中营里时陈阿根曾经说过，他有法国的证件，将来可以遣送到法国。1942年陈阿根真的流亡法国还是回到中国？谁能揭开这个谜底？

李丰宁

到西班牙去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人当中，李丰宁算是年纪比较大的，1936年他到西班牙时已经46岁了。

李丰宁是从法国去西班牙的。根据他在西班牙的资料，他是1890年12月21日生于中国，父母亲似乎住在天津。他没有学历，很可能连学堂都没有上过，也没有结过婚。他是哪一年从中国去法国的？是否也是“一战”时就到欧洲去的华工？是直接到法国的吗？这些问题似乎都没有资料可寻。只知道1934年他在法国住下来，在里昂当电器工人。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年底李丰宁就来到西班牙。他到阿尔巴塞特报到的日期有两种说法，一个是11月11日，另一个是12月11日。在一份1938年底他从巴塞罗那撤退前所填的表格上，从字迹看似乎出自两人之手。大部分的西班牙字不但字形抖颤，而且文法也有错误，总之不像西班牙人写的，也不像是出自知识分子的笔下，也许这正是李丰宁自己的杰作。但是根据共产国际的资料，李丰宁在1936年11月在安达鲁西亚前线受伤，这么看来，李丰宁到巴塞罗那的时间应是1936年11月11日。

在巴塞罗那，国际纵队总部把他分到第13旅的卫生队，11月到西班牙最南方的安达鲁西亚省，12月之后在科尔多瓦和马拉加参战，后来又调往特鲁埃尔打仗，前后四五个月。在马拉加和特鲁埃尔战场，他两次在抢救伤兵时，脚和背中弹受伤。至于他何时受伤，出现几个不一致的日期。

在长官对他的评估文件里，有一份西班牙文的文件，写他在1936年12月23日左脚中葡萄弹受伤，但并未注明在哪个战场。不过根据当时的战情，早期战场是在南方的科尔多瓦和马拉加，因为这是佛朗哥军队北上马德里的必经之地，到了1937年2月初佛朗哥就控制了这两个城市。因此李丰宁受伤的战场很可能是马拉加。另一份长官评估文件，是用法文写的，上面写有李丰宁在1937年2月在特鲁埃尔受伤，却只字未提在1936年12月受伤的事情。

可是在1938年底李丰宁在巴塞罗那填的表中，有两个受伤的日期，可惜字迹模糊，且日期写法不一致，但猜测可能是1937年2月（或1月）23日及4月20日，战场是在特鲁埃尔和马拉加。如果这个2月23日就是前面长官评估所写的2月在特鲁埃尔受伤，那么他4月20日便是在马拉加受伤。但是马拉加的战火早在2月初便结束了，4月他不可能在马拉加打仗。这个问题可能是因为李丰宁本人填表，对问卷一知半解，他自己的西班牙文又有限造成的。

比较可靠的是李丰宁的住院资料。1937年1月3日，李丰宁在特鲁埃尔北方附近的比利亚尔瓦巴哈就医。到了5月16日他生病到阿尔巴塞特，住进哈拉新镇的国际纵队医院，经5月19日和24日医生诊断，是得了肾脏炎。

哈拉在阿尔巴塞特北方60英里，是一片干燥的平原，入夏时风沙很大。那里什么东西都不长，就只有橄榄树和葡萄藤，是产酒的好地方。哈拉这个镇子很小，只有4个大房子，一个是地主的房子，非常宽敞，西班牙内战时就改成国际纵队的军医院，可以容下200个床位。一个是教堂，另一个是修道院，成了医护人员住的地方，其他全是泥巴草舍，连大门都是用手结珠帘充当。哈拉真是穷，整个小镇只有一匹马，几头驴子。老百姓一辈子也没有看过医生，现在军医院的医生居然给他们看病，而且不收费，让他们个个受宠若惊。李丰宁病好了以后，就留在这里当护士。

埃里卡当年就是负责到哈拉来设立军医院的，她记得大概是1937年的三四月间，她的父亲是这家军医院的第一任院长。她说在护理人员中有一位按摩师，是日本人。荷兰老太太特鲁德尔当年也曾经在哈拉军医院当护士，10月院长换人，这个新院长范雷姆斯特后来成为她的先生。那时医院里从医生、护士到厨子几乎全是荷兰人，可是特鲁德尔并没有听说过有日本人，却记得有个中国人在那当男护士，而且连他的名字也记得，她说：“我们叫他‘风铃（音译）。”这个“风铃”听起来不就是丰宁吗？这么说来埃里卡所说的那个按摩师，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人李丰宁。

特鲁德尔记得李丰宁个子很高，人很安静，但是身体并不健壮。这个描写是相当贴切的。从李丰宁的照片来看，他的确个子很高。根据长官对他的评估报告，李丰宁常常生病，所以工作表现平平，按摩的技术还算可以，人不算太主动。虽然他加入了共产党，可是在政治上表现并不积极，只是一个普通的反法西斯的男护士。

1937年西班牙“南方前线”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西班牙儿童和国际志愿军》，里面有一篇中国战士写的短文，作者署名“Feng”，描写他到马德里躲警报时，遇见一个小男孩的故事。这个“Feng"是否就是李丰宁的“丰”呢？也许这是过度的联想，因为李丰宁并没有学位，能写出一则文情并茂的短文，似乎可能性不大，当然李丰宁有可能自学，但是从他所填表格的情况来看，他似乎不可能有如此的文采，所以到底这个Feng和李丰宁是不是同一个人，就很难说了。

1938年4月，李丰宁随着哈拉军医院撤退到卡塔卢纳省，到圣阿伽洛医院工作，一直到撤离西班牙，他都是属于第13旅，在第8营的卫生队工作。在这段期间他跟其他的中国参战者也有来往，1938年7月1日林济时还曾经写过一封信给他。眼看着西班牙共和国弹尽援绝，1938年底在巴塞罗那填表时，李丰宁写道希望离开西班牙后，能够回中国去从军。

1939年2月，李丰宁终于离开了西班牙，和毕道文两个人被关在法国的圣西普里安集中营。在这个地中海海岸的沙地上，三面围着铁丝网，另一面是一望无际的地中海，两个多月里他们忍受着饥饿、风沙和湿寒，直到4月下旬他才同毕道文一起搬到戈尔斯集中营，和其他四位中国志愿军林济时、杨春荣、张树生、张长官团聚，住在中国人自己的木屋——J村第16号。

1939年10月27日，李丰宁、杨春荣、张树生和张长官4人终于在马赛登上轮船，向中国驶去。那年他49岁，满心向往着回中国去参加军队，打日本法西斯去。

张树生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大多数都在讲英语、德语或法语的部队，很少有中国人跟西班牙人同在一个部队，张树生就是这少数人中的一个。他在西班牙共和军第50师第195旅当兵。

张树生可能是浙江青田人。一个中国人能够在西班牙部队里，跟西班牙人一起作战，他的西班牙语一定相当不错，这么说来很可能在西班牙内战发生之前，张树生就已经在西班牙了。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张树生在西班牙内战之前就来到西班牙呢？是来做工？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当西班牙内战爆发后，他又为什么志愿参战呢？

当年在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许多都是共产党人，可是张树生并非党员，而且他表示对于任何政党都没有兴趣参加，他是一个单纯的老百姓。所以他去参战跟党没有关系，而是出于自己的良心。1938年春天，他在战场被佛朗哥军队活捉。不知道他哪来的魅力，竟然说服了看守他的敌人，放他逃生。白天他隐藏起来，等到夜晚，他就摸黑寻找出路，经过6天6夜，终于逃出敌人的地盘。劫后归来，他进了坦克学校，学成毕业后，却赶上西班牙共和国要遣散所有外国志愿军。1938年底，他来到阿尔西拉遣散营，等候前往法国。在阿尔西拉遣散营，西共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个好士兵。他一直表现有纪律，而且圆满完成他的任务。是一位优秀的反法西斯者”。显然西共对他颇有兴趣，但是他没有入党的念头，后来加入了共产国际的一个外围组织“赤色救援会”。对于将来的出路，各国的志愿军，除了来自法西斯国家的人，都希望离开西班牙回到自己的国家，可是张树生却选择了去墨西哥。

自从1936年夏天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墨西哥政府就支持西班牙共和国，千里迢迢运来军火。不久西方国家采取“不干涉主义”政策，拒卖军火给西班牙共和国，墨西哥向国际联盟控诉这种政策，认为它是变相地支持佛朗哥叛军，来对抗民选出来的西班牙共和国，有违国联的盟约。但是列强当道，墨西哥和苏联孤掌难鸣，只有默默地继续支持西班牙共和国，直到共和国弹尽援绝。墨西哥政府又伸出臂膀，接纳流亡的西班牙难民。对西班牙向往已久的张树生，也像西班牙老百姓一样，希望能够到墨西哥喘一口气。

1939年初，张树生同其他国际志愿军一起跨过法西边界，于2月初抵达圣阿赫莱斯集中营，和林济时住在一块儿。林济时个子并不高，张树生比他还要矮半个头，人又长得黑黑瘦瘦的。从此以后，这一高一矮在集中营里便形影不离。1939年3月24日林济时在日记中写道：“天雨不能走动，中国队之张树生同伴。”4月20日他们离开圣阿赫莱斯集中营，到法国西南边的戈尔斯集中营，和其他四位中国志愿军住在J村第16号的木屋里。

到了5月，林济时找到西班牙朋友帮忙，把中国抗日战争的最新消息译成西班牙文，在营内出版一份《中国抗战情报》。张树生懂西班牙文，自然成为林济时的左右手。6月26日林济时召开了一个会议，成立了《中国抗战情报》出刊委员会，张树生就是委员之一，其他还有北美、哥伦比亚、墨西哥、比利时、西班牙、巴拉圭及古巴的几个战友，一共9位委员，分别负责编辑、刷写、绘画、地图、分发及财务工作。《中国抗战情报》出得很勤，几乎每周一期，每次出版后，张树生就和其他的战友把它挂在中国队的木屋前，还配上一幅中国地图。这块看板成了营里的热门焦点，吸引了很多人前来观看。

8月22日下午，一位满头金发的德国战友慌慌张张地跑进中国木屋，说有位中国女士来访。这个消息带来一阵骚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猜想这位神秘女子会是谁呢？怎么找到这个荒郊野外的集中营来看他们呢？林济时就领着张树生和另一个中国战士（很可能是杨春荣），尾随德国战友去见这位神秘的中国女子。

在铁丝网旁边，他们老远就看到个子高高的巴西战友。在他的身旁有5位客人，两位是女士，其中一位的确像是中国人。经过介绍，才知道他们都是来法国参加国际学生会议的，那位中国女士是来自上海的龚普生。她显得非常激动，像机关枪似的大讲抗日情势，又一连串地问他们怎么被关在这儿？什么时候可以恢复自由？她可以为他们尽一点什么力量？林济时不先答复她的问题，却先介绍身旁两位中国同志，说他们都是浙江青田人，也都是工人，在西班牙志愿参战。这才谈起外面有些团体正在向法国政府施加压力，但不知何时才能离开这个集中营。

在龚普生访问他们之后两个月，也就是1939年10月，张树生等6位中国志愿军终于获释，离开了戈尔斯集中营。10月27日他们抵达马赛港口，张树生和杨春荣、李丰宁、张长官4个人登上轮船，朝中国驶去。对于张树生，墨西哥虽有情谊，可是中国抗日遍地苦难，他又怎能置身度外呢？

阎家治

当西班牙内战爆发，第一个跑到西班牙去参战的中国人，是在巴黎的一位按摩师。

根据莫斯科档案记录，这位中国按摩师叫阎家治，英文名叫Paul Yen。去西班牙参战之前他住在巴黎，在圣札札当按摩师。1936年10月27日，阎家治来到西班牙，加入国际纵队第11旅的骑兵队。11月6日，他到了马德里郊区的田园之家和博阿迪利亚，与佛朗哥军队交战，保卫马德里。第一天在田园之家打仗时，就被葡萄弹击伤，当天就被送到马德里的皇宫旅馆疗伤，一直住到12月3日才出院。随即又上前线，1937年2月3日在马德里西北方的埃尔帕多，在马脚边被子弹射伤，被送往奥里韦拉的红色圣马丁就医两个月。等到4月出院后，他就转到国际纵队总部阿尔巴塞特的医疗部门工作，在那儿认识了从美国去的中国志愿军张纪。

1937年6月5日，张纪写信给纽约的《先锋报》，提到在阿尔巴塞特遇见了颜君。这个颜君应该就是阎家治，“颜君是1916年赴法国的。在法国居留至去年乃赴西国为政府军方面作战。他曾在张作霖军队当过兵”。这么说来，阎家治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赴法的华工，就像另外两位从巴黎去的中国志愿军张瑞书和刘景田一样。张纪每天都和阎家治见面聊天，他告诉张纪：“在各处前线中，也有我们中国人参加作战。”

阎家治有多大岁数呢？根据1937年阿尔巴塞特医务委员会的记录，他当时是42岁，可是在1938年他在巴塞罗那填的表格中，却注明当时是46岁，所以这两个年纪相差4岁。在巴塞罗那填的表中，他自称是蒙古人。蒙古人擅长骑马，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一到西班牙就被分到骑兵队。1937年10月他被调到第14旅，在阿尔巴塞特北边的马奥拉医院工作，认识了在穆尔西亚疗伤的林济时。1937年12月1日陈文饶从贝尼卡西姆医院写信给纽约《先锋报》，称林济时信里提到在那儿认识了8个中国同志，其中“有一位是国际义勇军骑兵团团长名严家治”。这个严家治就是阎家治，林济时说他是骑兵团团长，其实是言过其实了，阎家治只是骑兵队里的一个士兵。

阎家治为什么到西班牙来参战呢？并没有找到文字的记载。他在巴塞罗那填表时，自称是共产党人，但是莫斯科档案里却注明他的党员身份尚未证实。此外他填写在法国时曾经参加中国抗日的组织，这个组织是在巴黎的Rue Ruei。那个年代能够到西班牙来，冒着生命危险参战的人，看来都不是等闲之辈。1938年阎家治旧病复发，住进医院。1938年下半年，他在第14旅的比克医院工作。当国际纵队从西班牙撤退，阎家治又去了哪里呢？至今还是一个谜。

杨春荣

最后一个去西班牙参战的中国人是杨春荣。他到西班牙时已经是1938年3月14日了。西班牙共和国在西方国家的“不干涉主义”下，买不到军火补给，一路从内陆战退到东海岸，背向地中海而战，急需新血补充，杨春荣的到来，正是时候。国际纵队立刻将他分派到第14旅第4营第一连当步兵。

当时杨春荣已经不是年轻小伙子，而是46岁的中年人了。1938年以前，像他这样岁数的人来加入国际纵队，通常是不分派当步兵的，而是充当救护人员。就像跟他差不多岁数的张瑞书和刘景田，1936年他们从巴黎到西班牙后，想加入机关枪队，可是因为他们年岁大了，所以不准许，最后把他们俩人派到卫生队去当担架兵。可是现在战局不一样了，连杨春荣这样岁数的人也要端枪上前线，这显示西班牙共和国当时情势的危急。

杨春荣跟张瑞书和刘景田一样，在去西班牙之前，都在法国比扬古的雷诺汽车厂工作，杨春荣是厂里的厨子。他也加入了共产党，当时住在Rue Nationale 。他到了西班牙不到一个月，就于4月10日上了前线。

1938年4月，佛朗哥的军队已经打到地中海岸，与共和国军在巴伦西亚北方的比纳岁斯海港激战。杨春荣就在比纳罗斯以北50到30英里的3个城——蒂韦尼斯、托尔托萨和安波斯塔——作战。共和国军节节败退，5月底比纳罗斯沦陷，6月南面的卡斯特利翁也失守。共和国军为了挽回局势，决定大反攻，7月底强渡埃布罗河。杨春荣也西进到埃布罗战场。9月19日杨春荣因头和肋骨受伤，被送到比克医院疗伤，住了两个月。

1939年1月25日，杨春荣撤退到西班牙北方的塞尔瓦，与李丰宁、毕道文和谢唯进相聚了，从此一路北上，2月被拘禁在法国地中海海岸的圣阿赫莱斯集中营，4月又转到法国西南边境的戈尔斯集中营，跟中国战士住在同一个木屋。因前一年9月肋骨受伤，伤及肺部，没有痊愈，所以在集中营里常常发病，经过多次交涉，才被准许在6月9日进医院治疗。10月27日，他跟李丰宁、张树生和张长官4个人在马赛坐船回中国。

张长官

1936年夏，当西班牙内战爆发时，张长官已经在西班牙住了近10年之久。

张长官是河北人，1900年5月18日出生。25岁那年他来到印度，在那住了两年后，1927年5月又移居到西班牙的巴塞罗那。西班牙内战时，他还是一个小贩，过着孤家寡人的日子，只有一个弟弟在巴伦西亚的共和军里当兵。

起初他并没有报名参战，但是加泰罗尼亚省的政治气氛影响了他。这个省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势力庞大，他们组织了全国劳动者总同盟，正在进行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他们要取消私有制，把土地和工厂集体化。身为小贩的张长官对于这场变革不知持什么观点，但猜测他至少是同情的，因为1936年8月1日他加入了全国劳动者同盟。

1937年5月，他志愿参战。 9月1日，他来到巴伦西亚附近的圣克鲁斯，编入第20营，在工程队修建军用工事。一直到1938年底前，他参加过3场战役，都在西班牙的东部：莱万特、塞格雷和埃布罗。他很幸运，在前线没有受伤，连病痛也没有。

在西班牙住了10年，张长官除了会讲中国话外，还能够讲当地的方言——卡斯蒂利亚语，西班牙就像是他的第二故乡。1938年年底，他在巴塞罗那等候遣散时填表，希望能够遣散到在内战中对于西班牙共和国坚定支持到底的墨西哥。

但是最终张长官没有流亡墨西哥，这跟他遇见其他的中国志愿军有关。1939年初他随部队来到法国，在集中营里遇见了其他的中国志愿军。4月底他在戈尔斯集中营，跟中国志愿军一起住在J村第16号的木屋里，一直到10月他们才离开集中营。10月27日他同杨春荣、李丰宁和张树生4人一起在马赛登上轮船，驶向烽火中的中国。

刘华封

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大多数来自法国。一方面是因为法西两国比邻，占了地理上的方便，另一方面跟法国的华工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协约国招募大批华工到法国工作，战后，许多华工继续留在法国，在法国工人运动中，获得进步思想的启发。这批人当中有从里昂去的电工李丰宁，从巴黎去的雷诺汽车厂工人张瑞书、刘景田和杨春荣，有按摩师阎家治，除此而外，还有一位也是从巴黎去的，他叫刘华封。

刘华封大概是在1937年11月底到贝尼卡西姆医院做工，在那里认识了一位从美国去的中国伤兵陈文饶。1937年12月1日，陈文饶写信给在穆尔西亚医院疗伤的林济时，提到有一位叫刘华封的中国人，上星期刚转到贝尼卡西姆医院工作，住在潘罗别墅。陈文饶写道：“他是山东人，由法国来到此。”同一天陈文饶写信给纽约《先锋报》，也提到刘华封在他疗伤的医院里做工。

1937年12月，陈文饶脚伤好了，于是离开贝尼卡西姆医院，重回部队，驻扎在阿尔巴塞特附近的一个村庄。在那儿林济时的信转来，向他索取照片。陈文饶回信表示有困难，因为他离开贝尼卡西姆医院时，并没有带照片，现在住的村庄里又没有照相的，他写道：“我在医院时曾和华封同志一起拍照，但我离开那地方时，仍未完妥，我已寄信给华封同志，请他将之放大寄给你。”后来林济时把刘华封找到，和来自美国的另一位中国战士张纪一起，拍了几张合照，登在西班牙和美国的报章杂志上。照片里，刘华封站在林济时和张纪的中间，个子最矮，他身着白色工作服，前额已经秃了，看起来像是40多岁的中年人。或许他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来法国的华工吧。

到了1939年初，国际纵队撤退到法国。张瑞书和刘景田在法国同志的营救下，很快地离开了集中营，留下6位中国战士困在法国戈尔斯集中营，但是刘华封不在其中。战后他到哪儿去了呢？是否也像张瑞书一样，在法国人的帮助下获得了自由？最后他是否回到中国，还是留在法国？

生活中，总有一些人的故事会戛然而止，或被淡忘或被湮没——这是一群被遗忘的人们，他们为抵抗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守卫劳动者的自由与权力而英勇出战，展现了一个有信仰的群体在那个特殊年代的荣光。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不仅在思想上是，在行动上也是，这就是他们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真正原因。

难以想象在那个年代，为了一个陌生国度人民的苦难，为了理想中的信念，会有这么多人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前往相助，带着青春和热血凛然地走进死亡的阴影中。为祭悼这些阵亡的国际志愿军，作家海明威曾写下这样一句话：“没有人比在西班牙阵亡的人还要光荣地入土，这些光荣入土的人士，已经完成了人类的不朽。”

〔本刊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