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还是延迟

薛继亮

一、引言

“刘易斯拐点”是指发展中国家从古典经济条件跨越到新古典经济条件时出现重大转折点的时间段，其核心标志是劳动力从过剩逐渐转为短缺(吴垠，2012[1])。蔡昉于2005年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即将到来这一论断和2010 年“涨薪潮”现象的出现后，引起了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热烈讨论，遗憾的是并未达成共识。作为供给侧的四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之一的劳动力，判断其供给需求的现实，考虑“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还是延迟，是有助于中国下一轮宏观经济调整和改革的。

对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支持者以社科院蔡昉团队为代表(蔡昉，2007[2]；蔡昉，2010[3]； 蔡昉和都阳，2011[4])。贺蕊莉(2013)[5]借助“刘易斯拐点”、沃尔夫森极化、ER指数、基尼系数等理论对收入分布变化及趋势进行评估，发现虽然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但是收入分配没有得到较好改善，收入差距在扩大，属于沃尔夫森极化且速度很快，推动“刘易斯拐点”进程和遏制收入极化并举的形式“补低调高”是必要的。同时，随着劳动力成本的攀升，中国已出现“刘易斯拐点”(沈于和朱少非；2014[6]),产业间的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从而诱发产业升级。这就需要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屈满学(2016)[7]的研究发现工业部门2010年的劳动边际生产力较2000年有显著提高，中国经济已经超越“刘易斯拐点”。国外很多学者也对此持支持态度，Das和N’Diaye(2013)[8]认为中国将在2020—2025年间到达“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过剩走向短缺，而Wang和Weaver(2013)[9]认为中国劳动力过剩与“刘易斯拐点”同时存在，隐含地说明了劳动力短缺是结构性短缺。

对中国“刘易斯拐点”没有到来的研究也比较多。Islam和Yokota(2008)[10]利用中国1989—2005 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刘易斯增长模型，结果发现中国正逐渐向“刘易斯拐点”逼近；Ryoshin和 Ma(2010)[11]认为简单地把农民工工资上涨作为判断“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依据则缺乏逻辑的一致性，并不认为这是中国的“刘易斯拐点”，Du和Pan(2009)[12]也持类似观点。余宇新和张平(2011)[13]从资本收益与劳动力工资变动相互联系的视角出发，利用大样本企业微观数据对我国“刘易斯拐点”问题进行了探讨，发现我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并不明显，而当前出现的某些所谓“刘易斯拐点”特征，可能是诸多约束劳动力自由迁移的制度所带来的影响。毛学峰和刘靖(2011)[14]结合农民工工资，使用微观资料创新性地估计农业部门影子工资和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这一命题，结果发现：实际工资水平不支持“刘易斯拐点”到来。殷剑峰(2012)[15]对我国数据的分析发现，尽管我们已经或即将面临人口拐点，但仅从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的角度看，尚无法得出刘易斯第二拐点出现的结论。经验数据表明，近几年来中国两部门实际收入差距增长缓慢，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扩大趋势，中国“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李刚，2012[16])。周燕和佟家栋(2012)[17]从开放经济与二元经济关系的视角出发，指出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是城镇化、工业化和经济开放过程的并存。同时，中国的“刘易斯拐点”仍未到来，工资差距仍在行业和地区间存在，并吸引剩余劳动力向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而外部冲击、城镇化和工业化不匹配等现象的存在，是造成剩余劳动力与“民工荒”现象并存的主要原因。吴华(2012)[18]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已进入关键时期，转型期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点，但不符合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的基本条件。苏毅清和王志刚(2016)[19]则认为用工荒问题并不意味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而是伊斯特林人口波谷所致。

已有的研究更多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数据来验证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结合农业数据的研究还不普遍。许庆等(2013)[20]基于省、县(市)数据和农户面板数据的研究发现，不同生产函数进入“刘易斯拐点”的时间不同，东西部差异很大；2004年中部某省水稻和小麦生产都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农户更多地从事非农生产并不会显著降低其水稻和小麦的总产量；2005年左右东部地区的粮食和第一产业到达“刘易斯拐点”；2010年，肉类生产仍未到达“刘易斯拐点”。王卫和佟光霁(2014)[21]通过对传统刘易斯模型做了符合现实性的修正，发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水平上涨并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表征，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剖析。李文溥和熊英(2015)[22]发现如果只考虑劳动力市场而忽略产品市场的情况下，在封闭经济或开放经济条件下都无法实现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的结论。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23]认为在1997—2004年无论是全国还是局部区域均越过了“刘易斯第一拐点”，但2005—2012年各区域又返回到刘易斯第一阶段。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依然存在，现代部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潜力还未完全发挥。周建锋(2014)[24]认为我国日益严重的“民工荒”浪潮并未能形成与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农民市民化之间的和谐互动，我国并未能出现与二元经济模型预测相一致的转型。从根本上讲，我国并未出现“刘易斯拐点”。

虽然关于中国经济“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观点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已经影响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是针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并没有得出信服的结论。经济增速换挡的驱动力之一 来自供给侧“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但是中国“刘易斯拐点”会不会延迟，以及当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否有关系，这是本文要论证的核心问题。为了揭示这样一个谜底，有必要对其进行更深入的讨论，避免错误的研究结论可能带来的政策误导。

二、“刘易斯拐点”的现实观察

从表1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的变化及其比重可以发现，虽然1978—2014年中国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一直呈现增长的趋势，但是从它们的比重来看，经济活动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却没有明显地下降，相反2005年之后略有增加；而就业人员占总人口比重在2005年之后出现下降的趋势。虽然这不足以判断中国是否发生“刘易斯拐点”，但是也给出预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可能在发生。

表1 经济活动人口和就业人员的变化及其比重

续前表

为了更好地判断刘易斯拐点的发生，本文以劳动适龄人口数量和抚养比等作为观察对象进行论证。人口学一般将16～64岁的人口看作劳动适龄人口。由于中国的退休制度的独特性，导致中国对劳动适龄人口的定义有所差异，男性16～60岁、女性16～55岁的人口为劳动适龄人口。抚养比就是劳动适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即每个劳动适龄人口负担抚养老人和小孩的程度。从表2可以发现，未来我国劳动适龄人口的变化趋势和人口老龄化比较明显，必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具体表现在：新生劳动力增速放缓并下降，已有劳动力迅速老化。在生育率长期下降并维持低生育水平的情况下，严重制约中国新生劳动力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制约劳动力供给。少儿抚养比持续下降和老年抚养比持续上升，也验证了这一现象。按照目前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预计截至2020年，老年人口将超越最年轻组别的人口(罗屿，2013[25])。

此外，劳动力规模发生变化。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2010年的74.53%下降至74.43%，下降了0.1个百分点，这也预示着劳动力比例变化已经从上升转为下降。2012年中国劳动适龄人口首次呈现负增长，比2011年减少345万人，绝对下降的趋势明显，带来资本积累、人力资本、劳动力投入的变化，详见图1。中国劳动适龄人口自2011年后开始以较快的速度下降(薛继亮，2014[26])。联合国的预测也证明了这一点。中国老龄人口比例在2050年将占全部人口的39.3%，高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2050年的水平，导致劳动人口比例大缩水，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带来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刘易斯拐点”确实已经发生。

表2 年龄别人口总量和抚养比的变化趋势

从生产率来看，农业劳动生产率自1990年后一直低于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但是和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2006年之后缩小。从这个角度来讲，可以判断刘易斯第一拐点，正式进入到劳动力有限供给的新阶段(吴海民，2012[27])。但是，需要看到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缩小，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在缩小，这说明了即使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处于二元经济阶段，但是“刘易斯拐点”却已发生。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需要灵活保障的就业政策保障就业市场的活力，提高就业水平的同时保障就业质量；而这需要提升现有劳动力的人力资本。

图1 劳动生产率的比较

三、模型设定和实证研究

虽然大量的事实观察和经验研究证明“刘易斯拐点”可能到来，但是并不充分，需要在更为规范的理论框架内进一步进行判断。刘易斯模型认为，刘易斯拐点的核心是指劳动力资源稀缺性变化在部门间匹配的变化，以及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收益分配变化(Lewis，1954[28]；Lewis,1972[29])。在存在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工资水平并不会由于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而提高，资本收益率也不会下降；只有资本需求的扩展使得原先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变得稀缺，工资上涨，资本收益率下降，“刘易斯拐点”到来。这就意味着工资水平与资本收益率的关系在“刘易斯拐点”前后是存在显著差异的，这就为采用工资水平与资本收益率的关系判断“刘易斯拐点”奠定了基础。

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会带来资本与劳动分配份额的变化(Blanchard 和Giavazzi，2003[30]；白重恩等，2008[31])，但是近期中国资本收入份额都处于上升趋势，并不一定来自于劳动市场环境的变化(李稻葵等，2009[32]；Kuijs，2005[33])。由于资本和劳动力总量和价格是变化的，论证劳动力与资本的匹配关系，必须同时考虑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价格变化和总量变化的相互作用，以此论证“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

maxp×AKαLβ-rK-wL

(1)

其中：p是产品价格；K和L分别为资本和劳动力；w和r分别为劳动力和资本的成本，A代表技术进步；α和β分别表示资本产出份额和劳动产出份额。对式(1)进行一阶微分，假设资本劳动最佳配比k*表示为式(1)最优结果下的资本与劳动力最优投入量K*、L*的比值，可以表示为

k*=K*/L*=αw/βr

(2)

式(2)说明了最优配比与投入要素的产出份额和要素成本有关。因此求解关键在于估计中国东、中、西和东北4个区域的劳动力和资本的系数以及计算各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成本。通过对不同地区间劳动力价格与资本收益率关系的对比分析，来研究“刘易斯拐点”问题。

四、“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中国东、中、西和东北具有梯度特征的4个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匹配的变化趋势作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我国产业空间分布和劳动力迁移的变化特征以及产业梯度转移。之所以这样考虑，在于两个原因：一是劳动力迁移具有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跨省流动的梯次性和省内流动的四大区域间的差异性和区域内的一致性；二是产业分布的梯次性带来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匹配同样具有区域间的差异性和区域内的一致性。这种梯次性、差异性和一致性为本文从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匹配程度判断“刘易斯拐点”带来了可比性。在本文研究中，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3个省份，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山东、福建、广东和海南10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6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四川、重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12个省份。本文选择了2003—2013年间的截面数据。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以及2003—2014年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二)劳动力和资本系数的估计

本文采用SPSS软件对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进行估计(结果如表3)，这样计算得到的理想最佳配比值实际上是平均趋势值(姚林如，2007[34])。

表3 劳动力和资本系数的估计值

从表3可以发现，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的估计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总体来说，这4个地区的资本要素的系数的估计值高于劳动力的系数，但是东部地区的资本系数最高，西部次之，东北最低。这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依然更多地得益于资本的贡献。但是资本和劳动力系数的过大差异对二者的匹配性提出了质疑，这也是本文进一步探索“刘易斯拐点”是否出现的原因。

(三)劳动力和资本成本的计算

(3)

劳动力成本是根据职工平均工资按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进行平减，职工平均工资可以通过统计年鉴中的职工工资总额计算得到。

(四)“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资本和劳动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结果详见表4。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的理想配比值高于实际配比值，在市场化的配置效率不断减弱的情况下，资本深化的力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大；东北地区的资本和劳动的理想配比值低于实际配比值。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资本和劳动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的差异最大，并且有逐渐扩大的趋势，而中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的差距却有缩小的趋势。这说明了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西移带来资本和劳动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的扩大。产业西移使得西部地区资本和劳动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趋于吻合，使得产业转移和劳动力匹配在空间上出现一定的合理性。

1.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出现，资本深化加剧，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同步。

通过比较东部地区资本和劳动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可以判断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出现，资本深化加剧，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同步。在环境压力、资源压力和劳动力工资上涨压力的倒逼下，东部地区的中低端制造业面临发展困境，受到的制约瓶颈越来越明显。中国东部省份将进入转移及淘汰低端落后产业，并且发展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以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阶段，促进了产业高端化，传统产业升级和转移，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形成经济发展新供给新动力，带来就业水平提高、就业质量优化，实现了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高质量增长。东部地区具有资金充裕、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优势，在资本深化的推动下，要转移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化产业结构，拓展产业发展空间(傅允生，2011[35])。

表4 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比较

2.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加速，“刘易斯拐点”出现。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的差距越来越大，说明2003—2013年间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需要进入新的阶段，增加投资。中西部地区利用自身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中，产业规模以及产业和人口集聚得到实现，尤其是资源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部6省份和西部12省份均处于产业结构快速工业化阶段，东部地区的中低端制造业在土地缺乏和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下转移到中西部地区。虽然西部资源带将难以重复亚洲新兴工业国和东南沿海的发展路径(巴曙松和郑军，2012[36])，但是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明显快于劳动力供给速度，导致“刘易斯拐点”出现，虽然从数据上显示稍弱于东部地区。

3.东北地区“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流出。

资本和劳动力的理想配比值低于实际配比值，意味着东北地区已经出现产能过剩或者产业下滑。东北地区在生物医药、生物化工、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汽车、装备制造等产业具有优势，出现资本投入下降的原因在于传统产业如钢铁、水泥、造船工业等扩充存量，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必然遭遇“寒冬”。此外，东北地区国有企业占比过高，也可能是造成资本和劳动力的理想配比值低于实际配比值的原因。

综上所述，中国东、中、西和东北4个区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差异较大。东部和西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较大的差距意味着东部和西部地区进一步加速资本投入，新增资本的配置效率在提高，但原因迥异。前者是为了加速产业转型和化解产能过剩，后者则是加速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新增资本的层次是不一致的。这又间接说明产业转移过程中“民工荒”出现和“刘易斯拐点”发生的原因。中部地区的资本和劳动力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差异较小，说明这一时期“中部崛起”，产业转移和劳动力的匹配程度较高，中部地区丰富的人力资源得以发挥更大作用。唯一需要警惕的是，2003—2010年东北地区资本和劳动力的理想配比值和实际配比值的倒挂是2014年东北地区经济断崖式滑坡的原因，同时说明了东北地区的“刘易斯拐点”尚未发生。

4.对“刘易斯拐点”发生层次的判断。

针对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均已发生“刘易斯拐点”，需要判断这三个区域“刘易斯拐点”的层次性，即刘易斯第一拐点和刘易斯第二拐点。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现代部门的就业需求高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业供给时，均衡工资上升时的第一个转折点。刘易斯第二拐点是指已经形成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不存在二元经济的劳动力剩余，即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毫无疑问，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目前进入刘易斯第一拐点，需要进一步判断进入第二拐点的区域。判断第二个拐点，主要判断现代部门和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情况。

由于部分省份第一产业劳动力从2005年开始增加，预示着农业边际产出和工业边际产出、第三产业边际产出的比较产生可能。为此，本文计算出2004—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三大产业边际劳动产出。因为，大部分地区存在第一产业劳动力迁移的情况，所以不可避免部分省份的第一产业劳动边际产出为负值，在此，本文不予考虑。判断进入第二拐点的区域，只要比较第一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是否大于第二产业或者第三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即可。从表5可以发现，内蒙古、新疆的第一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大于第三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广西、海南第一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大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从数据上可以判断这4个省份进入刘易斯第二拐点，进入农(牧)业剩余劳动力有限流出和流入的境地。但是这几个省份相对于中国其他省份来说属于落后地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这几个省份第一产业发展基础比较好，农业产值处于较高层次，相反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比较低，导致第一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大于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边际劳动产出情况的发生，有可能出现“伪刘易斯第二拐点”的可能性。因此，可以发现中国大部分地区(东北三省之外)均已发生“刘易斯拐点”，但是并不彻底，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健全城乡劳动力市场，尽快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

表5 2004—2010年三大产业边际劳动产出情况

续前表

从刘易斯第一拐点到刘易斯第二拐点，实际上给予中国人口红利转换的可能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窗口修复期；一旦刘易斯第二拐点到来，就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丧失。在刘易斯第一拐点到刘易斯第二拐点的窗口期，一定要尽力培育和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也就是为何在供给侧大力提升人力资本的意义所在。

五、“刘易斯拐点”到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议

本文通过显示数据观察发现即使我国在未来一段时间依然处于二元经济阶段，但是“刘易斯拐点”却已发生。通过计算出资本-劳动的理想配置率和实际配置率产业的区际分布出发，直接分析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区资本和劳动力的配置，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发生，结果发现：并非中国所有区域都进入“刘易斯拐点”，其中，东部地区“刘易斯拐点”出现，资本深化加剧，产业转型和产业转移同步；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加速，“刘易斯拐点”出现；东北地区“刘易斯拐点”尚未出现，劳动力流出；同时内蒙古、新疆、广西、海南进入刘易斯第二拐点。为了更好地应对“刘易斯拐点”的发生，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出发，需要做到：

(一)提升人力资本，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

劳动力短缺问题已经明显，为了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转移和升级，需要创造条件延长人口红利期。延长人口红利期需要制度创新，消除劳动力供给制度障碍，保障劳动力迁移和流动，保障和完善就业政策，提高就业服务水平；还要从提高人力资本方面创造条件挖掘第二次人口红利，这就需要加强培训和教育，增加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发育和完善劳动力市场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需要(蔡昉，2012[37])。同时，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这是化解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有效手段；将工资收入较高和雇用关系稳定的农村劳动力逐步市民化也是有助于促进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和进入刘易斯第二拐点的(李宾，2012[38])。

(二)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转移

中国产业发展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目的，就需要在开放经济下强化技术创新和技术改造，提升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产品竞争力和转型升级，同时扩大“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的实施和辐射，完善现代产业体系，实现资本和劳动的良好匹配，进而促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配置(安锦和薛继亮，2015[39])。在承接产业转移区域，面对就业机会的不断提高，需要引导劳动力回流和吸引区外劳动力，降低转移产业的劳动成本(蔡昉，2009[40])，形成以劳动力优势承接产业转移、产业集聚和扩展带来劳动力回流的互动作用机制。

(三)提高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资本劳动配置效率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经济中资本深化的力量日益增强，这会降低资本劳动配置效率。为此，要健全高效、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市场经济劳动体系，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王宋涛和温思美，2015[41]),不断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实现资本劳动的合理配置，配合产业发展实现高级化和服务业大发展，促进收入分配向人力资本或劳动力倾斜。与此同时，政府也要进一步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减少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和对民间投资的过度限制，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雷钦礼，201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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