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劳动争议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陈　冲，何梦醒（兰州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101）

西北地区劳动争议影响因素的差异分析

陈冲，何梦醒
（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甘肃兰州730101）

西部大开发为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坚强动力，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地区劳动关系的日益紧张。本文选取2001—2013年西北五省的劳均劳动争议案件量与产均劳动争议案件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研究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市场状况、市场化水平以及社会发展综合水平等对西北地区劳动争议的影响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本文对于正确认识和处理西北地区新时期劳动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西北地区；劳动争议；影响因素

一、引 言

在国家层面提出“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研究劳动关系问题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经济结构从二元经济逐步向一元经济演化，就业模式从行政化模式的“终生制”向市场化的“雇佣制”转变，劳动关系发生显著变化。虽然劳动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同时伴随而来的却是地区劳动关系日益紧张，劳动双方间的冲突与矛盾越来越突出。以西北五省为例（如图1、图2所示），在2001-2013年期间，西北地区劳动市场中劳资双方间发生的劳动争议案件数量逐年攀升，从2001年的6325件上升到2013年的23952件，十二年间增长了3.8倍，其中新疆自治区和陕西省的增长幅度更是达到 5.2 倍和 5.3 倍。就业稳定以及和谐的劳动关系与地区社会安全、经济长期增长关系密切［1］，因此针对劳动关系发展的新动向，探讨当前劳动争议案件迅速增加的影响因素将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研究。

图1：西北地区劳动争议案件的变化趋势

图2：西北各省劳动争议案件的变化趋势

在已有文献中，有关劳动关系问题的研究成果已经比较丰富，例如乔健、郭金兴、常凯、程延园、王甫希、袁卓群、秦海英等学者的研究。但是通过梳理会发现这些文献存在两个不足：一是这些文献基本上都是选取某一角度或者某些方面（如历史背景、经济基础、社会基础、素质能力、人的主动性等）来分析其对劳动关系的作用机理［2-6］，鲜有研究成果能够将这些因素进行综合，系统性地考察它们的影响程度和方向；二是已有成果的研究对象基本都是针对全国的，很少涉及地方劳动关系的文献，而有关西北地区的研究成果几乎没有。

因此，本文欲以西北地区为研究对象，结合现有研究成果，以劳动争议的发生频率反映劳动关系状况，借助面板回归来具体探究西北地区劳动关系影响因素的多元性和影响效果的复杂性，以期能为西北地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制度设计提供微观理论基础，同时为其他地区化解劳资矛盾提供参考依据。本文的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数据说明与模型的建立；第三部分通过计量分析，实证检验西北地区劳动争议的具体影响因素（包括程度和方向）；最后一部分为全文的结论与政策启示。

二、数据说明与模型建立

1. 指标设定与数据说明

劳动争议是劳动关系状态的一个突出表现，劳动争议案件越多说明劳动关系越紧张，相反则说明劳动关系趋于和谐。因而许多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的和谐度可以用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与产均劳动争议案件量来评判［7］。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必然是由劳动双方矛盾不断累积引起，而以就业量与地区生产总值为权重的这两个指标能够较好的反映劳动冲突的程度，并且数据获取的可靠性也是指标选取的重要考量。因此，为了考察劳动争议的影响因素，本文将劳均劳动争议案件量与产均劳动争议案件量分别作为被解释变量。

劳动关系的舒缓与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结构的转型紧密相关，而市场化程度和就业的城镇化水平能够用来刻画经济体制转型与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对于市场化程度的度量，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比率有较好的代表性，而对于就业的城镇化水平的测量，城镇化水平可以用来很好地反映。可以预期，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市场竞争越激烈，发生劳动争议的可能性越大；而就业的城镇化水平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检验。

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劳动关系的状况和特征各异。一般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越初级，劳动关系越紧张，越到高级阶段，劳动关系越缓和。因此，本文选取人均GDP、地区经济发展规模（GDP）两个指标来衡量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其中人均GDP能够直接反映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劳动关系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时，劳动者的工作具有保障性，享受到的福利待遇较好，管理者也会更加注重对劳动者的人性化管理结构的优化，劳动双方的关系较为缓和，经济水平较低时则反之。GDP总量与就业人口（或者失业人口）数量直接相关联，通常经济规模与劳动争议案件之间呈现同向变动关系。

劳动力市场状况可以用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两个指标来反映。对于城镇登记失业率，它能较好的反映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理论上失业率高时，说明劳动市场供过于求，劳动者出于生存、换工作或跳槽的机会成本太高等目的，会消极地采取尽量不与管理者发生冲突的态度，减少此时期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相反，失业率低时，劳动市场供不应求，劳动者选择工作的机会大幅增加，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当其自身利益受到损害时不会再次容忍，采取与管理者谈判甚至罢工等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不可避免。对于劳动者受教育水平，这也是劳动力市场状况考虑的一个重要指标，拥有高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维权意识更强，将会导致更多的劳动纠纷的发生。

研究劳动关系不仅要关注经济发展水平，同时还要考虑社会发展水平可能的影响。借鉴袁卓群、秦海英的做法，选择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标来衡量社会发展水平，它是由一个包括民生改善、社会发展、科技创新、生态建设、公众评价等六大方面的综合指标体系进行测算而来，详细介绍可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6］。

另外，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2001-2013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以及西北五省（即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历年统计年鉴。涉及到的名义数值均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了价格指数处理。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各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2.模型建立

由于各变量的数据单位不一致，本文采用对数原则，这样既可以消除量纲，同时还可以消除时间序列常出现的共线性和异方差问题。因此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劳均劳动争议案件（ln Lcase）、产均劳动争议案件（lnOutcase），解释变量包括人均GDP（lnagdp）、实际GDP（lngdp）、城镇化水平（lnurban）、市场化程度（lnothnum）、城镇登记失业率（lnunemp）、教育水平（lnedu）以及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标（lndevindex）等。构建的基本计量模型如下：

在模型1和模型2中，α、δ为常数项，β、φ为系数列向量，ε、γ为随机误差项，i表示各省份，即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t表示时间，即各变量的考察年份。

三、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在对模型的估计上，考虑到各单位经济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空间关联性，适宜选择固定面板进行回归［1，3］。同时，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进行计量回归之前，首先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均为平稳数列，则可以直接进行面板回归；若各变量的差分形式为平稳数列，则还需进行协整检验。

1. 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Fisher和PP-Fisher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来验证模型中变量的稳定性，具体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首先对各变量原数列进行检验，都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各变量处于非平稳状态。其次对各变量进行一阶差分检验，P值均小于5%的临界值，即各变量为平稳的）1（I序列。因此，在进行计量回归之前有必要进行协整检验，以观测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

表2：单位根检验结果

2. 协整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的可靠性，避免虚假回归，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进行协整检验。在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固定面板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ADF-Fisher和PP-Fisher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其残差进行协整检验（如表3所示），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残差均为平稳数列，即I（0）序列，说明西北地区的劳均劳动争议案件、产均劳动争议案件与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具有准确性。另外，为了保障各解释变量在回归结果中的稳定性，观测其系数值大小，尤其是变量的正负符号是否发生变化，在具体的回归过程中，本文采用滚动回归方法，即每次回归的结果，都是在前一个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加入一个新的影响因素，这样的估计方式既能考察西北地区劳动争议影响因素的差异，又能达到验证模型稳定性的目的。具体如表4和表5所示。

表3：协整检验方法结果分析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的可靠性，避免虚假回归，本文采用Engle-Granger两步法来进行协整检验。在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固定面板回归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ADF-Fisher和PP-Fisher两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对其残差进行协整检验（如表3所示），表3的检验结果显示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残差均为平稳数列，即I（0）序列，说明西北地区的劳均劳动争议案件、产均劳动争议案件与各解释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具有准确性。另外，为了保障各解释变量在回归结果中的稳定性，观测其系数值大小，尤其是变量的正负符号是否发生变化，在具体的回归过程中，本文采用滚动回归方法，即每次回归的结果，都是在前一个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加入一个新的影响因素，这样的估计方式既能考察西北地区劳动争议影响因素的差异，又能达到验证模型稳定性的目的。具体如表4和表5所示。

3. 实证结果分析

表4和表5分别给出了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劳均劳动争议案件、产均劳动争议案件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对劳动关系的影响最明显，余下的依次为城镇化水平、城镇失业率、地区生产总值、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率，而人均GDP和教育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具体解释如下：

第一，不管是对劳均劳动争议案件还是对产均劳动争议案件，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对劳动关系的影响都是最显著的。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可以反映一个地区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回归结果显示社会综合发展水平每提高1%，劳均劳动争议案件发生数量将按照2.9%的速度下降，产均劳动争议案件将下降3.4%。社会综合发展水平对产均劳动争议的影响力大于对劳均争议案件的影响。西北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的显著提高带来了制度保障的不断健全，劳动者的薪资福利待遇也得到提升，促进了劳动双方合作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得劳动关系缓和，降低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率。

第二，城镇化水平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力次之。一般来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将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在这种形势下建立的新型劳动关系将使劳动双方产生更多的摩擦，从而增加了劳动争议案件发生率。但是，估计结果表明西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劳动争议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即城镇化水平提高1个百分点，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将下降1.4个百分点，而产均劳动争议案件将下降 2.1个百分点。这一结果出现可能与本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寻找工作机遇的外迁有关，再加上农民维权意识不高，出现了城镇化水平提高的同时，劳动争议案件发生数量反而下降的情况。

第三，西北地区城镇登记失业率与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呈同向变动关系。城镇登记失业率可以反映地区劳动市场的供求状况。失业率高表明供过于求，此时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雇主方占据有利地位，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这一形势必然导致劳动关系愈加紧张，故而使得劳动争议案件发生频率提高，劳均劳动争议案件量增加。反之，失业率下降，劳动市场中劳动关系双方的博弈力量与上述状况相反，劳动者处于有利地位，雇主方将会为劳动者提供更加舒适的工作环境、更好的薪资待遇，提高劳动者对企业的忠诚度与认同感，从而使劳动关系趋向缓和。西北地区的年平均城镇登记失业率约为3.7%，若登记失业率上升1%，则劳均劳动争议案件也相应增加1个百分点，产均劳动争议案件将会增加1.3%。因此，政府必须将失业率控制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减少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幸福指数。

第四，地区生产总值对西北地区劳动争议产生的影响较为复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 1%，则相应的劳均劳动争议案件上升0.6个百分点左右，但对产均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增速造成的。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往往带来地区就业率的提高和投资、消费水平的增加，同时也会加剧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率。因为较大的经济发展规模表明产业发展规模较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相应的就业人口量增加，新增劳动力的出现必然会给劳动关系带来一些变化，某种程度上会增加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反之，经济规模缩小，产业发展速度、经济结构调整使得市场对劳动者的需求下降，就业量也会随之下降，劳动双方间的摩擦减少，自然劳动争议案件也呈下降趋势。

第五，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率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呈显著的反向变动关系，即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率提升1%，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产均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下降0.33个百分点。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面对较高的市场压力，就业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依靠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同时在这种形势下的就业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元化。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率的提高，可以缓和劳动关系的紧张，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在劳动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下，技能较低劳动者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维权成本过高［8］，鉴于此，他们将采取消极地容忍态度；二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人数在劳动力市场占据绝大多数，其中一部分就业人群为弱势群体，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利益，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报酬，加强社会保障等，降低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率。

表4：劳均劳动争议案件回归结果

表5：产均劳动争议案件回归结果

第四，地区生产总值对西北地区劳动争议产生的影响较为复杂。地区生产总值增加 1%，则相应的劳均劳动争议案件上升0.6个百分点左右，但对产均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劳动争议案件的增速造成的。地区生产总值代表地区的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发展规模扩大往往带来地区就业率的提高和投资、消费水平的增加，同时也会加剧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率。因为较大的经济发展规模表明产业发展规模较大，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相应的就业人口量增加，新增劳动力的出现必然会给劳动关系带来一些变化，某种程度上会增加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反之，经济规模缩小，产业发展速度、经济结构调整使得市场对劳动者的需求下降，就业量也会随之下降，劳动双方间的摩擦减少，自然劳动争议案件也呈下降趋势。

第五，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率与劳均劳动争议案件呈显著的反向变动关系，即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率提升1%，劳均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将下降0.14个百分点，产均劳动争议案件数量下降0.33个百分点。当前的经济形势下，面对较高的市场压力，就业问题的解决更多的是依靠中小企业的发展需求，同时在这种形势下的就业方式也更加灵活多元化。非公有制企业就业率的提高，可以缓和劳动关系的紧张，原因主要在于：一是在劳动市场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下，技能较低劳动者就业机会相对较少，维权成本过高［8］，鉴于此，他们将采取消极地容忍态度；二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就业人数在劳动力市场占据绝大多数，其中一部分就业人群为弱势群体，政府也会采取一些措施保障劳动者的利益，比如提高最低工资报酬，加强社会保障等，降低了劳动争议案件的发生率。

四、结论与启示

西北地区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特别是在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背景下，传统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将加速转型，在此过程中，难免会损害部分劳动者的利益，造成劳动争议的发生。本文利用西北五省的2001-2013年的相关统计数据，通过固定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西北地区劳动争议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发现：首先，经济的转型升级有助于缓和劳动关系，减少劳动争议的发生。处于“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西北各省，劳动者的市场参与率以及就业的城镇化水平会不断提高将是主流趋势，因此和谐劳动关系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其次，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增加劳动争议案件，引发劳动双方间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由于地理位置、社会环境等因素的限制，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由初中级向高级阶段转变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伴随着西北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劳动关系终将遵循由矛盾向和谐发展转变的路径。第三，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直接决定了劳动关系的特征。失业率的下降能起到缓和劳动关系的作用。因此，为了解决西北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问题，必须着力解决劳动者的就业问题，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最后，地区的社会综合发展水平的提高能较大幅度地降低劳动争议案件数量。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北地区的社会民生将会逐步改善，劳动者生活水平逐步提高，其自身利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同时企业将具有更强的责任意识与更长远的发展目标，而不是一味的追逐利益忽视劳动者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更愿意与劳动者加强合作，最终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构建。

本文对于西北地区劳动关系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例如影响因素不止上述模型中所选取的这些指标，还有许多未考虑到的因素，比如制度因素、地理因素等［9］。另外就全国范围来讲，西北地区与中东部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市场发展状况、投资机遇、人才发展等各个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劳动者的维权意识与其他地区相比较弱。但是随着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西北地区地理战略优势将逐渐凸显，制度方面也将逐步得到完善，劳动关系的发展状况也将更加和谐。

［1］ 王阳.转型期中国劳动争议的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3（4）:71-79.

［2］ 乔健.略论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及当前特征［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7（2）:23-28.

［3］ 郭金兴.我国劳动争议的省际差异一起解释［J］.财贸研究，2008（5）:9-15.

［4］ 常凯.中国劳动关系报告-当代中国劳动关系的特点和趋向［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9:5-189.

［5］ 程延园，王甫希.变革中的劳动关系研究:中国劳动争议的特点与趋向［J］.经济理论与管理，2012（8）:5-19.

［6］ 袁卓群，秦海英.我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影响因素与机理研究［J］.中国物价，2015（6）:55-66.

［7］ 高宏艳.经济转型时期我国劳动争议增长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税务与经济，2012（3）:35-42.

［8］ 王庆芳，郭金兴.中国劳动争议的逆周期性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5（6）:67-75.

［9］ 张绍平.劳动争议影响因素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2（8）:37-41.

本文推荐专家：

张国庆，兰州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虚拟经济。

张存刚，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理论。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e Factors of Labor Disputes in Northwest Region

CHEN CHONG， HE MENGXING
（School of Economics， Lan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Lanzhou，730101，China）

The Great Western development has injected a strong power into the northwest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it also makes an increasingly tense regional labor relations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selects per labor amount of labor dispute cases and per production amount of labor dispute cases both in 2001—2013 of fiv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to make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economic scale，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bor market conditions， marketization level and comprehensive social development level on the labor disputes in northwest district， and then draws the corresponding enlightenment and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e paper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orrectly understanding and dealing with the labor relations in the northwest in a new era.

northwest region； labor disputes； the influence factors

D922.591

A

1008-472X（2016）02-0047-08

2016-01-05

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YB049）和甘肃省高等学校科研项目（2015A-091）的阶段性成果。

陈冲（1980-），男，陕西西安人，经济学博士，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农业经济；何梦醒（1993-），女，河南周口人，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劳动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