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浦口

李敬宇

我从来没有做过带颜色的梦，所有的梦境都是黑白的。但那天的梦是个例外，先前的格局被打破了。在梦里，我清晰地看见，天空是蓝色的，不是白天的淡蓝，也不是应付一下就能过去的那几种蓝，而是被夜晚笼罩的、晶莹剔透的、纯粹的蓝。星星布满夜空，很亮，但亮得并不耀眼。明净的星空里，像是很突然地，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亮体，是正方体还是六棱体我说不清，透明的，每道边都闪耀着一些亮点，在星星的衬托下缓慢移动。仿佛很近，就在几公里之外。我终于看清了，那是宇宙飞船。

梦做到这里，我醒了。朦胧地睁眼，想一想，又沉沉睡去。

醒来后，梦的影像十分明晰，很美好。尤其，是那片纯粹的蓝。

这个梦是在南京下关区的家里做的。下关，现在与鼓楼合并，叫鼓楼区了；包括楼前的这条建宁路，也属于鼓楼区。但在习惯里，我们仍旧把这一带叫做下关。

我在下关住了将近二十年，几乎每天都在建宁路上来回走动。然而，我对建宁路谈不出什么印象。当然，如果坚持要谈，也能谈出一点来。很多时候，在人行道上，在行道树下，都会看到一小截或者一小撮那样的东西；我不说那样东西是什么，也能猜出来吧？对的，是狗屎。白天或者晚上，无论何时，看上去都很怪异，甚至诡异。

我对南京印象不深，对门前的建宁路也表现得如此淡然，原因只有一个，我一直感觉不到我是城里人。——的确，我是浦口人。

浦口与南京一江之隔，属于南京的一个区。郊区。

与现居浦口的浦口人聊天，说到郊区，他们会忿然地纠正，说浦口虽然不是“市区”，但早就属于“城区”了，干吗还要自贬自己？

我不是贬。我在浦口工作，单位旁边还有住房，经常在那里居住。我是浦口人，浦口再怎么发展，也脱不去我心里郊区的影子。

我在一篇小说中这样写浦口——

说起浦口这个地方，老一辈人都知道；年轻人，如果不喜欢民国那段历史，恐怕知道的就不多了。长江把中国版图剖成一南一北，俗称大江南北，历史上很多政权都拿这一南一北说事。现在长江上的大桥多了，还有过江隧道，天堑成了通途。以前不行。以前铁路线从天津南下，气势看上去十分磅礴，可一到长江边就没辙了。只好中断。铁路线被截断的地方是哪儿呢？是个小地方，就是浦口。至于它的对岸，南京，再往南的铁路，只能自找出路去了。

年轻人可能也知道。中学课本里经常会收进一篇文章，朱自清的散文名篇，《背影》，写他父亲去火车站送他远行的。那火车站，就是浦口站。

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浦口火车站失去客运价值了。虽然停止了客运，但货运照常进行，也并不冷清。

其实还有一些没有写尽的。比如毛泽东当年在浦口丢了一双鞋子，幸亏一个当地的好心人送了他一双，不然他的“革命道路”将怎样走，也是个问题。这是斯诺在《西行漫记》里提到的。又比如，当年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南下，必须在浦口下车，改换轮渡过江，才能到达中山陵。那为灵柩而建起的停灵台，至今还在。

我父亲回忆说，当年，他们接到任务，在浦口火车站月台尽头靠近机务段的地方穿便衣值勤。当时见一列专列客车停在旁边，窗帘被人掀起，里面的人朝外面看了一会儿，父亲清楚地看见，掀窗帘的，竟然是周恩来总理。他说他们并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见到周总理，他非常吃惊，也非常兴奋，但他不敢声张，因为有保密制度。事后他也不敢轻易说出。他说，那是他唯一一次那么近地见到周总理。

在浦口火车站，在老浦口的任何一条小街小巷，如果抛去时间概念，一不小心，你就会与名人当年的足迹重叠。

我那个短篇小说的题目叫《浴堂街34号》，是写革命家王荷波的。论起来，与浦口关系最密切的名人，就是王荷波，他牺牲得很早，1927年，被军阀张作霖杀害了。

浦口地方虽小，可是，但凡中国地图，无论比例大小，都会在上面标出“浦口”两个字。我指的是南京长江大桥通车以前。那时候，浦口是中国地图绕不过去的一个点。

二十多年前，我曾读过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以后不管做什么梦，即便是最恶的噩梦，醒来以后，都喜欢拿弗氏理论来套一下。一分析，就释然了。

前面提到的那个带颜色的梦，说到底，是“愿望的达成”。相当于缺什么补什么。我最近眼疾，胀且疼，很厉害，很难受。带进梦里，就希望眼睛能迅速好起来，于是最美的天空、最美的颜色出现了。拿弗氏理论来看，其实是一个简单的梦。

但如果撇开《梦的解析》，这里面应该还有另一层因素。大气污染，雾霾当道，我们看不见星空了。无论是在今天的南京，还是在浦口，都看不见了。当年人们走进伦敦美术馆参观一位印象派画家——是莫奈吧——的画展，当他们看到画面上伦敦的天空呈现出一片红色时，都为之惊诧。然而，等他们出门以后，抬头看天，天空果然是红色的。当年英国工业革命的老路，我们似乎正在走，所以天空理所当然地要被污染。

退回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天空很蓝，很纯净。那时候我们住在浦铁一村。夏天的时候，天还没黑，吃完饭，每家就把竹凉床或红漆的门板抬出来。凉床很方便，爬上去就睡；门板稍微麻烦一点，下面要架两张长条凳，将门板平躺在长条凳上，再铺一张席子。纳凉便正式开始。

门板是屋内二道门的，过了夏天再装上去。其实第一道门夜里也很少关，虚掩着，或者干脆大敞着，就连后面连通着房间的小厨房的门，也开着。小偷是个稀奇物，很难遇到。我写过一篇叫《怀旧》的小说，就是写那时候一个邻家女孩因为偷了几块钱，个人命运从此被改写的。

有蚊子，一只两只，在耳边绕，父母就拿芭蕉扇为我们扇蚊子，兼带着驱热。但蚊子在我的记忆里早已淡去，留下的，是黑黑的天，以及一天明亮的星星。那星星，大的大，小的小，亮的晶亮，暗的也亮，密密麻麻，将天空点缀得满满当当；时常有流星从夜空里划过，速度也不是太快，看得很清晰。那时候不懂得什么叫美，什么叫抒情；如今追忆起来，那时的夜空，真的很美。

但我绝不是说七十年代有什么好。事实上，除了不花钱的空气，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简单举几个例子——

到浦铁一村东头的小菜场去买菜，一个月凭票可买一次肉，但去迟了就买不到。凌晨三四点钟，许多人都赶去排队了，有拿篮子占位的，有拿砖头占位的，砖头篮子排成一条长龙。那是市场经济，所以到秋天，有时候蔬菜会莫名其妙地多起来，西红柿、韭菜、包菜等等，堆在菜场的水泥台上和地上，一堆一堆的，一烂烂一堆。

冬天一过，家家门前的地上会多出一个几十斤重的石头。那是冬天来临之际，每家为了腌菜而备下的。一口大缸，有腌青菜的，有腌大白菜的，有腌雪里蕻的。铺一层菜，撒一层大盐，一直铺到缸口，然后压上那块大石头，半年的下饭菜就解决了。当然，也有腌制萝卜的，那是另一套制作程序。

有一回，家里的一块生肉摆放时间长了，生蛆了，想吃又没法吃，恶心，就要把它扔掉。前面一家的老太太说，别扔别扔，我家人多。便拿过去，洗一洗烧了吃了。

同样是这一家，更早的时候，有一天男人在家里喝酒，下酒菜只有一个旺鸡蛋，我和他女儿在一旁观望。我们也就是馋着嘴望望而已。但是，出人意料地，这位叔叔剥开蛋壳，竟然从已经成形的带毛的小鸡上拔下一条腿，沾沾醋，慷慨地递给我，然后，又拔下另一条腿递给他女儿。这可真是意外的收获！我和他女儿各自抱着一条鸡腿，啃将起来。

上面这些是关于经济的。说到经济，那时候我们就已听说美国有超级市场了。言者绘声绘色，说超级市场特别大，半天都看不完，顾客可以任意进出，想买什么自己就伸手去拿。当时听了，那种对美帝国主义腐朽生活的向往啊，简直就是一种罪恶，说不出口。如今走进超市，还会联想到当年心灵深处的那一份罪恶呢。

所谓现代化，当年在我们眼里，大约就只有大马路上那家布店的轨道夹了。布店两大间，中间门开得很大，两大间就成了一大间；现在想来，两间加在一起都不会超过八十平米。但它现代化的轨道夹在浦口却是绝无仅有。头顶的上方，铁丝轨道从各个柜面通向收银台，显出纵横交错的气势。店员收了钱，开好预收款的单子，一并往轨道上的铁夹子里一夹，然后手上一用力，嗖的一声，铁夹子便直奔收银台而去。收银台在高处，收银员高高在上，便有了高不可攀的意味。收下钱，找了零，开好正式发票，将钱票夹上去，同样地手上一用力，又是嗖的一声，转眼铁夹子又回到店员的头顶上。

七十年代所有关于“先进”的记忆，也就是这家布店的轨道夹了。

但这与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留恋没有任何关系，是两码事。

爱因斯坦曾写过一篇极小的论文，七八百字，研究正常时间与心理时间区别的。他首先把自己放在痛苦的环境里忍受折磨，结果发现，两分钟比正常情况下的一小时还难捱；他又向大作家萧伯纳借了女友，与她聊天，结果发现，一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几乎没有感觉。于是得出结论，心理时间会因人的感受发生变化，有可能长，有可能短。

其实，对于一个地方的认知，心理上也是会有选择或暗示的，包括对时间段的选择和暗示。比如我，就选择了老浦口。

2002年，浦口区和江浦县合并，成了“大浦口”，并且沿用浦口区的名称。但是我对浦口的认知，直到今天也仅限于老浦口那一隅，甚至都离不开浦口镇。其实浦口镇现在已经不存在了，被更大范围的泰山街道所涵盖。

福克纳曾经说过，他写自己的家乡，只写邮票那么大的地方。老浦口，我指的是昔日的浦口镇，虽然在地图上只是一个点，但比一张邮票大多了。

从时间上说，进入八十年代以后，我对浦口的认知已逐步地迟钝。这与认知能力无关，似乎也是一种拒绝，对于时间的拒绝。就像我对南京、对下关的拒绝一样。打个比方，狗窝很脏，很臭，但小狗就是爱它的窝，即便后来有了新屋，也要时常光顾一下老窝，回老窝去睡上一觉。我喜欢过去的浦口，喜欢那个小小的浦口镇，就如同狗爱狗窝。

当然，这和建宁路上的狗屎不搭边。

七十年代的浦口，俗称“两浦三镇”。“两浦”专对铁路而言，是指浦口和浦镇。前面提到的革命家王荷波，当年就主要活动于浦镇一带。“三镇”则是东门镇、南门镇和大厂镇，如今大厂镇已划归六合区。到七十年代后期，浦口又有“三镇五乡”的说法。三个镇，一个是浦口镇，另外两个就是上面提到的东门镇和南门镇。浦口还有一个火葬场，在西门，如今已经撤除了，因了“西门火葬场”的缘故，西门也很有名。

只落下一个北门没有名气了。因此，在我后来的小说里，浦口区、浦口镇基本上被我以“北门区”、“北门镇”所替代。人物都是虚构的，背景是真实的。

事实上，浦口的东南西北几个门皆有出处。明朝在南京建国时，为拱卫京畿，朱元璋下令在隔江的浦口建一座辅城，便有了一围约十六华里的城墙，同时开了五个城门。当然，这些跟浦口镇都没有关系。那时的浦口镇还在江里；而浦口镇的制高点火车站、码头一带，应该还在江中间，是江中的一个沙洲。后来太平天国为抵御清军的江北大营，占据着江中的一个洲，我怀疑就是现今的浦口火车站和码头一带。

也就是说，浦口以前的中心是在几个城门之中的那个小圈子里，与浦口镇没有任何关系。又可以说，长江在南京的江面那时候很宽阔，是“惟见长江天际流”的大视野，浦口镇到南门镇、东门镇一带，全部浸泡在江水里。当年的东门、南门都临靠长江。东门镇现今还有“大码头”一类的地名，而东门镇距离江边少说也有几公里，就是明证。现在，长江的宽度已被陆地完全压缩了。

因此，我能不能下这样一个结论——浦口镇是个没有历史的小镇。

当然，历史向来都是相对的。说美国没有历史，其实也有几百年了。浦口镇的历史应在一百年以上，但估计还不到一百五十年。

浦口区现在对外宣传，统一的口径是“一十百千万”，即“一代草圣、十里温泉、百里老山、千年银杏、万只白鹭”。其中的“一代草圣”是指林散之老先生，对应的景点是求雨山。从一到万，所有景物都在原江浦县境内，没有老浦口什么事儿。

老浦口的格局确实难以让人恭维。南门镇、东门镇的小街小巷就不必说了，只说浦口镇。镇上所谓繁华地段都在铁路附近，但是铁路，那也是不好惹的，膀大腰圆，说它属于螃蟹可以横行都不为过。如此，浦口原先那条著名的大街“大马路”，左右两边都被火车站、天桥以及众多的铁路线挤压着，遇到天桥下面的铁路道口挡道，汽车自行车被挡上三四十分钟，也是每天都有的事。所以，一条民国时期的大马路，简直就像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难以摆脱窘迫。如今这条路愈发地破败，拿它作背景来拍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电影，只需挂一些旧招牌，所有格局都无须改变。

除了铁路，浦口镇上还有一个宽而长的、没有名称的河塘。小时候，我们从河中间涵洞上边的马路上经过，两边都是河，便草率地给它起个名字，叫“两边大河”，不知道是路的名字还是河的名字。后来听说，当年兴建火车站，除了火车站一带地势较高，往北延伸到浦镇——也就是南门镇的铁路线，要经过大片芦苇地，地势低洼，须取土垫高，就组织人力，挖出了这个长长的拐了弯的大河塘。大河与铁路都在浦口镇的中心位置，两边挤对，直把一个行政意义上的浦口镇搞得支离破碎。

虽然支离破碎，但并不影响浦口本身的名气。然而很可惜，刚才提到的“一十百千万”里，没有浦口火车站。——为什么会没有呢？我始终不理解。是没有想到吗？真要是想提，“一座老站”，“百年老站”，怎么提都行啊。

前些年，拍摄电影《开天辟地》，拍摄电视连续剧《情深深雨蒙蒙》，都借用了浦口火车站以及至今还保留着的“四大轮”蒸汽机。

浦口镇的历史，说到底，就是浦口火车站的历史。追溯起来，这历史大约从清末开始。1904年，英国商人开始陆续在浦口江边购置地皮；1908年，津浦铁路正式开工，浦口火车站开建，至1914年，全线建成并通车；而此前一年即1913年，浦口至下关的江上轮渡开通。早前，浦口叫浦子口，历史上一直隶属于就近的六合、江浦等县。正是因为有了火车站，浦口才迅速显出它的历史地位。

我在浦口住过两个地方。1977年以前住浦铁一村，那也是我的出生地；1977年早春搬家，移居到津浦路。两个地方都是铁路职工宿舍。搬家那年我十四岁。

名曰津浦路，是因为那地方紧挨火车站，而火车站又是津浦铁路的最南端。津浦路另有个俗称，叫红房子，是因为这一片住房多是红砖的二层小楼，墙厚，窗户大，门框窗框都带有花纹，且全是红漆的地板地，外观也极其雅致。这些小楼群当年由英国人设计并建造，日本宪兵曾在里面居住过。这地方以前肯定是有故事的，只不过时光已逝，后人难以知晓。我曾经写过一个短篇小说，题目就叫《红房子》，虚构了解放初期发生在红房子的一个故事。对了，十几年前我还写过一个叫《两个爱情故事》的短篇小说，那故事倒是真实的。写的是一个老革命，因为要和资本家小姐结婚，从此耽搁了他的政治前程。那个老革命其实是一位铁道游击队队员，就住在红房子。

浦口火车站不仅造就了红房子，还造就了红房子背面的大马路。民国时期这小小的浦口镇，镇上这半里长的大马路，从江边到天桥，各色人等穿梭其间，店铺整日开着门，路边还有各种摆摊的或游走的小贩，更有行色匆匆、鱼龙混杂的旅客，包括那些高贵的、不拿正眼看人的外国人，南来的，北去的，人稠众广，人心如面。而为这些人物作背景的，是火车站、票房和公寓旧式的高大建筑，是大马路鳞次栉比的低矮的商家私房，是港务公司、码头、铁路货场上上下下繁忙的货物运输，是远离火车站、天桥的周边地段，那里黑魆魆一片，充满着死亡般的寂静。

民国时期的浦口镇，我说的仅仅是火车站、码头一带，充斥着小地方的、在大世面与小世面之间的、看上去繁华实则内里夹带着颇多贫瘠成分的世俗景象，任人想象不尽。

到了七十年代，我记事的时候，这儿冷清萧条了。那时的冬天可真是冷啊！停靠在浦口火车站里的那些货车，下面的冰坨子，是连片的，硕大无朋，如同倒挂的冰山，把前后车轮中间的那些铁物件，全都包裹得严严实实。天冷得早，阳历十一月份毛衣就上身了，到了十二月，大雪已纷纷扬扬。如今在浦口，那种情形是再也见不到了。别说冰坨了，就是河水结冰，还要看老天爷是不是给脸呢！地球真的变暖了，从浦口出发，就能看到南极、北极以及世界第三极喜马拉雅山的变化。很快，很无奈。

八十年代后期，沉睡了二十年的浦口火车站突然再现“繁华”。它的兴盛，使得周边特别是大马路也跟着狠狠地热闹了一把。原因，就是火车站的再次通行客车。有北去齐齐哈尔和天津的，有西去成都和兰州的，有时候加开临时客车，还开通过到乌鲁木齐的直达客车。一时间，浦口镇大马路一带又欣欣向荣人满为患了，外地人多得简直要爆棚。客车的通行一下子带动起了浦口镇的经济发展，周围邻居们纷纷抬着大锅大碗、搬着小桌子长条凳，在火车站周边摆起小摊点，卖稀饭，卖馒头包子。但凡是家里有的，只需拿到火车站跟前，往那儿一摆，不愁卖不掉。浦口火车站的“复兴”，仿佛实现了数十年间的一场轮回，除了旅客衣着不同，站内站外的法桐树由原先的小树长成了茂密的大树，除此而外，别的，包括黄昏时的景象，直令怀旧的人们又回到了几十年前。

每天黄昏时，火车站广场与码头之间的场地上，那热闹喧腾的场面，应和着一个漫长的夏天，给所有浦口人留下了至深印象。

但是，好景似乎不长，也仅仅是几年时间，火车站再次岑寂了。

浦口火车站虽然历史不长，但它对于中国以及百姓的影响却是深远的。比较而言，另一个历史更短、而影响更大的建筑，也未列入浦口的“一十百千万”。这便是南京长江大桥。当然，长江大桥一半在南京一半在浦口，并且前头还冠以“南京”之名，不列入似乎也有道理。但是，既然一半搭在浦口，而建桥大军从那时起就落户在了浦口，所以不提肯定是不行的。

建桥大军应该是湖北或重庆一带人，南京长江大桥从开工到完成耗时八年，大桥建成后，这支队伍就留在了浦口。从那以后，在大桥附近的江边一带，浦口便多了一个“桥工新村”。在我上学时的同学、工作后的同事里，都有他们的身影。

南京长江大桥是一座“政治桥”，对于这一点，国人应当是没有异议的。当年苏联撤走了专家，中国人民硬是靠自己的双手把它建造起来了。当年对于南京长江大桥的宣传很多，把大桥的建成与“狠狠打击帝修反”紧密联系起来。将近五十年了，桥头堡上的工农兵雕塑巍然屹立，且看上去形象生动，栩栩如生，非常养眼；只是那高高耸立、直插云阵的“三面红旗”，我敢说，来大桥观光的游客，一大半人都不知其代表了什么。其实那是一个时代的标志。我们曾经反复听到一个声音，“总路线万岁，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万岁”，“三面红旗”指的就是这个。因为其中一些提法早已被否定了，所以前些年据说有学者提出，要把大桥上的“三面红旗”撤下来换成别的，后来为什么没撤，也不清楚。不过，从视觉上看，“三面红旗”威仪整肃，美观大气，至当不易。

小时候，老家但凡有人来，父母都要带他们去看南京长江大桥，我们做儿女的则作为陪同。那时候没有通往大桥的公共汽车，全要靠两条腿走路，即便抄小路，一走也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但大家都很乐意，脸上露出的，一概是幸福的表情。

回徐州老家，介绍长江大桥也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使命。老家人会问，那你们住江边，天天都能见到长江大桥啦？回说，嗯，天天都能见。再问，大桥很高吧？回说，很高。又问，很大吧，就像画上那样？回答，画上的哪能比，比画上的漂亮多了！他们便灰黑着一张张七十年代早期的面孔，有的半张着嘴，有的龇着牙，全都是无限向往的神情。

每到那时候，便有一股自豪感自心底浓浓地溢出。现在想起来很无知，就仿佛南京长江大桥是我们家的私有财产。

但长江大桥也有让人烦心的地方。

我们家使用液化气灶具算是早的，是在七十年代末或八十年代的开年，那时候光是押金就要好几千块钱，等于是一年的工资。这还不算，三周就要换一罐，浦口又没有换气点，只能骑自行车带着罐子去江对岸的市里换。带实罐子是不能乘船的，只能过大桥。实罐子比空罐子重得多，实罐子必须过大桥，空罐子乘船就没意思了。因此，每次去和来，差不多都是骑车过大桥。先是我哥哥骑，然后换了我。大桥公路桥全长九里路，两边上下坡的引桥特别长，带煤气罐上坡，简直有点跑马拉松的意味；幸亏那时候桥上汽车少，给自行车留的道路很宽。上桥的时候，必须卯足了劲，要一气呵成。常常是瞅准身侧的一辆大货车，跟定了它，就像马拉松跟跑战术一样；反正，大货车拖满了货，上桥并不比自行车快到哪儿去。有一回，骑车上了桥，一摸口袋，液化气证忘带了。这可真叫麻烦，赶紧找到桥中央小岗亭里站岗的解放军，想把煤气包暂放一下。反复解释这是空罐子，可那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士兵坚决不买账。只好返身骑行到北桥头堡，跟桥头堡里的人好说歹说，总算答应把空罐子暂放一下，赶紧冲下大桥，回家去拿液化气证。

我在长江大桥还有两次骑自行车下坡跌跤的经历。一次是白天，在北边引桥的拐弯口，一次是晚上，在南边引桥的中段。后一次厉害，眼镜都被摔到桥中间的黄线上去了；那时候汽车少，若是放在现在，人早就没命了。

本来是一座政治桥的，如今政治的意味不知还有几许，南京长江大桥却早已成了一座经济桥。这大桥的确够“经济”的，就跟经济适用房一样，每天来往车辆据说已经达到了九万多辆！一位驾驶员同事曾在桥上对我发感叹，说大桥不是人，如果是一个人，早就累死了。也不能怪开车的人，后来长江南京段建起的几座桥，还有隧道，统统要收费，只有南京长江大桥一枝独秀，不从开车人口袋里掏钱。

周边各种建筑如雨后春笋般发起来，长江大桥的风景反而隐在其间，一点儿都显现不出来了。实际上，长江大桥还真是一座风景桥，当年多少人都以能在这座桥的桥上或桥下留影为美事。流线型的结构，立体的设计，即便在今天，也是一座上佳的超大型建筑。

前面说到，如果是一个人，这大桥早就累死了。但它为什么没有累死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结实。结实，这在如今，可真是难得！你看，中国当下有多少大桥，包括一些正在建设的，就像扶不起的阿斗，说倒就倒了。

除了火车站、长江大桥，能够代言浦口的，还有一条河。并不是前面我提到的“两边大河”，那是人工河，而且小了，只在浦口镇上。我说的是朱家山河。

多年前我就有一个愿望，并且一直延续至今，就是能够骑上自行车，沿着浦口的这条河走下去，一直骑行到底，骑到滁河边。朱家山河是长江的一个江汊，从长江大桥旁边的江岸垂直岔出来，很神秘地穿过我童年、青年以至于中年的所有记忆，深深地留在我的头脑里。移植到我的小说中，它被换了个名字，叫伍家山河。说它神秘，是因为它就像一条穿行在云里的长龙，回肠婉转，时隐时现，不经意间，就会在黑桥、三河桥、车站后、点将台、东门大街、林场以至于先前的永丰乡与它不期而遇。本来也是一件平常随意的事，可一旦邂逅，还是要感动一阵子，非常地莫名其妙。

特别是黑桥，横跨在朱家山河上，靠近老江口，离长江大桥不远，以往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都要从黑桥上来回经过。破败的桥面，时常断裂的栏杆，然而印象却极深。如今黑桥改建成了水闸，旁边又建起了宽阔的滨江大道，黑桥已是难得一上了。可是，在我的小说里，稍不留意，黑桥就会成为一个场景，而且永远是昔日败旧的黑桥。

说得矫情一点，一条河，足以贯穿这个地区的历史。就像长江和黄河贯穿中华民族的历史一样，朱家山河，等于是浦口历史的见证者。当然，谈到历史，浦口镇总是那么羞涩，作为书写者，我多少带着点儿囊空如洗的自卑感。

愿望不是回回都能实现的，原因并不重要。当初骑自行车的时候这个愿望没有实现，如今经常开车，速度一提就是八九十码，也没能实现。

话说回来，即便看完整个一条河，我又能说出什么呢？显然不可能像电视片《话说长江》《话说黄河》那样，把两条河及周边道述得淋漓尽致。

但我在这里，只想谈一谈我个人与老浦口的关系。

先来讲一讲浦铁一村。浦铁一村的记忆定格在1977年以前。

那是五十年代铁路上为职工建造的宿舍，离火车站约两里路。一色的平房，一排一排，划分成一个区一个区，清清爽爽。虽然每户人家都拖儿带女，人口多，住房又特别小，却没有一户人家私搭披子房的，更没有私盖房屋的先例。一溜看过去，几排平房能一眼望到尽头，直望到南京第十四中学的围墙。有一家在门前拿竹竿搭了个葡萄架，搭建得极规整，与房檐平齐，到了夏秋，葡萄高高地挂起，一串一串的，煞是可爱。至于冬天，我前面已经提到七十年代火车站里的冬天了，浦铁一村的冬天又别具特色，那一溜屋檐上挂下来的冰凌柱，长长的，三九天能拖出近一米长。太阳冷冷地一照，一溜晶莹。现在想起来，也是一道风景。一条马路从浦铁一村横穿而过，或者说，浦铁一村就是依这条马路从两边建起来的。马路很窄，但那时候我们并不感到窄，因为车少。

居民来自于各地，看上去很复杂，很散乱；其实个个都能说得清，包括前后左右几排的，都能。拿我们那一排来举例。我家住东头第一家，是徐州人，喜晚睡；往西，第二家是安徽人，喜早起，每天四点钟天不亮就起来劈柴，铿铿响；第三家是河南人，有三个女儿；第四家人员关系比较复杂，分作两姓，是从苏南一个小镇上过来的；第五家是河北人，女人有精神病，男人整天沉郁着一张脸；第六家苏州人，夫妇相对年轻，女人喜爱民间文艺，跳船舞、蚌舞之类；第七家山东人，夫妻孩子还有一个老人，老人有工作，三个人上班，家庭收入就比一般人家要高，所以中午桌上常常有一碗蒸鸡蛋，令我们在串门的时候羡慕流涎；第八家又是河北人，更年轻，把两个小孩先后送回老家，回来的时候个个成了黑鬼；第九家是湖北人，男人得了癌症，去世早，女人一直守寡到暮年；最后一家是天津人，儿女多，其中一个女儿脸上有很多雀斑，上学的时候就有了男朋友。

包括每家的来头，大致也能说清。比如说我家，我父亲参加淮海战役，负伤转业，先在津浦铁路的一个小站上当公安，之后调来浦口，成家，定居。

这么说就比较清楚了。就是说，浦口镇是一个五方杂处的地域，东西南北的人皆有，其中大多数家庭是冲着铁路、港务局来的。六十年代南京长江大桥的建造，为五方杂处的浦口镇人，又增添了一股新力量。

如今，浦铁一村的格局完全变了，几乎每家都有违章建筑，大大小小的披子房直把居民区建成了一座破旧的迷宫；而原先两车道的马路，虽然已拓宽成了四车道，中间还加了隔离带，由于两边都划定了停车位，成了“道路停车场”，等于又变回了两车道。因为停车场的缘故，汽车在其间行驶，反而不方便了，感觉着比七十年代还要窄。

南京也一样，我指的是下关。现在我住的是七层楼房，不少人家把房子租出去了。其实在租之前，虽然在同一单元，一个楼梯上下，有的人我也不知道姓什么；出租以后，更不知其来历了。那天晚上，楼上往下漏水，明知他家里有人，可敲了十分钟的门，就是不开。无奈，只好打110报警。等到下楼去接民警的时候，楼上这户的男人却跑到二楼平台上，去等候我们了。我当时气得不行，说你开个门把话讲清楚不就行了吗，何必还要费这么大周折？男人找了许多借口，也不能自圆其说。

后来想想，噢，新租入住的，怕是对人有戒备心吧。问题是，戒备什么呢？

记挂浦铁一村，是因为眼前总是充满了画面感。动态的浦铁一村有这样几个人——

我哥哥。1973年以前，他还在上中学，整天悠哉游哉，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放了学便去“两边大河”以及旁边的荷花塘，钓鱼、叉青蛙、摸歪歪。歪歪就是河蚌。有一回正和一个邻居下河回来，两人抬着一个大木盆，盆里盛满是歪歪，班主任老师来家访了。我在家门口看见他们远远地过来，赶紧跑过去，通报敌情。两个人立刻回转身，从前面一排平房迂回过去，躲过了老师。

我大姐。凡家里小孩多的，大女儿吃苦最多，挨打也最多。那时候她刚进十四中，学校虽然挨着浦铁一村，但被一面围墙挡住了。学生们为了抄近路，常常将围墙中间的砖头砸掉，形成一个大圆洞，补上了，又砸开，所以被我们戏称为“狗洞”。大姐钻得多，而且常常在课间休息的时候钻，因为要来家烧饭。在两节课中间的休息时间回来开炉门，淘米，把饭煮上，在接下来两节课的中间，又要用垫板铺上炉灰，把干了汤的饭熥上。

我。那是样板戏的时代，才几岁，许多样板戏的唱词从头到尾都记得。冬天穿个小棉袄，将一排扣子全部打开，唱到《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我胸有朝阳”一段的时候，扯开棉袄的对襟，亮一个相，很有几分英雄气概。比我小几岁的人，小个四五岁吧，后来谈到样板戏，他们居然全不知晓。这是为什么，我始终没有搞明白。是“一阵风”吗？相差几岁，就仿如隔了一代人似的。

我小舅。小舅从徐州开车过来办事，顺便带来几筐梨，那是很大的柳条筐。晚上，我们一家人忙开了。拿洗脸用的大脸盆盛梨，满满一盆，送给周围的邻家。一家送一盆，前后左右一家不冇。那热闹场面，现在想起来，像是经历了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

当然，还有朋友。我那时候喜欢跟大朋友在一起玩，大上我七八岁的。他们凡事喜欢自己动手，比如剃头。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直到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进过一回理发店。先是兄长般的大朋友剃，然后是同学，还有同学的父亲，都剃过。有一回，头剃了一半，剃刀不灵了，夹头发了，夹得生疼。大朋友说，你家有缝纫机，你快回去上点机油吧。半边头发还没动，半边脑袋已尖削地耸上去，完全是不对称的，也不管，拿着剃刀便赶回家，拿机油壶给剃刀点了机油。

单独说一说我哥哥。我后来的业余文学创作，多与他对我的影响有关。

贪玩，是因为赶上了贪玩的时代。其实他不仅学习成绩好，兴趣也极广。挖防空洞的那几年，需要战备砖，家家户户都用木制模具来赶做砖块。我家砖块模具的内侧，我哥哥特地用小刀在上面刻了两个字，“备战”，新魏体的。那两个凹进去的字，制成了砖，就凸显出来了。“战”字最后那一勾尤为生动，直到现在还生生地勾在我的记忆里。

还有组装矿石耳机和半导体。上初中的时候，他迷上了物理课。先是组装一种叫矿石耳机的东西。圆形的金属，里面是一块磁铁，加上一些电线，也可能是天线，从房门的上方搭进家来，挂在与门锁相当的位置。经调试，非常神奇地，那玩意居然咿咿呀呀地响起来。虽然单调，只能收听到一个台，但听起来还算清楚。其实我们家那会儿是有两样“大件”的，熊猫牌缝纫机，红灯牌收音机。可他不安分，装完了矿石耳机，又要组装半导体。母亲文化程度不高，识得一些字，很支持他，陪他去南京的商场，一家一家地跑，购买磁棒，购买电容器，购买电阻，等等。还用锡条，还用电烙铁。时间不长，半导体发出声音了，而且能接收到许多台。

还有画画。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戴帽子的人骑一匹马，从“1971”那几个立体的阿拉伯数字上飞跨而过。到第二年，又重新画了一幅，四个数字改成了“1972”。我后来喜欢写空心字，还搞过一段时间篆刻，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现成的一幅图景仿佛还在眼前——在他上高中、我上小学的时候，放暑假，我们在家里画素描。先是拿一个大点的凳子，倚床斜放着，上面罩一块白粗布，为的是防止反光，白布上再摆两颗青葱、一个西红柿、一个胡萝卜，两个人各拿一个画夹板，坐在不同角度画起来。过后，他又坐到床上，穿个大裤衩，侧着身，一动也不动，由我来画他。直到几年后我才知道，那叫“人体模特儿”。

在那之前的几年，他还刻过毛主席像，被同学拿去，互相传，随便找到一张纸就往上面盖，盖得到处都是，害得连派出所的公安员都找上了家门。幸亏母亲反应及时，说小孩这是热爱毛主席，才没有惹出更大的纰漏。

虽然文气，但遇到一些事情，也不大在乎。那一年我九岁，跟他回老家，是夏天。去的时候找了个熟人，货车的车长，一路上我们坐在守车里，开开停停。回来的时候，小舅考验我们，说打一张站台票就行了。于是在徐州只买了一张站台票，上了车。因为没有逃票经验，上车不久就被列车员查到了，就把我们带进客车最后一节的行李车上。那是半夜，列车长亲自“审讯”我们，并且打开了后车门。外面黑咕隆咚，形同虎口。车长说，要是再不打票，马上就把你们推下去。火车飞驰，我被吓得厉害；我哥哥那时才十七岁，倒是极镇定，说没带钱，硬是闯过了那一关。

后来他下放了。高中毕业，十七八岁，正赶上那一批学生全部“插队”，去了农村。

下放的地方不算远，仍在本区。前面说过，老浦口三个镇五个乡。他去了其中的沿江乡，那时候还叫沿江公社。可是在当时，我们觉得那地方真是太远了，虽然不用坐长途汽车，但要把郊区的一趟车坐到底，再转一趟车。每到礼拜六的傍晚，我和两个姐姐就会不定人数地赶到浦铁一村西头的汽车站，去等人。其实用不着接，但是习惯了，还是要去接。没有任何喜庆，只有记挂，提前一两天就开始记挂了。那是在黄昏的深处，天还没有完全黑尽。记忆中的等候，仿佛总是在那一时刻。

感觉上也很奇怪，家里突然多了一个农民，却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以后他会怎样？会长期在农村“扎根”吗？“农民”究竟意味着什么？都没有认真地想过。

我对农村生活的认识，大抵上都是从我哥哥当知青的那两年了解到的。虽然浦口镇并不大，一面临江，其余三面都被乡村包围着。

年底分红，我哥哥买回来一个圆形的小闹钟，上面有一只老母鸡在啄米，时间就随着它的啄米声一秒一秒地流逝。那是他下放近一年时间为家里添置的一件“家当”。我们把它放在两个房间中间的小窗台上，使用了好几年。

两年知青生活，他在农村学了很多农活，自留地也不闲着，有一回是种麦子，另一回是种山芋。到了收山芋的时候，我母亲拉一辆借来的平板车，车上坐着我，从浦铁一村一直拉到沿江公社路西大队，到地里收了山芋，再拉着满满一车的收获，赶回浦铁一村。虽然是柏油路，但路途远，单趟就有十几公里。

我哥哥那时候还写日记。有一本蓝塑料皮的日记本，前面写日记，后面几页用来记一些个人收支的账目。后来上了晓庄师范，那日记本就一直放在家里。再后来，因为搬家，找不到了。那本日记，我从头到尾都看过，算不算偷看我也说不清。其中有一段，记的是怀疑同宿舍知青偷用他煤油的，用的完全是文学语言，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句，“睡在床上，仿佛还听到淅淅沥沥的偷倒煤油的声音。”其实看过那本日记的不止我一个人，老家的表哥来浦口探亲，闲着没事，也看。表哥看了以后还谈感想，谈着谈着，居然呜呜地哭起来。是被感动的。

我没有农村生活的经历，但我最喜欢阅读的，就是乡土文学，从最早读鲁迅，读刘绍棠，到后来读沈从文，再读汪曾祺，始终爱不释手。这是不是与我哥哥去农村“插队”有关？

说动态的浦铁一村，那是相对的。动中其实有静。

那时候特别想读书，可是找不到书看。文化馆是个神秘的地方，一个院落，里面两三排房子，多数关着，少数开着，都是空空的。热闹的时候也有过，那要往前追溯了，是在尚不记事的时候。隐约记得有一阵子，文化馆突然开放了，人来人往，脚步杂沓。夹杂在人影间的，是那些一摞一摞的漫画书。

后来就到了七十年代，上学了，在铁路职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的时候，每天下午最后一堂课，班主任李老师在课堂上读一本长篇小说，《桐柏英雄》，那或许是我最早接受的文学启蒙。但直到前不久我才知道，电影《小花》就是由那部小说改编而成的。

到了四年级，开始读《水浒传》。是因为那一年“评水浒批宋江”，那部书作为批评材料而印行。父亲从单位借来家，我就在每天放学后，搬个小凳子坐在家门口，煞有介事地阅读。目录前面有两段语录，是毛主席和鲁迅的，内容都是批判宋江是投降派的，到现在也还大略记得。少时读书印象极深，直到今天，四大名著中，我对故事情节记忆最全的，就是《水浒传》。

其实还不懂什么叫文学。看过一些小人书，都是单行本，不像现在，一套一套，动辄十几本甚至几十本。或许是因为单本的缘故，如今反而一本都记不得了。至于大书，有一本《红岩》，无头无尾，黑黄的、卷边的书页，拿到手，说是反动书籍，非常紧张地翻了几页，没敢多看，匆匆又递还给人家了。另外有一本，倒是有头有尾，名字叫《剑》，是写抗美援朝的，但没去阅读。还有一本，也是我父亲从单位借来的，叫《虹南作战史》，因为是写两条路线斗争的，不感兴趣，错过了阅读机会。

至于那种比较正规的阅读，比如《唐诗三百首》《千家诗》之类，则是在搬到红房子以后，临近高中毕业前才读到的。那几年阅读兴趣甚是浓厚，近乎疯狂。在南京古旧书店看到一本王充的《论衡》，身上只差两分钱，买不起，便骑上自行车过长江大桥来家取钱，拿了钱，又骑车赶过去买。但买回来翻翻，看不大懂，彻底放下了。

说浦铁一村充满动感，还另有原因。从四年级开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浦口的一帮“小纰漏”结缘了。

这帮人比我大七八岁，那时候正值十七八，喜欢锻炼，喜欢唱黄歌，喜欢赌博，更喜欢打群架。锻炼以哑铃、杠铃为主，踺子踢得也很好。黄歌唱的是“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或者是“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那时候只要带“姑娘”的歌曲，差不多都是黄歌；至于邓丽君和苏联歌曲，已经不能算黄歌，应当归于反动歌曲一类了，所以几乎没有听他们唱过。赌博，是用扑克牌，在两个人之间进行，一人一次摸两张，根据牌的大小来“敲诈”对方，称作“拖锅”，一分钱起步，一次可赢两三分，也能赢五六分。但这种活动相当隐蔽，若是被公安员抓住，就要被关起来，要受到严肃处理。

至于打群架，那是他们的强项，一段时间不打上几架，“皮锤”便发痒。那时候镇上的“小纰漏”分成好几派，动不动就要约打一场。有一回晚上打群架，被民兵指挥部的民兵探得消息，当场抓了近四十个。次日游街，由公安员押解，浦口镇十八个居委会，一处一处挨个游斗。当头的两个人相当于两方主犯，被五花大绑，走在队伍最前边，跟后来我见过的送往刑场的死刑犯一样；其余小喽啰两两对应，手腕上拴着绳子，由此排成长长一队。在天桥旁边的空地上批斗以后，游街队伍走到浦口码头时，其中一个见我跟在旁边看热闹，便递给我五毛钱，叫我去码头的小店铺买糖果。买了五十颗，送过去，却被穿着白色制服的公安员一把抓住衣领，训了几句。这事后来传开来，这帮人觉得我还算讲义气。

这些人的特点，野性，打打杀杀，也打抱不平，但是，不惹老人妇女和孩子，小偷小摸的事情基本上不做，“耍流氓”的事情也常遭他们鄙夷。

那时候没有吸毒一说，如果有的话，估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会尝试的。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就是因为吸毒过量而死亡；而另一个邻居吸毒成瘾，为了使他戒毒，他哥哥拿一把椅子，就坐在门口把守着，不放他出门。后来他哥哥对我说，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把着门坐上一个月，人都累垮了！

很多年以后，一位当年老朋友的父亲去世，出殡时我也去了。有熟人跟在我身边，好奇地打听是谁家出殡，说怎么浦口的牛鬼蛇神全都出动了。后来我在写长篇小说《沉沙》时，末尾写到老人的死，写到出殡的场面，就用到了那一段。

去年夏天，某夜，时间记得是很清楚的，7月14日，下半夜，仍旧是在下关建宁路的家里，小偷入室行窃，将家里的两台手提电脑及一些人民币偷走了。凌晨三点钟醒来，发现后赶紧报警。又是做笔录，又是取纹印，忙到清晨六点。看起来动静蛮大，但后来这事就不了了之，全无所获。问题是，当时我还在家，电脑就放在床旁边的桌上。本来我睡觉一直很警觉的，那天不知什么原因，睡得居然那么沉，一点儿声音都没听到。到现在我还怀疑，是不是小偷入室后给我撒了什么迷药。

这事令我灰心。倒不是因为失去了一些尚未备份的稿子，也不是责怪民警办案不力，而是啊，对眼下的治安环境确实有颇多想法。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老浦口。

七十年代的老浦口没有小偷。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但那时候，小偷的确稀少，少到谁家有人偷过别人家一次东西，被人发现了，大家便能记住这个人一辈子。前面我提到的小说《怀旧》，就是取自于浦铁一村发生的一件真实事情，女孩偷了一回钱，被人发现了，我们那一围的邻居从此便记住了她是小偷。

有一次，我小舅来南京，和几个在军区开小车的朋友到浦口来，其时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家里锁了门。他们就在路边找到一小截竹竿，打开后面厨房的窗户，拿竹竿去捣厨房门的插销。周围邻居看了，觉得新奇，因为小轿车那时候是稀罕物，开小车大白天来行窃，那是笑话。捣开了，一哄而入，成了主人。

很多人家，钥匙并不带在身上，只放在窗户内侧的红漆木条上，那窗户虚掩着，一拉即开。浦铁一村以平房为主，窗户也矮，那样放置钥匙，目的很明确，是方便家庭成员包括上学的孩子能够顺利地拿到。小舅不知道这诀窍，若是知道，就不用拿竹竿去捣插销了。然而，怪就怪在，邻居们互相都知道谁家钥匙所放的位置，可愣是没人去动它。

如今何止是小偷，骗子也横行于世。这一阵子，我老是接到诈骗电话。那天中午在浦口公园散步，接到一个行骗电话后，我就打110，报警。电话那头问我目前所在位置，我说在南京。对方说，不行，要具体地址。我只好说，在浦口公园。电话挂断之后，一会儿，附近派出所民警给我打来电话，询问情况。我当时一听，就觉得很搞笑，我接到骗子的电话，我在哪儿，重要吗？当然，话又说回来，如今骗子电话满天飞，110又能怎样？

想到先前做的那个梦，纯净的天空，星星布满天。抬眼看看，公园里的树阴遮住了太阳。时下，是小偷和骗子布满天。

讲到浦口公园，我就不妨往下说一说。

浦口公园在“两边大河”旁边，隔着一条马路，还隔着一个汽车站和一个荷花塘。

七十年代的浦口公园，是个既开放又带有神秘感的地方。大门完全是象征性的，四周都大敞着；紧靠马路的这一边，一排冬青树，一排白杨树，树与树的间隔不宽不窄，形成一堵天然的“围墙”。走进公园，里面的草地既散漫又充满清趣，没有一丝一毫的雕琢之态。放了学的女孩子喜欢来这里挖荠菜，挖马兰头，还编了个顺口溜，“公鸡头母鸡头，谁个找到谁个留”。后来我知道“公鸡头”应该就是枸杞头，但“母鸡头”为何物，至今也不知晓。早先我哥哥养了一只鹅，还赶到公园里去放鹅呢。过了草地是一条小河，两三米宽，蜿蜒着穿过一片小树林，一直通到后面的一片空场地，绕过主席台。那主席台是水泥台子，两边有立柱，很少使用；记忆中用过几次，都是军管会或公安局在那儿召开公判会所使用。现在想起来很有意思，公安局怎么能开公判会呢，宣判不是法院的事吗？想必是法院那时候已被“砸烂”了，公安局说是要被“砸烂”，但还没烂。

后来公园的格局就发生了变化，设了围墙，收起门票，里面也作了较大改动，挖出了人工湖，堆起了人工山，不像原来那么简单了。并且，大门里面又套了小门，建了儿童乐园。又过几年，生意似乎不好，也许是上面有规定，不再收门票了。而公园本身，比之先前，更加精致了。

我不大喜欢过分精致的东西，包括景点。带点野性的地方显得开阔，大气，意味深远；一旦精致，地方就变小了，变得袖珍了。我至今还记得先前那个开阔的浦口公园，那片阔大的草地；冬天，我的一个同学穿着翻毛皮鞋，从枯干的草地上一路小跑过去的时候，软软的头发飘起来，逆着光，那黑中带黄、黄中透亮的颜色，一直在我的脑海中留存。

动态的浦铁一村就像流动的水，一部分流到了搬家后的红房子。

浦口火车站客车已经停运多年了。停止了客运的火车站，虽然货运仍在进行，但月台下边蒿草丛生，已显出破败之象。暑假期间，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我都会和邻居几个大男孩拿条毛巾、拿块肥皂去站里，只穿个小裤衩，到月台下边几股铁道的中间，站在鸡蛋一样大小的油腻腻的碎石间，打开那个为火车头加水的黑粗的软管，让消防栓一般的自来水冲向自己的身体。我们洗澡的过程显得豪迈，有英雄之气。

再就是扒火车。我曾在两浦铁路职工子弟中学读过一年书，学校简称两浦铁中，在南门镇上，离家八里路。我们多数是走路来回，偶尔也坐汽车，一次五分钱，非常奢侈。因为是沿着铁路线，所以经常地，我们也扒火车。当然都是集体行动。初一年级，小小的个子，为了来回方便，我们差不多记住了往返于浦口、浦镇之间每趟货车的车次。

火车头，又叫机车，如果单独行驶，则被我们称作“单机”。扒单机，是带点儿技术性的。单机前后的踏板，一溜只能站几个人，火车迎风飞驰，站在前头，不说惊心动魄，也是够骇人的。最怕的是行驶到岔道处，正轰轰隆隆，车头猛地一下横移，坐在车里的人当然感觉不到，站在外面却感觉明显，抓扶不紧，人就会被甩掉下来，被轧死轧残也是有可能的。这叫小集体行动。与这种小集体活动相比，大型活动的场面不仅壮观，而且豪气十足。有时候，上午突然来通知，说下午全校老师要参加政治活动，课程取消。中午下课时，各年级的同学便一齐背上书包，挤到蒸饭间，抢着拿自己的饭盒菜盒，然后一涌奔出校门，去了紧挨在学校旁边的铁道上，瞅准那一列将要启动南下的货车，男学生女学生，几个年级的，全都爬上去。我二姐比我高几年级，在班上还是班长呢，和其他几个班的女班长一样，也都是扒车高手。爬进货车，一些学生耐不住，先自打开饭盒吃饭。就在吃饭的时候，货车启动了，一声长笛，火车头的煤烟铺天盖地、毫无顾忌地飘过来，落进饭盒，米饭上顿时落下一层黑黑的煤灰。

那是一个不安分的年份，我们只能生活在不安分之中。

两浦铁中的校园里有一段围墙，等到离开那所学校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明朝辅城的一段旧城墙。我在小说《沉沙》里写到了那堵墙，是这么写的——

“那排教室的一面山墙搭建在一堵旧墙上，那墙很厚，很高，也很老，大块大块的城墙砖。那墙从教室的夹缝间拱出来，黑黑暗暗地拱向前去，拱出数十米，突兀地拦腰被砍断，就像是一列停在铁轨上的不知来由的货车。”

这个说法是真实的，没有一点儿虚构的成分。

在两浦铁中的那一年，正值我们家搬家前后，是我在校园生活中比较快乐的一年。那一年恰好赶上中国政坛的动荡，正值中国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但是，这一切似乎离我们都比较远；切近的，是毛主席的逝世、“四人帮”的倒台以及接下来持续不断的揭批运动。我那时候喜欢写空心字，也喜欢书法，理所当然派上了用场。写大字报、出专栏之余，放学以后，还经常被召集到学校的党支部参加一些写写画画的活动。党支部有一部电话，趁书记不在，我们经常拿起话筒，摆出办公人员的作派，煞有介事地拨几下圆盘号码，其实也找不到联系的对象。因为那时候我们周围谁家也没有电话。的确，到八十年代中期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也才只有一部座机。

写书法是最有意思的。我选择的一幅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因为要写比较大的字，普通字帖不可用，学校老师就亲自动笔，当场写帖。写帖的老师叫单人耘，后来他去了南京农业大学，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三十年以后见到他，方才知道，单老师竟然是林散之的入室弟子。

搬家前后，还赶上一件事，闹地震。

开始闹地震的时候，我们住在浦铁一村。唐山地震使得许多人对我们这个地球有了新的认识；在那之前，我们对于地震知识一片空白，许多人甚至还是头一回听说。

那是秋天，大雨不断，即将地震的消息持续传来，闹得人心惶惶。由政府安排，家家都买来大塑料膜。浦铁一村西头荷花塘边的那片农田，属于小柳大队，夏收正好结束，闲着，麦秸根都还留在地里呢，被上面划定为安全的避震点，给每家在农田里辟一块地，搭建防震棚。我家也选了个位置，拿塑料膜搭起一个简易的防震棚，从家里搬来一些锅碗瓢盆，都是生活必需品，一家人就在里面居住下来。周围都是防震棚，雨水大，田地里泥泞不堪，走一步便要踩一个深深的泥脚印。然而地震始终不来，一些人便耐不住，偷偷地回家去睡觉了。上面得知这个情况，派人赶到家里去动员，做工作，要求他们住回防震棚里来。可是，住在比烂泥地还要烂的农田里，每个人从身体到心情都跟落汤鸡相似，那滋味，的确是难以忍受。后来，直到深秋了，地震仍旧没来。

真正来了地震，是在第二年，我们已经搬到红房子了。又是夏秋。地震似乎偏爱夏秋两季。应该是我们放暑假的时候，下午，五六点钟的样子，突然就地震了，二层小楼明显在晃动，桌上的锅碗也在摇摆。我们赶紧出门，下楼。周围小楼的居民一齐从楼上楼下跑出来，站在门前那条路上，交头接耳，惊恐不定。

后来又小震了几次。那几天，天空都不像天空了，夕阳中的火烧云一团一团的，不断变幻出狰狞的面目，放出怪异的、先前从未见过的亮光。那一阵子，我们虽然表面上矜持，内心却十分恐惧，感觉着，仿佛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不知道这地球还能存留几天。

若干年以后方才知晓，地球上是有几个地震带的，南京并不在这些地震带上。七十年代浦口的那场地震，只是受到波及而已。

与充满画面感的浦铁一村相比，红房子总体上是静态的。那是我学习读书的地方。

有一阵子，我热衷于篆刻，刻了些“三径不扫松菊存”、“江左人家”、“守拙亦成天然”之类的闲章，还因了那个老旧的楼房，给自己刻了一枚印，叫“耻云楼主”。后来因为眼睛不好，洗手不刻了。

特别喜欢陶渊明发明的一个成语，叫“不求甚解”。读一本书，不见得非要把它搞懂不可，从一本书里获取一个知识，已经可以了。

那时候读《易经》，从头读到尾，没有读出什么名堂；约略地，仿佛从中读到了一点唯物辩证法。但在其中，倒是有一个发现——蒋介石名与字的出处。“豫”卦第二爻，爻辞为：“六二：介于石，不终日，贞吉。”意思是耿介如石，惴惴不安，此爻吉利。而“六二”，“六”指的是阴，“二”乃是中位，阴处于二爻，即为正。既中且正，正好套上蒋介石的字；而他的名，又恰好是该爻的爻辞。当时便想写篇短文，谈谈蒋介石名与字的意思，其实也是一知半解。到底未能动笔。

把《唐诗三百首》中的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全都背下来了，也背诵毛泽东和鲁迅的诗词。背到“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不由得想到现代派的画作“牛吃草”。据说西方有一次搞画展，挂出一张空空的画布，标题为“牛吃草”。问草呢？被牛吃了；那牛呢？吃完草，走了。想一想，这首词中的这一句，与那幅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在读到鲁迅的“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时，也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想，鲁迅先生太厉害了，到了“无写处”还仍然有得写！

读中学历史课本，一边读一边就想，历史课本真是给刚学历史的初一学生为难了，上来就是一百七十万年前的元谋猿人，再到七十万年前至二十万年前的北京猿人，然后突然跳到三千年前的古人。这时间都是怎么过的呀，手指和脚趾并用也算不清哪！又想写篇东西了。写什么呢？就写《历史教科书应该倒过来编写》。——教学的目的不是要引导学生认识中国历史吗？如何认识，可以循序渐进，从最容易懂的教起啊。第一章民国史，或曰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二章近代史，第三章清史，第四章明史，第五章第六章，逐步往前推……历史课本，为什么不能这么编写呢？

看科学杂志，介绍研究外星人成果的。说美国已经发现了外星人，还有照片，血液是蓝色的，形体如同穿着紧身衣的体貌瘦小的人。就想，这是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性也没有的！试想，人类经过多少偶然的选择，才跌跌爬爬发展到今天这模样；外星人活在完全不同的环境里，居然也模仿人类长了头和四肢，科学家，你骗谁呀？地球移民还差不多！

再回到毛泽东诗词上来。到九十年代，我仍旧住在红房子。邻居一个小学生，大约四年级，学到《七律·长征》，在“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旁边记下一段话，“更让红军战士欣喜的是千里岷山的大雪，红军翻过岷山，全都高兴地笑了。”问其出处，说是老师叫抄的。

前不久，我还和几个文化人包括高中语文老师谈这件事，他们觉得新奇，说头一回听到这种解释。我也惊讶，以为这种解释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上网搜一搜，很遗憾，直到目前，所有解释都跟二十多年前那段抄在课本上的文字大同小异，都解释为“红军心情豁然开朗，个个笑逐颜开”。——想想看，这样的理解，是不是有点想当然？

这些年，浦口发展速度迅猛，就像奔跑的兔子。但它的发展与变迁，对我来说，似乎总有一种距离感，或曰隔膜感。

浦铁一村西头的那条小河，旁边有个收购站的，原先清清朗朗，即便有个收购站，也清朗。不知从哪一天起，小河突然没有了，代之以一条两车道的公路。每次走到那儿，我都会由衷地发感叹，好端端的一条小河，怎么说没有就没有了？其实浦口镇上原先还有好几条小河，眼下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要么成了公路，要么竖起了楼房。

很容易想到南京的中山桥。当年孙中山的灵柩一路走过，沿途的码头、公路、桥梁和城门，随之都以“中山”命名。桥是两座，不能都用“中山”，另一座便取名为“逸仙”。可如今，中山桥下的惠民河早已被填平，成了一条宽阔的公路；而那地名，仍然还叫“中山桥”。——名不符实啊！

再说浦口公园旁边的电影院，七十年代一直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支柱，当年能记住样板戏的台词，大半是它的功劳。那是一个知识和娱乐都相当匮乏的时代，看场电影，前面还要加一段“新闻简报”。有一场古装戏电影，叫《铁弓缘》，片名中有两个字我们都不认得，但我们以为是认得的，都把它念成“铁弯绿”，念了也有一阵子。可是，到八十年代，一家饭店开始对这个电影院进行“蚕食”，先是一半开饭店一半放电影，渐渐地，整个电影院被取代了。我戏言其为“物质文明终于战胜了精神文明”。

再说红房子。和浦铁一村一样，红房子后来也不清爽了，住楼下的居民纷纷搭起披子房，进了楼门便显得局促，墙面也显出败落之象。幸亏近日搞拆迁，依旧还旧，连同背后的大马路都要拆，不然的话，红房子会愈发地破败下去。

这几年，每天坐汽车过长江大桥，下桥的时候，突然看到眼前耸起一座几十层高的大楼，常常会为之一惊。每天都过大桥，这样的建筑近在咫尺，为什么我就看不见呢？看来，跟我的眼力相比，引桥周边的这些楼盘，建设速度比我的一瞥还要快。直到八十年代，坐汽车下大桥，桥下两边还是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的田野，在田野中间，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两个类似于立起的火柴盒似的建筑，那是毛纺厂和毛条厂的两座大楼，算是浦口大桥一带的地标性建筑了。然而仿佛是一瞬间，引桥周围已到处是楼盘，汽车下大桥的过程，也就是我们冲进水泥森林的过程。这片森林一直蔓延到临靠长江的堤坝边。

我还记得，在开工前，这一带的地势比长江水位还要低；到夏天，很多地方更显得低洼，目测能比长江水位低七八米。作为预备的泄洪区，也不是不可以。而现在，它摇身一变，俨然成了几万居民常住的居所。

还有雾霾。南京、浦口，江面上、桥上……有人开着小车，居然还戴了口罩。

回到夜里。七十年代耀眼的星空，从八十年代开始混沌了，而九十年代往后，我已经看不见几颗星星了。是因为眼疾吗？

做那个蓝色的梦，是因为眼疾。最近眼病又厉害了。

去医院，排队的人太多，轮到我，医生已经相当疲惫，给我作例行检查，查不出所以然，就说是用眼过度。开了不少眼药水，打发我回家。回来，每天点眼药水，点了后闭一会儿眼，想一点心思。

想什么心思呢？不能用眼，我在想，老浦口曾经有什么声音。

红房子的声音比较确定。天桥下面货运列车来来往往，汽笛时常鸣响；到了火车站客车恢复通车的那几年，每到夜晚，内燃机的鸣笛声平稳而有张力，带着金属般的、如铜管乐器一样的声音，在寂静的夜色里穿行，感觉非常独特。时间久了，渐渐地，这些声音反而全都听不到了。老家来人，住下来，一觉醒来就说太吵了，火车叫得睡不着。可是，我怎么就听不到呢？

是真的听不到。习惯是一种力量，自然而然，又是那么顽固。

往前回溯，浦铁一村只有动态的画面，没有声音，就像老式的无声电影。依稀地，有一个换糖人的吆喝声从前面一排人家的门口经过，谁家若有废铜烂铁，可以拿出来，跟他换糖吃。一个孩子的哭闹声就从那边传过来了，然后，一个中年女人的唱词也追随着孩子的哭声，传递过来。——“狗日的换糖的，从我家门口过，引我们娃儿哭，打你个×养的！”歌词直率，曲调中间也带着点委婉，不紧不慢，似乎只是为唱而唱，并不当真，到了最末一句，成了兼唱带讲，颇有控诉和声讨之意。

七十年代往前的浦铁一村，连声音都是散淡的。

如今是个聒噪的时代。

那天坐公交车，后面两个女孩，一直在大声交谈，一直在讲脏兮兮的口头语，全是“下三路”的词汇。听口音，既像南京人，又不太像。因为南京这地方现在也和浦口一样，流动人口太多，分不清来自于东南西北了。

七十年代的女孩子可不是这样。哪个女孩若是讲话过格了一点，或是跟男孩子交往早了一些，立刻会被周围的人当作异类，向她投去鄙夷的眼光。就像前面提到的浦铁一村我们那一排，住在最西头长着雀斑的那个女孩，大家全都认为她不是好女孩。

前几年，有天晚上在建宁路上散步，看到报摊上一本杂志的封面赫然印着大大的“屌丝”二字，不禁一阵惊骇。我不大上网，所以对网络语言反应迟钝。后来，这个词语迅速传播开来，一些电视主持人也不厌其烦地提到这两个字，更有一群未婚女，对着电视镜头也反复地提到。本来是羞于启口的一个字，为什么放到一个词里，就能在大庭广众下推广呢？这是一个问题。说句心里话，我说不出口；不仅说不出口，每回听了，都会耳热心跳。查字典，前一个字只有一种解释，男性生殖器。不管这个词能引伸出什么含义，“露阴”的嫌疑，我想总是逃不掉吧。

最近又流行了一个词，“小鲜肉”，报纸上刊登的频率甚高。每看到这个词，我就会联想到上面那个词，似有衣钵相传之妙。只不过，后者更加隐蔽一些，仿佛隐藏着一段暧昧的故事，邀你展开想象，共同去流氓一把似的。

闭着眼睛，我还想到了老浦口的气味。

一个地方总有一个地方的气味或味道，就像我的老家，徐州的一个小县城，开了个酒厂，汽车才一进城，老远就闻到一股醋酸味，很好闻。后来才知道那是酒糟。以后，老家县城在我的嗅觉里，就成了那股浓浓的酒糟味。

但是，眼药水在眼眶内已经干了，睁开眼睛，再闻一闻，也没想起来老浦口究竟是什么气味，什么味道。清冽冽的，干净，纯正。有两个荷花塘，一个在汽车站旁边，浦口公园大门斜对面，夏天路过，那儿会散发出一阵阵的荷香；再一个在浦铁一村的西头，更大一些，也更带着点儿野性，离我们那年搭建防震棚的地方很近，到了夏日，一股股热风吹来，同样的香气袭人，是热热的、馥郁的香。

铁路小学门口那家猪头肉店，适时地跳进我的眼帘。那时候家家都穷，但偶尔地，我们也会改善一两次生活。改善生活的方式，最简单直接的，就是买猪头肉。店里用作包猪头肉的，是干荷叶。干荷叶不仅充满了荷香，而且，也没人去洗它，可它那毛绒绒的表面，永远给人留下干干净净的印象。那是天生的，无须净洁，无须包装。干荷叶包裹着猪头肉，干荷叶是一种香，猪头肉又是另一种香，两种香气融合在一起，弥漫在七十年代老浦口的空气里，为我们营造出一个充满念想的童年和少年氛围。

现如今，猪头肉还有，但已经不拿干荷叶来包裹了，用的是塑料盒或塑料袋。据说这种包装盒和包装袋都含有一种致癌物，叫“二恶英”。

前阵子，浦口区为了出一本书，抽一个礼拜天，区文化局领导陪同我们参观，一天跑了浦口的九个寺庙，还有一些没跑到。浦口寺庙多藏于山中，老山当属首选。老浦口这一块，以前东门镇上有一座泰山庙，如今改为泰山寺，规模算是较大的；现在又多了一处，定山寺，正在建设，在先前顶山乡的地界。据说定山寺古已有之，建于南北朝时期，中国禅宗初祖达摩当年“一苇渡江”，来到浦口，就是在这儿面壁修行的。该寺频遭战火，屡毁屡建，颇多磨难。

浦口镇的地界上却没有寺庙。我先是疑惑，怀疑浦口镇的人都是从各地聚拢而来，忙于应付铁路、港务等事宜，只为生计，是不是缺少信仰？想一想，也不是。寺庙多倚山而建，浦口镇历史太短，即便历史不短，没有山，出家的僧尼们也无能为力啊。

至于信仰问题，不大好说。

与信仰相比，过安稳的小日子，对老浦口的人来说的确更为紧要。

谈起家当，在浦铁一村，家家都没有什么值钱之物。床是必须的，桌子可有可无，有和面的案板就行；箱子有两个，摞在一起，盛放必要的衣物；然后就是小板凳。我们家算是好一点的，前面说过，有两个“大件”。有些人家条件更好，还有自行车。但有的人家真的很穷，一个铁锅，连煤炉都没有，早晨起来，拿三块砖头支住铁锅烧饭。人口虽然多，因为东西少，房子再小也不觉得挤。

穷也罢，“富”也罢，家家都认认真真地过日子。现在算起来，那时候浦铁一村做一家父母的，岁数都不是很大，四十来岁的居多，三十多岁的也多，年轻一点的，才二十多岁。但在儿女眼里，他们是真正的大人，带领一家人，过得清苦，却有滋有味。随着岁数的渐渐增长，我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家，离开了浦铁一村，离开了红房子，面向更大的视野。家终于“破碎”了，很难再拾掇起来。唯其“破碎”，我们才会更恋家，而那个带有原始意味的“家”，才会长时间地贮存在我们记忆里，以至于将后来接触到的许多东西排斥在头脑之外，那么顽固。

“老浦口”为什么那么幸运，能在我的笔下落根，原因大略如此。其实不止是我，许多如我一样的同龄人，都在为自己的灵魂寻找家园。

但这里还透出一个矛盾的现象。浦铁一村、红房子被我们视作幸福的家园，可在上一辈人眼里，那儿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家；他们的家，是他们最初的出发地。因了这种心理，他们不是想着回老家，就是整天记挂着要给老家寄钱。大人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引领着我们，所以，从刚刚记事起，我们这一代人也有了“老家情结”。

我就有这方面的至深体会。放假的时候，回老家简直就是一项福利，若是能去，整个夏天或冬天都会凫趋雀跃；就相当于九十年代往后的公费旅游。可是，老家究竟有什么好呢？真的说不出什么好来。别的不说，起码，是比不了浦口的。

前面说了，浦口镇的人来自于各地，是一个因铁路、港务码头、长江大桥而汇聚起人脉的地域，从叙祖追宗的角度讲，浦口并不是他们的家。他们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把浦口当作自己的家。“老家情结”就像冬天的小袄一样，贴着身，并准备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当然，这情结不可能千秋万代，到我们这里，大约就是末代了。

对我们的父辈来说，老家不仅是灵魂的归宿，还是退守的阵地和依凭。打“五湖四海”那会儿，铁路上分成几派，武斗开始后，许多家庭都把孩子送往老家，为的是避免发生意外事件。我依稀还记得，父亲留下来打“五湖四海”，母亲就带着我们四个儿女坐火车、坐汽车回老家。二舅得知我们要来，拉着平板车，从二十多公里外的乡下赶往县城，接上我们，把我们一家人带回去。

的确，那时候要说老家有什么好，其实是乏善可陈的；就像浦口一样，要说有什么好，也是乏善可陈的。

但是，人是好的，人情是浓的。虽然穷，一家一户却都在仔仔细细地过日子。离婚的情况很少，几乎听不到。后来我查了一下那几年法院办理的离婚案件，整个浦口区，一年才收了几件；现在不同了，现在一年的离婚案早就上千了。对孩子，也都采取“散养”的办法，家家都放手；不是刻意地放手，是孩子多，没有办法。所以孩子的各种兴趣也就自发产生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出息是有了，但全是被家长逼着、用钱堆起来的。至于人情，前面我说到，小舅来的时候，带来了梨，我们一盆一盆分出去，分得还剩下半筐。搬到红房子以后，我们延续着先前的做法。母亲包了水饺，煮熟了，因为家里人多，只能今天给隔壁送一碗，明天再给楼下送一碗。

这是不是与当时的格局有关？家里的主要劳动者——多数是孩子的父亲——同在一个单位，而那宿舍，无论是浦铁一村还是红房子，都是租用单位的公房，大家在一起，就相当于一个不大不小的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的开放性、包容性也就自然形成了。

好像是，好像并不完全是。或者根本就不是。

现在同样有这样的“共同体”，同一个单位的干部或职工，住在自建的小区里，档次要比浦铁一村或红房子高得多。可你看，即便是在那个小圈圈里，外面有高墙竖着，大门有门卫守着，物管人员在其中不停地忙碌着，可这个形同堡垒的小圈圈，里边的人，却隐隐地有一种孤独感，怕被人偷，容易闹矛盾。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互有戒心的。

经济发展了，物质条件好了，可人情淡薄了。因为淡薄，心里也空虚了。

我哥哥则以“好玩”来概括那段生活。他说现在的小孩子没有童年，看上去玩的东西很多，可归结起来，太单一，全部与人工、电子有关，又始终被大人的手牵着，一步也不敢脱离，与大自然完全脱节了；现在的学生也是，被功课压着，还要上业余兴趣班，连气都喘不过来。这么说来，我们那时候的确“好玩”，很幸运。

不过，按我哥哥的说法，我所生活的时代，跟他那时候又不能比。他的回忆可以回溯到“文革”以前。那时候，天空更蓝，水质更好，鱼虾和家养的动物也更有自然韵味；因为还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人与人的关系也更纯净、更融洽。他说他直到现在还会做一个梦，就是走出浦铁一村的西头，那儿山林茂密，一路上花花草草，有如仙境。

浦铁一村西头，就是当年我们搭防震棚的地方，与仙境差距太大，有云泥之别。正如那个年代，普通百姓多是恶衣恶食，左支右绌，连饭都吃不饱，能见到什么仙境呢？无非就是钓鱼摸虾、养只鹅喂只猫。但是那时候，孩童们单纯，大人们单纯，时代同样地单纯。那是一种带着野性的单纯的时代。

后来，在浦口，我还有过一些经历。比如工作以后，去刑场看枪毙人，那刑场就选在浦口。比如一个老邻居闹离婚，请我去做女方工作，见到丈母娘，他首先把丈母娘骂了一通，闹得不欢而散。比如一个同学的父亲退休后去看管浦口码头旁边的军用码头，有一段时间，我们天天晚上去那个码头的趸船上乘凉，吹尽了长江的夜风。再比如，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找个驾驶员开车送我回来，还未到天桥挡道口，突然蹿出来一帮人，迎头将汽车拦下，嘴里说着酒话，我打开车窗，对其中一个领头的说，当年我还跟你们在一起玩过呢，便说了某某和某某，他其实也糊涂，胡乱地甩开一双醉胳膊给我们放行了。没过多久，就听说这个人死了，其实岁数不算大。……

当然，这些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事，我不想多说。

索尔仁尼琴结束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罗斯，有一个经典动作，就是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他是离开祖国太久了，他深爱他的祖国，深爱祖国的土地。

我不能抚摸浦口的土地，如果抚摸，那太矫情了。我长期居留在浦口，一双脚始终踏在浦口的土地上，用不着用手去抚摸。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希望重温一个白日梦，小狗恋狗窝的梦。我愿意把老浦口当作一个狗窝，虽然它并不是狗窝。

当然，我还希望再做另一个梦，那个晶莹明亮的、纯蓝的、布满一天星星的梦。这一刻，我的眼睛又疼了，又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