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振英的1920年

郭彬（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袁振英的1920年

郭彬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210013）

袁振英

1920年7月，袁振英来到上海，与老师陈独秀相遇，并接受陈独秀邀请出任《新青年》“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他由此步入中共创始人行列，由“五四运动急先锋”转变为“共产主义马前卒”。

袁振英陈独秀《新青年》

1920年，是我的姨父袁振英一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这年7月，他来到上海，邂逅老师陈独秀，由此步入中共创始人行列，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的重要一员，由“五四运动急先锋”转变为“共产主义马前卒”。［1］

袁振英，1894年出生于广东东莞，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一位崇尚特立独行的无政府主义者。早在1912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时，他就与同学组建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大同社”。1915年，袁振英考入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1917年，他参与发起和组建了无政府主义团体“实社”；1917年7月，他在《新青年》杂志发表第一篇译作《结婚与恋爱》，该译作在读者中产生很大反响；1918年6月，他又在《新青年》杂志第4卷第6号“易卜生号”发表《易卜生传》，该文章与“易卜生号”其他作品一起在城市青年学生中引发了一场“易卜生热”。在北大学习期间，他深受文科学长陈独秀的赏识。

以这年7月抵达上海为界，袁振英的1920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上半年的他在海内外四处奔波，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或频繁更换工作；下半年的他则钉在了上海，全力以赴地投身于一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伟大运动——中共建党和马克思主义传播。

1920年初，袁振英帮助菲律宾无政府主义组织成功组建华侨工党之后，离菲赴港，担任国民党机关报《香港晨报》的编辑。不久，因得罪港英当局，又被迫离开香港，到广州出任《民号报》《新民国报》的编辑。这年5月，为纪念“五四”运动一周年，广州各界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期间，袁振英与新闻界同仁策划了一个冒险的行动——发动广州、香港两地记者，组织广东游东记者团，赴日本、台湾和朝鲜各大城市，宣传反对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广东游东记者团的活动长达数月，直到这年7月才从日本返回中国。

1920年7月，袁振英结束游东记者团活动后返回中国，但他没有回到广州，而是去了上海，在那里遇到老师陈独秀，而后应陈独秀之邀加入了《新青年》杂志编辑团队，不经意间进入了中共建党大本营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主阵地。

袁振英为什么突然来到上海？对此，他本人从未作过解释。关于这个谜团，唯一可供推测的谜底是1920年7月19日在上海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大会。这个会议由俄共全权代表魏金斯基组织召开，陈独秀等人受其委托负责联络召集全国各地的与会代表。作为当时颇为活跃的无政府主义者，袁振英很可能属于被邀对象；由于他与陈独秀之间深厚的师生情谊，他应陈独秀之邀来沪参加大会，自然也在情理之中。由于缺乏史料佐证，上述分析只能算作一种推测。可以肯定的是，刚刚回国的袁振英赶上并参加了这个大会。

从社会层面看，这次会议产生了一系列改变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重大成果；而从个人层面看，这次会议则改变了不少与会者的前途和命运。作为与会代表的袁振英也不例外，这次会议产生了一个改变其人生轨迹的成果，就是他与陈独秀的再度合作。合作的主阵地依然是《新青年》，但合作双方不再是北大时期的投稿者与主编之间的关系，而是编辑部内部的上下级和同事伙伴关系。这次会议之后，袁振英接受陈独秀邀请，加入《新青年》编辑团队，担任该杂志新开设的“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从此一发不可收地参与到中共建党大本营的各种重大事务之中。

求贤若渴的陈独秀与跃跃欲试的袁振英一拍即合，从此成为中国建党大本营里和马克思主义传播主阵地上的一对师生战友。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袁振英一直与陈独秀保持着最密切的关系，全力以赴地协助陈独秀开展工作，成为陈独秀身边最得力的助手。对于这段经历，袁振英晚年曾不无感慨地回忆道：“陈独秀民九（即民国九年——作者注）在上海组织共产党小组，也要我帮忙一切，实际上只有我们俩。”［2］当然，参与建党工作的远不止他们两人，袁振英的意思应该是指当时在建党大本营从事日常事务的只有陈独秀和他。

1920年8月，袁振英加入《新青年》杂志后不久，参加了陈独秀主持的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会议，成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发起人和首批党员。2002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写信联系、派人指导或具体组织等方式，积极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作用。［3］袁振英因此被认作中共创始人之一。他不仅参加了发起会议，还于同年9月接受组织委派，前往汉口说服恽代英等人加入共产党组织。他在汉口逗留了一周，期间考察了武汉三镇的劳工和学界情况。遗憾的是，他此行未能说服恽代英等人加入共产党，倒是与恽代英成了私交甚笃的好友。

上海中共早期组织于1920年9月创办的外国语学社

上海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为了团结教育革命青年，于1920年8月22日创立了共青团的前身社会主义青年团，袁振英是该组织的八个发起人之一。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了旨在培养干部的外国语学社，他又兼任学校的英语教师。外国语学社招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学习外国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开展革命活动。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等一批后来的中共要人曾在外国语学社学习过。

1920年9月，停刊数月的《新青年》杂志在俄共远东局的支持下得以复刊，复刊后的《新青年》由原来宣传“民主”“科学”的同人杂志，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共理论刊物。袁振英从复刊后的第一期起即担任“俄罗斯研究”专栏主编。对于这个专栏，陈望道在晚年的回忆中曾给予很高评价，称其“带有树旗帜的作用”，［4］他所说的旗帜，就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袁振英不仅承担着繁重的编辑任务，而且还是“俄罗斯研究”专栏的主要撰稿人。从1920年9月到1921年4月，“俄罗斯研究”专栏共办了7期，刊出介绍苏俄的文章38篇，其中译文35篇，袁振英一人翻译的文章就占了24篇，尤其是第8卷第4号的13篇文章，全是他一人翻译。在编辑《新青年》的同时，他还兼任《劳动界》和《共产党》两个党刊的编辑工作，并为其撰稿，此外还是《上海俄文生活报》的翻译员。

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袁振英在频繁的建党活动和繁重的编辑工作之余，先后撰写并发表了42篇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中在《新青年》发表27篇，在《共产党》发表12篇，在《劳动界》发表3篇。据他晚年回忆，当时《新青年》等刊物的编辑、翻译和撰稿工作极其繁重，他曾用唐朝诗人李白来打趣自己的工作效率：“李太白所谓‘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也不是一件难事！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5］

据统计，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等15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报刊共刊载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223篇，其中《新青年》独占137篇，成为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阵地。［6］在上述数字中，袁振英一人就占30篇（扣除其在未纳入统计的《共产党》月刊上发表的12篇），他发表文章数，占《新青年》所发137篇的22%，占全国总数223篇的13%。这些数字说明，在当时所有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中，袁振英发表的文章数名列前茅。

1920年7月至12月，在上海的这短短5个月时间，是袁振英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他跟随陈独秀，全身心投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党工作之中。期间，广东省政府多次邀请他回粤担任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但他以上海工作重要为由，两次力辞，直到年底才同意应聘。

1920年12月下旬，陈独秀、袁振英师生二人先后离开上海前往广州。袁振英回粤的使命有两个：一是出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二是为既不懂汉语更不懂粤语的俄共代表充当翻译。而此时的陈独秀也接受了广东省省长陈炯明的邀请，赴广州执掌全省教育事务。

陈独秀到广州后，广东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青年》杂志社也于1920年底由上海迁到广州，陈独秀仍任主编，袁振英则继续参与编辑工作，并协助老师陈独秀开展广州地区的建党工作，成为改组后的广州中共早期组织的主要成员。

1920年，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大浪淘沙、推陈出新，一股主导未来中国历史走向的新生力量冉冉升起。这一年，袁振英被卷入到一场决定中国未来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中，由此成就了他卓尔不凡的一生。

［1］［2］［5］袁振英.我的忏悔录（思想上的自传）.1955年8月3日.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M］.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75.

［4］宁树潘，丁淦林.关于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活动的回忆——陈望道同志生前谈话录［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3）：2.

［6］何毅，徐海燕.从目录看《新青年》的转变［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1（1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