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台英烈李得钊亲属口述史采访手记

杨海龄（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江苏南京，210012）

雨花台英烈李得钊亲属口述史采访手记

杨海龄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江苏南京，210012）

李得钊烈士

2016年4月7日下午5点10分，在北京协和医院老干部病房，南京市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杨海龄、《南京日报》时政新闻部记者李子俊，采访了李得钊烈士次子、中国民用航空总局原副局长、离休干部李钊。

2016年，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和南京日报社共同开展“红色文化看传承，世纪追寻家国史”雨花台英烈近亲属口述史专访活动。4月初，我们一行4人启动了北京站的烈属采访，李钊老人是我们采访对象之一。由于老人家因胃溃疡住院，我们临时2人组合进行了拜访。

与热闹的王府井大街相比，邻近的北京协和医院老干部病房显得十分清静。李钊老人在病房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跟8年前到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摘录资料的时候一样，老人家依然待人和蔼、精神矍铄、十分健谈。考虑老人家的身体状况，简单的寒暄之后，我们很快切入正题。

李得钊（1905—1936），浙江永嘉人，毕业于温州艺文中学（英国人办的一所教会学校）。1925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为中共党员，成为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主要成员。1925年7月，进入上海大学学习，同年冬，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7年2月回国，担任第三国际代表翻译。1928年起，在团中央工作，曾任《红旗》杂志编辑。此后，先后在中央军委、中央特科、上海中央局工作。1934年6月，李得钊在上海不幸被捕，不久被移至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1935年8月，被判15年徒刑，关押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1936年9月牺牲于狱中。

您生下来20多天后跟妈妈一起坐牢的，自己那个时候肯定没有什么记忆，长大后有没有听妈妈跟您说过当时的情况？

我母亲说过：你呀，对父亲没有任何意识，只是对照片上的父亲有个印象，但是你父亲是见过你的，时间是1934年9月份。

我母亲周惠年带着姐姐和我一起被关入监狱，当时的男监与女监是对着的，父亲就在对面。妈妈当时带着姐姐，还带着我，还不停地受审，承受的压力很大，被送到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时候眼睛红肿，什么都看不清。当时，同在狱中的秦邦宪夫人张越霞跟我母亲关在一起，她告诉我母亲，你丈夫就在对面。有一天，越霞阿姨正好看见父亲，赶紧打手势，父亲也很快反应过来。越霞阿姨告诉妈妈：快看，你丈夫就在对面，招手呢，赶紧把孩子给他看看。越霞阿姨扶着母亲，一直走到栏杆面前，抱着孩子，尽量靠近让爸爸看到我。父亲在对面是看到我了，但是说话听不见。事后，越霞阿姨也说起过这段，说：你父亲看到你，从脸上表情看很激动，也很高兴，又很难过，虽然不远，可就是过不来。此事监狱方面似乎有所发现，那天后，爸爸很快就被调到别处去了。

监狱条件恶劣，由于缺乏营养，婴儿时期的我肚脐都是凸突得很厉害，喘气之间，肚脐都是一凸一凹，一鼓一收。我母亲入狱前和夏娘娘就组合为一个临时家庭，夏娘娘是烈士赵世炎的岳母，我喊她阿婆。在狱中，我母亲和夏娘娘她们关在一起，妈妈关照夏娘娘，夏娘娘也帮忙照顾我和我3岁的姐姐。在监狱里，还有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和其丈夫，他们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是何香凝的亲人，国民党高层人士去看他们，给他们带去吃的东西。他们也把东西分给我们，不时地可以有些奶粉。靠他们的帮忙和照顾，我们才得以活下来，才得以活着走出监狱。

您出狱后一直跟妈妈生活吗？

没有，我们先是在南京军人监狱，后转到苏州反省院。1937年，周恩来同国民党谈判合作抗日，当局释放了政治犯。夏之栩将她母亲（阿婆）和我们接出狱。

出狱后，母亲分配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工作。由于孩子比较多，一时不知怎么办。当时一起出狱的同志中有个叫陈同生（陈农菲）的，说自己在四川的老家有地，是个小地主，家里只有一个母亲，母亲也希望有个孙子。陈同生通过当时的民盟副主席杨伯凯（陈同生老师）把我带到了四川南充地区营山县，交给了他妈妈抚养，他妈妈也就成了我的奶奶。从3岁开始，我和奶奶一直生活在一起，生活在偏僻安静的农村。奶奶是个非常纯朴、非常善良的人，对我很好，我也很喜欢奶奶。我和奶奶在一起生活了10年，她一直都认为我是她的亲孙子。我至今还对她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后，我母亲到了延安，与在新四军的陈同生联系，提出要把孩子带到延安，带到自己身边。陈同生这才写信告知奶奶真相：您抚养大的是战友的儿子，现在我要把他送到延安跟他母亲团聚，请您让他走，不久之后我会把您真正的孙子送回来。奶奶虽然十分舍不得，但依然通情达理，把我交给了杨伯凯，由他把我带到了延安。遗憾的是，1948年，胡宗南进攻陕北失败，撤退到四川地区营山县的时候，屠杀了当地跟共产党有关的部分居民，当时新四军的陈同生也是声望比较高的人物，国民党知道他是共产党的高官，可爱的奶奶在那次屠杀中不幸被害。奶奶最终没能见到自己的儿子，也没能见到自己的亲孙子，没能够看到解放。

李得钊与父亲、大儿子李海燕

1946年，同样也舍不得奶奶的我，带着兴奋、带着对外界的向往，来到了延安，也见到了母亲，从此开始接受党的教育，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延安以及解放后您上的是什么学校？

在延安，我继续接受教育，上的是延安第十八集团军抗日军人家属子弟学校（简称抗小），这个学校有一部分为当地的工农子弟，多数是延安党的干部子女。这个学校我上了一年。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我们撤退到安塞县，上的是陕甘宁边区保育院子弟学校（简称保小，跟宋庆龄支持的重庆保育院学校是一个系统的）。这时抗小和保小合并。学校跟着党中央走的是一条路线。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的保小又分为两批，陕甘宁边区干部子女留下，中央干部子女随着部队过了黄河，进入太行山地区。1948年末，北平解放后，我们进城。我们的小学改为育才小学，我们是育才小学第一期毕业生，那个时候我们五年级了，正好也考进了当时的师大附中。但是后来从边区出来还有个延中，它跟师大附中合并成为师大附中二部，里面学生以刚进城的党的干部子女为主。这样，我其实上的是师大附中二部。师大附中二部后来成了北京101中学，我们是101中学的第一批学生。

上中学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他们也曾来到我们学校，邓颖超曾指着我说：这就是那个“囚童”。那时我虽然成绩不错，但是经常调皮捣蛋。有一次教导主任王野找我谈了次话，说你现在还懵懵懂懂的，你应该懂事了。你和其他人不一样，你知道自己的经历吗？你们的父辈在那样困难环境下为党献出了生命，你们应该更早地觉悟呀！他说的话对我刺激很大，再加上我母亲跟我说的父亲的事，我好像猛醒了，此后好像换了一个人，很快入了团，当了团支部书记，学习也更上心了。

您年轻的时候到捷克留过学，学的是动力喷气专业，那个年代出国留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选专业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想的？

1955年，中学毕业的时候，学校要选拔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苏联留学。正好赶上周总理到东欧访问，回来后认为留学范围可扩大一些，东欧有些国家工业发展水平不低于苏联，如中欧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教育部于是在101中学选了我和其他4个人，送到捷克布拉格学习。那个时候，像我们这些年轻人，跟现在的年轻人想法不太一样，认为共和国刚建立，保卫国家是第一位，因此选专业的时候，我选了布尔诺的军事工程学院航空专业。我的专业基础都是在那里打下的。我学了1年外文，6年本科。1961年回国的时候，正好赶上中国导弹工业开始发展，聂荣臻元帅亲自领导0038部队，一院专门搞战略导弹，二院搞战术导弹，三院搞海军用导弹。我到了一院11所，参加火箭发动机的研制。在这里，我从技术员干到研究室主任，后来调到部里科研生产局当局长。我在基层摸爬滚打近20年，参加过“东风三号”和“东风五号”发动机研制，也因此开始认识到氢是人类未来的新能源，使我后来和上海的新能源公司——恒劲动力公司结下不解之缘，并且至今都关心着我国的燃料电池事业的发展。1982年左右，我调到民航总局担任副局长，后来一直干到退休。

李钊接受采访

您父亲在狱中知道自己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写信给自己的父亲，要他保重身体，把孩子抚养大，并希望自己的父亲能看到一个光明的社会。这个孩子就是您哥哥李海燕，您跟哥哥李海燕有联系吗？

哥哥是父亲前妻的孩子，在国家刚解放的时候，就跟我母亲联系上了。到他去世前，我们一直都有联系。他不住在北京，在老家温州。他的孩子们也都在温州。我基本上一两年回去一次，在清明前后去。当地建有李得钊纪念碑。我哥哥是当地艺文中学毕业的，大学毕业后，哥哥回到家乡在艺文中学教书。我爷爷在艺文中学也干过勤杂工，艺文中学跟我们家有很深的渊源。艺文中学是个教会学校，我父亲从小跟那里的教师有接触，能说些英文，而且进步很快。那些传教士觉得这个小孩很聪明，所以就免费地让我父亲在艺文中学学习。我父亲后来出国留学，在共产国际工作，就是因为他的英文基础较好。

我哥哥比我大十来岁，基本上是爷爷抚养大的。解放以后，也是通过爷爷这条线找到周总理的。爷爷这辈子很不容易。我父亲意识到自己的肺病比较重，再加上监狱条件差，知道自己很可能挺不过去，所以写信给爷爷要求爷爷保重身体，抚养带大孩子。爷爷很高寿，我见到爷爷的时候他有八九十岁了，年岁很大了，但是身体很健康。我跟他沟通很困难，他说的温州话我基本听不懂。

父亲的事迹，在您成长过程中，或者在您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对您有没有影响？

我小时候不太懂事，到延安以后，对父亲的经历开始关注。那个时候母亲也跟我谈父亲的事，说起父亲在国民党监狱怎样受审，怎样英勇不屈，怎样严守党的机密，不惜生命。我当时觉得父亲是个很了不起的共产党人，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人。我真正懂事是在初中的时候，到中学才开始觉醒，慢慢知道我们这代人跟共产党的关系了。

我是烈士的后代，我父亲已经为党献出了生命，我自己这一辈子就像在走父亲的路，那个时候虽然小，但也懂得不能背叛（哽咽，流泪）。所以后来也一直有这么一股力量，以后碰到再大的问题，想到这些，都不是什么大的问题，都能很自然地处理。

国家现在出现这么多的贪官污吏，出现这么多腐败的问题，难以想象。而我们过去，这样的机会简直太多了。在民航局副局长的岗位上，买飞机都是我管，经过我手买下的有上百部。一架飞机都是几千万美金，在西方，这么大一笔生意直接负责人都是有回扣的，一架飞机回扣都是上百万美金。在西方，给回扣是隐蔽的，也是公认的。这些公司都做得很高明，他们都以中间人出面跟你谈这个事，要给我在瑞士立个账户，说不要白不要。我很明确地说，钱还是要的，账户就算了，就用这笔钱买相同金额的航空器材，作为备件吧。这些事对我们来讲是很自然的事，没有什么是要还是不要的思想斗争，和现在的观念不一样。我觉得有点可笑，给国家办事，怎么能往自己的腰包里揣国家的钱。

在我退下来五年后，对方的公司还记着我，连续五年请我到夏威夷参加他们组织的打高尔夫球的活动，估计他们还是想表达一下意思（微笑）。

由于不便进行摄像采访，老人也不能私自出院，此次口述史采访没能留下珍贵的视频资料。在遗憾的同时，我们跟老人约定，如果有需要，我们会再来北京补镜头，到时候在老人的家中相见。不知不觉，跟老人谈了一个多小时。离开医院之时，和蔼可敬的老人一直把我们送到电梯口，这才挥手言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