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革命博物馆时期的展览研究

李万万

革命博物馆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3年5月倡导并筹设的中央革命博物馆，虽然也曾收集一些革命文物、举办过短期的陈列，但终因当时国内政治局势的恶化，并未真正开办起来[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筹办中央革命博物馆，具体由中央教育部负责筹备工作。5月25日，中央教育部代部长徐特立发出《中央革命博物馆征集陈列品启事》（这篇《启事》发表于《红色中华》，第89期，1933年6月29日），要求各机关、群众团体及个人帮助搜集革命文物。1934年，国民党飞机轰炸瑞金红都，中央机关移驻西江区，中央革命博物馆也被迫停止开放]。1949年4月3日，历史博物馆馆务会议召开，重要的报告事项就是：“文物部王冶秋同志将来打算成立革命历史博物馆，先由本馆负责起草征集物品，近两天我们拟了一篇计划书，将来我们博物馆的使命更行重大了。”（参见《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会议记录薄》，1949年4月3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5月4日，历史博物馆正式受北平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委托，代征革命文物，以备将来开辟中央革命博物馆之用（这一信息源自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纪事》。1949年7月4日，历史博物馆馆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推动“革命博物馆”筹备事务案》）。至9月初，承各界人士的捐赠及博物馆的征集，革命文物的收藏已初具规模，为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49年10月11日向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发出《关于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文中具体提出，“革命博物馆为即将设立之重要宣传教育机构”，“望各中央局、分局宣传部并通知各级宣传部门及时（迟则不易收集）负责收集革命文物，专人负责，集中保存”，“待革命博物馆成立后即派人迁京”。收集革命文物的范围，“以五四以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中心，上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革命运动；旁及其他革命党派团体之革命事迹”（原文载于《关于收集革命文物的通知》，1949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0年3月7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同意，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在京正式成立[关于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建立的确切时间，参见《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请介绍向苏联各博物馆建立联系》（1950年6月4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其中提到：“我处自本年3月7日正式成立后，即已展开各种筹备工作，筹备期间暂定2年，拟于1952年1月正式开馆”]。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兼筹备处主任，办公地点设在北京北海团城文物局机关内。筹备初期，由于对革命博物馆的工作没有经验、缺乏专业人才，且没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因而工作就不得不采取一面摸索一面前进的办法。3月28日，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会议召开，王冶秋主任首先谈到，“自接管北京市以后，即想成立一个这样的博物馆”，于是他就向中共中央宣传部陆定一部长提出建立革命博物馆新的机构，陆部长也认为需要，因此他通电所属各地分局，“北京将有革命博物馆成立，请他们征集革命文献，交付中央，据接电各地已先后成立了革命文献征集委员会”。同时，会议也初步确定了革命博物馆的范围与性质：“范围自五四以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起，至全国解放政府成立止，中间四个阶段；性质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是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过程来教育群众，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提高群众思想教育，所以我们为基本群众布置的对象是工、农、兵、革命知识分子，一切都须适合普遍的群众要求。”（参见《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第一次会议记录》，1950年3月2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5月17日，文化部批准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馆址暂借故宫博物院宝蕴楼[1949年8月初，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处址（故宫内宝蕴楼）修缮告竣，全部移入新址办公]。6月1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革命文物征集法令》，其中就已改称“中央革命博物馆”。7月29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国立革命博物馆”更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于8月6日起正名为“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

一、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

革命博物馆筹备初期，人员很少，当时的工作重心是征集革命文物。1950年3月18日，国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借北京图书馆会议室（后迁至午门城楼），举办了“‘中美合作所美蒋特务大屠杀图片展览”，这是筹备处举办的第一个展览，历时24天，观众逾万人。直至1950年底，在制定下一年度工作计划时才对陈列工作提出了具体设想：“逐步筹备分类陈列，各种工作均循序发展，1951年首先改变现行组织，继续请调干部与培养干部争取以现有干部完成‘五四时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一阶段）的布置和陈列。”（引用自《呈送1950年度工作总结》，1951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195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在上级的指示下，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具体组织实施“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举办展览的目的是：通过这次展览，把已征集到的材料趋近三十年革命史的顺序摊摆出来，向群众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教育，广泛征求意见；然后陆续补充材料、不断地修改；体现出真正革命博物馆的基础（参见《关于革博工作问题的报告》，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展览陈列的大纲，是以《新民主主义论》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两个文件拟定的[这一说法参见《关于革博工作问题的报告》（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据《关于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当前工作的提案》（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记述，此次展览“全是以胡乔木著的《中国共产党的卅年》书为根据、结合现有材料来布置的”]。同时还组织了全国的艺术家创作以党史为题材的美术作品。

“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的内容与范围包括：从五四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展览以“旧民主主义”一段作为序幕，共分为6个部分：（1）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2）党的建立，包括中国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的发展——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布五四运动——毛泽东同志早期的革命活动，党的一次大会到三次大会；（3）一次国内革命战争；（4）二次国内革命战争；（5）抗日战争；（6）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展览在武英殿举办，布置就绪后，专门请中央领导审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审查后指示：“材料欠充实，组织上不够明确、突出、暂不宜公开展览，但在党内可开放，以便广泛地征求意见，陆续补充和修改。”（引用自《关于革博工作问题的报告》，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7月12日至11月6日（9月份为修改时间，没有开放），组织中央一级及北京市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参观。大家的总体意见是：认为极需要这样一个博物馆，希望能够赶快补充材料早日向群众公开。此外，在陈列内容与形式方面，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1）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在整个陈列中没能贯串起来，表现也不够明显，特别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材料更少，毛泽东同志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的三大经验

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没有突出的材料，看起来零乱而不系统；（2）各个时期为党的事业英勇牺牲的烈士的材料表现得不够，特别是烈士的传略，没有介绍；（3）国际上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表现得也不够；（4）除了介绍一些党在各个时期所领导的运动以外，对党的概况的介绍少，如党的组织概况、党的分布、历史上的各种情况，而这些又是大家亟须要的；（5）有系统地把握在白区的斗争介绍得不够，现有的材料陈列上也是没系统的；（6）实物、文献仍然太少，如各个时期的报纸、会议记录、用具，特别是毛泽东同志的手稿等（参见《呈报观众对党史陈列的意见》，1951年7月，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针对所提出的意见，革命博物馆于1951年9月份对展览进行了局部修改。这次修改工作主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1）形式方面：经过修改后，首先解决照片的悬挂问题。增加了外框和挂镜线，这样在形式上是美观清晰多了，部分与部分间比较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同时，由于悬挂形式的解决，材料的调整也方便多了。这一次所没有解决的是组的标语仍没想出更好的办法来，仍然用旧的，和新调整的形式有些不配，这个问题所以没能解决，主要是时间仓促，准备再次修改时把它解决。改变的形式当中，对过去一些材料的编排也做了适当的调整，层次较前系统些，后来由各地陆续寄来的材料也补充进去。

（2）文字说明的修改：文字说明因“七一”前后是突击出来的，有些不够妥当，这次作了通盘的修改，修改之后又用铅印印成卡片，和以前相较是好多了，但新的问题也接踵而来，主要是铅字太小，不易看清，再者就是有的文字太长，看起来吃力，这些问题有待于再次修改时注意研究改进。

总体来说，这次修改工作仅是局部的，较之前改进了一些，但仍有问题没有解决，“若以为奠定博物馆陈列的尺度，来衡量我们的工作，尚有若干距离”。所以，面对这一客观形势，博物馆就提出要在下一年度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为内容的陈列中加以解决。

1951年8月开始，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协助重新编写了《陈列提纲》，编写的方法是根据《毛泽东选集》与中央负责同志来审查时提出的意见，并参照苏联党史进行的。关于范围的划分，仍暂定为6个部分，从五四运动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止。对五四前旧民主主义革命要作简要叙述。1951年年底，“中国共产党三十周年纪念展览”因实物材料不足，暂时停止开放，转入征集资料工作。之后根据中央宣传部编写的《陈列提纲》，结合1951年展览时中央负责同志及群众所提出的意见不断加以修改。1953年初，对于展览进行了一系列的修改工作，已减少了临时性的展览会味道，初步奠定了博物馆的陈列初型。在体系上初步按《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加以系统整理，材料较前丰富（主要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式较前美化、完整。1953年8月20日，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林伯渠对陈列中的美术作品提出几点意见：“对油画《开国大典》的意见——朱总司令画得有些年轻和紧张；宋庆龄副主席也有些年轻；周总理有些不自然；绿色旗子太多，广场上的国旗画得有些大了。‘泸定桥模型，右侧的房子多了一点。《金沙江》油画，两岸左侧有平地，右侧即是高山。毛主席在咏长征诗中‘金沙浪拍云崖暧一句，可据此修改。”9月13日，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参观完陈列之后，也提出几点意见：“可多请负责同志来看和提意见，并向他们搜集材料，我看了就感觉到很好，很兴奋。根据目前陈列的情况是可以公开开放的，不一定非筹得完整了以后再开放，在开放过程中，也可以不断地进行修改和补充。”10月，又邀请中央领导参观审查，认为可以在内部开放，最后经中央宣传部审查后，同意内部开放。

至1954年5月，连同1951年的观众，共计40000余人（数据统计来源于《中央革博筹备工作概况》，195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观众大致可以为4类：（1）军委系统的驻京干部（因为他们1953年学习党史，以此作辅助性教学）；（2）各地赴京开会的负责同志，中央直属机关及北京市委机关团员；（3）各大学革命史教研室的教员、研究生、军委系统各学院的教员；（4）少数经中央宣传部批准来参观展览的外宾（苏联、朝鲜、德、匈、罗）。参观后，一致认为对他们教育很大，特别是结合展览改造自己的思想，如有的团员申请入党，有的党员表示要努力做一个好党员；观众普遍认为对学习党史有很大帮助，深刻认识到革命博物馆是一个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有效工具；有的同志还积极提供搜集革命文物线索及改进陈列的具体意见。

革命博物馆的陈列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但当时党史尚未正式出版，所以中宣部编写的《陈列提纲》是展览内容设计的基础。展览内容的修改与调整对人员和展品两方面都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因此，根据中央指示，革命博物馆在这一阶段的工作始终注意吸收干部和群众从不同角度所提出的意见，合理分配人力资源，在实际工作中培养、训练业务人员，根据收藏体系和具体展览需要进行持续不断的收集工作，同时注意充实各方面资料。其展陈体系的逐步完善，同借鉴苏联博物馆的成功经验也不无关系。

二、以“党史”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史陈列”

1954年下半年，武英殿需要修葺，“党史陈列”搬出，停止开放。“党史陈列”撤出之后，中宣部便提出“研究与改进原有陈列”，并要求在1955年“五一”之前完成。革命博物馆举全馆之力投入此项工作。在工作方法上，因时间紧迫，决定将编写陈列计划、设计布置草图和陈列室施工的时间压缩。6月11日，《关于革命博物馆方针、任务、业务范围方案》率先指出革命博物馆的办馆方针、任务和业务范围要参照苏联博物馆的模式：“根据苏联有关表现党史有关博物馆的情况，如以列宁生平事业为中心、表现布尔什维主义形成发展、胜利历史的列宁中央博物馆及分馆，和以人民革命运动为中心的国立革命博物馆。我国的中央革命博物馆应介于上述两者的综合。因此，革命博物馆的任务及业务范围包括：用形象化的方式表现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向广大工农及人民群众进行党史——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针领导着中国人民在艰苦曲折的道路上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克服了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想，忠实地创造地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指导中国革命，终于获得胜利的历史。”（引自《关于革命博物馆方针、任务、业务范围方案》，1954年6月11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自11月10日至1955年2月初，在编印《党史画册》的基础上，根据中宣部编写的《陈列提纲》及中央部分负责同志对原陈列有关的意见，完成了全部陈列计划的初稿，以及“党的创立时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布置。

同时，在苏联专家维克特洛夫的帮助下，确定了陈列室的路线和障壁的六种色调，并按新的路线搭起了障壁架子。但是关于陈列内容方面，经过一再研究，觉得有些不完善，于是又提出三点修改意见：（1）将旧民主主义部分综合为党的创立时期的历史背景表现；（2）应着重表现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3）在各个历史时期适当增加国际、国内形势图。根据意见，已完成的陈列计划大部分要重新修改，原来设计的布置草图也要返工。2月中旬，又调出大部分工作人员参加“解放台湾展览会”工作，陈列工作不得不延后至“七一”完成。至5月初，完成全部内容审查和修改。6月5日，完成全部草图设计。现场布置在4月份以前已开始准备工作，4月底，一面布置“党的创立时期”，一面摸索经验，至6月15日完成全部的现场布置。恢复陈列的过程中，在不影响质量的情况下，充分利用了原陈列室的旧料，节省了不少开支。在形式设计方面，也得到了展览工作室的很大帮助。同时为了尽量加大陈列面积，以备充实陈列，除利用圆柱进行陈列外，按照《文物参考资料》（第38期）介绍的尺寸，将原有陈列柜减低16厘米，以使墙面向下移，改变过去墙面地区较高、影响视线的缺点。灯光问题也请专家吴华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与设计。

1955年6月18日开始，革命博物馆邀请了中央各部门、北京市委、各大学教研室负责人及历史学专家来进行审查，中宣部亦指定相关同志负责审查，一致认为此次复原陈列有所提高，但也存在不少缺点。

审查之后，主要对于此次陈列有这样的评价：（1）整个陈列大体上能够反映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中国革命发展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轮廓，以及中国革命的三个基本问题。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在整个陈列中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其中以武装斗争表现得较充实，统一战线也较联贯但是不充实，不突出党的建设既缺乏连贯性，又表达不足。（2）内容较前充实，重大事件基本上没有遗漏，普遍地补充了材料。如在五四运动一组，抓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相结合一点，补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中的论战，和共产主义者在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材料。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增加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和毛泽东同志在湖南领导工人运动的材料，以表现党成立以后，便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在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增加了关于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增加了白区战争和三年游击战争两个单元。抗日战争时期，增加了不少实物，特别是增加了表现国共两党两条路线斗争的材料。（3）陈列形式方面亦有所提高，每个时期的色调有变化，也调和。陈列路线上克服了过去往返曲折的缺点。灯光的设计和旧建筑大致上能调和。重点组单元及重点单元尚能突出，如论持久战，家具造型的突出，位置适中，文献、油画、雕塑配合得较好。又如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设计比较完整。总之，在风格和气氛上尚严肃大方（参见《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关于1955年恢复陈列工作总结”》，1955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同样，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也存在一定的缺点和不足。从内容上看，由于对内容研究这一环节抓得不紧，对整个陈列的思想体系，各时期、各组和各单元的中心思想及具体展品研究不透或根本没有研究，再加上干部的水平所限，因此，整体来讲，思想性还不够强，有的应着重表现的没有着重表现，或表现得不完整、不深刻。如党内外两条路线的斗争、土地革命、党的建设等即是如此，使中国革命的伟大、艰苦、曲折未能充分体现；某些材料选用得不够典型，不少组、单元的具体材料和所要表现的中心思想有距离，有的重点单元和材料也不突出；文字说明不够连贯和精练，内容和语法修辞还有很多错误；图表内容太复杂，形象费解；美术作品少，质量不高。从形式上看，由于统一领导和具体研究不够，各个时期负责具体设计人员的思想不够统一，致使有的镜框、说明框、语录颜色不够统一；有的组墙面挤；加之没有单元标题，因此显得零乱、眉目不清。

1955年8月至1956年6月，根据“以中国共产党史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史陈列”的工作方针和“在体系编排上、材料选择上更加严谨充实”的要求下，初拟对原陈列进行局部修改、补充，提高“革命史陈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1956年9月、10月接待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代表参观，11月底因修理陈列室暂停接待，前后共计有6556人审查参观）。后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逐渐展开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和修改。总体来看，这次修改无论在体系的编排上和在材料的选择、运用上，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更重要的是开始了对陈列进行科学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问题、摸索了一点经验。这次修改，虽然提出了“科学研究”的口号，但对什么是研究的重点、范围以及应该如何进行研究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因为缺乏经验，同时从整个领导思想到每个具体做工作的人员也还是缺乏明确的认识，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此口号贯彻得不够，有些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如对“以中国共产党史为中心的现代革命史陈列”的工作方针，思想上理解得不够明确，也没有加以研究；对整个陈列的目的性，各个历史时期和单元的中心思想要求，研究得也并不透彻。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陈列的质量。

综合此次陈列的修改，有所改进的地方是：（1）陈列的体系较原陈列严谨，能够比较切实地反映出历史的阶段和情况、眉目也能清楚；（2）材料较原陈列丰富，增加了一部分实物材料，对不恰当或不够准确的材料做了调整；材料的选择和组织也较为精炼、系统，大体上还符合于各个单元的中心思想要求，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陈列的思想性；（3）文字说明及语录等较原陈列简练，语录引言和结语选择较为中肯；（4）开始了对两条路线斗争表现问题的研究工作，并在这次修改中对此问题的表现有所改善。但陈列中尚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1）整个陈列的思想性还是不够强；（2）对各民主党派和各革命阶级在各革命阶段的作用，估计得不足或者表现得不够；（3）关于党内外两条路线斗争的表现问题，经过这次修改，虽有所改善，但基本上对此问题还未能很好地解决，还需要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4）关于历史人物像的出现问题，还是现在陈列中的一个大问题；（5）关于对中国现代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还缺乏较系统的研究和表现；（6）关于一些主要的典型的材料的缺乏，亦是这次修改陈列中的一个棘手问题；（7）关于对中国现代革命史陈列的分期问题，还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1956年6月26日，徐彬如馆长正式向文物局、文化部提交《审查党史陈列和开放问题的报告》，报告重点汇报了陈列经过数次修改后的情况：“这次陈列，在体系上比较眉目清晰了一些，在内容上、说明问题上也变明确了一些。同时，又补充了一些实物和文献。如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增加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相关的材料。在抗日时期增加了土地改革及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材料。并且注意了避免个人崇拜及罗列现象的缺点，尽量将人物与事件、实物与书面材料结合表现。”之后提出：“近几年来，我们经常接到不少的学校和机关来信，要求开放。特别在今年1月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以后，群众对于我们开放的要求更加迫切了。为此，我们希望这次党中央能指定或组织专人负责进行审查，以便再作进一步修改，然后在一定的范围内开放。在开放期间，再一边征集材料，一边不断地充实和提高。”（引用自《审查党史陈列和开放问题的报告》，1956年6月2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57年8月27日，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报告《关于所属革命博物馆的方针的意见》，其中建议将“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拟定名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未开放时仍称筹备处），以及拟出开放的步骤（第一步拟先将党史陈列部分稍加补充、修改、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陈列先行开放；第二步积极收集三年恢复阶段、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物资料，将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展出；第三步馆址解决后，将历史博物馆的旧民主主义部分移至革命博物馆陈列）。9月18日，中宣部向中央请示报告《转报文化部党组关于所属革命博物馆方针的意见》：“我们认为可以同意文化部党组所拟的方案。将陈列的内容由目前中共党史的体系，逐步扩展，将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等几个阶段都加进去。根据筹备情况，责成文化部党组负责审查后逐步开放。”10月18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批示：“拟予同意，但负责审查的，除文化部党组外，中宣部也必须负责复审一次。”[引用自《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请示报告》，（57）发文第708号，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周恩来总理除同意邓小平总书记的批语外，嘱告文化部党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料收集得差不多的时候，应即着手组织收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史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资料可以缓一步；并应根据已批准的方针，拟出具体实施步骤。

此外，革命博物馆中央大厅的美术设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更得到了广大美术家的支持。1959年6月26日博物馆召集会议，王冶秋副局长传达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对中央大厅美术设计方面的指示，并进行了讨论。出席会议的有蔡若虹、张仃、刘开渠、周令钊、黄永玉、张松鹤、罗无逸、王冶秋、徐彬如、罗工柳。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陆部长的指示：大厅美术设计要以表现和平和团结为中心思想。壁画被列为重点，并有以下几项决定：（1）两幅壁画以“世界人民大团结”和“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中心内容，7月初完成小稿，7月底定稿，8月底制作完成；由中央美术学院、工艺美术学院各支援助手1人，中央美术学院支援木工1人，革命博物馆派总务1人参加工作，创作所需木料向施工单位提出，博物馆予以协助。（2）马、恩、列、斯浮雕由张仃与上海方面联系，时间尽量争取提前，否则将影响施工单位安装。（3）大厅背面世界地图上34种世界通用文字语录“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改为“和平”；由张仃负责设计“和平鸽图案”；由革命博物馆负责搜集文字资料。（4）由张仃、罗无逸负责召集会议，把中央大厅美术装饰品所需材料、加工、安装等具体要求向施工部门提出，以便施工单位早日安排，以利于工作的顺利进行。

在全国美术家的支持下，至中国革命博物馆开馆前，已创作出一大批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作品。其中包括刘开渠的《战斗英雄董存瑞》、潘鹤的《艰苦岁月》等雕塑作品，侯一民的《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罗工柳的《毛主席作整风报告》、蔡亮的《延安火炬》、董希文的《开国大典》等油画，以及石鲁的中国画《转战陕北》、王式廓的素描《血衣》等经典美术作品。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