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永毅

卢永毅

1963年出生

1984年入学同济大学建筑系（硕士）

1987年入学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博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外国建筑史与现代建筑理论学科组责任教授

2008年全国高校精品课程

在同济求学，是一个缓慢的适应过程。有幸拜罗小未先生为师，走上西方建筑史教学之路。历史是学科宝库，从上讲台的第一天，求学从未停止。何为建筑史？为何建筑历史不是历史建筑，也不是社会发展史的注解，而归根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先生教学生涯中的深层思考，仍是我如今孜孜求索的问题。同济前辈智者云集，思想遗产远溢出我的认知世界。通过历史研究和文集编撰慢慢解读，也深感学术传承不依固化的范式，而是靠后人去领悟去拓展。纳新是同济的常态，不知疲倦地博采众长、滋养自己，历史教学也从不例外，课程计划总在未完成状态。开放的活力使一个人物或一种理论都难成神话，交流学习并消化于本土是关键所在。只是常觉路赶得太急，来不及沉到思想的深处。

当代中国建筑面临的挑战涉及生态、社会、技术、文化和市场等诸多方面，也反映于学科和职业自身状况。问题相互缠绕，难说哪个为之最。这里对建筑发展如何链接城市历史的问题发表管见。

中国近30年来的城镇化建设，是一段旷世的建造史，也是一部惊心动魄的拆除史。在现代化和进步观的强劲驱使下，众多城市经历着空前规模的除旧布新，在人类和平年代实属罕见。留存的建筑在大拆大建的浪潮里和不断重构的历史叙述中被重新定义，转换命运：文物、名人故居、风貌建筑、华丽转身的老场坊，或者是腐朽的旧弄老宅，甚至经济发展的绊脚石，等等。当“立新”不断赋予“破旧”以正当性的同时，不少有价值的城市物质遗存也在随之消失，白板（tabula rasa）式的旧区更新常常毫不迟疑地带走了富有活力的城市街区，也抹去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沉淀的历史记忆，包括一个地方的自然历史和地形学特征。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念的批判已有半个多世纪，而在中国的大部分城市中，“柯布西耶式”的居住区和商务区还在不断地无性蔓延。作为一种高效的动迁改造和城市美化运动，它呈现出经济活力和技术能量，但仍缺乏深藏社会文化关怀的创造性智慧，城市日常空间中的历史断裂和文化多样性的消退，恐怕是以往最激进的城市更新改造中也未曾有过的经历，而转变这种发展方向的普遍价值观和推动力尚待形成。

毫不否认，我国的城市建设和遗产保护成就卓然，历史建筑和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再生，为延续城市文化和激发商业活力都起到显著作用。然而戏说历史和滥用遗产的现象还是到处可见。在文化产业和旅游经济的驱动下，一种地方特征的定义往往是在厚重的城市历史中简单地裁剪和拼贴而成，甚至过熟的历史风格被反复复制以演绎某个古代盛世，于是乎遗产和伪遗产共同打造城市文化橱窗，这无异于另一种激进更新下的文脉断裂，损害的是城市的生命整体，是城市丰富时间结构中的场所记忆，以及因此积淀的文化多样性。每座城市“无一不是时间的产儿”，也无一不是社会的有机体，在当今社会，遗产保护的多种力量正在迅速成长，而相应的公共领域和实践机制仍有待培育。

20世纪初以来，现代中国建筑学的发展一直伴随着传统建筑文化能否延续的危机感，文化失忆的经历更是沉重。文化不是自明的（self-evident），保持文化独特性的途径总是回到历史传统，这一点与以往并无本质差异。在全球化的当代，文化的危机感在新技术和国际市场竞争的冲击下再度呈现，不同的是，从历史中寻找文化特性的努力，已渐离抽象的国家概念而走向多元的地域文化。在新的探索进程中，仍有必要对一些可能难以超越的思想局限有所意识。首先，我们很容易选择性地将历史阶段的局部文化价值，诠释为一个文化的典型模式，比如有些城市只谈大唐或宋朝的繁盛，有些城市只见租界时期的繁荣，其最终湮没的，仍然是城市在时间结构中的偶然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忽视时间和地域去定义一种有别于他者的中国建筑学或中国建筑文化，其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进而，在强调文化独特性时，也不应忽略外来影响，因为没有绝对的纯文化。正如近现代中国城市发生的文化交流与文明嬗变，已经无可否认地成为我们城市自身文化的一部分。最后，文化在历史演进中形成，“每一种文化只能依附于他自己的真伪善恶的概念”而存在，因此，作为理想的文化模型，只能通过特定社会制度的内在价值为人所知。这样，如果我们仍将从历史中定义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当代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文化一定不仅作为象征符号得以延续，而是要在当下的社会结构和真实生活中显现价值。

为此，期待发展一种服务于本土的城市建筑学，而建立城市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关键起点。□

LU Yongyi

1 《建筑理论的多维视野》

2 《工业设计史》

3 《谭垣纪念文集》

4 《黄作燊纪念文集》

5 《建筑与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