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米亚：一个外国学者带来的启示读《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马青云

赞米亚：一个外国学者带来的启示读《逃避统治的艺术
——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

□ 文 / 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马青云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是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在2009年出版的新书。这本书围绕一个叫“赞米亚”的新概念展开，对我们研究、认识中国西南民族有一定的启示。

《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是美国学者詹姆士·斯科特研究东南亚的名著，2016年被反应越来越快的中国人类学者翻译出版，并被列入三联书店著名的“学术前沿”系列，出版以来，受到各路学者追捧。这本书的作者虽然离我们比较遥远，但他研究的地区和思考的问题，却距离我们很近，所以，颇值得在这里介绍一二。

要理解这本书，并把它讲得浅显易懂，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首先，这本书本身，从体例上，在西方知识界，也是有些“大逆不道”的，因为它并不是一本老老实实的关于东南亚的民族史或者民族志。另外，这种体例上就野心勃勃的书，自然也要有些惊世骇俗的言论，而对这些言论，我们大多数读者，应该一时还难以消化。

说这些，是有点要推卸责任的意思，也就是说，下面我要做的介绍，不能保证万无一失。所以，我要说一句出版商爱听的话：买一本自己看吧，这样就不会道听途说了。

“赞米亚”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

对我们要解读的这本书，赞米亚（Zomia）是一个关键词。这个词，绝大多数人一定很陌生，因为这个词是一个“零零后”（被发明的时间大约2002年）。最初创造这个词的是荷兰学者威廉·冯·申德尔 （Willem Van Schendel）。这个词出现之后，只有极少数人使用，而其中就有斯科特这号狂人。

赞米亚（Zomia）这个词，虽然是学者们的无中生有，但它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依据。这个词据说来源于印度、缅甸与孟加拉三国边境地带的钦—米佐—库奇（Chin-Mizo-Kuki）语言，其中Zo是一个表示关系的词，意为“遥远”，而Mi则意为“人”，Mi-zo或者Zo-mi指的是“遥远的山里人”。

在实际的使用中，赞米亚被斯科特用来描述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从地理上看有比较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赞米亚（Zomia）是一个新的名字，包括了从越南中部高地到印度东北部地区的所有海拔300米以上的地方，它横括了东南亚的5个国家（越南、柬埔寨、老挝、泰国和缅甸），以及中国的4个省（云南、贵州、广西和四川）。其面积有250万平方公里，居住着1亿少数族群人口，他们的族群错综复杂，语言多种多样。”斯科特如是说。

斯科特这个定义，看上去是很清楚，但各种信息一综合，就发现很容易上当。

实际上，赞米亚一词，并不是一个纯正的区域概念（比如二战之后出现的“东南亚”这样的词汇），而应当在区域概念之上加至关重要的限定——海拔300米以上。所以，勉强可以说，赞米亚地区就是上述提及的5个国家与中国西南4省的高山地区（高地或者山民，同时也对应着山地民族）。而至于这个区域的面积、人口，则斯科特这里说的可能未必靠谱，因为一个所谓逃避统治的地区，无论如何是很难被国家机构真正统计到的。

“赞米亚”与“藏彝走廊”PK

赞米亚这一概念，地理层面的内涵只能说到这里，下面要说说它其他方面的内涵。

对大多数读者来说，一个突然冒出来的高深词汇，常常酿成脑洞大开的悲剧。所以为了补一下脑，我们先拉出一个熟悉的概念。

“藏彝走廊”，这是费孝通先生在30多年前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目前已经广泛用于学术研究，所以即使是大众媒体也都清楚这个概念。比较而言，藏彝走廊跟赞米亚有一些相似之处。第一个相似，是它们都是为了研究民族或历史而创造的新词；第二个相似，它们都看到了单个地研究某一民族存在诸多问题，所以想打破这个框框，走一条不寻常的路。

关于第二点，尤其要重点介绍。“民族学者或者人类学者是干什么的？”“他（她）是研究某个民族的。”这个我虚拟的对话，我们已经视为理所当然。其实，这不是实情，但却反映我们某些陈旧观念。

我们见到市面上关于民族的研究，绝大多数都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研究。这个研究思路，有它的优点，但缺点也明显。对于它的缺点，费孝通先生曾经有过批评。他认为：“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研究”，造成的不良后果是，只看见个体而看不见整体，只看见某个民族，而看不见各民族的交往、互动，当然也就看不到中华民族这个整体。

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费孝通先生在晚年创造性地提出了“藏彝走廊”概念，主张从一个区域的角度（虽然这个区域只是一个条块，但已经包含了若干民族），研究中国的西部民族。关于这个研究思路的价值，已经有很多现成的描述，我这里不展开。回到赞米亚这个概念，有上述的铺垫，我们理解赞米亚概念的意义就容易多了。

作为研究对象，赞米亚是一个区域，这个区域内有若干的民族，甚至还有若干国家（这点赞米亚比藏彝走廊走得还远，我们后面再解释）。如果按民族史（或者国别史）的传统研究方式，在赞米亚这样大的区域，学者们很容易会发现各个民族或者国家的不同，因为民族学者为了研究某个单一民族，经常有意无意夸大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边界和区别。但斯科特用区域研究的思路，却会有不同的发现。他在赞米亚这样一个跨越国际的疆界内，看到了山地民族的共性。而这个共性，就是《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的中心议题。

比如说，在文字方面，山地民族通常都没有文字；在种植粮食作物方面，山地民族通常都种植玉米和土豆而不是水稻；在税收方面，山地民族通常都不用交税；在跟国家的关系方面，山地民族通常都会更有反叛精神，更不容易被管理，当然正如前文已经反复讲过的，山地民族还有共同的生态背景，即居住在交通不便的山上（斯科特在书中说是海拔300米以上的山区）。

这些斯科特所寻找或者构建的共性，被他用雄辩的方式加以证明，这些论证或者论据，就构成了这本37万字著作的若干章节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对我们今天思考中国或者云南，都有不同程度启发。

“没有历史的民族”如何写历史

有一个圈外不一定知道，但学界几乎达成一致的共识：国家被习以为常地当成历史书的主角，这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民族或者区域文化的一个障碍。

这个道理不难懂。我们用娱乐圈的方式来分析，做主角是极好的事，因为他获得的若干好处里就有一条是碾压一切配角。当历史书（挺像剧本的）把国家塑造成主角时，那些跟国家对着干的“角色”，就自然免不了被抹黑（学术语叫“妖魔化”），而且他们通常不会有好结果。

斯科特定义的赞米亚的山民，大多数在历史上没有建立过自己的国家，在各个王朝的剧本里通常都是配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的历史是不完整的。王朝国家，不能给他们写历史，这不单单是王朝国家的统治者缺乏“民族平等”的观念，也因为这些民族并没有成为王朝国家直接管理的臣民。所以，他们要么像斯科特描述的那样是无政府主义者，躲进山里，完全逃避国家的统治，要么像中国古代常见的那样，由土司进行统治。

说到这里，要表扬下斯科特了。赞米亚这个概念的发明，以及斯科特身先士卒的阐释和论证，为我们描述这些民族的过去提供了不少的理论和经验。

尤其是理论层面，启发性会更大。我们知道，斯科特说把赞米亚的范围扩大到中国西南四省，但他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真正对中国西南进行具体研究，书中提供的顶多是间接经验。而支撑斯科特理论阐述的素材，则主要来源于东南亚，这是他游历过的地方，也是他最为熟悉的课题。这一点意味着赞米亚概念如果要具有更大的说服力，需要中国历史素材的支撑。

因此，从积极角度讲，中国西南那些被历史文献所忽略的民族的研究，像布置的作业一样，已经被斯科特写进了《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

去除我们头脑中的“紧箍咒”

前面留了一个尾巴，这里要集中讨论一下，就是关于“赞米亚”与“藏彝走廊”这两个概念某一方面的不同。这个不同，简单说就是赞米亚这个概念跨越民族—国家的疆界，其视野比藏彝走廊还要开阔。

我在云大听民族学者何明教授讲过这个观点。他说，藏彝走廊这样的概念，尽管已经把民族研究扩大为西南区域的研究，但却仅局限于中国。而这与事实有违，因为就拿民族的迁徙来说，古代民族的迁徙，不会因为今天的中国国界就停止脚步（云南有那么多跨境民族，这不难理解）。相对而言，赞米亚的研究横跨若干东南亚国家，是对我们过去研究思路的一个补充。

这两个概念的异同，牵涉到一个当下的热门话题，就是关于学术研究要不要突破民族—国家的疆界问题。民族研究或者历史研究，通常都有一个无形的紧箍咒，那就是民族—国家。因为今天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深受民族主义影响，而学者的研究，通常会有意无意印证这种民族主义，因而把国家的疆界视为学术的疆界。这个做法，就好比有些州市上文化研究者，常常只研究本地区的民族或者文化（尽管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民族或文化现象），而同样地，一个省的学者也有意无意以本省为中心看待民族或者文化问题。

突破民族—国家的疆界对我们知识、视野和想象力的束缚，其实并不是多么遥远、多么学究的事情，在经济、政治领域，这样的尝试早已进行了。近年来中国国家层面的许多战略，比如 “一带一路”等，无一不是对民族—国家疆界的突破。在超越国家疆界的广泛的区域内，寻找和构建共识，是当下的学术研究获得活力的方式，也是中国未来需要思考和正视的议题，而可以直接或者间接，从《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获得启示。

（责任编辑 赵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