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P模式在邮轮港口开发运营中的应用：研究回顾与展望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张 蕾　张言庆

PPP模式在邮轮港口开发运营中的应用：研究回顾与展望

青岛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张 蕾张言庆

在我国邮轮旅游迅猛发展及市场化进程不断深化的背景下，PPP模式将成为新时期我国邮轮港口开发运营模式的常态。因此，通过文献系统分析，总结出我国邮轮港口PPP模式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规律，对于今后的研究取向及我国邮轮港口运营效率的提升意义重大。目前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港口PPP模式的概念性介绍、港口PPP项目的融资管理、风险管理、（邮轮）港口PPP项目的合约管理、（邮轮）港口项目评估及项目成功的影响因素等五方面。

PPP模式；邮轮港口；开发运营

一、引言

随着国际邮轮旅游市场向亚太地区的倾斜及政府的支持，我国邮轮旅游迅猛发展，已经成为亚太地区邮轮发展的中心。据中国交通运输协会邮轮游艇分会统计，2015年我国邮轮旅客出入境2 480 454人次，同比增长44%。［1］在市场带动、产业拉动及政策推动下，我国沿海很多港口积极涉足邮轮接待和服务业务，掀起了一轮邮轮港口开发建设热潮。

国内港口在向邮轮接待业务拓展中，一方面面临着如何建设符合国际标准且高效适用的码头，如何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和服务，选择何种有效的经营模式等问题，另一方面面临着较大的投资成本和投资风险。根据加勒比海地区和地中海地区等国际上邮轮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邮轮港口开发运营经验和现状，政府主导的投融资和运营模式难以适应邮轮业务接待和需要，越来越多的邮轮港口采取公私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以下简称PPP）模式进行邮轮港口的开发与运营。

引入PPP模式，既有利于吸收私营企业资本，降低财政压力，又能引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提升投资运营效率，特别是当引入的私人方是邮轮公司时，更能保障邮轮港口稳定的业务量和高效的运营。同时，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PPP模式也日益成为我国包括交通在内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开发建设的新常态。但我国无论是邮轮港口的开发运营还是PPP在邮轮港口中的应用都处于初级阶段，相关研究非常匮乏。因此，对PPP模式应用于邮轮港口的开发运营中的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纯粹针对PPP模式在邮轮港口开发运营中运用的研究较少。因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时，借鉴了一般港口采用PPP模式进行开发运营的相关研究文献。此外，鉴于港口民营化以及地主港与PPP模式的内在一致性，因此相关研究也纳入分析范畴。

基于以上，本文系统搜集梳理了2005年至今国内外PPP模式在港口尤其是邮轮港口开发运营方面的研究成果，揭示了PPP模式应用于邮轮港口开发运营的内涵、应用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以期对我国邮轮港口的研究与实践提供借鉴。

二、文献总体情况

笔者通过输入港口和邮轮港口公私伙伴关系及含义相关的中英文词汇（地主港、港口民营化等），对知网和万方以及Science Direct、Web of Science和Spring Link三大外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共检索到2005至2015年直接相关文献24篇。外文文献14篇，中文文献10篇，其中PPP模式直接应用于邮轮港口的文献6篇，其余文献18篇。

总体上，现有研究主要以博弈论、关系型合约以及产权关系等为理论基础，案例地一般为地中海和北美洲等邮轮产业发达区域，但近几年对东亚、拉丁美洲研究逐渐增多。国外以实证研究居多，以定量分析为主，重在探讨PPP模式应用于港口和邮轮港口的效率及影响因素，多采用数理统计分析、数据包络分析（DEA）、随机前沿分析（SFA）等方法；国内以理论探讨居多，以定性分析为主，重在分析国外PPP模式在港口和邮轮港口应用的经验以及对我国的启示。

从研究内容上看，对非邮轮港口应用PPP模式的研究居多，少量文献探讨了PPP模式在邮轮港口开发运营中的应用。前者研究内容可分为5大部分：港口PPP模式的概念性介绍，即对港口民营化和地主港模式内涵和外延的理解（7篇）；港口PPP项目融资管理（3篇），如港口PPP项目融资可行性分析；港口PPP模式合约管理的内容（2篇），如激励机制在合约管理中的体现；港口PPP模式风险管理（2篇），如港口PPP项目风险识别与分配；港口PPP项目评价及影响因素（4篇），如不同管理模式的港口技术效率的横向对比。后者研究内容集中于合约管理（3篇）、邮轮港口PPP项目评价及项目成功影响因素（3篇）等方面。

虽然邮轮港口应用PPP项目的研究文献较少，但在邮轮港口和非邮轮港口的开发运营中存在很多相通的地方。因此，非邮轮港口的PPP模式应用和邮轮港口的PPP模式应用对于当前我国邮轮港口开发和运营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三、PPP的内涵

PPP模式可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收费公路建设计划和私人供水项目。到19世纪，私营部门在部分传统公共项目中逐步取得特许经营权，“铁路热”成为当时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标志。真正意义上PPP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归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思潮，即强调公共管理要提高效率，市场化，政府要对政策结果负责。［2］到90年代，在大力推进民营化过程中，英国政府率先提出PPP发展政策，并积极采用私人融资计划PFI（Private Financing Initiative）。之后，PPP模式逐步在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推广。进入21世纪，PPP的理念逐渐在全球扩散，众多发展中国家也开始引进PPP，PPP模式的内涵也不断丰富。

德国学者Norbert Portz认为，不同PPP项目中的PPP内涵是不一样的。［3］正因为如此，PPP至今尚无公认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对PPP的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PPP泛指介于完全由公共部门提供和完全由私人部门提供之间所有的公共服务提供的方式，狭义上的PPP仅指融资模式的总和。［4］定义虽不同，但所有类型的PPP模式存有四点共性，即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合作参与、应用对象为公共产品或服务、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5］本文在把握PPP模式四点共性的基础上，以PPP广义定义为基础，认为PPP模式不仅是一种融资模式，更是一种运营管理方式。

各国处在PPP不同发展阶段，加之国情不同，针对具体的项目会采取不同的PPP模式。目前，PPP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即外包类、特许经营类和私有化类。［4］在我国，PPP模式被称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更多地理解为资源配置的第三种方式，由于我国在公共服务的外包和私有化上存在较大的争论，PPP模式在我国实践中大多采用特许经营的方式。

总体来看，按照项目管理的思维，PPP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基本按照项目可行性、项目招标、项目建设、项目运营、项目移交以及项目评估的步骤进行，具体如图1所示。本文对文献进行归纳整理时，也是按照图1所示的PPP项目的运作过程开展的。

图1　PPP项目运作过程图

四、PPP模式在港口和邮轮港口开发运营中的应用研究

（一）港口PPP模式的概念性介绍

起初，港口PPP模式一般称为港口民营化和地主港模式，三者具有内在一致性。本部分主要对港口民营化和地主港模式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解读。

20世纪初，私有化浪潮的背景下，以政府为主导的港口开发运营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港口对进步技术和专业管理的诉求急剧迫切，财政压力不断加大，港口民营化逐渐提上日程。［6］对于港口民营化内涵的理解，朱莺（2010）认为可从三个层面上把握，其一是所有权上，港口民营化是所有权的转变，由公到私；其二是市场结构上，由垄断到竞争；其三是政策上，由严格限制到放松规制。［7］具体来看，在民营化过程中，港口开发运营的三大主体，即港口土地所有者、港口规制者、港口运营者，都可以单独或共同由私营部门担任。［6］李南和郑忻鹿（2007）以哥伦比亚港口民营化改革的案例对港口民营化进行了深度解读，其针对哥伦比亚港口改革的背景和实践经验，总结出港口民营化改革中须重视法律规制、产权制度、竞争机制的调整完善。［8］柳学信等（2009）以我国港口民营化改革为例，认为我国港口推进民营化需要加强港口产权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取消民营资本投资港口的进入壁垒，同时加强监管以及相关配套改革及制度措施。［9］地主港模式是指政府通过出售、转让或者租赁，将港口的服务或经营权私有化，从而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其中政府拥有港区岸线、土地以及基础设施等的所有权，其并不完全将港区开发管理交由私营企业，而是在其对港区统一规划后，将符合建设码头等条件的岸线、土地租赁或出售给私营企业。［10-11］刘嘉娜和李南（2005）以唐山港京唐区为例，从公私合作的角度，阐述了地主港建设模式的优势，并从法律制度、土地资源、模式推进的渐进性等方面提出相关建议。［12］

（二）港口PPP项目融资管理

融资管理是港口PPP项目的重点，但目前来看并非研究的热点。此方向的研究集中于以PPP模式进行港口融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研究。［13-14］方素娟（2009）从我国港口投融资现状入手，总结了当前我国财政对港口建设投资小，但港口资金需求大，融资渠道不通畅等问题，借助香港迪士尼融资项目，分析了PPP模式在港口投融资中的可行性，最终提出我国港口建设应用PPP模式时，政府应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并组建专门的政府投资部门，依托港口经济属性确定投资主体，做好PPP项目的前期准备和后期管理，拥有明确问责制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行。［13］孔凡和许长新（2014）结合众筹模式以及地主港管理模式的特点，针对我国港口建设融资不足的现状，提出基于众筹的地主港式港口投融资模式，并探讨了该方式融资的可行性与风险。［14］Liu Wei等（2014）对PPP投融资的定义、优势、在港口中一般应用过程以及应用障碍等方面进行了解读，最终指出PPP融资模式在我国港口的应用前景较广。［15］

以PPP模式进行港口融资仅仅是PPP模式运用的步骤之一，PPP模式并不等同于融资方式。PPP模式对于吸收社会资本、缓解财政压力具有积极作用，但港口开发运营所需资本巨大，PPP模式应用于港口时须特别注意融资风险问题。此外，对于邮轮港口PPP项目来说，相比研究融资必要性，如何吸引私营企业参与PPP的研究更具现实意义。显然，目前研究集中于宏观层面的把控，对细节问题认识不足，尚未把握（邮轮）港口PPP项目融资的关键所在，对于实践指导作用较小。

（三）（邮轮）港口PPP项目合约管理

特许经营是PPP模式应用于港口的最主要形式。特许经营期限的制定和运营效率的保证是（邮轮）港口PPP项目合约管理的主要内容，也是当前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认为，因信息不对称而引发的道德风险是影响港口PPP项目特许经营效益的主要因素。［16-20］因此，现有研究主要以特许经营协议（合同）为研究对象，从特许经营期的计算及合约条款的制定入手，围绕如何克服道德风险、提升（邮轮）港口开发运营效率开展。

特许经营期限的长短与公私双方的投资回报息息相关，如何节约交易成本，制定最优特许经营期，实现公私双赢是特许经营期研究的关键。目前合约期的计算主要使用Fuzzy-Delphi、Fuzzy multiobjective、MC-PDM、MCS-bargaining game theory等方法。［17］这些方法各有优劣，Nunzia等（2014）归纳了当前计算特许经营期方法的不足，即未权衡公私双方利益，仅就经验而定特许经营期限，如某些计算方法仅以特许经营期内能够让私营企业收回成本及获得合理利润为原则，并不考虑特许经营期应在哪个时刻结束才是对双方最为合理。［17］基于此，其提出了一种实现公私部门双赢且公平分担风险的最优特许经营期计算方法：在保证项目累计现金流净现值不小于0、不低于私营企业预期最低回报率、不大于公共部门设定的最大回报率的前提下，利用蒙特卡罗模拟来考虑风险及不确定性，最终确定最优特许经营期。［17］在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Nunzia等（2014）以巴里邮轮港BOT项目作为实证案例，验证了该计算方法的有效性。

在PPP项目中道德风险问题不可避免，其贯穿于（邮轮）港口PPP项目的各个阶段。公私双方为了降低道德风险对项目造成的不利影响，需加强对合约内容的管理，尤其需注重激励机制在合约管理中的应用。［18-20］Theo Notteboom（2006）依据港口PPP合约的具体内容，发现特许经营期限、港口吞吐量、特许经营费用、特许经营政策等与港口开发运营效率息息相关，并且合约中基于博弈论的激励机制可以有效抑制道德风险。［19］Grace W.Y.Wang（2014）等从博弈论的视角，利用需求价格弹性阐述了港务局和邮轮公司（港口运营商）因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道德风险问题，若市场需求价格富有弹性，即邮轮乘客对价格异常敏感，（邮轮）港口运营商为了获取最高利润，会通过提升港口基础设施和服务质量，促使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反之，邮轮游客非价格敏感，（邮轮）港口运营商最可能的表现就是付出最小的努力，同时提升价格，获得最高利润。［20］Grace W.Y.Wang等（2014）以德克萨斯州的加尔维斯顿港为例，阐释了港务局与邮轮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并进一步分析了合约中的激励机制。加尔维斯顿港为扩建1号和2号码头邮轮服务设施、扩大服务范围，其港务局分别与嘉年华邮轮公司和皇家加勒比国际邮轮公司签订特许经营协议。港务局负责出资，邮轮公司负责建设运营。政府通过要求邮轮公司更换更大吨位的邮船、不同航程的邮轮最少停靠次数、最低乘客保证、最低乘客费用等来保证项目的效果。邮轮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停船收入（包含船只停靠费、游客入港费等）的回扣，回扣率会根据停船收入而定，总之，停船收入越高、回扣率越高，邮轮公司的收入也就越高。［20］最后作者强调，因邮轮港口相关业务的特殊性，因此在借鉴非邮轮港口PPP项目时，从租赁方案的选取、招标过程、协议内容的具体制定都不能完全复制。［20］此外，还需特别注意三点：第一，对于政府而言，其合作主体不同，激励机制也不同，须根据合作主体的性质，具体制定激励机制；第二，成本问题；第三，邮轮港口PPP模式的普适性，不同的宏观环境下，PPP模式具体操作必定不同。［20］

（四）（邮轮）港口PPP项目风险管理

PPP模式融资结构复杂，参与主体多样，不确定性因素众多，邮轮港口项目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因此，风险管理对于邮轮港口PPP项目至关重要。风险管理贯穿于邮轮港口PPP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需公私双方共同对项目风险进行识别、防范规避及分担。根据不同标准，PPP项目的风险可划分为不同类型：Li et al从层次角度将PPP项目风险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Grimsey和Lewis从内容角度将其分为技术风险、建设风险、运营风险、收益风险、财务风险、不可抗力风险、监管/政治风险、环境风险、项目违约风险等九大风险。［21］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上对港口PPP项目进行风险识别、防范与规避。［22-23］Ma rí a Cabrera等（2014）探讨了经济危机下，风险识别、分配及规避的重要性，并以西班牙港口的PPP经验，得出并非所有的PPP项目都是成功的结论，PPP项目在给港口发展带来生机活力的同时，也会产生不利影响，比如某些港口PPP项目因投资不利、经验不善、风险权责不清等因素造成重大亏损，公共机构不得不为私营部门买单。［23］因此，PPP项目投标过程中就需明确风险分配，若未在合同中明确规定，后期则可能出现超支、项目延迟、双方再协商等造成交易费用提升的情况。［23］此外，邮轮港口PPP项目建设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把握宏观环境的变化，如经济危机、港口供需状况等就显得异常重要。［22-23］

（邮轮）港口PPP项目风险管理的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把握，缺乏系统性、细致性的研究，风险管理对于保证项目目标的实现至关重要，但从目前来看，无论是研究还是实践的重视都远远不够。（邮轮）港口PPP项目风险管理贯穿整个项目，是双方共同的责任，需明晰双方风险权责，以系统思维识别、防范规避风险。

（五）（邮轮）港口PPP项目评估及项目成功的影响因素

（邮轮）港口PPP项目以效率是否提升为其主要衡量标准，针对邮轮港口而言，效率主要以客流量的形式呈现。文献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利用数据包络分析和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依托邮轮港口的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横向与纵向的分析，探讨PPP模式是否对邮轮港口效率的提升有积极影响。［24-27］Kevin Cullinane等（2005）通过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数据包络分析，发现私营部门在港口的参与和港口效率的提升未呈现显著关系。［25］而Peter F.Wanke，Carlos Pestana Barros（2015）采用两阶段的数据包络分析对巴西27个港口的规模效率进行评价，结果显示PPP模式对巴西港口中的规模效率的提升有积极影响。［26］Assunta Di Vaio等（2007）以地中海区域12个不同运营模式的邮轮港口为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及随机前沿分析，以每年邮轮客流量为因变量，从泊位的物理性特征、港口基础设施建设、港口邮轮服务方面，选取了泊位数量、泊位总长度、泊位最大长度、泊位最大深度、办理登船柜台的数量、电梯的数量、自动扶梯的数量、移动过道的数量、邮轮码头总面积以及专为邮轮乘客提供服务的楼层数等10个自变量，分析了3年内各个港口技术效率的变化，结果显示，有效管制下，完全由私营部门管理或由其占主导的公私合作管理、完全由公共部门管理或由其占主导的公司管理下，邮轮港口的技术效率都得以提高。［27］

与（邮轮）港口PPP项目其他方面的研究相比，其影响因素方面的探讨相对丰富，既有宏观因素的探讨，也有微观层面因素的研究。Francesco Parola等（2013）根据2002—2010年集装箱码头PPP项目的相关资料，从私营部门特征（如市场经营、商业模式）、外部因素（国家经济发展、市场开放度、政府效率以及市场集中度）以及项目因素（项目规模、伙伴参与数量等）分析了集装箱码头PPP项目成功的影响因素。［28］Photis M.Panayides等（2014）探讨了机制因素对港口中公私伙伴关系成功的影响。从港口PPP成功的定义出发，将PPP条款的吸引力（私营部门的参与度）、PPP项目的市场竞争力（港口吞吐量排名）定为项目成功的主要标准（因变量）。［29］以48个发展中国家的161个港口PPP项目为研究对象，依托Daude和Stein建立的制度框架，结合政府治理和经营指标视角选取话语权、问责制、政府效力、管制质量、市场开放性、创业的容易度、合约实施制度、保护投资者制度等7个自变量。［29］以各国经济状况等为控制变量，运用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显示机制因素中管制质量、市场的开放性、创业的容易度以及合约的实施制度对港口PPP项目的成功有积极影响。［29］Geoffrey Aerts等依托相关文献资料以及自身经验将70多个关键成功因素归为经济、金融、法律、政策、程序、社会、结构以及技术等大类，以问卷形式对（邮轮）港口PPP项目的利益相关者（包含港务局、港口运营商、财团、咨询公司、建筑公司等）进行调查，在数理分析基础上，对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代表进行访谈，最终发现（邮轮）港口PPP项目八大关键成功因素，即严谨且具体的特许经营权协议、合理的风险分配与承担风险的能力、项目技术的灵活性、伙伴方的承诺、具有吸引力的金融方案、双方明确的责任、强大的私人财团、具有现实意义的成本/利益评估。［30］

（邮轮）港口管理模式仅是影响其效率的因素之一，从港口开发运营模式到区域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都会影响（邮轮）港口效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尚且无法确定PPP模式对（邮轮）港口效率的贡献，只能肯定私营部门的参与会给（邮轮）港口项目带来资金、技术、管理，增添活力，促进（邮轮）港口的发展。

五、总结

“十三五”时期，我国邮轮旅游将迅猛发展，港口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众多沿海港口纷纷拓展与完善邮轮接待服务。港口改革发展强烈依赖于巨额的资金投入和创新的经营模式，应用PPP模式成为（邮轮）港口开发运营的必然趋势，在推进PPP模式应用于邮轮港口过程中须注意以下几点：

（1）深入推进PPP模式应用于邮轮港口前，须加快完善我国法制化和制度化建设，为邮轮港口PPP项目的可持续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环境。邮轮港口PPP项目涉及主体多，环节多，持续时间长，营造法制化、制度化的氛围，明晰各参与方责任，有利于加快我国邮轮港口PPP项目的实施。

（2）邮轮港口PPP项目发起前，须进行充分的可行性分析。并非所有（邮轮）港口PPP项目都是成功的，也并非所有的邮轮港口的开发运营都适用PPP模式。PPP模式的应用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制度环境以及此公共服务项目是否可以应用。

（3）邮轮港口PPP项目招标阶段，融资管理和合约管理异常重要。招标阶段加强融资结构和融资成本管理，做好各阶段预算为后期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合约管理角度，从协议编制到竞争性程序再到签署协议，须明确缔约双方责任，缓解道德风险问题及降低不确定性的同时，避免后期因条款内容不适再协商造成交易成本上升。此外，还需避免徇私舞弊现象的发生。

（4）在邮轮港口PPP项目实施过程中重视项目的风险管理。风险管理贯穿邮轮港口PPP项目整个生命周期，无论哪个阶段未能识别风险、明晰参与方责任，都可能造成项目延期、超支，甚至中止。尤其在邮轮港口PPP项目实施过程中，在明确风险分配问题的同时，更需时刻把握宏观、中观、微观环境的变化，降低项目发展的不确定性。

（5）探寻科学化的邮轮港口PPP项目的评估方法，建立完善的（邮轮）港口PPP项目库。公私伙伴关系的结束，并不意味着邮轮港口PPP项目的结束，还需加强对邮轮港口PPP项目的评价及信息管理，为之后的实践和研究提供研究资料。

虽然已有文献对我国邮轮港口PPP项目的开发运营有了一定的指导作用，但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整理及邮轮旅游发展前景的分析，本文认为学者应加强对邮轮港口PPP项目融资管理、风险管理等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更加细致深入地分析邮轮港口PPP项目的相关问题，从微观层面上进一步指导邮轮港口PPP项目的开发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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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176/j.cnki.21-1284.2016.08.002

张蕾（1992—），女，硕士研究生，E-mail：spencer_z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