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分析

徐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　430073）

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分析

徐玮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3）

利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湖北4个县市为例，分析了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家庭生计策略。研究发现由于子女数量不同，相比子女较多的农户家庭，子女较少的农户家庭生计策略呈现出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生计多样化程度较高以及子女外出务工人数较少的特点，这是子女较少农户为兼顾降低家庭脆弱性和提高家庭收入所做出的适合自身的生计策略。本文还发现，随着父母年龄的变老，子女较少的农户存在潜在的生计隐患。据此，本文提出了提高农户生计资本、以及政府帮助降低农户家庭脆弱性的政策建议。

可持续生计；子女数量；生计策略

一、研究背景

可持续生计方法是一种理解贫困原因并给予多种解决方法的集成分析工具，提供一个以人为本，考虑发展目标、范围和顺序的思考方式[1]，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得到各国学者的开发和重视。可持续生计方法将人放在发展的中心位置，让人们充分参与，并尊重和理解他们的生计行为[2]。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总是预想农户家庭会采用什么样的生计策略，并草率地帮助他们提高利用这些生计策略的机会。但可持续生计方法与此正相反，它努力地去理解农户家庭选择这些生计策略的原因，从而强化影响生计策略的积极因素，减少负面影响，改善农户家庭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生计方法在中国的运用，国内很多学者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研究[3，4]，但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生计资本的评估上，关注生计策略的研究才刚起步。黎洁、李亚莉、邰秀军、李聪比较了西部贫困退耕山区农业户和兼业户的生计策略，发现兼业户家庭生计策略更加多样化，抗风险能力更强[5]。李翠珍、徐建春、孔祥斌比较了不同资源禀赋的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差异，发现资源禀赋低的家庭非农收入较高[6]。史俊宏、赵立娟则比较了内蒙迁移农户与未迁移农户的生计策略，发现迁移户的生计策略更加多样化、面临的风险更少[7]。这些研究主要从生计模式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生计策略，还没有从子女数量的角度分析生计策略。生计模式是一种基于家庭外部的观察视角，因此我们从子女数量的角度分析，有助于我们从家庭内部理解农户家庭的生计策略，并提出有利于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建议。

二、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可持续分析生计框架是一个运用可持续生计分析方法，帮助我们理解农户生计的分析工具。当前国外研究者和组织提出了多个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A.Bebbington提出的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综合分析农户生计、脆弱性和贫困的框架[8]，美国非政府组织CARE提出的以基本需要和权利为基础的生计活动以及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提出的基于原则的可持续生计活动等。其中尤以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最为出色并被大多数的国际组织所采用，因为这个可持续分析框架具有为发展和贫困研究提供一个重要问题的核对清单、提醒人们关注关键影响和过程以及强调影响农户不同因素之间互动作用等独特之处[9]。DFID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把农户家庭看作一个脆弱性背景中生存的对象，为了应对潜在的外部风险，农户家庭对自己所拥有的生计资本进行不同的组合，从事不同的生计活动从而形成不同的生计策略，得到相应的生计结果这个过程受到各类生计资本的可及性以及社会、环境和制度等外在因素的制约[10]。

在DFID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拥有不同生计资本的家庭通常拥有不同的生计策略，并形成有利于自身家庭生计安全的生计结果。生计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以及金融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更好利用其它四种资本的“组织资本”。人力资本水平取决于家庭实际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随家庭规模的大小、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健康状况以及与家庭联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由于子女数不同，以及进一步导致的对子女教育投资、健康投资以及外出安排等其它多方面的不同，家庭实际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也是不同的，家庭人力资本就存在较大差异，并导致家庭所选择的生计策略亦存在差异，最终形成各自有利于自身家庭可持续发展的生计结果。那么，这个生计策略的差异是否存在，有待于我们下一步的检验。

三、研究概况以及指标设置

（一）调研说明

本次调研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人口与发展中心联合湖北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于2013年7月赴湖北松滋市、汉川市、孝昌县以及阳新县等4县市，就女性年龄在49-75岁之间的农户家庭可持续生计情况进行的走访调查，调查对象为该女性本人或其配偶。调查采取分层整群抽取的方法，所有调查信息均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首先，按照可持续生计分析的研究目的选定湖北松滋市、汉川市、孝昌县以及阳新县等4县市作为调研地区；其次，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条件以及地理条件，在每个县市分别调研一个经济较为富裕的镇和一个经济欠发达的镇，并在每个镇随机抽样四个左右的行政村；最后，对抽取到的调查村采取整群抽样的方法，即调查该村所有女性年龄在49-75岁的农户家庭。最后共调查8个镇、35个村、1489户。

调研地点选择松滋市、汉川市、孝昌县以及阳新县等4县市是因为这个4个县市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生育水平依次涵盖了湖北农村高、中、低三个不同层面，较好的代表了湖北农村乃至中部地区农村的真实状况。调研对象要求女性年龄在49-75岁之间，是因为在人口学意义上，49岁通常是女性退出生育的年龄，要求49岁以上可以避免女性在将来有潜在的生育可能而将农户家庭划分到与真实子女数量不相应的类别；要求75岁以下是是因为农村老人不同于城市老人60岁就退休不再工作，农村老人80岁以后仍有20%的人继续在劳动[11]，在多采集样本的前提下，尽量让农户家庭每个成年人都处于工作状态可以有效反映其家庭的生计策略。

（二）样本选择以及农户家庭的划分

由于存活的子女数从无到有对家庭的影响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12]，因此在进一步的分析中不考虑存活子女数为0的家庭。此外，由于正在上学的子女不是劳动供给者而是家庭负担，而本文主要考察农户家庭全部成员客观上处于劳动状态时的生计策略，故亦不考虑含有此类子女的少部分家庭。最后，扣除由于受访夫妇双方均为非农户口等各种原因导致客观上没田可种的农户家庭，共得样本1368户。

这1368个调查家庭，平均生育子女①此处及后文所指的农户生育子女均为实际存活子女。2.97个，其中一孩户占9.3%，二孩户占33.7%，三孩户占26.2%，四孩户占18.1%，五孩户占7.7%，六孩户占4.8%，七孩及以上家庭占0.3%。二孩户、三孩户以及四孩户占比最多，在调查的农户家庭中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三类家庭合计达78.0%。综合平均生育子女数以及子女数量分布，我们将一孩户和二孩户划分为家庭Ⅰ、三孩户划分为家庭Ⅱ、四孩及以上家庭划分为家庭Ⅲ。

事实上，由于外在生育政策的作用，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在年龄②农户家庭的年龄为受访夫妇年龄平均值。分布上并不是均匀的。1980年《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各省出台计划生育条例做了法律准备，而1987年公布、1988年正式实施的湖北省第一部计划生育条例为湖北农村生育子女数量做了法律规定，湖北计划生育政策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无”到“试行”再到“严格执行”的过程。因此，家庭Ⅰ多集中在计生政策实施以后才开始生育的家庭，也就是受访夫妇平均年龄在60岁以下的家庭；家庭Ⅲ多集中在计生政策实施以前就结束生育的家庭，也就是受访夫妇平均年龄在70岁以上的家庭；家庭Ⅱ则居于两者之间。为避免不同时代观念差异等难以观察到的因素的影响，使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更具可比性，我们根据计生政策在湖北的实施历程，将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划分为49-59岁、60-69岁以及70岁以上三个年龄段分组进行比较。

由表1，我们看到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①农户家庭成员仅包括与受访夫妇收人共享的家庭成员，收入不共享的家庭成员则通过帮助务农、提供经济支持等方式参与家庭生计策略。子女人力资本差异较大。同一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受访夫妇年纪越大，子女平均数量就越多，而平均受教育年限约少；同一年龄段的农户家庭，子女数量越多，子女平均收教育年限就越少。

表1　不同子女数量以及不同年龄段农户家庭子女状况描述单位：人、年、户

（三）生计策略指标设置

生计策略是指人们为达到生计目标而进行的活动和做出的选择及组合，通常指农业的集约化或扩大化、生计多样化以及迁移[13]。因为一个农户家庭的生计活动无外乎通过农业集约化或扩大化从土地得到更多收益，或者通过对不同生产活动的投资多样化自己的收益，或者干脆离开这里（无论短暂流动还是永久迁移）寻找新的收益。

1.农业扩大化或集约化策略指标设置

农业扩大化是指在同等劳动力水平、资本以及技术的前提下，使用更多未开发的农地进行耕种[14]，于我国农村具体情况而言就是承租他人农地。在实际中，不仅存在农业扩大化，还存在农业缩小化的情况，即将农地承租他人。本文所指的农地为水田、旱田、园地以及林地等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将农户承租他人农地记为1，将农地转租给他人记为-1，既不承租他人农地也不将农地转租给他人记为0，这个数值越接近1，说明采用农业扩大化策略的农户家庭越多，否则反之。

农业集约化指农地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反映了资本、劳动等经济要素与农地面积的替代关系，分为劳动集约化和资本集约化两个维度[15]。劳动集约化即在每亩农地上耕作的劳动力规模，本文将农户家庭中60岁以下纯农业劳动者折算为1个劳动力，60岁以上纯农业劳动者、半工半农者以及不与父母收入共享但帮父母务农的子女折算为半个劳动力，其余情况均不算为该家庭农业生产劳动力。资本集约化可以用每亩农地各项农资以及农机投入来衡量，但为便于分析，本文统一将各项投入折算成货币单位进行比较。

2.生计多样化策略指标设置

生计多样化通常指个人或家庭找到新的提高收入或降低环境风险的生计活动的尝试，包括农业多样化和非农多样化。所谓农业多样化是指农户家庭除主营农业活动外，通过生产其它农产品而获得收入的活动；而非农多样化是指农户家庭通过生产非农物品和服务、从事有报酬的劳动、创办微小企业以及在其它在非农部门可以降低生计风险的活动[16]。很少有农户家庭只有主营农业一条生计活动，几乎所有农户家庭收入都来自若干条不同的生计活动。

在湖北农村粮食业通常作为主营农业，农业多样化即指农户家庭从事经济作物业、蔬菜业、畜牧业等三种生计活动，而非农多样化则指农户家庭在非农部门务工、自雇、具有转移支付收入以及从事投资等四种生计活动。如果农户家庭从事上述某种生计活动，就表明农户家庭采用该项多样化策略，并记为1，否则记为0。相应地，生计多样化策略指标设置为：农业多样化策略数、非农多样化策略数以及总多样化策略数。

3.迁移策略指标设置

无论是农户家庭的整体迁移还是只送出家庭某些成员的部分迁移，迁移都是一条管理风险、降低脆弱性的有效生计策略[17]。考虑到接受调查的农户夫妇年龄偏大，当前仍在外务工的不多，因此我们将详细分析农户家庭子代的迁移情况。

本文将迁移策略指标设置为：不外出子女人数、不外出子女占比、不外出子女提供日常照料天数、外出子女人数、外出子女占比以及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

4.生计结果指标设置

生计结果是生计策略的产出或成就，是评价生计策略的重要依据。生计策略的三个维度体现了不同的生计结果，其中农业扩大化或集约化策略体现了农户家庭农产品的产量；生计多样化策略体现了农户家庭收入来源的途径以及对不同途径的依赖程度；迁移策略则表明子女分工的不同，而不同分工的子女对家庭提供不同的支持，外出务工子女对留守家庭成员提供经济支持，在本地工作的子女则对留守家庭成员提供日常照料支持。因此，我们将生计结果指标设置为：农户家庭人均粮食产量、人均总收入、人均农业多样化收入、人均非农收入、人均农业多样化收入占比以及人均非农收入占比、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以及不外出子女提供的日常照料支持。

四、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比较

（一）方差同质性检验

对于三个以上的多组均值比较，常用的方法是先进行方差同质性检验，如果通过检验就使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未通过检验就使用非参数检验中的Kruskal-Wallis检验[18]。方差同质性检验是不拒绝原假设才可使用方差分析，拒绝原假设就不能使用方差分析，通常认为P<0.05就不能使用方差分析，否则反之。表2给出了各指标在各个年龄段的方差同质性检验P值。

表2　生计策略及生计结果指标的方差同质性检验结果

（二）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策略的比较

1.农业扩大化或集约化策略的比较

由表3可以看出，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农业扩大化或集约化策略存在一定差异。

农业扩大化策略在70岁以下年龄段没有统计上的差异，在70岁以上年龄段存在统计差异。在70岁以下年龄段，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都没有采用农业扩大化策略，而是采用农业缩小化策略，而且该策略不随子女数量的改变而改变。在70岁以上年龄段，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仍然都是采用农业缩小化策略，但是随着子女数量减少，农户家庭转租土地的比例越大。

劳动集约度策略在三个年龄段上都没有统计上的差异。在不同年龄段，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在农地上投入的劳动力数量均不随子女数量的改变而改变。

表3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农业扩大化或集约化策略单位：元/亩、人/亩

表4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多样化策略

资本集约度策略在70岁以下年龄段上有统计差异，在70岁以上年龄段不存在统计上的差异。在70岁以下的两个年龄段，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在每亩地上的资本投入都随子女数量的增多而减少，而随着受访父母年龄变老，这个差异在70岁以上的年龄段消失。

2.生计多样化策略的比较分析

由表4可以看出，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的生计多样化策略存在较大差异。

农业多样化策略数在70岁以下年龄段存在统计差异，在70岁以上年龄段不存在统计差异。在70岁以下年龄段，农户家庭从事非粮食业的农业生计活动数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减少，同时随着受访夫妇年龄上升到70岁以上，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从事非粮食业的农业生计活动数又趋向一致。

非农多样化策略数在60岁以下年龄段存在统计差异，在60岁以上年龄段不存在统计差异。在60岁以下年龄段，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就业生计活动数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同时随着受访夫妇年龄上升到60岁以上，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从事非农就业生计活动数又趋向一致。

表5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迁移策略单位：人、%

总多样化策略数在三个年龄段都没有统计差异。这是因为在70岁以下年龄段，农户家庭农业多样化策略数随子女数量增加而减少，而非农多样化策略数随子女数量减少而增加，因此两者之和的总多样化策略数最终表现为不随子女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在70岁以上年龄段，农户家庭农业多样化策略数以及非农多样化策略数都不随子女数量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总多样化策略数也不随子女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3.迁移策略的比较分析

由表5可以看出，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的迁移策略存在明显差异。

不外出子女人数以及外出子女人数在三个不同年龄段都存在统计差异，在这三个年龄段，农户家庭不外出子女人数和外出子女人数的绝对值都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然而，不外出子女人数占比以及外出子女人数占比在三个不同年龄段都不存在统计差异，在这三个年龄段，农户家庭不外出子女人数和外出子女人数的相对值都不随着子女数量的变化而变化。

（三）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结果的比较

对于生计结果的分析，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与以往研究不同之处在于，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不是去判断而是试图去识别并理解农户家庭的生计结果。以往的研究总是基于未经验证的设想假设农户家庭总是完全致力于收入的最大化，来判断生计结果。然而，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指出，尽管不同群体的生计结果是丰富多样的，但这些生计结果对于各自群体而言总是有利的。因此，我们应该从粮食安全性、家庭脆弱性以及收入等多个角度去理解农户家庭的生计结果，这反过来还有助于我们理解农户家庭选择造成这些生计结果的生计策略的原因。

粮食安全性不是可持续生计的核心问题，但它是可持续生计的基础。在当前城市化的大背景，农村年轻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都倾向于转租土地应以对年轻劳动力的不足，并且随着受访夫妇年龄增大，转租土地的比例越高。但由表6可以看出尽管如此，但所有农户家庭都将粮食安全放在首位。不同子女数量、不同年龄段的农户家庭人均粮食产量在统计上没有显著差异，均高于国际公认的人均400公斤的粮食安全线。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不论采取何种生计策略，都保持粮食供应的自给自足，不需要额外购粮。

降低家庭脆弱性是农户家庭可持续生计的目标之一，只有降低家庭脆弱性前提下的生计才是可持续的。通常家庭内部的联系越多，家庭抗风险能力越强，家庭脆弱性越低。由表6可以看出，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子女对农户家庭提供的日常照料不存在统计差异，而且随着受访夫妇年龄的变老也没有产生差异，也就是说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都将降低家庭脆弱性放在重要位置。子女较小的家庭，不外出的子女人数要少于子女较多的家庭。那么对于子女较小的农户家庭，不外出子女通常与受访夫妇同住，以保持受访夫妇所需的日常照料量；而子女较多的农户家庭，不外出子女通常与受访夫妇分开居住平摊父母的日常照料天数，这样既保持受访夫妇所需的日常照料量，又减少了每个子女的压力。

表6　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生计结果单位：公斤、元、%、天

追求更高的收入是农户家庭可持续生计的另一个重要目标。由表6可以看出，在受访夫妇为70岁以下年龄段，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逐渐减少，但随着受访夫妇年纪到70岁以上年龄段人均总收入又不存在统计差异。这主要是因为各项收入来源中：不同子女数量农户家庭的人均非农收入在受访夫妇不同年龄段始终无差异；人均农业多样化收入则随着子女数量而减少，但到70岁以上年龄段又无统计差异；外出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由受访夫妇60岁以下年龄段无统计差异到60岁以上年龄段随着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减少。在子女较少的农户家庭中单个子女要承担相对较多的照料压力，那么子女不在本地非农就业而参与家庭农业多样化的发展是一个既可以降低家庭脆弱性又可以提高家庭收入的有效途径，但随着受访夫妇年纪变大，子女也趋向老龄，这个农业多样化收入又趋于减少与多子女家庭无差异；子女较多的农户家庭，一方面不外出子女通常与受访夫妇分开居住，因此农户家庭在总收入上不及子女较少家庭，另一方面由于在外务工的子女较多，随着受访夫妇年纪变大，提供经济支持有逐步显著超过子女较少的农户家庭。

五、结论和建议

在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本文利用湖北松滋市、汉川市、孝昌县以及阳新县4县市实地调研数据，对湖北农村地区不同子女数量农户的家庭生计策略进行比较，并根据生计结果对生计策略进行评估。本文得到如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子女较少的农户家庭生计策略呈现出农业集约化程度较高、生计多样化程度较高以及子女外出务工人数较少的特点。这是因为子女较少的农户家庭为维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通常一方面与不外出子女同住，增强家庭内部支持，降低家庭脆弱性；另一方面又通过发展农业多样化，提高家庭收入。

第二，子女较多的农户家庭生计策略呈现出农业集约化程度较低、生计多样化程度不高以及子女较多外出务工的特点。这是因为子女较多的农户家庭为维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通常一方面不与不外出子女同住，分摊单个子女照料压力，降低家庭脆弱性，但降低了土地收益；另一方面又通过多让子女外出务工，得到子女经济支持，提高家庭收入。

第三，随着父母步入高龄化，相比子女较多的农户家庭，子女较少的农户家庭存在潜在的生计隐患。在当前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当父母进入高龄化也是子女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候，此时少子女家庭将承担相对较多的照料压力，农户家庭各项生计指标相对多子女家庭不再占有统计上的优势。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农户家庭成员的生计资本，尤其是子女的人力资本。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指出生计结果是生计策略的结果，而生计策略由是生计资本组合的结果。为了维持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应该从提高家庭的生计资本着手，其中提高子女的人力资本可以有效的让农户家庭实现可持续发展。

第二，政府将帮助农户降低家庭脆弱性放在首要位置。不同子女数量的农户家庭都是在满足家庭生计安全的前提下再追求家庭收入的最大化，因此政府可以出台相关政策，比如引导农户参保，将更多的收入投入到生计资本上，帮助农户降低家庭脆弱性。筝

[1]Martha G.Robert，杨国安.可持续发展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方法与可持续方法比较[J].地理科学进展，2003（1）：1-21.

[2]Frank Ellis.The determinants of rural livelihoods and diversific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2005，51（2）：289-302.

[3]杨云彦，赵锋.可持续分析框架下农户生计资本的调查和分析以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库区为例[J].农业经济问题，2009（3）：58-64.

[4]许汉石，乐章.生计资本、生计风险与农户的生计策略[J].农业经济问题，2012（10）：100-105.

[5]黎洁，李亚莉，邰秀军，李聪.可持续分析框架下西部退耕山区农户生计状况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5）：29-37.

[6]翠珍，徐建春，孔祥斌.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J].地理研究，2012（6）：1040-1049.

[7]史俊宏，赵立娟.迁移与未迁移牧户生计状况比较分析基于内蒙古牧区牧户的调研[J].农业经济问题，2012（9）：104-112.

[8]A.Bebbington.Capital and capabilities：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present viability，rural livelihoods and poverty[J]. World Development，1999，27（12）：2021-2044.

[9]苏芳，尚海洋.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3（2）：59-63.

[10]DFID.Sustainable livelihoods guidance sheets[R].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0.

[11]CHARLS研究团队.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全国基线报告[R].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2013.

[12]郭志刚.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J].人口研究，2002（1）：37-42.

[13]Ian Scoones.Sustainable rural livelihoods：A framework for analysis[C].IDS Working Paper，1998.

[14]Robin Mearns.Sustaining livelihoods on Mongolia's pastoral commons：Insights from a participatory poverty assessment[J]. Development and Change，2004，35（1）：107-139.

[15]左停，王智杰.穷人生计策略变迁理论及其对转型期中国反贫困之启示[J].贵州社会科学，2011（9）：55-59.

[16]Karim Hussein，John Nelson.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d livelihood diversification[C].IDS Working Paper，1998.

[17]Clare Waddington.Livelihood outcomes of migration for poor people[C].Sussex Migration Working Paper，2003.

[18]张文彤，邝春伟.SPSS20.0统计分析基础教程（第2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A Livelihood Strategies Analysis of Different Children Rural Households within the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nalysis Framework

XU Wei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d，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 Han 430073）

Based on DFID Sustainable Livelihoods analysis framework，this paper analysis the livelihood strategies of different number of children in households.Results found that due to the different number of children，compared to households with more children，households with less children'livelihood strategies is higher degree of agriculture intensification，more agricultural 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and smaller number migrant children.This is that households with less children both to reduce vulnerability and improve family income made for their own livelihood strategies.However，as householder couple getting old，households with less children will have potential livelihood risks.Therefore，the government should aim to foster farmers' livelihood capital，and moderate liberaliz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sustainable Livelihood；number of children；livelihood Strategies

4.25

A

1007-0672（2016）03-0064-07

2015-12-19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1&ZD038）。

徐玮，男，湖北黄石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人口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