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彬的地下抗战

□本刊记者 胡志强

林文彬的地下抗战

□本刊记者 胡志强

历史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功能——为每个人着色。

当年中国的抗日战争，对在特殊战线亲历、参与战争今年93岁的林文彬老人来说，依然不远。记者采访他的几个小时里，他的状态就一直就没有离开当年的“那一刻”。“1939年，日本侵略军到了我的家乡河北安平。那年，我15岁，那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我开始参与抗战。”

地道里的抗日战士

9月26日，记者来到了林文彬老人的家。来之前林老所在小区的街道干部叮嘱记者，林老年纪大了，采访的时间不要太长。原来，就在几天前，街道组织居民们听了林老的一次专题讲座。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明显感觉到他很疲劳。

林文彬住在一幢板楼的6层，有后来添加的电梯。我们敲门的手刚刚放到门上，林老已经站在我们面前。显然，他已经在房子里等了半天，听到了我们的脚步声就来到了房门前，准备迎接我们。我们推门进去，林老迎上来引导着我们坐到沙发上。“您自己住在这里，生活上方便吗？”记者问。林老说，女儿每天会过来给他做饭，除此之外，他的一切生活都是自理。

林老依然精神矍铄。记者问怎样做到90高龄依然如此健康？他说：“我还会坚持一些力所能及的锻炼，除了在1959年为彭德怀说了一些话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心情极坏之外，我的身体还是不错的。”

很快，我们的话题回到了70多年前。

抗日军民在一起

在特殊战线抗日的林文彬老人

为抗日，15岁入党

历史有一个我们常常忽略的功能——为每个人着色，而不同色彩的人又会反过来影响着历史的归宿和未来的走向。中国的抗日战争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不同的中国人着上了绝不相同的色彩，比如抗战英雄、汉奸、卖国贼等等。因为身份和从事的工作特殊，林文彬被这场战争着的色彩比很多人更丰富。透过他，我们能够从更全面的角度了解在二战残酷背景下，东方战场的更多情况。

1937年“7·7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展开，北京沦陷。随后，侵华战火迅速蔓延。1939年，位于冀中平原的林文彬的家乡河北省安平县沦陷。

林文彬回忆说：“日军到来之前，我们这里的生活还是平静的，我家因为在当地比较富裕，孩子们能接受正常的教育。”1939年日军侵入安平时，高小刚毕业的林文彬正在小学当教员。为了抗战需要，在哥哥入党15年之后，他也被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被安排在共产党的县公安局工作，任情报干事。

自入党的第一天起，林文彬就不得不进入了地下工作的状态。“那时我骑了一辆旧自行车到处跑，监视大战爆发前那些涉嫌隐藏的敌特分子。”“日本人到了以后，国民党方面没有干扰你们抗日吗？”“怎么没有！我们的好几个同志就是被纯粹的国民党人杀害的，都不是简单的地方敌伪武装。”但很快这些小股国民党敌特部队的情况就被林文彬他们摸清并消灭干净了。林文彬开始在情报干事的岗位上一边继续搜集各类敌特活动情报，一边在安平的乡村开展配合就要开始的冀中军民抗日斗争。斗争的残酷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由于日军在冀中平原城乡开始大规模建筑炮楼、城堡，再配以超过中国抗日武装数倍的精良武器装备，冀中平原早期的抗日斗争不得不转入地下和广大的农村。林文彬他们只能钻进了地道。

当时林文彬所在的组织是“共产党安平文化界抗日建设联合会第四区”，转入地下斗争几个月之后，15岁的林文彬被任命为联合会主席。“我领导的人都比我岁数大，他们大多在30至40岁之间，当然也都是有文化的人。”林文彬回忆。因为从事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安平文化界抗日建设联合会第四区”的干部，包括村长一级的领导，很多人都是“两面干部”。他们的公开身份还是日伪政府的村长、镇长，只有林文彬是单一的共产党干部。

我们看过很多冀中抗日根据地军民当年抗战的电影，其中很多情节、故事我们已经觉得很残酷了，可在林文彬的眼里，那些场景与实际情况还相差很远，“当年抗战的实际情形比影视作品描述的要严酷得多！”他回忆说，随着紧邻北京的冀中根据地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当地的抗战愈发让日军不安。1940年冬，日军北平城防司令长官司谷川下令在固安、永清、大兴、安次等地砍伐村边、路旁树木，限种高杆庄稼，以限制中国抗日武装的行动，魔剑的剑锋直指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吕正操部。1941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地区（包括现在的北京大兴地区在内）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囚笼政策”。他们用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区域封闭政策，将“治安区”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使“治安区”一时俨然成了侵略者的天下。但实际上，在冀中平原广漠的地下，老百姓用地道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队伍“八路军”藏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那就是一团在冀中平原大地上待燃的抗日烈火。

“缴枪不杀！”

“争取半个天下”

林文彬家人参加抗战的牺牲情况，是中国抗战惨烈历史的一个例证。他的侄子和他在同一年参加了共产党，后来直接参加了八路军做译电工作，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后连遗体都没有找到；他的外甥在支援八路军前线部队的时候牺牲。抗战爆发后，因为他哥哥林彤是时任安国县县长，领导抗日斗争，林文彬本人也在地下抗日组织，林家险遭灭门之祸。

驻扎在安平的日军千方百计地要找到林彤和林文彬。在一个早晨天刚刚亮的时候，他们突然包围了林家，把林家在家的姐姐、嫂子等6人全部抓走做了人质，妄图藉此劝降他和他的哥哥。但最终发现林家女人确实不知道这兄弟二人的下落后，日军让他们的汉奸联络员给林文彬和他哥哥每人送了一封信。时至今天，林文彬还记得那两封信的部分内容：给他哥哥写的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请到我们这里来，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工作”；给他写的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小小的年纪能为抗日做什么？”“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汉奸替日本人写的。”当时安平县出了很多的汉奸、叛徒，正是他们给日本人出主意到林家去抓人质，诱捕林家兄弟，而他们自己则通过举报林家立功。林文彬看了信之后，立刻烧掉，完全没有理睬。后来通过共产党“两面干部”的工作，在家人被抓了一个月之后，日军劝降失败又实在找不到人，只好同意林家花钱赎人。那次，他家卖了10亩地，把钱交给汉奸把人赎出来了。他说：“日本人后来知道，尽管我家参加八路军的人太多，但男人早就秘密地离开家了，而家里的女人你就是都杀掉也根本说不出来家里的男人们在哪里，再加上汉奸拿到了好处，我家人才没有遭受灭顶之灾。”

转入地道作战的林文彬，想尽办法派人来到地面侦查了解日军部署情况后发现，日军在县城和周边农村地区建的几十个视界可见的岗楼，可以互相监督、保护，这让处于平原地带的安平县公开抗战暂时已经完全不可能。他回忆：“最残酷的时候，白天完全不能出来了，只能在地洞里藏着。尤其到了冬天，我们最多能到老百姓家的院子里透透风，绝大部分时间只能藏到地道里。”针对这个情况，他们制定了一个“争取半个天下”的斗争方针——晚上出来寻找机会偷袭日军的据点。

为落实“争取半个天下”斗争策略，身为共产党县委干部的林文彬，和两三个同事成了要经常到地上搞敌伪、日军情报的一线战斗人员。在搜集情报的时候，他们只能和老百姓同吃同住，住在堡垒户的农村干部家里。那时他们经常几个月不洗澡、十几天不刷牙，即使有所谓的洗澡，也是到河里、水坑里泡泡。他们的生活条件艰苦至极，连像样的背包都配备不起，日常所谓的背包，就是用土布做一个小包袱，里面放着公文和材料，以至于老百姓就直接叫他们“夹小包袱的”。因为常年躲在地洞里，他们从手指、脚趾缝里开始大面积皮肤溃烂，直到烂遍全身。至于长虱子，和跳蚤、臭虫在一起，他们已经完全不在乎，还把虱子叫“抗日虫”，自寻开心地“比较谁身上的虱子多，谁的革命性就更彻底”。

转移中的县大队

很快，因为根据地不断扩大，抗日武装队伍规模、人数也增加到了数万人，他们的地下抗战转到了地上。这时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在农村的道路上挖四通八达的深沟，再利用这些沟打日军的伏击，战斗结束后再在沟里四处转移，而展开这些战斗的前提，就是有相当准确地敌情情报做基础。林文彬说，当时很多战斗就是依靠他们得到的日军情报展开的。

挖战壕的军民

因为主要从事情报和做敌后群众工作，林文彬直接参战的时候并不多。但正是因为是在相对的“后方”，他对抗日武装武器装备的来历很清楚。他说，没有子弹是部队最大的问题，后方军工厂很多时候是把用过的子弹壳再利用，装上火药和底火，再在前面装上砸弯了的铜币当弹头。“八路军的军工厂制造最多的是手榴弹和地雷，因为它们制造起来现对简单。”《地雷战》《地道战》说的事是很真实的。后来他也参加了正规的抗日队伍“县大队”，但那是源于一次壮烈的牺牲。

1944年华北八路军春夏季攻势作战要图

安平县的县大队很有名，让日军心惊胆寒。有一天县大队100多人正在小张庄集结的情报被日军得到了，日军包围了小张庄。那天林文彬在县委有任务，上级指示他和其他县委的同志，在战斗打响后，他们这些人要作为县大队的预备队随时待命，但被日军包围的县大队奋力突围，直到晚上突围失败，40岁的大队长王东仓当场牺牲。原本作为预备队的抗战部队，在得知县大队被日军围困并且牺牲很大之后，第二天林文彬和预备队的几个同志赶到了损失惨重的县大队驻地。当天，他作为增补兵员，担任了这个大队的文化教育干事，“我必须接受这个任务，但那天我的眼泪都哭干了。”

1942年，日军开始“五一大扫荡”。5月27日，日本陆军少将旅长上坂胜指挥日军第110师团第163联队第一大队，于当日清晨从定县（现河北省定州市）县城出发向南扫荡，行至距县城22公里的北町村。北町是冀中平原有名的地道战战场，日军恨之入骨。到了北町，日伪军找到地道洞口后，开始向藏有大量村民的地道内投掷催泪瓦斯和毒气，很多老百姓在地道里就被窒息死亡。实在无法忍受毒气的人冲出地道口来到地面，但刚一露面，就被日军用刺刀刺死或开枪打死了。仅这一次，就有800多人遇难，北町村共有120多户村民，这次屠杀导致24户被灭门。日军的这次屠杀在抗战史上被称为“五·二七北町惨案”。

制造土地雷

抗战后期的1944年，战场形势大变，日本侵略者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安平县敌伪人员也开始动摇。根据形势发展，上级指示林文彬开始主抓策反敌伪人员的工作。一天，在安平县一个中等规模的敌岗楼工作的地下党员送来情报，说县城里伪警察所的警察长希望投靠共产党。情报说，那个伪警察所长是正定县人，30多岁。林文彬确认情报属实之后，就和对方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晚上，共产党的联络员把警察所长带到了林文彬的面前。那个警察长说，他愿意像共产党的联络员一样做两面干部，为共产党、八路军做事。林文彬首先肯定了他的做法，随后给他讲了抗战发展的形势。这个警察长当场表示，愿意接受八路军给的任务，就回到了县城。类似这样的工作林文彬还做了很多，那些被成功策反的敌伪分子为抗战的胜利起了一定的作用。

集合的八路军

在《冀中导报》的日子

1945年抗战胜利后，林文彬调任新华社第九分社当了记者，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工作者。新华社分配给他的主要任务是采访、整理日军的侵华罪行，撰写新闻报道和通讯，在由毛泽东题写报名的《冀中导报》上，把日军的罪行尽快公之于天下。

那以后，林文彬开始以记者身份公开行走在冀中地区以安平为中心的抗日战场上，采写报道日军的侵华罪行。前面我们提到的“北町惨案”发生地北町，就是他最早到达的地方之一。到了北町，已经在抗日战争中屡见日军暴行的林文彬还是被眼前的一切、被失去亲人已经三年的北町群众的哭诉震惊了！“到今天我也忘不了看到的情形——当年日军杀害中国人的那口井还在，人们哭诉着三年前发生的一切——日军往地道里放毒气、烧湿柴放烟，一部分人直接被毒死在地道里，忍无可忍跑出来的人万万没想到，日军和伪军就守在洞口，出来一个人，他们就杀一个，最后把紧靠洞口旁的一口水井都填满了。这些遗迹我都看了，当时死亡人数达800多人！”林文彬今天向记者复述当年采访时的情形时，依然说不下去，很难想象他当时是怎样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写出这篇记录日军罪行的通讯的。林文彬采写的这个惨案的报道刊发在《冀中导报》上，让“北町惨案”作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证之一，永远记录进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

抗战胜利后，组织上要求林文彬把前面提到的安平县大队被日军偷袭后发生惨烈战斗，大队长当场牺牲的事件，整理成文字材料存档。遵照上级指示，他写了一篇名为《小张庄战斗》的文章。建国后，安平县建立烈士陵园，专门为这次战斗中牺牲的烈士们建立了纪念碑，碑文用的就是林文彬这篇500多字的《小张庄战斗》。

林文彬工作过的冀中导报报样

林文彬当记者时的采访条件相当艰苦，除了一支还算现代化的自来水笔，采访本就是他自己用当地草纸订起来的。即使那样，很多时候为了防止被敌人逮捕，为了保密的原因，他的很多材料随时都要做好销毁的准备，或者尽量准确地在脑子里先记下来，回到报社再作文字整理，“原始的采访记录销毁的太多”成为林文彬一辈子的遗憾。

事实上，在1945年之前，林文彬已经开始部分地从事业余记者工作。那时，他刚从共产党安平县委公安局调到宣传部。在县委宣传部期间，安平县出现的抗战先进事迹、英模人物，几乎都是他组织采写、报道的。因此，当年大量采用了他这个业余记者文章的《冀中导报》，还特意把他评为了“先进个人”。

抗战时期，在冀中平原流传着一首民谣：“冀中抗日战鼓响，报子营出了个李大娘。李大娘热心肠，爱护子弟兵名声扬。她对伤员胜亲人，伤员把她当亲娘。养好伤，返战场，冲锋杀敌添力量。”这个民谣是歌颂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的，她叫“李杏阁”。李杏阁的事迹至今还在中老年人记忆中有所保留，知道当年她的另一个名字是“冀中子弟兵的母亲”。说起李杏阁事迹的报道，及随后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在解放战争中发挥出的巨大激励作用，林文彬功不可没。

李杏阁的事迹就发生在林文彬的家乡安平。

抗战胜利后，当年担任冀中区党委书记的黄敬（解放后首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十分关注冀中区广大人民群众对敌斗争的好人好事和典型事件，指示新闻单位要“及时报道和宣扬，以活生生的人和事，教育和鼓舞抗战军民”。在黄敬指示下，林文彬被《冀中导报》派去采访他的老乡李杏阁。他怀着对亲人的怀念和无限的崇敬，到了李杏阁的家，深入了解这位子弟兵母亲为抗战所做的牺牲和奉献，最后写成长篇通讯在《冀中导报》发表。很快，这篇英雄母亲的新闻报道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李杏阁的名字也在一夜之间传遍了全国。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新华社工作的林文彬到了北京，这时他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和新中国的需要差距竟是那么的大，于是申请在20多岁的时候到现在的北大附中前身北大“工农中学”学习。后来，中学没有毕业，他再次申请退学报考了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学的校领导警告他：“提前退学参加高考，影响极大。给你两个结果自己选择，一是高考成功去上大学；一是高考失败，中学将不会再让你回来。”他同意了。经过艰苦的准备，他一考即中，成了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大学生。高考成功，林文彬下定决心“这辈子要当一个最优秀的新闻记者”。

但命运多舛，林文彬并没有再次踏进媒体的门槛。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被打倒，他在单位里说了一句“彭德怀是人民内部矛盾”这句话之后，他被打成了右派，组织宣布他被“控制使用”，从此他告别了新闻行业。彭德怀案正式平反后，他问组织：“彭德怀平反了，我的问题还存在吗？”那以后他的政治生活才回到了正轨。

1985年，林文彬从北京市计划生育办公室离休。现在他定居在亦庄开发区，每天基本的生活内容是读书、看报、看杂志，抽时间到小区里散散步和人们聊聊天。“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所以，每天呆在房间里的时间还是多一些。”

采访结束时林文彬告诉记者：“去年9·3大阅兵的时候我一直守在电视机前，那天……”林文彬的眼睛红了，或许，他原本也希望能到大阅兵的现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