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的关系
——以墓志文献为中心

刘全波,朱国立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论唐代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的关系
——以墓志文献为中心

刘全波,朱国立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20)

史籍中关于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关系的记载相对较少，故难以窥测其深度与广度，大量墓志文献中恰好保留了这方面的信息。通过考察《康敬本墓志》《康文通墓志》《安令节墓志》《史待宾墓志》《郑岩墓志》《曹琳墓志》《何文哲墓志》《米文辩墓志》等文献，我们认为唐代部分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之间曾有过亲密接触，他们中间出现了大量学习儒家经典甚至是参加科举考试的家族或个体，这就给我们了解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入华粟特人的精神世界提供了新的有益补充，入华粟特人对儒学及科举的接受愈多，其身上的胡气愈少，汉化、华化程度愈深，当然这个过程是入华粟特人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

唐代；粟特人；儒学；科举；墓志

对于粟特人的研究，一直是学界的热点问题，而对于入华粟特人的种种情况，更是多有讨论，成果丰硕。关于入华粟特人的宗教信仰与精神世界，学者们已经比较集中地探讨了入华粟特人的祆教信仰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也重点关注了粟特人的其他信仰，如摩尼教、景教、佛教等。笔者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发现粟特人在进入中华之后与儒学及科举还有一些微妙的关系值得探索。对于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的关系，前辈学者已有关注，已在研究入华粟特人的汉化、华化的过程中有所提及，只是还没有做出一个较为全面的考察，有鉴于此，笔者决意在诸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专门的考察。

《旧唐书》卷132《李抱玉传》载：“李抱玉，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代居河西，善养名马，为时所称。群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抱玉少长西州，好骑射，常从军幕，沉毅有谋，小心忠谨。”[1]由《李抱玉传》记载可知，李抱玉及其群从兄弟系“武德功臣安兴贵之裔”，也就是说他们是粟特人安兴贵的后代，但由于徙居京华，已习文儒之事，并且与士人通婚，稍染士风。《新唐书》卷60《艺文四》载：“康国安集十卷。以明经高第直国子监，教授三馆进士，授右典戎卫录事参军，太学崇文助教，迁博士，白兽门内供奉，崇文馆学士。”[2]此康国安亦是粟特后裔，不但有文集传世，史书更是清楚地记载了其仕途履历，从明经高第到太学助教再到太学博士，可见其与儒学及科举之关系。韩香先生在《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中对这种现象做过诠释，其言：“唐代长安中亚诸国人的汉化表现最深的是在其习文儒方面，一个民族如果能从文化上参与到另一个民族中去，那么他们之间融合的步伐就加快了。中亚诸国人初来长安者，其上层人往往被授予武职，或从事译语等职业，很少有触及文物典章方面的。不过，随着定居时间的延长及受汉民族的影响，往往渐染华风，有的人开始接受汉族传统文化并参与到其中。如从唐初安兴贵一支徙居长安之始，其‘从兄弟，或徙居京华，习文儒，与士人通婚者，稍染士风’。至中晚唐时，中亚诸国人习文儒情况已很常见，有的甚至科举及第。”[3]诚然如韩氏所言至中晚唐时，中亚诸国人习文儒情况已是常见，有的甚至科举及第，但是传世典籍中关于入华粟特人习文儒之事的记载还较为少见，故难以窥测其深度与广度，庆幸的是，墓志文献中保留了一些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关系的记载。

一

《康敬本墓志》载：“君讳敬本，字延宗，康居人也。元封内迁，家张掖郡……曾祖默，周甘州大中正。祖仁，隋上柱国、左骁卫三川府鹰扬郎将。□□挺剑，栏□□清。戴鹖弯弓，钩陈外警。父凰，隋起家右亲卫，加朝散大夫……皇泰元年，授银青光禄大夫，迁上大将军，寻除左龙骧骠骑大将军、阳城县侯……君襟神爽悟，性灵歆俊。操德学海，□羽翰林。道实因□，才不习古。文秀事刃之岁，穷览孔府之书；子山受□之年，洞晓姬公之籍。以贞观年中，乡贡光国，射策高第，授文林郎，寻除忠州清水县尉，改授豳州三水县尉……司成硕学，就释十翼之微；弘文大儒，询明六义之奥。□□绚彩，笔海澄漪。耸邓林之翘干，湛亹波而积翠……春秋卌有八，卒于章善里第。乔木欲秀，严霜□摧；长衢方骋，腾云景灭。巷歌邻相，寂寞无闻；□水成风，凄然有辍。且毁灭□行，诚阙礼经；孝感神明，彰于典册。即以咸亨元年□月十四日，迁于□□北上翟村西原，礼也。”[4]234通过墓志记载，可知康敬本以唐高宗咸亨元年迁葬，即670年，因其“春秋卌有八”，其生年当在武德六年，即623年，其生活轨迹在初唐之中当是无疑的。此康敬本学问甚好，如墓志所记：“文秀事刃之岁，穷览孔府之书；子山受□之年，洞晓姬公之籍。”“司成硕学，就释十翼之微；弘文大儒，询明六义之奥。”可见康敬本儒学修养很高。康敬本在贞观年间射策中第，“以贞观年中，乡贡光国，射策高第，授文林郎，寻除忠州清水县尉”。这是官方对他学问的认可。尽管墓志未明确记载康敬本是哪一年射策高第，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儒学修养很高，不然难以有实力通过科举取得功名。值得注意的是，康敬本墓志载其祖、父皆是武将，且军功甚伟，“祖仁，隋上柱国、左骁卫三川府鹰扬郎将……父凰，隋起家右亲卫，加朝散大夫……皇泰元年，授银青光禄大夫，迁上大将军，寻除左龙骧骠骑大将军、阳城县侯”。从这一层面而言，康敬本家族当是军将家族无疑，但他却能射策高第，可见在隋代一些军将家族可能已经开始重视儒学，不然康敬本可能就子承父业戎马一生，也就没有了“穷览孔府之书”“洞晓姬公之籍”的机会，更不可能射策高第。

《康文通墓志》载：“君讳文通，字懿，青州高密郡人也。祖和，随上柱国。父鸾，唐朝散大夫。奕叶豪门，蝉联望族。雄材硕量，地灵光陆海之城；祖德家风，天爵盛三秦之国。大夫则高名籍甚，誉重西都；柱国则英略冠时，气凌南楚。公方流有玉，圆析有珠。豫章七年，梢浮云而笼白日；天马千里，游阊阖而观玉台。修身践言，非礼不动。温厚谦让，唯义而行。于是晦迹丘园，留心坟籍。以为于陵子仲辞禄而灌园，汉阴丈人忘机而抱瓮。白珪无玷，庶几三怀之言；黄金满籝，不如一经之业。讲习诗礼，敦劝子孙。松乔之术末成，灵化之期俄远。春秋年七十九，万岁通天元年七月十日终于安邑里之私第，粤以大周神功元年岁次丁酉十月甲子朔廿二日乙酉，葬于京兆万年县龙首乡界之礼也。”[5]通过墓志记载，可知康文通卒于万岁通天元年，即696年，因其“春秋年七十九”，可知其生年在618年，即唐高祖武德元年，从康文通“留心坟籍”“讲习诗礼，敦劝子孙”来看，他对以儒学为中心的儒家文化的接受程度是很深的，不仅自己修身践言非礼不动，温厚谦让唯义而行，晦迹丘园留心坟籍，而且还讲习诗礼敦劝子孙。恰若荣新江先生所言：“康文通自称是青州人，祖、父都没有什么正式的官职，他本人是没有入仕的处士，但他留心坟典，讲习《诗》《礼》，已经是彻底汉化的粟特后裔。他所居住的安邑坊，虽然在城东的东市附近，但这里不像西市那样，并不是粟特人集中生活之区，说明康文通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已经是地道的唐人了，而且他的墓葬中表现的文化色彩，也基本上是典型的唐朝文化。”[6]35-36《安令节墓志》载：“君讳令节，字令节。先武威姑臧人，出自安息国。王子入侍于汉，因而家焉。历后魏、周、隋，仕于京洛，故今为豳州宜禄人也……祖赡，皇唐左卫潞州府左果毅，武人贞吉，智果为毅。或奇或正，知玉帐之兵雄；千夫百夫，识金坛之卒劲。父生，上柱国。南荆则昭阳始居，西楚则共敖初作，战功所与，今古荣之。君星辰河汉之精，泰一终南之气。鸿鹤羽翼，云翥风抟搏。松柏枝条，霜封雪抱。处长安游侠之窟，深鄙末流；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义之所去，纵千乘而犹轻；道之所存，虽一介而犹重。声高郡国，名动京师。岂犹柳市万章，贵人争茂陵原□，群公慕之。惜夫！静树含悲，坏梁多恨。鹄书来赴，忽游司命之天；鸠杖有仪，不及乡亭之岁。以长安四年十一月廿三日疾终于醴泉之私第，春秋六十。有子如岳、国臣、武臣等，丧以过哀，几于灭性。邻母听哭，投箸而辍餐；枥马闻号，衔刍而落泪。即以神龙元年三月五日，葬于长安县之龙首原，礼也。”[7]1045[8]36-37通过墓志记载，可知安令节卒于长安四年，即704年，由其“春秋六十”可知其生于贞观十九年，即645年。对于其生平事迹之记载多言其才艺人品之优良，并大量征引古代典故来论说之，其与儒学之关系表现最明显的是“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

《史待宾墓志》载：“公讳待宾，字待宾，河间郑人也。粤自济北，迁于燕垂。在昔史鱼怀谅直之诚，史岑着出师之颂。家声无替，才贤继美。曾祖护，隋任宋州楚丘县令。长史之能，亲人之要。时闻干理，政不烦苛，得之于此君矣。祖卿，皇朝国子助教。鸿儒硕德，依仁游艺。同匡衡之射策，类曹毗之入仕。父威，沧州长蓝县丞。屈一乡之用，莅全赵之甿。公土风质愿，操履贞慎。行惟可则，言必有章。少好礼经，长闲吏道。解褐授眉州清神县丞。蜀城南望，梁山北峙。接江国之三巴，通商旅之万族……公卧疾久之，医药不救，春秋八十二，终于审教里之私第……开元十八年闰六月廿三日安措于此原。”[9]694[4]481通过墓志记载，可知史待宾卒于开元十八年，即730年，由“春秋八十二”可知其生于贞观二十一年，即647年。对于史待宾与儒学的关系，可以通过“少好礼经”找到答案，而其祖父史卿亦是与儒学关系密切，“祖卿，皇朝国子助教。鸿儒硕德，依仁游艺。同匡衡之射策，类曹毗之入仕”。史待宾的祖父史卿曾担任“国子助教”，还被认为是“鸿儒硕德”，可见史氏家族与儒学之接触由来久矣。

乡贡进士李暹撰《大唐故安府君史夫人墓志铭并序》载：“府君讳思温，夫人并洛阳人也。官婚尚远，绵历代数，但式遵古训而不坏俗焉。君德高业广，风猷众钦。孝友仁慈，淑善温克。博学聪惠，遇物多能。儒释二门，特加精意。篆隶得回鸾之妙，庄周自天性之奇。木秀于林，风高早折。去开元九载终殁，权殡于巩县。夫人史氏，少以知礼，四德备闲。孝养忠贞，孀居守节。卅余载鞠育偏孤。梦奠两楹，梁木斯坏。去天宝八载六月廿七日，终于陈留郡，寄瘗。孤子令璋，哀号贯裂，祠拜乖违，启卜两茔，同归一葬。以天宝十载岁次辛卯四月癸丑朔八日庚申，合祔于洛阳县平阴乡城村之界，礼也。执哀过礼，君子□难。铭曰:洛阳东陌，邙山北原。松林□□，宅兆新坟。昔为孤垅，今契蛟津。□泉扃兮日暮，悲狐兔以为邻。”[10]75-80

毛阳光先生《洛阳新出土唐代粟特人墓志考释》言：“志主安思温与妻史夫人无疑又是粟特安氏与史氏的联姻。”“安思温没有做过官，但已经具有较深的汉族传统文化修养，品行端良……他还精通佛教与儒学，而且书法也很出色，擅长隶书与篆书，已经是一名汉化程度很高的粟特人后裔。如果不考虑他的粟特背景，安思温俨然就是一个品行出众、温文尔雅、多才多艺的士大夫形象。安思温开元九年卒于巩县，暂时安葬在那里。其妻史氏根据墓志记载也是一位谨守汉族礼教的妇女，而且在安思温去世后孀居三十年，可见其已经是深受汉族伦理化影响的粟特女性。”[10]75-80诚如毛氏所言，此安思温已经有了较好的儒学修养。

《郑岩墓志》载：“维天宝十一载岁在壬辰正月己卯朔十七日乙未，银青光禄大夫、□□□、上棱国、咸林县开国伯郑君卒于咸宁之亲仁里，春秋六十有五……君讳岩，字良石，河南荥阳人……君六代曰盘陁，当后魏练次名宗，尤推北祖之盛。烈考齐州历城丞，出为循良，入为孝悌；蕴冲德以潜施，克追荣以显复。君即历城府君次子，故工部薛纮之甥……君少孤，卓有立志，后识发于髫岁，逸气盖于时伦。年十四，明经擢弟，弱冠署临河尉。识者许之骥足凤毛，必将一举千里。凡更职十五，一干京剧，三徙华光；掌簿鸿胪而践少卿，参掾神州而登亚尹。两出外郡，佐于汝而牧于绛；再入少府，始其副而终其正。散秩傍统者不计焉。君权敏可以掺擿变诈，明决可以恹刷繁疑。杂京兆之庭讼百端，必提耳而先化；省少府之国费亿数，每推心而后刑。其余至而理，去而思，万年与绛，立颂载德。扈从华清宫，遘疾还京，奄然不起。朝廷道路，莫不悲嗟。”[11]69-76

赵振华先生《唐代少府监郑岩及其粟特人祖先》言：“郑岩卒于天宝十一载(752年)，时年虚岁六十五，则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明经科的考试以记诵为主，虽曰‘三十老明经’，郑岩十四岁中第亦可谓神童。”“唐代少府监郑岩是宰相张说的女婿。洛阳新出墓志载郑岩六代祖盘陁，盘陁是中古时期中亚粟特民族男子常用名的音译，显示其为昭武诸国人。他是北朝时来华的粟特贵族，为了定居中国融入社会，后裔与汉人郑氏祖先通谱而更姓，即纳入郑氏北祖的世系以隐瞒其粟特出身，并与华人通婚。”“其走科考入仕道路的后人更是具备了华人的话言和文化心理素质。”[11]69-76诚如赵氏所言，郑岩家族因为与汉人郑氏通谱而更姓，已经不容易看出他的粟特人身份，但是通过考察还是可以确定他们的粟特人出身。[12]细读墓志可以发现郑岩家族的很多故事，由“故工部薛纮之甥”可知郑岩的父亲已经与汉族世家薛氏通婚，而更令我们吃惊的是，此郑岩很早就走上了科考入仕的道路，年十四即明经擢第，且有骥足凤毛之誉，此外由“君少孤”可知，郑岩的父亲去世较早，在其父亲去世的情况下，郑岩仍然可以得到较好的教育，不然他也不可能十四岁就明经及第，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是郑岩父亲家族的贡献大还是郑岩母亲薛氏家族的贡献大，但是由此可以肯定的是，郑岩在其成长的过程中必然是与儒学及科举发生了深深的关系，这是确保他十四岁明经及第的知识基础。

《曹琳墓志》载：“公讳琳，字琳，其先高平人也。自降于皇代，世职不绝。祖讳从雅，高道不仕。皇考薄元颖，雅性弘真，偃仰自适。趋竞名位，曾不干怀。公即元颖之第二子。公养家闲居，或渔猎经史。晚节慕道，尤遵释教。知非二相，了悟一乘。不幸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廿四日，寝疾殁于洛阳县北市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九。以其年七月九日，葬于河南县平乐乡杜翟村之原，从其礼也。”[13]通过墓志记载，可知曹琳卒于元和十五年，即820年，其“享年七十有九”，可知其生于天宝元年，即742年。曹琳祖孙三代皆不仕，祖曹从雅高道不仕，父曹元颖雅性弘真偃仰自适，趋竞名位曾不干怀，而曹琳自己则养家闲居渔猎经史。由“公养家闲居，或渔猎经史。晚节慕道，尤遵释教”可知，这位入华粟特人曹琳晚年虔诚地信仰佛教，而其早年曾对经史较为感兴趣，养家闲居之时渔猎经史之书，我们虽不能断定曹琳与儒学的关系，但可以肯定曹琳无疑会受到儒家著述的影响。

《何文哲墓志》载：“公讳文哲，字子洪，世为灵武人焉……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前祖以永徽初款塞来质，附于王庭。簪缨因盛于本朝，爵赏由光于中土……庚戌春正月，诏追还京。二月，授右领军卫上将军。方期领袖天庭，准绳风俗，更膺廉问之寄，历践旄钺之荣。不幸寝疾，享年六十七，以其年四月一日，薨于长安县义宁里之私第……夫人康氏，皇奉天定难功臣，试光禄卿普金之女。有子两人。以贞元十三年六月十九日，终于延寿里之私第。公追惟前好，犹乞嘉姻。爰以其年复就亲迎，即前夫人之第三妹也。有子四人，女四人。夫人从公之爵，封于会稽郡，为郡夫人焉。长庆四年十二月，享年卌六，疾恙不世，终于左神策之公馆。长子公贲，皇琼王府参军、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次子公质，朔方节押衙、兼节院兵马使、兼监察御史。家承义勇，世袭畴劳。尝在五原，扞御蕃寇。决机料敌，势比风驱。论公举劳，近若天启。次子公贞，前行和王府参军。气禀清明，学参邹鲁。忠信是宝，迹已造于孔门；篇咏自娱，志寻栖于文苑。次子公赏，左神策军押衙知将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环姿奇状，得凤凰之一毛；妙算军机，噬孙吴之七略。雄情始侔于鸿渐，徽烈攸冀于鹏图。次子试太常寺协律郎公实，秀而不稔，已兴叹于宣尼；逝者如斯，奄徵文于鲁语。次子公赞，行安王府参军。年方嗜学，卓尔生刍；志尚云霄，伫为贞干。并执丧残毁，泣血增哀。顾日月而有时，考休贞而是卜。以其年十月八日，启二夫人而袝葬于长安县布政乡大郭村龙首原，从权也。”[14]墓志记载何文哲去世的时间“庚戌春”是唐文宗大和四年，即830年，则其生年当在764年，唐代宗广德二年。何文哲功劳赫赫，有二位康氏夫人，有子六人，记载皆较为详细，其中三子之记载皆言其好学嗜学、儒学修养高。何公贞气禀清明，学参邹鲁，忠信是宝，迹已造于孔门，篇咏自娱，志寻栖于文苑。何公实秀而不稔，已兴叹于宣尼，逝者如斯，奄徵文于鲁语。何公赞年方嗜学，卓尔生刍；志尚云霄，伫为贞干。可见入华粟特人父祖为武将者，子孙渐渐对儒学等多有修养，且以此为晋身之路，更可见入华粟特人家族的仕宦出现了由从武向为文的转变，尤其是多子孙的家族，儿子们之间已经有了自然分工，即年长的儿子多是继承父祖之业为武将，而幼子则开始习文儒科举之业并以文官的面目出现在朝堂中。

《米文辩墓志》载：“米氏源流，裔分三水，因官食菜，胤起河东，为王为侯，轩盖不绝，至于王父品秩，家谍备诸。公讳文辩，即其后也。大父讳梓，皇宁远将军、河东中军将、上柱国。烈考讳珍宝，皇魏博节度诸使、马军都知兵马使兼将、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右散骑常侍、食邑三百户……公不坠弓裘，心存节义，德惟深厚，性乃端庄，以孝悌克全，起家从职……迁贝州临清镇遏都虞候兼将，关河肃静，屏息欺邪，门绝屈词，案无停牍……大中元年领步军左厢都知兵马使，兼节度押衙，累奏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监察御史、加殿中侍御史，又迁侍御史。于戏，绣衣骢马，才见荣门，大限未期，奄然休息。时大中二年二月廿二日，享年五十有五，灵舆远复，宫殡故国。夫人扶风马氏，坤资懿淑，神与惠和，哀申未亡，昼哭仪帐。有四子，长存遇，登仕郎、试左武卫骑曹参军、经略副使；仲存简，宣德郎、试左金吾卫兵曹参军、节度要籍、兼词令官。并忠贞早著，孝悌为心，文武艺周，遂居名职。季存实，幼曰存贤，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并哀容扶杖，丧事力营，尽家有无，非亏古制龟筮。以大中三年二月十一日竁于府西北一十五里贵乡县通济乡窦村之原。”[15]荣新江《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载：“米文辩自长庆初年开始效力魏博军中，其时正是史宪诚开始节度魏博之际。大和中，为何进滔任节帅之时，米文辩任节度衙前虞候。文中的‘相国’则指何弘敬，米文辩在魏博出兵助唐平定泽潞刘稹之乱时又立战功，最后在大中二年(848年)以节度故步军左厢都知兵马使兼节度押衙的身份去世，而其二子继续在魏博节度使下任职。这个三代效力于魏博史宪诚、何进滔、何弘敬的米氏家族，正好说明了魏博各级军将中，俱有一定的粟特胡人充任，他们构成了粟特节帅的统治基础。”[6]106-107我们这里重点关注的是米文辩的儿子们，所谓“季存实，幼曰存贤，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是也，米存实与米存贤此二人皆在学习礼经并以期乡秀；而米文辩的另外一个儿子米存简兼词令官，亦可知其学问。可见在粟特节帅史宪诚、何进滔、何弘敬藩镇之中的粟特军将米氏家族对儒学及科举的接受，一般来说，藩镇军将家族是不由科举晋身的，他们从武为业，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军将的儿子们开始改变他们的仕宦方式，重视学问，而且必然也是要修习礼乐诗文的，不然如何在满是儒家传统文化的大氛围中为官为将？即使河北三镇胡化较深较重，仍然阻挡不了入华粟特人后裔接受儒学及科举的步伐。

《唐故仓部郎郎中康公墓志铭并序》载：“唐尚书仓部郎中姓康氏，以咸通十三年月日，薨于郑州官舍……公讳某，字某，会稽人。曾祖讳某，赠某官。祖讳某，赠某官。父讳某，赠某官。公幼嗜书，及冠，能属辞，尢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自宣城来长安，三举进士登上第，是岁会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学宏词，授秘书省正字。明年，临桂元公以观风支使来辟，换试秘书郎。五年调，再授秘书省校书郎。大中二年复调授京兆府参军。其年冬为进士试官，峭独不顾，虽权势莫能挠。其与选者，不逾年继踵升第……呜呼！天歼正人，诚疲民之不幸，非公之不幸也。公娶长乐冯氏，故给事中累赠太尉讳审第三女也。公十二男八女，长曰齐，乡贡进士。次曰颜，乡贡进士。次曰言，明经及第。次曰某云某。长女适盐州防御判官试大理评事高迟。七女未笄，夫人自京师携其孤奔丧于管城，其年九月三日，以公之丧权窆于孟州河阴县某乡里。”[16]

孙樵所记之康公志文未曾说明康公的名字，我们只能称之为康公。此康公卒于咸通十三年，即872年，此康公俨然就是一位汉族士大夫的代表，其早年嗜书，能属辞，攻四六文章，且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并且在会昌元年即841年进士及第，即所谓“三举进士登上第，是岁会昌元年也”，并在“其年冬得博学宏词，授秘书省正字”，后多次任职秘书省，可见其学问与学术水平，俨然一位出身儒家名门的中原士大夫。其子见于记载的有三位，康齐乡贡进士，康颜乡贡进士，康言明经及第，可见康公不仅自己的学问不错，其儿子们也是很好的继承人；虽然康公的子女较多，达二十人，而见于志文记载的三男或是乡贡进士或是明经及第，加上康公，可见其家族至少有四人得过科举功名，足见康公家族对儒学的重视，并在科举中得到印证。

二

《唐故云麾将军右龙武军将军同正员庐江县开国伯上桂国何公(德)墓志铬并序》载：“公讳德，字伏德，庐江潜人也……公即司马公之元子也。歧嶷早秀，魁梧老成。谋有千里之知，触有万人之敌。属唐元初，韦氏构逆，社稷几倾。公身扞帝座之尊，首扫后宫之孽。率兹左袒，引以前驱。截驰道骋扛鼎之材，扼期门怒衙冠之发。俾戴天永固，捧日再明，公之力也……(天宝)十三载七月廿三日，疾亟终于金光里之私第，春秋七十有一。”[8]97-98此墓志是由米吉炎所撰，生平不详，撰此志时署京兆进士。

《唐故秀士史府君(乔如)墓志铬并序》载：“府君讳乔如。先起自大随，享金蝉之宠盛；弈世为我唐臣，有石奋之令称。尝着勋力，布在史册。□□□毂二百余载，史臣名儒皆熟之。故不重□□□□□□随特进、安西大都护……以开成二年二月廿日，权葬于河南县感德乡孙村原，礼也。温如以兄弟之堂也，故得以志之。温如少孤，季父育之。及长，俾舆府君等同问安。当季父易箦之际，府君尚未及冠，顾命温如主丧，抚二子。于是与二子同疚共□迩十年。”[17]此墓志是由史温如所撰，志署堂兄进士温如撰并书。

《大唐故定远将军右威卫翊府左郎将上柱国罗公(炅)墓志铭并序》载：“公讳炅，字炅……曾祖逸，左玉钤卫大将军。祖摩，云麾将军、右领军将军。父守忠，见任冠军大将军、左骁卫大将军、右羽林上下、密云郡开国公、上柱国。并星辰降祉，天地舆谋，勋铭景钟，像饰麟合。公禀是淳粹，生兹惠和。五色凤毛，九真麟角。年在志学，以冠军平戎功，授右武卫执戟，赏延于嗣也。”[18]此墓志是由安雅所撰，撰此志时署前国子进士、集贤殿待制临淄安雅述。以上三志之撰写者皆似粟特裔进士及第者，查阅《登科纪考》此类被怀疑却无明证的粟特裔进士及第者仍有，这或许可以补充入华粟特人后裔对儒学及科举接受情况的例证。

此外，《大唐故处士何君(盛)墓志》载：“君讳盛，宇多子，洛阳人也。其先出自大夏之后……祖德，齐仪同三司。朝野具瞻，人伦楷式。父那，北道和国大使，文武是资，维恩允着。君承芳祖武，禀灵载诞，代表英奇，人推雅亮。慕梁竦之高风，屡辞州县；仰郭泰之徽烈，接诱乡闾。道着上庠，德光左塾。冀凭积善，永保期颐，沉痼日侵，药石无验。永徽四年岁次癸丑七月十九日，终于里第，春秋八十。”[19]《唐故何君(摩诃)墓志铭并序》载：“君讳摩诃，字迦，其先东海郯人也，因官遂居姑臧太平之乡。原夫含章挺秀，振清规于汉朝；硕学标奇，展英声于魏阙。其后珪璋迭映，槐棘骈阴，详请篆素，可略言矣……以调露二年二月十六日，遘疾卒于洛阳界嘉善之私第也，春秋五十有一。”[4]276以上二志中没有明确说明志主与儒学及科举的关系，我们也不能肆意揣测，但是读其志文，我们隐约发现其中的儒学意味，所谓“道着上庠，德光左塾”“硕学标奇”是也，其儒学意味虽不能放大，但此类文字在入华粟特人墓志中出现很多，足可见其中意蕴。恰若仇鹿鸣先生《从〈罗让碑〉看唐末魏博的政治与社会》所言：“必须注意到米文辩墓志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米为粟特姓，作为胡人，其墓志中表达忠义思想有多少来源于本人，又有多少是源于墓志的格式化语言，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但如果做反向思考，一个河朔胡人的墓志也会出现此类表达忠义思想的格式化叙事，亦可以看做大众社会心理的普遍反映。”[20]

姓名生年卒年与儒学及科举的关系出处康敬本623670乡贡光国,射策高第。《康敬本墓志》康文通618696留心坟籍,讲习诗礼,敦劝子孙。《康文通墓志》安令节645704出京兆礼教之门,雅好儒业。《安令节墓志》安思温721博学聪惠,遇物多能。儒释二门,特加精意。《安府君史夫人墓志》史待宾647730祖卿,皇朝国子助教。鸿儒硕德,依仁游艺。少好礼经,长闲吏道。《史待宾墓志》郑 岩688752年十四,明经擢第。《郑岩墓志》曹 琳742820公养家闲居,或渔猎经史。《曹琳墓志》何文哲764830次子公贞,气禀清明,学参邹鲁。忠信是宝,迹已造于孔门;篇咏自娱,志寻栖于文苑。次子公实,秀而不稔,已兴叹于宣尼;逝者如斯,奄徵文于鲁语。次子公赞,年方嗜学,卓尔生刍;志尚云霄,伫为贞干。《何文哲墓志》米文辩848季存实,幼曰存贤,皆学习礼经,以期乡秀。《米文辩墓志》康公872公幼嗜书,及冠,能属辞,尤攻四六文章。援毫立成,清媚新峭,学者无能如。自宣城来长安,三举进士登上第,是岁会昌元年也。其年冬得博学宏词,授秘书省正字。公十二男八女,长曰齐,乡贡进士。次曰颜,乡贡进士。次曰言,明经及第。《康公墓志》米吉炎京兆进士。《何德墓志》

续表：

姓名生年卒年与儒学及科举的关系出处史温如堂兄进士撰并书。《史乔如墓志》安 雅前国子进士、集贤殿待制临淄安雅述。《罗炅墓志》

三

《李素墓志》载：“大唐故陇西郡李公墓志铭并序。乡贡进士王正拱撰并书。公讳素，字文贞，西国波斯人也。累缵贵裔，代袭弓裘，是谓深根固蒂，枝叶繁茂……父志，皇朝朝散大夫守广州别驾上柱国。公即别驾之长子也。公天假秀气，涧生奇质，得裨灶之天文，穷巫咸之艺业。握算枢密，审量权衡，四时不愆，二仪无忒。大历中，特奉诏旨，追赴阙庭，考试既多，人莫能测。三年之内，累授恩荣，蒙敕赐妻王氏，封太原郡夫人，兼赐庄宅、店铺，遂放还私第，与夫人同归于宅，仍令高品四人监临奏对，除翰林待诏。四朝供奉，五十余年，退食自公，恪勤无替。夫人有子三人，女一人。长子及女早岁沦亡。至贞元六年，不幸夫人倾逝。仲子景侁，朝请大夫试太常卿上柱国守河中府散兵马使；季子景伏，朝散大夫试光禄卿晋州防御押衙……以贞元八年，礼聘卑失氏，帝封为陇西郡夫人。有子四人，女二人。长子景亮，袭先君之艺业，能博学而攻文，身没之后，此乃继体。次子景弘，朝议郎试韩王府司马；少子景文，前太庙斋郎；幼子景度，前丰陵挽郎；长女礼适罗氏，更岁而丧；在室之女，因疾而亡。”[7]2039-2040[8]179《大唐故陇西郡君夫人墓志铭》亦载：“大唐故陇西郡君卑失氏夫人神道墓志铭。前常州义兴县丞李元古撰……夫皇朝授开府仪同三司行司天监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上柱国开国公食邑一千户李素，上明万象之总源，中为五百之简生，名烈朝纲，声振寰宇。长男右神策军散兵马使兼正将检校太子詹事景位，次男前晋州防御押衙景復，次男宣德郎起復守右威卫长史翰林待诏赐绯鱼袋景亮，次男前威远军押衙景直，次男前乡贡明经景文，次男太庙斋郎景度，是以家族庆贵，京国连芳。”[7]2072-2073[8]186

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言：“李素卒于元和十二年(817)，享年七十四岁，则生于天宝三载(744)。从其祖、父两代人的汉化姓名来看，这个波斯家族应当从更早的时期就来到中国了。”“李景文先为‘太庙斋郎’(《李素志》)，后为乡贡明经(《卑失氏志》)。作为唐朝皇家太庙里的斋郎，李景文已经进入唐朝皇家礼仪的核心部分，而其后来成为乡贡明经，表明这个家庭的波斯人后裔已经完全汉化。”“因为李素一家在长安生活了数十年，诸子也都在长安或附近的关内道和河东道任职，一步步地走向汉化，其子从武职军将渐渐转为唐朝礼仪中的角色，甚至成为乡贡明经，正是这种逐渐汉化的表征。”[21]诚如荣先生所言，李景文与李景度的斋郎任职已经表明波斯人李素的儿子们进入了唐朝皇家礼仪的核心部分，这是他们华化、汉化加深的重要标志，而李景文成为“乡贡明经”则表明他们已经接受了儒家学说及科举考试。我们将波斯人李素及其儿子们的事迹附于论文的最后是为了补充说明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对儒学及科举的接受情况。来自波斯的中古移民数量明显少于粟特，而在少量的波斯移民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儒学及科举的接受情况，实在是珍稀，而大量的粟特移民流动于中华大地之上，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必然会逐渐定居下来，慢慢融化到中华文明之中，而加速他们融化的催化剂或许就是儒家文化，就是中原的典章制度，他们起初或许只是因为实际的利益才接触儒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不自觉地接受了儒家文化以及可以改变他们命运的科举考试，所谓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与之化矣。

四

儒学虽不是宗教，但却是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信仰之补充，其在入华粟特人的精神世界中必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它是入华粟特人华化、汉化加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标志；我们不能排除入华粟特人信仰多元化情况的存在，他们对儒学及科举的接受、追捧或许与现实的利益有更大关系，但是也应该看到部分入华粟特人已经从内心深处接受儒学及以科举为中心的中原传统文化。在隋唐以前，就是科举实行之前，儒学与仕途的关系还没有那么直接地关联起来，南北的对抗，战争的发生，对武将、使节的需求或许更多一些，而本来就骁勇的粟特人成为诸家拉拢的对象。但是隋唐以来，在大一统的国家体制之下，科举成为风气、潮流，成为整个帝国的人才选拨制度，世家大族、高门贵姓皆以科举为晋身之途，耻不以文章达，那些进入中华的粟特人必然会很敏感地觉察到这巨大的变化，“狡黠”的粟特人必然会逐渐融入儒学与科举之中，于是诸多文献中出现了众多粟特人学习儒家经典并参加科举考试的记载，甚至包括向来被认为跋扈的河朔三镇的诸多节度使、军将家族，诚如我们以前所说，他们多数人的确是不用依靠参加科举来取得官职的，但是他们无疑认识到了儒学及科举的重要性[22]。而大量中下级官员甚至一些沦落为平民的入华粟特人，他们要取得官职，得到晋身之途，必然要通过最为正途的儒学及科举这条道路，而很多人终生默默无闻，名不见经传，所以他们的事迹也就湮灭在历史的滚滚长河中，好在大量墓志文献的发现，给我们带来认识这些古人的宝贵材料，使得我们可以越千年而重见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众多入华粟特人学习儒学、参加科举的往事。总之，中古时期尤其是唐代的部分入华粟特人与儒学及科举之间曾有过亲密接触，这亲密接触给入华粟特人的精神世界带来了新的启迪，儒学及科举是与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信仰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对儒学及科举的接受愈多，他们身上的胡气愈少，其汉化、华化程度愈深，当然这个过程是入华粟特人自主自愿选择的结果，时光流转，长河漫漫，入华粟特人最终融化在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

[1]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3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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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修订版[M]．北京：三联书店，2014：2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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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亚君]

2016-07-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唐代类书编纂研究”(15YJAZH045)。

刘全波(1984-)，男，山东阳信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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