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史宪诚家族在河北的活动

李晓明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唐史宪诚家族在河北的活动

李晓明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20)

唐史宪诚家族本为六胡州粟特人，后迁入河北，并在中唐藩镇的舞台上有着浓墨重彩的表现。然而由于史料的不足，这一家族进入河北前后的事迹十分模糊，结合对史氏家族族属的考察，以及其进入河北初期的零星线索，可以大致勾勒出这一家族从六胡州迁入河北，后为安禄山网罗参与叛乱，乱后流入成德，再转徙魏博的路线。史氏家族与沧景、成德二镇，本镇军事力量，河北高门大姓以及唐廷均有密切联系，这一关系网络不仅促成了史宪诚出任魏博藩帅，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统治，也使史氏家族在被迫退出魏博后，入朝的家族成员能够为唐廷所纳，获得良好的政治待遇。

史氏家族；河北；魏博；关系网络

唐史宪诚家族在9世纪时发迹魏博，史宪诚“祖及父爵皆为王”[1]5935，其本人更在长庆二年(822年)跃任魏博藩帅，其弟史宪忠、子史孝章均历任多镇节度，时称“史氏之宠光，古无有也”[2]101。然而这个在藩镇历史舞台上有着浓墨重彩表现的家族，其迁入河北的事迹却极为模糊，加之文献中关于其族属信息记载的歧异，族属之争使得这一问题又更加复杂，结合对其族属的考察界定，并重新解读文献中相关记载，可将其迁徙河北的事迹重新厘清。此外，虽然学界关于魏博镇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属丰厚，然而就史氏魏博时期的权力网络还未有个案的全面分析，下面试就以上问题略作申论。

一、史氏家族迁入河北再考

两《唐书·史宪诚传》中明确记载史氏家族为奚人，但同书之下又有“灵武建康人”[3]4685“内徙灵武，为建康人”[1]5935的描述，与奚人的活动范围抵牾，则史氏家族迁出地究竟为东北部奚人所在地域还是灵武、建康，颇为难解。此外，根据文献，史氏家族可以追溯至史宪诚祖史道德，然而道德的仕事信息不详，确切事迹的初次记载仅为“(史宪诚)父周洛，为魏博军校，事田季安(796-812年在位)”[3]4685，则史氏家族迁徙河北的时间和路径以及进入河北的初期动向亦颇难考察。

荣新江认为史氏家族本为粟特人，原出河西建康，先东迁至灵州，然后进入北方突厥领地，或许曾在突厥所辖的奚人中栖身，故在奚、契丹强盛时冒称奚人，之后又进入河北。关于这一家族进入河北的具体时间，他认为：“《旧唐书·史宪诚传》记：‘祖道德，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上柱国、怀泽郡王。父周洛，为魏博军校，事田季安，至兵马大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御史中丞、柱国、北海郡王。’《史孝章神道碑》则云：‘曾祖道德，赠右散骑常侍，封怀泽郡王。祖周洛，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常卿、兼御史中丞、北海郡王、赠太子少保。’这里史道德、史周洛的结衔，显然是最后的实职和追封。从史周洛最初以军校效力于魏博节度使田季安(796-812年在位)，其家迁入河北地区应当在安史之乱以后。”[4]102-104森部丰则认为，与进入突厥的粟特人相同，亦有奚人曾迁居北亚，追随东突厥归附唐朝，与粟特部落一同被编入六胡州，“史宪诚的祖先虽说是奚人，但从改用史姓及将自己的原籍认作灵州这两点来看，他们跟迁到河套的突厥化粟特人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奚族人已是突厥化的粟特人”。但关于史氏家族迁入河北的时间，森部氏则持保留态度，“我以为很可能史家在史道德时期还没有移居河北，甚至更有可能史道德并不是军人。不过，在灵州的史宪诚一家确实在贞元年间(785-805年)已移居河北南部的魏博，但是他们一家迁移的路线以及详细的移居规模并不明了”[5]。然而仅凭封衔、任职论断迁入时间，未免有失偏颇，且二氏属文之时，《史孝章墓志》尚未出土，对有效信息未能全部加以运用，因此史氏家族进入河北的相关事迹或可再加商榷。

建康史氏为入华粟特人之郡望，已在学界达成共识。《元和郡县图志》载：“灵武县，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因号胡地城。”[6]前辈学者对“胡户”进行考察，指出其为中亚粟特人，则至迟北魏时期灵武即有粟特聚落。降及唐代，灵武不仅是粟特人东迁的必经之地，亦是突厥内部胡族部落南下归附的安置地，“调露元年，于灵、夏南境以降突厥置鲁州、丽州、含州、塞州、依州、契州，以唐人为刺史，谓之六胡州”[1]974-975。从史氏家族与灵武、建康的密切关系可知，其极有可能是六胡州地的粟特胡人。武周如意元年(692年)立于恒州开元寺的三门楼石柱上，集中记录了一组相互婚姻的安、曹、史、何、米、罗、石、康、毕等姓的粟特人[7]，至迟到武周时期，河北地区就已有了为数不少的粟特人。大规模粟特人涌入的原因，可能与当时的东北边防密切相关：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爆发大规模叛乱，朝廷“大发河东道及六胡州、绥、延、丹、隰等州稽胡精兵，悉赴营州”[8]，大批粟特人因之进入河北，乱后这些胡人的去向不明，很有可能就近做了安置，以备后患。史氏家族极有可能在这一背景下，从六胡州前往河北，后与附近奚人长期密切联系，从史宪诚“我本奚人”[1]5936的族属认同亦可证实，其与奚人相处的时间由来已久。

天宝年间，安禄山蓄谋反唐，广罗蕃胡精兵良将，身处河北的史氏家族，与安禄山有着共同的族属，极有可能亦为其所笼络。张国刚、蒋爱花通过统计，将唐代男子结婚年龄的高峰期划在17岁至30岁之间[9]，若取中值23.5岁为一代，按史孝章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出生，则安史之乱时期，史道德年龄范围大概在26～34岁之间，正值青壮年，从年代上看，史道德参与安史之乱不无可能。安史之乱后期，随着唐廷逐渐扭转战局，加之安庆绪较其父威望和能力的不足，很多蕃胡叛将逐渐萌生自主意识，纷纷投诚朝廷[10]207，《新唐书》记载：“然承庆等十余人送密款，有诏以承庆为太保、定襄郡王，守忠左羽林军大将军、归德郡王，从礼太傅、顺义郡王。”[1]6422-6423突厥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和粟特人安守忠分别被封为定襄郡王、顺义郡王和归德郡王，唐廷给予这些蕃将至高的名衔，意图在于分化安史叛军，其中不乏“顺义”“归德”这类怀柔字眼，相类唐初所封率众归附的阿史那苏尼失、阿史那思摩为“怀德郡王”“怀化郡王”。史道德所封“怀泽郡王”，从语义看亦属此类封爵，且文献所见史道德并无显赫事迹，却官封郡王，则其极有可能曾为安史叛将，后因归顺唐廷而获封怀泽郡王。

《史孝章墓志》云：“越自襁褓，即来邺都。”[11]281“邺都”即邺城(今河北大名北)，因历史上曾先后为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北齐六朝都城，故称“邺都”，属唐相州地。安史之乱后，相州原为薛嵩辖地，775年为田承嗣吞并，属魏博镇所辖。按墓志所云，史氏家族当在贞元十六年(800年)史孝章出生后不久来到魏博之相州。《史孝章神道碑》云：“母曰冀国夫人李氏”[2]99，后文又有“上(文宗)曰：‘向吾始征沧州，议者皆曰：彼魏之姻也，虑阴为寇谋。吾发使数辈以侦之，其还也，佥曰：尔父沥款于宾筵，尔母抗词于帘下，愿绝姻以立效’”[2]101，《旧唐书·史宪诚传》亦载“(史宪诚)与全略婚媾”[3]4686，则李氏当为沧景节度使李全略之女性亲属。按史孝章于贞元十六年(800年)出生，则李氏嫁给史宪诚的时间当在此之前，据史籍记载，李全略其时尚为成德下的“镇州小将”[3]3906，或可认为史氏家族在安史之乱后先是流入李宝臣(张忠志)节度的成德，贞元十六年(800年)后不久才迁往魏博，这与史氏家族从史周洛开始侍从田季安(796-812年在位)亦相吻合。安史之乱后的成德，是流散河北的众多蕃胡投靠的首选，聚集了大量蕃胡将领，实力最强，但这也导致了李宝臣死后节度使猜忌、剪除大将以及将领之间争立、倾轧的乱象，并引发了成德的分裂[10]219-223。在这种政治生态下，许多将领纷纷离镇，与史宪诚有姻亲关系的李全略，便“自拔归朝，授代州刺史”[3]3906，史氏家族极有可能亦因此出走魏博。

综上所述，史氏家族本为六胡州粟特人，其迁入河北很可能在武周时期，由于朝廷应对东北边防危机的需要，六胡州地能征善战的胡部被征往前线，史氏家族因之进入河北。到史道德时期，史氏家族加入了安史叛军，甚至成为其重要将领，故而在叛乱后期因投诚唐廷获得了怀泽郡王的封爵。乱后，史氏家族先进入蕃胡最为集中的成德镇，因成德藩帅与将领以及将领之间争权倾轧的持续乱象，史氏家族在九世纪初又转徙魏博。

二、魏博史氏的关系网络

史氏家族从史周洛时进入魏博，最初仅履职军校，不过二十年左右时间，史宪诚便跃任节帅，其后“一门四节，焜燿当时”[2]102，然而执政仅仅七年，史氏家族势力又被迫全部退出了魏博藩镇，部分家族成员入朝为仕。梳理史氏家族的关系网络，可以一窥史氏家族在魏博骤荣剧衰，以及部分家族成员能够重新在唐廷入仕的原因所在。

(一)与成德、沧景二镇的联结

河北藩镇为对抗朝廷以自保，常常采取各种方式与周边藩镇进行联结，其中婚姻是一个重要的手段。根据史料，可将史氏家族的世系婚姻关系如图厘清如下：

由“史氏家族的世系婚姻图”可知，其与沧景、成德二镇均有婚姻关系。元和末、长庆初，因主帅变易，河朔政局动荡，时为魏博牙将的史宪诚联合成德衙内兵马使王廷凑伺机夺权，最终双双出任本镇节度使，为了巩固同盟关系，两个家族又进行了联姻——史孝章娶王廷凑之女为妻，以及早在成德时期与沧景李全略的联姻，对史氏家族出任魏博藩帅可能也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史氏家族十分重视这一外援，故而在李全略子李同捷叛乱初期，给予了援助。

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去世，唐廷以此为契机，意欲再次削弱河北藩镇，“乙酉，徙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刘悟为昭义节度使，李愬为魏博节度使”[12]7785。其中，田弘正、刘悟、李愬均为唐廷所信赖，而王承元则被迫离开势力所在的成德。然而田弘正“新与镇人战伐，有父兄之怨”[3]3851，成德衙内兵马使王廷凑遂“每抉其细故，激怒众心。会弘正以魏兵二千为衙队，左右有备不能间。长庆元年(821年)六月，魏军还镇。七月二十八日夜，廷凑乃结衙兵噪于府署，迟明，尽诛弘正与将吏家族三百余人。廷凑自称留后、知兵马使，将吏逼监军宋惟澄上章请授廷凑节钺”[3]3885。唐廷对于王廷凑夺帅的行为自然不会认可，于是立即起用田弘正子田布代替病中的李愬加以讨伐，田布以史宪诚“出己麾下，必能输诚报効，用为先锋兵马使，精锐悉委之”[3]3852。但史宪诚利却用牙兵的心态，煽动军乱，“(士卒)咸曰：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皆不能也”[3]3853。田布无奈之下自杀，史宪诚则在将士的拥戴下，成为新一任魏帅，此时为长庆二年(822年)正月。张龙认为：“史宪诚之所以能够顺利执掌魏博，是其与成德、幽州秘密联络的结果。《史孝章墓志》记载:‘公之始婚太原王氏，故镇州节度使廷凑之爱女。’可见，史宪诚与王廷凑关系之密切，王廷凑杀田弘正，成德、幽州联手反对朝廷的各种阴谋，史宪诚应当都是非常清楚的，可能很多事情还有他的参与。”[13]38然而，与王廷凑的联姻，似乎当在史宪诚出任魏博藩帅之后，否则田布应该不会以与王廷凑有儿女之姻的史宪诚为先锋兵马使，并委以精锐。二者在长庆初年的联合实际是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元和末年宪宗借成德王承宗之死，意图通过广泛任命亲唐主帅，推动河北削藩事业，却造成河朔时局的动荡，当时均为本镇大将的史宪诚和王廷凑都意识到唐廷对河北的重新安排之下隐藏着巨大的不稳定性，是夺权的契机，且史氏家族很可能在其驻留成德期间便与王廷凑家族有交集，共同的出身和利益需求，让二者走向了联合，在两家顺利夺帅后，为了维护这种同盟关系，巩固自身在本镇的统治，故又结为儿女亲家。

与李全略联姻时，史氏家族尚在成德，但二者的姻亲关系想必在其取代田氏的夺权中亦给予了一定的外部支持，史宪诚出任节度使后，二者又遥相呼应：宝历二年(826年)，沧景节度使李全略去世，其子李同捷窃据军城，表邀符节。对于实力相对弱于三镇的沧景，唐庭再次试图削藩，“命乌重胤率郓、齐兵加讨。又诏徐帅王智兴、滑帅李听、平卢康志睦、魏博史宪诚 、易定张璠、幽州李载义等四面进攻”[3]3906。成德节度使王廷凑随即援助李同捷，史氏家族自然亦不愿意失去姻亲盟友，于是“潜以粮饷资之”[1]5936。

考察史氏家族的婚姻纽带以及相关史事可以看出，史氏家族与成德、沧景二镇均有交结，这不仅使史宪诚得以顺利出任魏博藩帅，也为史氏家族执政之初巩固在魏博的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与魏博境内军事势力的关系

史氏家族能够取代田氏，出任魏博藩帅，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获得了境内牙兵等军事力量的支持，其在本地有一定的统治基础。

魏博在田承嗣时期创立发展了一支极负盛名的牙兵，牙兵本是征募当地农民而形成的亲卫军，在“丰给厚赐”的优待下，转化为以自身利益为首要的雇佣军兵团，藩帅的废立也按照他们的意愿进行[14]。堀敏一即指出，前期藩帅交替的主导权，大体上在节度使本人、亲属和他的左右心腹手里。然而自田弘正时代以后，魏博藩帅更替的主导权开始为牙军方面所掌握[15]。“父子相袭，亲党胶固”的牙兵，在守卫本镇时常常表现出极强的战斗力，然而也正是这种强烈的地域意识以及其本身的嗜利性，使得牙兵极不乐意出境作战[10]238。田弘正出任藩帅后，一反“河朔故事”，“以六州版籍请吏”[3]3848，并为效力唐廷而频频出战，想必已引起牙兵的不满。史宪诚深知牙兵的心态，因此“以河朔旧事动其人心，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3]4686。他成功地煽动起牙兵对频繁出战的不满，使得欲为父报仇、出战成德的田布根本无法控制本镇军队，而对“河朔故事”的舆论造势，则使他获得了牙兵的支持，进而被推举为新任藩帅。此外，荣新江认为，史宪诚、何进滔父子孙均以粟特身份任魏博节度，应当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考辩三代效力于史宪诚、何进滔、何弘敬的米氏家族，说明魏博各级军将中，俱有一定的粟特胡人充任，他们构成了粟特节帅的统治基础[4]105-107。

史氏家族能够在魏博迅速崛起，极可能以其粟特身份团结了相当的胡人势力，如米氏家族。但魏博自田弘正时代开始，牙兵跋扈、主导藩帅更替的局面已经形成，史宪诚正是认清了这一形势，故而以“河朔故事”煽动舆论，获得牙兵的拥立，这是史氏家族能够最终升任藩帅的重要因素。

(三)与高门著姓的联姻

史宪诚、史孝章父子在联姻对象上，除周边藩镇外，似乎还倾向高门著姓，如史宪诚妻赵国夫人高氏，史孝章继室深泽县君博陵崔氏，不仅体现了史氏家族通过与大姓联姻提高社会威望的务实心理，也反映其逐渐汉化，受到门第观念的影响。

渤海高氏为唐后期至五代燕蓟地区著名的汉族大姓，如高鞫仁、高如震、高崇文、高霞寓、高思继、高蟾等，其中高鞫仁、高如震还是安史手下重要将领，史氏家族极有可能与既是望族大姓又曾属同一阵营的高氏进行了联姻。而从毛汉光对中古时期十姓十三家著房著支籍贯迁徙的考察可知，唐代山东士族绝大部分都离开了河北，仍在河北地区的仅有两支：其一为博陵崔氏第三房玄亮支，在磁州；其二为范阳卢氏第二房士澈支，在相州[16]。与史氏家族联姻的博陵崔氏极有可能即第三房玄亮支。虽然自唐初以来统治者便不断打压旧的门阀士族，皇室、贵戚、勋臣等崛起为新贵，科举取士又涌现了一批新士族，但旧的门阀士族仍然拥有极高的声望和地位，门第观念仍盛行于时。为了巩固统治和笼络人心，史氏家族正需要借助这些士族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山东士大夫以五姓婚姻为第一”[17]，能与山东高门五姓之一的博陵崔氏联姻，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提高史氏家族的社会威望。

史宪诚、史孝章父子与汉族大姓的联姻，反映史氏家族作为异族外来者，逐渐受到中原门第观念的影响，并意图通过与高门大姓的联姻，增强自身势力及影响力，进而获得社会认可的心态。

(四)与唐廷的关系

魏博是河北藩镇与唐廷对峙的前线，扼守河北诸镇的咽喉要道，“若魏博全，则燕、赵无患”[3]3843，故河朔三镇素相联结。毛汉光即指出：“河北淄青地区虽然偶有不协，但在对抗唐中央压力之时，大致维持现状，相互攀缘，而魏博在安史乱后以迄唐末这一百三四十年的形势之中，是抗拒中央的首当其冲的支柱。”[18]实际上魏博在对待唐廷和周边诸镇上，并非一以贯之。谷川道雄即认为河朔节帅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是‘伙伴集团’中的一员，一方面是朝廷的使臣，具有这两面矛盾性格的藩帅在现实中，也就不能不摇摆于军人与朝廷之间了”[19]。魏博时期史氏便是典型例证。

史宪诚上台之初，“虽外顺朝旨，而中与朱、王为辅车之势”[3]4686。然而此后由于牙兵跋扈难制和唐廷强硬削藩的内外压力，史氏家族的立场发生摇摆，并逐渐向唐廷靠拢。张龙即指出，从史宪诚死后由裴度为之撰写神道碑，讨伐李同捷时史宪诚与裴度通过马纾互通消息，史孝章入唐后出任神策军势力所在的鄜坊丹延节度使，而裴度与执掌神策军的宦官有密切关系，以及受裴度知遇之恩的杨干光担任鄜坊观察判官，协助史孝章处理州府事务等等，均可看出史氏家族与裴度代表的唐朝中央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13]41-47。宝历二年(826年)的李同捷叛乱事件，是史氏家族倒向唐廷的催化剂。

大和二年(828年)，沧景节度使李全略去世，文宗授李同捷检校左散骑常侍、兖州刺史、兖海节度使，以天平节度使乌重胤代之为沧州节度，李同捷拒命，“擅领留后事，仍重赂藩邻以求缵袭”[3]3906。于是唐廷命包括史宪诚在内的诸镇加以讨伐，然而史宪诚“与全略婚媾，及同捷叛，复潜以粮饷为助”[3]4686，与成德王廷凑一暗一明共同支援李同捷。但事态很快发生转变：首先是此前被排挤出中央的裴度重新回到权力中枢，“(裴度)以宿旧自任，待宪诚于不疑”[3]4186，对史宪诚表面给予充分的信任；其次，当史宪诚派遣亲信到唐廷时，宰相韦处厚声色俱厉：“晋公(裴度)以百口于上前保尔使主，处厚则不然，但仰俟所为，自有朝典耳。”[3]4187再者，家族内部亦出现了投唐声音，自其父任魏博藩帅后便“潜达忠款，闻于聪听”[11]281的史孝章，竭力劝说其父：“臣窃惟大河之北，地雄兵精，而天下贤士心侮之，目河朔间，视犹夷狄，何也？盖有土者多乘兵机际会，非以义取。今臣家父侯母封，化为贵门，君恩至矣。非痛折节砺行，彰信于朝廷，无以弭识者之讥，寤明君之意。节着于外，福延于家。乘时蹈机，祸不旋踵。”[2]100而从后来史宪诚“将以族行，惧魏军之留，问策于弟宪忠，宪忠教分相、卫，请置帅，因以弱魏”[1]5936，似乎其弟史宪忠也倾向归附朝廷。于是，从大和二年(828年)七月开始，史宪诚连续出兵，与李同捷四战于平原，大获全胜。戡乱十分顺利，然而“史宪诚闻沧景将平而惧”[12]7863，史宪诚恐惧的原因在于他背弃了与成德、沧景二镇的同盟，又因频频出战引起牙兵的不满，其在魏博的藩帅地位已然动摇。于是史宪诚与唐廷密议投诚：唐廷分相、卫等置帅，以削弱魏博，并命李听假称讨伐丌志沼取道清河，实现权力交接。唐廷同意了史宪诚的请求，并对史氏父子做了相应的安排：授史宪诚检校司徒、兼侍中，徙河中节度使，析相、卫、澶三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然而，李听败丌志沼后，“自贝州还军馆陶，迁延未进”[12]7865，魏博将士军声哗然，“众谓宪诚卖己，曰：‘绐我以沽恩耶？’夜攻杀之，并监军史良佐，推何进滔为帅以请”[1]5936。因为李听的迁延，不仅使史宪诚死于哗变，亦使唐廷削藩再次失败，中央势力介入魏博的努力又付诸东流。史孝章因赴相卫之任躲过哗变，史宪忠则侥幸逃出魏博。入朝后，史孝章凡历任鄜坊丹延节度使、郑滑颖等州节度使、邠宁庆等州节度使，开成三年(838年)“十月十三日上表入觐，廿日，薨于长安靖恭里之私第，享年卅九”[11]280-281；史宪忠则先授陇州刺史，又历任泾原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振武军节度使，后“以病自丐，改左龙武统军。卒，年七十一，赠司空”[1]4791，二人均受到唐廷良好的政治待遇，保得始终。

梳理史氏家族的关系网络可知，这一家族与周边藩镇、境内军事力量、高门著姓以及唐廷均有交结，这不仅使得史氏家族能够以异族外来者的身份迅速积累社会威望，网络各方势力并出任藩帅，也使得后来魏博牙兵哗变时，免遭罹难的家族成员能够入朝为仕，获得良好的政治待遇。

三、结语

结合对史宪诚家族族属的考察，以及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将这一家族迁入河北的相关事迹大致厘清：其本属唐六胡州地的粟特人，武周时期因朝廷抵御东北两蕃的军事需要，被征往前线，进入河北。安禄山统治河北时期，史氏家族为其网罗，参与了安史之乱，甚至出任重要将领，史氏家族在叛乱后期顺势投降唐廷，故而史道德获封怀泽郡王。乱后史氏家族流入当时蕃胡最为集中的成德镇，由于后来成德藩帅、诸将间争立倾轧的持续乱象，史氏家族转徙魏博。梳理魏博史氏家族的关系网络可知，其与沧景、成德藩镇，境内军事势力，社会高门著姓以及唐廷中央均有密切联系，正是借助这一网络，进入魏博的史氏家族，仅二十年左右时间便取代了旧势力田氏家族，出任藩帅；其后虽因牙兵哗变，史氏家族被迫退出魏博，但入朝的史氏家族均获得了唐廷优厚的政治待遇，史宪忠、史孝章甚至历任多镇节度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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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亚君]

2016-07-25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一路一带”重点项目“丝绸之路商业民族——粟特人在甘肃的基础数据与研究”(15LZUJBWZX001)；自由探索项目“中古时期丝绸之路胡商贸易与使臣来往研究”(15LZUJBWZY044)。

李晓明(1991-)，女，山东莱西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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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30(2016)05-0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