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几句“以兹鼓励”的话

育邦

迄今为止，我们绝大部分作家的注意力依然停留在发表、出版、荣誉和财富上，即便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些事当然无可厚非。是的，作家也必须食人间烟火，对于现实利益也相当敏感。像所有的宗教信仰一样，作家的理想世界必须是现实生活价值的对立面吗？它摒弃对生活的种种傲慢之举，摒弃现有的共同的世俗价值理念，只能去践行彼岸的生存方式？

妥协之余，是不是可以坚持——“把真理置于现实的利益之上”呢？

我们中国人很难正当地做一个中国人，这种情形使得我们的写作未免来得英雄气短或辞不达意，要么虚与委蛇，要么小心翼翼。（这是针对散文领域而言的，譬如小说、戏剧等，而几乎不涉及诗歌。）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所有的中国作家心中都设定了禁区，为了使作品顺利地面世，他们使出吃奶的劲绕道而行。谁都明白“腹诽之罪”和“文字狱”的厉害，因而太史公言和贾雨村言也就成为我们一项不大不小的文学传统。《红楼梦》之索隐说绝非空穴来风。但过多的“弦外之音”不免会使写作者堕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有时，绝望和悲怆还是不断驱使人们叛逆，冒险突进，那些黑夜里的“潜行者”不停深入世界的核心与真相，他们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并作出精妙的表达。由于这一因素的存在，我们也拥有一批可堪与世界级作品媲美的小说。

我想起舍伍德·安德森对年轻的福克纳说过的一句话，真是让人提气。他说，作为一个作家，你首先必须做你自己，做你生下来就是那样的人；也就是说，做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作家，你无须必得口是心非地歌颂任何传统的美国形象。

可惜的是，我们中国人生下来就是精神扭曲的人，口是心非的人。数千年来，确实有一些有脊梁的中国人绝不愿意做这种人，他们的结局往往很悲惨——作为作家，他们基本上遭遇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毁灭。

我们需要一切妥当了，才开始写作。至少我们是冲着一切妥当而去的。事实上，作家并不需要经济自由，他所需的只是一支铅笔和一些纸。福克纳言，我从未听说过由于接受了慷慨馈赠拥有金钱而写出佳作的这种事儿。是的，以我有限的所见所闻，此言不虚。

还有另外一种活法。做一个作家，需要勇气。萨义德说，“这些个人和社会不合，因此就特权、权势、荣耀而言都是圈外人和流亡者”。流亡是一种可以让他们继续保留和发展自我的方式，甚至在现代社会中是一个了不起但又富有挑战的选择。“对于受到迁就适应、唯唯诺诺、安然定居的奖赏所诱惑甚至围困、压制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是一种模式。”（萨义德《知识分子论》）流亡者丧失了自己的故乡，那些有形的物质基础和无形外部气息，他唯一的安身之处就是在那些洁白的尚未展开的纸上。阿多诺作为一名真正的流亡者，他指陈：“对于一个不再有故乡的人来说，写作成为居住之地。”因而，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认为写作是一件美好的事。

一个作家一旦要进行创作，他便 “遗世而独立”。福楼拜说，创作者必须摒弃整个世界，以蟹居于作品之中。他本人也是践行此道的。他赞许放弃人世的姿态，以便更好地投入到“作品的玩石”之中。作家正当的形象应当是以自己的背影站在人世地平线的尽头。也就是说，假如这一形象能够存在的话，就意味着作家的意愿是：一是对世事的厌倦；二是隐遁于自己世界的要求；三是对彼岸世界的欲念。

福克纳一再重申作为一个作家的观点：人是不可毁灭的，因为他拥有简单的自由意志。我以为这句话很好，以兹鼓励自己和写作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