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多玛的学者①

罗贝托·波拉尼奥　许志强　译



索多玛的学者①

罗贝托·波拉尼奥许志强译

①此文选自罗贝托·波拉尼奥《邪恶的秘密》，英译者是克里斯·安德鲁斯。奈保尔写阿根廷的文章为：《阿根廷：墓园后的妓院》、《理解博尔赫斯》和《铁门旁的尸首》。

Ⅰ

这是在1972年，我可以看见V.S.奈保尔漫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唔，他偶尔在漫步，只是偶尔，他走在去聚会或约会的路上时，他的步子就快了，眼睛只盯着他要看的东西，以便在赶往目的地的路上尽量少些干扰，不管是到私人住宅还是到经常光顾的饭馆或咖啡馆去，既然是同意和他见面的许多人都挑选了公共场所，好像他们被这个怪怪的英国人吓着了似的，或是被这位《米格尔街》和《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的作者弄得不知所措似的，当他们见到他本人时，他们心想：噢，我没想到是这个样子的，或者：这不是我想象的那个人，或者：没人跟我说过。于是乎他来了，奈保尔，看来他能注意到的就只有外在的动作了，可他其实也是在注意内心的活动，虽说他是用他自己的方式加以诠释，偶尔武断任性，而他穿行于1972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边走边写，说不定他的腿儿穿行于那座陌生的城市时，他只是想要写，而他依然年轻，四十岁年纪，身后已经有了为数可观的一批作品，这批作品不至于将他压倒，也不至于在他有约要赴而穿行于布宜诺斯艾利斯时轻快不起来——作品的重量，这是我们不得不要言归正传的东西，他在作品中取得的重量和骄傲，重量和责任感，而这不至于让他的腿儿动得不灵活，也不至于让他招呼出租车的手抬不起来，他行止适当，符合他那种人的身份，那种准点赴约的人——可是只要他漫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而无约可赴，不能实行他英国人的严格守时，没有什么紧迫的义务，只是沿着那些陌生的林荫道和街道，穿行于那个南半球的城市，跟北半球的城市是那么相像，却是一点儿相像之处都没有，是有人突然之间吹大的一个洞，一个空，完全限于本地消费的一场秀，这个时候他就被作品压倒了；这是他感觉到作品重量的时刻，而他背负那个重量走路是蛮累的，这就让他筋疲力尽，感到恼火，感到羞辱了。

作品的重量，这是我们不得不要言归正传的东西，他在作品中取得的重量和骄傲，重量和责任感

Ⅱ

多年以前，V.S.奈保尔——顺便说一句，一个我极为敬重的作家——还未赢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就试着写一篇有关他的故事了，以“索多玛的学者”为题。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奈保尔上那儿是去写有关爱娃·庇隆的那篇长文，该文后来收入1983年西班牙的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的一本书。故事中，奈保尔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我想这是他第二次造访这座城市，然后打了一辆车——就在这个地方我卡住了，这说明我的想象力不怎么样。我脑子里有其他一些我没有时间去写的场景。主要是些会面和拜访。奈保尔在报社办公室。奈保尔在一名作家和政治活动家的家里。奈保尔在一位上流社会的文学女士的家里。奈保尔打电话，深夜回到宾馆，熬夜，勤奋做笔记。奈保尔观察人们。坐在一家有名的咖啡馆的桌边，尽量不错过一句话。奈保尔拜访博尔赫斯。奈保尔回到英格兰，整理笔记。如下一系列事件的简短而有趣的记录：庇隆竞选候选人，庇隆的回归，庇隆的竞选，庇隆阵营内部冲突的最初症候，右翼武装集团，蒙特内罗，庇隆之死，他遗孀的总统宝座，难以描绘的洛佩斯·雷加，军方的立场，右翼和左翼庇隆分子的暴行重新燃起，政变，肮脏的战争，杀戮。可我也许是把一切都搞混了。也许奈保尔的文章是中断在政变之前；大概是在已经知道有多少人失踪、暴行的规模得到证实之前发表的。在我的故事里，奈保尔只是穿行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道，不知怎地，对即将吞噬这座城市的地狱怀有预感。他的文章在这方面是有预言性的，适度的、较小的预言，跟萨瓦托的《毁灭使者阿巴顿》没法比，但是以其些微的良好意愿，可以被视为那个家族的一分子，因恐惧而瘫痪的虚无主义作品的家族。我说“瘫痪”，指的是字面上的意思，不是一种批评。我在想着几个小男孩突然面对意外恐怖时那副吓呆了的样子，连眼睛都闭不起来了。我在想着几个已知是死于心脏病的女孩，没等强奸犯在她们身上完事就一命呜呼了。有些文学艺术家就像这些男孩和女孩。而在我的故事里，奈保尔不知不觉就是这个样子。他总是睁着眼睛，保持他惯常的那种洞明。他有西班牙人所说的坏牛奶那种东西，让他对低俗的伤感诉求保持免疫力的一种脾气。可在他游荡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夜间，他，或是他的触角，也捕捉到了那个静态的地狱。问题是，他不知道如何从那种喧闹中，从某些作家、某些文学艺术家觉得尤其不安的那个困境中提取信息。

奈保尔对阿根廷的洞察实在说不上是讨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发现不仅是这座城市还有这整个国家都是难以忍受的可恶。每一次造访，每一个新结识的人，都似乎加重他对这个地方的不安之感。要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奈保尔在我的故事里是准备去一家网球俱乐部和比奥伊·卡萨雷斯见面的。比奥伊不再打球了，可是他仍去那儿喝苦艾酒，和朋友闲聊，坐着晒太阳。网球俱乐部里的这位作家及其友人给奈保尔的感觉是精神愚弱的纪念碑，是整个国家何以陷入弱智状态的活生生的例证。他与新闻记者、政客以及工会领导的会见给他留下同样的印象。这些让人筋疲力尽的日子过去之后，奈保尔梦见布宜诺斯艾利斯和潘帕斯草原，梦见整个阿根廷，而他的梦一律都变成噩梦。阿根廷人在拉丁美洲其他地方并不是特别受欢迎，可我能向你保证，没有一个拉丁美洲人写的批评有奈保尔的那么厉害。即便是智利人也比不上。有一回，我和罗德里戈·福莱桑交谈，我问他对奈保尔的文章有何看法。福莱桑，他的英语文学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几乎不记得这篇文章了，即便奈保尔是他最喜欢的作家之一。但是回到这个故事里来：奈保尔倾听并记下他的印象，可他多半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四处转悠。然后突然之间，他跟读者什么招呼都不打，就谈起鸡奸来了。作为阿根廷习俗的鸡奸。不只是在同性恋当中——事实上，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记得奈保尔根本就没提到同性恋。他谈的是异性恋关系。你可以想象奈保尔，在一家酒吧里不声不响地坐着（或是在一家街头小店里——为什么不是呢，既然咱们是在想象），听新闻记者交谈，这些人从政治开始谈起，这个国家是如何兴高采烈地把它的轨道铺向深渊，接着，为了让他们自己振作起来，就把话题转到艳遇、性征服和情人上来。所有那些姓名不详的情人，奈保尔提醒自己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鸡奸的。我把她的屁股抬起来，他写道。在欧洲这是一种被视为羞辱的行为，他沉思道，或者至少是被默默回避的，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酒吧里，这成了用来吹嘘的东西，成了生殖力的标志，彻底占有的标志，只要你没有操过你的情人或女朋友或老婆的屁股，那你就没有真正占有过她。正如奈保尔对政治上的暴行和轻率感到大为震惊，那种“把她的屁股抬起来”的性习俗，他看作是有辱人格的性习俗，让他必定是满心厌恶和鄙夷：对阿根廷人的鄙夷之感随着文章的进展而变得越来越强烈。看来是没有人免于这种有害的习俗。唔，不是的，文中征引的一个人是拒斥鸡奸的，虽说没有奈保尔那样激烈。其他人，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是接受并奉行这种习俗的，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这么干的，而这让奈保尔得出结论，阿根廷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大男子国家（其男子气概是被一种死亡和鲜血的戏剧艺术勉强伪装起来），而在这个放荡不羁的阳刚之气的地狱里，庇隆是超级大男子，艾薇塔是被占有的女人，完全被占有。任何一个文明社会，奈保尔认为，都会将这种性行为斥为变态反常和降低身份，但是阿根廷不会。

在那篇文章里，或者说不定是在我的故事里，奈保尔陷入了一种越来越厉害的晕眩症。他的漫步变成了梦游症患者没完没了的游荡。他觉得快要呕吐了。事情就像是，只要他们的肉体在场，他造访和谈话的那些阿根廷人就要引起一种有可能将他压垮的恶心感。他想要为这种有害的习俗找到一种解释。他觉得，只有从阿根廷人民的出身来追溯这种习俗才是符合逻辑的，这些人是一贫如洗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农民的后裔。这些野蛮的移民抵达潘帕斯草原时，就把他们的性行为连同他们的贫困一起带了过来。他似乎对这个解释感到满意。事实上很明显，他未作进一步思考就把它奉为正当的缘由了。我记得，我读到那个段落，奈保尔解释他所认为的阿根廷人鸡奸习俗的根源，当时我是有点儿吃惊的。除了逻辑上的谬误之外，这种解释在历史和社会现实中也是找不到依据的。1850年至1925年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农村劳动力的性习俗，奈保尔是怎么知道的呢？也许，某日深夜在科连特斯泡吧时，他听见一个体育新闻记者细细讲述其祖父或曾祖父在性欲方面的丰功伟绩，说他们在夜幕降临的西西里或阿斯图里亚斯，经常出去操绵羊。也许是的吧。在我的故事里，奈保尔闭上眼睛，想象着一个地中海的牧童在操一头绵羊或山羊。然后牧童抚弄着山羊入睡。牧童在月光下做梦：他看见多年以后的自己，重了许多磅，高了许多英寸，蓄着大胡子，结了婚，生了好多孩子，男孩子都在农场干活，照看兴旺发达的（或是逐渐变少的）畜群，女孩子都在屋里或园子里忙碌，受他的调戏，或是她们那些兄弟的调戏，最终是他老婆，皇后和奴隶，夜夜被鸡奸，屁股被抬起来——生动如画的一幅小品，与其说是要归功于残酷的现实，它有着一张被阉割的狗的面孔，还不如说是要归功于19世纪法国春宫画家那种田园色情的渴望。我倒不是说，西西里和瓦伦西亚那些善良的农村夫妇从来都没有搞过鸡奸，但肯定是不具有那种注定要在海外繁荣昌盛的习俗的常规性。现在要是奈保尔笔下的移民是来自于希腊，那么这种想法或许是值得考虑的。有一个庇隆伊底斯将军，阿根廷就会好多了。但即便是这样，或许也是好不了多少。啊，如果阿根廷人说的是现代希腊语。一种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现代希腊语，混合着比雷埃夫斯和萨洛尼卡的俚语。有一个高乔的费埃雷斯科普洛斯，尤利西斯的忠实拷贝，还有一个马其顿的埃尔南底基斯，把普罗克汝斯忒斯的那张床捶打成形。但是不管怎样，阿根廷就是阿根廷，自有其出身，也就是说，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它来自于任何地方，但不是巴黎。

编辑/黄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