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一瞥：半坡与蓝田

胡宗锋

罗宾·吉尔班克Robin Gilbank 出生于1981年，英国北约克郡人North Yorkshire，中世纪英语文学博士，从2008年起在西北大学任英美文学专家。出版有英文专著：《最美丽的谎言家》The Prettiest Liar （2012年）等。与人合译的有贾平凹的《废都》等。

七丘瞰罗马，八水绕长安。围绕长安的八水是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如今半数几乎成了山间小溪，绵延不过百余里。泾渭之水曾灌溉八百里秦川，是农业和水运的大动脉。据记载渭河当年是鳞光闪闪，所以当探险家苏道味（英文原名为阿瑟·德·卡尔·索尔比Arthur Sowerby）陪着“胜家缝纫机”的继承人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在1909年路过关中时，都亲眼看到了竹排上的鸬鹚在河里叼鱼（见罗伯特？斯特林·克拉克和苏道味著《穿越陕甘：1908-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华北行纪》第五章和插图20）。此情此景就是在今天广西美丽的喀斯特风景区也难得一见，那时陕西的渔夫把鸬鹚从竹排上放出去捕鱼，鸬鹚戴着脖套，叼到鱼咽不下去得吐出来。要是长着羽毛的奴隶反抗不潜水，主人就会解开脖套，喂它几条小鱼。抗日战争期间，当乔治·何克骑马走过潼关的时候，这儿还是一片“古代洪荒的乡下”，只有定期泛滥的渭河让其免受饥荒。在他的眼里，“几百年来的滚滚车轮压得山路沧桑不堪，人们能看到的只有沿途的车顶，泥淖中的村庄和其周围摇摇欲坠的黄土高坡难分彼此。”（见乔治·何克著《我看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第二章）。

（古罗马七丘位于罗马城的心脏地带，根据古罗马神话，其为罗马建城之初的重要宗教与政治中心，七丘分别为凯马路斯Cermalus、契斯庇乌斯Cispius、法古塔尔Fagutal、奥庇乌斯Oppius、帕拉蒂尼Palatium、苏古沙Sucusa与威利亚Velia，故罗马也被称为是“七丘城”——译者注）

把家园和风景融在一起的单调黄色依旧在那里，只不过现在无须蹲到骡子的高度而是从铺着沥青的高速公路上朝下看了。西安以东的大多数地方已经被开垦和绿化了，2004年，为了给七年后举行的国际园艺博览会做准备，成立了一个新的行政机构：浐灞生态区。世园会是在以前的一块418公顷的褐色土地上（其中45% 是湿地）经过严格的排污后举行的。世园会闭幕后，这里按照先期的计划被转化成了公用场地。在花坛里的植物枯萎被拔除，场馆被拆除后，让人能想起这场世园会的建筑就寥寥无几了。晚上，“长安塔”分割的塔层闪烁着不同的色彩，灯光一闪一闪地照着开车回城的司机。

官方期望投资一百五十七亿元的浐灞生态区能成为一个绿色长廊，把东郊的工业区和白鹿原与蓝田的铜绿山坡连接起来。这个区绵延581平方公里，现保存有180个物种，分属48科，还有150种湿地生物，分属50科27目。而更大范围的环境保护和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把这里谱写得越来越强势，然而细究起来，这些地方早就有了其文化底蕴，人文历史在此谱写了无数层的辉煌。

最早的西安人： 半坡博物馆

大约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四千年前，西安东边平原上定居的乃史前的仰韶人。他们的生存痕迹一直掩藏在地下，直到1953年，当地人修电厂挖地基时才发现了显然是古代文物的东西。随后的考古发掘速度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快得吓人，就在掀开地面的三年后，“半坡博物馆”正式开放，陕西人就领略到了远古祖先的生活方式。官方认为这是现代、高效的辉煌成就，当时的照片记录下了这一普天同庆的场面，其热闹不亚于过新年。

一提到半坡，人心里冒出的第一个词就是“怪”。半坡位于距西安城中心九公里外东边的灞桥区。这块大有开发前途的地区依旧是个半农业区。2013年至2014年的冬天，在西安地铁的东西线未竣工前，东郊的人有点疏远，城里的人觉得他们怪，而新的基础设施就是要把他们从狭隘的境遇中解放出来，现在坐地铁到郊区的速度以前是无法想象的。要是乘公交车沿长缨东路或其辅道去朝阳门外，十几分钟的车程可能要走半个多小时。长缨东路可以说是弯弯绕的水泥路，主要是为了给聚在平地的摩天大厦群让道。而其辅道则通往康复路的裁缝店和服装批发市场，那里到现在还可以定做衣服，就更不用提还有两所军事院校了。

在半坡博物馆的入口，迎接游客的大门出人意料，巨大的拱门演绎的是仰韶人房屋的十字梁结构。同样的特征也出现在博物馆的其他地方，就连混凝土建筑的公共厕所设计也得到了这样的启发。与原始想象不同的是，半坡的厕所洁白闪亮，马桶也擦洗得很干净。

至今，在这块大约五万平方米的地方，对史前社区的发掘只有20%。由于遗址周围是现代化的高大马蹄形建筑，这意味着将有许多未发掘的东西见不到天日。游客能看的有三个独立的展馆，即半坡遗址出土文物展，半坡遗址大厅和户外重建的“原始村落”。

博物馆的大厅里很突出地引有一句庄子的话“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幅对联回顾性地总结了半坡文明当时的主导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考古学家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为这是早期的母系氏族社会。一家之长与生活的引领者是母亲，男人处于次要地位。

毛泽东是赞成仰韶人的这种观点的，1964年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他比较了现代女人的不平等地位和历史上的主导地位，他说：

……社会发展也是有阶段的，原始社会又分好多阶段。女人殉葬那时还没有，但要服从男人。先是男人服从女人，走到反面，女人服从男人……

仰韶人的足智多谋在整个展览中当然是一览无余了，他们依赖关中平原这片沃土，这里适合种植蔬菜，还可以猎鹿和打鱼。在一个仿制的狩猎图中，挥舞着长矛和套索打头阵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

这块土地也给半坡人提供了制作工艺品的原始材料。当时还没有发明陶工用的陶瓷轮，半坡人创造了泥条盘筑法。就是用粗细一致的泥条，层层盘叠垒筑，按着渐次增大或减小的规律连接在一起，垒集成所需要的形体。再用湿手将做好的形体抹光。成型后就放进旁边的窖里烧制，据估计窖里的温度可达到摄氏1000度。半坡的陶器是深红色，表面有彩绘的图案，包括有最早的葫芦形陶器，博物馆里就有很便宜的仿制品。

对于专家和游客来说，陶器表面的彩绘最让人费解。有好多陶器上带有象征意义模糊的人面鱼纹，展览中的解释有五种：祖先形象说、原始信仰说、权力象征说和巫师的面具说，第五种说法不大可信，说这是外星人的面孔，因为仰韶人与外星生命有接触。

半坡人的捕鱼技术显然很高超，给游客展示的方式很精巧。来自浐河的一条鱼的脊椎骨被还原到了半坡人的生活垃圾中，博物馆里的人把它绑在了一个做好的木模板上，当年的鱼钩还挂在鱼的嘴里。

其他的特色使我们对半坡居住区的感觉更加鲜活。微缩的模型提供给我们的是21世纪的 “佩珀尔幻象”，犹如英国舞台上的魔术师在上演古老的维多利亚时期的景象（佩珀尔幻象Peppers ghost是一种在舞台上与某些魔术表演中产生幻觉的技术。这种技术借用一面平坦的玻璃与特定的光源技术，使物体可以出现或消失，或是变形成其他物体——译者注）。在原来的机关中，有一位助手会站着藏在台下的暗门里，台后的一束强光将其身影反射到头顶一块有角度的玻璃板上，这样就好像有一个诡异的幽灵在舞台上漂浮。而在半坡，则是通过电影胶片的连续播放，让演员穿着仰韶人的衣服演绎当时的日常活动。演员的身影被反射，这样参观的人就明显感到自己是在一个有塑料房子和树木的微型村子里和当年的仰韶人在互动。

来到遗址被挖掘的地段，游客可以穿过一个宽敞的、犹如飞机库房的空间，感觉和临潼的兵马俑大厅一样。整个遗址大厅从2003年至200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翻新，审美感强，十分吻合其中的展览内容。柔和的阳光透过大厅顶上的气孔飘洒进来，这些细长的“眼睛”，形状和半坡人脸上的菱形标志一模一样。

参观这个遗址大厅，我们可以欣赏到两大特色。其一是半坡人居住的房子有一个宽敞的地窖，其二是半坡人的葬礼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男人和女人被埋在村里的墓地里，但儿童埋得浅一些，离人们居住的地方很近。孩子没有埋进公墓，也许说明他（她）们还没有被接纳为成年社会的正式成员。无可争辩的是，失去孩子的母亲依旧希望孩子在身边。另外，母亲还期望如果孩子要还魂，就不能把孩子封死在普通人的棺材里。于是，为夭折的孩子选的是边上带有窟窿的陶罐。

除了两个室内展厅，还有演绎半坡人完整的离奇故事的地方。在遗址的后面，有一排现代修建的模仿原来村落环境的小屋。也许几年前，这里还是实景展示陶艺和其他艺术的地方。茅草屋顶现在已变得破烂不堪，地上是破了的碗和陶器的碎片。点缀这些建筑的是修建时加上去的不协调的标志和符号，与真正的考古文物没有丝毫的联系，到处都是生育的图片，如用镶嵌技术制作的胸部高耸的女人。没有像《金枝》一样的耽于肉体的神话，谈不上对母系氏族社会的再现（《金枝》The Golden Bough是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的名著，是一部严肃的研究原始信仰和巫术活动的科学著作，是一部在世界范围内研究古老习俗及其有关信仰、观念的科学巨著和闻名遐迩的学术必读著作。由于该书搜集了丰富的人类学资料，被称为人类学的百科全书——译者注）

虽然想在“史前”环境中摆姿势照相的人有很好的机会，但却无法摆脱附近周围公寓大楼的影子。旁边的花园可以说是当地最显眼的牡丹园，所以四五月份是欣赏当地户外美景的最佳季节。

当年除了在国外相对的无名之外，半坡的确至少接待过一个外国的名人团队。1974年，就是在毛泽东去世的前两年，法国巴黎《原样》杂志的一群左翼学者按预先设定的路线来访问中国。《原样》当时由于拒绝顺从法国共产党和谴责毛泽东思想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初衷而引起了轰动。其中的摩擦之一就是把意大利政治家玛利亚·安东奈他·马可科奇Maria-Antoinetta Macciocchi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翻译成了法语（其法文题目为《在中国》，也许英文标题《革命中国的日常生活》更能表达作者的意思）。他们当初的希望是这本书能揭开当时中国国内所发生的一切的盖子，像三十五年前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那样引起一场地震似的轰动效应。然而法国共产党不买账，其官方认为马可科奇的报道非常不利于国际上的阶级斗争，有一大半的文字是在做预设的宣传，展现的都是当地干部的乐观言辞，是在粉饰文化大革命对意识形态的过分看重。法国共产党拒绝认可和宣传这部作品，而《原样》杂志则认为自己的兴趣很敏感，决心发行专刊来展示革命的美学。经过游说，于是很快就有了这次实际调查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的机会。（《原样》Tel Quel又译为《太凯尔》《如是》《泰勒》，是1960年由作家索莱尔斯创办的法国先锋派文学刊物，1983年停刊，并由《无限》Infini杂志取而代之——译者注）

中国政府为他们选择的旅程，恰好都是新建的和顺路的红色宣传景点。对这个团的人大多数人来说，其中包括符号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罗兰·巴特，出版商弗朗索瓦·瓦尔，保加利亚出生的心理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她的丈夫菲利普·索莱尔斯和马赛林·普雷纳特，这个行程的安排目的从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

从罗兰·巴特简要但却常常是明显不满的日记中，我们可以窥到强烈的意识形态说教氛围。其日记从未被收进他批评中国革命的作品中去，但2009年出版了法文的《中国行日记》，英文名为《中国行》。在西安西南的户县，这五人被迎进了一个公社，那里在通过所谓的“农民画”演绎阶级斗争。画家丁济棠在20世纪50年代来到这里，鼓励当地人从事独特的农民画创作，他到现在还在西安鼓楼的后面出售他的作品。《原样》访华团在参观农民画前，有人简要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生活变化，并不断提到“大跃进”的成功。当地的领导说，经过尝试和实践检验的集体生产模式，杜绝了公社里的饥荒与贫穷。

罗兰·巴特注意到了一些让人真的能笑掉下巴的数据。业余画家创作的12000幅描述当地生活的作品，有8700幅是在批判已故的刘少奇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剩下的那些作品在他看来，是从“现实主义”的“平庸”直接蹦到了“疯狂”。有的作品是在赞扬农业改革和集体化的成果，描绘的是农民虽然不知所措但却自然地在庆祝大丰收，充斥画面的是构成乡下生活的蓝色、灰色和棕色。这些过分渲染的视觉刺激让他有点挖苦地觉得，那些没有农民画家的生产队也许是“很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