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文体分类之比较

孙津华

(河南教育学院　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文体分类之比较

孙津华*

(河南教育学院文学院，河南郑州450046)

摘要由于时代变迁、观念演进、实际创作情况的不同，使《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在文体立类、归类和收录范围上呈现出了或同或异的面貌。通过分析这些变化，可以看到随时代思潮而演变的文体观念、文体意识对《文选》广续补遗之作在文体上的影响，同时从这些总集立类、归类的变化上也可以反映出文体发展史上某些特定的规律。

关键词《文选》；文体；广续补遗；分类变化

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总集《文选》自从问世以后，围绕其进行研究的范围之广、方面之多，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如词章、雠校、评论、音义、版本、索引、流传、文体、广续等等，几乎涉及《文选》的方方面面，从而以一本书形成了繁荣至今的“选学”研究盛况。

《文选》文体的研究也是热点之一，其中对《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所收文体的对比研究，现有成果虽然不多，但也是《文选》文体研究的一个方面。既然名为广续补遗《文选》，其文体收录情况当然要顾及与《文选》的共同之处，但由于时代变迁、观念演进、实际创作情况的不同，这些文集也呈现出了与《文选》或同或异的面貌。通过对《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所收文体的对比研究，可以窥知文体观念、创作情况的演变之迹，进而摸索出总集对文体史发展规律的反映，从而加深《文选》的文体研究。

一《文选》广、续、补遗之作概况

《文选》的广续补遗之作在历代重要的书目中都有记载。《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以注释、音义、补续诸项为内容的《文选》学著作有十三部*参见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第154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其中的补续之作包括：孟利贞《续文选》十三卷、卜长福《续文选》三十卷、卜隐之《拟文选》三十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卜隣《续文选》二十三卷*骆鸿凯曰：“此书未知与《新唐志》所载卜长福《续文选》二十卷为一书否”，参见《文选学》第77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明史·艺文志》著录有：刘节《广文选》八十二卷、汤绍祖《续文选》二十七卷、马继铭《广文选》二十五卷、胡震亨《续文选》十四卷。《四库全书总目》、《宋史·艺文志·补》著录有陈仁子《文选补遗》四十卷。另外，《四库全书总目》总集类存目著录有周应治《广广文选》二十三卷；民国时期还有雷瑨辑注《续文选》二十卷，一函六册，1919年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这些都是《文选》比较重要的广续补遗之作。*除了上述书名明确标示为广续补遗《文选》的几部总集外，还有一些没有明确标明，但实际上也是对《文选》的续补之作，如《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文章辨体》《明文衡》《文体明辨》《明文在》等。诸书与《文选》的关系可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105-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本文探讨以明确标示为广续补遗《文选》的总集为主。

二《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文体分类比较

首先，文学思潮的变迁影响到文体观念的变化，导致总集中文体分类及排列次序发生了变化。这从元末明初陈仁子所编的《文选补遗》中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唐宋古文运动以来，文的“经世致用”功能和政治色彩越来越受到重视，元代散文依然沿着唐宋古文的道路发展，诗文领域出现了理学与文章合一的突出倾向。

古文运动以来的文学思潮无疑影响到当时诗文总集的编撰。宋人真德秀编撰的《文章正宗》可以说就是这种思潮的反映，它把诗文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类，正式把与现实政治联系不甚紧密的诗歌置于书后，被《四库全书总目》批评为“以理为宗，不得诗人之趣”，“虽矫昭明之枉，恐失国风之义”，“执理之过”[1](P1699)。《文章正宗》之后，元末明初人陈仁子编撰的《文选补遗》也是这种思潮的产物，它对《文选》的分类排序提出了质疑，《文选补遗·原序》中说：“又以为诏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经济之方略，不当以诗赋先奏疏诏令，使君臣失位、质文先后失宜，遂作《文选补遗》。”[2]可见它对《文选》中把诗赋排在诏令奏疏之前的做法不以为然，这明显是受到古文运动强调文的政治色彩和现实作用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中说它“排斥萧统甚至，盖与刘履《选诗补注》，皆私淑《文章正宗》之说者。”[1](P1703)正因为如此，《文选补遗》虽然名曰补《文选》之遗，实际在分类上与《文选》有很大的不同，其文体排列次序是诏令、奏疏、封事、上书、议、对、策、论、书、表、文、檄、问难、史叙论、序、说，之后才是离骚、赋、诗以及铭、箴、颂、赞、诔、哀辞、祭文、碑、祝文等“诗之属”，与《文选》先赋诗后诏令奏疏的次序刚好相反。另外，赋、诗也不再像《文选》那样详细划分二级类目，只是以一级类目赋、诗这样的名称收录若干作品而已。而像七、连珠等被认为文辞浮靡华美之作更是彻底删除不录。

所有这些变化，都可以说是文学思潮变迁影响的结果。正是由于古文运动强调文章的“经世致用”，摒弃浮华不实之词，所以才影响到《文选补遗》的文体收录及排序。由此可知，文学思潮的变迁，会影响到文体观念的变化，进而影响到当时文章总集的编撰。

第二，文体分类的变化反映了实际创作情况。随着后世诗文创作题材、体裁的不断发展，总集中的文体分类也在经历着相应的变化，《文选》的广续补遗之作亦是如此。汤绍祖《续文选》所收文体与《文选》相比，排列顺序一致，文体名称也基本一致*汤绍祖《续文选》中的文体名称与《文选》相比，只是将“策”(有的版本作“文”)改为“策问”，将“碑文”改为“碑”，变化不大。，只是在“赋”中，缺少了京都、郊祀、耕籍三目，“诗”中缺少了补亡、述德、招隐、反招隐四目；胡震亨《续文选》中“赋”类除了缺少京都、郊祀、耕籍三目外，还少了畋猎、游览、宫殿、江海、物色、哀伤、论文、情等类目，多了“法集”“草木”类，“诗”中则少了补亡、劝励、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军戎、郊庙、挽歌、杂歌等类目，其他文体则少了骚、七、册、上书、奏记、对问、设论、辞、符命、史述赞、箴、行状、吊文等。雷瑨《续文选》“赋”类则缺少郊祀、耕籍、江海、物色、论文、情等类目，增广了巡幸、天文、地舆、花木等类目，“诗”中则少了补亡、招隐、挽歌等类目，其他则少了令、教、策、上书、弹事、奏记、史述赞等文类。

这几部《续文选》在类目的设置和安排上，除了有上述的变化外，编次基本上都是依照《文选》。而刘节《广文选》、周应治《广广文选》与上述诸部《续文选》相比，在文体的数目和名称上，则有了较大的变化。与《文选》相比，《广文选》“赋”中增广了天地、草木、杂赋类，“诗”中增广了操类，删去了七、册、辞、连珠，多出了诸如记、传、说等许多新的类目名称。《广广文选》“赋”中则增益了象数、时令、草木、器具、寺观、杂等类目，“诗”中与《广文选》一样，增广了操类，多出了诸如章、训、诫、体、讥、解等许多新的文类。

上述名为《续文选》的总集，虽然收录作品的时代不完全相同，汤绍祖《续文选》“采自唐及明诗文以续昭明之书，然所录止唐人、明人，无五代、宋金辽元”[1](P1758)；胡震亨《续文选·序》中提到选文范围为：“梁代前入九人，今自外合后魏、北齐、后周、陈、隋撰为十四卷”[3](序)；雷瑨《续文选·编辑大意》中提到选录范围：“是书紧接《昭明文选》，自梁、陈、隋、唐、宋、元、明以迄清代”。[4]但它们在一级类目的安排上，基本上是遵照《文选》而来，由于创作实际和文体观念的影响，可能会删去一些类目，但很少会多出一级类目的名称，它们与《文选》文体的区别主要在于二级类目上，具体就是赋和诗二级类目的减少、增广、名称的变化上面。而《广文选》和《广广文选》虽然所收录作品的时代，都与《文选》接近，如《广广文选》提到其选录“自虞自周下逮于隋，……唐以后不录”，[5](义例)《广文选》收录作品的时代也大概与《文选》同，它们虽然“编次亦仿《文选》分类”[1](P1744)，但在类目的安排上往往多出了很多的文体名称，这也就是对《文选》之广的“广”意所在。

通过分析这些广续之作中文体类目的变化，我们会发现赋中经常缺少的京都、郊祀、耕籍、畋猎、宫殿等类目，诗中常常缺少的补亡、述德、招隐、百一、游仙等类目，常常是由于创作实际的变化而引起的。例如京都宫殿等骋辞大赋，一般体制庞大，内容繁富，要求作者有淹博的知识，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它们在汉晋时代，颇为繁盛。在类书创作不发达的时代，京都宫殿大赋将山川草木虫鱼鸟兽等分类描写，铺陈排比，确实与类书相似，可以替代类书的功能。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类书创作在魏晋以后逐渐兴盛，西晋以后，国家衰弱、社会动荡、疆土萎缩等现象也使京都宫殿等大赋显得多少有些不合时宜，从而使它们逐渐淡出了赋史的舞台。*参见程章灿师《魏晋南北朝赋史》第五章第三节《〈三都赋〉：骋辞大赋最后的辉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正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几部《续文选》既然不再选录已经出现于《文选》中的著名的骋辞大赋，那么可选余地更加狭窄，加上西晋以后以迄明清，大赋创作较为萧条，从而使它们在赋的类目的安排上摒弃了宫殿、京都、耕籍、畋猎等大赋类目，这正是后世的创作实际在总集编排中的合理反映。而诗中经常少的补亡、述德、招隐、游仙、百一等类目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如“百一”只是因文立体，后世几乎没有续作*雷瑨《续文选》诗中有“百一”类目，仅收录李攀龙《效应璩百一诗》，为模拟之作。，所以诗中不再为之立类也是自然而然之举。而招隐、游仙等也是在魏晋时期玄学兴盛之下经常出现的题材，所以《文选》为之立类。但随着玄学的衰落，诗作中的内容较少涉及这类题材，而且这类题材的作品要想成为佳作，又比一般作品为难，其在《续文选》中不再有立足之地也是可以理解的。

除了赋诗的二级类目外，其他经常被删去的文体还有七、册、令、教、对问、上书、奏记、弹事、史述赞等，这些有不少也是因为后世创作逐渐衰落而不再立类。另外，由于它们的类目名称多是“因文立体”，不少类目在《文选》中收录的作品仅为一篇，如册、令、奏记、对问，后世创作的同类作品较少，佳作更是少之又少，有些还可以并入他类，如七可并入“赋”“问对”类，上书、弹事可并入“奏疏”类等。*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之《历代文选类总集的分体归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再加上《文选》把这些创作数量本来就不多的类目的经典作品选录之后，后世对《文选》的补遗之作就更没有佳作可供选录，则不再为之立类也是情理之中。由此可见，上述总集中文体类目的变化，很多是对实际创作情况的反映。

第三，通过对上述总集文体分类及收录作品的研究，发现编选者对有的文体认识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从而导致收录范围的不同。如“七”体，枚乘创作《七发》，以“七”为名，所述为七事，收录范围非常明确。自从《文选》明确为“七”立类后，后世总集多有因之者，*著名者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明文衡》《明文范》《续文选》《清文颖续编》《骈体文钞》《涵芬楼古今文钞》等皆是明确将“七”单独立类者。但在收录作品的范围上则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如在汤绍祖《续文选》中，虽然为“七”立类，但却收录了不以“七”为名的柳宗元的《晋问》，打破了先唐七体必以“七”为名的作品收录范围。至于《晋问》能否视为七体，南宋的洪迈和明代的吴讷都作出了肯定的答复。*洪迈说可参《容斋随笔》“七发”条：“枚乘作《七发》……柳子厚《晋问》，乃用其体，而超然别立新机杼。”吴讷说可参《文章辨体序说》“七”条：“自柳子后，作者鲜闻。迨元袁伯长之《七观》，洪武宋、王二老之《志释》《文训》，其富丽固无让于前人；至其论议，又岂《七发》之可比焉。”既然已经有前人肯定了《晋问》的七体地位，汤绍祖《续文选》以之与袁袠《七称》、王世贞《七扣》并列，归入七体，也是有据可依的。但在雷瑨《续文选》中，则把《晋问》从七体中剔除，归入“对问”体，其在七体中只选录了袁袠《七称》。这种观点与明代的徐师曾一致，他在《文体明辨序说》“七”中认为：“至唐柳宗元《晋问》，体裁虽同，辞意迥别，迨所谓不泥其迹者欤！顾其名即谓之问，则不得并列于此篇。”[6]可见，雷氏不将《晋问》归入七体也是有理由的。

仔细分析可知，洪迈、吴讷和汤绍祖之所以把《晋问》归入七体，是重实的观点使然，即认为《晋问》设为柳先生与吴子的问答，从山水、金铁、名马、北山、河鱼、盐宝、晋文公之霸业等七方面进行铺叙，而终以尧之遗风，显然是以七体模式写作地方风土人物之作。虽然不以“七”为名，但从重实的观点出发，仍可归入七体。而徐师曾和雷瑨则认为七体本应以“七”为名，虽然《晋问》在形式上模仿七体，但毕竟是以“问”为名，而不是以“七”，故而只能归入“对问”类，这显然是从重名的角度出发。可见，二者的区别之处就在于重实还是重名，可以说各有其理。

由上可知，汤绍祖《续文选》和雷瑨《续文选》，各自承继了一种观点，所以才导致它们在七体的收录范围上出现了差异。这也说明，随着创作的不断发展，文体发展史上会出现某些突破原有文体界限的作品，可以将之视为变体形式。而这种变化往往可以通过总集归类及作品收录反映出来，上述的汤氏和雷氏《续文选》对七体的收录范围有别就是这种变化的典型例证。

另外，《文选》中有“对问”体，收录宋玉《对楚王问》一篇。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把对问体的性质概括为：“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7](P255)可以说是将对问体收录作品的范围进行了一定的限定，即要收录那些以“发愤以表志”为目的，结构上是对问的作品。但到了后世总集中，这样的收录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即已不再局限于汉魏六朝时期对问体的性质和内容，而是将凡以对问形式组构成篇者，无论是抒发情志，还是讲论道理，或是谈论礼制，都收录进来，即主要是依据结构形式而不是内容性质来收录作品。这在刘节《广文选》中表现得就很明显，其“对问”体就收录有司马迁《答壶遂问》、郦炎《对事》等。这也是由于“对问”这样的文体名称，在后世总集中容易被简单化理解所造成的，即只要结构上是对问体就可归入对问类。与上述“七”体的变化性质一样，这也是随着创作的发展而使文体的收录范围发生了一定变化的例证。

第四，后世尤其是明代，辨体意识高涨，出现了很多新的文体类目，这在《广文选》和《广广文选》中都有所反映。在文体学发展史上，辨体意识在明代空前高涨，纵观整个文学批评史，明代可以说是文体最繁多、辨体最严密的时期，其原因正如徐师曾所揭示：“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文愈盛，故类愈增；类愈增，故体愈众；体愈众，故辨当严。”[6](P78)文章以体制为先，几乎成为这一时代的共识。吴讷《文章辨体》收录59类，徐师曾《文体明辨》收录文体更多达127类，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又增至132类，远远超过了《文选》的39类。文类之所以增加这么多，一则是因为它们要对以前已有诸文体详加辨别，把许多次要文类或以前的小文体都纷纷单列，如《文章辨体汇选》就将《文体明辨》中已经合并归类的各种文体重新分离出来，单独列类，如属于“书”类的尺牍、启、奏记、私笺、简、帖、私状、私疏、私令等，属于“题跋”类的题、跋、书后、读等。*参见吴承学、何诗海《贺复征与〈文章辨体汇选〉》，《学术研究》2005年第5期。二则是因为明代出现了很多的民间俗文体和实用性文体，如帖子词、上梁文、青词等，自然会增加文体类别的数目。

顺应明代辨体意识的高涨，在明代成书的《广文选》和《广广文选》中也出现了很多新的文类。与《文选》相比，《广文选》中增加了玺书、赐书、敕、谕、策问、疏、封事、议、对、对策、问、记、传、说、哀辞、祝文、杂文等类目；《广广文选》则增益了赐书、盟誓、册文、敕、诰、策问、敕文、符、章、疏、议、训、诫、篇、体、问、对、对策、讥、解、繇辞、序、自叙、记、哀策、祝文等类目。仔细分析会发现，这些增加的类目很多都是从某一大的文类中单列出来的。《文选》中本有诏类，“夫诏，王言也”[8](序)，《广文选》据此把很多原属于诏类的次级文体单列出来，这样就出现了玺书、赐书、敕、谕、策问等类；《文选》中有“上书”类，而疏、封事、议、对皆是疏类。《广文选序》又认为：“问次于对，有问斯有对也，……记者，序之实也，传者，史论赞之纪也，说者，论之要略也，哀辞者，哀之绪余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8](序)都是在说明，这些增广出来的文类，多是根据《文选》本来就有的文体类别，扩充而来。

《广广文选序》则把增广出来的文类分成四个类别，分别是：一、“因昭明而广之者”，即把《文选序》中提到的而正文中没有立类的，单独列类，有：戒、誓、符、篇；二、“因介夫而广之者”，即根据刘介夫《广文选》而增益的文体类别，有：诰、敕文、移、章、训、体、讥、解；三、“因其名而广之者”，如《文选》中有辞，《广广文选》就增加了“繇辞”；四、“因其目而广之者”，《广广文选序》曰：“昭明难附于檄，移文附于书，介夫自序合于序，今皆析之，亦因其名而广之者也。”[5](序)这样就把难、移文、自序单列出来。

由此可见，《广文选》和《广广文选》中增益出来的新的文类，很多都是根据《文选》原有文体而来。它们之所以要把很多原属于次要文类或二级文类的文体单独列出，使它们处于和一级文体相同的层次，这可能就要归之于当时高涨而严密的辨体意识了。可见，《广文选》和《广广文选》之“广”，即是内容上的扩充，也是文体上的增益。而这种文体分类上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要归之于明代严密而又高涨的辨体意识。

第五，通过对明代广续增删《文选》的总集的研究，可以看出同时代的作者对《文选》文体的评价也有所不同。如明人邹思明编的《文选尤》，《四库全书总目》评为“其书取《文选》旧本，臆为删削”[1](P1734)，也就是编者把认为是优秀的作品从《文选》中提取出来，进行评阅。而通过编者的选录，我们可以窥知他们对某种文体的倾向及好恶。其前《凡例》曰：“《选》中赋、诗、骚、七、表、笺、书、论取十之六，而四言诗则以三百篇为宗，似不必收，独诏、辞、上书、设论、连珠，俱古今绝构，辙全录之。”[9](凡例)可见，该书对连珠颇为推赏，所以全部选录；对七体也较为满意，所以选“十之六”。而同在明代成书的《广文选》，则观点与之完全相反，该书《凡例》中提到：“七类如傅毅等《七激》三篇，区区模仿前人，且甚肤浅；连珠如扬雄等二十首，比偶之词仅止数句，……今尽删之，虽不多立篇目，固无害其为广也。”[8](凡例)正因为如此，名为《广文选》的该书还是删去了七体和连珠，这说明该书编者对模仿前人的这两种文体不甚满意，没有兴趣。这与《文选尤》中提到的称赞连珠是“古今绝构”的观点刚好相反。可见，虽然在同一时代，但由于各自的文体观念、选文理念上的不同，从而在总集编撰中也会呈现出相异，乃至相反的观点。这从《文选尤》和《广文选》对连珠和七体的不同评价就可窥知一二。

第六，由于中国古代文体存在着“因文立体”的文体生成方式，存在着“篇章命名法”的命名方式*可分别参见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第55-56页，第141-142页。，所以使一些文体在不同的总集中出现了不同的名称。如《文选》中的“哀”类，在《广文选》中变为“哀辞”，在雷瑨《续文选》中变为“哀策文”；《文选》中的“碑文”，在汤绍祖《续文选》中变为“碑”；《文选》中的“对问”，在《广广文选》中被分为“问”和“对”；《广广文选》还用“离骚”代替“骚”等等。这些名称的变化，一则说明了中国古代文体的命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不少是根据文章的名称来命名，如文章名称中有“哀辞”，或有“对”“问”这个字词*如《广广文选》卷十七中有“问”类，收录有《问篇》《五经疑问》；“对”类收录有《立副校尉对》《越士对》《对狱辞》等，可以说就是根据文章篇名来命名文体的。，那么文体名称就可能用这样的字眼，并不一定完全按照前人的命名，可以说就是一种“篇章命名法”。二则也反映了收录的作品范围可能有所变化，如以“问”“对”单独来命名文体，和用“对问”来命名，前者收录的作品范围就比后者广泛。另外，由于《文选》中存在着一些收录范围不是很明确的文体，如对问、设论，所以也会导致后世的总集在文体命名和收录范围上出现变化。

三结论

本文通过对《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的文体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随着时代的变迁、文学思潮的影响、文体观念的演进、实际创作情况的不同，使它们呈现出与《文选》或同或异的面貌。但既然是针对《文选》的广续补遗，自然不能完全背离《文选》，如《广文选》和《广广文选》中增益的文体名称多是据《文选》本身而来。但也有因为受到文学变革、文学思潮的影响，而在分类、选文和收录标准上与《文选》有了较大差异者，如《文选补遗》。但无论是拥护还是反对，这些广续补遗《文选》的总集无疑都是出于对《文选》的重视而作的，从客观上推动了《文选》研究的深入和逐步走向繁荣。

另外，通过对《文选》与其广续补遗之作的文体比较分析，我们一则可以了解到不同时期的文体观念和文体意识。如对“七”体的理解就出现了重名和重实两种不同的观点；也正是因为明代出现了高涨的辨体意识，才促使这些广续之作中的文体分类增益甚多。二则也可发现文体发展史上特定的规律，如实际创作情况的变化会影响到总集中文体的立类和归类；而这些广续补遗之作中变换不居的文体名称则反映了古代文体的某种生成方式和命名方式。总之，通过上述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到隐性的文体发展规律、不同时期的文体观念和文体意识，被著之于书面的显性的总集中文体的立类、归类和收录范围真实地反映了出来。

参考文献：

[1]永瑢．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陈仁子．文选补遗[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胡震亨．续文选[M]．上海：上海进化书局影印本，1920.

[4]雷瑨．续文选[M]．上海：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1919.

[5]周应治．广广文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8]刘节．广文选[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邹思明．文选尤[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责任编辑吕斌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文选》唐注研究(编号：11CZW025)

*作者简介：孙津华(1978-)，女，河南郏县人，文学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和古代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16)02-00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