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创新永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法门”
——评沈德理《中国非均衡格局中的区域发展》

吴朝阳

改革创新永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不二法门”
——评沈德理《中国非均衡格局中的区域发展》

吴朝阳

改革开放所开启的中国千年变局正式启程于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其经济社会演进的基础内容是思想解放，指令性计划调整，重构对外关系，民生富国为重的城乡、区域、民族发展现代化要素全面活跃与展开。中国发展的核心经验是体制机制创新，一心一意奔小康，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现在解读“非均衡格局中的地方自主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并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制度创新为重要标志”这一命题，仍然有助于增进对发展方向、发展质量、发展安全、发展利益分享，以及经济转型升级等问题的认识。

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地方自主性；经济社会发展

沈德理以博士毕业论文为基础的著作《中国非均衡格局中的区域发展——转型期海南地方自主性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迄今已经第三次印刷发行。这是国内第一本以政治学视角分析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著作，今天读来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

第一，海南故事是中国故事的组成部分，她同当年小岗村18户村民签名掀起此后农村改革大潮，深圳小渔村从自由边贸一跃成为世界瞩目的大都市等太多中国当代传奇故事一样，高度浓缩与见证中国改革开放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揭示出民众觉醒、地方自主和国家权力中枢相互呼应的不竭伟力。该书以海南为分析样本，指出区域问题属于经济社会范畴，应该从经济社会的历史中去追寻区域的形成及区域统合关系：自然条件和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现代化的意义上使用“区域启动”这一词组，就是指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和展开，它是历史的，又是动态发展的。

地理空间的存在和变迁的发生一直影响着人与地关系、人与人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等等。而人地关系，又表明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脱离自然空间而存在。相反，天时、地利、人和，一直是进入文明时代后人类追求的一种很高境界。政治属于区域形成的又一重要因素。人类的政治活动、政治过程，国家的政治行为和政府政策，如战争、迁都、行政区划、修建大型工程等都与地理环境存在着相互影响和作用，形成和改变着区域边界，演化出新的经济和人文结构。文化、科学技术同样是区域形成的重要因素，而以一定的地理为依托，文化、科学技术的发明从一定的人口群，从人们的生产劳动和实践中产生，反过来又推动着新的人口流向和生产的进步。渔猎采集文化范围的缩小，畜牧经济文化地区的推移，农耕文化的演变，工业文化的发展，都反映了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力量，引导了传统社会（封闭社会）向工业社会和开放社会的大致走向，使区域不仅呈现出结构样式的差异，也使其内部具有了语言、宗教、生活习俗等特点。

第二，该书认为，从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看，设立海南经济特区，不仅是实现改革开放的“窗口”、经济发展和制度创新“先行一步”的目的，更重要的是通过特区的设立，迅速摆脱落后局面，并在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方面为全国落后地区的转变提供范例。前些年，有研究者认为，海南经济特区设立的定位是南海开发。对此观点该书表达了质疑，并提出与之相反的看法，认为南海得以更好地开发是海南建省和设立经济特区的成果之一，而非定位（目的）本身。这样就使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设立定位问题的讨论更加深入。

第三，进一步运用治理性、建设性的话语，细致、深刻地展示区域现代化、城乡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的源流关系，这是该书的精彩之处。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之所以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社会主义方向不变；二是这种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三是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现代化与社会思潮现代化；四是现阶段市场自运行和国家对市场运行宏观调控并重。该书修订本分析认为，全面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伟大理论创造。这是因为：首先，面对经济政治危机或贫穷、动乱，是走向更加封闭与反动，甚至于法西斯，还是通过改革，走向自新与法治，前者如当初的德国和日本，后者如美国。而中国最终走上了“以人为本”式的全面小康建设的社会主义新路；其次，不仅通过改变苏联式国家高度集权、剥夺农民、计划统治一切的传统做法，从而防止了这一必然导致普遍贫穷后果的复制，而且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羊吃人”式的少数人剥夺多数人而暴富的弊端。最后，防止了一种虽然发展却导致国家分裂或者一时发展停滞的重大风险。像20世纪中晚期的南斯拉夫和伊朗，虽然他们都曾经积极地进行了改革，但是后来都以不同的形式宣告失败。

第四，该书以文本研究的实证材料为据，全景式地再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层面制度创新与地方自主性发展的互动关系。作者在以往关于区域非均衡发展到非均衡协调发展认识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竞争条件下的区域质量型发展问题，据此提出了“发展利益分享”和“诚信增长”概念。该书还站在维护中央政府权力能力、效率和国家权威及主权统一这一长远利益的角度，提出了如何防治脱贫地区进入小康发展阶段之后，有可能增多对中央政府的阳奉阴违现象；对有关权力部门、利益集团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挑战有所描述，提出了如何防治体制转型过程中的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现象的警示。

作者认为，在经济社会规划领域，离开海岛型比较层面，以更开阔的眼光观察，不断创新适合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处理好天人关系、达到和谐共生，这一课题的解答和实践将永无止境。国际上有不少成功的事例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譬如：以色列地处一片沙漠地带，土地贫瘠、资源极其短缺，但是由于坚持走科技强国之路，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成功地建立了发达的经济。它立足于现代化农业的高起点，实现资源经济向智力经济的转化；充分发挥政府对农业经济的宏观控制能力；强化劳动力教育制度,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与现代意识；注重农村社区建设，大力发挥合作经济，积极推行农业技术进步，建立比较健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以外向型出口农业为发展方向等，最终形成了以高效率、高速度、高科技、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现代化农业。卢森堡是通过最大限度地开采境内的铁矿资源，发展起世界第一流的钢铁冶炼系统，在出口优质钢铁产品上实现了极高的能量控驭水平。法国能源矿藏的蕴藏量严重短缺，靠本土的能源储备根本不能提高人均的能源水平，必须大批购进口能源矿藏，才能达到较高的人均占有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不是拼命地办工厂，而是大力维护具有世界声誉的手工产品，稳定出口以换取足够的外币。葡萄酒、名牌时装、高档化妆品等，这些既非高科技产品，又非大工业产品，但是它们却是法国跻身世界发达民族之林的拳头产品。日本的发展囿于生态环境和资源贫乏，其现代化模式采取了原料、产品同时大进大出的运作方式，依靠大批量的物质进出，在本土内实现精加工和综合利用，对无法进口的资源，甚至不惜牺牲已有的生产能力，以保证人民生产和生活的必需。比如为了充足降雨以获得的淡水，日本不惜把已有的农田改作林区，以增加地下水的贮量，保证工业和生活必需的淡水供应。美国凭借高科技和金元帝国的优势，廉价地购进能源和其他矿产资源，并凭借这样的能源优势，压缩第一线的农业劳动力，形成了低成本的农产品，去冲击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市场，以维持其高国民收入，加快了现代化的进程。

第五，体制机制创新永远是解放生产力的“不二法门”，也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不二法门”，这是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整个国家和海南区域持续发展的重要启示。该书归纳了海南经济特区早期的三种发展模式创新：一是有限创造模式：“洋浦开发”——着眼点是解决开发建设的经济问题，但由于事涉国家主权，只有经过国家专门审查、批准之后，由地方政府制定具体的管理办法、组织实施。二是授权创造模式：“寰岛开发”——是指政府授权企业，由企业代为履行政府部分职责，自主决策、自主组织、自筹资金，并根据一定的约定进行开发建设的模式。三是自发创造模式：“博鳌开发”——是指投资者个人在投资过程中，以自己的知识和偏好，争取和引进社会支持系统，从而达到影响或重构市场空间，取得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行为模式。

作者在该书和此后的相关研究中，对此问题有更为深入的探索。其中，在对海南的重大体制创新方面，作者着力关注的是建省办经济特区、建设国际旅游岛、三沙设市，而机制创新则有“生态立省”；“小政府，大社会”、“文明生态村”、燃油“费改税”、企业投资优惠；政府机构精简与职能调整、地方立法、省域“多规合一”改革等等。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举措诸如：政府机关副处级以上竞争上岗；社会保险制度创立；部分单位划拨为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再作为政府部门；省人大对省高院个别案件进行评议、咨询；市及部分县升级为市级、副厅、正厅；部门合并，如经济合作厅与法制局合并；工商管理实行公司登记“先上车后买票”；林权承包；设立政务中心，等等。而体制机制改革中存在的问题既是地方性的问题，也同时是全国性的问题，如：建设优质高效政府，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也就是李克强总理的要求“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解决好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推进城乡服务均等化，引导城市居民小区服务，等等。而最关键的是，利用战略机遇期，服从国家战略，利用地缘优势，做好省域“多规合一”改革试点，做好海洋开发利用的大文章。作者由此观察得出结论：一是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有赖于不断解放思想，才能不断解放生产力。二是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与改革互为因果，同时，也是地方和中央改革互动的结果。三是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关系是复杂的，而坚持全面性改革和改革的民生方向，必定是动力无限和特色丰富。

第六，面向不断发展的实践活动，该书2010年修订本继续细分条理，增强了理论说服力。该书认真考察和分析经济社会发展的地理、政治、经济特点，经济特区设立的历史意义与发展趋势，经济改革条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府与企业关系，经济特区内的民族聚集区的发展特点，等等，在各章小结与基本结论中图示其制度创新、权益博弈、路径选择的轨迹，全书结构简洁、意向恢宏、建构精密。目前，我们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大局面和总的趋势尚好，但也遇到了一些新的难题，如何在中央的有力领导下，继续发挥各界积极性和地方自主性，不断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此书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

该书作者原来在省政府法制局做行政立法工作数年，后又转调中国证监会海南证监局做文秘、稽查等工作，最后选择攻读博士，继之到高校从事教学，因其才有关于海南经济特区的设立、运作，部分机关在地方立法时的利益之争等一些丰富而难得的材料。其原稿是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经整理、衍生为现在这本书。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以命题开篇，其命题是“非均衡格局中的地方自主性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性动力，并以地方政府为代表的制度创新为重要标志”，据此展开全文，并以最后的基本结论回归命题。社会科学领域的博士论文究竟是否需要命题？这是一个很有讨论意义的问题。二是该书不仅做到了学术征引与注释规范，在脚注中不仅有严谨的学理注解，而且对不少事例有着具体而生动的记述，有些地方极具幽默感。这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读者阅读的吸引力。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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