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和微笑”开出的奇花

姚泉名

“热血和微笑”开出的奇花

姚泉名

聂绀弩的旧体诗从诞生起，就是引人注目的，向来不乏追慕者和研究者。20世纪80年代以来，致力于聂绀弩诗的笺注考订的，就有朱正、侯井天、郭隽杰、罗孚四家；专文论

述聂诗的，则灿若繁星，难以统计。在同时期，能享此殊荣的传统诗词作者，除毛泽东、鲁迅等少数几人之外，似再难有继。

一、聂诗特色成因

关于聂诗的风格，很早就有公论，我以为主要的一点，就是“寓庄于谐”。“庄”是指庄重、严肃、正统；“谐”则是指滑稽、诙谐、逗趣，“庄”与“谐”本是事物的两个极端，能将这二者调和一味，成为“调和油”，非有大匠功夫，岂能出彩！但聂绀弩却做到了，而且，事实证明，效果还真不错。

产生聂诗“寓庄于谐”“滑稽亦自伟”的艺术特色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以为大体有三端：一是个性的造就，二是打油诗的影响，三是杂文的习惯。

首先说个性的造就。

清代画家石涛在《画语录》中说：“我之为我，自有我在。”这是在强调“我”，也就是个体，主要是作者的个性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研究者认为，作品艺术风格是作者独特的创作个性在作品的内容与形式中的和谐统一，是作者成熟的标志。简单说，就是不同的个人禀性决定了不同的艺术风格。美术如此，音乐如此，文学也是如此。试想，没有豪迈乐观、豁达不羁、天真浪漫的个性，我们哪里去找李白？没有仁善耿介、真诚狂狷、幽默刚毅的个性，我们哪里去找杜甫？没有率真孤傲、豁达超脱的个性，我们哪里去找苏东坡？那么，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聂绀弩又具有什么个性呢？

很多聂绀弩同时代的人对他个性的评价是一个字：“怪”。

他的怪，主要是耿直刚烈、玩世不恭，是个天生的自由主义者。聂绀弩这个人经历很复杂：老革命，早年进过黄埔军校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主编过报纸副刊，他和国共两党的高层都有交往，在文化人中有很高的声望。不过这些显赫的经历并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相反，他一辈子是个倒霉蛋。先是坐国民党的牢，解放后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没有逍遥几年，就被打为胡风分子，紧接着是右派，发配去北大荒，“文化大革命”又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捉进秦城监狱。

这些坎坷的经历，不能不说与他的耿直刚烈、玩世不恭的个性有关。早年的聂绀弩就已经具有这样的个性，颇有鲁迅的风范，他曾在一首诗里这样形容自己：“二十岁人天不怕！新闻记者笔饶谁？”那时他是当记者的。到了晚年，性格也不见有所收敛。例如，他在北大荒当“右派”劳改的时候，一天，同案犯们正在食堂吃早餐，管教队长不知在哪惹了闲气，大概是想拿他们出气，一进屋子，就打个鸣，吆喝一声，叫站着吃饭的人坐下来吃饭。别人都惊愕地坐下，唯有聂绀弩，不知是没有听见还是故意不理睬，仍是站着吃，就算是队长直呼其名，也依然如故。这下可就惹毛了这位威严的队长了，他气得大发雷霆，在食堂里跳上跳下。聂绀弩呢？是任其所为，如目无其人，如耳无其声，还故意挺起干瘪的胸，抬着高傲的头，把脸冲着队长，怒目而视，一面大口大口地咬着窝窝头，一面一步步向队长慢慢走去。就像一只不怒自威的老虎，走向一只狂吠的野狗。眼见淫威毫无用处，这位队长也惊愕失措了，只好慢慢后退。人们忍不住了，开始哄堂大笑。在笑声中，队长落荒而逃。当时虽然震住了队长，可事后聂绀弩还有好果子吃吗？聂在北大荒劳改时期，一次国务会议上，有人提出，聂绀弩年纪大不适合在北大荒劳动，想让他回北京。周恩来总理说：“聂绀弩自由散漫惯了，应当让他多吃些苦，有好处。”这也间接说明了聂绀弩的个性刚烈，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

他的怪，还体现在他的幽默风趣上。例如，聂绀弩喜欢下围棋，在朋友圈子里极为出名。“文革”中，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却念念不忘下棋。他将一件格子布衬衫撕成“棋盘”，将平素“打牙祭”才能吃到的米饭省下来，搓成“棋子”，又设法弄来墨水，染成蓝白两色。谁知这副“饭棋”瞒过了看守，却没能瞒过饥饿的老鼠。为此，聂绀弩懊丧许久。随后，他和牢友又捏制了一副“土棋”。然而好景不长，在一次突击搜查牢房中，“土棋”被搜查者踩得粉碎，聂绀弩本人还挨了一记重重的耳光。多年后，他谈及此事，仍不失风趣，说：“数番挨打，唯此次不冤也！”

从这些小故事我们可以略见聂绀弩的个性中有着自由、刚烈、幽默的细胞，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写出“寓庄于谐”的复杂作品，是自然而然的。

其次说打油诗的影响。

打油诗，内容和词句通俗诙谐﹑不拘于平仄韵律，创作起来较易，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接受，还便于记忆，故而适合在民间流传。清代翟灏在他的《通俗编·文学·打油诗》中曾引唐朝人张打油的《雪诗》云：“江上一笼统，井上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后世则称这类出语俚俗、诙谐幽默、小巧有趣的诗为“打油诗”。另外，有时诗人作诗自嘲，或出于自谦，也称自己的诗为“打油诗”。聂绀弩就常称自己的诗是打油诗，1961年3月15日他写给诗友高旅的信中就说：“作诗有很大的娱乐性，吸力亦在于此。诗有打油与否之分，我以为只是旧说。截然界线殊难画，且如完全不打油，作诗就是自讨苦吃；而专门打油，又苦无多油可打。以尔我两人论，我较怕打油，恐全滑也；君诗本涩，打油反好，故你认为打油者，我反认为标准。”意思是说自己的诗本来就是打油体，所以不能再打油，否则就会落入“油滑肤浅”一路。又如，1983年他在《散宜生诗·后记》中说：“诙谐、滑稽就是打油。秦似教授当面说我打油。都是内行话，不仅知诗，而且知人。”他评价自己的诗说：“何等阿Q气，岂只诙谐、滑稽、打油而已哉！”聂绀弩称自己的诗打油，固然有自谦的意思，但关于打油的原因说明，以及为打油正名、辩护的论述，却是严肃而认真的。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李遇春教授认为，聂体或绀弩体，是一种现代打油诗。聂体打油诗的风骨，含有“三气”：阿Q气，离骚气和江湖气。其中，阿Q气使聂诗诙谐，离骚气使聂诗沉郁，江湖气使聂诗狂放。阿Q气是表，离骚气和江湖气是里，一邪气（或曰逸气），两正气，互为表里，亦正亦邪，恰构成了聂诗“盛气凌人”的独特魔力，也使现代旧体诗（打油诗）别开了新生面。阿Q式的自嘲、屈原式的忧患、江湖式的狂狷，正是聂绀弩直面人生苦难的三种方式。这是对聂诗手术刀似的解剖。

而对于聂诗打油特色产生的社会根源，著名学者钱理群也有深刻的剖析，他说：“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征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总之，打油诗的影响，是聂诗“谐”的来源。

再次说杂文的习惯。

所谓愤思出杂家，激情出诗人。我们知道，聂绀弩是以写杂文而著名的，他是继鲁迅之后的一流杂文家。在“反右”和“文革”中，他蒙受不白之冤，饱尝逆境、厄运、磨难、痛苦，但他问心无愧，对前途对生活总是充满信心。作为杂文家，在任何客观情况下，他都不可能沉默。尽管他身陷囹圄，他的笔已经没有机会写杂文了，但是历史老人却给了他写诗的意外机会。他在《散宜生诗·自序》中回忆说，1959年在北大荒住牛棚，一天夜里，正准备睡觉，指导员忽然来宣布，要每人都作诗，说是上级指示，全国一样，无论什么人都得作诗。说是要使中国出多少李白、杜甫，多少鲁迅、郭沫若。本来聂绀弩就对诗词感兴趣，劳改队不让写还想偷偷写一两首，现在强迫写，那不是正合我意吗？于是他在厄难中激发出满腔激情，以杂文家的思辨、敏锐的头脑和犀利的思想，写出了大量反映北大荒劳动和十年狱中切肤隐痛生活的史诗。

聂诗的杂文味，主要体现在诗的思想深度、高度、力度都特别强烈。他的诗不仅是诗人激烈情感的宣泄，更是诗人深沉思想火花的迸放。清人叶燮说：“文章千古事，苟无胆，何能千古乎？吾故曰：无胆则笔墨畏缩。胆既诎矣，才何由而得伸乎？”（《原诗·内篇下》）这是说，真正的艺术家必须具备艺术勇气。对于优秀的杂文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这是由杂文直接干涉事实、参加政治、抨击邪恶的特性所决定的。在这方面，聂绀弩的表现非同一般。聂绀弩的杂文，是最接近鲁迅杂文风格的。著名作家夏衍在谈自己的杂文时，曾说“最初是学鲁迅，后来则学聂绀弩，因为绀弩的杂文几乎可以乱真”。聂绀弩确实就像鲁迅那样，敢于用自己的笔对付反动当局的手枪，除了在作品中运用大量的隐喻、讽喻之外，被他指名道姓抨击的国民党要员就有汪精卫、潘公展、孙元良、张笃伦，甚至蒋介石，充分体现了聂绀弩的“文胆”，这也是聂诗“庄”的原因。

聂绀弩那些有思想深度，杂文味浓的诗词，于诙谐风趣中包含着沉郁的情思，严肃的思考。“人或以为滑稽，自视则十分严肃”（《散宜生诗·自序》），这是我最为欣赏的。历史上，以思想严肃，内涵深沉著称的诗人很多，如屈原、杜甫、李商隐等，但他们要么眉头紧锁，要么泪流满面，要么唉声叹气，要么横眉冷对，都没有聂诗那种“热血与微笑”的迷人风采。南宋杨万里的“诚斋体”，风格活泼自然，饶有谐趣，在语言风格上与聂诗的诙谐接近，但他仅仅把自己的主观情感投射在客观事物上，很少以其诙谐之笔涉及南宋腐朽没落的政治，因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诚斋体”更像公子哥儿的贫嘴，在汪洋恣肆、嬉笑怒骂的“绀弩体”面前显得手足无措，底气不足。

人们在研究聂诗风格时，往往还会总结出“化丑为美”“与古为新”“信手拈来”等风格特点。但我认为，这些都已经涵盖在聂诗的“寓庄于谐”之中，是促成聂诗“寓庄于谐”风格的创作技巧。也是我下面要重点讲的一个问题，即我们该从聂诗中学习什么？

二、向聂诗学什么

对于向聂绀弩学什么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学创新。聂诗的创新是全方位的。有人会质疑我：既然如此，为什么刚才不将“与古为新”作为聂诗的风格呢？其实，答案也很简单，创新是诗人的共性，不是个性，“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创新是诗人的天职，是诗人存在的唯一理由。不会创新的诗人，肯定是不合格的诗人。所以，创新是诗人聂绀弩份内的事，而不是他的风格特色。

那么，聂绀弩是如何创新的呢？我以为，首先，是内容的创新。

聂诗拓宽了中华诗词的题材内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劳动诗。描写劳动的诗歌，在我国诗歌史上并不少见，但聂绀弩的劳动诗无论内容的拓展、形式的创新以及人文内涵的注重，都是独树一帜，散发出强烈的艺术魅力，达到了劳动诗创作很高的成就。

聂绀弩的劳动诗主要集中在他的《北荒草》之中，按题材进行归纳，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写劳动生活本身的。诸如搓草绳、锄草、挑水、推磨、削土豆、烧开水、放牛、拾穗、伐木等极其平常的劳动行为，都成为他吟咏的对象。即使象“掏厕所”这种与诗无缘的题材，手握奇笔的聂绀弩，竟以冷峻嘲谑而又寄意深微的手法，写下了绕有韵致的诗篇，且看《清厕同枚子》：

君自舀来仆自挑，燕昭台畔雨潇潇。

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

白雪阳春同掩鼻，苍蝇盛夏共弯腰。

澄清天下吾曹事，污秽成坑便肯饶？

这是十年文革期间作者被投北大荒劳改时的作品。诗题中的“枚子”，是曾担任国务院参事的资深报人万枚子，我们的湖北老乡，潜江人，与聂绀弩年纪相近。

诗的起句“君自舀来仆自挑”，以极其平实的语言直写两个人清厕时的分工劳动。一个用粪瓢舀，一个粪桶挑。“燕昭台畔雨潇潇”。燕昭台，又叫燕王台、黄金台或金台，地址在河北省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筑台于此，置千金于上，延请天下贤士。作者借颜色上的一点可比性，把堆积的粪便比作“黄金台”，是诙谐与幽默；“雨潇潇”，可知他们是在冒雨清厕，影射管教者对右派分子的手段之毒辣。更深一层，“黄金台”这个意象，本来彰显的是对知识分子的尊重，而今，却成为压迫知识分子的舞台和见证，不能不说是对当时社会的一个委婉讽刺。

颔联，具体描写清厕劳动。两位老人两双手，时而高时而低，舀粪尿的茅勺，深一下浅一下，在粘稠恶臭的粪尿中起起落落。把那样一种令人作呕的活计写得如此传神而且不失典雅，真叫人拍案称奇。

颈联补写时令和环境。用“阳春白雪”这样一个大雅之词来描写与茅厕相关之事，形成雅与俗的强烈对比，堪称绝妙。

尾联总收全篇，是庄语也是谐语：清理世界上的污秽正是我们这些人的事情，怎么能放过这污秽成坑的茅厕呢？

聂绀弩劳动诗的第二类是讴歌劳动者的。代表作如《女乘务员》：“长身制服袖尤长，叫卖新刊北大荒。主席诗词歌宛转，人民日报诵铿锵。口中白字捎三二，头上黄毛辫一双。两颊通红愁冻破，厢中乘客浴春光。”她说话拿腔作调，不时带出“白字”，活脱脱地勾画出一个“黄毛”丫头来，使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

第三类是对劳动成果和劳动物件的描写。如《刨冻菜》：“白菜隆冬冻出奇，明珰翠羽碧琉璃。故宫盆景嵌珠宝，元夜花灯下陇畦。千朵锄刨飞玉屑，一兜手捧吻冰姿。方思寄与旁人赏，堕地惊成破碗瓷。”一棵冻得结了冰的白菜，在诗人的笔下竟成了珠玉、琉璃、名瓷，真是美得出奇。

总结我国诗歌史上的劳动诗，从创作主体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劳动者自己写劳动，由于文化层次低，无论内容或形式都很粗糙。二是知识分子写劳动，由于身份的限制，大多缺乏对劳动的细致刻画；有些虽然表达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但有一种置身事外的距离感。聂绀弩则别具一格，他既是知识分子，又是劳动者，无形之中避免了古代劳动诗那两方面的尴尬，正如著名诗学家毛大凤所说：“先生以深邃而活泼的思想，面对普通的劳动事物，诸如推磨、挑水、拾穗、清厕等都能构思新颖，写人所未写，大破作诗禁区，从而极大地开拓了格律诗的题材范围，宣告‘无事不可入诗’，走出了一条格律诗的新蹊径。”将劳动诗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反过来，一定的社会意识都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聂绀弩生活的时代，特别是他大量进行旧体诗词创作的时代，大约有近二十年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这个时代由极左思想、极左路线统治，是知识分子被打击、被改造、被革命的年代，是一个我们现在称为“浩劫”的年代。聂诗中的搓草绳、刨冻菜、挑水、削土豆、推磨、送饭、放牛、掏厕所等内容，记录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被强迫劳动的历史；而“社会主义春不老”“毛泽东思想都学”“赠君毛泽东思想，要从灵魂深处降”“投身阶级斗争里”“牛鬼蛇神第几车”等诗句，则原汁原味地记录了那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和被扭曲的时尚。这些，我们都可以看作是聂诗对中华诗词内容的拓展。

其次，一些评论家认为，聂绀弩对中华诗词的创新，还表现在形式上，也就是语言的创新。稍事归纳一下，我们发现，聂诗语言的创新主要有这样一些表现，值得我们借鉴：

1.俗语入诗，不避雅言。

先看他诗里的俗语、口语、时语。“枯对半天无鸟事，凑齐四角且桥牌。”（《即事用雷父韵》）“无鸟事”，这是俗语入诗；“百岁只差三岁了，不曾宝贵却寿考。”（《淦智老人九十七》）“百岁只差三岁了”，这是口语入诗；“赠君毛泽东思想，要从灵魂深处降。”（《赠小李》）“毛泽东思想”，这是时语入诗。因其反常，因其不雅，反觉其新而有趣。

再看他诗里的雅言，这些传统诗词的语言和意象，有的表现在聂诗的用典上。聂诗用典取材广泛，如“哮天势似来杨戬，搏虎威疑嗾卞庄。”（《遇狼》）前一句的典来自以前流行的小说《封神演义》，后一句的典来自传统文化典籍《史记·张仪列传》；“赛跑浑如兔与龟。”（《马逸》）龟兔赛跑，则是古希腊的《伊索寓言》中的故事；“梁颢老登龙虎榜”（《受表扬》）用的是旧时儿童启蒙教材《三字经》中“若梁颢，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的典。

聂诗的雅言，有的还表现在袭用前人成句上，就是把人家的句子拿来我用，这也是允许的，但前提是用得贴切。“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痴。”（《八十》）用《论语》的句子，将散文的成句放入诗歌，历来少见；“一谈龙虎风云会，顿觉乾坤日夜浮。”（《喜晤奚如》）用杜甫《登岳阳楼》的句子；“百年奇狱千夫指，一片孤城万仞山。”（《有赠》）用王之涣《凉州词》的成句。

“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钟三“四清”归》）这一联更是有趣，前一句用杜甫《短歌行赠王郎司直》的原句：“欲向何门趿珠履，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可谓雅到极致；后一句则大爆粗口，俗不可耐，这一雅一俗，一庄一谐，居然对仗工整，且对比鲜明，由此形成强烈的讽刺效果。类似的还有《雪峰以诗见勖依韵奉答》中的“在山凭定三分鼎，出水才看两腿泥”。

聂诗的俗语入诗，不避雅言，目的就是追求“打油”诗的桀骜之气，增加诗歌的表现力，达到“寓庄于谐”的创作目标。这种做法其实是很“讨巧”，就是咱们常说的雅俗共赏，既将中华诗词从高贵的象牙塔里请出来，推广到广大劳动人民之中去，又不失中华诗词的典雅风度。聂诗流传至今，愈见火爆，正是明证。但是，应当注意到，俗语、口语、时语入诗，最容易掉入枯燥无味、油腔滑调的大陷阱；典故、原句入诗，又容易落入晦涩难解、掉书袋子的大圈套，聂诗的脚很好地踩在这“大陷阱”和“大圈套”之间的钢丝绳上，我们应该细心去揣摩，体味。

2.变化节奏，句法独到。

七言律绝历来惯用的句式节奏是“二二三”结构，聂绀弩诗中对此有许多突破，常用“一三三”，例如：“脱/红绫袄/心真碎，补/雀金裘/力早抛。”（《晴雯》）还有“三一三”，如：“两三点/血/红谁见，六十岁/人/白自夸。”（《削土豆种伤手》）还有“二四一”，如：“但觉/三千世界/小，谁知/七十五年/非。”（《岁首自嘲》）还有“二三二”，如：“门对/珞珈山/不远，人携/辩证法/同居。”（《赠董冰如高启夫妇武昌》）甚至有“五二”句式，如：“中国共产党/同志，晚清小说史/殊名。”（《挽阿英前辈》）如此变化，增加了节奏的新颖感，使呆板的律诗句式变得活泼起来。

另外，他还常用倒装句法，如“苏武牧羊牛我放”（《放牛》其一）、“边山客老幸牛骑”（《放牛》其二），两句的后三字，其实是“我放牛”“幸骑牛”的倒装。“棉衣棉裤三天跑，小儿小女一见才”（《赠浩子》）本来是“跑了三天”、“才得一见”，倒装后不觉生硬，反有新奇感。“生事逼人何咄咄，牢骚发我但偷偷”（《六十》），本来是“咄咄逼人”“偷发牢骚”，倒装之后，常用词语的语序被打乱，产生一种认知上的陌生感。这种认知的陌生感是短暂的，稍稍一愣之后，就是恍然大悟，于是，在这一顿挫之中，觉得这诗就很有妙趣了。

句式变化一下，词序倒装一下，前人后人，都有人做，但像聂诗这么集中地使用，这么大胆地使用，还很少见。

3.对仗奇巧，挖空心思。

对仗（对偶）是中华诗词很重要的一种修辞格式，在先秦的诗歌中就已存在了，如《易经》里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乾文言》）《诗经》里说：“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小雅·采薇》）对仗体现了中华诗词的均衡美、整齐美的特色。对仗也是律诗区别于绝句的重要标志，人们常说，绝句功夫看意境，律诗功夫看对仗。具体到聂诗的对仗，研究者普遍认为，聂诗看似随意，其实是苦心经营，尤其对于对仗，往往不仅追求“工”，还追求“巧”。

聂诗对仗的形式丰富。有掉字对，即一句中有相同的字来相对，同时上下句又要互对。说起来复杂，举个例子就明白了，杜甫《曲江对酒》：“桃花细逐杨花落，黄鸟时兼白鸟飞。”出句“花”字相同且相对，对句“鸟”字相同且相对。这样的对仗在聂诗中非常多，例如，“无端狂笑无端哭，三十万言三十年”（《胡风八十》）、“山中鸟语如人语，路上新苔掩旧苔”（《伐木赠尊祺》）、“一笑故人还故我，同伤多梦已多时”（《序诗》）、“昔时朋友今时帝，你占朝廷我占山”（《钓台》），类似的例子在聂诗中很多，不胜枚举。有流水对，即一句话的意思，分上下联说。如“自读马恩列书后，渐知五十几年非”（《三月十三》）、“不荷犁锄到东北，谁知冰雪是山川”（《闻某诗人他调》）、“一曲高山流水后，千年长叹永思中”（《琴台》）。有当句对，就是一联的一比之中，同类名词自相对仗，又叫“就句对”，如“三万六千日何少，鹅鸡狗兔事偏忙”（《即事》），“三、万、六、千”可以视为四个数字类的单字，“鹅、鸡、狗、兔”是四个动物类的单字，上下句都是四字相连而成对仗。

聂诗对仗的技巧丰富。技巧，即表现手法。有虚实相生，如“春雷隐隐全中国（虚），玉雪霏霏一小楼（实）；把坏心思磨粉碎（虚），到新天地作环游（实）。”有雅俗共赏，如“荒原百战鹿谁手（雅）？大喝一声豹子头（俗）。”（《排水赠姚法规》）这是一联之中有雅俗；“千诗举火羊头硬，六月飞霜狗脸皴。”（《答迩冬托向人乞兰》）这是一句之中有雅俗。聂诗对仗的工、巧、妙、活、奇、绝，在当代中华诗词创作中实在是“独一无二”，已经引起众多研究者的注意。

三、结语

中华诗词是世界文学园林中的奇葩，无与伦比，无可替代。中华数千年的诗歌史上，群星璀璨，烂若星河。我们为拥有“逸响伟辞，卓绝一世”的屈原而骄傲；我们为拥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李白而自豪；我们为拥有“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的杜甫而庆幸，我们为拥有“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千载之下，生气凛然”的苏东坡而欣慰……纵观历史，我们的诗词土壤多么厚实、多么肥沃！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上，中国历朝历代从来就不缺乏耀眼的诗人。由于历史和个人的原因，中华诗词在当代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但，是金子总会闪光。改革开放以来，大开的国门迎纳了世界各地的文明，既给我们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也带来了生存的挑战。然而，在这个大时代的文化冲击中，中华诗词非但没有消亡，反而迎来了自己伟大复兴的机遇，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吟诗写诗的爱好者越来越多，品诗论诗的专家也越来越多，许多从前不为人所知，甚至处境艰难的诗人以及他们五彩斑斓的诗词作品也趁着这春风破土而出，为大众所认识，所景仰。我们也因此发现，哪怕是在中华诗词最寂寞、最无助、最痛苦的时代，我们的诗人也依然坚守住了中华诗词的阵地，维护了中华诗词的高贵。聂绀弩无疑是这些“破土诗人”中的佼佼者。

读聂绀弩的诗，就是在读他的诗品和人品，就是在读他们那个时代的痛苦和荒谬，就是在读中国知识分子的“热血和微笑”。在最后，我想借用胡乔木在《散宜生诗序》中对聂诗的那个著名评价来结束本文，他说：“热烈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

（作者系《心潮诗词评论》副主编）

责任编辑：方世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