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人记忆书写中的直笔与曲笔
——以《松漠纪闻》与《宁古塔志》的比较为中心

周乔木

论流人记忆书写中的直笔与曲笔
——以《松漠纪闻》与《宁古塔志》的比较为中心

周乔木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40）

作为黑龙江地区历史上著名的流人笔记，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清初方拱乾的《宁古塔志》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两部笔记都是作者暮年经历流放生活之后的追记之作，但却因写作环境、心态之不同，表现出在取材和叙事策略上的不同，而后人对两部笔记的接受也与对作者的道德评价密切相关。

洪皓；松漠纪闻；方拱乾；宁古塔志；流人书写

南宋洪皓的《松漠纪闻》和清初方拱乾的《宁古塔志》是关涉黑龙江地区的两部著名流人笔记，亦同是南方汉族士人结束在北方异族的流放生活南归后的追忆之作。此前学者多从方志文献本身的历史价值着手研究，本文则尝试从流人记忆书写的视角出发，比较两部笔记在成书过程、叙事策略和清人对之接受情况的异同，以期挖掘其中更多的文学相关价值。

一、《松漠纪闻》与《宁古塔志》成书过程的比较

洪皓（1088- 1155）字光弼，饶州鄱阳人。南宋建炎三年（1129），奉高宗赵构之命,以徽猷阁待制、假礼部尚书使金。金逼仕刘豫，坚拒不屈，被流放冷山，留金凡十五年，至高宗绍兴十三年（1143）八月方得归。《松漠纪闻》一书主要记载了他在金国的见闻，史料价值受到历代学者的关注。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五著录,“《松漠纪闻》二卷,徽猷阁直学士鄱阳洪皓光弼撰。皓奉使留敌中录所闻杂事。”[1]言辞简略，但“奉使留敌中”却点出在南宋读者眼里《松漠纪闻》的价值正在于对敌国生活的描述。而事实上，《松漠纪闻》的成书所经历的复杂、曲折的过程，亦在于这种描述在宋高宗一朝政治上的敏感性。

洪皓长子洪适的《盘洲文集》收有《题松漠纪闻》跋记，云“右，《松漠纪闻》二卷。先君衔使十五年，深阸穷漠，耳目所接，随笔纂录。闻孟公庚发箧汴都危变，归计创，艾而火其书，握节来归。同语言得罪柄臣，诸子佩三缄之戒，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及南从炎荒视膳，余日稍亦谈及远事。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及柄臣盖棺，弛语言之律，而先君已赍恨泉下。鸠拾残编，廑得数十事，反袂拭面，不复汇次，或可广史氏之异闻云尔。”[2]

从这段材料可知，洪皓在金国流放期间已完成《松漠纪闻》初稿的写作，但为了顺利返宋,不得已将书稿付诸于火。由此可见，洪皓“耳目所接，随笔纂录”的《松漠纪闻》初稿，所记内容当为其有目的搜集、带有情报性质的事项。归国后，洪皓因言语得罪秦桧，而连续被贬饶州、江州、濠州，并受到严密监控。“诸子佩三缄之戒，循陔侍膝，不敢以北方事置齿牙间”，这段动荡惊心的日子，洪皓父子动辄惟恐得祸，说尚且不能，当然更不敢想把金国旧事再度写下来了。直到被安置英州（今广东英德县东），因远离政治旋涡和秦桧势力的控制范围，洪皓才得以凭借自己的博闻强记，“凡不涉今日强弱利害者，因操牍记其一二。”然而，“未几，复有私史之禁，先君亦枕末疾，遂废不录”。考《宋史·高宗本纪》，南宋朝廷绍兴十四年四月“丁亥,初禁野史”，[3]此时洪皓还跋涉在去英州的路上。据此可知，《松漠纪闻》的写作时间应为洪皓初到英州的一两年间。而当朝廷禁令一旦传达到贬所，洪皓旋即停笔避祸，其本人亦于八年后抑郁而终。

综上，可知洪皓写作《松漠纪闻》最初是为了直接服务抗金大业的现实需要，因而初稿凡在政治、军事、文化方面具参考价值的都“随笔纂录”；归国后面对残酷的政治环境，洪皓的二度写作变得非常小心谨慎，自觉遵守“不涉今日强弱利害”的原则，但仍存写作一部私家史书留给当代及后世的强烈愿望。这一点从存世《松漠纪闻》的开篇即可见出。“女真即古肃慎国也，东汉谓之挹娄，元魏谓之勿吉，隋唐谓之靺鞨”,这是用正宗的史家笔法奠定了全书宏大叙事的基调。尽管因朝廷禁令使得洪皓的写作目标没有达成，《松漠纪闻》最终只能以资料汇编的面貌出现，以致洪适在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洪皓去世一年后出版这部书稿时，不得不以“反袂拭面”的悲伤下“不复汇次”作掩饰，但他仍然明确指出“或可广史氏之异闻云尔”，可见仍是致力为史家的著述提供资料。这样，《松漠纪闻》这部笔记整体上呈现出仍属于正统史家的庄重样貌。

相比之下，方拱乾的《宁古塔志》的成书过程则远没有洪皓《松漠纪闻》的曲折。方拱乾（1596-1666）字肃之，安徽桐城人。明崇祯朝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入清被清廷起用，升至詹事府右少詹事。顺治十六年，因受丁酉科场案牵连，举家流放宁古塔，至顺治十八年冬，以纳锾自赎而返。《宁古塔志》一书为清代记载宁古塔最早的方志，被清人收入多种笔记丛书，亦为今人所重视。

该书有方拱乾自序言：宁古何地？无往理，亦无还理。老夫既往而复还，岂非天哉？ 亲友相见，问对率仓皇无端绪。邸舍无事，偶追忆而条晰之，以省问对。衰年性健忘，似多漏轶。记与吴汉槎及儿辈，屡属其撰志，而不先就，亦曰：“此生岂有还理。”则此生之徼天幸者，殆昔人所谓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老夫滋愧矣！康熙壬寅七月二十七日,书于荷阴客舍。[4]

文中方拱乾写下了明确的写作时间，“壬寅”为康熙元年（1662），方拱乾67岁。写作地点“荷阴客舍”，应知作于夏秋之季的旅店之中。这一年正月他刚从流放地归来再度入京，三月南下。考其《甦庵集》庚子年七月诸诗，可推知方拱乾写作《宁古塔志》时尚在南下途中，七月于山东济宁盘桓多时，与时任济南兵河道佥事的侄子方兆及等众亲友和门生故旧会面，并受到热情款待。而促使方拱乾写作《宁古塔志》的一个直接目的，是为“亲友相见，问对率仓皇无端绪。邸舍无事，偶追忆而条晰之，以省问对。”也就是说，一定程度上，他的这部书稿是为了满足亲友们对流放地宁古塔强烈的好奇心。因此，从主观上，他并没有洪皓那样期待传世的神圣感，行文更简洁明了，虽然文中没有对话，却处处为了满足对话的需要，虽是文言，却有明显的口语化、省略性的痕迹，具有一种“答”的风格。

相比洪皓，方拱乾的写作心态更加自由，他愿意借助写作的形式回忆宁古塔，这一方面有来自亲朋故旧的鼓励，另一方面亦有其从死地生还的自豪感。正如其自序中所言“宁古何地？无往理，亦无还理。老夫既往而复还，岂非天哉？”

再深味一层，这种自豪感中又搅着一丝自嘲和对不公命运的声讨：宁古塔是什么样的地方？是时人眼中的“绝域”，是明末国家版图从未标注的地方，是被沈阳、尚阳堡等地流人称为有去无回的地方。像方拱乾父子这样、为新朝奉献了忠诚和才智的人，本来没有去的道理，却因牵连而流放去了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六十余岁老人还能生还的道理，而他们全家居然生还重回亲友身边，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其实，写作的愿望方拱乾早就有了。他在自序中说“衰年性健忘，似多漏轶。记与吴汉槎及儿辈，屡属其撰志，而不先就，亦曰：‘此生岂有还理？’”宁古塔对流人们来说，当然是个痛苦的地方。人们对给自己带来深刻痛苦的地方往往不愿回忆，比如与方拱乾同被流放的、被誉为“江左三凤凰”之一的吴兆骞，再如方拱乾正当盛年的儿子们——方孝标、方亨咸、方育盛、方膏茂，他们都是江南才俊，都有胜任写作《宁古塔志》的能力，却没有写作的欲望和勇气。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在刻意回避着为宁古塔写作，因为宁古塔是断送他们大好人生、锦绣前程的地方，是令人绝望的一个地方。显然，作为写作者，方拱乾比这些晚辈更具有“写”的勇气。

二、《松漠纪闻》与《宁古塔志》叙事取材和侧重的比较

正如国内研究记忆与文学关系的当代学者黄勇所说，“对于个人亲身经历的表达来说，‘叙事’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个人的实际经历往往是零散的、复杂的甚至模糊不清的，必须通过讲述或叙述的方式，把杂乱无章的经历重新排列理顺，使之条理化和清晰化。”[5]既然同样是回忆流放地的亲历亲闻，叙事就成了《松漠纪闻》和《宁古塔志》相同的表达方式。但写什么事，如何写事，则迥然不同。从外观结构来说，《宁古塔志》更为清晰简明，这是因为方拱乾按“流传”、“天时”、“土地”、“宫室”、“树畜”、“风俗”、“饮食”进行了分类。据笔者初步统计，共记宁古塔大小事迹约50余件。《松漠纪闻》则没有明确的分类，所记金国事迹近70件，可分为“金国崛起”、“灭辽”、“金国治下的其他少数民族”、“女真的社会生活”四大类。两相比较可以看出，洪皓的《松漠纪闻》叙事倾向更偏重于描述金国的宏观历史大事，虽然流放于冷山，所叙却放大到整个金国；方拱乾的《宁古塔志》，则始终定位于宁古塔这个弹丸之地的现实社会生活，坚持谈论关内亲友最关心的生活话题，更具有亲历亲闻的种种微观特质和民间叙事风格。

着眼于宏观历史大事的叙述这个特点，自然亲历亲闻的个人色彩越淡越好。从洪皓写作的现实处境看，似乎也需要为自己涂上一层保护色。以“冷山”的记叙为例，在一万三千余字的《松漠纪闻》中，提及“冷山”这个洪皓最熟悉的流放地的仅有三处：宁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每春水始泮，辽王必至其地，凿冰钓鱼，放弋为乐。女真率来献方物，若貂鼠之属，各以所产量轻重而打博，谓之“打女真”。冷山去燕山三千里，去金国所都二百余里，皆不毛之地。长白山在冷山东南千余里，盖白衣观音所居。其山禽兽皆白，人不敢入，恐秽其间，以致蛇虺之害。黑水发源于此，旧云粟末河。

如果不知道洪皓曾经流放冷山若干年，从这样的叙述中根本引不起作为读者的我们对冷山的注意，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洪皓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

同样，在《松漠纪闻》中找寻洪皓自己的身影也颇为困难。文中明确表示洪皓亲历之事共有七处，其中三处有特意强调的味道，均是服务于历史社会的大事情：一处在详述女真历史时，提及契丹对生女真的统治曾“自宾州混同江北八十余里建寨以守”时，言“予尝自宾州涉江过其寨，守御已废，所存者数十家耳。”一处是金与契丹合董之战时，金国令河南、山西运粮。自己亲见河南的河阴县令因“馈饷失期，被挞柳条百”。第三处言及金国对“赦”的慎重，“北人重赦，无郊霈。予衔命十五年，才见两赦：一为余都姑叛，一为皇子生。”应该说这三处强调都有洪皓的用意所在。第一处是为了证明女真也曾经臣服契丹，并非一贯之不可战胜；第二处是为了强调北宋降臣在金国的处境，暗指投降后的前景并不看好；第三处似乎为自己羁留金国十五年寻找一个合适的理由，或因当时南宋朝廷对长期羁留敌国的洪皓本心上已经缺乏信任的缘故。《松漠纪闻》会使读者感受到洪皓“刺探敌情”的写作自觉，他一边将考察到的女真社会历史和生活种种真相录下来，一边却又始终刻意地与这块土地与民众保持着心理上极为遥远的距离。

然而，虽然着意于社会历史大事，有两类事洪皓是要绝对避免谈及的：一是宋、金的“战与和”问题，一是包括徽、钦二帝在内的宋人俘虏的悲惨遭际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洪皓在金国念念在心、时刻不敢忘的两件大事。有学者指出，洪皓在金国向二帝传送过南宋的消息，也向南宋传递过金国的情报，而这些记忆都不得不被洪皓永远地埋藏在心里了。但在南宋国势日危，因畏惧金国强大的无力，朝廷上投降派的声音甚嚣尘上之时，洪皓还是用曲笔表达了一些重要信息：

一是借详述金国的历史和政治、军事现实来恢复宋人作为华夏正统的信心。例如，在《松漠纪闻》第一段，洪皓描写了面对靺鞨使者的献舞，隋文帝与侍从的一段对话：“开皇中，遣使贡献，文帝因宴劳之。使者及其徒起舞于前，曲折皆为战斗之状。上谓侍臣曰：‘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 在隋文帝眼中，女真前身靺鞨族不过是一个好战之“物”的形象。接着，洪皓又记述了唐太宗征讨高丽时坑杀靺鞨兵三千人之事，只有给这个好战之“物”狠狠打击，才能创造“开元中，其酋来朝……讫唐世朝献不绝”的平安盛世，大约暗指南宋君臣的议“和”难以驯服女真好战民族的本性。此外，金国与契丹战争中对契丹降将的残酷打击、金国内部权力斗争中的相互倾轧，都突出刻画了女真好战、残暴的一面，同时也指出强大的金国内部也存在各种危机，只要抓住有利时机，并非没有克敌制胜的可能。

二是借详述女真国内各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落后来找树立宋人文化上的自信。宋人最重视男女大防，而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却多处提及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的婚俗落后、甚至有乖风化之处，这自然也是对朝廷上主和派的一种警醒。其他如“女真旧绝小，正朔所不及。其民皆不知纪年，问之，则曰：‘我见草青几度矣。’盖以草一青为一岁也。自兴兵以后，浸染华风”；“女真旧不知岁月，如灯夕，皆不晓……后数年至燕颇识之，至今遂盛。” 记录金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倾慕和模仿的诸种事迹，自然很容易从正面建立宋人文化上的自信和优越感。

一方面政治军事上被人征服，另一方面文化上征服别人，这一点，《宁古塔志》与《松漠纪闻》的叙事策略颇有相通之处。方拱乾在叙述宁古塔流放地的诸种生活时，总习惯用否定句开头，先谈“无……”，再谈“有……”。如谈“流传”时，言“数千里内外无寸碣可稽，无故老可问。相传当年曾有六人坐于阜……”；谈“土地”，言“无疆界，无城郭。枕河而居，树短柴栅……”；谈“树畜”，言“开辟未见稻米一颗。有粟，有稗子，有铃铛……”。他同样描写宁古塔落后的风俗，如跳神、殉葬、男子的多妻妾与滥情。如此人迹罕至、自然条件恶劣“绝域”，怎么会有“一男子率数妇，多则以十计”；如何众多年轻貌美的女子在冰天雪地之中，“赤脚单衣”地承担着种种粗笨的劳作，供养少数男子的衣食？原来“皆中华富贵家裔也”。面对因明清鼎革而造成的诸多中原大家子弟，包括自己家族在内的家破人亡的现实，方拱乾只能忍泪吞声，用“伤哉”两字匆匆煞尾。当然，在宁古塔的诸多风俗中，自然也有令其温暖之处：如在与中原易代鼎革以来道德沦丧的现实比较中，宁古塔八旗老人对士大夫的礼敬和民风的淳厚，也令方拱乾印象深刻。

三、 《松漠纪闻》与《宁古塔志》被接受情况的比较

洪皓“宋之苏武”的道德高度，似乎为他亲历的《松漠纪闻》增加了更高的可信度。有研究者指出，元人宇文懋昭的《大金国志》、叶隆礼的《契丹国志》、元国史院编修的《金史》，在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松漠纪闻》的影子。以《大金国志》为例，此书中“婚姻”一条基本上是原文摘录了《松漠纪闻》中记载的女真婚俗的一段。但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叙事，总是有其夸张变形之处，而不可能是忠实地复制记忆，特别是作家又处于种种顾忌的写作状态之下。这一点并不因洪皓是“宋之苏武”，具有坚贞忠诚的品格就发生改变。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言：“虽其被囚日久，仅据传述者笔之於书，不若目击之亲切。中间所言金太祖、太宗诸子封号，及辽林牙达什北走之事，皆与史不合。又不晓音译，往往讹异失真。”[6]

因而，我们在选择其作为历史文献的佐证材料时，亦需多方辨析真伪。

方拱乾较之洪皓，后人对其品德的评价自清初至今一直比较矛盾，这也影响到对其作品和文学地位的评价。他的贰臣身份，他被清廷流放的经历，常使清人接受《宁古塔志》时总要试图与作者区别开来。张潮等人将《宁古塔志》收入了所编辑的《昭代丛书》等多种丛书之中，评价亦颇有相同之处。

且取张潮本跋记为代表：“坦庵被罪谪徙，捐赀得还，本末总无可取，但其所记，有足备劝戒者，宁古之风，依然枝鹿之世，然中土礼义之邦所不及有五：道不拾遗，一也；百里无裹粮，二也；不用银钱，以粟布交易，三也：躏其田而罚其直，虽章京不免，四也；受所与必思有以酬之，五也。有是五者，以臻无为之治，夫何愧焉。至敬礼中朝士大夫，尤为淳厚，良以士大夫迁谪者，声名文物，足当其起敬耳。阅至开辟来不见稻米一颗，则暴殄五谷者，可以儆矣。重力仆健妇，则虐使臧获者，可以惕矣。赤脚单衣悲号肩担之下，则纨裤之子坐享膏腴者，可以惧矣。”

与《松漠纪闻》几乎被后人全盘接受的史料价值相比，《宁古塔志》引人之处主要是记载的风俗之奇。如当地“喜事服白、丧事服红”的特殊习俗就被纳入清代一些小说传奇之中，成为关于流放的一种新题材；另一方面，其风俗之“朴”则被清初一些思想家视为教化的工具，如顾炎武就因宁古塔“道不拾遗”、“百里无裹粮”、“不用银钱以粟布交易”等淳朴民风，认为其虽为“枝鹿之世”却“为中土礼义之邦所不及”。[7]

[1]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 卷五[M]．俆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洪适．盘洲文集: 卷六二[M]．张元济，等，辑．上海: 商务印书馆影印涵芬楼宋刊本，1929．

[3]（宋）洪皓．松漠纪闻: 上卷[M]．明顾氏文房小说本．

[4]方拱乾．何陋居集·甦庵集：附录宁古塔志[M]．李兴盛，等，整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0．

[5]黄勇．“右派”记忆及其方式[J]．文艺争鸣，2010，（1）：48-53．

[6]（清）纪昀总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一[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7]（清）顾炎武．建康古今记：卷尾．[M]．康熙抄本．

[责任编辑：钟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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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346（2016）06-0012-07

2016-08-20

本文系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年度项目（编号：16WB02）的阶段性成果。

周乔木，女，天津宝坻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人文与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