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控制论视角的文献控制论述略

蒋永福　孟越

摘要 书目控制是文献控制的组成部分，而文献控制又是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着重论述社会控制的基本概念和原理，认为社会控制论应该成为文献控制论的上位理论。在梳理我国文献控制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认为我国文献控制论研究目前处于低谷阶段。提出的主要观点有：①书目是书目控制的手段，文献控制的手段则包括书目手段在内的其他多种社会手段，但书目控制和文献控制的对象都是文献；②文献控制的目的是为了使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活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③对文献控制手段的科学划分和控制机制的深入分析，是文献控制论研究的重点；④我国以往的文献控制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缺陷，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引入社会控制理论；⑤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文献学是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⑥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应该共同承担研究文献控制问题的责任。

关键词 文献控制 社会控制 述评与展望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书目控制”一词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但“文献控制”一词却尚未普遍流行起来。人类社会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过程进行政策和法律控制，是古今中外各国普遍的做法。社会控制也是人类社会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因为任何一个社会都必然追求社会秩序，而秩序的形成和稳固需要控制。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正式制度（如政策、法律等）和非正式制度（如道德规范、宗教戒律等）就是社会控制的典型表现。书目控制是文献控制的手段之一，文献控制是书目控制的上位概念。文献控制尤其是对文献的思想内容进行政策与法律控制是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亦即社会控制是文献控制的上位概念。这就要求书目控制理论与实践需要放眼于整个文献控制理论与实践，而文献控制理论与实践又要放眼于社会控制的理论与实践，由此形成“社会控制-文献控制-书目控制”这样一个完整的理论与实践序列。

1.“文献控制”概念辨析

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一般把英文“Bibliographic Control”中的“Bibliographic（a1）”一词译为“书目的”或“目录的”。然而，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的刘苏雅于1995年撰文指出，“Bibliographic（a1）”一词有时可译作“书目的”，但在相当多的情况下，既可译作“书目的”，也可译作“文献的”，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只能译作“文献的”。也许因为此故，在英语世界中，尚未发现有区别于“书目控制”的另外一个专门的“文献控制”一语。这就表明，“Bibliographic Control”一语既可对应于汉语“书目控制”一语，也可对应于汉语“文献控制”一语。然而，我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文献控制”概念可以也有必要被理解为是有别于“书目控制”的另外一个概念。

1986年，我国学者刘正福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有别于“书目控制”的“文献控制”概念。刘正福对“文献控制”所下的定义是：“文献控制系统根据其内、外部的信息变化进行自身结构的调节，以具有确定功能的信息输出作用于文献流，从而改变文献流的分布状态，缩小其状态变化的可能性空间这样一种控制行为。”

在汉语逻辑上，“书目控制论”可以理解为“用书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而“文献控制论”则不应理解为“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也许有人反驳说，把“文献控制论”理解为“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也能成立，因为在“用文献控制文献的理论和方法”一语中，前面的“文献”指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后面的“文献”指一次文献，这样，“用文献控制文献”的意思是指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所以这种说法是成立的。是的，“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这种说法是成立的，然而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实际上就是书目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所谓“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基本上是“书目控制”的同义语，那么在已有“书目控制论”称谓的情况下，再把“用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控制一次文献”的理论和方法另称为“文献控制论”就显得没有必要了。

“文献控制论”成立的前提是：“文献控制论”中的“文献”必须是受控客体，而且文献控制的方法或手段包含但不局限于书目控制方法，以此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书目控制论。文献控制论是以整个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为研究对象，研究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特征及其控制机理的科学理论。在这一定义中，“社会文献信息系统”是文献控制论的控制客体（控制对象）；“文献控制系统”是由“施控主体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体”构成的完整系统，其中的控制手段不仅包含书目控制手段，还应包括其他的社会控制手段如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和伦理评价的等控制手段。

《文献信息学》一书的作者朱建亮也曾为“文献信息的控制”下过如下定义：“文献信息的控制，是以系统论的原理对文献信息的生产、传递和转换、摄取全过程进行序化管理，使之达到最优化的状态。这种控制，是通过对信息内容和载体两个方面的序化管理实现的”。该书在有关论述中涉及到了社会控制的一些论点，但未做展开论述。

由上述可知，要想建立超出书目控制论范畴的文献控制论，必须强调两个前提：一是必须以社会文献信息系统作为控制对象；二是必须把控制手段理解为“集成控制系统”，即既包含书目控制手段，还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和伦理评价的等控制手段。这就需要引入把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技术的、伦理的等控制手段融为一体的综合性控制理论——社会控制论（Social Control Theory）。

2.社会控制论：文献控制论的上位理论

人类社会自诞生之日起，就始终伴随着社会对个体的控制，无论这里的“社会”表现为家族的、团体的、社区的还是表现为民族、政党或国家。研究社会对个体的控制及其方式和手段，以此探索社会秩序形成机理的学问，就是社会控制论。田佑中和陈国红对社会控制作了这样的定义：“社会控制是指人们依靠社会力量，自觉地以一定方式协调个人与社会及社会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以使群体的社会活动或个人的社会行为符合某种社会规范和发展目标，从而保持社会相对稳定及和谐发展的方式系统”。自从1948年维纳（Norbert Wiener）提出控制论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类社会也是符合控制论原理的“控制论系统”。

从国外的研究情况看，正式使用“社会控制”（Social Control）一词而且把社会控制当作专门研究对象来研究的学者应首推美国社会学家罗斯（E.A.Ross，1866-1951年）。1896年，罗斯在一篇论文中首次提出“社会控制”一词，五年后（1901年）他把自己的相关论文集结成《社会控制：秩序的基石》一书出版。罗斯在自己的研究中始终贯穿的一个基本理念是：社会控制是一种正面力量，而不是像有些人所理解的那样是限制个人自由的负面力量。正如他所说，“社会控制在其真实意义上说，它是历史传统和社会团体的保障；它不仅是现在的人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而且是过去的人为后代所从事的工作的保护者；它不仅是无数人最珍贵财产的保护者，而且是人类精神财富的保护者——即是人类自己自由从事和享受的各种发明和创造、艺术和科学、令人愉快的工作和探索医治疾病的奥秘等等的保护者”。罗斯的这段话，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社会控制是人类包括个体的利益的保护者。社会控制之所以能够保护人们的利益，就在于它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秩序中人们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在罗斯看来，社会秩序是人工秩序，它优于自然秩序，“如果社会解除所有对其成员的控制，一种自然秩序便会出现。但是，这样的秩序同人工秩序比较，粗糙而不完善，而容忍这种自然秩序，其惩罚必定招致非常惨重、明显的普遍灾难”。因此罗斯主张，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进而保护人们的利益，就必须保证社会对个体的合理控制。为此，罗斯列举并论述了诸多社会控制手段的类型，包括：舆论、法律、信仰、社会暗示、教育、习惯、宗教、个人理想、礼仪、艺术、人格、启蒙、幻像、社会价值观、伦理法则等。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控制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或途径是通过社会组织来承担控制任务，“控制不是由人民大众进行，而是由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民族特色要素的组织进行的”。按照罗斯的观点，几乎所有的合法的社会组织都要执行社会控制的职能。大体说来，这些社会组织应该包括：家庭、学校、宗教组织、政党、警察、军队、国家以及各类职业团体。

罗斯开启的专门的“社会控制”研究领域及其思想方法，启发了许多其他学者的思维灵感和研究思路。如美国法学家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在1942年出版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直接用“社会控制”一词命名，而且该书第一章标题又命名为“文明与社会控制”。庞德认为，社会控制是社会文明的表现，因为文明是“人类对外在的或物质自然界和对人类目前能加以控制的内在的或人类本性的最大限度的控制”，而“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道德、宗教和法律”。

我国正式引进和研究社会控制理论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我国最早专论社会控制的著作是吴泽霖（1898-1990年）于1930年出版的《社会约制》一书。吴泽霖认为，为了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保障生活秩序，“社会上不得不想出各种标准，定出各种限制，积极方面使一般的人都能团体化，社会化；消极方面限制他们的行为，使不致妨碍社会，陨越团体。这种积极消极二方面的总和，就是社会约制”。与吴泽霖同时代的孙本文（1891-1979年）也是我国社会控制研究领域卓有成就的著名学者，他在1935年出版的《社会学原理》一书中认为，社会控制就是社会对个人行为的任何约束，“可供社会上各人行为标准的规则与制度，对于各人行为，即具有约束的力量。社会控制，就是此种种行为规则与制度对于个人行为约束的作用”。关于社会控制的方法，孙本文认为有自然的控制方法和人为的控制方法两类。前者是由暗示与模仿形成的自发性控制方法，后者为社会有意加给个人的一种人为控制方法。其中人为的控制方法大体有教训、劝导、命令、奖励、惩罚、立信、明断、讥刺等。

新中国成立后迄今，我国的社会控制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官制史、社会史、法制史等领域中涉及的社会控制研究，二是对国外有关研究成果的译介和评述。其中对本文最具启发意义的莫属蒋传光先生的研究成果。蒋传光把社会控制的方式归纳为三对范畴：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

（1）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积极控制是社会通过对个体行为的正面引导所实现的社会控制，其途径如价值观引导、奖赏、榜样示范、沟通、说服等。消极控制是指对各种偏离行为的限制过程，是建立在惩罚或对某些惩罚的畏惧心之上，其途径有批评、谴责、处分等。

（2）正式控制和非正式控制。正式控制是社会通过一定的控制机构实施的有组织的社会控制，其规范主要有法律、纪律、宗教制度等。非正式控制的特点在于没有明确的社会控制机构，它的控制作用主要是通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互动过程完成的，道德控制是非正式控制的主要形式。

（3）外在控制和内在控制。外在控制是用社会规范直接约束个人行为而实现的社会控制，这些社会规范包括国家的法律体系、社会组织的规章制度以及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等。内在控制是指社会介入到人们的主观意识建构之中使人们把社会规范加以内化，并在行为中自觉遵守社会规范而实现的社会控制。内在控制最终表现为一种自我控制。

通过上述对国内外社会控制研究成果的粗略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方面的认识：第一，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社会控制的思想和实践早已有之，甚至可以说，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控制发展史；1896年罗斯提出“社会控制”一词以后，社会控制研究已成为独立的专门研究领域，所以社会控制论的诞生比维纳于1948年提出的控制论早约半个世纪。第二，从人类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社会控制的后果来说，社会控制有良性控制（结果是“好的”）和非良性控制（结果是“坏的”）之分，但随着人类社会越来越走向民主化、理性化，良性控制的比例越来越大，亦即良性的社会控制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甚至是必须的，这种良性的社会控制是个人自由的保障，而不是个人自由的障碍。第三，虽然现代社会中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越来越大，但是非良性控制现象总是难以消除殆尽，因此如何不断扩大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而缩小非良性的社会控制比例问题，仍然是值得长期关注和研究的。第四，社会控制的实际过程必然表现为分领域控制的过程，这里的“领域”从大的方面说有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等等，从小的方面说必然包括社会的文献领域。社会对文献领域实施的控制就是我们所说的文献控制。显然，社会控制与文献控制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

3.文献控制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及其评述

刘正福是我国第一个主张将书目控制拓展为文献控制并对“文献控制”作出专门定义的人。遗憾的是，1987年后，刘正福出国谋职，未能继续他的文献控制论研究。

通过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并根据我们长年关注文献控制研究所了解到的情况发现，迄今为止，我国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学者在完全有别于书目控制意义上专门论述文献控制的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不足20篇（部）；若从作者数量看，不足10人；而从成果的著述形式看，仅有1部正式出版的专著（表1）。

（1）从成果的著述形式看，迄今为止，正式出版的专著只有《文献信息控制学》一部。此前刘正福著述的《文献控制论导论》为其学位论文扩展后的铅印本，但未正式出版。唐建华在《文献信息控制学》中提出，“总揽文献、信息、控制三者，以文献信息为标的，以控制为手段的总体结构作为文献信息控制结构；这样的系统就是文献信息控制系统；这样的研究学科就是文献信息控制学”。然而，从全书的内容架构看，似乎尚未建立起科学、完整的文献信息控制学内容体系，如该书论述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大部分：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控制，文献信息的计算机控制，文献信息的运筹学控制。其中，“文献信息的工具书控制”实际上是指二次文献、三次文献为手段的控制，属于书目控制论的范畴；“文献信息的计算机控制”指的是计算机在文献控制过程中的应用，属于硬件工具的使用范畴；而“文献信息的运筹学控制”则指控制决策方法，属于思想工具范畴。

（2）从作者情况看，表1中所列作者人数不足10人，尽管这一数字不一定准确，但能够说明国内专门关注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而且，除了刘正福和蒋永福之外，其他作者都只完成了一篇（部）研究成果。从研究成果数量上看，蒋永福的成果数量最多，而蒋永福的研究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初和2012年以后。前一个阶段，蒋永福发表有5篇文献控制论方面的论文，此后蒋永福的主要精力投入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之中，未能在文献控制论研究方面持续发力。不过，2012年以后至今，蒋永福又连续发表深化文献控制论研究的4篇论文。然而，这种回归者迄今为止只有蒋永福一人，而且还未发现其他新人的加入。仅从这种单薄的学术力量看，我国的文献控制论研究前景堪忧。

（3）从已有研究内容看，由于大多数学者没有把文献控制研究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而长期探索，所以其成果大都局限于文献控制的某些方面而缺乏广度和全面性，而且个别研究成果尚未区别“控制”与“管理”。如黄素芬、克俊豪的《文献系统的一种经济控制模式》一文，提出了文献部门以文献利用率为衡量标准的经费管理模式，而丝毫未涉及经济控制论原理。当然，有些研究成果在某一局部方面的论述有其独特见解与特点。如李明杰在《试论文献传播的法律控制》一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文献传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而对其进行的法律控制无一例外地都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巩固其统治服务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具有阶级性、强制性、权威性、规范性等特点。其实质就是统治阶级把本阶级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强制手段对文献传播行为进行规范，以确定、保障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蒋永福的后期研究成果如《尊经重教以成“为治之具”——中国古代文献分类活动的思想宗旨》、《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中国古代国家修书活动控制史论》、《以禁书求秩序：中国古代对民间文献活动的控制史论》等论文，明显看出从社会控制论高度阐发文献控制的学术脉络。如他在文中指出，中国古代的文献整理活动，不仅产生了文献秩序，而且还“参与”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秩序和统治秩序的建构，即通过“以经为首”的思想秩序来构建文献秩序，再通过这种文献秩序和思想秩序来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这就是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蕴涵的秩序建构逻辑。从社会控制论角度阐发文献控制思想的学者还有董绍杰和卿家康。董绍杰根据不同文献控制主体把文献控制分为私人控制、文献控制机构控制、国家控制和社会综合控制。卿家康认为，文献的社会控制有正式的与非正式的两种形式，进而专文论述文献社会控制的正式形式，将其划分为法律和行政指令的控制形式、制度的控制形式、经济的控制形式、图书评论的控制形式和阅读指导的控制形式五个方面。卿家康的此文后来成为他于1995年出版的《文献社会学》一书的一个章节内容。

纵观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的文献控制论研究状况，可以说不容乐观，主要表现有：致力于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学者数量极其有限；研究成果数量少；一些基本概念尚待进一步厘清；基本原理尚未形成；理论体系远未成型。尤其是后继乏人的局面，使得我国当前的文献控制论研究几近跌入荒芜境地。

4.关于文献控制研究的几个认识问题

4.1关于文献控制的概念问题

关于“文献控制”的定义，上文已有交代，在此不再赘述。这里只谈对“文献控制”这一概念的其他方面的认识问题。

第一，文献控制和书目控制有一点是相同的，即它们的客体对象都是文献，只不过“书目控制”是以控制手段命名的称谓，而“文献控制”是以受控对象或受控领域命名的称谓。在控制论家族中，“经济控制论”、“人口控制论”、“教育控制论”等称谓中的经济、人口、教育领域就是被控制的客体对象，可见，以文献为客体对象的“文献控制论”称谓是合乎控制论逻辑的。

第二，文献控制的控制手段不能仅局限于书目系统，因为以书目系统为控制手段的研究领域属于书目控制论范畴。必须把书目控制（论）视为文献控制（论）的一个“子集”，才有建立文献控制论的必要。

第三，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是人类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对文献信息进行控制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文献信息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活动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维护，从而有利于保障社会成员的利益。那些有利于增进社会秩序的文献信息，应通过正反馈手段加以进一步的生产、传播和利用；而那些有害于社会秩序的文献信息则需要通过负反馈控制途径加以限制。

以上三方面是文献控制（论）得以成立的逻辑依据和社会需要依据所在。反过来说，在这三方面依据中缺了哪一个都会导致文献控制（论）的不成立。

4.2关于文献控制的基本原理问题

文献控制的基本原理问题，其核心有三方面，一是对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构成要素）的界定问题，二是对文献控制手段的划分问题，三是对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问题。

关于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问题，目前有一个大体一致的认识，即大都把文献控制系统的结构描述为“施控主体一控制手段一受控客体”这样一个三要素及其信息反馈回路构成的控制系统。其中的施控主体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社会组织，包括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受控客体指文献，文献是文献控制活动的直接客体，而与文献有关的人或组织有时则成为间接客体（连带性客体）。

关于文献控制手段问题，其中关于文献控制手段类型的划分是关键。由于不同的研究者往往采取不同的划分标准而有多种类型划分，使科学划分文献控制手段类型很难达成共识，在此我们根据社会控制和文献控制的一般原理，列出11对范畴的控制手段类型，供研究者参考（表2）。

表2所列的文献控制手段类型范畴，其含义大都一目了然，但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表中的有些范畴之间存在交叉或包含关系，如合法控制、理性控制一般可以认定为民主控制，而非法控制、非理性控制、失度控制则往往表现为专制控制；属于民主控制范畴的控制手段一般可定性为良性控制，而属于专制控制范畴的控制手段则一般可定性为非良性控制，等等。第二，表中所列每一对控制手段范畴大部分（不是全部）由正反两方面构成，但在实际的控制行动中两方面之间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截然分开的关系，而可能是交叉共用的关系，如硬控制和软控制之间往往是“软硬兼施”（无贬义）的关系。其他控制手段范畴如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书目控制与非书目控制之间都应该是互补和交叉共用的关系。再者，正反两方面的关系是逻辑关系而不都是价值关系，即正反两方面中的“反”方面，不一定都具有反面的或不良的含义，如消极控制、事后控制、软控制、非正式控制、非书目控制等手段，就不具有价值上的反面或不良含义。

文献控制手段的划分和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文献控制机制的分析是对每一文献控制手段如何实施的问题进行分析。如蒋永福在《文献秩序·思想秩序·统治秩序——中国古代文献整理活动中的秩序建构逻辑》一文中，对中国古代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是如何为建构统治秩序服务的内在机制问题，作了三个方面的分析：（1）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总结统治经验，这属于学习机制；（2）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宣扬“文治”，这属于文化机制；（3）通过官修史书、官修类书、官修目录等文献整理活动排除异己，这属于排斥机制。在总结统治经验的学习机制中，包含着积极控制、正式控制、理性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在宣扬“文治”的文化机制中，交织着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事前控制与事后控制以及软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在排除异己的排斥机制中，渗透着专制控制、非法控制、失度控制、硬控制与软控制等多种控制手段。可以说，在文献控制论研究中，对文献控制机制的深入分析是重点、难点，也是其学术亮点所在。

4.3关于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问题

文献控制论应该建基于什么样的思想方法之上，或者说，文献控制论研究应该得到哪些学科理论、思想观念的指导，这就是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问题。从广义上说，能够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思想启发和知识支撑的学科理论、思想观念都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从狭义上说，控制论、社会控制论和文献学理论和方法应该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

控制论可以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诸多的方法论启示。控制论中的控制系统结构原理、控制行为的目的性特征、控制过程对信息反馈的依赖性要求等，都适用于文献控制的理论与实践领域。控制论中的诸多概念和方法如最优控制、自适应控制、多变量控制、非线性控制、随机性控制等等，都可以为文献控制论研究提供某些启示或借鉴。

社会控制论是文献控制论的上位理论，因而社会控制论成为文献控制论的理论基础是不言而喻的。正因为社会控制论视角的引入和借鉴才使得以往的书目控制论研究有必要也有可能扩展为文献控制论研究。从我国大陆目前的文献控制论研究现状看，社会控制论视角的缺失是研究广度和深度都不尽如意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的控制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而且这种控制将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这是因为文献所载的内容本身无不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的反映，对社会的思想和观念的形成具有广泛的传导影响力，因此社会的统治阶级必然对文献的生产、传播和利用活动加以控制（包括良性控制或非良性控制）。其中关于政治与文献的关系问题，王余光先生曾有过论述：“时代政治不仅影响旧文献的保存，而且也影响到新文献的增长。秦始皇焚书，使大批先秦文献失传，这就是政治的原因。隋代学者牛弘论历史上书有五厄，这五厄都是政治与战争的原因造成的。……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无不剪制与本朝统治思想违迕之书。明清两朝屡兴文字狱，不仅祸及其书，亦祸及其人”。这说明文献控制是社会控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文献控制研究就是社会控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文献控制论研究必须以社会控制论作为理论基础之一。

若从学科性质或研究领域性质上说，文献控制论可以把它看作是文献学和控制论合一的交叉学科或研究领域。因此从逻辑上说，既然控制论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基础理论，那么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自然也可以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基础理论之一。不过这里所说的文献学应该是包含古典文献学在内的普通文献学。周文骏、杨晓骏在《文献学新论》一文中指出，“文献学是研究文献的特征、规律以及社会文献工作规律的一门科学；传统的‘文献学实质上是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献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阔，可以说包括一切与文献有关的现象及其本质。……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这里，周文骏、杨晓骏明确指出了古典文献学是文献学的一个分支。而且，他们还认为“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如果说这一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文献控制论为何不可以成为文献学学科群中的另一“支柱子学科”？对此我们是持肯定态度的，即文献控制论完全可以成为文献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由此而论，文献学理论和方法成为文献控制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一便毋庸置疑了。

4.4关于文献控制研究的必要性问题

研究文献控制问题有何必要，尤其对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而言，研究文献控制问题有何必要？从学科分野及其关系看，人们一向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文献学之间存在族系关系，亦即它们之间存在有紧密相关性，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所以在我国有“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这样的统合称谓和“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这样的一级学科名称。在隶属关系上，笔者赞同周文骏、杨晓骏所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成员”和“文献信息学和文献交流学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两大支柱子学科”的观点，同时认为文献控制论也是文献学学科群中的一个“子学科”。按照这种立论，既然文献控制论是文献学下属的研究领域，那么同样作为文献学下属的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与文献控制论之间也必然存在某种族系关系，它们之间在研究范围和内容上完全可以相互交叉或相互渗透。由此可以认为，文献控制问题是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共同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都有必要研究文献控制问题，而作为它们上位学科的文献学更有必要研究文献控制问题。其实，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之所以被“捆绑”为一个学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它们都以“文献”为研究对象。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既然以“文献”为共同的研究对象，那么“文献”下属的文献控制问题自然也应该成为它们共同的研究对象。再者，从目前国内学科分类角度看，对“文献”的研究主要分布于两个学科：一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一是隶属于文学学科的古典文献学。古典文献学以目录、版本、校勘为主要研究内容，而一般不直接涉及文献控制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若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不去研究文献控制问题，那么文献控制问题便可能成为无人问津的“空地”了。而作为以“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若出现这种“空地”，就只能说是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本身的缺陷了。所以，无论从学科本身性质而言还是从目前国内学科分类形成的边界划分而言，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都要承担文献控制研究的责任。

5.结语

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界曾一度掀起不大不小的书目控制论研究热潮，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文献控制论研究又悄然兴起。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无论是书目控制论研究还是文献控制论研究猛然“鸣金收兵”，似乎进入了“集体无语”状态。在这20年左右的时间里，除极个别人的个别研究成果外，文献控制论研究成果可谓乏善可陈，以“文献控制（论）”命名的研究成果几尽为零。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普及以及大中型文献数据库的大量涌现，许多主要以信息检索为目的的书目控制问题得以较好的解决，使得原来的书目控制研究论题转向信息描述、数据仓库、数据挖掘、信息可视化等技术实现话语，以致以往那种“书目控制”话语不再那么需要“叙述”，这或许是以往那种书目控制论研究“华丽转身”而不再成为理论话题的个中原因所在。这一过程可称之为“理论转向技术”的过程。书目控制问题的解决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然而文献控制问题绝不是仅靠技术进步就能全部解决的。作为社会控制的组成部分，文献控制将跟随社会控制长期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