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方案”

□ 何显明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方案”

□ 何显明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历史经验和思想智慧集中体现的“中国方案”，是中国道路的另一种表达，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有效治理的使命担当，探索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实现形式的政治理性，以及对于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内生演进的文化自觉，其内涵的不断丰富，不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引领，而且将为应对全球治理危机，丰富国家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创新的想象力，贡献出中国独到的治理智慧。

国家治理；治理体系；现代化；中国方案

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面对发展之后国家治理遇到的种种现实挑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愿景，明确地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方案”话语的提出，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治国理政和坚持中国道路的政治自信。“中国方案”是一个后发大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发展方案，一个有中国特色的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方案，一个体现中国智慧的现代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方案。深刻理解和阐释“中国方案”的丰富内涵及其理论创新意蕴，对于全面把握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时空方位，构建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方案”：基于国家治理显著绩效的现代化道路自信

适应现代民族国家的内在规定性以及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社会秩序巨变，建立健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既是各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作为后发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本身无异于国家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的一次历史性重构；另一方面，几乎在重启现代化进程同时，中国又遭遇了全球化、信息化的人类社会秩序大变革，形成了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全球化、信息化叠加共振的发展境遇。毫无疑问，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创新是世界各国当中最为艰巨和复杂的，一旦发生重大失误就可能遭致颠覆性、灾难性的后果。

让许许多多的预言家大跌眼镜的是，近几十年来中国不仅成功克服了巨型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的种种复杂挑战，而且实现了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不断跃上新的台阶。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引发人类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交往方式又一次革命性变革，以致全球普遍性遭遇治理危机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家治理的显著成效格外引人瞩目，甚至成为全球少有的亮点。的确，今天无论以何种眼光来审视中国，也无论罗列出多少中国亟待破解的难题，却谁都无法否认改革开放近40年来中国发展和国家治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此，学者张五常的评判是公允、客观的。他指出：我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写一本厚厚的批评中国的书。然而，在有那么多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中国一定是做了非常对的事才产生了我们见到的经济奇迹。那是什么呢？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张五常：《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117页。

虽然我们不必过分夸大“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影响，但中国发展和治理成效同“中国崩溃”预言的强烈反差，不能不引起人们对中国国家治理能力，以及中国与西方迥异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有效性的重新审视。这里，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自我调适、自我修复和自我完善的潜力，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在全球性的治理危机面前，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转型国家，都面临着紧迫而繁重的治理创新压力。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中国这样持续不断地进行大规模、长时段、全方位的体制创新。在保持制度框架总体稳定的同时，改革创新成为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公共事务治理的主题，整个国家治理体系对体制创新保持了极强的容纳能力，为各种试错性尝试提供了极大的制度空间。

支撑中国强大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自我革新的动力，来自执政党高度的自主性及其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担当。中国改革遵循的基本逻辑，是问题倒逼。中国共产党不仅从不否认问题、挑战的存在，而且始终将解决问题、化危为机作为改革的着眼点，表现出了比西方的执政党强烈得多的问题导向意识和破解难题的勇气。作为长期执政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特别是对于驾驭整个体制变革进程的风险，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历史经验。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上累积的惨痛教训，促使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上保持了足够的清醒和低调，长期执政过程中经历的各种挫折和考验，更是赋予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强烈的忧患意识。基于民族国家复兴的使命感，以及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大势的清醒把握，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政党的自主性，推动全党全社会在发展、改革、稳定方面形成了强烈的共识，始终保持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强烈意愿，保持着千方百计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恒心和毅力。

执政党创新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意愿和发展战略，借助于强势政府的作用得到了有力贯彻。计划体制下全能主义政府的角色背景，以及渐进性改革的逻辑，决定了各级政府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通过配置关键性资源，制定实施发展和治理政策，建立强有力的压力和激励机制，执政党确立的发展理念和国家治理方略得到了高效的贯彻。尽管政府行为还存在大量亟待改进的问题，但不能否认，中国各级政府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强烈意愿，以及自上而下的行政执行能力，在世界各国政府中都是极为突出的。有为、有效的政府，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和治理绩效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之一。

显而易见，“中国方案”话语的提出，深刻植根于基于国家治理绩效的政治自信。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濒临崩溃的经济局面，国门刚打开时发展差距的巨大冲击，以及对于全球国家治理体系变革趋势的陌生感等等，难免使我们对体制改革，包括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创新抱有一种忐忑不安的试探性心理的话，那么，30多年来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无疑一步步增强了执政党在现代化道路选择和国家治理创新上的政治自信。对此，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我国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同世界上一些地区和国家不断出现乱局形成了鲜明对照。这说明，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更是明确提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显然，“中国方案”首先体现的是对于中国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的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体系有效性的自信。

“中国方案”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信”*《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新华网，2013年6月26日。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基于理性的自觉和自信，确立了现代化道路探索和国家治理体系完善的“中国尺度”。众所周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总体性危机，使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在相当长时期里直接表现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从现代化的时序模式、工业化城市化的战略选择，到经济社会及政治制度安排，都曾经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和现有制度安排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话语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我们的现代化认知。在经历了无数的挫折、失败之后，我们日益深切地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的“后发”境遇决定了我们无法拥有早发国家发展的时空条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示范效应与本国现代性因素积累的长期性的矛盾，还将使发展中国家面临早发国家不曾遭遇的种种特殊困境。因此，发展中国家已根本无法重复早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也很难通过制度模仿构建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特别是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异常复杂的巨型大国来说，陷入“历史终结论”的话语陷阱，以西方现代化的经验为标准，来裁剪现代化的道路选择和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必然长期陷入茫然无措的境地。对此，习近平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上讲话中明确指出，“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习近平也指出，“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正是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和国家治理取得的显著成就，使我们逐步摆脱了西方模式、西方话语的束缚，确立起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尺度”，形成了构建中国现代化话语体系的勇气，拥有了对现代化道路和国家治理体系“怎么改、怎么完善”的“主张”和“定力”。

二、“中国方案”：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有效治理的使命担当

“中国方案”对“历史终结论”作出了明确的否定性回答。勿庸讳言，苏东剧变一度让世界社会主义实践陷入了低潮，其中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就是“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世界社会主义实践和中国建国60多年的历史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政权，并不等同于国家的有效治理；经济发展取得显著的成就也不能自动将国家带入良好的治理状态。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说到底是一种围绕国家治理的有效性的制度竞争，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能够建立起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制度体系，最大限度地激发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创造性活力，并有效实现社会主义昭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从而真正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治理绩效上的竞争优势，才能重新焕发出社会主义实践的魅力。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显著成就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重大命题，肩负起了全面探索“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这一历史使命。“中国方案”预示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最终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从而“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就此而言，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方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总体概括。

现代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的呈现，是一个长期的探索实践过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绽放出了其一系列重要特征。就道路而言，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成果体现，“中国方案”预示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改革创新，“不是为了迎合某些人的‘掌声’”,不会生搬硬套西方的理论和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我们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49页。。基于不断增强的政治自信和文化自觉，“中国方案”将不断呈现出一系列以社会主义价值为旨归的，不同于西方国家现有国家治理体系的属性，从而不断显示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是一个永远不会终结的历史进程。

在价值目标上，“中国方案”鲜明地突出了公平正义的诉求。“虽然公正思想源远流长，但把它作为一种政治运动和政治制度加以追求的，则非社会主义莫属”*杨光斌：《习近平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行政科学论坛》，2015年第4期。。公平正义，是国家治理“中国方案”的首要价值。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同志就此深刻指出,“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哪里有不符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哪里就需要改革；哪个领域哪个环节问题突出，哪个领域哪个环节就是改革的重点。对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要抓紧解决，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更加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这就彰显了公平正义在“中国方案”中体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核心价值地位。

在制度形态上，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制度安排，贯穿其中的，最有特色、最能显示治理优势的，无疑是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准则。我们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时就已经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基本思想，列宁在建立布尔什维克党的过程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将民主集中制拓展为整个政权建设的基本原则。在庆祝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明确提出，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和原则，将“促使各类国家机关提高能力和效率、增进协调和配合，形成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切实防止出现相互掣肘、内耗严重的现象”。在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中，民主集中制的集中机制，突出体现在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四方，在国家意志集中和执行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上。通过党的领导核心作用，中国有效地防止了出现“群龙无首、一盘散沙的现象”，以及“党争纷沓、相互倾轧的现象”*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之所以能够持续性推进体制改革，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快速发展引发的社会剧烈变动中保持社会局势的总体稳定，之所以能够在应对国家治理的重大挑战中高效率作出决断并保持“全国一盘棋”的贯彻能力，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充分发挥执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的同时，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又为充分发挥民主作为国家治理基本方式的作用，进而超越单纯的形式民主，最大限度实现形式民主与实质民主的统一，提供了广阔的制度创新空间。习近平指出，“人民是否享有民主权利，要看人民是否在选举时有投票的权利，也要看人民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是否有持续参与的权利；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选举的权利，也要看人民有没有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不仅需要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需要完整的参与实践。”*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协商民主作为中国独特的民主实现形式，与选举民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彰显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要求，又始终立足于推动国家的有效治理，有着极强的现实生命力。人类的民主政治实践是一个开放性的探索过程，中国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为一体的民主实践，打破将民主限制在政治领域、限制在选举环节的局限，将民主实践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从选举环节扩展到公共事务治理的整个过程，将不断丰富民主形式、拓展民主渠道、加深民主内涵。更进一步讲，中国以有效治理为基本准则的民主实践，拒绝将某种具体的民主体制、民主实现形式及民主成长路径绝对化，拒绝简单的模式照搬和制度移植，始终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客观条件，在广泛借鉴人类既有的民主实践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包容各种民主实现形式的尝试，最终完全有可能发展形成一种治理型民主，在促进国家有效治理的过程中，为人类民主实践贡献出中国独到的政治智慧。

三、“中国方案”：探索人类共同价值中国实现形式的政治理性

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作为现代性的重要内容，凝结人类向往、追求更好的社会制度的共同价值。2015年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发表的讲话，明确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区别所谓的“普世价值”的，是突出价值共同性与价值实现方式多元性的统一，拒绝以建立在特定国家历史进程和政治格局基础上的特定制度框架作为共同价值的唯一正当实现形式。共同价值反映的是不同民族、国家对美好社会秩序的共同向往，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基于自我中心的利益固化和思维定势，将某种特殊价值包装成“普世价值”，进而把特定国家现有的制度安排视为“普世价值”的制度标配，是一种典型话语霸权，且隐藏着路人皆知的霸权利益。塞缪尔·亨廷顿就曾直言不讳地说过：“普世文明的概念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普世文明的概念有助于为西方对其他社会的文化统治和那些社会模仿西方的实践和体制的需要作辩护。普世主义是西方对付非西方社会的意识形态。”*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45页。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是在拒斥美国式的“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塑造并不断强化了国家治理及其制度创新的政治理性。一方面，积极汲取人类一切有益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保持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开放性；另一方面，毫不动摇地坚持走自己的路，拒绝照搬西方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更不屈服于以“普世价值”为幌子的政治压力。中共十七大和十八大都明确提出了“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这一极富政治理性的国家治理创新原则和目标。概括地讲，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中表现出来的政治理性，其显著特征，是始终立足于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和后发大国现代化的特殊境遇，坚持以国家治理的有效性为制度创新基本准则，以持续而渐进的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国家治理的“中国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执政党总揽全局、协调四方的关键性角色。“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概括，最鲜明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的决定性角色。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是政党轮替制度下的一般意义上的执政党，而是居全面领导地位的、长期执政的超级执政党。这种政党角色与国家角色很大意义上是重合的，支撑党在各个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制度体系，保证了党既是国家意志的凝聚者、代表者、阐释者，又是国家意志贯彻的组织者、协调者。

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扮演的这种角色，是由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历史逻辑决定的。亨廷顿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角色时，总结出了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认为现代化对传统国家的首要挑战，是集中必要的权力，“接着的第二个问题是在该体制中扩大权力，以吸收新近动员起来的参政团体，从而创立一个现代体制”*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32页。。中国是在国家治理连同民族生存陷入总体性危机的背景下开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历程的，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建构形成主权独立、权威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在国家治理总体性危机的困境中，只有中国共产党这种具有高度的组织凝聚力的现代政党才有可能通过广泛的社会组织动员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克服“一盘散沙”的格局，终结近代“国家政权‘内卷化’扩张”*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的逻辑。建国以后，党统一领导的社会组织动员模式演变为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演变为“全国一盘棋”式的举国体制。凭借这一体制超强的资源动员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新中国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巩固了独立和统一的权威体系。延续这样一种体制格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执政党又通过稳健地设置改革议程，有序地放权于市场和社会，主导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这种政党与国家的特殊关系，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创新中发挥的作用，是一般国家的执政党难以比拟的。

执政党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决定性角色，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国家的治理格局，虽然完全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演变的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使然，是一种符合国家治理现实需要的理性选择，却恰好与全球性治理危机背景下的“回归国家”思潮主旨高度契合。如何理解和确立国家以及政府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角色，一直是国家治理体系建构和调整的主题，西方国家前后经历了一个“之”字型的演变轨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失却社会力量制约，又严重缺乏政府规制的市场秩序的自发性扩展，资本力量的野蛮放纵，使西方社会普遍遭遇了严重的国家治理危机。市场的失灵促使西方重新反思国家、政府在社会秩序维护中的作用，以罗斯福新政和欧洲福利国家建设为代表，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经历了一轮以所谓“新国家主义”为指导的变革，政府逐步承担起社会保障和市场规制的职责，并逐步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足鼎立的国家治理结构。二战以后，随着政府职能迅速扩大，国家在提供日益丰富的公共服务的过程中逐步完成了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于是，70年代以来，政府失灵的危害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80年代起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实践，以及新自由主义思潮，完成了一次对国家和政府角色的大反拨，使西方国家治理的主流思想呈现出了浓厚的社会中心主义倾向，治理与善治理论甚至开始憧憬“没有政府的治理”，以及“以公民为中心的治理结构”*理查德·博克斯：《公民治理：引领21世纪的美国社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然而，从“911”到2008年金融危机，再到全球性的民粹主义现象的出现，都预示着将国家置于治理对立面，以弱化国家为实现善治的重要途径，将导致国家治理陷入更为严重的混乱。从之前的“合法性危机”、“民主的危机”，到新世纪以来的“风险社会”、“否决体制”等等，西方现有的国家体制难以适应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公共事务治理面临的挑战，已经成为欧美思想界相当普遍的共识。*Charles A.Kupchan January/February 2012，The Democratic Malaise Globalization and the Threat to the West，Charles A.Kupchan.参见杨雪冬：《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球背景与中国路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反映到理论思潮的演变动向上来，便是“回归国家”引起的强烈共鸣。正如美国学者米格代尔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中心主义范式下，各种社会组织单独或和其他组织一道，为个人及社会成员提供生存策略的各种组成要素，大量权威高度分布于社会，但权威的运行却可能是碎片化的。*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页。针对社会中心主义范式下的治理失灵现象，“回归国家”学派主张国家(政府)履行“元治理”的角色，来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治理搭建必要的协作平台，构建必要的规则系统，以切实提高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回归国家”的理论反思，“蕴涵着对国家与经济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西达·斯考切波：《找回国家：当前研究的战略分析》，载于彼得·埃文斯等编著：《找回国家》，三联书店2009年版。，它预示着全球化非但没有导致“国家终结”，反而使各国政府日益深切地意识到了国家在公共事务治理中不可替代的功能。

中国以执政党的特殊角色来体现和保障国家自主性，发挥国家的“元治理”角色功能，同西方的“回归国家”思潮，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但中国政党国家卓有成效的决策体系，锲而不舍地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的治理能力，以及从汶川救灾、金融危机应对和一系列全球性重大活动的举办所展示出来的治理效能，却无疑为西方社会重新反思“去国家化”所导致的治理危机，为校正社会中心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偏颇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进而为全球性的国家治理创新贡献了不可忽视的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所隐含的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民主与集权等种种现代国家治理核心问题上的经验，至少在打破以西方国家经验为蓝本的体制建构的思维定势，重新思考人类共同价值可能的多元实现形式，避免将建立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之中的方案、“共识”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一正宗的僭妄，具有重大的视野拓展和思想创新价值。

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适应性变革，遵循的是“有效性”准则，即有利于实现“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早已成为权衡改革创新取向的基本准则。党的十七大和十八大在提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政治原则时，都突出强调了“有效”的准则。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重申“三个有利于”依然是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坚持有效性的准则，使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创新从根本上摆脱了各种左和右的意识形态束缚，摆脱了对西方推销的各种模式、“共识”的盲从，从而保持了治理体系创新最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为增强创新实践的实效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在谈到政治制度的评判时，习近平对那种因为缺乏自信而盲从西方的错误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政治制度……不可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来抽象评判，不可能千篇一律、归于一尊。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了一个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有效性尺度：“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民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民主说到底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一种基本方式。“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22日。。在抽象意义上当然可以讲“民主是个好东西”，但从国家治理的现实性讲，只有能够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民主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近几十年的世界民主实践表明，仿照发达国家现有的制度形式，设计和建构出一套民主政治制度相对容易，而要让这套民主制度运转起来却很难，要让这一制度体系成功地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更是难上加难。显然，基于国家治理有效性的评价标准无疑比仅仅用选举的广泛性、直接性或是否有多党竞选来衡量政治体制是否民主更具有普遍意义，也更符合国家治理的现实需要，这同样是“中国方案”贡献的重要智慧。当美国全力推销的民主方案在许多国家导致经济衰退、社会分裂、政治动荡等恶果时，中国渐进式的民主政治建设，以及协商式的民主形式，却更好与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形成内在契合，助力于国家的有效治理，这种现实对照客观上为反思西方民主理念提供了一种有益的经验参照，展示出了民主价值的一种新的可能实现形式。

四、“中国方案”：国家治理制度体系内生演进的文化自觉

任何一种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创新，总是在特定的历史前提和文化背景中展开的。习近平同志在阐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发展时，突出强调了制度演进内生性，指出，“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强调制度的内生性，首先体现的是一种直面现实的政治理性。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4页。无论人们主观上是否意识到或是否正视这一点，一个延续了上千年的国家治理体系，其制度规则长期运行形成的政治惯性，深刻积淀在人们内心世界的政治心理和思维习惯，必然会以各种方式对国家治理体系变革产生深刻的制约。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刻总结指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国家治理制度体系的变革损益，都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多元政治主体对现实挑战作出某种回应的综合产物，其生成和演变都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和延续性。因此，无论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存在什么样弊端，它的影响事实上都构成了今天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现实条件之一，都是需要我们正视其影响的现实存在。事实上，也只有正视了这种历史传承，我们才能真正摆脱种种历史的梦魇。

深刻地认识制度演进的内生性，更体现了一种成熟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这里，文化自觉意味着对祖先创造的文明保持一份应有敬意，并自觉地汲取几千年来中国积累的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和智慧。2014年10月13日，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专门围绕我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明确强调，“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考。对古代的成功经验，我们要本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去之的科学态度，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中国传统的国家治理体系是非常早熟的一种政治文明形式，不仅成功地保持了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明传承，而且国家治理成效和社会文明水平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只要不是一个彻底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因为这一治理体系的演进后来陷入路径依赖的困境及其产生的种种流弊，而完全无视其历史意义和现实借鉴意义。只有深刻体认制度生成、演进的内生性，坚持在传承中创新，才有可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成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二战后大批后发国家长期陷入国家治理失败的困境，转型国家在制度重建过程中普遍无法取得预期效果，都足以证明，外来的制度模式和治理经验无论看起来多么美好，一旦无法与本国原有的治理传统有效对接、融合，都难免陷入“南橘北枳”的尴尬境地，甚至给国家治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保持制度演进的内生性，也是增强国家治理体系适应性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来讲，国情的复杂性、国家治理体系生成演变过程的特殊性及其创新变革面临挑战的艰巨性，是西方任何一种体制架构和理论模式都无法涵盖的。“中国有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56个民族，我们能照谁的模式办？谁又能指手画脚告诉我们该怎么办？”*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新华网，2015年4月15日。。进一步讲，只有遵循制度演进的内生性轨迹，才能保证国家治理体系创新的有效性。国家治理的每一种制度安排的具体运行和成效，取决于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条件的耦合作用。只有将制度安排与文化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条件有机地融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取得制度安排的预期效果，有效提升国家治理的水平。“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7月1日。。

“中国方案”所体现的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内生性的文化自信，就是坚信充分汲取了5000年文明的滋养，积淀着近代以来国家建设极其厚重的经验教训，传承着中国共产党70多年治国理政经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将能够从根本上超越国家兴衰的历史周期率，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根本的制度保证。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王朝，都曾有过经济持续数十年繁荣，甚至天下大治数十载的记录，显示出了较强的国家治理能力。但令后人叹息的是，历朝历代总是无法摆脱一个宿命性结局，那就是由盛转衰，从天下大治走向天下大乱。突出表现为，在国家治理结构上，皇权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任意干预，最终不可避免地了窒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形成盛衰循环的治理逻辑；在治理方式上，对单向依附的官僚体制的依赖，不可避免地形成人治条件下的治乱循环。这说明古代中国未能建构形成一整套有效的制度体系来保证国家持久繁荣和社会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实现了近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局势的总体稳定，更重要的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过程中，中国找到了从根本上超越历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三中全会制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立足于理顺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充分激发市场和社会活力，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发挥执政党总揽全局的优势，昭示了中国将逐步完善党领导下的政府、市场、社会合作治理的国家治理结构，为经济的持久繁荣提供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四中全会通过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以及习近平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系列新思想，也充分表明中国将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的全面法治化、民主化，奠定社会长治久安的坚实基础。因此，之所以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不仅是因为今天的中国积累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将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为人民幸福安康、为社会和谐稳定、为国家长治久安提供一整套更完备、更稳定、更管用的制度体系。”*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2014年2月18日。

五、“中国方案”：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共同体情怀

一个国家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态度、主张，在很大程度上是其国家治理体系的延伸反映。基于国家治理的丰富实践经验，以及对国际秩序变革趋势和全球治理困境的深刻把握，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为国际社会提供日益丰富的公共产品的过程中，逐步系统地阐述和践行了中国对变革和完善国际秩序的一整套理念、思路和主张。这一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为核心理念的“中国方案”，为国际秩序的改良和全球治理的创新贡献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必将对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快速崛起的中国给世界秩序带来的最强烈的冲击，莫过于人们对未来国际秩序演变不确定性的焦虑。然而，“中国方案”最引人注目的，恰恰正是以和平、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姿态，打破了长期制约着人们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想象的思维定势，那就是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思维和对抗争霸的冷战思维。2013年5月7日，习近平在俄罗斯媒体发表署名文章明确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告诉人们，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人类和平之策。和平而不是战争，合作而不是对抗，共赢而不是零和，才是人类社会和平、进步、发展的永恒主题。2014年1月在接受《世界邮报》创刊号专访时，习近平进一步提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毫无疑问，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已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全球治理中来，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将颠覆现有的国际秩序，谋求霸权地位，而是越来越充分地展示了中国对于“引导国际社会共同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的责任担当。中国是国际秩序变革、完善的建设者，“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体系，不意味着另起炉灶，而是要推动它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习近平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工作座谈会》，人民网，2017年2月17日。中国在切实担负起大国的全球治理责任同时，为国际秩序的调整注入了双赢、多赢、共赢，以及合作、协商、正义等体现中国智慧的新理念，预示着人类社会最终有可能打破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和赢家通吃的零和博弈陈旧思维，塑造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前景。2015年10月l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指出：全球治理体制变革正处在历史转折点上，数百年来列强通过战争、殖民、划分势力范围等方式争夺利益和霸权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为此，中国“要推动全球治理理念创新发展，积极发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继续丰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主张，弘扬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

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天下情怀。长期以来，在文明冲突论等思潮的影响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及分歧，往往被人为地解读为国际冲突的根源，而对文明差异、文明对抗的过度渲染反过来不断加剧着地区之间的动荡。针对这种对于人类文明前景的宿命论论调，“中国方案”清晰地表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思维。2013年3月，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明确提出，“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015年9月28日，在出席第七十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时，习近平更是有针对性地提出，“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为此，习近平还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环境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线图”。从“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到“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阐述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不仅展现了中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真诚愿望和坚定意志，而且用中国哲学智慧阐释了“人类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到哪里去”的终极命题，揭示了全球化时代、互联网时代世界各国休戚与共的深刻联系。

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天下情怀，中国根据自己的实力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积极作用。气候变化是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命运挑战。中国虽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繁重的工业化任务，但在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挑战中，中国始终秉持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履行大国的义务。中国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最早的10个缔约方之一，随后又签署了《京都议定书》，并积极参与“巴厘岛路线图”的制定，促成《巴黎协定》的达成。中国还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真诚地兑现对国际社会的承诺。2009年，中国宣布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的行动目标，并将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减排承诺相当于同期全球减排量的约四分之一。2015年6月，中国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提交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至65%等目标，为实现公约目标作出了最大努力。到2014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已分别下降29.9%和33.8%。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节能和利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的第一大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致力于推动全球气候谈判，以身作则践行相关减排承诺，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扮演了建设性的关键角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为引领国际新秩序朝着公正合理方向发展，中国积极参与南南合作，成为南南合作最重要的推动力量。60多年来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派遣60多万人次的援助人员支援发展中国家建设。*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展权：中国的理念、实践与贡献》白皮书，新华网，2016年12月1日。2015年9月26日，习近平在联合国发展峰会上发表题为《谋共同永续发展做合作共赢伙伴》的讲话，倡议国际社会以2015年后发展议程为新起点，共同走出一条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各国共同发展。为此，习近平宣布中国出资200亿元人民币建立“中国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用于支持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同时，中国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截至2015年底到期未还的政府间无息贷款债务。中国还宣布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力争2030年达到120亿美元，未来5年将为发展中国家在减贫、农业合作、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医疗设施、教育培训等方面提供系列项目支持。这些实实在在的南南合作举措，不仅展现了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奉献与担当，而且展示了中国独特的国际义利观。

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着力打造包容性的发展平台和开放性的合作框架。这一国际关系史上全新的合作框架体系，不仅有力地带动了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而且以合作共赢的理念和方针，展现了一个新兴大国全新的担当和包容情怀。

为引导国际社会共同维护国际安全，中国积极参与维和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向世界各地派出了3000多名维和人员。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始终坚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坚持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坚持以平等协商化解矛盾冲突，反对动辄诉诸武力和随意干涉它国内政，成为国际公平正义秩序重要的发声者和维护者。

从持续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到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从切实推进南南合作，到积极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落实；从致力于在联合国框架内加强国际事务的协商，到推动G20峰会从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机制转型……，中国不断扩大了对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供给。中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言行一致地履行大国责任的所作所为，充分说明中国的崛起不但没有引发国际秩序新的冲突和动荡，而且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国际秩序稳定最重要、最积极的力量。更重要的是，“中国方案”超越丛林法则和冷战思维，绘就了一幅“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人类文明愿景，以及以互惠互利促进经济繁荣、以对话协商化解猜忌戒备、以兼收并蓄疏通文明隔阂、以合作共赢应对全球挑战等实现人类共同梦想的路线图。这些全新的理念和战略，都给长期由西方文明主导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注入了一系列更能体现公平正义，更能凝聚世界各国最大公约数的中国价值和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必将随着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和全球治理创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积极作用，赢得日益广泛的认同。□

(责任编辑：严国萍)

编者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无疑需要基层治理创新的有力推动，随着政治社会的不断转型，国家治理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其中最底层的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最敏感的末梢神经，也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最鲜活的试验场。本期“治理现代化”栏目精选的三篇文章，都是对浙江村治的个案研究，从不同类型、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村庄治理做了剖析。《新乡贤与农村治理的有效性》一文，选取乡贤参事会参与治理的东衡村为个案，探究新乡贤与村庄治理有效性之间的关系，讨论新乡贤促进村庄善治的内在机理，提出在整合与吸纳新乡贤等社会力量的基础上，构建一个集中有力的乡土权威才是推进农村治理有效性的可靠路径；《城镇化进程中城郊村的基层组织重构》以武义县程王处为例，以治理形式与条件关系理论为工具，考察了城郊村基层组织重构与城镇化引发的治理条件变迁之间的关联，提出乡城转变过程中的城郊村处于边缘化状态，应当建构一种结合型组织体系；《富人治村与悬浮型村级治理》以浙东山村为个案，讨论了富人治村模式下，村级治理主体脱嵌于村庄社会，造成悬浮型村级治理的新样态，提出在富人治村的模式下应当探索新型群众参与机制，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这些探讨对认识当前中国村治的多元面向和可能的治理路径当有所贡献，以期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

2017-04-28

何显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副校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与地方政府行为等。

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6MYZ01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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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7)04-0005-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