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世俗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及应对

□ 王 芳



论当代世俗化语境中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及应对

□ 王 芳

以市场经济、日常生活、全球化和虚拟空间为主的当代世俗化生活语境具有金钱至上的庸俗性、娱乐至上的粗俗性、西方至上的媚俗性和情感宣泄至上的恶俗性等负面的庸俗化话语特征。庸俗化等话语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家权威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社会整合力、悬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政治认同感。必须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民众认同度、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祛除民众话语的“俗”性、采用鲜活的民众语言还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民性来着力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庸俗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挑战；应对

世俗化是用世俗标准取代信仰与理想标准的过程，是个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利益观念不断强化的过程。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社会真正意义上的世俗化序幕。世俗化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秩序结构和个体的心理秩序结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活动都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更使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全新的冲击和挑战。市场经济、民俗风情、全球文化、日常生活、虚拟空间是世俗化的主要域场。当下，以信仰缺失、理想幻灭、价值混乱、道德虚无为表征的庸俗化乱象已成为世俗化生活中主要的负面态势，严重浸染、破坏了社会文明的生态空间，使得重物质享受、轻精神崇高，重金钱实惠、轻尊严廉耻，重个体利益、轻集体利益成为许多普通民众在特殊情境中凸显的“自然”价值。意识形态通过话语表达其特定的内涵。话语在社会生产实践过程中产生并得以不断丰富和发展，是由语言符号和价值观念组成的统一体，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世俗化生活中，庸俗化等负面话语是其主要表征。作为世俗生活主体的普通民众在各种生活域场中形成了纷杂、自发、感性、低层次的庸俗化语境，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造成不容小觑的冲击和挑战。

一、当代中国世俗化语境中的负面话语特征

世俗化话语的主要构造要素是处在世俗化生活中的民众所“津津乐道”的口头流行语，反映了广大民众一定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倾向。当代世俗化语境呈现出庸俗、媚俗、粗俗、恶俗等多样性的负面话语标签。

(一)市场经济的话语特征：庸俗的物质性话语——金钱至上

市场经济中的趋利性、消费性、分散性等固有性质所萌发的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随着民众交往的普遍化得以泛滥。普通民众最为凸显的价值观由计划经济的“重义轻利”转向到市场经济的“重利轻义”，即金钱、利益至上。表现在话语上，如“一切向‘钱’看、‘有钱能使鬼推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成为当今民众最流行的话语标签。这种话语很有市场，甚至成为许多素质低劣的民众为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犯罪等危害社会的恶劣行为找到作恶的借口，形成了较为强大的社会负能量域场，对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乐于奉献、重义轻利等价值观造成了严重冲击。

日常生活世界不仅是人们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礼尚往来等具体活动的世界,也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表现出内在的传统、习惯、知识、经验、价值等民俗文化世界。日常生活话语大都围绕着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而展开，表达了人们的世俗生活诉求，贴近生活、贴近实际，符合民众口味。现代社会民众生存压力大，需要用轻松娱乐的话题来缓解劳动疲劳，正统的政治话语和理性的学术话语让老百姓觉得严肃乏味、身心疲惫、远离生活。许多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旨的“高、大、上”文艺精品，不仅不被民众喜欢，而且还遭到冷嘲热讽，缺乏生存的市场。一方面，表现在以消费为主的现代社会中，“娱乐至上”是一些流行文化的标签，以轻松内容、娱乐话题满足了广大劳动人民对于非精品文化的消费需求；甚至许多充斥“性”内容的低俗不堪文化作品，成为民众释放压力的主要渠道。表现在日常交往中，“活着就要快乐”、“今日有酒今日醉”更是成为当下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最热捧的潮流话语标签；亲朋好友、同事、同学的聚会上，“无性则无聊”的流氓式话语渐成趋势。另一方面，实用至上愈发成为传统民俗风情中推崇的话语。万健中在《民俗文化与和谐社会》中指出，民俗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人类社会生活中产生，并没有从人类生活中挣脱出来，而是与现实生活糅合在一起，成为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方式，群体生活习惯的一部分。传统民俗话语载体主要为:一是日常生活中的俗语，有称谓、人名、谚语、委婉语、流行语、俏皮话、口头禅、招呼语等等；二是特殊场合或仪式中的套语，有咒语、吉祥语、禁忌语、神谕、祷词、誓言、隐语等。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话语载体的形式传达的信息呈现了向实用至上的明显转换。“这物品到底对我有多大用”、“和这个人交往有多大用处”、“无用即空谈”的话语标签被广泛使用于人们物质生产实践、人际交往等生产生活领域，潜在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传统民俗中夹杂的封建残余沉渣泛起，悄然地浸染着民众的思想观念，与急需推进现代化的社会进程很不合拍。

(三)全球化下的话语特征：媚俗的西方话语——西方至上

肇始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球化扩张进程，无疑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民众的世俗生活。“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人类实践领域不断向纵深处拓展，科学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如同电光石火、一日千里，由此不断拓展新的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伦理领域，社会生活或‘人际’关系日益复杂化、多元化，政治的腐败、经济的畸增、环境的污染、科技的妄为以及信息的宰制成为生活的内在构成。”*张志丹:《无伦理的道德与无道德的伦理——解码现代社会的伦理道德悖论》，《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全球化”的概念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比较时髦的话语，对民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产生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影响。特别是中国入世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强大的经济、科技、文化优势，蓄意图谋西化、分化中国，通过各种渠道，全方位地推行西方模式、价值观念，削弱国民的国家荣誉感和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譬如，政治上，许多右翼知识分子妄图强嫁西方的政治体制于中国的政治结构，宣扬西方“自由、民主、人权”等抽象的“普世”价值观；经济上，“中国制造”的产品遭受国民的贬斥。每逢节假日，大量国民涌向国外购买生活物品；文化上，西方媒体借电视、电影、音乐等“肯德基”式的快餐文化载体，强行向民众渗透“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价值观。“月是西方圆”、“言必称希腊”成为民众颇为时尚流行的话语标签，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广大民众特别是年轻人崇洋媚外的媚俗心态。

(四)虚拟空间的话语特征：恶俗的网络话语——情感宣泄至上

网络虚拟空间是人们千般性情真实流露的最佳平台，现代网络媒体的开放性、匿名性、即时性、便捷性等特点使得网络话语具有极大的自由度，一些辨别能力较低、不明真相或反社会的民众炮制出“性+暴力”大肆泛滥的恶俗的话语标签，表现出以丑为美的审美观、低俗詈骂司空见惯、哗众取宠以及语言暴力大肆泛滥等较为突出的特点。以丑为美的审美观的话语有“屌丝”、“苦逼”、“人不猥琐枉少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贱则无敌”、“英雄不问出路，流氓不看岁数”等等。低俗詈骂的话语有“他妈的”、“他奶奶的”、“狗日的”、“睁起狗眼说瞎话”等等，更为恶毒辛辣的是用性器官以及性行为进行人格攻击谩骂。哗众取宠的语用观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有些媒体人置人们最基本的道德良知于不顾，一味以奇闻轶事为主导、以荒诞怪异为特色、以低级庸俗为底色，通过骇人听闻的标题紧紧抓住了人们对娱乐明星异常关注的心理而肆意编撰一些子虚乌有的事实。特别是“标题党”们迎合了广大年轻人的低级趣味和猎奇心态，达到了增加点击量和制造轰动效应的目的。甚至某些网络公知、极端反动分子通过捏造、歪曲事实真相，借网络平台聚力散布反党言论，制造民族分裂、煽动极端暴力事件，严重损坏了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极易引发社会动荡。而有些激进网民则利用互联网的平等性、聚集性等特性，大肆宣扬“平民主义”色彩和扮演社会监督员的民粹主义、挑战权威的“山寨”文化。上述种种，都体现了新时代网络话语中的狂妄戾气、恶意谩骂、诋毁诽谤、主观武断等以叛逆、恶搞、恶俗等非理性特点的语言风暴和恶俗心态。

二、世俗化语境的负面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

话语权本质是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实质是思想统治权，来自于对核心话语体系的坚守和自信。“话语权既是解释世界和理解世界的一种场所和平台，又是掌握世界和创造世界的一种‘武器’和‘权力’”。*樊浩：《中国民众意识形态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6页。话语权也是不同利益群体或利益集团为实现群体利益的工具。“话语主导权是一个社会中主流话语的标志，它在社会各种形式的话语中不仅居于统治地位，而且能真正起到支配作用，不同意识形态之间争夺的焦点，就是话语主导权。谁拥有了话语主导权，谁就强化了本阶级或集团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和整合力，从而更好地实现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是反映统治阶级意识、属于政治生活和学术领域的话语体系，其话语内容和形式是在领袖人物、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合力推动下形成的。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主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理论体系。世俗化语境中所呈现的粗俗、媚俗、恶俗等多元性特征使得民众话语在中低端层次徘徊，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真正要义背道而驰，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构建造成很强的冲击。

(一)解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国家权威性

虽然规范宪法学对增强宪法学的学术性、专业性贡献良多，但因其过于依赖对域外理论的引介与比附，并以基本权利保障和构建合宪性审查制度为主要关切。所以，不可避免地缺乏对中国宪法实践的解释力和行之有效的建设性方案，暴露出其理论研究与社会现实之间脱节的缺陷，因而被批评者称为中国宪法学的一次“集体跑题”。这种局面很快引起了学界反思，并带来方法论上的多元发展。政治宪法学、宪法社会学等理论主张纷纷出场，形成了改革时代宪法学研究的争鸣态势，促进了宪法学的日渐成熟和中国主体意识的回归。虽然不同流派的学术立场、学术方法、学术观点存在明显差异，但都为认识和思考中国的宪法现象尤其是改革与宪法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理论贡献。

以庸俗化等为主要特征的流行话语流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权威性。

1.因主要的生活场景不同导致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排斥。世俗化是人们的生活常态，普通民众更关注的是世俗生活，而非政治生活。而且，世俗化生活领域中的流行话语带给民众感官上的愉悦、心理上的满足，而主流意识形态给民众造成的形象标签是严肃乏味、缺乏情趣、“又红又专”、过于政治化，难以说服群众。感性的庸俗化话语和理性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形成紧张的对峙，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被挤兑到边缘化的地位。

2.社会贫富两极分化、权力腐败现象也在不同程度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造成威胁。网络话语中的谩骂等恶俗话语某种程度上是普通民众对社会不满、非理性的情感宣泄。理论和现实的脱节是不少人借以攻击社会制度的靶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中所倡导的比如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共同富裕”，反映在现实中却是令人愤慨的贫富两极分化；“科学发展观”反映到现实中却是某些地区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三个代表”反映到现实中却是一些共产党员披着人大代表的外衣却不能真正代表人民发声，甚至背地里干着贪污腐败的违法勾当。诸如此类等等具有社会负能量的现象都在不同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弘扬的正能量。

3.多元化社会思潮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在各种社会思潮“充满激情的话语旋风”中，意识形态“趋同论”、“过时论”、“无用论”、“中立论”、“淡化论”、“虚假论”、“终结论”等论调轮番上阵。把这种现象置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竞争博弈的国际环境来看，“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化霸权逻辑使得在中外文化交流和意识形态碰撞中，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披着文化和学术的外衣挤兑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导致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在一些学科中‘失语’、教材中‘失踪’、论坛上‘失声’，某种程度上解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

(二)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社会整合力

意识形态的最重要的功能之一是社会整合功能，可通过对社会不同的利益集团、阶层提供共有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来统摄其思想和规范行为，使其与现行社会制度相协调。葛兰西将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称为“社会水泥”，认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整合的手段，意识形态不具备法律整合规范个体行为时的强制力，但当它以作为普遍利益代表和社会共同理想信念的面貌出现时，却能在心理层面提供一种更具向心力的整合作用，使社会民众在不受强制力情况下，自觉地体现思想和行为上的遵守。然而，庸俗化等话语却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比如，相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一方面，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未完全、彻底地体现出来，这样就使得“资本主义已彻底腐朽、将被社会主义埋葬”等话语的说服力大打折扣，社会民众丧失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心，形成淡漠、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离心力”，从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对民众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与西方强势的意识形态渗透形成强烈对照的是：我国虽然高举旗帜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但意识形态话语缺乏生动性，空洞乏味的八股文风造成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向心力分化、散落，大大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其心悦诚服地接受程度。

(三)悬置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政治认同感

政治认同是社会共同体成员对政治行为主体及其政治实践活动的信任、认可和支持。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坚守不仅仅是政治立场的问题，同时也是信仰认同、政治认同的价值选择问题。意识形态功能，除了指导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提供理论指导，表现在日常生活领域，就是要在尊重差异中扩大政治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个人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和社会制度架构的最终目的为解放全人类等崇高价值理念是主流意识形态内蕴的最高价值旨归。然而，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所指向的社会目标并能立即兑现，它是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认识基础，从当下出发对远景的科学预见。低中层次的庸俗化等观念则在很大程度上悬置了主流意识形态所要坚守的崇高的政治认同。世俗化以市场经济的工具理性逻辑，将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所倡导的理想、信念和其蕴藏的崇高价值全部纳入效益、实效、功能等庸俗的范畴加以考量评估，变成可消费、可计算、可评估的对象。反映在当前民众的思想中，则把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核心价值观虚无化，反而以非常明显的“活在当下”、“活着就要快乐”等价值虚无的态度作为生活的主要价值风向标。对于部分民众来说，没有当下，不能带来感官快乐的事物、主义、价值等等都是无意义的；一个先验的，超越当前的领域不是不存在的就是与自身无关的。特别是市场经济的“一切向钱看”和西方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占据民众主流话语。某些传统意识形态话语，如“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大公无私”、“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集体利益”等等，在日常生活中和市场经济的运行中，愈发失去存在的现实土壤。本质上说，庸俗化话语背后反映的价值观就是将一切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应然”的崇高价值都消解为“实然”的、庸俗“有用”性，将一切主流意识形态倡导的价值理性都转换为工具理性，从而造成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悬置或丢弃。

三、立足民众的世俗生活，从三个维度着力应对庸俗化话语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挑战

必须看到，一方面，世俗化话语呈现的零乱、不确定、瞬时性的自发无序状态，使民众的思想意识更多在中低层次徘徊，不能引领高尚、文明的社会风尚；另一方面，世俗化更多反映的是具体、琐碎、感性的问题，不能上升到系统的、理性的理论形态或“主义”。故不能将世俗生活领域意识形态化，世俗化域场中所凸显的诸多负面的社会问题，也必须用主流意识形态去引导、批判、提升、优化。但是，我们不得不正视世俗化的存在样态，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性、普遍认同必须经由社会个体才能实现，而社会个体的选择和判断是以可感知的生活世界为依据的。所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生成又离不开世俗生活世界。“新时期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及其价值取向首先必须是‘从社会中来’的，立足于现实的世俗社会的基础上，通过概括、提炼、升华，再到‘社会中’去。这才不至于犯马克思所批判的‘头脚倒立’的错误，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53页。所以，我们应该立足世俗社会，批判地吸收庸俗化话语中合理的话语样态，优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表现方式，重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民众认同度

毛泽东说：“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页。邓小平强调：“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1页。卢卡奇也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面临的决定性问题不是“是什么”的认识论问题，而是“做什么”的社会实践问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之本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对“原本”生活世界的关注。从长远看，真正说服民众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和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力，归根到底要靠发展和全面从严治党；从当前看，维护局势稳定，也要全面深化改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化解民怨民愤，以此真正确立和维护党和国家的光辉形象。具体而言，一方面，面对当下中国的各种矛盾，在决策和执政实践中，政府应始终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的观点，集中人民群众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巨大智慧和力量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密切关注百姓话题和民生问题，坚决不回避、不退缩舆论热点问题和突发社会事件。针对部分民众的政治认同危机，及时把脉找到症结所在，以抓铁留痕的精神消除民众的忧患，以敢闯敢干的精神化解民众的疑虑。通过走进生活、贴近现实的理性实践，引起受众的情感共鸣；引导民众由日常生活中“实用至上”的功利认同走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大实际的制度认同；引导民众由个人利益认同走向对国家、集体利益的自觉认同。另一方面，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带来的话语渗透，简单依靠主流意识形态的教化、规定和强制来摆脱西方文化领导权的钳制，只能适得其反。必须认识到，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深刻的集体记忆，其话语体系具有持久的本土化认同的社会心理基础，通过深度挖掘本土文化优秀资源，抛弃其封建糟粕，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传播，突出话语权的中国元素、中国风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性祛除民众话语的“俗”性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主题鲜明、层次明显、导向明确，凝聚了社会主义各阶层的主流价值取向。但是，在世俗化生活的语境下，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并不是空洞的理论宣传和强行的内容灌输，要让全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认同和践行，必须采用扣合时代主题和符合民意、民情的语言，采取鲜明活泼、灵活多样、民众愿意接受的各种形式去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广泛民众的心理契合度。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同时强调，“要利用各种时机和场合，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境和社会氛围，使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无时不有。”*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具体而言，首先要充分认识到传统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衍生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纵向传媒方式，在信息源上，权威性和价值性都体现出局限性。要改变那种自上而下的以国家权力为支撑的“单向度”灌输路径，充分整合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有效资源，顺应民众的审美趣味及接受方式，利用民众喜爱的传播方式和运营机制，建立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和民众话语的良性互动机制，争夺多元媒体格局下的舆论话语权。要有效发挥电视台、电台、报刊等传统媒体的作用，策划出贴近百姓生活、富有特色、制作精良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专栏节目。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舌尖上的中国》、《乡村中国》、《第三极》等都是深受百姓喜爱又真正提升民众素养的电视精品。其次，要清醒地看到自媒体的传播方式特点，平行的横向传播和平权化的网络语言给传统话语垄断带来的强烈冲击，大力发挥网络媒体、手机等新媒体交互性和发布快捷性的作用，将世俗生活中有正能量的“小人物”、“小事件”打造成优化社会环境、改善社会风气的“大舆论”。更应加强网络监管和控制的力度，实行实名制，坚决制止低级趣味与情调的恶俗话语，及时引导民众抵制煽动性的言论，严厉惩治被西方收买的不良公知和网络“大V”制造民族分裂和反党、反社会的谣言、流言的违法行为。第三，要充分依托务实多样的民众文化平台，将看似空洞、远离世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转换成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真正在百姓心中落地生根。在内容选择上，大力扶持农村基层综合文化站建设、开辟文化活动专用市场；在形式设计上，坚持民俗文化和地方特色相呼应，传统意蕴和时代气相融合，让人们在欣赏蕴涵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优秀民众文化作品中获得思想启迪和理论感召。

(三)用鲜活的民众语言还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民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一贯强调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人民”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特有的词汇，但是“人民”是和绝大多数个人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具体概念，而绝不是一个空洞的集合名词。因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能够面向日常生活世界，背靠价值意义世界，在透析经济社会发展所产生矛盾的背后的‘主义’问题时，在回应社会现实热点、理论解释难点和群众思想疑点时，提供科学的理论思维和正确的价值导向，从而体现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对于其他社会思潮的理论优势和价值观优势，同时抵制各种危害社会进步和人民思想健康的错误思潮，进而掌握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话语主导权。”*陈锡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9页。然而，在世俗生活中，马克思主义只被民众认为远离生活的理论而被悬置在神坛，没有真正走进民众内心深处。重新赋予“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指导”和“加强”的内涵，“彻底”发挥对新的社会矛盾的解释作用而非“遮蔽”作用，发挥马克思主义在世俗化生活领域里的引领作用，必须用鲜活的民众话语还原马克思主义话语的人民性。具体而言，首先，必须通过精英知识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向民众讲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群众立场。马克思是被实践证明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诉求的真理，关注的对象不是“永恒合理”的虚假秩序，而是人民群众真实客观的生产生活状况，因此内蕴着广泛认同的群众基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人道的话语,就内在地包含着对于现实生活和社会矛盾的勇敢面对,对于人民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历史定位,对于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懈追求。其中，“对于困难群众历史命运和弱势个体社会平等的特别关注，是马克思主义人性话语的魅力所在，也是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深厚基础。”*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第47页。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讲切忌教条式地重复，而是要在深入探讨和解决转型期中国凸显的深层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中，采用世俗生活中能够体现社会进步‘智’、‘情’、‘意’的“情感”类话语，让马克思主义话语合乎历史情境的“发展式回归”，才能有效地掌握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其次，强化民众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契合度，还原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话语。创新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学术话语，将政治话语、学术话语转化为符合民众接受心理的日常生活话语，加工提炼民众乐于传说的话语素材，不断变换民众喜闻乐见的话语形式，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话语和基本话语真正掌握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在这方面，我们党的历代核心领导做出了表率。如毛泽东喜欢采用人民喜闻乐见的话语素材转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话语。比如他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枪杆里出政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等等话语来说明革命、实践等理论的重要性。而邓小平也用“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等来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特性。最后，还应批判地借鉴体现人类进步、反映共同价值的西方范畴和话语，如“物化”、“主体性”、“解构”、“重构”、“匮乏”等，赋予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具体内涵，增强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力。但是，切不可以西(西方学术理论)解(解构)马(马克思主义)，更不能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消解在西方的语境之中，防止食洋不化，为重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争取西方话语资源，并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全方位地推向世界，达到增强民众在西方世界的话语对接能力和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的目的。

在世俗化语境下，庸俗化等负面话语抢占民众话语阵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建构问题仍任重道远。祛除世俗化生活话语的各种负面的“俗”味，切实提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公信力，根本在于正视世俗社会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和负面态势，用优越的社会制度、彻底的理论、科学的路径，真正让广大民众自觉认同和维护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威。□

(责任编辑：林赛燕)

2016-11-01

王芳，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当代意识形态理论研究。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管理权研究”(编号：2015MZD048)

C9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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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7)04-006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