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序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公共生活的重建与协商民主的发展

□ 李 欣

良序公共生活何以可能：公共生活的重建与协商民主的发展

□ 李 欣

公共生活是人社会性的重要体现，对维系社会关系、配置社会资源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公共生活及其社会治理技术也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性转化。传统公共生活和现代公共生活在社会结构、伦理基础、治理依据、治理机制和价值导向上具有显著差异。影响良序公共生活秩序生成的内在逻辑包括内部动因、组织结构、制度环境、技术规则和文化基础。良序公共生活的重建依赖于治理模式的转型。协商民主在价值目标、制度规范和技术规则等方面与当代公共生活相契合，为公共生活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念、制度与技术支持。在以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推进良序公共生活重建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解决观念上、制度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瓶颈。

公共生活；协商民主；治理技术；基层治理

自摆脱蒙昧和野蛮以来，优良的公共生活就成为人类孜孜不倦的追求，而对于秩序的构建更是古今中外思想家们永恒的话题。古希腊城邦中，公民成员通过公民大会、陪审团、宗教节日、戏剧节和运动会等形式参与公共生活，践行着原始的民主与平等。春秋礼崩乐坏之时，孔子主张恢复周礼，遵循外在制度内化为个体内在自觉的路径，在社会和个体的相互建构中达致社会良序。随着近代西方民族国家兴起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市民社会从公共权力中解放出来，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所谓个体性只有通过公共生活中的“行动”才能实现。此后，公共领域作为“一种独立于政治权力、不受官方干预的社会公民自由表达政治观点、讨论公共事务并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或者公共场所”①参见[德]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3期。也孕育而生，人们借助于“交往理性”实现着良序的公共生活。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中央集权、封建等级和道德礼法曾长期维护着公共生活的稳定与秩序。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变迁中，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个人原子化、社会陌生化程度的加剧导致传统良序公共生活日渐消解，并随之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公共诉求分化、利益表达不畅、共识凝聚乏力、社会冲突趋于激化等，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社会结构与公共生活方式的变迁呼唤着新的治理模式。本文通过对传统公共生活的衰落进行研究，试图证明公共生活的形成和延续由其社会特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所决定，良好的治理方式有助于推动良序公共生活的构建。

一、传统公共生活的衰落与治理方式的式微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公共生活是人社会性的重要体现。与私人生活不同，公共生活具有更强的广泛性、开放性、多样性和互动性等特征。不同社会形态下，人们所参与的公共生活有着不同的呈现形式，并直接反映着国家与社会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治理方式。

1.传统公共生活及其治理方式

公共生活的形态是一定经济社会发展下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在我国古代社会，由于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占据主导地位，商业生产和交换极不发达，社会分工不足，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通常被局限于一定阶级和地域之内，家庭、家族、村庄、宗教和道德成为支撑人们生活的基础。公共生活主要体现为以阶级和身份为中心划分的不同类型公共活动。如君王和卿大夫参加的公共活动主要有朝会、宗庙社稷之礼、大蒐、会同等，而平民则生活在以宗族为纽带的共同体中，祭祀和祠堂是他们最重要的公共生活形式*参见姚中秋：《重新思考公民与公共生活：基于儒家立场和中国历史经验》，《社会》,2014年第3期。，随后还发展出集市与行会。这种共同社会经验塑造了平民强烈的共同体心态，使他们能够在公共生活中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定位和认识自身，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生产包括道路、教育、医疗卫生和安全等在内的公共产品。在我国“皇权不下县”*温铁军：《半个世纪的农村制度变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6期。的传统社会里，祠堂、集市、庙会等构建了基层社会的公共生活空间，创造了丰富的公共生活场景，承载了基层社会自我治理的重要功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维系社会关系、增强社会互动、配置社会资源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方式。特别是宋代以后宗族社区的发展和完善，公共生活具备了强大的社会治理能力，人们遇到的各种矛盾和不公正大多可以在自己的宗族中得到解决，基本无需去找政府(县衙)。于是，传统的官僚体系能够以极低的行政成本维系其政治统治。

这种传统公共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我国的近代乃至现代。在以血缘、地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熟人社会”里，公共生活中的地位象征着在村落中的社会地位。“每个家庭都有发言权，村民之间的地位较为平等，村民具有较强的公平感。因而，处理村庄的公共事务必须考虑到每个家庭的意见，需要众人的参与协商才能够达成统一，是典型‘协商型’治理模式。”*陶自祥：《公共性衰落：妇女家庭地位变革与村庄公共生活变迁——基于一个华北村落的调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在这些村落，“哪个家庭若不积极地参与村落公共生活，就会被别的村民看不起，被认为家中‘没有人’了，最终丧失在村落中的发言权。”*陶自祥：《公共性衰落：妇女家庭地位变革与村庄公共生活变迁——基于一个华北村落的调查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除了政治性的公共生活，传统农村社会的闲暇生活也同样具有公共性。有学者将传统中国的闲暇生活分为宗族大会、祭祖、庙会等仪式性闲暇和社戏、集市等社会性闲暇，无论是仪式性闲暇还是社会性闲暇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传承和文化实践的密码，体现着传统的伦理秩序和交往规则，使农村社会的闲暇生活兼具社会性和价值性。*王会：《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及其后果——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查与讨论》，《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这种公共生活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维系社会关系、增强社会互动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是传统社会秩序的重要体现。

传统社会主要依赖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和以道德礼法习俗为主的制度规范，并着重通过感性教化来维护公共生活的等级和秩序。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加之传统社会小农经济高度分散，治理成本过高，基层社会的治理就只能依靠代表地方精英并相对独立于官吏体系之外的士绅(乡绅)*“乡绅”、“士绅”是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历史性概念。“乡绅”,主要是指居乡或在任的本籍官员,后来扩大到进士、举人。“士绅”一词出现较晚,但内涵较宽，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它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参见徐茂明：《明清以来乡绅、绅士与士绅诸概念辨析》，《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阶层，有学者将其概括为“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与其变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士绅之治”也成为维护传统乡土秩序的重要方式，并衍生出不同的形式。如明清时期的“乡约制度”*李卓：《乡约制度与协商民主》，《光明日报》，2016年11月2日。，人们通过缔结乡约、族规来选贤举能、整合民意、凝聚共识、议事商讨；近代以来的“士绅会议”*王先明：《士绅构成要素的变异与乡村权力——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晋中为例》，《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2期。，超越行政权力体制的地方士绅与官吏商讨确定本地相关事务的具体办法。

在城市里，由于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单位”成为人们社会活动的重要载体。单位是我国城市居民的基本组织形式，是行政组织体制的延伸，同时也是功能多元化的组织体制。它既能最大效益地安排生产和生活，又能把人们的家庭、社会生活与政治管理有机统合在一起。因此，单位往往承担着为职工及其家属提供“从摇篮到墓地”的各种生活服务，包括学校、医院、商店等各类基础设施在内的集生产功能、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于一身的复合体*周平：《中国单位体制的演变与城市社会政治控制方式的调整》，《思想战线》,2000年第3期。。在单位中，公共生活既有制度化的职工代表大会，还有各类不定期的茶话会、联欢会和舞会等，单位中的身份和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其他领域的生活状态。

事实上，尽管进入了现代社会，但城市单位体制仍然体现着“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构成了“领域合一”*领域合一是指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基本活动领域都是以政治为中心的领域合一的状态。在不同类型的非市场经济中，领域合一的样式也各有不同。参见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1页。的基本社会形态。正如有学者所说，“自然经济所对应的是一种浅渗型的领域合一类型，而计划经济所对应的则是一种深渗型的领域合一类型”*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02页。。由于社会资源被国家垄断，国家根据所支配资源的大小对城市“单位”中的各类公共生活实现了不同程度的渗透。为了保证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和资源抽取能力，社会治理由政府全权包揽，政府成为全能型政府，通过指令性的计划和命令式的规章制度对各种社会资源进行大规模的集中和有计划的配置，对基层社会进行全面管理和控制。单位成为政府开展经济生产、实施社会管理、组织公共生活、进行社会控制的重要场域。

由此，在传统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时代，这种以道德礼法和权力(权威)为中心的治理技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发挥着的配置社会资源、组织公共生活、化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等作用。

2.衰落与式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城市化的高速发展、产业结构的转型和社会分工细化，原本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受到了全面冲击，人们逐渐脱离原有共同体的束缚。信息技术和现代化交通的快速发展使得血缘、地缘和亲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逐渐被打破。作为权利主体，人们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性，逐渐形成了异质性群体集聚、生活节奏加快、流动性增强的现代社会。社会结构也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转变。国家、社会与个人间的关系发生变迁，领域合一主要走向领域分离，传统的公共生活逐渐瓦解并面临重构。

公共生活的状态主要取决于人的参与和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市场化和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快速流动，农村社会公共生活空间也日益萎缩。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结果，1982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20.43%，到2000年上升至35.39%，截至2016年12月，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了57.35%，农村常住人口为58973万人*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tjsj/。。与此同时，农村的土地和资源也源源不断地向城市集聚，伴随而带来的是农村公共生活空间的萎缩，包括集体化共同体的解体、行政性集会的稀疏、乡村文艺活动的消解*曹海林：《乡村社会变迁中的村落公共空间——以苏北窑村为例考察村庄秩序重构的一项经验研究》，《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6期。。由于政治性的公共空间日益缩小到村委会及其办公室中，村民们不再热情地关注公共事务，而将精力主要集中于自身发展和家庭温饱中*余旭娇、李宽：《转型期农村公共空间的治理性重塑与秩序化重构——以人口流动背景下的慈溪R村为例》，《上海城市管理》，2016年第1期。。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集市也正在逐渐变成单纯的商品交换场所，情感交流功能逐渐淡化。一些传统公共生活空间即使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其公共性、社交性的角色功能也大大弱化，成为一种自发的、个体的乃至封建迷信的活动*吴理财、夏国锋：《农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与复兴——以安徽省农村文化调查为例》，《学习月刊》，2006年第15期。。与此同时，无论是仪式性闲暇还是社会性闲暇都呈现出去公共性的特征，乡村闲暇生活逐渐走向个体化的闲暇*王会：《乡村社会闲暇私人化及其后果——基于多省份农村的田野调查与讨论》，《广东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电视、互联网的普及也使越来越多农民更愿意通过在家消遣，而不愿意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

传统乡村治理方式也日渐式微。由于士绅阶层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不复存在，士绅遭受新兴知识分子严厉批判，原有权威遭受挑战。随着士绅阶层的凋零，用以规范传统社会公共生活的乡约族规由于丧失了执掌者而逐渐失效。“特别是乡村权威的授权机构直接由上级产生并对上级负责，导致乡村士绅已不再是接受传统儒家道统教育的传统儒生，而变成了上级政府的附庸，很大程度上破坏了乡村固有的公共生活和自治传统。”*参见岳铭青：《科举制废除、士绅阶层衰落与基层治理变迁》，《怀化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在随之而来的城市化进程中，乡村逐渐被边缘化，甚至导致既没有传统士绅的文化背景又没有责任担当的“土豪劣绅”趁势而上。传统乡村社会依靠士绅实现自治的稳定秩序被打破，公共生活也面临着从传统到现代的结构性转化。

城市公共生活同样如此。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逐步退出人们的一般性单位，单位成为自我管理、自我运行、自我发展的独立体，原有的公共服务的职能也面临削减。“单位制”的解体和组织结构的变革引发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也随之失效。由于“国家—单位—个人”的依赖关系被打破，指令性的计划和命令式的规章制度得以实现的技术性和操作性条件不复存在。“政企分离”、“政社分离”使得各种社会资源分散到市场和社会中，住房、医疗、教育、人事制度等改革使得政府不再是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者。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单位组织制度的改革使得“单位”的纯居住功能得以强化，“政府组织所承担的大量社会服务、社会管理、社会保障的职能，开始渐次从国家的权力网络中溢漫出来”*胡位钧：《社区:新的公共空间及其可能——一个街道社区的共同体生活再造》，《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社区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能，人们的公共生活场域也发生了重要转变，城市居民开始从“单位人”逐步转变为“社区人”。在社区公共生活中，各类社会资源与合法权益都需要自己去争取和实现。但现实情况是，由于新的行为规范和治理方式尚未形成，加之城市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在从“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的过程中，人们更多关注于个人的发展和私人空间的构筑，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不高，公共生活并没有因为社区自治而繁荣起来，相反陷入了相对的沉寂，甚至呈现出“家庭原子化”、“独自保龄球”*1995年，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Putnam)发表了一篇产生了畅销小说般效应的学术论文《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人们不再愿意跟周围的邻居聊天喝咖啡，一起走进俱乐部从事集体活动，而是更愿意一个人在家看电视或者独自打保龄球(Bowling Alone)。的状态，一项基于福州典型小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59.7%的居民表示不了解社区组织，67.2%的居民表示从未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活动。在参与社区组织及其活动方面，即使是参与人数最多的业委会，也只有51人，占13.1%；参与社区管理机构组织的活动只占8.5%，社区公共空间普遍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黄宁莺、郭为桂：《和谐社区何以可能？——基于福州典型小区公共空间与公共生活状况的调查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6年第3期。。公共生活的缺失也导致了邻里关系冷漠。根据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80.9%的人感觉与10年前相比，当前的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而生活在城市的人群不熟悉邻居的比例为45.1%，高于县镇的29.0%和农村的11.8%*韩妹：《80.9%的人感觉邻里关系越来越冷漠》，《中国青年报》，2011年11月22日。。由此也衍生出各类社会问题，如公共责任伦理缺失、社会矛盾缓冲机制缺位、优秀传统文化断续等。公共生活的失序深刻影响着经济社会的稳定与持续健康发展。

总体而言，经济基础、历史阶段、社会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变革是造成传统社会中良序公共生活的衰落与治理方式的式微的主要原因。传统社会公共生活主要依托于熟人社会，而当代社会公共生活则需要建立于陌生人社会中；在伦理基础上，传统公共生活主要基于家庭伦理，而脱离了熟人社会的当代公共生活则需要人们秉持契约精神；在治理依据上，传统公共生活主要依据道德礼法，而当代社会生活主要依据法律制度；在治理机制上，传统公共生活通常是权威之治，当代公共生活则是参与者平等协商；在价值导向上，传统公共生活往往基于身份认同而重情，现代公共生活则通常基于权利认同而重理。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结构的深刻变迁是导致传统公共生活衰落和治理方式式微的根源。

二、良序公共生活生成的内在逻辑

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过程，传统与现代的差异固然明显，但彼此之间并非是完全断裂的，而是保持着一定的延续性和承继性。传统社会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仍以其深刻的文化底蕴稳定延续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在我国传统“领域合一”的社会结构中，无论农村还是城市，承载的公共生活都无法与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完全相分离，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具有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生活交往空间，但随着社会转型和改革进程的加快，“有形的手”却在事实上挤压着公共生活的空间。在某种意义上，传统公共生活的衰落正是源于其未能在高速发展和变革的社会中实现有效转型，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组织形式、治理方式和时代精神，加之“父爱式”的权力介入，导致公共理性无处安放，公共精神无法彰显。

因此，重塑现代社会良序公共生活，首先要理清其生成的内在逻辑。具体而言，影响良序公共生活生成的内在逻辑包括内部动因、组织结构、制度环境、技术规则和文化基础。

1.内部动因：对公共利益的平等追求

对公共利益的平等追求是当代良序公共生活生成的内部动因。公共利益是公共生活的基石。在传统社会的公共生活中，人们谋求公共利益的广度和深度极为有限。通常涉及公共利益的事件，都由权力或权威中心来处理，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很小，甚至有时“统治者利益就是公共利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0页。。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导致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所追求的利益也以“同心圆波纹”*参见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8页。的结构向外扩散，形成“差序利益”。

而在当代社会公共生活中，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呈现出了不同的逻辑特点。一是对公共利益追求的普遍化。随着社会分工和职业结构日益细化，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都急剧扩张，从事专门化职业的人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与日俱增，而参与公共生活是人们表达诉求、谋求和维护合法权益、聚合公共利益、达成“公共善”的必要途径。二是对公共利益追求的平等化。尽管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时常发生冲突，但在一定意义上，公共利益也是个人利益的有机聚合，其公共属性决定了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去争取和维护。特别在个人合法权益备受珍视的今天，平等地追求公共利益、达致公共善是公共生活的重要动力。三是对公共利益追求的主动性。当代社会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并非无目的的自发行为，公共生活也不是自发的交往行为。良序的公共生活需要人们主动参与和积极作为，这种参与和作为也高度建构着各类新型利益关系，影响着社会的整体利益格局。因此，对公共利益的平等追求构成了当代良序公共生活生成的内部动因。

2.组织结构：扁平化多中心的组织架构

与传统熟人社会中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公共生活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公共生活呈现出原子化和多中心的特征。由于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人们之间的联系不再束缚于血缘、地缘和职缘，连接的纽带更加多元，原有的“身份”也逐渐模糊，一定范围内公共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平等。公共生活的组织形式不再是以某些权威或权力为中心的“金字塔”型，或是无秩序的自发行动，而是倾向于更有目的和效率，更注重个人的平等体验、民主表达和行动自由的积极行为。由于摆脱了层级组织中的“被安排”、“被主导”的命运，拥有一定自主性现代公共生活在组织架构上呈现出扁平化特点。

多中心也是现代公共生活的组织特点。在领域分离的现代公共生活中，人们参与某种公共生活的决定性因素不再仅仅是特定的权威或权力。不同场域的价值原则也各有不同，人们围绕效率、公平和自由等价值原则主动参与各类公共生活，而不同类型的公共生活也通过不断完善组织形式、丰富生活内容等形式来提高自身的吸引力。人们穿梭于不同的公共生活圈子、表达不同利益主张、争取各自的权利诉求，满足各自的精神旨趣，展现着“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本质。现代公共生活的各种形式在地位上相互平等又彼此独立，形成一种平等的多中心秩序。

由于任何一个主体都不具备解决一切复杂多元、持续变化的问题的知识、能力和资源，因此组织结构的扁平和多中心客观上决定了现代公共生活治理主体与形式的多中心。这种多中心治理结构要求充分发挥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根据自己的利益诉求、兴趣爱好、习惯和语言等要素形成不同的交往组织，在谋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实现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3.制度环境：规范健全的法律制度体系

当代民主社会是法治社会，健全规范的法律、政策和制度规范体系是建构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重要支撑。在传统熟人社会中，生活空间狭小，人际关系单纯，交往形式简单，诸如诚信、互助、友善、睦邻等公共生活的规范体系能够通过习俗和舆论自然形成，因此不必借助于强制性规范进行约束。

但在当代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空间急剧扩大、人际关系纷繁、交往形式多元多变、信息交流不对称等特点决定了原有道德规范和礼法的约束效力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公共生活的秩序维护需求。在多中心的现代公共生活中，人们通常着眼于自身利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在没有严格的上下等级隶属关系的参与主体之间，制度和规范的缺位将导致参与主体的搭便车和投机行为，公共生活也极有可能陷入“公地悲剧”与“集体行动困境”。为了避免现代公共生活的治理失灵，需要更加具体、明确、规范、健全的契约、规则和制度予以保障。一个有效的法律制度环境对于维持良序公共生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日渐广泛的人际交往行为也必须依靠法制的规约和道德的调适，以明确权责，降低交往成本，克服利益冲突，解决社会矛盾和纠纷。

4.技术规则：清晰明确的规则共识

规则是建构公共生活秩序的必要条件。在传统社会中，维护公共生活秩序的手段往往诉诸于道德规则——“礼”。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乡土社会视为“礼治”的社会。“礼”作为维护传统公共生活秩序的规则不同于法，它不需要有形的权力机关予以实施，维持“礼”这种规则的是社会传统。人们在日积月累的交往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交往规则，如等级秩序、行为规范、处事原则等，通过言传身教践行并传承着这些规则，并形成一种交往经验或传统，它是实践理性的产物。在漫长的传统社会中，这种礼治规则的交往经验对于维护公共生活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言，“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的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4页。在现代日新月异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发生了重大变迁，单靠模糊抽象的道德规则已无法有效解决生活问题、维系交往秩序。理性公开、清晰明确的技术规则作为社会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越来越成为良序公共生活的重要保证。

技术规则是可视化、操作化的行为规范。现代公共生活中，维系公共交往的纽带多样而复杂，除了共同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更多地表现为公共利益、共同的兴趣爱好和习惯等，公共生活的参与主体也愈加多元，公共生活形式愈加丰富，目标诉求愈加具体，利益和价值诉求的达成也更加需要各主体间的协作与包容。清晰明确的技术规则有助于厘清公共交往行为的边界，规范交往过程，降低交往成本，减少交往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弥合可能出现的各类矛盾。不同于经过时间沉淀的道德规则，技术规则是人们根据特定公共生活的类型、特点、目的和宗旨而建构出来的。在现代社会中，技术规则的制定只有进行充分对话，整合不同成员的意见和需求，形成最大多数的共识，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技术规则也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并在公共生活和集体行动中达到预期效果。因此，没有清晰明确的技术规则和自觉遵守规则的参与主体，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共生活。规则体系完善与否，决定着公共生活的秩序和品格。

5.文化基础：合作包容的公共精神

合作包容的公共精神是良序公共生活得以延续的文化基础，赋予公共生活以灵魂。事实上，任何一种生活方式的形成和延续都要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在传统领域合一的社会中，无论是普通村民还是“单位人”，都被结构化于国家之中，人们依附于宗族和单位，缺乏独立人格和自主能力，只有遵守道德礼法、服从权威安排才能寻得生存和发展空间。因此，传统社会的公共生活通常在本质上体现为日常生活，遵守道德、尊重权威成为这种生活方式的文化基础。

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社会生活方式重构的过程。市场经济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迁、权力配置的调整加速了原有公共生活方式的瓦解。现代公共生活建立在社会化、专业化基础之上，打破了原有的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人与人之间以相互独立的原子而存在，在结成特定的公共组织、开展公共生活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背景、观点诉求、习俗禀性等差异必然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合作包容的公共精神就显得弥足重要。

公共精神是一种公民美德，体现为人们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以及公共责任的秉持。现代公共生活的重建归根结底需要国家与社会、市场、公民之间协商与共治。合作与包容的公共精神是滋养良序公共生活的重要文化基础。信任、协作、宽容、团结等文化要素往往具有自我增强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均衡，为公共生活的良性循环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在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视域中，一个成熟的公共领域和良善的公共生活是维系个人和国家的重要纽带，同时也是保障个人权利得以实现、推进国家民主化发展的关键力量。传统以权力和权威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已经无法解决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重塑要求既能够适应社会快速发展要求，契合现代社会的基本精神，同时也能将植根于自身的优秀文化基因传承下去，在变革社会中寻求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发展，这就需要转变原有的社会治理模式与技术，通过治理方式的变革推动公共生活的良性发展。

三、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建构现代良序公共生活的重要途径

如何通过治理方式的变革，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培育和建构现代社会良序公共生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提出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是人们通过自由、平等、理性的沟通交流和对话协商等方式参与社会生活、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社会冲突、增进社会共识和凝聚社会力量的重要治理方式。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深植根于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与传统，继承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合”、“中庸”、“民本”思想与实践，允许并尊重差异性的存在，容纳不同意见，以人为本，主张通过协商达到和谐的境界。同时，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与传统社会的“协商型”治理也有根本差别。传统社会的“协商型”治理或“协商文化”建立于小农经济、专制政治和宗族礼法基础之上，“协商”双方主体资格不平等、缺乏制约机制，其本质在于通过“朝议”、“谏议”、“清议”、“乡议”等形式维护封建统治和等级秩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超越了传统社会受制于生产方式所导致的协商政治在个人权利、平等地位、普遍参与、制度保障、技术支持、公共精神等方面的局限性，契合现代社会治理的民主性和科学性要求，使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更加广泛、议题设置更加包容、诉求表达更加多元、制度保障更加健全、规则程序更加清晰、利益整合更加有效。

当前，在一些经济发展较快、具有较好的公共生活习惯和参与意识的地区已经或正在形成良好的协商民主模式，也取得了良好的治理效果；但在一些经济发展和公共生活较为落后的地区，却无法有效地推行协商民主实践，有些地区即使开展了，治理效果也比较差，很难构建起良序公共生活。社会基础固然是协商民主得以顺利开展的关键条件，但治理模式的转型对于公共生活的改善也发挥着重要的形塑作用。具体而言，协商民主为现代良序公共生活秩序的建构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念、制度与技术支持。

1.价值契合：协商民主明确了良序公共生活的价值导向

公共生活的本质在于其公共性。公共性要求每一个公共生活的主体都能参与其中，促进社会公共善的实践。良序公共生活应当是围绕谋求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有机统一的现实目标而展开的。然而，资源稀缺的客观现实决定了个人利益具有排他性，而这种排他性也是公共生活冲突的最直接根源。在利益分化的现代民主社会，要缓解个体利益之间以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并努力使个体利益和公共利益实现共赢，就要从简单利益争夺走向理性的利益协商。因此，力图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共识、促成公共利益的协商民主为良序公共生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协商民主以平等自由、对话倾听、包容理解和理性妥协为基本要素，这不仅满足了当代公共生活的本质特性，同时还指明了公共生活的价值导向，即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承认差异、主张参与、强调对话与磋商。一方面，协商民主通过人们之间自由而平等的对话磋商来提高个人自主化程度，调整个人的利益偏好，促进利益融合，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协商民主也有助于培养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美德，提高公共生活主体的公民意识、理性精神和民主素养。就此而言，协商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民主的程序，其平等、包容、理性的价值导向也为良序社会生活的构建提供了方向，而秩序优良的社会公共生活也为协商民主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社会资本。价值上的契合使协商民主与良善的公共生活相互促进、相互建构。

2.制度保障：协商民主提供了良序公共生活的制度规范

良好公共生活秩序的构建离不开对交往主体、交往过程和交往规则的约束与规范。传统社会的公共生活主要靠道德伦理、内心自觉和简单的共同体规章予以规范。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生活中的交往关系仅靠内在道德自觉是难以有效维系的，以契约为核心的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公共生活必须依靠一定的制度规范予以保障。制度是支撑公共生活的理性体系。协商民主通过规范化的制度形式为公共生活的有效运行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为制度保障的协商民主主要体现在对不同层次、类型、范围和目的的公共生活的形塑与规范。我国基层协商民主最具代表性的“温岭民主恳谈”就是首先从规范和完善公共生活开始的。1999年6月，温岭市松门镇开展了“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为了改善自上而下、满堂灌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松门镇创新性地引入了对话式的论坛形式，使干部与群众能够面对面地进行沟通与交流，处理公共事务*程同顺、邝利芬：《温岭民主恳谈的意义及局限》，《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松门论坛”取得了圆满成功，这一做法也得到了积极推广,各地掀起了以畅通民意渠道、改善公共服务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并相继将此纳入了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中。从单纯的协商对话、到公共事务决策方式的改善，再到“参与式预算”的形成，经过十几年的不断发展与创新，具有温岭特色的“民主恳谈”协商民主模式逐步形成。事实上，这种“民主恳谈”就是一种旨在畅通民意、加强沟通、提高决策合法性与民主化程度的公共生活制度化平台。协商民主作为一种规范公共生活的制度与机制，就是要打破由经济体质改革和社会转型所造成“利益的通达性阻塞”*张静：《通道变迁：个体与公共组织的关联》，《学海》，2015年第1期。，重构民众与公共生活的制度化关联，缓解政府与社会的疏离，改善公共生活现状，优化公共生活质量。

制度保障需要制度化文件予以支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并相继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指导思想，就是把不同层面和领域的协商民主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到《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商的意见》和《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的陆续出台，协商民主逐渐从一种民主实践上升为制度形式，成为国家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规范性文件的相继出台不仅有助于形成推进协商民主建设的良好制度氛围，同时也为问题复杂、情况多变、矛盾突出的公共生活提供了有效的治理资源。通过建立一整套的规范化、程序化的制度平台和渠道，使各种形式的公共生活有序开展，让每一个人在公共生活制度规定的范围之内都能自由平等的表达利益诉求，进行充分的对话协商，形成理性共识，达致“善良意志与自由精神、个人善与共同善的有机统一”*吴育林：《论公共生活及其主体性品质》，《江海学刊》，2006年第6期。。

3.技术支持：协商民主提供了良序公共生活的技术规则

良序公共生活的运行不仅需要制度保障，现代社会民主自由、平等多元的公共生活理念的落地，很大程度上需要科学、合理、有效的技术规则予以支持。哈贝马斯认为，在公共领域中构成交往行为必须满足三大有效性要求，即真实性(Wahrheit)、正确性(Richtigkeit)和真诚性(Wahrhaftigkeit)*章国锋：《哈贝马斯访谈录》，《外国文学评论》，2000年第1期。。只有在保证三大有效性基础上，公共生活参与者之间的理性交流和协商对话才能顺利开展。良好的协商规则不仅有助于强化人们有序处理冲突、调和矛盾的规则意识，还有助于提高人们在参与治理、参与决策方面的能力。

近年来，各地协商民主实践蓬勃发展，在实践模式上进行了大量创新，不仅有温岭的“民主恳谈会”，还有南京的“市民论坛”、安徽的“南塘实验”、湖北的“开放空间会议技术”、河南邓州的“四议两公开”、天津宝坻的“六步决策法”、杭州的“民情合议庭”、四川彭州的“社会协商对话会议”等等。协商交往技术的创新是实践模式的创新的核心内容，技术的创新通常体现在交往规则的设计上。例如，安徽“南塘实验”将西方民主辩论的12条“罗伯特议事规则”改良为乡村版议事规则——“南塘十三条”，明确了公共讨论中的程序、发言规则和注意事项，其中渗透着现代公共生活的平等、尊重的理念*参见翟明磊、吴达：《“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南塘试验》，《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湖北“开放空间会议技术”的最大特色是“4321要素”，即四项原则、三大动力、两类参与和一项法则，遵守“在场的人就是合适的人”、“凡是发生的都是有原因的”、“只要开始了时机就到了”、“结束了就让它结束吧”四项原则，依靠“公共性、热情和责任感”三大动力，“蜜蜂和蝴蝶”两个特殊参与主体以及双脚法则，保证公共生活中人人有声音、人人有选择、人人有分享、人人在协作、人人有平等*参见袁方成、张翔：《使协商民主运转起来：技术如何可能——对“开放空间会议技术”及其实践的理解》，《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湖北省通过利用“协商座谈会”、“社区论坛”和“四民工作法”等技术，有效整合了并动员了包括辖区单位、业主委员会、社区居民、物业公司、政府机构等组织和人员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着力解决了社区环境、社区治安、惠民资金使用和社区利益纠纷等公共问题*资料来源于2014年3月21日“湖北省城乡基层组织协商民主建设工作座谈会”会议材料。。不同的实践形式都包含着细致的技术规则设计，以保障公共生活的民主化和有序化。协商民主探索和形成的理性协商的技术规则，对于培养公民意识和理性精神也发挥着巨大作用。“作为处理社会公共生活的一种理念和能力，公共理性通过公众参与所形成的并不是基于某种最高理想原则之上的绝对真理，而是公共的程序性规则、合作的理念与协商的共识。”*李海青：《理想的公共生活如何可能——对“公共理性”的一种政治伦理学阐释》，《伦理学研究》，2008年3期。

将更多的公共生活热情转化为工作思路，畅通民意表达渠道，将更多民主理念和目标转化为促进民众参与公共生活的机制和路径，凝聚公共生活共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现代良序公共生活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性支撑，能够真正激发公共生活参与主体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通过对技术化的规则和具体的流程设计落实现代社会民主、平等、自由、尊严的公共生活理念，培养出具有参与热情、能力和理性的现代公民。

四、分析与思考：以基层协商民主推进公共生活的重建

郡县治则天下安。相比于嵌入地方治理中协商民主所承担的回应需求、决策咨询等功能，基层协商民主被赋予了更实际的民主意涵。因此，基层协商民主是协商民主最丰富、最生动、最鲜活的体现。近年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的蓬勃发展极大提高了城乡社区公共生活质量和基层社会民主自治水平。然而，作为一种治理模式，协商民主在推动现代良序公共生活构建中仍然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如协商形式多样，成本较高，缺乏可复制性，难以推广普及；协商程序和机制与现有制度间缺乏有效衔接，制度供给不足；协商技术不成熟，参与主体协商意识和民主精神有待提高，协商效果难以保障，共识难以达成；对协商民主的认识容易偏差容易造成协商异化，违背协商民主的基本精神，难以塑造出参与型的公共生活文化；等等。因此，以基层协商民主推进良序公共生活的重建，需要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突破观念上、制度上、技术上和文化上的瓶颈，积极开展尝试与创新。

首先，牢固树立基层民主自治的观念。现代社会的公共生活应当真正体现“人民当家作主”，政府部门要逐步放权并赋权于社会，转变“官本位”的观念和过去以单纯行政命令管理社会的方式，更多发挥引导、指导和支持的作用。与此同时，民众要在公共生活中逐步意识到个人的利益诉求通过集体行动更容易达成实现，在思想上从被动接受管理向主动开展自治转变，使公共生活更加民主、高效和公平。

其次，继续推进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化建设。重点解决治理模式与现实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协商需求与协商民主制度供给不足之间的矛盾。打破传统的官僚行政的封闭性，增强基层协商民主的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积极主动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构建更为科学、有效、规范的基层协商民主模式，推动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

再次，不断创新基层协商民主的技术规则。扩大协商议题的应用范围、增强协商主体的代表性、规范协商过程、科学设计协商流程等等。通过探索技术可行、规则明确、流程清晰的协商技术，提高民众的程序意识和规则意识，提高公共生活质量。

最后，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提升公民文化素养。社会组织是培育公共精神、构建公共生活的重要载体，也是实践协商民主的良好形式。要通过大力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带动民众参与各类公共活动，培养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以及协商一致、求同存异、达成共识的能力，提升民众参与现代公共生活应具备的文化素养。

良好的秩序是公共生活得以健康开展和持续运行的重要保证。尽管随着社会对效率和功利的热衷，科层化、建制化的官僚体制开始席卷公共领域，特别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模式中，人们专注于自身无暇他顾，公共交往空间遭受严重挤压，但人们对于良序公共生活的向往却从未消失。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协商民主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改革中的问题要靠继续深化改革来解决，协商民主还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中不断的调试与修正、解构与重构，在重建自由平等、积极有序、崇礼向善的良序公共生活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责任编辑：徐东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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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17

李欣，天津商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后，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府治理与公共政策。

中宣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研究”(编号：2015YZD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