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
——基于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

丁匡一

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
——基于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

丁匡一

本文设定并论证考察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问题式勘察点”，由之勘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宏大叙事性质，并在历史叙事的视域中分析马克思对微观描述手法的运用，最终论证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中，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密切交织、相辅相成、表里一致的内在关系。

叙事方式；宏大叙事；微观描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利奥塔曾指出宏大叙事是具有合法化的叙事。这一论断究竟有何深意？它将提示些什么？笔者认为，所谓的“合法化”是指某观点、某看法、某意见具有合理性，而所谓“合理性”中所合的这个“理”指的是某种普遍必然的客观标准。因此，对所谓合理性、合法性的追求必然暗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存在着某种客观必然性的基础或标准，这种基础、标准充当着这个“法”、“理”。这一隐含的观点是柏拉图以降西方哲学思想的主脉与精魂。可见，宏大叙事暗含着这样一种精神冲动：寻找一种普遍必然的客观标准、基础，这是合法化的前提与命脉。就历史叙事的语境来说，所谓宏大叙事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历史具有一种总体性的目标，其中，历史的每个阶段都构成这一总体目标下的环节(也可称之为“中介”)，因此，历史总体体现为一种客观的进程与必然的趋势。在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中，主要存在两种方式：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笔者试探讨马克思如何使用这两种模式进行历史叙事，以及这两种模式在历史唯物主义之中的地位、关系问题。

一、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考察与理论定性

(一)考察角度的论证

任何理论的考察都意味着某种考察角度的先行设置。笔者将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考察设置为这样四个问题：第一，历史有没有某种必然的目标与趋势？第二，我们能不能认知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认知历史的这种目标与趋势？第三，我们能不能用语言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可能用语言来把握历史的目标与趋势？第四，假定历史的目标与趋势是客观存在的，又假定我们对于历史的目标与趋势是可知的、可说的，那么，我们能否操控或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操控历史的进程？当然，我们也可以将上述这四个问题视为观察马克思哲学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视角，在这一视角中来勘定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的理论性质。进言之，第一个角度是存在论层面的问题，第二个角度是认知论层面的问题，第三个角度是语言论层面的问题，第四个角度是操作(或实践)层面的问题，上述即对历史叙事考察角度的设置。

然则，设置这种考察角度的学理合法性何在？其一，这是任何历史叙事、历史哲学都不得不回答的问题，虽然历史哲学家、历史思想家也许并没有直接给出他们对此类问题的看法与结论，但是任何一种历史叙事都是对此种问题的间接性回答，因此，在这个问题的结构中或许能较合理地确定历史唯物主义叙事在思想史“谱系”中的位置。其二，对此类问题的回答，或许可以较科学地勘定某种历史叙事的理论性质，换言之，某一历史叙事的性质可以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追问而加以把握。其三，通过对上述问题的追问，某一历史思想、历史叙事所依凭的思想资源或将得到较好地廓清。例如，总体性的历史叙事总是拥有一种认知、语言上的“自信”，因而总是依凭着一种对主客体认知同一性的前提性确认，可见总体性的历史叙事与认知语境中主客体的同一性有着内在关联。

同此，设置这种考察角度的隐含着一种“形而上”的探问底色，因为存在、认知、语言、操控等都是“绝对”与“虚无”所争论的焦点问题。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绝对不是一种一般的历史实证科学，更不是思辨意义的历史哲学，而是一种具有哲学向度的历史理论。无疑，马克思在经历了早期短暂的哲学研究后就“告别了”形而上学，并且马克思的确没有撰写一部体系化的本体论作品，甚至我们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质疑马克思的“哲学家身份”，但不能否定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处隐藏着本体论思想的前提，甚至可以说历史唯物主义终归是某种本体论思想在历史领域的“投影”。事实上，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高扬有其道理，他难以想象一种没有形而上学的文化，“科学和常识这样携手协作，导致了形而上学的崩溃，于是便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景象，即：一个有文化的民族竟没有形而上学——就像一座庙，其他各方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却没有至圣的神那样”*[德]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6年，序言第2页。。如果历史哲学终归是一种文化，那么历史哲学的形而上学就是其挥之不去的根本与前提。

(二)马克思历史叙事的理论定位

罗素写道：“他*此处“他”指马克思。是一个复兴唯物主义的人，给唯物主义加上新的解释，使它和人类历史有了新的关联。再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他是大体系缔造者当中的最后一个，是黑格尔的后继者，而且也像黑格尔一样，是相信有一个合理的公式概括了人类进化的人。”*[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336—337页。罗素认为在历史叙事方面，与黑格尔一样，可以将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定性为宏大叙事。笔者认为罗素的这一观点是有根据的。从上述的考察视角看，马克思的思想暗示着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普遍客观的规律与趋势。对此，恩格斯曾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776页。此处，恩格斯使用了“发现”一词，这意味着人类历史规律的客观存在，并意味着人们可以通过认知来加以把握。学界通常从两个方面来把握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其一，“生产方式的五阶段论”即人类社会将历经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含早期的社会主义)这五个阶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分工的视野进行了考察和论述，提出了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参见《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15页。，这些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阶段。虽然此处马克思恩格斯尚未提出一种贯穿历史的完整的线索，但已体现出以线索的方式叙述历史的理论动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采取宏大叙事方式叙述历史的初步尝试。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马克思对各种社会形态有了较为详细的阐述。1859年，马克思又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将这几种生产方式视为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3页。《资本论》中亦有类似的论述。因此，学界广为传播的“生产方式的五阶段论”——此即对马克思历史发展线索的宏大叙事阐释的典范——可以说有了文本的依据。其二，以人之发展与解放为线索，去串联、梳理和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揭示人类经历了“三阶段”，即从“人对人的依附”发展到“人对物的依附”再到“自由个性”这三个阶段。在论及“三阶段”时，马克思曾写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4页。由之可见，无论是“生产方式的五阶段论”还是“人之发展的三阶段论”，都意味着、隐含着马克思的这样一种看法，即历史的发展是有线索、有目标的、可认知且可以用语言予以陈述和把握的一种客观进程。

下面再从“我们能否操控或在何种程度上可能操控历史的进程”来考察一下马克思的历史叙事。关于此问题，马克思的看法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与总体趋势是不可更改的，社会发展的阶段也不可逾越，但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控规律的作用范围与作用程度。在历史进程的普遍趋势面前，人类并非绝对被动，而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自身在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对此，马克思写道：“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9—10页。

同此，马克思曾提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著名的比喻性论断也体现出马克思历史思想中的宏大叙事性质。马克思写道：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3页。

从这段话有两层含义：其一，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承转过去与未来的中介之物，它既是过去的延续，又是未来的开启，这体现出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结构；其二，“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意味着一种未来时间向度的优先性，即历史必须在一种未来、整体中加以理解才能真正地得以把握，这种总体性的话语显现出马克思历史叙事的宏大叙事性质。

二、历史叙事视域中，马克思如何进行微观描述

(一)在历史叙事中，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及其特征

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不仅含有对历史的线索、整体、进程与目标的叙事，而且马克思的历史叙事也注重对某一段历史事件的微观叙述，例如《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这些作品是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叙述某段历史的典范。笔者认为，在历史叙事的语境中，马克思的这类微观描述具有如下两大特征：其一，马克思假定叙事者与历史规律是同一的。虽然从表面上看，马克思是这类历史作品的叙事者，似乎这些历史作品是马克思理解与看待历史的结果，但实质则隐含着这样一种看法，即马克思认为并不是他本人或某位学者在进行历史叙事，而是历史的规律本身就是历史的叙事者，是历史规律本身在叙述、在言说、在叙事，其根源在于马克思认为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趋势并不能归结为某种主观性的、个人化的、偶然的因素，历史的发展进程及其趋势具有普遍必然性，而决定历史发展态势的往往是现实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这一根本因素。例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对“1848年的六月失败”有如下分析：

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依靠变相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当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拥有的手段去行事，而在法国其他地方，无产阶级只是集聚在一个个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具有发展了的现代形式、处于关键地位的反资本斗争，即工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只是局部现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6页。

如此看来，“六月失败”具有不可规避的现实原因，其原因在于当时法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阶级基础，无产阶级零散化，它无法整合为一个团结有力的阶级整体，阶级斗争还只是偶发的、零散的现象，因此经济生活的现有基础和阶级状况导致了革命只能以失败告终。如果从历史叙事的视角来看，马克思的微观叙事暗含着这一隐蔽的逻辑，即叙事者马克思已然洞悉且能以语言表达历史的发展与革命的趋势。这里存在两点关键性的逻辑前设：历史规律的可知性与历史规律的可表达性。

其二，马克思认为历史活动的主体是阶级而非个人，因此马克思在历史的微观描述中将叙事视点聚焦于阶级，以“阶级”取代“个人”作为历史的叙事对象。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历史叙事所涉及的那些历史场景中的人物，似乎是现实的具体个人，但是这些个人无疑都是阶级的代表，其个人存在的背后隐含着阶级身份，换言之，阶级穿上了具体个人的外衣而在历史的舞台中出场。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写道：“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677页。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微观描述是将历史人物理解为阶级代言人。对此，沃尔什曾敏锐地指出：“而历史戏剧中的主要演员，在他(指马克思——引者注)看来并不是民族或国家而是经济上的各个阶级。”*[英]沃尔什：《历史哲学导论》，何兆武、张文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8页。由之可见，在微观描述方面，马克思进行历史叙事的叙述对象，实际上是基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各个阶级，历史中的具体人物都有明确的阶级定性，这是历史叙事语境中，马克思进行微观描述的重要特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尽管叙事的对象、叙事的历史事实、叙事内容都发生了变化，但马克思进行微观叙事的叙事手法却依旧未变。在此文中，马克思写道：“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至于临时政府中的拉马丁，他当时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2页。从这段引文中可以看出，由于拉马丁“并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特定阶级”，于是“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带有自己的幻想、诗意、虚构的内容和辞藻的总起义”。换言之，马克思认为某一具体的历史人物如果没有获得阶级身份、不成为特定利益的代表，那么这一具体的历史人物就无法现实化为历史的真实因素。这就从反面再度确认了马克思以阶级为微观叙事的中心环节，并确定了以阶级分析为核心的历史人物分析、叙述方法。

同此，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中，马克思还着重从动态的角度把握、跟进阶级的演化与发展，在历史叙事中高度重视历史进程中各阶级的演化、发展状态。例如，正像许多小说描述了一位不断成长、成熟的主人公那样，马克思的微观描述特别关注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的历史进程中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的飞跃，以及随着生产方式的发展与演进，阶级的逐渐酝酿、成型。正因为马克思将历史主体聚焦于“阶级”，所以，马克思对历史的微观描述较为重视阶级分析、阶级定性、阶级形成、阶级成熟以及阶级冲突。

(二)马克思微观描述手法的意蕴与旨归

我们已经揭示了马克思微观描述手法的两大特征：叙事者与历史规律同一，历史叙事的阶级聚焦。那么，这种微观描述手法的意蕴与旨归何在？换言之，马克思采取此种微观描述手法进行历史叙事意味着什么？就“叙事者与历史规律同一”而言，笔者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微观描述中采取宏大叙事的结构叙述历史，进言之，马克思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方面暗含着“两个同一性”，即叙事者与历史规律、历史线索的同一性，以及认知历史规律与表达历史规律的同一性。吉登斯曾将“元叙事”指认为“宏大叙事”，认为宏大叙事“即借助于贯穿始终的‘故事主线’，我们被置身在具有确定的过去和可预见的未来的历史之中”*[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3页。，也就是说元叙事(宏大叙事)话语自信于对过去、现时、未来的整体性把握。从表面上看，马克思对历史的微观描述只是截取了一段较短暂的历史时间，甚至只是聚焦于某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从历史的长度来看，这一较短时段或“关键时刻”仅是一个瞬间，然而，正是在马克思暗含的宏大叙事的分析棱镜下，短暂的时刻却显现出普遍性。

就马克思微观描述的“阶级聚焦”这一特征而言，相对于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这一叙事手法和叙事策略将个人因素进行抽象处理，以“阶级”为中心进行叙事，将“阶级”接引到现实的经济利益与生产关系的层面进行分析，从而使表面偶然的社会生活化入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结构体系之中。这一结构体系在逻辑上优先于个体的偶然行动，以至于有学者认为马克思把历史理解为一个“无主体的过程”*参见[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中，这种对现实的、具体的个人的阶级化叙事，实际上体现出了马克思的总体化辩证法思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生活中、历史中的现象的分析，不能简单地从既定的某一现象出发，而应该充分认识到眼前的现象是被社会整体性结构所中介化了的结果，脱离了整体性的结构，就会陷入对于片段现象的迷失与幻觉。关于这一方法，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中写道：“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例如，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18页。此处，马克思以人口为例，深刻地阐述了其总体性的思想方法：任何一种社会要素、社会组成都类似于社会整体结构中的节点，离开这个结构化的社会总体去分析节点或组成部分，就易于陷入抽象和浅薄，相反，应将节点和组成视为总体的某种呈现。马克思的历史叙事的微观手法，受到了这一总体性辩证法思想的影响。

三、宏大叙事与微观描述的关系问题

(一)微观描述与宏大叙事相辅相成、辩证统一

马克思的历史微观描述手法与其宏大叙事的理论性质具有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对此，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来加以理解和把握。其一，马克思在历史叙事中的微观描述方法是为其历史的宏大叙事服务的。在微观描述方面，马克思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了同一性的叙事策略，即叙事者、作者(马克思)与历史规律的同一，换言之，叙事者、作者对历史规律具有可知性与可表达性。其暗含的进一步假设即，马克思暗中试图将历史事实把握为普遍的、客观的趋势与进程，并且将历史纳入到一种总体的范畴内加以理解，以此排除历史的主观性、个人性等偶然因素。马克思试图通过他的撰述和文本确立自身的历史科学家身份。作为科学对象的历史，其本身并无源生性的阶级属性，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发展的客观、普遍趋势与阶级立场、阶级意志是没有本质性的内在关联的，所以，马克思认为，他所“发现”并得出的历史理论即历史唯物主义绝非意识形态，也不是党派宣示的历史意志，而是历史科学。在其历史叙事中，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基本都采取以“阶级”为中心的叙事模式，个人的因素是相对次要的，阶级的因素是首位的、更本质性的因素，这也是马克思拒斥主观化、个人化历史叙事的必然结果。阶级总是关联着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与社会历史条件，因而以阶级取代个人作为历史叙事的聚焦中心，这种微观描述手法也服务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其二，在历史叙事中，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可以视为宏大叙事的微观显现。微观描述的背后所依托的是宏大叙事的背景与视角，离开这一前提，将不能真正透彻地理解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历史认知离不开叙事者本身对历史的把握，历史认知总是叙事者将历史经验进行自觉或不自觉的对象化之后所得出的结果，任何历史叙事都绝非理论的归零，而总是隐含着理论的角度。在叙事的过程以及叙事的话语中，叙事者已经暗中将理论化的观点渗透进叙事的话语中，正是在这样的话语中，历史才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正如爱德华·卡尔所说：“事实本身要说话，只有当历史学家要它们说，它们才能说：让哪些事实登上讲坛说话，按什么次第讲什么内容，这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英]爱德华·卡尔：《历史是什么？》，吴柱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页。

(二)微观描述与宏大叙事的表里关系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文本中，马克思采取微观描述的方法对某段历史进行了叙述。在叙述对象、叙事事件的选择上，他往往是截取某段时间跨度很短的历史，并且这段历史事件的发生时间与撰写时间之间的间隔也是较为短暂的。在这类历史叙事中，马克思的微观描述往往处于叙事的显现的表层，而宏大叙事的逻辑则隐藏在表层之下，构成一种“显—隐”的、纵深的结构模式。例如，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对“二月革命”的叙述中，马克思优先分析当时法国的阶级状况，描述各个阶级看似主动、看似自由的历史行动，然则这种阶级行动的历史显现却根本性地受制于当时法国的生产方式状况。爆发于1847年的“英国的普遍的工商业危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81页。直接引发二月革命，法国工业资产阶级领导了二月革命，推翻七月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则巴黎无产阶级不满于自身利益的落空，发动六月起义，但是巴黎无产阶级的弱小以及资产阶级政府的残酷镇压导致了起义的失败。可见，马克思对革命的爆发、阶级意图、阶级行动以及历史运动趋势的判断，主要是基于当时的现实的生产力水平以及阶级状况。因此，在历史叙事的微观描述方面，马克思触及的往往是具有宏大意义的细节，而对这些细节的捕捉又往往依凭于其宏大叙事的视线聚焦，因而微观描述建基于宏大叙事的深层结构。因此，马克思将历史发展的宏大线索植埋于短暂的历史片段之中，于是，他的历史叙事手法引导读者在历史的细节之处看到宏大历史的脉动节奏。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上面提及的历史作品中，虽然马克思截取较为短暂的时段进行精细的历史叙述，但在这些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段里，却暗含着马克思对于历史的总体性的看法，也从多个侧面穿插、渗透着马克思对社会形态、生产方式、革命、阶级等范畴的剖析。表层的微观描述与深层的宏大叙事相互映衬、表里一致，构成了独具特色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方式。

四、结 语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叙事方式具有理性化、结构化、线索化等特征，并且其叙事方式假定了历史规律、历史线索的可知性与可表达性，因而其历史叙事属于一种典型的现代性宏大叙事话语。同此，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个别的历史叙事文本中，又广泛运用了微观描述的历史叙事手法。其宏大叙事的话语主线与微观描述的叙事手法密切交织，相互映现，既融唯物史观的原理于微观的、日常的历史进程的描述性话语之中，又借唯物史观眼光与视角去捕捉、截取、描述历史的细节，分析形势的进展，并且宏大叙事的结构性话语成为马克思对历史进行微观考察、微观描述时所暗含的逻辑前设。

(责任编辑巳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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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7660(2017)05-0017-07

丁匡一，哲学博士，(海口 571158)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历史叙事模式研究”(16XKS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