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声名考

2017-01-27 08:55叶宇涛
华大史学研究 2017年1期
关键词:张之洞

叶宇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二十五日,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刊登了一张名为《现在汉奸之真相》的讽刺漫画,矛头直指当时清廷中央中身居高位的三位汉族大臣:袁世凯、瞿鸿禨和张之洞。革命党人利用摄影技术,对三人百般嘲弄。袁世凯的头颅被一劈两半,瞿鸿禨的头颅则旋转180度,倒置颈上。至于张之洞,则最为奇特,其头颅被取下,转而倒置于胯下[注]《现在汉奸之真相》、《天讨》,《民报》临时增刊1907年4月25日;另外,此组漫画前另有一张《过去汉奸之真相》的漫画,矛头则是针对已经逝世的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革命党此种戏谑举动,除一泄怒气外,恐怕并无多少作用。而对张之洞来说,这意味着其在新式知识分子眼中已经彻底沦为了背弃民族、厚颜无耻的“汉奸”形象。这对于一生好名的张之洞来说[注]张之洞“好名”一说,翻检时人笔记,不绝于书,李慈铭、胡思敬、章士钊诸人均有论及。张之洞本人则坚决不承认,晚年曾自称一生有“三不好”,其一就是“不与文士争名”。,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如何完整认知张之洞,时人已有分歧[注]桑兵先生曾利用野史《张文襄公事略》中各大上海报纸在张之洞逝世后的社论,对张之洞死后的社会舆论进行了梳理,进而考察各个政治团体的态度(桑兵:《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第138-146页。)刘彦波也利用张之洞逝世后《申报》发表的一系列悼念文章,指出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历史地位及其去世后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刘彦波:《张之洞薨逝后之时评——以〈申报〉为中心》,《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94-97页。]然而二人的关注点基本是沪上舆论界,反映的大多是革命党一方的看法,而传统士人圈的态度,则未见提及。。今人虽处局外,却难免预设立场,造就一家之言。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所说,我们所读的历史,虽说是根据事实,但更严格地来说并非事实,而是一连串大家所共同接受的议决[注]参见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6页。。长久以来,在革命时代的法庭上,张之洞总是背负着“逆贼”、“汉奸”或“卖国贼”之类的罪名。政治余波姑且不论,即使是改革开放以后,对张之洞的研究已经足够丰富立体,却立足于某种“现代化”视角,钟情于探讨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注]任放:《近百年张之洞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236-275页。。至于张之洞的社会身份、人际网络乃至学术活动,反倒未得到充分重视[注]近年来对张之洞之研究亦有突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于新材料之利用,尤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史所藏《张之洞档案》的出版与利用,使得对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的研究大大朝前推进(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另一方面则是新方法的运用,如“由文入史”,代表作有陆胤之的《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从张之洞的政治活动与学术交流入手,对晚清学术史与教育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颇具启发意义。,不得不说令人遗憾。

作为晚清重臣,张之洞一生有意识主导过两次自我身份转型,第一次是由清流转型为洋务派官僚,第二次则由洋务派官僚转为维新派领袖,可以说,张之洞每一次转型都为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声誉,也加深了其身份自我认同的模糊性[注]参见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7页。。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张之洞频繁的身份转型更近于“见风使舵”,故有“南皮最工宦术”一说。此说虽有贬义,却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张之洞身份转型的目的,即尽可能获取更大的政治利益。

然而萧邦奇却认为,在整个20世纪的剧烈政治文化变革中,中国人的身份问题始终“居于中心地位”,而激烈的革命变迁带来的人身不安全的问题使得个人不仅必须面对身份问题,而且要建构和重构身份。同时,身份也是“完全具有社会性”的,它实际上是由旁观者的观点、利益和个性来塑造的。这个创造出来的身份反过来又为人们与被观察者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基石[注]参见萧邦奇:《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传奇》,周武彪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90页。。同样,张之洞转型也并非完全由其自身主导,而是多种社会权力相互作用的产物。其身份转型的成功与失败也并非完全由自己所掌握,而是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变化密切相关。可以说,张之洞的“善变”正是近代中国政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缩影。正如英国《泰晤士报》所指出的:“没有谁能像他那样集中体现了中国政府体制的优点与缺点。”[注]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晚清新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4页。因而笔者决定从张之洞生前时人对其的认识与评价着手,梳理张之洞声名变化,尤其是其生命中最后十年的声名走向。或许这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观察晚清政治与思想变迁。

一、清流与疆臣:艰难的身份转型

在湘淮军功集团主导的晚清政坛上,张之洞可谓异数。异在何处?胡先骕解释说:“自来以勋业著者,鲜以文章显。”有清一代,王士祯与阮元“不以政事功业著”,曾国藩则“究为功业所分心,不能尽其所能诣”。唯有张之洞能“独以国家之柱石,而以诗领袖群英”[注]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见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册,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181页。。此誉并不为过,在张之洞政治生涯中,“文章”始终是其生命中难以忽视的一部分。以至于后人无不感慨,若张之洞生在乾嘉承平之际,成就或许可以同阮元、纪昀等大儒比肩。迨入晚年,张之洞更以“生平学术”自居,俨然一副“儒臣”模样。

然而,据曾为张之洞幕僚的辜鸿铭回忆,庚子西狩期间,张之洞与李鸿章为和约问题发生争执。李鸿章上书清廷云:“勿听张之洞书生见解。”张之洞勃然大怒,反驳说:“我是书生,他是老奸巨猾。”自此,张之洞门下弟子谈及李鸿章时,“往往痛加论詈”[注]辜鸿铭:《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17-418页。。又记袁世凯见德国公使时云:“张中堂是讲学问的,我是不讲学问,我是讲办事的。”袁世凯门下以为得意之语,辜鸿铭却能体会到背后的讥刺,当即反驳[注]辜鸿铭:《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33-434页。。

张之洞缘何对“书生”之称如此敏感?马江之战后,朝堂之中清流势力已经被驱逐一空,张之洞此时却已经转型为洋务官僚并借此自许。此时若再讽刺张之洞是“有学无术”,无异于将其二十余年努力全然抹杀。更重要的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张之洞内心世界中传统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英主义世界观也在蠢蠢欲动,这也就注定了张之洞不会以“书生”了结一生。从“书生”到“疆臣”,既是张之洞仕途的体现,也是张之洞一生努力的方向。

(一)清流

张之洞早有“神童”之名,幼年即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又师承胡林翼等名师。因而十三岁即中秀才,十六岁中解元,“一时才名噪都下”[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66页。。二十七岁时,殿试又蒙慈禧青睐,拔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编修,成为科举场上的成名人物。张之洞以文章知名,未通籍时,即为各地督抚大员争相招揽。其为幕主所代作奏章,“其文光彩震动,为上所惊”。及为官,“而论事之章,尤多中于历物之意,往往传诵海内”[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27页。。在一些应制之作上,如进呈《钦定平粤方略表》、《同治大婚乐章房中三奏》等贺文,张之洞也都能处理得妥妥帖帖,深得上位者喜爱。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张之洞初次外放,充浙江乡试副考官。任内就“得知名之士五十余人,后多以勋名学问显者”,如袁昶、许景澄、陶模等,后来都成为名臣显宦。八月,充湖北学政,又创办经心书院,奖励士人,颇得拥戴。同治十二年(1873年)十月,充四川学政,针对四川科场中“以舞弊为常谈”的不良风气,张之洞“筹整顿法八条”,重处包揽诉讼、文童滋事等不良风气,对四川科场进行了全面整顿[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8页。。又创办尊经书院,延师讲学,使得四川文化教育水平至清末“翘然为各省之最”[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52页。。又著《轩语》、《书目答问》二书以“发明宗旨,示以读书之法”,影响极大。时人称二书:“语皆心得,无一字袭前人,尤不存门户之见,不为偏激过高之论,洵乎择之精、语之详矣。”[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48页。由此迅速风行全国,一度成为近代以降学者治经史之津筏[注]参见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7页。。

张之洞雷厉风行的治学手段,很快赢得士林赞誉。曾国藩与许振祎书曰:“往时祁文端、张海门视学吾乡,导得士心。近张香涛在湖北,亦惬众望。三人者,皆宏奖士类,津津乐道。”[注]曾国藩:《复许振祎书》,同治十年十月十一日,见蒋星德编:《曾国藩全集》,第31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641页。张之洞亦有意识将文学声名转化为政治资本。在穆宗继统、崇厚擅约案和云南奏销案等重要政治斗争中,作为李鸿藻的头马,张之洞往往充当第一波发难力量,为清流党立下了汗马功劳,自身更是声名大振。护军案一案,在军机大臣等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张之洞一封“附子”,成功“回天”,巧妙化解了慈禧太后与恭亲王之间的僵局[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52页。。当时主政的恭亲王奕赞叹不已,直称其奏折为“真奏章”!

虽同为清流,张之洞又与只会“专事抨击”的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不同,而是能够“陈言时务”[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9页。,针对朝局政事提出具体解决方略,这就使其隐隐脱离了传统清流圈。同时,张之洞也敏锐地感受到,清流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已经走到了尽头。因而开始谋求从“词臣”向“疆臣”转变,也就顺乎自然了。但与此同时,长期京官生活沾染上的名士习气也将伴其终身,对后半生仕途与人际关系影响深远。

(二)疆臣

光绪七年(1881年)十一月,在“清流”的运作下,张之洞由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外放山西巡抚。到任之初,张之洞雄心勃勃地表示:“职限方隅,不忘经营八表之略。”[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3页。此语传开,一度舆论哗然[注]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915页。。但面对大灾之后“有如鬼国”的山西社会,张之洞确实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改革,既包括其最拿手的学务部分,也包括颇为棘手的吏治部分,甚至开始接触西学,准备尝试进行洋务运动。这些举动既得到了山西保守士人的欢迎,称其为“吾晋数十年未有之好巡抚”[注]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第61页。。也得到西方传教士的认可,如李提摩太称其为当时官员中“唯一头脑清醒、办事认真的人”[注]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51页。。

马江海战后,昔日同僚张佩纶声名狼藉的下场,成为促使张之洞转型的重要因素。如辜鸿铭所言:“洎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富强无以保中国,无以保中国即无以保名教。”[注]辜鸿铭:《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19页。面对中法战争的烂摊子,张之洞先是处理好了前线将帅关系,大胆启用冯子材,为镇南关大捷打下了基础;和约签订后,又“阴自图强,设广东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疏请大治水师,岁提专款购兵舰。复立广雅书院。武备文事并举”[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53页。,俨然洋务派中的新星。

然而刚刚从“书生”向“洋务”转型的张之洞很快就暴露了经验不足的缺点,“武备文事并举”式兴办洋务运动的方式颇招物议。尤其是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大兴造作:交通上开建京汉铁路;工业上创办了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一大批新式军工企业;教育上积极进行改革,重建或新建了经心、两湖等书院,中外瞩目。甲午署理两江,又大肆整顿军备、创办新式企业,举望海内,论及创办实业,无有过张之洞者。然而,张之洞既有“好大喜功”之名,自然也就免不了被冷嘲热讽[注]张之洞兴办洋务之毛病,诸家多能论之,驳斥者亦不少,此处不便展开。以兴办汉阳铁厂为例,多指责张之洞是“外行领导内行”,谓官僚习气使然,而内中情由,实可参看吴剑杰:《为张之洞辩一诬》,《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200-205页。。

以两江士人为例,张之洞离任后,江苏巡抚恩寿就向荣禄诉苦,称“香帅花任半载,凡所建树,悉出公忠;惟近按之,于‘切实’二字未能作到”,并批评张之洞“务名而不务实、计利而不计害;所行之法则待器而不格心,所用之人则为私而不为公”[注]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22页。。南京陈作霖素来保守,作诗嘲讽张之洞所办自强军是“流氓无赖皆见收”的乌合之众[注]清华大学历史系编:《戊戌变法文献资料系日》,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第195页。自强军兵员多是苏北、皖北之流民,素有“侉军”之称,因而与其说是顽固与维新的对抗,其实地域歧视的原因可能更多一点。,宁波人宋恕虽讲维新,但仍大骂张之洞是“土老”、“民贼”,言语之间,近乎切齿[注]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544页。宋恕早年曾试图投靠张之洞,遭到拒绝后,改投李鸿章门下,后对张之洞多有愤恨之言,于李鸿章则多有回护。。在江南士人眼中,张之洞简直是一部“书生习气、名士习气、纨绔习气、滑头习气与夫近世之新界习气”兼而有之的“习气大全”,轻蔑之意,溢于言表[注]徐珂:《清稗类钞》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644页;张謇在与友人信中,也有类似言论,可见是当时江南士人普遍印象。。

(三)维新

保守士人的排挤,促使张之洞有意无意向维新派知识分子靠拢。尤其是甲午战后,张之洞力战拒和的强硬态度,赢得了时人一片欢呼。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也对张之洞极为推崇,将其视作中国变法图强的新希望。同样,由于张之洞较为开明务实的外交政策,外国观察家此时对张之洞也抱有热切的希望。由此,从甲午到戊戌,张之洞转而以“维新领袖”的形象活跃在政治舞台上。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五月,时在两湖书院就读的唐才常在家信中屡屡谈及时事,提及张之洞时总是称颂备至:

香帅五次电争和议,词甚激昂,不忍卒读。第四次直指合肥,请明正典刑以谢天下,直谏敢言,不避权要,一时无两。凡有人心者,无不敬之慕之、哀之痛之。[注]《唐才常烈士年谱》,见《湖南人物年谱》第5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686页。

鄂中无甚新闻,唯香帅回任以来,整顿铁政、织布、缫丝、纺纱各局,不遗余力,鞠躬尽瘁,劳怨枉辞,诚哉有古大臣之风。[注]《上欧阳中鹄书》(四),1896年4月23日,见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30页。

如张香帅之深谋远虑,创设制造铁政各局,开立算学方言各馆,动斥骂为劳民伤财(兄前亦有此论,今乃知其非矣)。湖南之习气如是,所谓“夏虫不可以语冰”者也。[注]《致唐次丞书》(三),1896年4月27日,见湖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43页。

此时的张之洞,已经成为朝野之中实际上的维新领袖,得到了唐才常、谭嗣同等新式知识分子的拥护。连死敌翁同龢门生张謇也不计前嫌,给张之洞大戴高帽:“今天下大官贵人能知言可与言者,无如南皮。”[注]祁龙威:《张謇日记笺注选存》,扬州:广陵书社,2007年,第56页。至变法前夕,梁启超更亲自跑到武昌,与张之洞畅谈三日,表示“宁惟知己之感,实怀得师之幸”,甘居弟子之位。又吹捧张之洞说:“今海内大吏,求其通达西学深达本原者,莫吾师若;求其博综中学穷其体要者,莫吾师若。”[注]梁启超:《上南皮张尚书书》,见《饮冰室文集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5页。双方的合作达到空前密切的程度。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张之洞发表堪称其变法纲领的《劝学篇》后,更为时人激赏。不仅被光绪下令传发各省督抚学习,也被西方传教士翻译为英文、法文,于国外报纸连载,并出了单行本。西方传教士对此书极为欣赏,称之为“中国的唯一希望”,张之洞被视为“最卓越的改革运动领袖之一”、“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第3页。。在当时西方人的眼中,坐镇武昌的正是“中国最有学问的总督”[注]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刘云浩、王成东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82页。。

甲午战后,在日本方面的运作下,张之洞在外交上逐渐转向亲日[注]李廷江:《戊戌维新前后的中日关系----日本军事顾问与清末军事改革》,《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87-96页;陶德民:《戊戌变法前夜日本参谋本部的张之洞工作》,见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02-420页。。日人对张之洞也很重视,戊戌政变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发给外务省一份秘密报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日本方面的态度:

(张之洞)近二十年间,政绩卓越,办事周到谨慎,在清朝地方官员中属于罕见的人才。再加上该总督学识渊博,见识透彻,被视为士林之泰斗。又因为居身清廉,很受民间百姓敬慕,虽说不及对外国玩弄唇舌及手腕的李鸿章,及在朝廷中得到信用的荣禄,可是论起清朝一般的名望和威信来,则是李荣之辈所不能企及的。[注]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15页。

此时,张之洞的声望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从朝廷到民间,从内地到海外,无不将其视作中国变法图强的希望。然而,张之洞的声名又是建立在一个极其脆弱的基础之上,即张之洞作为维新变法的代言人,能够迎合舆论日趋激进的变革需要。而戊戌变法开始后波诡云谲的政治变化,使得张之洞不可能也不会继续成为舆论的领头羊。果然,随着变法的深入,张之洞逐渐与日益激进的康梁分道扬镳,双方关系最终也走向破裂。而张之洞也由“新”的代言人转为“旧”的维护者,这一过程,耐人寻味。

二、戊戌到庚子:同康梁之间的交锋

关于张之洞与康有为之间的关系,后人有一段绝妙的总结:

张之洞、康有为均为历史上有征名者也。初时则互相倚重,久而互相决裂,于是爱康党荐康党之张督,忽变而为恶康党拿康党之张督矣。于是相附于张督受荐于张督之康党,又忽变而为诋张督骂张督之康党矣。变态百出,尚无已时。要之戊戌以前之张康则相合如同胞,戊戌以后之张康则相分如仇敌,盖二人生平之志向之宗旨之举动固亦有相近者,正唯其相近乃有相合,亦唯其相合乃有相离也。[注]《张之洞康有为比较之异同》,《经世文潮》1903年第6期,第7页。

张之洞、康有为二人戊戌前“相合”之经历,学界已有相当精细的研究,兹不赘述[注]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57页。。而戊戌后二人“相仇”之经历,却鲜有人提及[注]桑兵先生在《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一文中有部分提及,参见桑兵:《康梁并称的缘起与流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2期,第46-64页。。

(一)自保

戊戌政变后,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党重新掌权,迅速开始反攻倒算。先是未经审讯就处决包括张之洞亲信弟子杨锐在内的“戊戌六君子”,又屡次下令各省督抚和海外公使设法搜捕主犯康梁余党。尽管康梁二人在同情变法的外国人帮助下先后逃亡日本,但在国内,除“六君子”外,翁同龢、张荫恒、陈宝箴一批朝廷重臣或罢、或逐、或杀,朝野上下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之中。

张之洞如何躲过政变追究?学者多习惯沿用《清史稿·张之洞传》中“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来解释。张之洞晚年也在《抱冰堂弟子记》中表示此书是针对戊戌前朝局中“佥任俟隙,邪说遂张”的局面而作。实际上,《劝学篇》作于当年三月,时康有为、梁启超尚未在政坛崛起。此时张之洞正信心满满准备入京主持变法,如何会为变法大泼冷水?张之洞作《劝学篇》,正在于确立自己在维新变法中领导地位,只不过事后为撇清关系,将错就错将之解释为攻击康梁的工具。即便如此,《劝学篇》还是触怒了当时相当一部分顽固派。刚毅表示:“吾辈要之何用?”徐桐更认为其“尽康说”[注]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55页。。即使张之洞死后,仍然有顽固派耿耿于怀,认为张之洞当年编写《劝学篇》的目的在于“暗助康梁”,而不是后人所声称的“暗攻康梁”[注]朱传誉主编:《张之洞传记资料》第4册,台北:天一出版社,1985年,第63-64页。。

实际上,由于张之洞与康梁之间的密切关系,其亲信弟子杨锐又是变法骨干,加上张之洞素有“变法领袖”之名声,因而在政变爆发后,张之洞一度也沦为了顽固派攻击的靶子。八月二十二日,福建道监察御史黄桂鋆就上了“为惩治奸党,宜按情罪轻重区为数等”折,将张之洞列为第三等“咨保匪人,以应特科”,要求惩处。曾经保举过张之洞的军机大臣徐桐,此时也恶狠狠地声称张之洞已经“改节”,“若不从严惩办,恐新党日久,又复萌芽”[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各国内政关系杂纂》“支那”支部,编号1-41-1,见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2页。。李莲英因与张之洞有夙仇,趁机以张之洞与杨锐的关系为口实,肆意倾陷[注]高树:《金銮琐记》,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3页。。刘坤一也落井下石,算起张之洞和他争夺两江总督之位的旧账,向清廷密告称张之洞“为维新党魁,康有为外漏网第一”[注]《王秉恩来函》,收入《张之洞文件》第2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档:甲182—218,见陆胤:《政教存续与文教转型——近代学术史上的张之洞学人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47页。甲午战争后,刘坤一出关督师,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两江是湘军禁脔,张之洞两江新政多少触及湘军旧部利益,或引发刘坤一不满。刘坤一回任后,处处向人抱怨张之洞署理江督期间,“局面太大,筹款无从”,“用财如泥沙,办事少着落”等等。。

张之洞政治嗅觉之敏锐,也非常人所及。早在政变前,张之洞就主动与康梁逐渐撇清关系,政变后更变本加厉[注]据刘成禺言,戊戌前张之洞游焦山,留诗有“左袒维新诸贤”之意。政变后,梁鼎芬坐军舰连夜赶往焦山,从寺僧手中骗得此诗,“裂而焚之”。此语是否可信,待考。参见刘成禺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46页。。同时,张之洞也敏锐地意识到,慈禧太后最恨的就是康梁“围园逆谋”,只要向康梁发动进攻,即能获得慈禧欢心。为此,张之洞竭力宣扬自己与康梁的分歧,为此不惜将《劝学篇》一书主旨宣扬成“暗攻康梁”[注]据陈庆年记,九月二日,张之洞命幕僚将《劝学篇》中“暗攻康梁者一一检注”,见陈庆年:《戊戌乙亥见闻录》,转引自《清廷戊戌朝变记(外三种)》,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0页。。加上张之洞当时手握重兵,坐拥湖广,慈禧不敢轻举妄动,张之洞暂时逃过一劫。

(二)决裂

康梁逃往日本后,张之洞加紧同日本政府交涉,要求引渡或驱逐康梁。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一月七日,张之洞致电总署转奏朝廷,称其正在与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商讨康梁问题,内称:

日本总领事来鄂,之洞当与详言康学种种邪僻悖乱。中东两国现在极敦和好,诸事联络,而康党得罪中国朝廷,闻现逃至贵国。东洋距中国大近,必至造言煽惑,勾串我内地奸民变乱是非,滋生事端。若贵国容留,于中东交谊大有不便,以后岂敢深信。倘能交出或驱逐,方显中东亲好大局。

张之洞认为,康梁等人今后最大威胁在于“东洋距中国大近,必至造言煽惑,勾串我内地奸民变乱是非,滋生事端”。眼光可谓精准,同时又借中日邦交大局向日本政府施压。小田切果然答允,表示当“相机设法,令伊去国”,即由日本政府出资,将康有为驱逐到美国。同时,张之洞还不忘向清廷表忠心,称“湖北地方,经之洞力持切论,向来康说不行。凡官绅士民,无不深恶康党,痛诋康学者,指为邪教乱贼,断无附和康党之人”[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140页。。将自己与康有为、梁启超之间的关系撇得一干二净。

为证明“凡官绅士民,无不深恶康党”,张之洞又让梁鼎芬出马,以“中国士民公启”的名义炮制了一份《康有为事实》,用大量篇幅对康有为的学说、人品、野心进行了全方位攻击,指出其系“贪鄙狂悖,苟图富贵”之人,而非“变新法、强中国之人才”,是“中国之耻矣”[注]汤志钧:《乘桴新获》,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3-70页。。对于这一点,实际上是出自出使俄国的大臣许景澄的提醒:“西人重维新,轻守旧,似应专罪康筹谋,不訾变法,方杜借口。”[注]许景澄:《致武昌制台》,光绪二十四年年九月初九日,《张之洞未刊电稿》(近代史所藏),戊戌各处来电本,见孔祥吉:《义和团运动中李秉衡的言行考察》,《清史研究》2011年第3期,第88-98页。

相较之下,老奸巨猾的李鸿章则要审慎得多。其在两广总督任上虽负责抓捕康梁,却一直有所犹疑。梁启超曾分别致信张之洞与李鸿章,李鸿章得信后命人回书一封,信的内容未有披露。据梁启超事后所言,“其词颇有惓惓之意,又有求免之心,不知何故(畏清议也,欲保令名也)”[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97页。。尽管甲午战后的李鸿章已经声名狼藉,但李鸿章显然没有“债多了不愁”的想法,在立储这种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李鸿章一直是坚决的反对者。

(三)康梁的反击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面对张之洞咄咄逼人的进攻,梁启超在《清议报》第五期上以“远游斋主人”为笔名发表《拟致湖广总督张公书》,正式开始反击。全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先是回顾了与张之洞之间的伟大友谊,再说“复见上海报纸,谓江督刘公抗旨争废立,致电于公,商请联名,公逡巡惧祸,不敢发”,讽刺张之洞只知道“保持禄位、明哲保身”;第二部分则挑拨张之洞与荣禄的关系,指出现今北京政府已经为荣禄把持,张之洞在其手下不可能有升官机会,早晚“禄位”也不能保。

梁启超语气看似温婉,处处替张之洞打算,实际上极为阴险地给张之洞扣上了一个见风使舵、贪生怕死的帽子,将张之洞推到了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日本观察家不无同情地指出:

同情康有为一派的人,在谭嗣同与另外五人于北京被捕之时,散播流言蜚语,说总督已发电奏明应该立即将他们杀掉。如果总督真的电奏了上述意见的话,总督长期以来在地方人民心中的声望,在外国建立的信用,也将如空中楼阁一样,不再值得受尊重。[注]孔祥吉:《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成都:巴蜀书社,2004年,第117页。

张之洞也很清楚此事的杀伤力,却无法对此事作出直接回应。万般无奈之下,张之洞只好将希望寄托于日本方面。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二月八日,张之洞致电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小田切:

《清议报》系康、梁诸人所作,专为诋毁中国朝廷,诬谤慈圣。种种捏造,变乱是非,信口狂吠,意在煽感人心,必欲中国立时大乱而后已,险恶已极。……务祈婉商贵国政府妥筹良策,允须先禁其妄发议论,方足见中日亲好之诚。上海及中国各口岸,务望鼎力严饬贵国报馆及商人,万勿代其分进此报。[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9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741页。

二月二十三日,张之洞再次致电小田切,请求驱逐梁启超。但这仍然阻止不了流言向内地的传播,尤其是上海,已经成为当时流言的集散地。六月,正在上海参加保国会的宋恕在与友人信中写道:

近闻政府与鄂帅议定:“将行大事,先集兵二十万于京畿。”再与鄂帅定订:“如南洋刘帅有异言,即以湖北兵制其上游。事成,以两江总督永归鄂帅。”大约大事不能出今年以内,其大事为何,则心领神会而已,不忍言也。[注]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90-691页。

十月,张之洞致电正在上海的亲信幕僚赵凤昌,要求代为辩解:

转梁太史来函述沪报馆人云,内问昌邑事于江、鄂,刘正谏,某骑墙等语,全无影响。不惟未问鄂,且未问江。国家大事,任意造谣,可恨万分。望节、坦二君代为力辩。[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847页。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正月,清廷宣布立储之后,此事再掀高潮。张之洞给身在日本的幕僚钱恂发电称:“康党造谣煽动,诬诋慈圣,各报妄传,深恨仆之攻驳康学,故于仆极力诬诋,谓京城有大举,鄙人已允,骇愕已极。中国体制,岂有一外臣与秘谋之理。”要求其向日本方面交涉,以约束日本各报“勿信逆党讹言刊报,勿用康党主笔,万不可诋毁慈圣,有碍邦交”[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7900-7901页,。此语大约亦有敲打钱恂之意,因为素来讲究新学的钱恂在海外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往来密切,对国内政局颇有微词。面对“各报妄传”的局面,张之洞毫无应对经验,除一再要求省内官员禁止订阅“悖逆报章”之外,无任何有效反制手段。

针对湖北局势与张之洞举动,宋恕更趁机煽风点火:

外间皆传鄂督拜内监李莲英为义父,故查拿帝党最为严厉。江湖士民不敢一语及光绪圣德,有言及者辄诬为会匪而杀之云。现拿到今上胞弟,严刑勒令改招汉奸,定拟斩决,两湖忠义之士莫不痛哭切齿,故禁报尤严。[注]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1页。

湖北一日湘军大噪,乘阅兵之际欲杀楚督之洞,之洞匿马草中得脱入署……张之洞《告示》传于海外,莫不唾骂。恰克图直抵京师之俄国铁路,俄人行贿五百万以成之,闻王之春、张之洞等皆分得贿金五十万云。西人所传说,现张之洞有炙手熏天之势。[注]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704页。

种种荒诞离奇的谣言,恰恰反映了当时国内风声鹤唳的舆论情势。如宋恕所言“今上胞弟”一事,即是当年六月发生于武昌轰动一时的“假皇帝”事件[注]刘成禺撰、钱实甫点校:《世载堂杂忆》,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66页;陈灨一:《书伪光绪帝事》、《睇向斋秘录》,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3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40页。。此事虽为张之洞力压,但在社会上却引起很大的风波,不仅上海各报纷传,就连鄂州乡下,也传言假皇帝死时有“母后,你好狠的心”之语。这无疑坐实了张之洞为“西太后”之党的罪名。

尽管日本政府将康有为驱逐到美洲,但对于梁启超却极力庇护。无论张之洞如何威逼利诱,日本政府既不肯将其驱逐,也不愿意封杀《清议报》,使得梁启超与《清议报》随后成为海外反清的舆论中心。而张之洞的敌对行为,尽管使其重获慈禧太后的信任,却又新添了保皇党这么一个政治对手,给张之洞此后造成了极大的困扰。梁启超若干年后提及张之洞时,仍恨恨称其“虚骄狭隘,残忍苛察”[注]梁启超:《李文忠公事略》,见《清代野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0页。。

在“党人”铺天盖地的舆论宣传下,张之洞此时“几欲将其向日声名,坠之于涂炭,舆论亦稍稍抨击,公之声望,乃有一落千丈之势矣”[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732页。。癸卯入京,金梁曾与张之洞面谈,论及历代相业。张之洞推崇张居正,意其为湖北人,且所作宏大,颇以自诩。而金梁则当即驳斥,认为“不如张留侯,而留侯之默筹调护,犹不如张柬之之慷慨反正也”。借张良讥讽张之洞好大喜功、造作生事,借张柬之讽刺张之洞不能够举兵勤王、匡扶正统,可谓诛心!张之洞听后更勃然大怒,“须发怒张,目棱棱如有电”,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注]金梁:《光宣小记》,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11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07页。。

后人谈及张之洞,亦必然要谈及张之洞“见风使舵”、“热衷宦术”,此种看法之形成,还是要归结到戊戌政变与己亥立储二事上。民国时徐凌霄就曾言:“而至政局一变,乃二人态度如是,故士论称坤一之有守,无愧大臣风节,非之洞所及焉。”[注]徐凌霄、徐一士:《凌霄一士随笔》第2册,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402-403页。今人林文仁先生亦言:“人们之所以喜谈其戊戌变法期间之表现,正因此过程能见其投机之权力手法。”[注]林文仁:《派系分合与晚清政治:以“帝后党争”为中心的探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13页。可见戊戌政变后,梁启超之宣传与张之洞之应对失当,致张之洞后半生声名几乎毁于一旦。

三、由“逆贼”到“汉奸”:自立军事件后的变局

作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张之洞在学务问题上所花费的时间与精力绝对是诸事之冠。尤其是在湖北地区进行的教育改革,使得湖北开一时风气之先。留日思潮兴起之后,论出国留学之规模,两湖地区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张之洞处处以功名富贵引诱留日学生:“生等到西洋,宜努力求学,将来学成归国,代国家效力,带红顶,作大官,可操券而获,生等其勉之。”[注]辜鸿铭:《辜鸿铭文集》,黄兴涛,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429页。

与张之洞的设想恰恰相反,留日学生却为康梁学说吸引,转而成为海外保皇党乃至革命党的同路人。在此之前,出于拉拢张之洞的目的和对张之洞的尊敬,以唐才常等湖北籍留日学生为主的自立会多少对张之洞抱有幻想,希望其能支持勤王运动[注]关于此公案,学术界长期认为张之洞曾首鼠两端,即试图借助自立会势力掣拥两湖独立,巅峰即是孔祥吉《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以宇都宫太郎的日记为线索》(《学术月刊》2005年第8期)一文,后李细珠、戴海斌均有长文商榷,已辩其诬。。而张之洞的血腥镇压,使得“舆论极坏”,也成为张之洞与留日学生关系的分水点。随着革命思潮的进一步高涨,张之洞也从“后党之逆贼”沦为“清廷之奴隶”。

(一)舆论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七月二十七日夜,张之洞派亲兵搜捕位于汉口租界内自立会机关,抓获了唐才常等首脑人物,草草审讯后,将之全部处死。保皇会精心图谋的勤王运动,自此烟消云散。张之洞固然向慈禧太后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但自立会中大量两湖籍成员却令张之洞头疼不已,其中如唐才常、傅慈祥、吴禄贞等骨干成员更是其嫡系学生。派遣留日学生,本是张之洞向来坚持的教育改革目标,如今谋反作乱,是如何也说不过去的。

为避免教育改革受阻,也避免自己受到牵连,张之洞一方面重施慈禧故技,将唐才常等人迅速处死,对其身份则含糊了事,将事情全部推给慈禧向来痛恨的康梁保皇党,以免夜长梦多、穷治株连。另一方面,张之洞又亲自撰写了《劝诫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文》,分寄各省及出国公使,交由散发[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261页。。

全文中,张之洞立意以“劝诫”为主,语气和缓,行文平述。将劝诫对象视作“大率诵读诗书,或且挂名仕籍,其中多才能文讲求实务者,颇为不少”的无知青年,表现出一副爱才心切的模样。又称作乱学生“或因目击中国大局阽危,愤激不已,又略知外情,进用无阶,怀才自负”,似要为之开脱,解除其心理压力。同时以学界前辈的身份,希望学生了解康梁邪说之阴险、兵祸连结之惨毒,又痛斥康梁借“保国”、“勤王”之名号来“叛逆君父”、“贼杀商民”。最后还不忘以犹太人、土耳其的下场,来说明“亡国灭种”的惨痛,试图从根本上瓦解作乱学生的思想基础。客观上讲,张之洞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的,希望“少一人附和,即少一人株连”[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59页。。

然而《劝诫》文一出,顿时让怒火中烧的保皇党找到了攻击靶子。从康有为到梁启超,轮番上阵,或逐条驳斥,或破口大骂。整个八月,《清议报》都沉浸在对张之洞的复仇之中,梁启超亲自动笔,一连写下《张之洞论》、《义士唐才常传》、《张之洞逆贼定案议》等十几篇文章,将张之洞从戊戌至庚子间犯下的罪行悉数了一遍。

以《逆贼张之洞罪案》为例,梁启超将张之洞之“私心”作为突破点,列举张之洞因“私心”而犯下的几条罪状:因“私心”而“徒恐外兵入京废那拉立皇上则己之权位将不保尔”,因“私心”而“至举四千年之中国而万里之土地四万万之人口而悉委之于无其”,因“私心”而“急捕唐君等三十人执而杀之”,因“私心”而“照会领事,请准其拿办新党”。最后还点出张之洞所杀“三十余人”中,“张之属吏之子弟在焉,且张所设学堂之学生多在焉”[注]重文:《逆贼张之洞罪案》,见《清议报》第4册,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廿一日,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总第3991-3995页。。全文一气呵成,语气激烈,虽是泄愤之作,却能极大鼓动人心。在梁启超笔下,张之洞便成为“心术最坏”之“逆贼”了。

《清议报》对海外留日学生影响极大,湖北留日学生更是如此。当年四月,张之洞照会日本政府:

乃访闻诸生中,竟有惑于康梁邪说,不知自爱,亲附乱党,勾通会匪者,如刘赓云、吴祖荫、程家柽、王璟芳、卢静远五名,到东后,竟为康党所煽惑,潜与结交。近日所发议论,专宗《清议报》之邪说,设立私会,奖助乱人,赞美逆谋,极为悖谬。[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馆藏:《在本邦清国留学生关系杂纂》,留学生监督,等,见孔祥吉:《日本档案中的张之洞与革命党——以吴禄贞事件为中心》,《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76-87页。

张之洞要求日本方面对这五人“严加管束,恺切训诫”,但对另外吴禄贞、沈翔云二人,则由于“凡乱谋悖论,皆该生所倡首,尤为险谲之徒”,故请日本方面“即行斥除”。

张之洞的预感是正确的,十二月,沈翔云就作《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公开向张之洞挑战。或许是顾及师生之谊,沈翔云在文中略带调侃地称张之洞为“南皮尚书前辈夫子阁下”,但接下来就毫不留情地剥去了张之洞的面皮:“呜呼,公诚狼狈不堪矣,既惧亡国大夫之诮,复羞蒙杀士之名,内惭神明,外咎清议,俯仰无聊,欲以自解,其情可悯,其用心抑苦矣。”沈翔云又痛陈革命理由,穿插张之洞杀害唐才常等人的事实。并称张之洞平日侈谈西学,实际上全是皮毛,因而“故每每有字字皆非、言言尽谬之文字。贻笑天下而不自知,比年以来,此病更深入骨髓,不可救药矣。推原其故,公本徘徊两可而好名最甚之人,不幸而遇国变,一切丑态不容于公论”[注]沈翔云:《代上海国会及出洋学生复湖广总督张之洞书》,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康有为与保皇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63页。,将张之洞批驳得一无是处。

此篇文章感情充沛、杀伤力极大,在革命党笔下,传言张之洞看到这篇文章后,“窘不可支,汗如雨下,即欲作答,而难于下笔,乃将原书分之两湖经心江汉三书院学生,令各撰驳文一篇”[注]冯自由:《沈云翔事略》,见《革命逸史》第1集,北京:金城出版社,2014年,第63页。。张之洞杀唐才常等人,固然有不得已之苦衷[注]张之洞原本欲放过唐才常,但在湖北巡抚于荫霖的逼迫下,还是痛下杀手。但对其弟唐才中则网开一面,但不久后唐才中又在湖南落网。张之洞求情不得,唐为湘抚俞廉三所杀。值得玩味的是,叶德辉弟子在所撰年谱中,为乃师与湘抚于廉三辩护,称自立军事件中俞廉三“为鄂督张文襄函电所迫,穷治不免株连”,经叶德辉劝诫,“命公憬然,遂渐宽放”,可见即使是曾大力反对维新的叶德辉,也畏惧“杀士”之恶名,只好将脏水都泼到早已去世的张之洞身上。参见李璞、王逸明编:《叶德辉年谱》,北京:学苑出版社,2012年,第108页。,此时在留日学生眼中,却坐实了“杀同种以媚异种”的罪名,以至于武昌学生也对张之洞颇有微词。这些都表明张之洞此次的劝诫行动完全失败。

(二)对留日学生的管控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四月,两广总督陶模向张之洞汇报策反邱菽园事,顺带向张之洞建议:“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我不变法,若辈日多,非杀戮所能止,请吾师勿再捉拿。湖北书院事亦勿深求,恐为丛驱爵。”[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574页。陶模此举有深层次考虑,“为丛驱爵”是托词,“勿深求”才是真话。无论张之洞抓了多少,杀了多少,由于其“湖北书院”的身份,张之洞都脱不了干系。

当年十月初九,张之洞就以“王慕陶乃少年文人,祗以理解未清,误听乱党荧惑,遂有牵挂”为由,就坡下驴,允许文童王志灏为其兄王慕陶取保释放。并再三表示:“惟各省此类轻躁谬妄文人甚多,但使稍有一线可原,渐知悔悟,本部堂无不仰体朝廷宽大之恩,予以湔洗。”[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827页。

张之洞在表示既往不咎的同时,也悄悄加紧了思想控制。三月十九日,张之洞委任蒋楷、李钟珏充当武备学堂稽察委员,以求彻底整顿学风,做到“凡猖狂浮薄之徒,不许往来,诬惘悖逆之书,不准阅看”[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6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087页。。对于湖北留日学生,除派遣留日监督专事监视外,张之洞还与清廷驻日公使密切联系,要求其配合监视。每年留学生暑假回国时,张之洞往往单独接见密谈,内容多是日本社会状况与留日学生的思想动态。这一做法在收集日本情报之余,也是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因而,不少关于东京同盟会反清的一些情况,张之洞也渐渐知晓[注]陈英才:《回忆两湖书院》,见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湖北文史资料》第7辑,1984年,第34页。。

张之洞所出台的一系列管控措施,与其在朝内所受到的顽固派压力有关。辛丑条约签订后,张之洞与刘坤一联名上《江楚会奏三折》,要求清廷加快改革,招致顽固派不满。癸卯入京时,张之洞在与梁鼎芬电报中表示:

东洋上海学生狂澜大起,京师大学堂亦复嚣然不靖,致系朝官交口诟病,多方阻挠。鄙人竭力与诸人辩论,不可因噎废食,不知究竟能胜否?务望剀切劝谕诸学生守法率教,专心力学,万务为浮言所动,循学堂本分,尽学堂实工,保全湖北学生声名,俾鄙人有辞于排阻学堂诸人,至为跂望。若诸生稍有不谨,流播日广,则顽固者益得逞其阻力,恐天下学堂永无振兴之望,中国永无自强之机矣,岂不可痛![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602页。

张之洞此电报并不是凭空而发,据说王文韶曾手持《湖北学生界》,当面嘲讽张之洞,张大为窘迫。然而张之洞“保全湖北学生声名”的苦心,留日学生显然未曾当真,反过来先砸碎了张之洞的一片声名。

(三)留日学生的反击

正如陶模所言:“今少年不尽信康,而信革命党之说。”尤其是癸卯年之后,随着拒俄运动的兴起,康梁的保皇党逐渐失去市场,孙中山的革命党行情却一直上涨。而革命党对于张之洞的态度,也并未见好。围绕着《约束游学生章程》与封禁书报两个问题,张之洞与留日学生再次发生了冲突。

张之洞认为留日学生中“年少无知惑于邪说言动嚣张者,固属不少,其循理守法潜心向学者,亦颇不乏人”,所以“自应明定章程,分别惩劝,庶足以杜流弊而励真才”[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0-1581页。。为此,张之洞专门制定了《约束游学生章程》、《奖励游学生毕业生章程》、《自行酌办立案章程》三大章程,用以压制学生中的革命思潮。其中第五条规定:“学生在学堂时,应以所修学业为本分当为之事,如妄发议论,刊布干预政治之报章,无论所言是否,均属背其本分。应由学堂随时考察防范,不准犯此禁令。”[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3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582页。显然是吃足了戊戌和庚子中的苦头。

留日学生首先对张之洞改《大学堂章程》发表议论。针对章程中规定私立学校不准教授政治法律学、不准用兵式体操的规定,留日学生指出“张氏之忧”在于其以为“学政治则立宪共和之说则自弥漫于人心也,学法律则权利义务之思想散布于社会也,学兵式体操则革命破坏之实力且将膨胀于学生界也”,然而却不知道十八世纪中叶欧洲革命是起于“官立学校”而非“私立学校”。又质问张之洞一方面倡导私人办学另一方面又猜忌私人办学,到头来只会“皆为革命家造因而已”[注]《北京大学堂改进章程》,《新民丛报》汇编,1903年,第831页。。针对张之洞的《奏办湖北学堂章程》,留日学生也有评述,针对禁讲“泰西哲学条款”,称“张之洞欲痼蔽天下人士之心思,以养成奴隶之资格,乃昌言禁哲学”,并指出:“此章程大半模仿日本学制而加以专制之威力与腐败之道德,借学校以行其压制人心之术。”[注]《张之洞奏办湖北学堂章程抉评》,《新民丛报》1903年第27期,第96-98页。

张之洞禁梁启超所办“尚觉平和”、“今日华字报界中之首座”之《新民丛报》,更将“各省学生所办杂志一律禁止行销”,引起留日学生众怒,连革命党报纸也不计前嫌前来帮腔助阵,翻起了张之洞戊戌年的旧账。称“媚权要锢民智患得患失好名最甚”的张之洞是趁机想掩盖“曾荐康梁,本维新中之随附领袖”的历史,借“仇视康梁以杜人之口”。又称张之洞平日虽“侈谈西学”,但面对旨在发挥“泰西富强之政策与西儒平等自由之学说”的《新民丛报》时,却“不禁别报偏禁该报”,只不过是为了趁机邀好荣禄罢了。末了,更表示“讨论国政民事与发明公理,实吾党惊天动地不磨之义务也”[注]《论张之洞之禁新民丛报》,《鹭江报》1903年第29期,第7-8页。。

江苏留日学生所办《江苏》杂志表示,“中国近年革命之风潮,有如万马齐奔不可遏之势,断非禁阅书报、束缚学生所能拔除革命军之旗帜也”。更借以讽刺说原本留日学生“宗旨每不能一致”,结果张之洞“发此异想定此束缚学生之新例,以制造革命军”,不知“禁之愈急,则读者求之愈急”也,张之洞所为,真是“伟业”![注]《张之洞最近之伟业》,《江苏》1903年第5期,第151页。另一篇报道以《张之洞介绍丛报杂志》为题,谈到张之洞禁止各种报刊,反倒使得报刊销路更广。更讽刺张之洞成“爱新觉罗氏之冤孽”,因为“张之洞汲引康梁、首倡邪说,破黑暗幽室,洞壁而出数百千万之少年,使跃行于如灿如烂之学界”,并预计“爱新觉罗氏之天下即断送其手”[注]《张之洞介绍丛报杂志》,《选报》1903年第45期,第16页。。令人讽刺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室遗老恽毓鼎亦大骂张之洞是亡国“罪魁祸首”[注]恽毓鼎著,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宣统三年九月初六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555页。。与之对看,相映成趣。

自此,张之洞声名已是江河日下。无论有何举动,皆成为留日学生攻击对象。湖北籍学生或稍有迟疑,江苏留学生已是破口大骂。在江苏留日学生主办的《江苏》杂志中,可以找到大量材料:

张之洞之署两江也,铺张扬厉,大而夸求,其实际无一可观。而其最特色之一端为江阴阅操贪诈李占椿事,夫张以堂堂总督而有此明目张胆寡廉鲜耻之所为,是大惑不解者,或为之解曰,制军入都陛见,需用浩烦,负此巨金,实为行装生色。然耶否耶,其自知之。[注]《张之洞魏光焘恩寿之特色》,《江苏》1903年第1期,第131页;宋恕在日记中也谈到此事,称:“之洞入都,李少东送一百十二万,张彪一百二十万,官钱局总高松如一百万,牙厘局总齐耀三四十万,纺纱局总韦新之四十万,膏捐大臣柯二十万,奏补巡警道冯钧数甚巨,未查确,闻交代亏一千六百万云。”语颇荒诞,大约是流传于江浙士人圈的谣言。见胡珠生编:《宋恕集》,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972页。

又针对张之洞查封湖北学生所办刊物《湖北学生界》的行为:

近日政府有查禁湖北学生界之论谕,或曰是端方之一奏所致,或曰张之洞实为主动力,而端方乃责成之者,然充一湖北学生界之力,谓可以倡革命可以覆旧党,其事犹出于理想,以视东三省广西之问题,曾不若是亟亟乎,朱明且亡,而东林志祸愈急,其何以异此。[注]《学生界之檀雀欤》,《江苏》1903年第2期,第140页。

在留学生笔下,张之洞俨然已经成为“奴隶”、“汉奸”一流人物了:

奴隶者,世界最贱最秽之名词也,苟非奴隶根性根深蒂固者则必不甘受此恶号而不辞,张之洞袁世凯岑春煊魏光焘此四人者,满洲奴隶之铮铮者也。[注]《满洲奴隶之末路》,《江苏》1903年第5期,第126页

更声言“驱满酋必先杀汉奸”,汉奸自然是指张之洞:

杀汉奸必先杀张之洞,庚子之汉变之屠戮,今岁长江之饬拿,湘中之进剿,之洞之残汉媚胡,可谓不遗余力……盖之洞者,满族之功臣,而杀同胞之上手也。吾辈不杀此老贼,终无以寒汉奸界之胆尔。[注]《驱满酋必先杀汉奸论》,《汉帜》1907年第1号,见隗瀛涛:《中体西用之梦——张之洞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0页。

此后,革命党提及张之洞,除一句轻蔑的“死奴隶”外,再无余语。张之洞死后,其孙在东京留学生会馆内举行追悼会,收到的却是一份“借公债以弥私亏,人人恨入骨;用旧学而办新政,事事袭其皮毛”[注]《留学生挽张文襄联语》,《文艺俱乐部》1912年第1期,第6-7页。的挽联。至是,正如李鸿章晚年用欧阳修语自嘲:“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注]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20页。同样,曾经竭力攻击李鸿章的张之洞,当他处在李鸿章的位置上时,也就正好站在历史潮流的反动面上,也就面临跟李鸿章同样尴尬的局面。无论其举动如何,其声名已然成为清王朝覆灭前的陪葬品。而其早年在学生中间所精心营造的“好士”形象,已然彻底破灭。

四、诗人的回归:绝望之后的希望

张之洞晚年弟子樊增祥曾问张之洞:“平生以为用工最深者究何事?”张之洞默然良久,回答说:“仍是诗尔。”[注]张之洞著,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35页。此语虽是自嘲,却也暴露出张之洞晚年厌倦政事、一意文学的心态。及至死前,仍削点《广雅堂诗集》不止,“病亟促刊,仍然不及,从者只得陈诸灵几而已”[注]张之洞著,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560页。。此段故事在当时流传极广,多视为张之洞晚年“好名”之谈资,而与张之洞素不惬的胡思敬言:“计其在位先后几五十年,官至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临死乃欲与文士争名,其自处盖可知矣。”[注]胡思敬:《国闻备乘》,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1页。死前所上遗表中,更将自己拟作苏轼,识者或谓其欲得“文忠”谥号。其实这又何尝不是张之洞妄图向诗人身份的一次回归呢?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张之洞离开经营近二十年的武昌,入京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此时留给张之洞的,不是荣耀与勋劳,而是“今日你轧我,明日我轧你”的诡谲朝局,连老谋深算的慈禧也被“闹昏”。只好令张之洞入京,“极力调和,总使内外臣工,消除意见”[注]《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见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74页。。张之洞干脆也以“调停头白范纯仁”自居,尽力弥补朝局。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二日,两宫突然去世,朝局为之一变。张之洞也失去了政治上最大的靠山。目光短浅的满洲亲贵缺乏玩弄权力平衡的手腕,急不可耐地开始大肆专权。张之洞虽未步瞿鸿禨、袁世凯之后尘,政治上也很快被架空:“凡朝廷不甚经意视为迂阔可缓之事,悉让之洞主政。”[注]胡思敬:《国闻备乘》,见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而对于像议立海军之类的军国重事,则以“关汝何事”的名义被完全踢开。张之洞由此“感愤致疾,遂以不起”[注]张之洞著,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85页。。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留下一首令后人回味无穷的绝命诗后,张之洞凄凉而逝,天下震动。相较于生前谤语盈车,张之洞的后事却得到了时人的怜悯与同情。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某月,正在京师大学堂学习的胡先骕与张之洞有过一面之缘。时值月朔,张之洞以“元老之尊”,率领学生一起谒圣。或许是没有留日学生那般经受革命思潮的洗礼,胡先骕对张之洞极为钦佩,称其“庚子以后新政,皆为擘化,文章政事,皆能领袖群伦”。并无半点恶语。直至晚年,胡先骕对此情此景仍念念不忘[注]胡宗刚:《胡先骕先生年谱长编》,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作为学衡派骨干成员,胡先骕精通旧学,犹好谈诗,对张之洞诗作更是津津乐道,屡有评述[注]见胡先骕:《读张文襄广雅堂诗》,见张大为,等编:《胡先骕文存》上,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第181-190页。。或许是爱屋及乌,胡先骕于张之洞生平政事亦有回护之语,称维新派与顽固派对张之洞的评价不是“固为可笑”就是“则非平情之论”。翻检晚清民国诗话,因论诗而回护张之洞的并不在少数[注]如《续四库全书》称张之洞诗“实空前绝后,足为晚清之冠”,虽有溢美,却也粗略表明了张之洞在诗坛中地位。见张之洞著,庞坚校点:《张之洞诗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615页。,其中固然有门人弟子吹捧宣扬的原因,却也显露出文学家张之洞与政治家张之洞之间的巨大差异。

宣统二年(1910年)一月,时任镶红旗蒙古副都统的吴禄贞领衔上奏,请求在湖北为张之洞建立专祠,内称:“惟该大学士扬厉中外,四十余年,自同治七年视学湖北,光绪十五年总督湖厂,先后官鄂二十余年。在官最久,政绩最著,所以系人民之去思者亦特深。”[注]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656-10658页。尽管当时四川总督赵尔巽与两江总督张人骏已经分别领衔上奏,请求于四川、江苏两地建立专祠,而湖北地区却是由吴禄贞这个潜藏的革命分子领衔。更传言张之洞墓前遗爱碑上所刻捐资者中,居然有黄兴与董必武的名字,实在令人浮想联翩。

吴禄贞毫不避讳与张之洞之间的密切关系:“臣等夙托门墙,克聆绪论,念以养以教育之功,怀树木树人之计,凡所尽节于朝廷,多承故相之薰育,众情怀德,江汉同深。”前言或有谀词,此处却是挚语,真心感谢张之洞当初的栽培与回护之恩。只是“凡所尽节于朝廷,多承故相之薰育”一句,与一年后吴禄贞反正之举,却偏又成讽刺。

吴禄贞亦感动于张之洞“苦心焦思,为鄂民筹教养之资者,其功德终不可谖也”。张之洞经营湖北二十余年,“视鄂为第二故乡,视鄂事如家事”[注]张继煦:《张文襄公治鄂记》,武汉:湖北通志馆,1947年,第4页。,其间或署理两江,或入京召对,对湖北仍然念念不忘。湖北固然成就了张之洞一世功业,张之洞也给湖北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这在时人眼里是“好大喜功”的典型,在武汉人眼里,却是造福一方的壮举[注]关于武汉人对张之洞的态度,可参看皮麻庥:《张之洞在武汉的民间形象》,见陈锋、张笃勤主编:《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5-93页。。正如后世一首竹枝词云:

后湖堤岸枕江湄,田海沧桑一瞬移。

他日造成新汉口,大家都要感南皮。[注]《后湖堤》,见王保心辑:《汉口竹枝词》,武汉:益善书局,1933年,第3页。

“他日造成新汉口”并非空语,正是张之洞所主持修建的张公堤,为汉口彻底解除了水患。1935年,武汉大水,危急时刻,有居民大呼:“快把张文襄的遗像挂上,水就自然退了。”[注]《鄂人怀念张文襄》,《宇宙》(香港)1935年第3卷第1期,第3-4页。

五、结语

早年的清流名士,中年的封疆大吏,晚年又试图重新回归文坛,张之洞在自己精心构建的各种身份中进退沉浮,最终成为埋葬其声名的坟墓。当诗人眼中的张之洞与政客眼中的张之洞、鄂人眼中的张之洞与革命者眼中的张之洞都发生了剧烈的分裂时,那么在这些众多的历史面相中,究竟哪一个才是张之洞的真实面相?

回首张之洞最后的十年,是中国思想界变革最剧烈的十年,一波又一波的革命激进化浪潮,使得张之洞声名如浪花间的泡沫,旋起旋灭,令人目不暇接。更为吊诡的是,即使已经将张之洞打上保守主义者甚至顽固派的标签,但每当思想界出现认同危机时,还会有人忍不住把目光重新投向张之洞,前有胡先骕,后有陈寅恪[注]王国维投湖自尽后,陈寅恪为其作《挽王观堂》,中有句云:“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迂叟。忠顺勤劳矢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晚年更自称:“思想寓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此语由素来看不起张之洞的陈寅恪说出,尤为难得。。那么,如何廓清理想与现实的羁绊,重新回到历史现场来完整认识张之洞,就需要仔细思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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