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前后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大屠杀的态度转变研究

2017-01-27 08:55苗思雨
华大史学研究 2017年1期
关键词:大屠杀纳粹犹太人

苗思雨

希特勒上台之后建立独裁统治,在二战期间实施了种族清洗式的纳粹屠犹行动,将近600万犹太人被屠杀。有国外学者将大屠杀中德国知识分子的角色分为Perpetrator(迫害者)、victim(受害者)和bystander(旁观者),这三类角色对大屠杀分别有不同的态度。知识分子通常被称为文明理性的代言人,当年德国纳粹大屠杀却顺利进行并得到多数德国知识分子的默许和支持。大屠杀发生之后,随着德国知识分子自身身份的转变和内心觉醒,思想界又率先提出“反思民族历史”的举措[注]王雪:《19世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身份认同问题研究》,《北方论丛》2013年第2期,第23页。。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大屠杀发生前后的态度变化及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国外学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对犹太人的历史及大屠杀的追溯与反思研究。比较著名的有《德国问题与犹太问题:从康德到瓦格纳的革命性反犹主义》[注]Paul Lawrence Rose,Revolutionary Anti-Semitism from Kant to Wagner,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和《不自由的学者:德国律师、教师和工程师,1900—1950》[注]Konrad H.Jarausch,The Unfree Professions:German Lawyers,Teachers and Engineers,1900-1950,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近年出版的《德国反犹史》[注]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以及齐格蒙·鲍曼教授的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注]齐·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也都是对纳粹大屠杀的警示之作。国内对德国知识分子与纳粹大屠杀的研究中,河南大学张倩红教授的《德国社会民众与“大屠杀”——读费舍尔〈德国反犹史〉》[注]张倩红:《德国社会民众与“大屠杀”——读费舍尔〈德国反犹史〉》,《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一文具有代表意义,文章从德国知识界与“大屠杀”、德国普通民众与战争罪责、德国犹太人为何坐以待毙三个方面论述了《德国反犹史》中具有代表性的问题。郑州大学硕士研究生刘丽娟的《纳粹德国的知识分子与大屠杀——以医学界为视角》[注]刘丽娟:《纳粹德国的知识分子与大屠杀——以医学界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一文从医学视角探讨了德国知识分子与大屠杀的关系。

Intellectual一词来自法国,起源于1898年的德雷弗斯案件。当时德国正处于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的知识分子呈现的并不是一种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形象,他们对社会表示怀疑,并与之保持一定的距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学院知识分子,马克斯·韦伯是主要人物。而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知识分子不问政治的立场没有改变,其疏远政治和社会的态度直接导致了之后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意识形态领域被纳粹主义所占据。在1948年之前产生了空想的德国知识分子,他们对制度体系进行批判,这类知识分子后来受到了排挤,开始寻求封闭的世界观和政治任务[注]李大雪:《现代德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变》,《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45页。。1960年代德国知识分子开始摆脱长期代表保守文化的阶级特征,成为一个语言共同体,共同发声。八九十年代德国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未来的工作更多的是面临现实,成为“行动的德国知识分子”[注]李大雪:《现代德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变》,《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46页。。本达在《知识分子的背叛》中指出:知识分子被理解为精神的指引者、民众的教育者,其文化上的领导权来源于道德上的合法地位[注]李大雪:《现代德国知识分子形象的转变》,《同济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第46页。。然而德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所经历的身份变化却印证了德国不同社会角色的价值观念变化。德国知识分子已经成为研究德国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在此,笔者从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角度,选取律师、医生、工程师等具有知识分子属性的职业人物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二战前后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屠犹展现出的社会行为及情感,并就其背后的原因进行探讨与反思。

一、战前和战时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大屠杀的态度

纳粹政府实施大屠杀可分三个阶段:从1933年希特勒政府上台到1939年纳粹政府的法律排犹阶段,是纳粹大屠杀的序幕;1939年到1941年是纳粹政府隔离犹太人时期,集中营和毒气室的建造为纳粹屠犹做了准备;1941年到1945年是纳粹政府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阶段,600多万名犹太人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几乎消失殆尽,是纳粹大屠杀进行的主要阶段。律师、医生、工程师、大学教授等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大屠杀中扮演了支持与默许的角色,从大屠杀的旁观者到最终参与到纳粹屠犹过程中,充当了纳粹大屠杀的见证者。

(一)法律排犹阶段:律师助推排犹法案的出台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政府中权力最大的总理,做出此任命的是年事已高的德国总统兴登堡。希特勒是右翼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的领袖。到1933年,纳粹党已是德国势力最大的政党之一。1933年3月23日,《授权法》在议会中获得通过,授予希特勒实行独裁统治的权力。

当时德国境内的犹太人约为60万人(不足1933年德国总人数的1%),然而,纳粹政府却开始宣传种族主义思想,将犹太人视为一个种族,并将其定义为“劣等”。1933年,希特勒政府着手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歧视犹太人的法律,禁止犹太人从事政府部门、大学与法院的工作,禁止犹太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对于当时仍在法律和政策框架内运作的纳粹政府而言,排犹需要司法程序的支持,因此负责立法和执法的司法部门和内政部门也都参与了排犹活动。

1935年,阿道夫·希特勒在纽伦堡文化协会的大厅召开了德国议会特别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德国的政治家、外交官以及司法人员,他们商议通过了极为重要的法律:帝国旗帜法、公民法和保护德国血统及德国荣誉法。希特勒对军队进行大规模的重新武装,希望新的德国军队成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军队,从此确立了纳粹党是民族的旗帜。法律宣布犹太人为二等公民。《纽伦堡法》规定,对犹太人的定义不再按照本人的宗教信仰或自身的选择,而是以其祖父母辈的宗教信仰为准;有关异族通婚的法律被称为“保护民族血统和德国荣誉法”,它禁止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通婚及发生性关系,禁止犹太人雇佣年龄在45岁以下的德国女性公民,无论在德国境内或境外蔑视这个法律的婚姻合同都被宣布无效,禁止犹太人升德国国旗,而惩罚的手段更是千奇百怪。这些极为荒谬的法律大部分都得到了会议的通过。

为了给德国人享有高高在上的优越权找一个正当的理由,威廉·斯迪克奥特和他的法律顾问汉斯·格洛布克(Hans Globke)之后以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这个身份重新露面,提供以下官方注解:

国家社会主义都平等及个人拥有无限自由的理论,政府认识到基于法律本质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差异。权利和职责上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来自种族、国籍和民族上的差异。[注]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纳粹同时期也迫害被他们视为种族和心理“劣等”的其他民族,如1933—1935年间德国通过的一系列法律就旨在采用强制性的绝育手段以减少“劣等”人的数量。德国3万名吉卜赛人中许多人与黑人一样,最终被实施绝育手术并禁止与德国人通婚。根据1935年司法部法令高级军官修改了治罪标准,仅仅是对一个男子同性恋的指控就可以将他逮捕、收审,乃至定罪。

(二)隔离犹太人阶段:医生扮演了合作者角色

1938年,针对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的经济攻击演变成摧毁犹太人会堂和商店、逮捕犹太男子、摧毁犹太家庭、杀害个人的行为。这场运动便是著名的水晶之夜行动。水晶之夜后,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第一次遭到大规模的逮捕,大约有3万名犹太男子被送到达豪及其他集中营关押。从1939年到1941年是纳粹政府隔离犹太人时期,集中营和毒气室的建造为纳粹屠犹准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此时医生在屠杀犹太人的活动中扮演了合作者角色,设计毒气室迫害犹太人以及使用一些其他医学手段给犹太人带来了深重苦难,其中包括著名的安乐死计划。

1939年,二战爆发不久,希特勒亲自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将所有“无药可救”的精神病人和残疾人处死。特别医生委员会负责审查由所有国立医院填写的问卷,以决定某个病人是否该被处死。确定应该被处死的人随后被转移到位于德国和奥地利的6家医院,在那里搭建起的毒气室中遭到暗杀。1941年这个计划遭到了公众抗议之后,纳粹头目仍然在暗中执行这项被委婉称为“安乐死”的计划[注]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79页。。许多婴儿和其他受害者也因毒液注射、毒药及强制性饥饿而死亡。安乐死计划为浩大的种族净化拉开了序幕,然而希特勒书面授权杀死不符合纳粹种族标准的人——这里只是他个人签署的一个谋杀性文件,并不具备法律效力——几乎没有医师对希特勒的授权书提出质疑或公然反抗。在纳粹德国,医生受到了纳粹种族观念的深刻影响,在大屠杀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德国的一流学府也参与了安乐死计划,40个在大屠杀中扮演领导性角色的科学家,有9个是大学教授。希特勒政府将此计划编造成一个组织名称——严重遗传病科学登记帝国委员会。“安乐死”小组用一个邮局信箱作为寄信地址,给它的成员分派编号,以没收的犹太公寓(简称T-4)作为办公地点。在整个过程中,很多机构或医师介入其中,他们中有些人给予谋杀计划以热忱的帮助。其中之一是赫尔曼·普凡米勒(Hermann Pfannmuller)博士,他是靠近慕尼黑的巴伐利亚艾格芬-哈尔医院的院长,他被称为是“由医生转变为残酷刽子手的典型人物”[注]陈恒、耿相新:《新史学第八辑 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69页。。

1939年希特勒启动了屠杀成年残疾人计划。纳粹医生和医院院长公然叫嚣:“解决精神卫生领域问题的方案必须是一个能够消灭这些病人的方案”,“如果你们医院的病人太多,把他们打死好了,这样你们就会有地方了”[注]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页。。到1941年夏季为止,安乐死计划共杀死了70273人。安乐死计划已经被正常化了。安乐死计划的最后一名受害者是一个名叫里夏德·延内的四岁儿童,她于1945年5月29日在美军占领区的考夫博伊伦被杀害。

(三)最终解决阶段:知识分子充当了旁观者角色

残疾人安乐死的计划进一步在德国占领区扩大实施,大规模屠杀吉卜赛人和犹太人,这就是所谓的“最终解决计划”,在整个计划执行的过程中,被纳粹杀害的无辜平民达600万人以上。1941年,德国撕毁互不侵犯条约,进攻苏联。德国军队开始以前所未有的残酷手段对待500万名苏联犹太人,随后希特勒和他的内阁跨国迫害和攻击,进一步采取系统消灭犹太人的措施。纳粹军团建立起特别的组织尾随正规军进入苏联。这种军团叫做别动队(Einsatzgruppen),每队由500到1000人组成,其中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有律师、神学家及其他专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杀掉知名的共产主义者和任何被怀疑暗中破坏或反对德军行动的人。很快他们把自己的工作解释为对所有犹太人的灭绝,包括妇女和儿童。在死亡集中营和毒气室建造之前,德军就枪杀了大约150万名犹太人。

1941年年底,第一个灭绝营在卢布林附近的贝乌热茨建立,在1942年春季开始运作。正是在这个地方产生了第一个用毒气杀人的毒气室。贝乌热茨集中营的设计者和首席终结者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他曾效力于安乐死计划,是数百名从安乐死计划转向波兰的灭绝集中营的专家之一。第二个死亡集中营于同月在波兰东部的索比布尔开始运作,第三个在特雷布林卡,第四个在离卢布林1英里远的马伊达内克。第五个也是最具争议的、最可怕的奥斯威辛集中营,在上西里西亚东部,即前波兰奥斯威辛镇建立。由于集体枪杀的延续和新的死亡集中营的出现,最终方案需要一套更协调的战略,为此纳粹领导人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讨杀掉欧洲剩余犹太人的技术细节。而出席会议的15位领导层中有8人具有博士学位。与会者都赞成必须对犹太人发动战争。

从1942年春天开始,设在波兰西里西亚和总督区内的海乌姆诺、贝乌热茨、索比堡、特列布林卡四个劳动营装备了专门的杀人毒气室和焚尸场后,调来一大批曾专门从事T-4行动的医务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摇身一变成为第三帝国的四大灭绝营。四个灭绝营的幸存者总共只有82人,其中没有一个是儿童。因此,运抵灭绝营的人数即等于该灭绝营杀害的人数。因此,1942年以来纳粹使用毒气室杀害了来自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的30多万名犹太人。而整个屠杀过程中,除了参与大屠杀过程中的集中营头目、领导阶层狂热杀戮,更多德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态度是冷漠处之,在强大且专制的纳粹政权面前,鲜有反抗。

德国传统的精英在希特勒的灭绝犹太人的疯狂念头面前丧失了判断力,在执行大屠杀命令时并没有愧疚之心;而参加大屠杀的这一代人是在社会进化论和科学至上精神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且不说要反抗灭绝人性的种族屠杀,就是质疑种族主义科学性的声音他们都没有发出,这才是德国知识界和教育体系的悲哀。

二、战后德国知识分子的反思

1945年大屠杀结束之后,随着战争罪行的不断揭露和德国人自身的内心反思,德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从“沉默的文化”[注]孙燕:《理性释读疯狂——评〈德国反犹史〉》,《文教资料》2011年第19期,第68页。到勇敢面对的过程,其中两次历史学家的辩论使得德国知识分子将纳粹大屠杀这段历史逐渐带入公众视野。

(一)战后初期德国知识界对纳粹罪行的反思

战后初期,德国遭受重大创伤,纳粹大屠杀成为德国战争罪行的主要符号,多数人主张以禁忌的方式来保全德意志应有的荣誉,采取了“心照不宣的沉默”[注]洪邮生:《谁是屠杀犹太人的真正元凶——西方大屠杀研究述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第35页。,然而,德国知识界很快认识到战争罪责问题是德国人无法掩饰的过去。20世纪40年代,《德国的浩劫》与《德国人的罪责问题》成为战后反省纳粹历史的开山之作,分别由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和思想家雅斯贝尔斯于1946年撰写。梅尼克作为一个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希特勒的反对者,将希特勒夺取政权看作德国最大的一场不幸的开端。20世纪50年代之后,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西奥多·阿多诺写了一篇评论,题为《完成过去的工作意义何在?》,阿多诺通过这一问题想要阐明的是,一个人如何和过去达成真正的和解。他的回答是德国人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在他看来,“德国人压制了过去,就是在背叛未来”[注]张倩红、艾仁贵:《德国对纳粹大屠杀历史的反思与悔悟》,《光明日报》2014年2月26日,第16版。。德国学术界开始冲破大屠杀的种种禁忌,探讨灾难发生的内在根源。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批年轻的历史学家开始重新定位史学的功能,对历史过程中的政治结构、民族传统以及社会背景进行批判性分析。代表人物有汉斯·罗森堡(Hans Rosenberg)、汉斯-乌尔里希·维勒(Hans-Ulrich Wehler)等,他们被称为批判史学派。此后,更多的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来解读历史,知识界对纳粹罪行的反思研究逐渐演变为一次次痛彻的思想洗礼过程。1968年,曾经的反法西斯战士勃兰特出任德国联邦总理,两年后他做出了感动世界的“勃兰特之跪”以示谢罪,德国知识分子以其实际行动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

(二)两次历史学家论战

二战结束40年后,大屠杀的阴影仍在德国民众心头挥散不去,一种希望消解罪责的呼声悄然发出,1986年6月6日,历史学家恩斯特·诺尔特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题为《过去将不会远去》的文章,认为纳粹集中营中的“种族杀戮”是对斯大林“阶级杀戮”的防卫性反应[注]张倩红:《战后德国史学界对纳粹大屠杀罪行的反思》,《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第36页。。诺尔特驳斥大屠杀是独一无二的罪行的见解,认为纳粹屠杀只是20世纪诸多种族集团灭绝屠杀中的一起。这种试图消解罪责,实质上为纳粹罪行开脱的行为遭到了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学者哈贝马斯的抨击,从而引发了左派与右派的大辩论,史称“历史学家之争”。争论的焦点有:大屠杀的独一性或相对性、历史学的公共用途、大屠杀记忆与德意志民族记忆等,这场论战成为二战后联邦德国最为重要的思想论战。

在历史学家论战10年后,1996年《希特勒心甘乐意的刽子手》一书引发了新一波有关犹太人屠杀罪责与第三帝国历史定位议题的论战,它由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高哈登以其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出版。该书强调,反犹太主义导致数以万计的普通德国人成为冷血杀害犹太人的屠夫,反犹太主义乃是德国人集体精神状态中的一部分体现,因此,换做其他百万计的德国人处于上述人士一样的位置,也将会做出同样的暴行。高哈登对“普通民众”作为谋杀者的认定,直接拷问德国民众的人性,在德国史学界引发了众多讨论。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挑起者与法西斯主义的策源地,战后德国对战争罪责问题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反省,并赢得了外部世界的积极肯定,这在根本上与德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努力密不可分。

三、二战前后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大屠杀态度转变的原因

犹太文化在欧洲已经存在了两千年,然而希特勒纳粹政权在仅仅几年的时间里对犹太民族进行迫害、驱赶以及“最终解决”。很难想象纳粹大屠杀这样的惨剧会发生在给人类文化宝库孕育出康德、马克思、贝多芬、歌德等巨人的德国,并且得到了当时大部分德国知识分子的支持与默许。而二战后德国知识界又首先扛起了反思历史的旗帜,找到了德国自我救赎之路。

(一)德国知识分子在大屠杀过程中对其支持与默许的原因

首先,恐犹症的历史在德由来已久,通过知识界精英在思想领域不断发扬,继而成为德国知识分子支持纳粹屠杀的基础;其次,一战之后德国社会状况恶化,魏玛共和国根基不牢,德国知识分子对其失去信心;希特勒上台之后的文化政策导向,既包括民族主义的种族优越论,也包括容克军国主义背景以及希特勒自身独裁集权体制的实行;最后,德国的教育体系、希特勒政府以科学的名义进行种族灭绝,都使个人要面对的屠杀道德问题变成生产线上纯粹的技术活。

1.恐犹症的历史因素

当犹太人被基督教指责为杀害耶稣的凶手和阻挠上帝拯救人类的绊脚石时,基督教社会对犹太人的憎恨开始加剧,从中世纪以来德国文化中就存在反犹现象,犹太人与德国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种方面的差异有历史渊源。十字军与宗教裁判所的大肆杀戮就是例证。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尖锐地指出:“仅是恐犹症的泛滥并不能构成在纳粹德国发生大屠杀的充分原因。”[注]张倩红:《德国社会民众与“大屠杀”——读费舍尔〈德国反犹史〉》,《世界历史》2014年第4期,第19页。但正是由于恐犹症的历史由来已久,它在德国走向屠杀的过程中给予德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影响。

从中世纪开始,德国恐犹症的积聚经历了一个过程,主要包括中世纪时期以宗教分歧为特征的反犹主义、近代德国统一之前以“反对解放,拒绝同化”为基调的反犹主义、德意志帝国时期以“种族主义”为主旨的反犹主义、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政治思想”出现的病态反犹主义四个阶段。这些反犹主义的漩涡包括:挥之不去的基督教徒的反犹太人歧视——指责犹太人杀害了耶稣基督,并对基督教社会犯下了诸多罪行;国家的偏见——说他们是“异端存在”,一个国家中的国家;经济方面的利己主义——控告犹太人是剥削者,欺骗诚实的德国人;普遍存在的歧视——直接针对单个犹太人的羞辱性的方式;种族生物学方面的理论——污蔑犹太人不仅种族低劣,而且从生物健康学方面来看也对社会有危害。这些歧视和偏见绝不是单一的,而是在许多情况下连接成有机的整体,作用于单个犹太人或更大的犹太团体。正是由于恐犹症的慢慢积聚,反犹情结能够迅速成为新的社会潮流并被德国知识分子接纳就不足为奇了。

上述内容表明,在大屠杀发生之前,恐犹症已经融入德国知识界精英的头脑中,“犹太人是低下人种”、“犹太人太精明”等种种恐犹观念在他们的脑海中根深蒂固。有许多平民相信传统的犹太人所犯罪行的陈词滥调,但恐犹症更被具有相当意义数量的专业人士所接受——大学教授和他们的学生、教师、律师、记者、军官和士兵、商人——他们都相信犹太人是德国的不幸。恐犹症的蔓延是从社会上层往下层渗透的。

2.一战战败的现实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对德国纳粹法西斯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战争造成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而战败和赔偿的负担大部分转嫁到下层人民身上。而在德国这个充满军国主义的国家内,军人一向处于受人敬慕和向往的地位,但是由于战后裁军,为数众多的退伍军人流向社会,滑入无产者的行列,成为社会的破坏力量。

德意志民族从公元10世纪起曾多次侵占和掠夺其他民族而形成的某种民族自负和民族优越感引导了德国志民族主义情绪的某种畸形发展,形成一种所谓雅利安种族优越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沙文主义为实质的“爱国主义”教育普遍推行,德国各阶层民众尤其知识分子深受影响。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追求欧洲和世界霸权的容克资产阶级把德意志的民族沙文主义推到顶峰,然而一战战败非但把德意志民族争霸世界的迷梦打碎,而且使德国又套上了凡尔赛条约的沉重枷锁。这样,德国民族复仇主义情绪恶性发展起来。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带来了全世界的国际共产主义革命,德国建立了魏玛共和国。由于德国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共和国从一开始就根基不稳。从1918年到1923年之间,德国经历了旧统治力量崩溃、新的统治权力分裂时期,也经历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动乱,就在民主领袖致力于打下新民主根基时,德国出现了德国保护和抵抗联盟——一个反民主、排犹的行动组织。德国保护和抵抗联盟在1920年散发了764.2万份传单,联盟还拥有自己的报纸《德国种族报》和“科学的”种族杂志《政治人类学月刊》。许多德国著名学者在反犹杂志担任总编辑。他们指责犹太人逃避服役,指责犹太人向革命者和具有报复性的政客提供帮助和抚恤,恐犹者几乎就每一个负面影响对犹太人加以指责,从现代思想的颓废到折磨广大人民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灾难。

3.文化政策因素

纳粹时期德国的政治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政治因素。希特勒利用一战后人们的复仇主义观念以及狂热的种族激情上台,结束了魏玛共和国的统治,德国知识精英阶层成为种族优越论的狂热推崇者。德国的文化政策是促使德国知识分子从“恐犹”转为“屠犹”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的德国政治文化更多的是对当时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反映。种族主义思想——“种族优越论”、“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及希特勒推行的领袖原则是文化政策中的主要内容。种族主义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宣扬生存竞争、优胜劣汰,认为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斗争的历史;认为作为雅利安人的后代,德意志人是优等民族,理应得到推崇和赞美;而作为“低劣”民族的犹太人理应被驱逐和唾弃。种族主义在纳粹政府统治时期发展成极端的反犹主义,最终为推行种族灭绝政策奠定了基础。

“民族共同体”[注]孙东方、傅安洲:《二战后德国政治教育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作用研究》,《比较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第23页。的德文原文是Volksgemeinsehaft,德文“Volk”一词除了表示“民众”、“民族”、“人民”外,还包含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部落集团的意思。民族共同体是希特勒为建立法西斯集权独裁统治而建立的社会联盟。民族共同体强调德意志民族的整体利益,同舟共济,复兴德意志民族。这种民族荣誉感对德国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领袖原则与民族共同体思想是紧密相连的。希特勒把尼采的超人哲学运用到了政治领域,提出由种族精英统治国家。希特勒政府宣扬领袖是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代表,推崇强烈的种族主义。当时建立了许多严密的组织,培养具有纳粹特色的“新的世界观”[注]傅聪:《欧洲反犹主义的根源》,《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5期,第82-87页。的人。德国具有特有的“道德冷漠”,既包括德国民族主义思想中的种族优越论、生物种族观和犹太恶魔化的主题,又包括容克军国主义的背景。在此观念的长期渗透下,德国军官变成了执行命令的机器。

4.德国纳粹政府教育体系

此时德国的教育体系建立在独裁的、非民主的政治制度基础之上。在德国的学校里教唆学生憎恨犹太人是极为普通的事情。德国纳粹执行的专制政府教育体系,成为德国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种族优劣思想的根源。

当时德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仇恨犹太人,与他们所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纳粹政府统治时期,学校从儿童入学起就开始灌输种族意识,并且要求青少年必须具备有关血液纯洁的意义和必要性的完备知识。希特勒的文化政策也时时刻刻地宣传种族主义和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意识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形成,继而成为德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在希特勒的统治下,科学、文化也被贴上了种族主义的标签,区分为德意志科学文化与非德意志科学文化。以科学进行的种族灭绝和灭绝行动的技术化和工厂化,使得每个人要面对屠杀的道德问题变成了生产线上纯粹的技术活[注]克劳斯·费舍尔:《德国反犹史》,钱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9页。。在德国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身上,体现出更多的是平庸的恶。在像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这样的极权社会中,人们对权威采取了服从的态度,用权威的判断代替自己的判断,平庸得丧失了独立思想的能力,无法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本质和意义,无法在服从中从个人价值方面进行判断,因而也成了一些德国知识分子在面对纳粹政府屠犹行动时“无能为力”的借口。

(二)战后德国知识分子进行反思的原因

战后德国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比较深刻地反思以大屠杀为标志的纳粹罪行,对其采取不回避和正视的态度,也有着深刻的社会与文化背景。

1.悠久的知识分子传统

两次历史学家之争是整个德国知识分子以及全社会反思战争罪责的一个缩影。德国是一个具有知识分子传统的国家,二战后,德国战败,知识分子表现出强烈的济世情怀,力图在大屠杀废墟之上营造精神的共同体。德国的历史学家首先担当起了反思历史的重任,强化国家应该担当的历史责任。而知识分子具有的思辨态度也在此时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首先,历史上德国学者康德、莱布尼茨等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探讨过反思的哲学思想,出版了相关书籍。二战之后德国知识分子延续了此传统,继续反思自己国家的历史。其次,德国知识分子的知识素养本身较高,德国人普遍的阅读量也居于世界前列,这使得反思纳粹大屠杀的过程变得更加彻底。再次,反思传统是与批判性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50年代之后批判史学派的出现使得德国知识分子反思历史的热潮更加高涨。最后,战后哲学家一直致力于引导德国人进行反思,如雅斯贝尔斯提出罪责的四种分类,阿伦特提出“平庸的恶”[注]陈恒、耿相新:《新史学第八辑,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郑州:大象出版社,2007年,第245页。,哈贝马斯提出商谈民主等等,知识分子成了引导德国民众反思纳粹大屠杀的主要力量。

2.政治文化与宗教因素

知识分子反思历史是德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政治文化语境的体现。德国的“赎罪文化”[注]金莎:《德国战后公民教育中的“反思”探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第9页。对德国知识分子反思纳粹大屠杀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战后德国民生凋敝,社会经济地位大不如前,如何回归民主世界、回归正常化以及建构新的国民认同成为最主要的诉求,也是民众的期盼。承载着德国文化传统的知识分子通过对纳粹罪行的反思,促使德国认同了悲剧的历史,承认了德国给世界带来战争的罪责,并努力修复德国与曾经遭受纳粹侵略和迫害的战争受害国之间的关系。反思历史以及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历史的认识成为国际检验德国的度量尺。纳粹政府执政时期,希特勒将宗教与政治混为一谈,将种族优越论发展到了极致,战后,《基本法》规定德国实行政教分离,然而由于浓厚的种族主义影响,宗教仍然在德国政治文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二战之后,德国教会对“罪”有了更全面的强调,提出了上帝的两条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要爱人如己”。二战结束后,德国神学家和牧师弗里德里希·马丁·尼莫拉起草的斯加特悔罪书指出:“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我们没有更勇敢地去承认过错,没有更虔诚地祈祷,没有更乐观地信神,没有更热烈地去爱。”从德国的“赎罪文化”中,德国知识分子更加清晰地找到了反思历史的原因。

3.历史的延续

尼釆曾说:“只有强壮的个性才能承受历史,弱者会被它消灭。当感情没有强大到用自己来衡量过去时,历史就会让它们感到不安。”[注]弗里德里希·尼采:《历史的用途与滥用》,陈涛、周辉荣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其实这对于一个民族也是同样的道理,没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就不可能承受如此悲痛的历史。从战后初期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大屠杀的浅显反思道路,之后阿登纳时代的历史反思与集体回忆,60年代反省历史的意识初步形成,到八九十年代的德国知识分子批判性自我反省,德国知识分子对纳粹大屠杀的反思历程印证了一个道理:为了历史的延续以及获得世界的尊重和信任,民族反思历史是必不可少的道路。它直接影响普通民众对过去历史的态度,引导着德国未来的前进方向。

结 语

希特勒政府对欧洲犹太人的种族清洗罪行,在20世纪于人类历史和良知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叹息之余,我们更惊异于作为知识分子的律师、医生、工程师们对纳粹大屠杀的屈从,大部分知识分子被德国法西斯锻造成训练有素的“杀手”,狂热地追随并积极支持种族优越的理念,终将大屠杀演变为不可逆转的过程。相比于狂热追随者,一部分知识分子是无动于衷的执行者,他们将狭隘的道德观仅仅应用于自己的民族,对于从自己的国家驱逐出去的犹太人深深的苦难,更多的是视而不见与无动于衷。除此之外,少数抵抗者在德国整个纳粹统治时期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在无法改变的屠杀惨剧面前,他们被迫选择了沉默与逃避[注]刘丽娟:《纳粹德国的知识分子与大屠杀——以医学界为视角》,《郑州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31页。。二战结束,德国知识界又最早认识到德国无法掩饰的战争罪责,由沉默逃避走向积极反思的道路。1970年的“勃兰特之跪”震惊了世界的同时,让世界感受到了德国勇于承担历史罪责,并真诚忏悔对犹太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德国在政治中心的心脏位置建立了庞大的碑林,上面记载着纳粹当年残暴的罪行,这在世界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自省与赎罪之举。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历史。柏林建成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不仅是德国人反思过去的象征,也是德国真正面对历史的开端。虽然时至今日,人们试图从理性的角度探讨大屠杀产生的成因与机制,不过更重要的是,唯有重新树立起对人性尊严与民主价值的尊重,才能防止人类悲剧的重演,有效遏制世界上类似的独裁政权再度利用种族主义涂炭生灵。对生命的重视和民主政治的追求是德国知识分子经历角色转变后所感悟的重要内涵。

人们常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思想精华的载体,代表着社会的正确的价值导向,可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却证明了如果谬见加上学识,会使一个虚拟、荒诞的世界变得有板有眼、有血有肉[注]张倩红:《德国社会民众与“大屠杀”——读费舍尔〈德国反犹史〉》,《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第1期,第8页。。德国知识分子在纳粹屠犹过程中扮演了帮凶甚至迫害者的身份,但是二战结束后,仍是德国知识分子率先开始醒悟,积极反思战争罪责。回顾战后德国知识分子反思大屠杀罪行的曲折历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迪是:应尊重历史与事实,正确对待历史。正确的历史态度不仅是对本国家历史的尊重,更是一种对国际社会的历史担当,是国家实现自我救赎、重建民族自豪感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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