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机遇和挑战

薛 澜，翁凌飞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中国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政策机遇和挑战

薛 澜，翁凌飞

(清华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4)

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收官之时，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通过了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从三个维度17个方面为可持续发展设定了宏伟目标，希望到2030年全球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包容与环境的可持续性。中国虽然在推动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仍然有7000多万人生活在我国划分的极端贫困线以下。环境污染问题在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突显并日益加剧，中国在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首先论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议程制定的过程及主要特点；然后集中分析了执行SDGs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最后，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最新做出的不同国家SDGs指数现状评价为参照，评估了中国在当前阶段实现17项SDGs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提出了加快现联合国SDGs的应对策略和行动方案。

中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政策挑战；应对策略

一、前言

自联合国2000年实施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以来，全世界有10多亿人口摆脱了极端贫困，但仍有8亿多人民生活在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线以下，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仍然是人类发展的核心[1]。除此而外，贫富差距扩大，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恐怖主义，粮食安全和新型传染性疾病蔓延等新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涌现。世界发展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如何解决极端贫困问题，应对全球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 是当前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2-3]。在2015年千年发展目标收官之际，联合国全体成员国通过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希望到2030年实现经济增长、社会包容与环境的可持续性三者的和谐发展,体现了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应对人类社会发展重大挑战的决心[4]。

2016年3月，中国政府发布“十三五”规划纲要，将SDGs纳入“十三五”规划和国家中长期整体发展规划[5]。9月，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召开，在中国的积极推动下，G20首次将发展问题置于核心议题之一，并在峰会上推动制定了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6]。中国政府近期在联合国总部发布的《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以下简称《国别方案》)再一次彰显了中国参与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立场和决心[7]。但未来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客观评估中国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所处的现状和差距，在《国别方案》的框架下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深度融入中国国情，制定具体的国内地方层面的应对战略与政策。

本文首先阐释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政策过程及其特点；随后，分析了全球范围内执行SDGs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在此基础上，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最新做出的不同国家SDGs指数现状评价为参照，客观分析中国在当前阶段在实现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面临的最紧迫挑战；最后结合我国国情提出参与实现联合国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战略和行动方案。

二、SDGs形成的全球公共政策过程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产生源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反思。自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体系经历了1972年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孕育阶段，1992年目标的形成和确定，2012年在里约与千年发展目标的并轨，最终在2015年提出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指引未来15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和方向[8-9]。

政策过程是从政策问题提上议程、拟定方案、决策、执行、评估、政策修正直至终结等一系列政策循环周期的总和[10]。如图1所示，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从酝酿提出到最终确定该项议程，经历了科学研究与多方利益综合协调的复杂过程。现在，已经完成政策制定过程，正式进入执行阶段。

图1 SDGs议程制定的政策过程

第一阶段：启动议程——“里约+20”峰会

“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讨论始于2010年召开的联大关于“千年发展目标髙级别会议”[11]。201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以下简称“里约+20”峰会)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这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后，在可持续发展领域举行的又一次大规模、高级别的国际会议[11]。峰会主要围绕绿色经济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方面的作用以及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框架两大主题展开讨论，最终通过成果性文件《我们期待的未来》，开启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新的里程[12]。

第二阶段：全球各界参与的协商谈判过程

自“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的国际进程启动后，在联合国框架下各成员国围绕2015年后发展议程开展政府间谈判，各项工作全面铺开，呈现“多轨并进”的谈判格局[13]。协商谈判主要由政府间谈判和联合国系统组成；此外，联合国在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开展了广泛的咨询和倡议活动，收集不同利益方的观点，评估人们对新的发展议程的期待，力争包括市民社会、非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学术团体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都参与磋商[14]。

政府间谈判主要通过联合国发起成立的“开放工作组”、“高级别政治论坛”、“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委员会”等工作机制进行磋商[15-16]。开放工作组由70多个成员国组成，主要负责谈判磋商可持续发展目标，并向联大会议提交相关建议。政府间高级别可持续发展政治论坛在继承原有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基础上，拓展并加强可持续发展三个维度之间的整合，负责在各个层面上推动跨部门间的合作，为可持续发展在全球层面的实施提供政治领导力和指导。可持续发展融资专家委员会则负责通过磋商和谈判以推动建立国际可持续发展筹资的监管与评估制度[14,16]。

2011年，联合国系统工作组成立，包括了60多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全面参与2015年后发展议程各项工作的开展[14]。2012年，27位各国政要组成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高级别名人小组提交了一份报告《新的全球伙伴关系：通过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和转型经济》，强调要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彻底消除极端贫困，这为推动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进行提供了政治支持和保证[14,17]。

同年，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支持下由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发起建立，该机构联合学术界、市民社会和私营部门围绕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展开一系列研究，旨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全球层面的实施，并于2013年6月向联合国正式提交包含10项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议程》[18-19]。

在汇集联合国系统各项工作成果的基础上，2014年12月，潘基文发布《迈向所用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的道路》的年度综合报告，呼吁各国加速实施千年目标的进展，共同推动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国际进程[20]。

第三阶段：确定议程——纽约可持续发展峰会

2015年9月，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召开，各国政府首脑出席并通过了《改变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最终达成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系统规划了今后15年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蓝图，设立了17项目标，169项子目标，涵盖消除贫困与饥饿、健康、教育、性别平等、水与环境卫生、能源、创新与科技、气候变化等，为未来15年世界各国发展和国际发展合作指引方向，世界进入了实质性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阶段[13,21]。

第四阶段：议程后续——全球性指标框架

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后，政府、企业和社会非常期望能够长期监测17项目标的最新进展，以评估实施进度、发现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科学决策，保证始终在正确的方向上发展。2015年，联合国机构间与专家咨询小组(IAEG-SDGs)举行第一次会议，旨在制定2015年后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在全球层面上的指标与目标框架，并支持其在各成员国的实施，目的是实现2030年议程中“绝不让任何人掉队”的原则。IAEG-SDGs初步制定了231个具体指标，并根据统计方法和数据获取的难易程度将这些指标分为三个层级[22-23]。

由于需要大量的数据支撑来建立指标框架，这项工作预计要持续进行到2017年，包括：建立指标分级体系；制定拟订三级指标的工作计划；制定指标方法审查的程序，进行必要修订的批准机制；审查一级和二级指标的数据提供情况，并制订计划扩大二级指标的数据覆盖面；继续讨论各目标和具体目标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多用途指标的使用问题等[22]。

三、SDGs作为重大公共政策的主要特点

2015年后发展议程和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过程中，成员国政府间谈判、联合国系统的努力以及其他国际谈判和磋商机制均对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和实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相比千年发展目标，SDGs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从目标制定上看，SDGs是对人类社会提出更高要求的综合发展目标。千年发展目标主要关注减贫和满足人类卫生、教育等基本需求，环境目标仅占1个，没有充分体现环境与社会和经济之间的整体关系。联合国制定2030年议程的理念是是将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作为一个整体，以全面的方式解决可持续发展中的社会、经济和环境问题[24]；不但要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公平，还强调了环境目标的支柱性作用。其次，从决策方式看，千年发展目标是联合国各成员国之间“自上而下”的决策过程，非政府组织和社会民众很少参与其中[25]。SDGs不仅在政府间的谈判提倡开放和包容，听取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等各方意见，同时利用信息技术平台提供多种表达意愿的渠道，鼓励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决策制定过程[14]。SDGs的产生经历了包括“自上到下”和“自下到上”的多轮协商，最终达成共识。第三，“千年发展目标”更多的是强调消除贫穷和饥饿等发展中国家亟待解决的问题，而SDGs则由包括了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形成了“普适性”的发展议程，提出在经济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以及社会包容公平，最终实现人类的全面发展[4]。最后，SDGs是一个更注重执行的政策体系，特别关注全球合作、可持续金融，以及政策协调等。整体来看，SDGs制定的政策过程是一个更包容的过程，鼓励社会的各行各业都确保并支持SDGs的实现。未来年轻一代将会认识到，SDGs的实施将开启人类历史上最宏大的公共政策实验[3]。

四、实施SDGs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SDGs不是千年发展目标的简单扩展，而是人类发展史上一次重大的变革机遇，这对于任何政府而言都是极其复杂的政策挑战。无论是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包容还是环境的可持续性都相当困难，当同时兼顾三个目标，并要在15年的政策实施周期完成任务时，其面临的实施困难是前所未有的[26]。

首先，从目标设置来看，目标的复杂性、多样性和相关性是SDGs最显著的特点。可持续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最终目标是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相应的发展目标也具有多维性，涉及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和安全等多个方面[24,27]。例如，气候变化行动已经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问题, 而是一个与资源、粮食、能源、生态都紧密相关的经济问题，更涉及到可持续环境治理以及国际合作等问题。其次，2030年议程目标过多，是目前议程中最具争议的部分[28]。有研究证明，169项指标中，至少有91个指标需要进一步细化，仅有29%的指标有明确的界定，且在科学方法上是严谨的；其他则模糊不清，难以度量。鉴于此，54%的指标需要进一步强化，17%因过于薄弱或多余而应当废除[29-30]。还有研究从169个具体指标中识别了19个成本收益率最高的目标，认为把国际援助集中在这19个子目标每年所获得的收益是平均分摊到169个子目标所获得收益的4倍[15,31]。SDGs的多样性不仅仅是指标数量上的繁多，还面临着如何将众多目标具体落实到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成员国，联合国鼓励各会员国将2030年议程与各国国情相结合来制定具体的国别指标，但目前制定的全球指标框架目前还没有涉及到国别层面[22]。从目标间的相关性看，SDGs中的一些目标关联性增强，例如粮食安全、水资源和能源安全三者之间联系紧密，实施时需加强多层次的政策协调。一些目标间又存在矛盾和冲突，可持续工业化发展和生态系统的保护目标的实现就涉及到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问题[32-33]。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执行SDGs过程中也会面临类似的问题。例如，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强调共同但区别责任原则，一些发达国家则片面强调所有排放大国都必须参与减排，这就面临着如何处理历史和现实的减排问题[34]。

第二是SDGs的执行问题。从发展融资来讲，17项SDGs中明确提出了“在2030年实现发展优质、可靠、可持续和有抵御灾害能力的基础设施，包括区域和跨境基础设施，以支持经济发展和提升人类福祉”；发展中国家对于基础设施的需求和资金缺口尤为巨大，单靠政府的财力和管理无法完成，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资金不断减少，仅靠发达国家提供的官方发展援助远远不能满足需求，这就需要国际社会共同拓宽资金来源，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12,35]。除此以外，SDGs还涉及困扰国际社会的全球治理问题，包括具有明显国际外部性的社会、经济和民生问题，依赖政府间谈判的传统治理机制很难解决以上难题[3]。因此，必须探索并形成新的治理机制分别用于国家范围内或跨国之间的政策协调，同时鼓励不同社会主体在解决不同类型的全球治理问题中积极发挥作用。

第三是对SDGs各个目标的度量和监测。这既是执行SDGs的关键环节，也是目前议程制定后续工作中的重要挑战之一[25,32]。建立可持续发展目标是帮助协调和指导各国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实施效果必须通过定期的监测评估找出问题和改进的方向，再根据评估结果进行科学决策。截至目前，联合国机构间与专家咨询小组(IAEG-SDGs)初步制定了231个具体指标，并根据数据获取和统计方法的难易程度，将这些指标分为三个层级[16]。从具体实施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方法论还是有效数据的获取性来说，如何精准的评估各国实施SDGs的进度是非常困难的。有些指标缺少具体的终点和时间框架，有些无法准确地量化，还有一些甚至是开放式的指标，既无法定性也无法定量评估。如何避免定量指标主导定性指标也是政策执行中面临的难题。

五、中国实施SDGs的现状评估和面临的挑战

2016年，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SDSN)联合贝塔斯曼基金会制定了一套《SDGs指数和指示板》，在使用联合国官方SDGs指标和其他可靠数据以弥补相关数据缺失的基础上，SDSN制定出一套用于国家层面的测量标准，为17项SDGs中的每项目标建立一套指标，构建“SDGs指数和指示板”，旨在帮助各个国家理解SDGs实施过程中的挑战，明确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这套指数也是在联合国统计署的支持下，各成员国发起的对SDGs官方指标的补充和支持[4]。

在指示板中，各项目标的所有指标均设定临界值，并用绿、黄、红三种颜色进行编码，以此来表明某一国是否已经实现该目标(绿色)，或是有待提升(黄色)，或是距实现2030年的目标面临严峻挑战(红色)。当一个国家评级为“红色”时，意味着至少有一项指标得分较低(指示为红色)，以便于强调并明确每个国家实现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如表1所示，“SDGs指数和指示板”中，共有63项指标用于149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指数排名评估。由于OECD国家的数据获取性较高，该评估新增了16项指标仅用于OECD国家的指标评价。

根据这套指标体系，我国SDGs指数排名为76位，居于世界各国中位。在这63项指标中，一共9项目标14个指标为红色(加粗表示)，5项目标21个指标为黄色，仅3项目标22个指标为绿色，6个指标没有获取有效数据。结合“SDGs指示板”，我国在SDG2(消除饥饿)、SDG3(良好健康与福祉)、SDG9(工业、创新和基础设施)、SDG10(缩小差距)、SDG11(可持续城市与社区)、SDG13(气候行动)、SDG14(水下生物)、SDG15(陆地生物)以及SDG16(和平、正义与强大机构)的表现均指示为红色。

表1 《SDGs指数和指示板》中的指标列表

(续表)

来源：SDGs指数和指示板。

*标注[a]的指标是仅用于评估OECD国家的SDGs指数和指示板。

**● 是指UN-IAEG提出的第一层级中的指标；(是指与UN-IAEG提出的第一层级中相类似的指标(IAEG-SDGs 2016)。

***所使用的数据为最新年度数据。

具体分析各项指标，我们发现，SDG2中的“可持续氮管理指数”指示为红色。农业氮污染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其发展趋势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类似，即农业中的氮污染随着经济的发展先升后降，当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氮污染程度逐渐减缓，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36]。不同国家的临界点不同，主要受到社会、技术、经济和政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为降低农民种植成本，保障粮食安全，政府加大了对化肥生产的补贴，促使农民通过增加氮肥使用来提高农作物产量，或者种植氮需求量较高的作物，而不是采用提高氮肥吸收的管理技术，最终导致化肥过剩，影响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农业的发展[37]。

在SDG9的评估中，尽管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良好，但在“移动宽带和互联网使用率”上的表现指示为红色。2016年国际电信联盟(ITU)发布的《宽带状况报告》指出，全球约39亿人口无法使用互联网。由于人口基数巨大，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名列前三，所占比例为46%。这可以解释该指标指示为红色的理由[38-39]。

发展信息通信技术事业是推动实现17项SDGs的关键。实现教育、性别平等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发展目标，都需要通过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变革和创新来实现。中国和印度是不上网人口总数最大的两个国家，但同时也是上网人数最多的国家。中国互联网用户人数达7.21亿，居全球第一；印度互联网用户人超越美国位居第二[40]。该项指标评估与互联网在我国迅速的发展并不一致，但不可否认是，如何有效利用互联网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是我国当前面临的新的挑战。

2015年，“互联网+”首次出现在全国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即充分发挥互联网在社会生产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集成作用，将互联网创新成果深度融合于社会经济各领域之中，提升实体经济的创新力和生产力，形成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实现工具的经济发展新形态[41]。自此，“互联网+”在我国成为新兴热词[42]。目前，“互联网+”被广泛运用各个领域，包括与联合国2030年议程紧密相关的多个社会发展领域。以教育为例，如何利用教育信息技术进一步实现传统教育的升级，更加公平的优化配置教育资源，革新教育体系，使教育技术真正实现联合国倡导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是重要的研究课题[13,43]。

从SDG10和SDG16的评估中发现，“基尼指数”和“清廉指数”均指示为红色。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重要指标，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则越不平均[44]。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5年我国的基尼系数为0.462，超过国际警戒线，反映了我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4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之后又呈现缩小态势。总体上，城镇富裕程度要远远大于农村,而城镇中最富有的人群集中在垄断行业，最富裕的地区是东部地区。我国总体的贫富差距仍然集中在源于我国二元经济的城乡差距上[46]。

“清廉指数”是由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建立的清廉指数排行榜，反映的是一国政府官员的廉洁程度和受贿状况[47]。根据“透明国际”的数据，2015年中国得分37分，在16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83[48]。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透明国际”中的排名与我国近年来取得的反腐成就并不相符，这不仅说明了“清廉指数”这一指标的评估方法和结果并不能准确反映各国政府的反腐败问题，也反映了获取各政府清廉程度数据的准确性和有效性还有待提高。

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是人类最崇高的价值理想，也是我国在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深化改革中所面临的重大课题[49]。马克思的公平正义论认为，社会公正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进步，实现公正首先是实现社会制度的公正[50]。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公平正义理论也认为，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一个重要判断依据是看其是否是公平的[51]。目前来看，我国公平正义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最突出的挑战之一是城乡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而这背后又蕴含着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资源的不公平配置。从政府治理的角度出发，只有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制定公平的分配制度，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税收制度，才能真正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52]。

在评估中还可以发现，SDG11、SDG13、SDG14和SDG15中的绝大多数指标都指示为红色，这表明我国面临一系列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能源消费导致我国成为全球碳排放量第一大国，中国近30年快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多种空气污染问题集中出现，PM2.5是目前我国大气污染中最重要的污染物之一[53]。SDG11中，我国在“城市地区PM值小于2.5的年平均浓度”评估中指示为红色，这就表明空气污染的防控和治理远远滞后于近30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突显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54-55]。空气污染治理对于政府目前的环境治理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也为国家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可持续性间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国家环境治理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54]。

我国海洋开发速度随着经济发展不断加快，由于密集的人口和工业，大量的废水和固体废弃物倾入海水，海洋生态保护面临巨大挑战[56]。根据《2015年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我国海洋污染主要集中在近岸局部海域，入海排污口邻近海域环境质量状况总体较差，88%以上无法满足所在海域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环境污染、人为破坏、资源的不合理开发等生态压力超出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56-57]。

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的气候与环境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中国不仅为各种国内环境问题所困扰，同时还要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海洋环境保护以及跨界大气和水污染防治等各种全球和区域环境问题[54]。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环境大国，自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召开了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以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环境合作和履约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刚刚加入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则是人类历史上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三个里程碑式的国际法律文本，形成2020年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局[58-59]。中国所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标志着全球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中国的落地和创新，也为中国铺开了可持续发展实践探索的道路。

六、中国参与实施SDGs的策略与方针

维护和平、消除贫困、保障尊严是人类社会的共同愿望。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是千年发展目标的延续，是全球发展的“升级版”，关系未来国际发展合作走向，并可为各国制定国家发展战略提供参照。中国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为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和实施奠定了实践基础。尽管如此，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的地位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中国的发展仍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如何把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挑战，关于中国未来15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

2016年9月，李克强总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国别方案》总结了中国已取得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客观评估中国当前所处阶段和实现SDGs所面临的挑战，提出指导思想、总体原则、应对策略、实现路径和具体的落实方案，成为进一步指导中国开展落实相关工作的行动指南，并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推进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借鉴和参考。

为进一步推动《国别方案》的落实，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1)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建议在现有以政府部门为主的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工作机制基础之上，设立专家咨询委员会，为相关政府部门制定具体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设立由私营部门、社会民间组织等参与的SDGs联盟，推动全社会在落实SDGs方面的积极参与。

(2)利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平台，加强数据统计能力建设和投资力度。在《国别方案》的框架下统一由一个政府部门建立“国家SDGs评估指标体系”，结合十三五规划监测评估SDGs的落实进度，并面向公众发布评估结果；同时也积极参与国际和区域层面的后续评估；加强与国际组织的沟通与合作。

(3)将“一带一路”建设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紧密结合，深化“一带一路”国别研究，在《国别方案》的框架下出台《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国别方案》，充分利用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这些融资平台，推动沿线发展中国家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除发挥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融资作用外，还要加强与世行、亚行等多边开发机构，以及东道国开发机构的战略合作。

(4)重视可持续发展环境治理，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转变为环境治理机制，加快构建科学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不仅需要对我国当前的环境治理体制进行全方位改革和创新，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加强战略部署，明确实施优先领域，保持目标、制度、政策法规的一致性和连续性，以确保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多项环境目标的实现。

(5)加强宣传，赋权公众，提高公众责任意识，鼓励全民参与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同时，通过创新教育和培训方式，对中国各级政府及工作人员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推动高校可持续发展学科的建设，开展跨学科、跨区域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国际合作研究计划，培养国际青年人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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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辛 城)

The Policy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China’s Implementation of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XUE Lan, WENG Ling-fei

(TsinghuaUniversity,SchoolofPublicPolicyandManagement,Beijing100084,China)

In September 2015,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were adopted by all member stat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hope that these objectives could be achieved by 2030.Although China has made tremendous contributions in promoting the achievement of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s), there are still more than 70 million people living in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s, is exacerbating China’s difficulties in delivering of SDGs in the next 15 years.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licy process and main features of the 2030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n it focuses on the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SDGs globally.Finally, based on SDG index and dashboards produced b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 (SDSN), it asse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particularly the most pressing challenges China is facing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dicators.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re put forward for consideration to achieve the 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by 2030.

China; 2030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policy challenges;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2016-10-18

2017-01-19

DFID研究计划“China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Network (CIDRN)”。

薛澜(1959-) ，男，北京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研究方向：科教政策、危机管理、全球治理、公共政策与管理等。

F061.3

A

1002-9753(2017)01-00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