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替代、政府监管与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

晚春东，秦志兵，丁志刚

(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消费替代、政府监管与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

晚春东，秦志兵，丁志刚

(绍兴文理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为探究如何调控供应链环境下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引入消费替代参数λ，构建了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动态博弈模型，并进行了算例仿真检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当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较低时，只有政府食品监管者的主动监管概率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食品生产商才会偏好于选择生产优质安全食品策略；而当消费替代水平较高时，食品监管者既可以通过保持适当的主动监管概率和消费者举报响应度，也可以通过保持一定的主动监管概率来激励食品厂商选择生产优质安全食品。最后，结合理论分析提出了促使广大食品厂商生产优质安全食品的相关建议。

消费替代；政府监管；食品生产商；演化博弈模型；食品质量安全风险

一、引言

食品质量安全事关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供应链环境下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生成、积累、传导和爆发是导致食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的内在动力，而食品供应链上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消费者和政府监管部门等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动机与行为决定了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涨落和危害程度。考虑到食品不同于一般产品，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来源和调控方式独特[1]，供应链环境下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围绕基于供应链视角的食品生产与消费质量管理及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这一主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一些颇有价值的探索[2-3]。Aleda V. Roth等提出了一个称为“六TS”的食品供应链质量管理概念框架[4]。政府在食品监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Fares等以自愿实施食品安全体系的机制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食品安全风险类型不同时，政府监管部门和零售商对生产企业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联合作用[5]。颜波等提出了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及可追溯性的解决方案[6]。李翔等运用混合Logit模型分析了消费者对不同有机认证标签的支付意愿,进而考察了具有不同购买频率的消费者群体偏好的异质性[7]。Ortega 等研究了中国食品安全事件以及消费者由此产生的信任危机，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中国消费者对政府认证的食品有最高的支付意愿，因此更需要政府参与到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中来[8]。目前以政府为主导的传统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在实际中存在着重复监管与执法等问题[9]，政府应从“反应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向“自主型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进行转变，通过制定适当的政策以引导激励企业主动加强食品安全管理[10]。定量研究表明，食品质量安全的公共物品属性问题是不能完全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的，政府管制对于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破解不可或缺，食品质量安全策略选择通常是多主体重复博弈的结果[11]。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本质上是政府与食品生产经营者之间的博弈过程，政府监管的有效性取决于不断降低监督检查成本、降低败德行为的额外预期收益以及加大对违规的惩罚力度[12]。刘小峰等[13]构建了一个从原材料供应到消费者最终消费完整过程的食品风险传播模型，政府监管策略对食品供应链上游成员影响较大，对下游影响较小。张红霞等[14]通过建立食品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号传递模型，验证了生产高质量食品的企业可以通过传递强质量安全信号以实现与生产低质量食品的企业之间的分离。王常伟等[15]通过博弈模型分析，认为对食品安全问题企业的容忍是缘于中国消费者具有对行业食品安全水平不信任的观念，由于整体食品安全状况较差，使消费者没有选择的余地。张国兴等[16]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以新闻媒体为主的第三方监管对食品企业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影响机理，指出第三方监管对于政府部门的监管作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替代性。

食品质量安全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购买食品的重要依据[17]，但深入研究发现，由于食品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的特性，其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往往需要通过实际消费之后才能显现和认知。基于食品供应和消费的双视角，周早弘[18]认为食品质量安全不仅仅是政府和市场就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应该参与进来，通过博弈分析显示：政府对不良企业的惩罚越大，对公众的举报响应概率越大，就越能减少食品质量安全事故的发生。Cembalo[19]等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研究了替代食品交易成本以及与食品相关的生活方式等因素对意大利消费者参与食品消费链的影响，替代食品链中的理性消费者通常更看重价格和口味。靳明等[20]通过借鉴人口迁徙推拉理论中的PPM模型，构建了食品安全事件影响下的消费替代意愿模型，认为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不仅会使消费者产生品牌转换意愿，而且会在品牌转换意愿的基础上产生溢出效应，并使消费者产生品类替代意愿。Jin[21]通过韩国手足口病疫情爆发的实证研究，指出虽然消费者认为消费问题食品是有风险的，但如果没有合适的替代品以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其可能不会改变原有的消费模式。进一步研究表明，不同地区的替代食品存在差异性，在厂商和消费者之间具有食品网络替代值的不一致，使替代食品网络产生了不均衡的替代，不同地区的食品替代性也会由于消费者对农业企业的态度不同而体现出较大差异[22-25]。

不难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分析一般性的食品安全管理对策框架，侧重于对影响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的各利益主体及第三方监管的独立分析，重视政府监管效率中的处罚力度研究而缺少主动监管概率的分析，且对基于食品异质性的消费替代方面成果也主要限于验证性研究。而针对旨在抑制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的消费替代、政府监管与食品生产者动机和行为定量逻辑推理问题的研究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本文尝试构建一个以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为主体、政府作为各方利益调控者的博弈模型，进一步探究供应链背景下，食品质量安全风险调控中消费替代和政府部门监管对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优化决策的影响。

二、食品生产商与消费者演化博弈模型的构建

演化博弈是在假定博弈参与方拥有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将博弈分析和动态演化分析过程结合起来的一种分析方法。由于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分别处于供应链的下游和市场交易环节，两者之间明显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并且两者所处的经营环境和交易环境也是复杂多变的，因而我们可以合理假定在食品生产商和食品消费者的博弈中，他们都是有限理性者。为简化分析，我们不妨假定食品生产商和食品消费者都有两种策略，对于一般食品生产厂商来讲，出于获得消费者的认可以及扩大市场的目的其可以生产优质安全(H)的产品；但对于某些食品生产商来讲，其或只看重短期利益，或是由于认为大家都在生产劣质甚至有害产品，自己生产劣质产品也无妨，进而生产劣质(L)的产品。对于食品消费者来说，其能够购买到优质安全的产品是极好的。但是如果其购买到劣质甚至有害的产品，由于受对食品进行检查、举报不良厂商的损益等因素的制约，食品消费者也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策略:举报(R)或者不举报(N)。由于食品具有经验品和信任品特点，消费者在消费之前并不能准确地了解食品的真实质量和安全性，因而在此假定消费者的博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购买食品，并将其消费掉；第二阶段根据食品质量安全情况决定是否举报。由于这两个阶段持续的时间很短，我们可以认为食品生产商在这两个阶段生产以及售卖食品的质量安全状况并不会发生改变。

表1 生产商和消费者的博弈支付矩阵

表中x是指生产商生产优质安全食品的概率，1-x是指其生产劣质有害食品的概率，0≤x≤1。y是指消费者进行举报的概率，1-y是指消费者不进行举报的概率，0≤y≤1。通常情况下，消费者对劣质有害食品生产商进行举报时，政府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对食品生产商的监管概率要大于消费者不举报时的监管概率，即z′>z。这里我们假定消费者的举报使食品监管部门的监管处罚概率是以主动监管概率z为基础进行增加的，且其增加值为Δz，不妨可以称之为政府监管部门对消费者举报的响应程度。因而在消费者进行举报时食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对劣质有害食品生产商处罚的期望值为yz′S=y(z+Δz)S。

根据博弈模型，若食品厂商生产优质安全产品，其可获得的期望收益TH为：

TH=y2Rh+(1-y)2Rh=2Rh

(1)

若厂商生产劣质有害产品，其可获得的期望收益TL为：

(2)

因此，厂商可以获得的总期望收益ET为:

(3)

同理，若消费者选择举报策略，其可获得的期望效用MR为：

(4)

若消费者选择不举报策略，其可获得的期望效用MN为：

(5)

因此，消费者可以获得的总期望效用EM为:

(6)

由此，根据Malthusian方程[26]，可以得到厂商生产安全食品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 x(1-x)[2Rh+2zS+yΔzS-

yzS-λ(1-y)zS-(λ-1)yRl-

(2-λ)Rl]

(7)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得到消费者选择举报策略的复制动态方程为：

y(1-y)[(1-x)(π+Ul-λUl)-t]

(8)

根据微分方程的性质，若要使方程达到稳定则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即若要使厂商和消费者的策略达到稳定状态，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9)

三、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的动态均衡策略分析

图1

图2

四、基于消费替代的系统演化博弈分析

由式(7)和(8)可以构成一个动力学系统。根据系统稳定性特点，由复制动态方程求出的均衡点并不一定是系统的演化稳定策略(ESS)。Friedman[27]提出可以根据雅可比矩阵的局部稳定性分析出演化均衡点的稳定性。用J表示雅可比矩阵，则有：

其中:

b11= (1-2x)[2Rh+2zS+yΔzS-yzS-

λ(1-y)zS-(λ-1)yRl-(2-λ)Rl]

b12=x(1-x)[(1-λ)(Rl-zS)+ΔzS]

b21=-y(1-y)(Ul-λUl+π)

b22=(1-2y)[(1-x)(π+Ul-λUl)-t]

若使该均衡点为演化策略均衡点(ESS)，则需此复制动态方程的平衡点满足局部稳定条件:

①b11+b22<0，此为迹条件，记为tr(J)。

②b11b22-b12b21>0，此为值条件，记为det(J)。

表2 结论(1)的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表3 结论(2)的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表4 结论(3)的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表5 结论(4)的均衡点的局部稳定性

以上演化博弈相位图如下：

图3 图4 图5

五、演化博弈结果分析

因此，在监管资源有限性条件制约下，为切实有效降低食品质量安全风险，可优先着重从结论(4)和(5)的均衡策略中进行选择。对于监管资源较缺乏的食品监管部门，其可以根据结论(4)，在维持较高的消费替代水平条件下，同时保持适当水平的主动监管概率和较高的消费者举报响应度。而对于各项资源较为充足的食品监管部门，其可以根据结论(5)，在维持较高的消费替代水平条件下，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主动监管概率。

六、算例分析

(2)当0.2

图6 图7

(3)当z>0.4时。取z=0.5,Δz=0.05,λ=0.2。我们通过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用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概率x和y，得出了如图8所示的演化轨迹。从图8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政府食品监管部门的主动监管概率提高到一个很高的水平时，即使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较低，演化均衡也可趋于(1,0)点。

从以上(1)、(2)和(3)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较低时，只有政府监管部门的主动监管概率处于一个很高的水平，食品生产者才可能选择生产优质安全食品策略。

(4)当0.10.1。取z=0.18，Δz=0.6，λ=0.8。我们通过Matlab软件进行仿真分析，用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概率x和y，得出了如图9所示的演化轨迹。从图9中可以看出，当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较高时，政府监管部门通过保持适当的主动监管概率和消费者举报响应度，就可以使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演化博弈均衡趋于(1,0)点。

(5)当0.2

图8 图9

图10

从(4)和(5)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当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较高时，政府监管部门既可以通过保持适当的主动监管概率和消费者举报响应度，也可以通过保持较高的主动监管概率来激励食品生产者选择生产优质安全食品。

七、结论与建议

通过食品供应链中食品生产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动态演化博弈分析和算例仿真发现：当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较低时，只有政府监管部门的主动监管概率处于一个很高水平，食品生产者才可能选择生产优质安全食品，否则更偏好于生产劣质有害食品。而当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较高时，政府监管部门既可以通过保持适当的主动监管概率和消费者举报响应度，也可以通过保持较高的主动监管概率来激励食品生产者选择生产优质安全食品。

为有效降低食品质量安全风险，促使广大食品厂商生产优质安全食品，需要以寻求协调均衡解为导向，形成食品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多方合作博弈格局，可考虑以下策略：

一是重视消费替代。从优化食品消费供给侧结构出发，鼓励市场竞争，逐步提高食品的消费替代水平λ。市场垄断者没有生产优质食品的动力，市场有效竞争才会迫使厂商提供优质食品。政府应加大对食品市场垄断的监管力度，通过鼓励创新、对优质安全新品牌或品类食品的开发进行必要补贴等方式，并结合第六产业思维，建造一系列的食品质量安全生产基地，积极引导诚信优质企业进入食品市场以增强市场的竞争性，增加优质安全食品的有效供给，为消费者提供多元化的优质安全食品消费选择。

二是强化监管效率。构建政府食品监管者激励机制，消除食品监管者和生产者的合谋动机，提升监管者的法律、责任和安全意识。同时运用第四产业理念，构建“互联网+”行政监管平台，提高企业信息公开度和自律性，降低监管成本，提高监管效率，促使食品监管者根据实际情况适当增加对劣质有害食品生产商主动监管的概率和处罚力度，并合理加大对消费者举报的响应度，即提高zS和ΔzS值，从而抑制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

三是创新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监管共治模式。以食品供应链全流程为监管对象，突出消费者进入监管主体体系的制度设计，鼓励举报，降低举报成本。同时考虑成立国家分级第三方认证与检测诚信联盟，引入第三方监管主体，通过联盟诚信价值提高优质安全食品生产者的收益水平Rh，大幅削减或消除劣质有害食品生产者的收益Rl。从而形成政府主导下的包括政府监管部门、生产经营者、消费者、第三方认证与检测机构、媒体以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协同的防控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的社会共治格局，切实维护全社会食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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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辛 城)

The Analysis of Consumer Alternativ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Food Quality Safety Risk

WAN Chun-dong, QIN Zhi-bing, DING Zhi-gang

(Colle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ShaoxingUniversity,Shaoxing312000,China)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o control the risk of food quality safety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the supply chain, a dynamic game model between food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was constructed by introducing the consumption substitution parameter called λ,and the example simulation test analysis was carried 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when the alternative food consumption level is low, only if the regulators of the active regulatory probability is at a high level, will food producers prefer to choose the strategy of producing quality and safety food；When the alternative food consumption level is higher, regulators can not only by maintaining proper active supervision probability and consumer complaint response lever, can also through maintaining active supervision probability in a high lever to encourage food manufacturers to choose to produce quality and safety food.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oretical analysis, some suggestions which can promote the vast number of food manufacturers to produce quality and safety food was put forward.

consumer alternative；government regulation；food producer；evolutionary game model；food quality safety risk

2016-09-15

2016-12-2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食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风险演变机理与调控优化模型”(7137217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6YJC630019)。

晚春东(1965-)，男，黑龙江哈尔滨人，绍兴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供应链风险管理、食品质量安全管理。

F276.9

A

1002-9753(2017)01-005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