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城融合视域下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梁学成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产城融合视域下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影响因素研究

梁学成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目前产城融合已成为我国城市化与产业化互动发展的内在需求。本文结合我国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发展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方法，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共同影响因素；然后以西安曲江新区为例，提出并论证了文化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之间存在融合及正向互动发展关系，同时分析并得出了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直接与间接影响因素，以及两者之间的影响程度等结论；最后从政府支持、市场驱动、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四个层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产城融合；文化产业园区；城市建设；互动发展；影响因素

一、引言

文化产业属于新兴产业，其发端于上世纪60年代欧美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影视、出版、演出以及娱乐等领域的文化市场发展。到了90年代，伴随现代科技、信息网络以及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产业化趋势不断增强，产业领域也迅速扩展，出现了3D影视、动漫艺术、电子书及实景演出等新业态，并与民生需求和经济发展紧密结合，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有了创新与提升。由于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国家战略竞争的重要力量形态[1]，因而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已将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的一项核心竞争力，以及国家战略性产业之一。2012年发达国家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平均在10%左右，其中美国达25%，其在世界文化产业市场中所占份额则高达43%[2]。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制定“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已明确提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的发展目标。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总体上具有起步晚、发展快的特点。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构想，之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文化产业大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文化产业振兴规划》(2009)、《“十二五”时期文化产业倍增计划》(2012)、《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2014)等。据统计2004—2012年期间，我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速超过23.1%，2015年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已达2.7235万亿元，约占GDP比重的3.97%。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文化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以及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的完善，国家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构建文化产业园区，打造文化产业链群”的发展方向。截止2013年底，国家先后设立了西安曲江新区、华侨城创意文化产业园、山东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和上海张江文化产业园等10个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并建立或建成了273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12家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可见，产业园区已成为当前我国文化产业最主要的发展方式。

由于文化产业具有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而产业园区又是一种具有追求公共利益和经济效益双重目标且具有竞争力的开放组织系统，因而文化产业园区显然是一种适应性选择。目前国内文化产业园区主要采取政府发起下的市场化组织管理模式，即“产业园区+城市建设”融合发展，并与创新发展和城市经济相结合。城市已成为文化产业生命存在的主要空间形态。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审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就明确提出“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伴随文化产业园区在一些大中城市的快速发展，现代产业结构与城市主体功能的不断调整，以及第三产业和人居化社会的城市建设逐渐发展，产城融合已成为文化产业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然而，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正处在由规模增长向质量效益增长的转型期，同时存在着产业增长后续乏力、城市化发展带动效率低等困境。为此，本文将从产城互动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入手，探讨在政府支持与市场驱动的共同作用下，如何更好地发展文化产业园区，以及提高与城市化建设互动融合的发展水平。

二、相关文献研究

文化产业是一种特殊的产业发展类型。在传统三大产业分类中，仅有新闻出版、广播、电影、电视和音像业、文化艺术业、体育和娱乐业等属于第三产业，而文化创意、文化商贸、文化旅游和文化演出等属于新兴业态。张来武(2016)提出了六次产业划分理论，并将文化产业归属为第五产业[3]；Kibbe(1982)认为文化产业发展在提高人力资本水平方面具有外部性，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远大于对GDP的贡献率[4]。然而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还较低；张仁寿等(2011)通过对广东等13个省市文化产业绩效分析，提出由于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和原创能力，我国文化产业总体上还不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5]；乐祥海、陈晓红(2013)通过KSS 模型测算我国文化产业技术效率，也指出其仍处于低下水平[6]；郑世林、葛珺沂(2013)通过研究表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着力点在于提高文化产业技术效率[7]。由于产业园区作为一种产业集群形式会产生外部性以及知识溢出效应等，因而对于园区的整体发展都具有正向的带动作用。近些年国内外不少学者从产业集群、产业融合等方面对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进行研究，Wynne(1992)在研究英国城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时，认为文化产业集群是指城市中各种文化和娱乐设施高度集中的地理区域[8]；Keith Bassett、Ron Griffiths等(2002)以布里斯托尔为例，通过对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的起源、阶段、发展程度以及本地集群与全球经济之间关系的分析，指出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动态变化特征[9]；Jane Zheng、Roger Chan(2014)以上海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为例，提出“集聚区”可以发挥一些功能集群效应，但也可能会抑制文化政策的推行和文化创造性发展[10]；Pumhiran Nolapot(2006)认为文化产业园区就是在一个空间有限的地理区域内，由一些文化企业和创意个体组成，呈现出文化生产和消费的集中[11]；梁学成(2014)以西安曲江新区为例，指出文化产业是城市发展的一种重要助推器，并剖析了文化产业园区对旅游、科技、商贸等产业发展的融合与带动力[12]；朱海霞等(2011)研究曲江文化产业园区的运营模式，指出其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即“旅游+房地产开发”、“特色文化旅游+城市经营”和“文化产业园区综合运营模式”[13]。

城市建设是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力，也是产业发展中不可缺少的促进力量；同时城市化本身又是一个由人口、经济、资源环境构成的复合系统。Guler Yalcin(2014)指出“人口的增长不是城市化，城镇化并不是促进发展的措施，任何不规则和无计划的城市建设都不是发展”[14]；周玉龙、孙久文(2016)认为应从城市化发展的个性出发，尊重地方文化和异质性发展，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差异化发展政策，构建区域创新系统[15]。近年来，国内外学者还从城市文化、智慧化、创意化，弹性社区以及创新发展、城市规划等方面研究城市建设与发展问题。Shin Nakagawa(2010)以大阪市1999-2008年期间发展为例，研究并提出了一种协调地方政府和居民之间利益分配的理想模式，以促进城市重建和文化发展[16]；辜胜阻等(2013)从城市演进路径指出，智慧城市是继数字城市和智能城市后的城市信息化高级形态，也是信息化、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度融合[17]；汪菲、黄晓玲(2015)通过对城市居民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感知研究，提出培育宽松氛围、拓展创意产业区公共展示空间，以及加强同周边区域联动优化发展等措施[18]；杨励雅、朱晓宁(2012)研究了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居民出行选择问题，认为随着出行活动空间和范围不断扩大，居民出行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19]；张慧(2015)从城市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社区内部关系协作和社区内经济状况等方面研究提高城市社区弹性问题[20]；张来武(2015)针对创新驱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提出六大产业发展理论，对以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和相关服务业构成的第五产业发展提出了存在和发展价值所在[21]；尤建新等(2011)以上海和深圳为例，对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战略和驱动要素进行研究[22]；刘洁等(2013)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有许多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还存在单中心布局、“摊大饼”式发展，优质资源过分集中于中心城区的问题[23]。

产城融合是产业发展的一种新方式和新趋势，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背景下一种发展思路。在传统城市经济理论中，产业与城市一直是“相伴而生”，产业促进城市发展，城市为产业兴盛而创造条件。一方面产业发展将为城市功能优化而提供经济支撑，另一方面城市建设又为产业发展创造了优越的要素和市场环境。可见，城市空间结构与城市经济运行存在着紧密关系。由于学术界研究的出发点和目标存在差异，使“产城融合”概念及内涵存在不同的解读。李文彬、陈浩(2012)认为产城融合的本质是从功能主义导向人本主义的一种回归，其核心是促进居住和就业的融合[24]；刘荣增、王淑华(2013)认为政府追求的产城融合包括三层涵义，一是新区产业发展与城市功能完善同步，二是城市新区产业的甄选和布局与整个城市未来的发展定位相吻合，三是城市新区与老城区的有机融合[25]。当然，产城融合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互动作用过程”。

总之，虽然国内外学者在文化产业园区、城市建设以及产城融合发展方面都有相关的研究，然而从产城融合角度来研究两者之间互动发展关系以及影响因素的并不多。本文认为：一方面在文化产业与城市化快速融合发展的实践背景下，应充分考虑空间区域融合、功能融合、要素融合、驱动力融合等内容；另一方面考虑未来城市的发展目标，包括经济有效率、社会包容与环境可持续等内容[26]。只有这样，才能科学地认识和解读文化产业与城市建设之间的互动融合关系，更好地协调和促进两者的共同发展。

三、研究设计

为了探究产城融合视域下的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关系及其影响，本研究参考了近年来关于文化产业园区、城市建设实践以及相关学者的研究观点，构建了影响两大方面发展的因素变量体系，即一是从供给、需求和支持因素三个方面，构建了影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15个相关影响因素；二是从政府、经济、文化、社会、技术和硬件等六个方面，构建了影响城市建设的16个相关因素。基于此，本文通过专家访谈与问卷调查相结合的实证方法，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检验与分析。考虑到量表的参考基础，本研究采取小样本专家问卷调研方法进行确认与检验，共发放问卷24份，回收有效问卷21份，有效率为87.5%，信度为0.878，符合进一步分析要求；然后运用T检验和均值分析法确认了影响文化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的相关因素，以及影响两者共同发展的6个方面因素。

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将产城融合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总体结构关系图设计与编码，具体可参见图1。其中，关系图左边的一组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三个方面影响因素，即供给因素(FW1)、需求因素(FW2)和支持因素(FW3)；关系图右边的一组是影响城市建设的六个方面因素，即政府管理(FC1)、经济发展(FC2)、文化教育(FC3)、社会服务(FC4)、技术支持(FC5)和硬件配备(FC6)；关系图中间的一组为两者共同发展的6个影响因素，即政府政策支持(F1)、专业管理机构设置(F2)、基础设施情况(F3)、资金支持(F4)、技术支持(F5)、土地、商业地产等资源供给(F6)。

图1 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总体关系

基于此设计，本研究将以西安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园区为例，通过运用线性回归分析、单样本T检验和多变量路径分析等方法，对文化旅游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四、实证分析

本研究以西安曲江新区为例，通过实证调研和分析，对文化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并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

(一) 研究对象与假设提出

西安曲江新区是我国首批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从2003年开始，该产业园区坚持以“文化立区和旅游兴区”为发展宗旨，不断挖掘和整合文化资源，突出西安盛唐特色文化，实施文化项目带动、主题景区落地与城市建设并行发展战略。经过多年的发展建设，一方面曲江新区已初步形成以曲江文化产业集团为代表的集文化出版、文化演艺、文化旅游和影视制作等多种类型的文化企业集聚区。截至2013年底已形成2293家文化企业落户产业园区的发展格局，2014年园区的文化产业增加值高达46.04亿元。另一方面，2009年曲江新区成为西安城市建设的亮点工程，2012年成功晋升为国家5A级景区[27]。如今曲江新区已成为当地市民与外地游客共同认可的特色城市区域，堪称为“文化产业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典范”。然而，目前曲江文化产业园区面临着如何继续“做实、做大、做强”文化产业园区，推进与城市建设相协调发展的现实问题。

本研究主要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的方式，对社区居民、当地市民及外地游客进行实证调研、采集数据；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获得有效问卷265份，有效率为88.33%，信度检验α值为0.947，属于“十分可信”，符合进一步分析要求。

为了便于分析与研究，本文将相关实证研究的问题类型及影响因素进行编码处理，具体可参见表1所示。同时，根据本研究的目标设计，将围绕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融合发展而提出了三个假设。假设H01：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之间存在互动协调发展关系；假设H02：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两者间的共同影响因素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假设H03：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之间互动发展是以共同影响因素存在为前提。

表1 调研问卷中的问题编码对应表

(二)问题分析与假设检验

问题1：分析曲江文化产业园区与西安城市建设之间相互影响。主要采用线性回归方程法，并对假设H01进行检验。

首先将“曲江文化产业园区”作为自变量(X)，“西安城市建设”为因变量(Y)；其次，确定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数值：Y=(Y1a+Y1b+Y1c+Y1d+Y1e)/5；X=(Y2a+Y2b+Y2c+Y2d+Y2e)/5；将两者数据进行线性回归分析，针对分析结果进行回归模型的检验和分析。其中，F=131.379>F0.05(1，n-2)，说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模型表现显著有效；回归系数R的t=11.462>tα/2(n-2)，说明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系数也显著有效；然后设线性回归方程为Y=ɑ+ßX；在验证该回归模型有效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可以得到线性回归方程式Y=1.516+0.596X；从回归方程得出：回归系数R=0.596，表明变量X对变量Y的影响程度是相互性较大，且为正向影响。

采用同样方法，分析西安城市建设对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影响程度。设“西安城市建设”为自变量(X)，“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为因变量(Y)；通过分析得出F=131.379>F0.05(1，n-2)，t=11.462>tα/2(n-2)，通过回归系数R的有效性检验，满足回归模型，得出回归方程式Y′=1.650+0.559X′。回归系数R=0.559大于0.5，较趋近于1，说明变量X′对变量Y′的影响程度也较大，且为正向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和西安城市建设两者之间存在互动发展的影响关系，且都是正向促进作用。于是，本研究的假设H01得到检验。

问题2：对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共同影响因素进行差异性分析。主要运用单样本T检验分析法，并进一步验证假设H02。本项研究主要对问题Y3中的13个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分析来看：各统计量与检验值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具有统计学意义。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在共同影响因素13个选项内容中，P值均为0.000。说明这些选项之间存在显著性差异；同时，关于共同影响因素的13个指标重要程度，从所分析数据的均值Mean排序结果来看：依据重要程度的均值Mean大小，居于前5位依次为道路建设(Y3e)、交通网络(Y3d)、城市基建资金支持(Y3f)、文化教育资金支持(Y3g)以及城市安全保障(Y3j)；这五个因素对两者互动发展的影响程度较高；而认为重要程度较低的后3位依次是专业管理机构设置(Y3c)、专业技术人员数量(Y3m)和商业地产的供给(Y3l)。说明这三个因素对两者的互动发展影响程度也较低。于是，本研究的假设H02得到检验。

表2 共同影响因素的单样本T检验分析结果

问题3：对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和西安城市建设两者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分析。本项研究主要采用AMOS19.0统计软件中结构方程模型，并进一步检验假设H03。

由于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的相互关系，还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有测量误差，有助于分析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发展、西安城市建设以及两者互动发展的共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这里包括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促进城市建设的5个影响因素、城市建设带动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5个影响因素，以及两者共同作用的13个影响因素。本项研究以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共同影响因素是以政府政策(包括Y3a、Y3b、Y3c)、基础设施(包括Y3d、Y3e、Y3h)、资金能源(包括Y3f、Y3g、Y3i)和辅助因素(包括Y3k、Y3l、Y3m)四个方面为前提。

本项研究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根据相关系数进行模型调整和修正，具体路径图2所示。

在上述结构方程模型中，假定“政府政策”、“基础设施”、“资金能源”和“辅助因素”这四个外生潜在变量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共同影响因素，分别有三个或四个观测变量来反映这四个外生潜在变量的值。“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作为两个内生潜在变量，它们不仅分别影响五个观测变量，而且它们之间还有相互影响的作用。从路径图2分析来看，该结构方程模型的相关系数均在-1～1之间，标准回归系数的绝对值都小于1，各参数均可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满足结构方程的参数检验。同时，该结构方程的拟合指数RMSEA为0.80，CFI值为0.855，趋近于1，TLI值为0.830，也接近1；还有NNFI，IFI等均在0.90左右。因而，从整体上来看，均表明该模型拟合相对较好。

从结构模型路径图2可以得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有辅助因素、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三个方面；城市建设的直接影响因素有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和资金能源三个方面；两者的共同影响因素只有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两个方面，在直接影响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三个因素中，政府政策的直接影响最大为0.17，其次是辅助因素、基础设施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6和0.13；同时三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指数较高，路径系数分别为0.65、0.92和0.74。于是反映出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和辅助因素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并对产业园区发展构成较强的直接影响，且表现为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资金能源虽然没有直接与园区发展产生关系，但是因为它与辅助因素、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都具有较高的路径系数，因此它具有对园区发展的间接影响关系。

同理，城市建设也受到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和资金能源三方面因素的直接影响，其中基础设施的路径系数最大为0.19，而资金能源和政府政策对基础设施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15和0.14。同时，三者之间的互动作用指数较高，路径系数分别为0.92、0.97和0.95。说明政府政策、基础设施和资金能源之间存在密切关联性，并对城市建设构成直接影响，且表现为一定的正向影响作用。辅助因素虽然没有直接与城市建设产生关系，但是因为它与资金能源、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都具有较高的路径系数，因而具有对城市建设的间接影响关系。

图2 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结构模型路径关系

本研究除了观察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的各自影响因素外，还发现文化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互动融合发展的影响关系。依据路径图2可以得出：产业园区发展对城市建设的路径系数是0.65，大于城市建设对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路径系数是0.13。说明两者的相互影响程度表现显著，假设H03得到检验；同时表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对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进一步说明发展文化产业将有助于城市建设。

五、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对曲江文化产业园区和西安城市建设互动发展的影响因素多方面实证分析，不仅有力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不同影响因素在产城融合发展中的相关性与重要程度存在差异。为此，本文可以得出以下五个直接的实证结果。

结论1：文化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存在明显的互动发展影响关系，且都是正向促进作用。同时，政府政策和基础设施是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与城市建设两者共同的直接影响因素，而辅助因素和资金能源则具有直接和间接影响关系。

结论2：在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互动发展中存在共同的13个影响因素，且它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其中，道路建设(Y3e)、交通网络(Y3d)、城市基建资金(Y3f)、文化教育资金(Y3g)以及城市安全保障(Y3j)等5个因素的影响程度高；而专业管理机构设置(Y3c)、专业技术人员数量(Y3m)和商业地产供给(Y3l)3个因素相对较弱。

结论3：文化产业园区发展的直接影响因素有辅助因素、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其中辅助因素包括高新技术支持(Y3k)、商业地产供给(Y3l)和专业技术人员数量(Y3m)等；基础设施包括道路建设(Y3e)、交通网路(Y3d)、城市基础设施建设(Y3h)和城市安全保障(Y3j)等；政府政策包括法律法规(Y3a)、相关政策(Y3b)和专业管理机构设置(Y3c)等。

结论4：城市建设所依赖的直接影响因素有基础设施、资金能源和政府政策，其中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的内容与产业园区发展的影响因素内容相同；资金能源主要包括城市基建资金(Y3f)、文化教育资金(Y3g)和城市能源供给(Y3i)等。

结论5：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和城市建设存在明显的互动发展影响关系，并且文化产业园区对城市建设的影响程度相对较大。其中，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对城市建设的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城市交通(Y1b)、城市信息网络(Y1c)、城市规划布局(Y1a)；城市建设对产业园区发展影响的因素中，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产业园区的交通完善(Y2c)、园区的景观设施(Y2a)、园区文化品牌塑造(Y2b)。

可以看出：在产城融合实践的前提下，文化产业园区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相互关系中影响的内容和程度都存在显著差异。同时，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必须与城市建设中的交通、信息及规划布局相结合；城市建设还有助于文化产业园区的交通完善、设施建设及品牌塑造等。

六、对策与发展建议

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融合发展的实践，一方面说明产城融合发展是一种内在需求与趋势；另一方面也证明文化产业园区与城市建设存在显著的互动融合关系，突出表现在政府支持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一些软硬件内容。据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四个方面的对策与发展建议。

(一)从政府支持方面来看

当前我国正处于“调结构、促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增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领域的不断扩大，无论是文化产业园区的后续发展，还是城市化建设与发展都需要政府在相关政策制定和管理措施配套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当然，我国文化产业管理还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是文化管理体制、文化市场管理水平以及文化行政组织、调控力度等方面[28]。针对文化产业园区发展，需要重点关注其直接的影响因素，除了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外，更需要关注在文化教育基金、财税优惠、专项资金以及企业创新等方面政府支持，同时还需要政府在知识产权、专利保护以及规范竞争环境等方面加强监管；针对城市化建设与发展，同样除了基础设施和政府政策等直接影响因素外，更需要在城市基建基金、城市能源供给等方面加强政府支持，如城市交通系统中节能减排的措施及政策建议[29]；同时还需要明确城市定位，重视城市文化与品质建设，通过政策鼓励和措施引导等方式来创建智慧城市、生态城市，不断加强对城市交通系统、节能减排等方面的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

(二)从市场驱动方面来看

市场是一种调节供需的自动机制，也是一项激励创新的重要要素。尽管我国文化产业园区先期发展是以政府推动为主，但是后期发展只有调动市场力量，充分发挥市场活力，才能不断增强产业园区的自身造血机能，驱使文化产业获得核心竞争力；尤其在资金投入、技术引入等方面。同时还需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市场投融资机制，不断提高文化产业园区管理效率与发展水平，确保形成一个有效率的、公平的市场化环境。同样，在城市化建设与发展方面也需要一种市场驱动力量，尤其在资金能源方面，需要合理引入市场机制，采取PPP模式、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开展城市基建基金的市场化运营与管理；重视城市化发展中能源市场化改革，重点构建体制和价格机制，以及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并将为智慧能源发展带来机遇；还需要重视排污权管理的市场化，以鼓励清洁能源的优先使用。

(三)从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来看

产业园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一种内在需求，对城市化建设与发展具有较强的正向带动力，主要表现在城市交通、城市信息网络和城市规划布局三个方面。首先重视产业园区高新技术平台建设，它是提升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核心内容，其中人才是创新平台的核心力量。目前文化产业方面的人才建设相对匮乏，缺乏支持性教育。一方面通过增强自身产业园区的综合实力，来吸引社会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和输送人才；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产学研合作方式共同培养专门人才。当然，大多数文化创意产业的集聚总体上能够产生正效益，但某些细分产业的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出现负变化[30]。另外，产业园区发展需要重视文化产业发展规律与特点，重视产业园区的生态产业链的建立；同时还应鼓励多种社会组织参与产业园区建设，将有效的社会资源引入园区发展。再者通过有效地调节产业园区的适应性来确定发展规模，确保产业园区的发展与城市建设相协调。

(四)从城市建设与发展来看

重视城市化发展的新格局，逐渐走上创新型城市建设与发展道路。当前绿色、智慧、人文已成为引领我国现代城市发展的风向标。城市的定位将会偏生活化，“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针对城市建设中基础设施、资金能源和政府政策等直接影响因素，需要政府支持和市场驱动的共同作用，以确保城市建设的发展方向与活力。同时需要重视城市安全保障因素，包括防范人为造成的事故灾难，如交通事故、矿难、火灾及爆炸等公共安全事件，还有公共卫生，如流行病、重大疫情及食物中毒等，以及一些社会安全事件等；还应重视一些突发的自然与综合性灾害，如极端天气引发暴雨、大风、冰冻和雾霾等。当这些不利事件发生时，不仅要有相应的应急机制、应对预案，还要有相应的防范设施。海绵城市的理念与思想就具有先进性、持续性和有效性，在保障城市水生态安全基础上，有助于推动我国城镇化和城市群现代化开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31]。另外，加强城市服务体系建设也是完善公共服务和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保障。当然，城市建设水平的提升同样有利于促进文化产业园区的发展，它们具有互利共生的融合发展关系。

总之，在产城融合实践背景下，一定要有主有次，在兼顾全面的发展战略中提升文化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在内的整个城市系统的功能集成和效率，最终实现产业园区和城市建设的长远可持续发展。从本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政府政策支持是产城融合下互动发展的关键内容，同时加大科技、信息、资金与能源等多方面投入与支持，对于推进两者间协调与创新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当然，本研究关于影响因素分析方面的相关结论还将有待进一步检验与探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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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辛 城)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al Parks and Urban 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LIANG Xue-cheng

(School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orthwestUniversity,Xi’an710127,China)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cities has become the internal demand of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China.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cities, this research conducts a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on the common factors related with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park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The research on Xi’an Cultural Industry Park in Qujiang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park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are integrating, and they are proportionally developing together. Then it goes on to analyze both the direct and indirect influenti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 degree of that influence. Finally, the autho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rom the four aspects of government support, market driving, industrial park development, urban construction.

city-industry integration; cultural industrial park; urban constructio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influencing factors

2016-09-22

2017-01-1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4AYJ02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90018)。

梁学成(1969-)，男，河北故城人，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文化旅游产业与管理。

F719

A

1002-9753(2017)01-009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