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土壤指示特征研究*

查理思吴克宁†梁思源魏洪斌李晨曦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2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5）

（3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河南仰韶村文化遗址的土壤指示特征研究*

查理思1，2吴克宁1，2†梁思源3魏洪斌1，2李晨曦1，2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土地科学技术学院，北京 100083）

（2 国土资源部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35）

（3 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郑州 450001）

人类作为生物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土壤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在古人类遗址土壤研究中，通过分析土壤理化性质以及包含物特征，可还原古人类活动类型以及强度。在河南仰韶村文化遗址内，分别选取一个受到古人类活动干扰的土壤剖面（简称文化剖面）和没有受到古人类活动干扰的土壤剖面（简称自然剖面），通过观察和分析，比较两个剖面在遗物遗迹、土壤理化性质以及植物遗存方面的差别，从而获取该遗址的土壤指示特征。研究结果显示文化剖面中出现陶片、石器、灰坑、灰烬层和文化层；通体粒度组成偏砂，在灰烬层砂粒含量达到最大；低频磁化率（χlf）高于自然剖面，且出现异常高值，频率磁化率（χfd）略低于自然剖面；色度参数红度（a*）、黄度（b*）、亮度（L*）值低于自然剖面，均在灰烬层出现最小值；容重小于自然剖面，在文化层出现最小值；全磷含量高于自然剖面，在灰烬层和文化层出现极大值和最大值；禾本科（Gramineae）和藜科（Artemisia）含量高于自然剖面，存在驯化的粟、黍、水稻植硅体；有机碳同位素（δ13C）值较自然剖面偏正，指示剖面植物类型以C4为主；炭屑含量大约为自然剖面的4倍。土壤在古人类活动影响下，宏观上，土体中的侵入体和剖面形态特征与自然剖面具有明显的差别；微观上，粒度组成、磁化率、色度、全磷、容重、孢粉、植硅体、炭屑和有机碳同位素也与自然剖面有明显的差别。

文化遗址；遗物遗迹；土壤理化性质；植物遗存

道库恰耶夫（Vasili Vasilievich Dokuchaev）在其1883年出版的《俄罗斯黑钙土》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土壤形成五大因素（气候、地形、母质、生物和时间），人类作为生物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土壤的影响越来越受到关注［1-6］。在古人类遗址土壤研究中，通过分析土壤理化性质以及包含物特征，可还原古人类活动类型以及强度。如曹志洪等［7］通过对江苏绰墩山遗址中古水稻土的黏粒、有机质、磁化率、孢粉及植硅体特征研究，证明该遗址稻田群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灌溉稻田群，获得新石器时期“火耕水溽”——原始灌溉稻作技术的证据，并提出古水稻土的诊断技术标准。史威等［8］发现重庆中坝考古遗址土壤的磁化率分布异常，表明土壤受到古人类强烈改造，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气候变化、自然成土作用对土壤磁化率的影响，其中碎陶片集中的文化层表现为高磁化率值，多次异常高值可能与古人类用火有关，因为高强度燃烧可增加土壤磁性矿物。董广辉等［9］通过对河南大阳河遗址土壤磷、氮、碳元素分析，发现王湾三期（4.3～4.0kaBP）和二里头时期（3.9～3.5kaBP），古人类活动增加了土壤有机碳、全氮和有机磷含量，并且有机碳与全氮、有机磷与全氮的比值明显增加，元素质量分数和比值变化特征说明该遗址为古人类生活和居住区，而不是农作区。与王湾三期相比，二里头时期土壤中有机碳、全氮和有机磷质量分数明显升高，表明该遗址二里头时期人类活动强度较王湾三期有所增强。

然而目前研究多集中古环境变化与古人类活动强度的耦合关系［10-19］，从宏观的空间和时间角度研究气候变化对古人类活动强度的影响。研究对象通常为没有古人类干扰的土壤剖面，研究方法多为选取较强气候指示意义的土壤理化特征及包含物，如粒度、磁化率、孢粉等，从而较为准确地还原古环境。研究结果结合考古资料，从古环境角度，对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强度变化进行解释。如此，较易缺乏从微观的角度，了解古人类活动对土壤性质及包含物的影响，从而难以对古人类因素在土壤发生、发育中作用，以及含有文化层的土壤分类诊断特征、土壤文化遗产功能评价研究形成定量化土壤学数据。

本文选择在河南仰韶村文化遗址内，分别选取一个受到古人类活动干扰的土壤剖面（简称文化剖面）和没有受到古人类活动干扰的土壤剖面（简称自然剖面）。通过观察土壤中的遗物遗迹，分析土壤常规理化性质，并借鉴孢粉、植硅体、炭屑、有机碳同位素研究方法［20-23］，比较两个典型剖面的土壤形态、理化性质及包含物特征，从而较为全面地获取河南仰韶村遗址区土壤指示特征，以期为其他遗址区土壤指示特征研究提供借鉴。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和土壤剖面分层概况

河南仰韶村遗址位于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7.5 km仰韶村南的台地上。遗址长约900 m，宽约300 m，面积近3.0×105m2。仰韶村是仰韶文化的命名地，仰韶文化作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于1921年被瑞典科学家安特生等发现而得名。

文化剖面位于仰韶村进村路西面的缓坡上（111°46′36″E，34°48′53″N），海拔633 m，坡度5°～8°。根据颜色、结构、紧实度和层间接触关系等，将剖面分为六层（表1）：灰烬层为古人类用火遗迹，文化层为古人类居住遗迹，两者水平分布，边界形状平整规则，在两者中均发现仰韶时期红陶片和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灰陶片，其旁锥型灰坑为古人类生活垃圾或粮食储备所挖的土坑，可证明灰烬层、文化层为古人类活动遗迹。

自然剖面位于仰韶村安特生路东面缓坡上（111°46′36″E，34°48′51″N），海拔621 m，坡度5°～8°。根据颜色、结构、紧实度和层间接触关系等，将剖面分为四层（表2）。

表1 文化剖面分层描述Table 1 Pedological and stratigraphic description of the cultural profile

1.2 样品采集与分析

采样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按发生层采样，共采集分层样品10个，进行环刀法的容重分析；另一种为密集采样，在观察厚度4 m范围内，间隔10 cm从下至上连续采样，共采集密集样品80个，主要用于粒度、磁化率、色度、全磷、有机碳同位素、孢粉和炭屑分析。粒度分析采用英国Mastersizer2000型激光粒度仪测定，磁化率分析采用英国BartingtonMS-2型双频磁化率仪测定，色度参数a*、b*、L*分析采用日本柯尼卡美能达公司CM-700d分光测色仪测定，全磷分析采用ICP发射光谱法。有机碳同位素采用Thermo公司Flash HT 2000元素分析仪与Dleta V稳定同位素质谱仪联合测定。孢粉的提取采用酸碱处理、重液浮选和过筛法，鉴定和统计在Leica生物显微镜（放大倍数为×400）下完成。炭屑鉴定和统计在日产Olympus BX-51型光学显微镜（放大倍数为×400）下完成，对直径大于50μm的炭屑进行统计。此外，对文化剖面中古人类活动干扰的土层进行植硅体分析，植硅体的分离和提取参照湿式灰像法，将提取的植硅体用中性树胶制成固定片，在Leica 生物显微镜（放大倍数为×400）下进行观察、统计和显微照相，其鉴定和分类参照有关文献［24-27］，命名采用国际规则［28］。

表2 自然剖面分层描述Table 2 Pedological and stratigraphic description of the natural profile

2 结 果

2.1 遗物遗迹

与自然剖面相比，文化剖面中可发掘和观察到陶片、石器、灰坑、灰烬层和文化层。通过对周边类似文化剖面的观察，发现陶片多细碎，偶有较大片，经有关专家鉴定，均为新石器时期陶片，其中红色陶片（图1-1）多为仰韶文化时期，黑色陶片（图1-2）多为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石器（图1-3）不多，但发现具有明显棱角的尖状石器、外形浑圆的石器和经过加工后外形规则的石器；灰坑可按不规则（图1-4）和规则（图1-5）形状分类，经有关专家研究，不规则形状多为仰韶文化时期，规则形状多为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灰烬层（图1-6）多为一层水平且较薄的非自然土层，颜色多为灰黑色或黑色，与周围土层颜色形成鲜明差别，多为古人用火痕迹；文化层（图1-7）多为一层水平且较厚的非自然土层，颜色多为灰色或灰白色，多为古人生活遗迹。

图1 仰韶村文化遗址遗物遗迹Fig. 1 Relics found at the Yangshao village cultural relic site

2.2 粒度

粒度作为气候变化的替代指标得到了广泛应用，黄土堆积的粒度测量已成为第四纪东亚季风变化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29］。为了便于进行古气候研究，本文参照有关研究成果［30］以及相邻黄土地区的粒度分级标准［31］，采用50、10和5μm作为砂粒/粗粉砂、粗粉砂/细粉砂以及细粉砂/黏粒分界线。如图2所示，文化剖面的粒度组成结果：黏粒含量范围为122.69～306.04 g kg-1，平均含量为244.19 g kg-1，变异系数为17.10%；细粉砂含量范围为104.07～194.14 g kg-1，平均含量为155.23 g kg-1，变异系数为15.45%；粗粉砂含量范围为447.61～548.45 g kg-1，平均含量为501.49 g kg-1，变异系数为4.93%；砂粒含量范围为25.44～293.99 g kg-1，平均含量为99.09 g kg-1，变异系数为54.23%。自然剖面的粒度组成结果：黏粒含量范围为203.53～316.85 g kg-1，平均含量为267.38 g kg-1，变异系数为11.39%；细粉砂含量范围为126.52～193.84 g kg-1，平均含量为163.59 g kg-1，变异系数为9.70%；粗粉砂含量范围为466.79～547.25 g kg-1，平均含量为497.30 g kg-1，变异系数为5.04%；砂粒含量范围为18.56～139.43 g kg-1，平均含量为71.73 g kg-1，变异系数为43.07%。

图2 文化和自然剖面粒度组成特征图Fig. 2 Characteristic graphs of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 of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profiles

在灰烬层，砂粒含量达到最高值，远高于自然剖面的最大值，同时黏粒含量达到最低值，低于自然剖面的最低值。在文化层，黏粒含量达到极大值。

2.3 磁化率

土壤样品分别进行低频（0.47 kHz）和高频（4.7 kHz）磁化率测定，得出低频磁化率（χlf）、高频磁化率（χhf），将所得值换算成质量磁化率（SI单位：10-8m3kg-1），样品的频率磁化率计算公式为：χfd=（χlf-χhf）/ χlf×100%。如图3所示，文化剖面的磁化率结果：χl f范围为57.96～705.51×10-8m3kg-1，平均值为156.41×10-8m3kg-1，变异系数为61.33%；χfd范围为6.43%～12.92%，平均值为10.61%，变异系数为12.33%。自然剖面的磁化率结果：χlf范围为51.38～199.65×10-8m3kg-1，平均值为136.48×10-8m3kg-1，变异系数为31.23%；χfd范围为6.33%～12.71%，平均值为10.74%，变异系数为15.78%。

χlf在灰烬层和文化层中均出现极大值，并在170 cm处出现最大值，远超自然剖面最大值。χfd在灰烬层出现最小值，在文化层出现极大值。

图3 文化和自然剖面磁化率特征图Fig. 3 Characteristic graphs of magnetic susceptibility of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profiles

2.4 色度

使用a*、b*、L*三个色度参数来描述土壤色度特征，其中a*代表红度，变化于红和绿之间；b*代表黄度，变化于黄与蓝之间；L*代表亮度，变化于黑与白之间，三者参数值介于0～100之间。如图4所示，文化剖面的色度结果：a*范围为2.45～10.42，平均值为6.52，变异系数为35.74%；b*范围为5.82～23.24，平均值为15.05，变异系数为24.83%；L*范围为22.68～46.48，平均值为36.21，变异系数为12.02%。自然剖面的色度结果：a*范围为6.29～9.76，平均值为7.81，变异系数为13.14%；b*值范围为14.03～19.84，平均值为16.74，变异系数为8.77%；L*范围为25.84～42.31，平均值为33.34，变异系数为12.37%。

图4 文化和自然剖面色度特征图Fig. 4 Characteristic graphs of chroma of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profiles

a*、b*、L*均在灰烬层出现最小值，远低于自然剖面的最小值，而在文化层均出现极大值，接近或超过自然剖面的最大值。

2.5 全磷、容重和有机碳同位素

如图5所示，文化剖面的全磷含量范围为146～9 880 mg kg-1，平均值为3 309 mg kg-1，变异系数为85.22%；自然剖面的全磷含量范围为109～1 850 mg kg-1，平均值为681 mg kg-1，变异系数为72.22%。全磷在灰烬层和文化层出现极大值和最大值，大于自然剖面的最大值。

如图5所示，文化剖面的容重范围为0.79～1.27 g cm-3，平均值为1.15 g cm-3，变异系数为15.91%；自然剖面的容重范围为1.23～1.36 g cm-3，平均值为1.30 g cm-3，变异系数为4.21%。容重在灰烬层和文化层出现极小值和最小值，小于自然剖面的最小值。

如图5所示，文化剖面土壤有机碳同位素（δ13C）值范围为-23.9‰～-12.6‰，平均值为-18.9‰；自然剖面土壤有机碳同位素（δ13C）值变化范围为-2 4.4‰～-1 8.8‰，平均值为-21.5‰。δ13C在灰烬层出现最大值，大于自然剖面的最大值。

2.6 孢粉和炭屑

文化剖面40个孢粉样品经分析鉴定后发现，31个样品的孢粉统计数量达到200粒以上，其余样品不参加孢粉百分含量的计算。结果显示文化剖面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呈现温带草原植被景观。草被植物花粉中蒿属（Artemisia）、藜科（Chenopodiaceae）、禾本科（Gramineae）、菊科（Compositae）占据显著地位，含量范围分别为4.37%～61.39%、1.49%～32.81%、3.50%～72.64%、0～9.00%，平均值分别为37.85%、9.43%、2 4.8 1%、2.7 0%。木本植物花粉中，桦属（Betula）、栎属（Quercus）、松属（Pinus）、鹅耳枥属（Carpinus）、胡桃（Juglans）、栗属（Castanea）花粉在多数层位出现，含量范围分别为0～4.35%、0～10.50%、0～10.53%、0～4.90%、0～2.13%，0～2.70%，平均值分别为1.50%、4.39%、3.09%、0.91%、0.57%、0.58%。蕨类植物花粉在剖面上部含量相对丰富，其他层位仅零星出现，含量范围为0～20.56%，平均值为2.69%。炭屑浓度变化范围为548～438 152粒g-1，平均值为57 931粒 g-1。

图5 文化和自然剖面全磷、容重和有机碳同位素特征图Fig 5 Characteristic graphs of total phosphorus，bulk density and organic carbon isotope of the cultural and natural profiles

自然剖面40个孢粉样品经分析鉴定后发现，28个样品的孢粉统计数量达到200粒以上，3个样品的孢粉统计数量在100～200粒，其余样品不参加孢粉百分含量的计算。结果显示自然剖面也以草本植物花粉为主，呈现温带草原植被景观。草被植物花粉中蒿属（Artemisia）、藜科（Chenopodiaceae）、禾本科（Gramineae）、菊科（Compositae）占据显著地位，含量范围分别为3.47%～78.00%、2.50%～20.28%、1.46%～24.41%、0.47～21.05%，平均值分别为41.02%、7.45%、9.69%、4.68%。木本植物花粉中，桦属（Betula）、栎属（Quercus）、松属（Pinus）、鹅耳枥属（Carpinus）、胡桃（Juglans）、栗属（Castanea）花粉在多数层位出现，含量范围分别为0～5.58%、0～8.02%、0.94%～6.90%、0～20.45%、0～1.74%、0～1.03%，平均值分别为1.13%、3.35%、2.74%、2.25%、0.43%、0.38%。蕨类植物花粉在剖面上部含量相对丰富，其他层位仅零星出现，含量范围为0～46.50%，平均值为12.63%。炭屑浓度变化范围为828～106 376粒g-1，平均值为14 394粒g-1。

2.7 植硅体

文化剖面共分析5个样品，其中4份样品每份平均统计约250粒植硅体，共鉴定出21种形态类型，主要有哑铃型、棒型、尖型、方型、导管型、扇型等（图6）。

可鉴定的驯化农作物植硅体种类主要有粟、黍和水稻（图7），粟、黍类植硅体来自种子的稃壳（黍η型；粟Ω型），水稻植硅体是来自稃壳的双尖型、以及来自茎叶组织的并排哑铃型和扇型。已有考古资料证明，仰韶文化时期已形成稻作农业［32］，并在河南西部类似遗址发现了炭化水稻［33］。

图6 仰韶村文化遗址主要植硅体形态Fig. 6 Morphology of the main phytoliths discovered at the Yangshao village cultural relic site

图7 仰韶村文化遗址农作物植硅体类型Fig. 7 Crop type of the phytoliths found at the Yangshao village cultural relic site

3 讨 论

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相比，遗物遗迹丰富，特别是灰烬层和文化层，颜色、形态明显。

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的黏粒、细粉砂、粗粉砂、砂粒平均含量比值分别为0.91、0.95、1.01、1.38，变异系数比值分别为1.50、1.59、0.98、1.25。可以看出，文化剖面的粒度变化程度大于自然剖面，以黏粒变化尤为明显。此外，粒度组成较自然剖面偏粗，特别是在灰烬层，由于古人类用火，产生大量砂粒，其含量达到最高值293.99 g kg-1，远高于自然剖面的最大值。但在文化层，黏粒含量达到极大值，推测古人类居住活动增加了黏粒含量。经观测，在该层出现一层红色黏土层，推测为古人类掩盖粮食或掩埋垃圾而铺上的黏土，以达到密封的效果。

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的χlf和χfd平均值比值分别为1.15、0.99，变异系数比值分别为1.96、0.78。可以看出，文化剖面的χlf变化程度大于自然剖面，且数值大于自然剖面，特别是在灰烬层和文化层，分别达到300.72×10-8m3kg-1和231.06× 1 0-8m3k g-1，并且在过渡层2中出现异常值705.51×10-8m3kg-1。推测由于古人类用火、居住等活动，造成土壤磁性物质含量增多。文化剖面的χfd变化幅度与自然剖面相近，但数值总体略低，反映土壤风化程度弱于自然剖面，推测为古人类活动干扰所致。

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的a*、b*、L*平均值比值分别为0.83、0.90、1.09，变异系数比值分别为2.72、2.83、0.97。可以看出，文化剖面的色度变化程度大于自然剖面，但数值总体小于自然剖面，特别是灰烬层，a*、b*、L*分别为2.45、5.82、22.68。推测由于古人类用火，产生大量灰黑色物质，各色度特征值均出现最小值，远低于自然剖面的最小值，但在文化层均出现极大值，接近或略超过自然剖面的最大值。

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的容重平均值比值为0.88，变异系数比值为3.78。可以看出，文化剖面的容重变化程度大于自然剖面，但数值总体小于自然剖面，特别是在文化层，出现最小值0.79 g cm-3，虽然该层黏粒含量较高，但该层富含有机质，故容重达到最小值，而其他土层容重均大于1 g cm-3。反映古人类居住活动会增加有机质含量，相应降低土壤容重。

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的全磷含量平均值比值为4.95，变异系数比值为1.18。可以看出，文化剖面的全磷含量变化程度大于自然剖面，且数值大于自然剖面，特别是在灰烬层和文化层，出现极大值和最大值，分别为8 734 mg kg-1和9 880 mg kg-1，反映古人类活动具有富磷作用。

文化剖面有机碳同位素（δ13C）值较自然剖面偏正，更接近于C4植物的有机碳同位素值，推测为古人类饮食活动所致。

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的蒿属（Artemisia）、藜科（Chenopodiaceae）、禾本科（Gramineae）、菊科（Compositae）、桦属（Betula）、栎属（Quercus）、松属（Pinus）、鹅耳枥属（Carpinus）、胡桃（Juglans）、栗属（Castanea）、蕨类植物花粉百分含量平均值比值分别为0.92、1.27、2.56、0.58、1.33、1.31、1.13、0.40、1.33、1.53、0.21。可以看出，文化剖面禾本科（Gramineae）百分含量远高于自然剖面，出现最大值72.64%，鉴定出的粟、黍、水稻植硅体均属禾本科植物。此外，藜科（Artemisia）含量也较自然剖面高，出现最大值61.39%，而藜科中的甜菜、菠菜、厚皮菜、地肤、藜、盐地碱蓬和猪毛菜等均可食用。文化剖面与自然剖面的炭屑浓度平均值比值为4.02，推测为古人类用火所致。

4 结 论

土壤在古人类活动影响下，宏观上，土体中的侵入体和剖面形态特征与自然剖面具有明显的差别，宏观指示特征主要表现为存在丰富的遗物遗迹。微观上，粒度组成、磁化率、色度、全磷、容重变异系数均较自然剖面大，微观指示特征主要表现为粒度组成偏砂、χlf高、χfd略低、色度特征值低、全磷含量高、容重小。孢粉、植硅体的含量和类型与自然剖面有较大差别，禾本科（Gramineae）、藜科（Artemisia）花粉含量丰富，并鉴定出驯化粟、黍和水稻粮食作物植硅体。此外，炭屑含量高，有机碳同位素（δ13C）值偏正。

致 谢感谢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郭正堂、吕厚远、张立原老师及其团队对本文实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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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c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in Ancient Human Cultural Sites —A Case Study of Yangshao Village Cultural Relics，Henan Province

ZHA Lisi1，2WU Kening1，2†LIANG Siyuan3WEI Hongbin1，2LI Chenxi1，2
（1 School of L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Beijing 100083，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Beijing 100035，China）
（3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Zhengzhou University，Zhengzhou 450001，China）

【Objective】In this paper，two soil profiles at the Yangshao Village cultural relic site of Henan Province，one with obvious evidence of ancient human activities（cultural profile in short）and the other free of any ancient human disturbance（natural profile in short），were chosen for comparison. 【Method】 Through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the two profiles were compared in content of relics，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and plant remain in an attempt to identify indic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oil in ancient human cultural sites.【Result】Results show that the cultural profile was found to have some pottery shards，stonewares，ash pits，ash layers and cultural layers；its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 tended to be sandy with sand content，on average，being 1.38 times as high as that in the natural profile and peaking up to 294 g kg-1in the ash layer；its average and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low frequency magnetic susceptibility（χlf）was 1.15 and 1.96 times，respectively，that of the natural profile with an abnormal peak of χlfappearing in Transition layer II，reaching up to 705.51×10-8m3kg-1；its average and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frequencydependent magnetic susceptibility（χfd）was 0.99 and 0.78 times that of the natural profile，being obviously slightly lower than the latter；its average of redness（a*），yellowness（b*）and lightness（L*）was 0.83，0.90 and 1.09，respectively，that of the natural profile；its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a*，b* and L* was 2.72，2.83 and 0.97，respectively，that of natural profile；its a*，b* and L* fell down the bottom in the ash layer，being 2.45，5.82 and 22.68，respectively；its average and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bulk density was 0.88 and 3.78 times，respectively，that of the natural profile；its bulk density was the lowest in the cultural layer，being 0.79 g cm-3，and higher than 1.00 g cm-3in all the other layers；its average and variation coefficient of total phosphorus was 4.95 and 1.18 times，respectively，that of the natural profile；its TP peaked in the ash and cultural layers up to 8734 mg kg-1and 9879.6 mg kg-1，respectively；The average content of Gramineae and Artemisia remains，including phytolith of setaria italic，panicum miliaceum，oryza sativa，was 2.56 and 1.27 times that of the natural profile；its δ13C tended to be more positive than the other’s；its indicative plants were dominated with C4；and its average content of carbon dust was 4.02 times that of the natural profile. 【Conclusion】Based on the above-listed findings，it is found that the soi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ncient human activities is apparently different from natural soils macroscopically in intrusivebody and profile morphological；its main macro indicative feature is the existence of abundant relics，while its micro ones are being higher than natural soil in variation coefficients of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magnetic susceptibility，chroma，total phosphorus，and bulk density，sandy in particle size composition，higher in χlf，slightly lower in χfd，lower in chroma，higher in total phosphorus，and lower in bulk density；the content and types of pollen and phytolith it contains are also different from those a natural soil has；for instance，the former has rich Gramineae and Artemisia pollens and phytoliths identified to be of setaria italic，panicum miliaceum and oryza sativa. In addition，its content of carbon dust is higher with δ13C tending to be more positive.

Cultural Relic Site；Relics；Soil physic-chemical properties；Plant remains

S155

A

10.11766/trxb201610140175

（责任编辑：檀满枝）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226）资助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 41371226）

† 通讯作者 Corresponding author，E-mail：wukening@cugb.edu.cn

查理思（1988—），男，江西庐山市人，博士，主要从事土壤地理研究。E-mail：chalisi1988921@163.com

2015-10-14；

2016-01-04；优先数字出版日期（www.cnki.net）：2016-0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