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沙心学从异端到正统
——从龟山从祀和弘治科场案说起

陈 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论白沙心学从异端到正统
——从龟山从祀和弘治科场案说起

陈 胤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明成化、弘治年间，白沙心学兴起，以新的学术方法和观念迅速传播，其从异端而为正统，以两大事件为标志。一是龟山从祀。宋儒龟山先生杨时因与蔡京有关系，后世不得从祀孔庙；明天顺八年(1464)陈献章于春阳台悟道创立白沙心学，成化二年(1466)被太学祭酒邢让称学比龟山，是为“真儒复出”，此后陈献章声名渐起；弘治四年(1491)，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奏事，要求以学如杨时者为太学师、杨时从祀孔庙以正典祀；弘治八年(1495)，龟山得从祀孔庙。杨时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白沙心学被社会正统所认可。二是弘治科场案。弘治十二年(1499)，主考官程敏政受白沙心学影响而提倡陆(心)学，因试题的心学倾向，遭到朝野反对势力围攻，虽然事件使程敏政致仕，但白沙再传弟子伦文叙得中状元，科场案使白沙心学更加深入人心。

陈献章；白沙心学；龟山从祀；程敏政；弘治科场案

一、龟山从祀之议与道统、道体关系

理学发展到南宋，学理上出现了明显分歧，最典型的是朱熹(1130—1200)和陆九渊(1139—1193)，二人学术上“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体认差异，被视为两派之间矛盾的起点。南宋后期，出现了意图调和二派之争的合流趋势。元代，许衡、吴澄等人调和朱、陆观念差异，以冀理学与心学在学术上互相包容，求同存异。

明初，太祖大兴文字狱,成祖以方孝孺案威慑天下,士子科举以程朱之学为宗。“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馀裔，师承有自，矩矱秩然。曹端(1376—1434)、胡居仁(1434—1484)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一》卷二百八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2页。曹端、胡居仁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大儒薛瑄(1389—1464)也是踵继前贤，以躬行程朱之学为己任，造成了墨守成规的学术风气和传统，阻碍了思想的进步和发展。

成、弘年间，龟山先生杨时(1053—1135)从祀之议，虽不引人注目，但争议过程与白沙心学的传播关联紧密。 “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黄宗羲：《明儒学案·白沙学案上》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79页。，可历来学术史对白沙心学传播及影响的考察并不深入，自然也不会关注龟山从祀这个看似与白沙心学毫不相干的小问题，因而对于白沙心学在明代中期的传播问题讲得并不清楚。

据程敏政弘治八年(1495)的《龟山先生从祀议》：

成化元年，淛江绍兴府知府彭谊亦要将杨时从祀，及福建将乐县岁贡生员何昇亦奏前事，内称宋儒朱熹、张栻，元儒许衡、吴澄，俱以有功圣门，得预从祀，而杨时独不得预。近年，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亦以为言，可见后学之心皆有未安，已经行移翰林院议拟，定夺外合，仍照例用。手本行请本院，查照议拟，径自具奏等，因谨按：诸儒从祀于孔门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后学所易知也，要必取证于大儒之说，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见《四库全书》第 12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一般认为，龟山从祀是为了完善儒门道统的需要，这要说到宋代杨时之事。宣和元年(1119)，杨时年近七十与蔡京合作，出仕为秘书郎。这是熙宁变法后的新旧党争激烈、蔡京主政、元祐党人遭受迫害之时，杨时作为程门高弟，此时出仕，备受后人争议。朱熹评价道:“龟山之出，人多议之，惟胡文定之言曰：‘当时若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此语最公。”*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一，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573页。

最初，正统十三年(1448)和成化元年(1465)都有龟山从祀之奏议，正统年间无果；成化元年，朝廷则命“专祀于故乡”*《宪宗实录》卷二十一：“(成化元年九月)命福建延平府立祠祀宋儒杨时,以罗从彦、李侗配享。时萧山县民有奏以时从祀孔子者，事下礼部，请命翰林院议,大学士李贤、学士刘定之等议：……臣等窃意先儒从祀孔庙者，宋元以来议定已久，今不敢又增时，宜於时故郡令有司建立祠庙，春秋择日致祭，以表圣朝崇儒重道之意，以慰后觉景模仰范之心。是虽不得通祀于天下，而犹得专祀於故乡，比之诸儒亦为异矣，故有是命。”台北：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1962年版，第422-423页。。从祀之议的最初动因，本是为了完善儒门道统，后来则演变为对现实中白沙心学的支持行为。

按《白沙先生年谱》：天顺八年(1464)，陈献章春阳台悟道后，创立白沙心学。成化二年(1466)北上，重游太学，“祭酒邢让试先生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大惊，曰‘龟山不如也。’明日飏言於朝，以为真儒复出。一时名士如罗伦、章懋、庄昶、贺钦辈，皆乐从之游。钦执弟子拜跪礼，至躬为捧研墨。”*陈献章：《陈献章集》附录二《〈年谱〉及传记资料》，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809-810页。陈献章声名大振，朝野争相与之交往。

《朱子语类》说：“盖李先生(侗)默坐澄心之学，……问龟山之学云：‘以身体之，以心验之，从容自得于闲静一之中。’”*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一十三，第2741页。邢让的赞言以为白沙之诗具有龟山之学的真儒“道体”，而并非从“道统”角度出发。陈献章因“道体”纯正得到褒扬，让他此后几十年里与龟山先生紧密关联。与此同时，龟山从祀的道统之议，也逐渐演变为包涵了龟山学术真伪的道体论争，其中也包含了白沙心学是否能被朝廷最终认可的隐性命题。

弘治初，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奏六事：

(弘治四年正月)辛丑，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言六事：一曰择师儒，谓愿求道德之士如唐之韩愈、宋之杨时者，以为太学师。……三曰正祀典，谓孔庙未从祀者若龟山先生杨时，乃伊洛正传，息邪放淫以承孟氏，宜进已从祀者。若临川郡公吴澄，受宋之恩如此，其久历元之官如彼，其荣迹其所为鲁不及洛邑之顽民，宜黜；乞升时以上祔宋诸贤之位，斥澄以下从莽大夫之列，则于世教不为无补。……下礼部覆议，谓铎所奏深切时弊，俱可行，但欲黜吴澄升杨时从祀，前此已屡有陈奏，且难别议，从之。*《孝宗实录》卷四十七，台北：史语所据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微卷影印1962年版，第935-955页。

谢氏所奏两事都与龟山先生杨时有关：一为择师如杨时者为太学师，二为杨时当从祀孔庙以正典祀。因成化二年祭酒邢让夸赞，时人早将陈献章看作当代的龟山先生。随着陈献章白沙心学的传播和影响不断扩大，成化十七年(1481)白鹿洞书院欲聘陈献章入主讲学，次年受荐入朝封翰林检讨。不难知晓谢铎所指，当时所谓如杨时可为太学师者，即是白沙心学开创者陈献章。

二、白沙心学的兴起、传播与影响

景泰六年(1455)，陈献章下第南归。春阳台静坐十年悟道后，创白沙心学。成化二年(1466)，陈献章北游京师太学，因祭酒邢让称扬而名声大振。但朝野对于白沙心学的态度，表现出一种内冷外热的情形，即民间的追捧和朝廷的冷淡形成鲜明对比。

部分开明的程朱学统士人，逐渐接纳白沙心学的观念方法。虽然宋儒也有提倡静坐者，但白沙“静中养出个端倪”的道体体认方法，与明初以来宗习程朱者有明显差异。薛瑄的做法是：“瑄学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以复性为主，充养邃密，言动咸可法。尝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薛氏之学一本程朱，强调“躬行”。其传授弟子亦是如此，“(阎禹锡)闻河津薛瑄讲濂、洛之学，遂罢公车，往受业。久之，将归，瑄送至里门，告之曰：‘为学之要，居敬穷理而已。’禹锡归，得其大指，益务力行。”*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一》卷二百八十二，第7229页。可见薛瑄之学，“躬行”是其大要。

河东之学由阎禹锡传至周惠，再传至薛敬之时，学术上起了变化，或因与陈献章交往有关。据《明史》记载：“宪宗初，(薛敬之)以岁贡生入国学，与同舍陈献章并有盛名。”*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一》卷二百八十二，第7231页。实际上，薛敬之入太学后，他所继承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发生了变化：“成化二年，(薛敬之)贡入太学，太学生接其言貌，咸惊叹，先生由是名动京师矣。……又好静坐思索，凡有所得，如横渠法，即以札记。”*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奉议大夫金华同知思庵先生薛公墓志》卷二十二，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278页。案：脱脱，阿鲁图等：《宋史·张载传》卷四百二十七：“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起坐，取烛以书。其志道精思，未始须臾息，亦未尝须臾忘也。” 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724页。薛敬之所谓“如横渠法”，即是横渠张载通过静坐思索的冥想方法。但此法与薛瑄所传“躬行”有异，正与陈献章“静中养出个端倪”的“自得”方法相近。薛敬之的静坐行为，时间上与横渠张载相去甚远，若二者必须发生关联，则需受某种现时触发或影响方能产生，而最直接的外在诱因，当是与陈献章交往有关。

成化二年，白沙有了一批忠实的追随者。贺钦在京师拜白沙为师，此后对白沙学术奉行不悖；而庄昶(定山)则在南都(京)推广白沙心学，几十年不遗余力。也因为庄昶的努力，使得南京成为白沙心学传播的一个重要领地。《西园闻见录》卷七“道学”记载了程朱弟子学术转变的经历：

金贲亨，字汝白，吴县人，弘治庚戌(三年)进士，历官西江提学副使。偕其同郡友人应公大猷游南雍，遇海宁许杞山为同舍生论学，豁然大悟，乃知向之所学者名检。乃叹曰：岂是名检足以尽乎！朝夕过从，以讲论咨叩为事。杞山者，许公相卿(正德丁丑进士)也，以学行擅于浙中。先生既得学问大旨，于是卓然以圣人为必可学。……一夕，梦明道、伊川二先生在坐，先生诣前拱揖，伊川起，谓曰：家兄最好工夫。觉而大悟，乃知前日日用工夫用意过苦，责效太迫，反入于锐进助长之病，其于澄然真体似未有悟入处。由是为学一以明道为宗，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一意涵养，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灵明毕照，……于本朝诸儒，独推尊白沙，以为合于圣学，为之择其要语以示学者。*张萱：《西园见闻录》，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16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3-154页。

金氏“于本朝诸儒，独推尊白沙”，其“一夕”之梦暗示其学术转变过程。实为游南京太学时，因受许相卿与人论学所启发，引起学术方法上的转变。其“默坐澄心，体认天理，一意涵养，勿忘勿助。久之，端倪呈露”，正是白沙心学“静中养出个端倪”的门径。此事与谢铎上奏时间相近，可见南京一地白沙心学的传播与影响。

成化五年(1469)，陈献章再次下第，归家后开始授徒。其学术得到了社会广泛认同，江西、湖南、福建、江浙等地士人，纷纷前往江门求教。如刘玉《送黎萧二兄从白沙先生诗引》：“予友黎仁兴、萧具绪，囊书载舸，涉岭海，从学于白沙陈先生。先生道德为天下山斗，余每恨未及一拜，而二兄乃能拔出流俗，远从之游，其成德达材，显今而传后，无疑矣。”*刘玉：《执斋集》卷二，见《续修四库全书》第1334册，第314页。刘玉，字咸栗，江西万安人，弘治丙辰进士。罗伦对白沙之学是一直存疑的，也命其弟从江西前往江门问学*罗伦(1431-1478)，吉安永丰人，明代理学家。成化二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

据吕柟《明佥都御使前国子监祭酒虎谷先生王公墓志铭》记载：“(王云凤)观户部山东司政时，广东陈白沙、陕西薛先生显思(敬之)负重名。及门者尊之若程朱，先生闻其言，评论之，人以为允。”*吕柟：《泾野先生文集》卷二十四，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1册，第301-305页。吕柟(1479-1542)，陕西高陵人，正德三年进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时人对陈献章、薛敬之“尊之若程朱”，足见二人学术地位的尊崇。据《武宗实录》载：“(正德二年正月)丁酉，升浙江按察司副使陆完、陕西副使王云凤、湖广副使金献民，俱为按察使。完，江西；云凤，山东；献民，湖广。”*《武宗实录》卷二十一，上海：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602页。可知正德二年(1507)，距陈献章弘治十三年(1500)去世已有八年，其学术仍在蔓延。

三、白沙心学与反对势力的斗争

朝廷中，白沙心学支持与反对势力也在暗中较量。尽管白沙心学在成化初年即被士人追捧，却屡遭程朱学者的批评和非难。保守的程朱学者视白沙心学如水火，必欲除之而后快。阁老丘濬*丘濬(1421-1495),琼州琼山县人。景泰五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对于宣扬白沙心学的庄昶，甚至声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自昶也，使吾当国，必杀之。”*邓元锡：《皇明书》卷三十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316册，第297页。

成化六年(1470)三月，翰林院编修陈音荐举陈献章，结果被斥责，“且言献章乃科目铨选之人，不系山林隐逸之士，查无征聘监生事例。……音偏见妄言，俱不许。”*《宪宗实录》卷七十七，第1491页。然而时至成化十七年(1481)，江西官员欲聘陈献章白鹿洞书院主持讲学*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赠李刘二生使还江右诗序》云：“成化十七年，江西按察使耻庵陈先生乃谋于提督学校宪副钟公、佥事冷庵陈公、大参祁公，慨然以作新斯文为已任。谓予于考亭之学亦私淑诸人者，宜领教事。”第18-19页。。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官方书院已经逐渐认可并考虑接纳白沙心学。成化十八年(1482)，陈献章在广东官员的举荐之下入朝听选，授翰林院检讨职还*陈献章：《陈献章集》卷一《乞终养疏》：“成化十五年以来，广东布政使彭韶、钦差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右都御使朱英前后具本，荐臣堪充任使。”第1页。。

陈献章入朝听选，看似白沙心学获得了朝廷的认可，但对于程朱学统势力强大的朝廷来说，并非如此。《宪宗实录》有载：

(成化十九年九月甲午)授吏部听选监生陈献章为翰林院检讨，许归养其亲。……上以为巡抚等官前后交章共荐，……献章为人貌谨愿，为诗文有可取者，然于理学未究也。自领乡荐入太学，务自矜持以沽名。因会试不偶，家居海南，不复仕进，一时好事，妄加推尊，目为道学。自是从而和之，极其赞颂，形诸荐奏者不知其几。以其所居地名白沙，称为白沙先生。虽其乡里前辈素以德行文章自负者亦疑之，谓献章不过如是之人耳，何其标榜者之多也，要之皆慕其名而不察其实者。及授官，称病不辞朝，而沿途拥驺从列又槊，扬扬得志而去，闻者莫不非笑云。*《宪宗实录》卷二四四，第4128-4129页。

陈献章入吏部听选获检讨职，因母老病请归，本是人之常情，但《实录》所载不无嘲讽轻蔑之意，表明朝廷中恪守程朱学统者对陈献章的态度，虽肯定其诗文成就，但却否定其学术。

成化二十三年(1487)冬，工部主事林沂、巡按直隶御史姜洪等两次上奏朝廷，欲延召陈献章、谢铎等人回朝听用，却被斥“又欲变乱旧制，引用偏僻之人，俱不允”*《孝宗实录》卷五，第88-89页。， 或以“所言多已施行，其干系朝廷大臣者，自有处置，所司知之”*《孝宗实录》卷七，第150-153页。敷衍。

弘治元年(1488)，南京兵部主事娄性、户科给事中贺钦再次建议召用陈献章等人，无果。弘治六年(1493)，太医院判刘文泰奏称王恕“贪权恋位”，经锦衣卫鞫问，“词连大学士丘濬”*《孝宗实录》卷七四、七五，第1395页、1438页。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八十一：“(弘治)六年，大计群吏，恕所奏罢二千人，濬请未及三载者复任。非贪暴有显迹者勿斥，留九十人。 恕争之不得，求去。太医院判刘文泰尝往来濬家，以失职讦恕，恕疑文泰受濬指，而言者哗然，言疏稿出濬手。恕竟坐罢，人以是大不直濬。”第4809页。王恕(1416—1508)，陕西三原人，正统十三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此事让丘濬在朝中处于被动。弘治七年(1494)九月，庄昶被荐受召入朝，次年二月授南京职位。徐溥所谓“舆情”，当与弘治六年之事有关*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明定山庄先生墓志铭》：“先生曰：‘吾向以谏被谪，既而退处几三十年。今来出自特旨，其敢不行？且学士丘琼台常(尝)嫉之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昶也，吾当国，必杀之。”丘今入阁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逭乎！’七月遂行，九月入京朝见。大学士徐公溥语郎中邵二泉宝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当复翰林，乃协舆情。’”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第57册，第225页。。然庄昶授职南京而非北京，说明程朱学派在朝影响仍左右时局。

庄昶不独诗歌上与白沙齐名，也是白沙心学的支持者。庄昶此番复出，与白沙心学进一步被朝野肯定和接纳有关。故而湛若水在庄昶的墓志铭中用“龟山”典故*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卷三十一《明定山庄先生墓志铭》：“……孰惑龟山，孰惑下惠。三黜何伤，孰知远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57册，第226-227页。李幼武《宋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八载：“胡文定作《龟山墓志》，云其似柳下惠。”《四库全书》第449册，第730页。，暗示了庄定山复出与龟山晚出涉及元祐间新旧学之争的情形类似。

虽庄昶入朝受封朝野争议颇多，但结合白沙心学传播的过程及与正统程朱学派的较量来看，事情似乎正朝着有利于白沙心学的方向发展。弘治六年春，湛若水(甘泉)会试下第，南归途中在南都拜见庄昶后，于七年二月往江门就学于白沙，成为白沙传人。可见王、丘之争引起了士子对程朱学说的怀疑，导致了白沙学术的阵容进一步扩大。

四、从祀定论与白沙心学地位的确立

丘濬是当朝元老，也是程朱学派中坚支持者，庄昶是白沙心学的支持者和宣扬者，丘濬与庄昶二人的矛盾，实际上是程朱学派与新兴学派之间的学术矛盾在现实层面的反映。弘治八年二月阁老丘濬的去世，打破了朝廷中心学反对者和支持者间的势力平衡，所以才有当年七月从祀之议最终定论的结果。

《明史·孝宗本纪》：“(弘治八年)秋七月，丁亥，封宋儒杨时将乐伯，从祀孔子庙庭。”*张廷玉等：《明史·孝宗本纪》卷十五，第189页。关于龟山从祀的细节，《孝宗实录》有详细记载：

(弘治八年七月)丁亥，追封宋儒杨时为将乐伯，从祀孔子庙廷，位列温国公司马光之次。先是累有奏请龟山杨氏从祀者，至是南京国子监祭酒谢铎亦以为言，下礼部行翰林院议。于是，内阁大学士徐溥等会学士程敏政等议曰：诸儒从祀，非有功于斯道者不可。切考《程氏遗书》，及《伊洛渊源录》所载《龟山行状》等文，俱称其造养深远、践履纯固，与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学成而归，程子目送之曰：“吾道南矣！”自二程嗣孔孟不传之说，及门之士得道见许者，龟山一人而已。龟山一传，是为豫章罗氏，再传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号为正宗，则其传道之功不可诬。崇宣之世，京黼柄用，跻王安石于配享，而颁其《新经》以取士，士尊安石为圣人，不复知有古训，僭圣叛经凡数十年。龟山入朝，首请黜其配享，废其《新经》，不令蠹学者之心术，则其卫道之功不可掩。或者顾疑其出处之际，而不考胡文定公谓“蔡氏焉能凂之”之说，又谓“当时能听用决，须救得一半”，朱子以文定之言为最公。又或有少其著述之功者，亦未考夫何镐之书，谓值洛学党禁之余，指示学者以大本所在，体验之功转相授受，而朱子得闻其指。又朱子《西铭》之《跋》，谓其“理一分殊”之说“年高德盛，所见益精”，此其出处著述，皆无足置疑。况元至正间，龟山及李延平、胡文定诸贤皆已列从祀，加封爵，以世变不及偏行天下，此殆近于礼，有其举之莫敢废者。夫亲讲于龟山，若文定私淑于龟山，若朱、张咸在侑食，而独其师不预焉，揆人之心，诚为阙典。考大儒之定论，参前代之故实，伸弟子从师之义，慰后学向道之心，以龟山跻于从祀，诚宜。议上，上特从之，著为令。*《孝宗实录》卷一百二，第1860-1862页。

弘治八年(1495)从祀最终定论，自正统十三年(1448)起，至弘治八年(1495)止，前后经历凡四十八年。而自成化二年(1466)陈献章北游京师起，从祀之议有近三十年是与陈献章白沙心学相关联的。

与杨时北宋元祐间禁毁新学(王学)重倡旧学(程朱)不同，白沙心学以“新学”由民间向官方的程朱“旧学”挑战。虽然陈献章白沙心学在民间迅速传播的风潮势不可挡，直到成化十七年(1481)江西白鹿洞书院欲聘其前去讲学，次年才由广东官方推荐入朝受封翰林院检讨。此时，白沙心学已经在由民间到官方的众多层面造成了巨大影响，获取最终的官方认可，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丘濬因太医院判刘文泰诬告王恕一事受到牵连，其学术人品受到朝野质疑。朝野舆论已经偏向心学一派，为平息舆论风潮，代表新兴学派的庄昶复出。丘濬去世，心学在朝中最大的阻力消失，两派相持的平衡被打破，加上心学支持者程敏政等人的努力，时机和条件成熟，从祀最终定论。

回顾龟山从祀的全过程，从起始完善儒门“道统”的初衷，逐渐演变为既有“道统”之议，也包含了学问“道体”真伪的争论。此间，成化二年，陈献章悟道后，游太学是关键转折点。祭酒邢让对陈献章白沙心学“道体”纯正的揄扬，自此龟山从祀在隐性层面，也就与白沙心学合二为一，龟山从祀不再是龟山先生出处可疑的问题，也具有了龟山学术(白沙心学)“道体”真伪之辩。所以说，确立龟山从祀孔庙，可看作白沙心学由民间走向正统的官方定论。

五、科场案发与白沙心学再次被肯定

从祀虽已定论，然心学支持者与反对者间的斗争却在持续，并最终在科场爆发。弘治十二年(1499)乡试，主考官是大学士李东阳、礼部右侍郎兼学士程敏政。科考结束，部分试题被认为有失刁钻，群议纷起，言官上奏，科场案发。此案几百年来虽早有官方定论，然民间或以程敏政被谗毁陷害，或以敏政家仆窃题转卖徐经等人为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然而程敏政身被科场案，除开表面原因，更多的是新旧学术争斗的结果。据《皇明贡举考》记载：

是年以李东阳、程敏政为考试官。敏政发策以刘静修《退斋记》为问，人罕知者。先是，其门生徐经尝以此题意向南畿解元唐寅陈说，至是，果以发难，二子举答无遗，矜夸喜跃。舆议沸腾，谓敏政受赂鬻题。给事中华昶劾之，诏下昶狱候问，命东阳等重阅敏政所取试卷。于是，凡敏政所取者，俱封收备照，不录。既揭晓，同考试官给事中林廷玉复疏敏政场屋阅卷可疑六事上之，遂与敏政、经等并下狱。会多官廷鞫，经服称平日尝以双绮馈敏政，出入门下。敏政宿构试目，经实从家人购得之。狱成，敏政致仕，经、寅等为民，昶、廷玉俱外谪。郑氏晓曰：敏政读书著述尚本实，议论传经，义参法理，惕惕行检，不宜无忌惮至此，此出谗忌口无疑云云。*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五，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28册，第360页。

《贡举考》谓程敏政以《退斋记》发问，士子难明所指为说，或尚未触及根本所在。其实，程氏与刘因(静修) 学术上都主张朱陆调和，试题的心学倾向明显。如第二场“诏诰表内科一道” 第三道以“拟宋侍讲范祖禹进帝学表元祐五年”为问，针对元祐党争发问，暗喻当前新旧学术之争与元祐间类似。第三场“策”第三道以“张横渠、杨龟山、陆象山、许鲁斋(衡)”为问，则有明显心学倾向，与明初以来专以程朱经注为问的科考传统不一致，致使参考的士子不明所以。

首先，程敏政提倡陆学，主张朱陆调和，并著书立说，积极宣扬。他弘治二年所辑《道一编》，摘取朱、陆二人书信和文章并附以按语，名曰“道一”即是强调朱陆二者学术相通同一之意。程敏政提倡陆学的做法，在程朱之学独大之际，实际上是拔高了心学的地位。其《序》云：

朱陆二氏之学始异而终同,见于书者，可考也。不知者往往尊朱而斥陆，岂非以早年未定之论而致夫终身不同之说，惑于门人记录之手，而不取正于朱子亲笔之书耶！……读至此，而后知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陆子之学，殆出于南轩、东莱之右。顾不考者斥之为异，是以固不知陆子，而亦岂知朱子者哉！*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二十八，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499页。

《后记》中，他进一步强调朱陆的一致性：

至谓朱子偏于道问学，陆子偏于尊德性，盖终身不能相一也。呜呼，是岂善言德行者哉！夫朱子之道问学固以尊德性为本，岂若后之讲析编缀者毕力于成言，陆子之尊德性固以道问学为辅，岂若后之忘言绝物者悉心于块，坐走诚惧。夫心性之学将复晦且尼于世，而学者狃于道之不一也。*程敏政：《篁墩文集》卷十六，见《四库全书》第1252册，第284页。

程敏政有意弥合朱、陆分歧，大倡心性之论，以提升心学地位。程氏翰林编修出身，弘治初擢少詹事兼侍讲学士，此时著书提倡陆学，主张朱、陆调和，虽不排除程敏政谋求朝野学术上的地位，但从白沙心学风潮渐起的势头看，显然是成化、弘治间白沙心学传播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所致。

然程氏何不直接提倡白沙心学呢？一是其地位与身份所限，且作为大学士李贤之婿，衍圣公孔弘绪之连襟，若直接提倡白沙心学，会引起朝野关注和猜疑。二是以陆学来与程朱理学对抗，实较直接提倡白沙心学更有历史传承依据，减小了学术传播压力。尽管如此，仍然引起朝中大臣“抑朱扶陆”“辱朱荣陆”的质疑，其《复司马通伯宪副书》云：

执事以为是编为抑朱扶陆，又以为辱朱荣陆。使诚有之，则仆乃名教中罪不可逭之人。而况其学之陋，力之薄，亦安能为之抑扶为之荣辱？徒见其不知量耳。然理之所在，则有不可诬者。但恐执事以高明之资，疾读未能终卷，又未始平心观理，止欲尊朱斥陆，占上风尔！此正朱门高第知尊吾师，而不知所以尊者。……执事试取仆此编稍事谛观之，曾有一字不出于朱子之自言者乎！仆于中间不过提掇数语，使人知朱子之为学，泛观约取，知行并进，故能集大成而宪来世。……然窃意执事未必不疑非朱子之笔，思欲删之而后快心耳，又不知此心视朱子之心果何如也。*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十五，见《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278页。

面对朝中对提倡陆学出发点的质疑，程氏反复申言朱陆本无差异，坚持所提倡学说的正确性。其《答汪佥宪书》云：

仆性迂僻而独喜诵朱子之书，至行坐与俱，寝食几废。至于《道一编》所葺，则皆据朱子成说书之，观者不审，殆以仆为陆氏之学。每自讼何苦而必犯此不韪之讥，盖亦君子谓其有所疑心而不敢强焉者也。夫尊德性、道问学二者，初学小子便能知之，然皆不过吟讽于口，其能体诸身而验诸心者，盖鲜也。……大抵尊德性、道问学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养中，而道问学则求其制外养中之详。尊德性者由中应外，而道问学则求其中应外之节，即《大学》所谓求至其极者，实非两种也。日用之间，每有所学即体之于身，验之于心，而无性外之学，事外之理，乃是朱子继往开来之业，而后学有罔极之思者也。*程敏政：《篁墩文集》卷五十五，见《四库全书》第1253册，第283页。

信中强调《道一编》全为阐发朱子学理，以回答对自己学术立场的质疑之意。然阐明朱熹“道问学”与陆九渊“尊德性”统一，二者本无差别，意在肯定其所宣扬的陆氏心学正确无疑。

另外，程敏政支持龟山从祀，也出于调和朱陆的学术立场。弘治八年，朝廷将从祀之争下翰林院议时，程氏出于支持陆学的立场积极支持。弘治十二年，程敏政在科考策问中强化了心学倾向，在接触白沙心学较早的江苏士子徐经、唐寅等人欢呼雀跃之时，也将程敏政推上了风口浪尖。科场案虽以程敏政致仕收场，而陈献章再传弟子伦文叙得中状元，足以说明白沙心学最终取得科场实质性胜利。因为状元的择取，除了在廷试中制策撰写成功外，还需考察其出身等方面因素。

随后，弘治十五年(1502)壬戌科状元康海策论誉为“心纯”夺鳌*陈洪谟：《治世余闻录》下篇卷三：壬戌廷试策问：任辅相以修庶政之意，时洛阳刘公健为首相，主通书“心纯”二字。武功康状元海起句云：“天下有不易之事，人君有不可易之心。”遂擢第一。见《续修四库全书》第433册，第307页。，弘治十八年(1505)乙丑科状元顾鼎臣策论亦大谈“正心”问题，白沙嫡传弟子湛若水得中进士*张廷玉等：《明史·儒林二》卷二八三：“十八年会试，学士张元祯、杨廷和为考官，抚其卷曰：‘非白沙之徒不能为此。’置第二。赐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 第7266页。今观其会试卷，所阐述即白沙心学思想。，都表现为心学在科场中被追捧认可。

六、结 语

白沙心学自成化至弘治间近三十年传播，期间几经曲折。龟山从祀和弘治科场案，是较为引人注目的社会焦点，也是白沙心学传播过程中的重要转折。将白沙心学、龟山从祀、弘治科场案三者关联起来展开论述，便于理顺三个问题间的事理逻辑，可以进一步澄清隐藏在背后的事实真相，并以此梳理和辨识白沙心学传播所形成的学术潮流。

龟山从祀本是儒门道统之争，从祀之议对龟山的学术贡献及元祐新旧学之争重新审视，在现实中也是对白沙心学价值和地位的现实考量。所以，从祀定论既是对道统的完善，也是对龟山学术的肯定，更是现实中对白沙心学的认可。

白沙心学滥觞于成化初，程敏政提倡陆学在弘治初，视后者为白沙心学潮流之一支亦可。程敏政直接参与了龟山从祀、弘治科场案，其间的因果关联，是白沙心学逐渐形成学术潮流之大势所在。

白沙心学新颖的学理方法，对于厌倦了程朱教条的士人而言，具有空前的吸引力。张诩在《耻庵集序》中说：“成化间，先师白沙先生倡道东南，适一峰罗先生以风节起于大江之右若响答，风声所渐被，一时天下士习为之丕变。”*张诩：《东所先生文集》卷三，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43册，第377页。白沙心学广泛迅速的传播，打破了程朱之学独统天下的局面。其影响不止在于和程朱学统相异的体认方法上，更意味着新的学理方法对社会思想、士人行为的改变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这种影响造成后来徐渭、李贽等人的狂狷品格，而局部意义更为广泛，一直延续到清末。如“左宗棠终身服膺程朱理学，坚持将理学理念与自我修身结合起来。”*朱汉民：《狂狷: 湖湘士人的精神气质——以王夫之、曾国藩、左宗棠为重点》,《求索》2015年第4期，第9页。然就湖湘品性的“狂狷”而言，其心学特征更为明显。

OntheTransformationofBaishaMindPhilosophyfromHeterodoxytoOrthodoxy：StaringfromEnshriningGuishantotheImperialExaminationCaseinthePeriodofEmperorHongzhi

CHEN Yi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Growing up during the Period of Emperors Chenghua and Hongzhi in the Ming Dynasty, Baisha Mind Philosophy spreads rapidly due to its new academic methods and notions, and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heterodoxy to orthodoxy is marked by two influential events. One is that Guishan is enshrined, and the other is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Hongzhi. Guishan, Mr. Yang Shi, was a famous Confucian in the Song Dynasty, who was not allowed to be enshrined at a Confucius Temple for his relation with Cai Jing. In 1464, the eighth year of Tianshun Period, Chen Xianzhang, was enlightened to establish Baisha Mind Philosophy at Chunyangtai, and was praised like Guishan, a real Confucian, in 1466, the second year of Chenghua Period by the chancellor of imperial college Xing Rang, thereafter gaining a great fame. In 1491, the fourth year of Hongzhi Period, Xie Duo, the chancellor of imperial college in Nanjing, offered a petition to the emperor, inviting the learned scholars like Yang Shi to teach at imperial college while enshrining Yang Shi at the Confucius Temple. Till 1495, the eighth year of Hongzhi Period, Guishan was enshrined at the Confucius Temple. The confirmation of Yang Shi indicated the acceptance of Baisha Mind Philosophy as one orthodoxy in the society. As with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the examiner Cheng Minzheng advocated Lu (Mind) philosophy in 1499, the twelfth year of Hongzhi period, and was persecuted by the court and commonalty for his Mind philosophy in the examination questions. Although Cheng Minzheng was dismissed from his post due to this event, Lun Wenxu, a Baisha disciple, got the number one in the examination, and in turn this case made Baisha Mind Philosophy more popular.

Chen Xianzhang; Baisha Mind Philosophy; enshrining Guishan; Cheng Minzheng; Imperial Examination Case in the Period of Emperor Hongzhi

B 248

A

1004-1710(2017)06-0092-08

2017-01-01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2017年科学研究项目(WKY0006)

陈胤(1976-)，男，湖南怀化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孙绍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