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仪式叙事与创伤书写
——以伍慧明小说《骨》为例

■黄辉辉

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仪式叙事与创伤书写
——以伍慧明小说《骨》为例

■黄辉辉

美国华裔文学；仪式叙事；创伤书写；伍慧明；《骨》

美国华裔文学自发端伊始即呈现出创伤文学的特质。从19世纪中期抒发离愁别恨的口头文学，到20世纪初记录第一代华裔移民生存经历与情感体验的自传体小说，再到20世纪中期以来聚焦身份认同危机、文化冲突、代际冲突、种族歧视及文化殖民等主题的华裔文学经典力作，美国华裔文学中创伤书写的传统清晰可辨。与此同时，美国华裔文学创伤书写的话语体系日臻成熟。华裔作家通过讲故事、幽灵叙事、金色幽默、互文性戏仿、身体书写、饮食书写、空间书写等叙事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了华裔群体所遭受的种种生存创伤和历史性创伤记忆。在研究美国华裔文学创伤诗学时，仪式叙事作为一种创伤书写话语却常被忽略。当代美国华裔作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中国仪式文化书写，然而这一现象却常被纳入文化研究的范畴，对仪式叙事与美国华裔文学创伤诗学的关系鲜有系统论述。本文围绕“仪式叙事和创伤书写”命题的探讨，通过分析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小说《骨》中的三种仪式书写——分离仪式、成长仪式和驱鬼仪式，探讨小说中仪式如何被构建为叙事情节、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进而揭示仪式叙事与创伤呈现、创伤认知和创伤疗治的深层关系。

《骨》（Bone)是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伍慧明（Fae Myenne Ng)于1993年出版的首部小说，获1994年美国“福克纳小说奖”。小说以利昂家大女儿莱拉的认知视角成熟和心理成长为叙事主线，以浓重的笔墨书写萦绕在利昂一家心头的 “幽灵”，隐喻性地言说了华裔群体的生存困境和历史创伤记忆。伍慧明以“骨”构建小说的主要意象和隐喻，围绕“如何安放逝者的遗骨”“如何理解和认知创伤”“如何驱逐心头的幽灵”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的叩问和思索。小说虽然沿袭美国华裔创伤文学的“讲故事”传统，但在叙事层面则呈现出强烈的仪式感而非传统的叙述性。伍慧明不仅融入大量的中国式葬礼和祭奠仪式书写，同时挖掘仪式背后蕴藏的认知模式和疗治功效，将仪式演绎为一种文本叙事策略。仪式叙事使文本在真实与隐喻、世俗与神圣、回溯与展望、过去与现在之间呈现出强烈的美学张力，同时也创造出新的创伤文学书写的话语机制，拓展了创伤文学的价值维度。

一、分离仪式、叙事情节与创伤呈现

《骨》沿用美国华裔文学惯用的家庭叙事，以利昂家大女儿莱拉的视角回忆家庭的悲剧性事件和创伤性体验。二女儿安娜的跳楼自杀是小说的核心事件，对利昂一家造成致命的心理创伤。在情节层面，安娜之死是小说整体情节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构建了小说叙事的向心力。正如莱拉所说，由于安娜的死，“时间就像断裂开来了一样，分成了安娜跳楼之前和跳楼之后”［1］(P15)。小说情节以安娜之死为分水岭，回溯与展现了安娜跳楼之前利昂一家的生活状态和安娜跳楼之后家庭成员所承受的压力和创伤。与此同时，在对安娜之死的回溯中又嵌入利昂的“契纸父亲”梁爷爷之死事件的叙述，形成小说情节发展的副线。谭君强认为：“故事的发展在核心事件与催化事件交替出现的过程中进行，并使故事的发展既显得环环相扣，有始有终，又显得波澜壮阔，有起有伏。”［2］(P20)安娜之死作为小说核心事件浓缩利昂一家的家庭创伤，而梁爷爷之死作为催化事件将创伤视角上升为华裔群体的历史创伤，两个符号性事件负载了现实创伤和历史创伤的双重维度。

安娜之死和梁爷爷之死不仅在情节事件功能层面形成关联性，同时在情节符号化书写层面呈现出内在联系性。在面对安娜和梁爷爷之死时，“如何安放逝者的遗骨”始终困扰利昂一家。小说摒弃对两个情节事件因果式的叙述，而是聚焦与情节事件有关的分离仪式的书写。人类学家范根纳普在《过渡仪式》(Rites of Passage)中指出，人的生命总是存在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转化，在转化的过程中需要一个过渡仪式，并将过渡仪式分为三个阶段：分离阶段、阈限阶段和聚合阶段。伍慧明围绕安娜和梁爷爷之死融入大量的中国式葬礼和祭奠仪式的书写，聚焦了利昂一家生活中的分离仪式，凸显小说的“分离”主题。

葬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项承载诸多象征意义的重要仪式。中国传统的葬礼和祭奠仪式围绕仪式空间、仪式角色、仪式行为、仪式媒介和仪式过程等诸多要素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式和结构。在中国仪式语境中，仪式程式的最终达成是生者对逝者情感的表达和升华，更是抚慰生者内心悲伤的一剂良药。然而，中国式葬礼和祭奠仪式在美国唐人街语境中却遭遇断裂。《骨》中对安娜和梁爷爷葬礼仪式的描写呈现出杂糅性、简约性和未完成性，表现为仪式场所的缺失、仪式时间的浓缩、仪式程序的简化、仪式角色的缺失等特点。

仪式场所的缺失不仅展现了华裔群体在美国的生存困境及创伤，也影射华裔群体生活中神圣空间的缺失。《骨》中充斥着对仪式场所缺失的焦虑。华裔群体的生活空间亦是工作空间，莱拉从小目睹妈将工厂里的活儿带回家，她的卧室同时又是缝纫室。安娜死后，妈和利昂为如何安放安娜的骨灰而焦虑。利昂最终将安娜的骨灰放在缝纫机旁的牌桌上，做了一个祭坛。安放梁爷爷尸体的停尸房只是一个租来的仓库，是一个穷人的停尸房，甚至连名字都没有。许多华人在美国的墓地都是租来的，通常租期都很短。时间一长，他们的遗骨可能被遗忘。为了腾出更多空间，无人认领的墓地都会被迁走，遗骨被聚集在一起。洛蕾利斯·辛格霍夫认为：“仪式营造神圣空间，作为日常俗世的对立面。”［3］(P7)华裔群体生活中仪式场所的缺失从侧面反映了华裔群体生存空间中神圣空间的缺失，也因而加深了华裔群体对生存的焦虑感和不安感。

中国式葬礼仪式在唐人街语境的断裂还体现在仪式角色的缺失和仪式程式的简化。安娜跳楼自杀，尸体被摔得四分五裂。梁爷爷因美国排华法案终生单身，没有亲生儿子为他送终，而他的契纸儿子利昂因出海未能赶回来参加他的葬礼。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子女对待去世的父母做到“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然而利昂却未能践行将梁爷爷遗骨运回中国的约定，因而饱受内心的谴责。在安葬安娜时，利昂想办“一个中国式的守灵，他想雇佣一位专业人士来哭丧；他想让整个唐人街都弥漫着他的哀伤”［1］(P147)。但是在唐人街的现实语境中，利昂的心愿终究只能落空。

在注重仪式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仪式的未完成无疑对华裔心灵是一种致命的创伤。这种创伤来自于华裔生存的现实语境和中国文化的伦理语境的冲突。梁漱溟认为中国是 “伦理本位的社会”［4］(P81)。对于利昂等华裔一代而言，中国的孝文化、根文化等伦理观念已经根植于内心，但是中国孝文化和根文化在美国华裔生存的现实语境中却要遭受断裂。张琼指出：“过于重视人伦关系，华裔家庭的生活也因此具有其他族裔所没有的压力与道德内省。”［5］(P263)

葬礼和祭奠仪式的书写为小说叙事层面注入仪式元素，从视觉层面渲染小说的悲伤基调。与此同时，伍慧明将分离仪式进行碎片化呈现，使“分离”的意象贯穿到整篇小说，从叙事情节上延长了“分离”的过程，以基于对现实语境中分离仪式的拟写赋予小说情节一种仪式感。在中国葬礼仪礼中，逝者亲属通过初丧、报丧、奔丧、守丧、完丧等一系列程式，以延长仪式时间来抒发内心的悲伤，完成对逝者的追思和祭奠。《骨》中，梁爷爷和安娜的葬礼仪式书写被分散在小说叙事情节中，赋予小说一种未完结感。对于利昂一家而言，这一过程尤其漫长，不仅是因为每个人内心都不能承受与安娜的告别，也是因为每个家庭成员都需要时间去处理内心对安娜的歉疚。现实语境中葬礼程式被转化成一种内心凝望式的回望、反思、祭奠和文本情节层面的延长化书写。作为叙事情节的分离仪式书写不仅呈现华裔家庭所遭受的生存创伤，也回溯了华裔群体共同的创伤性历史记忆，同时也揭示了华裔群体因伦理困境而陷入的心债式创伤。

二、成长仪式、叙事结构与创伤认知

《骨》在叙事情节上聚焦分离仪式书写，在叙事结构上则呈现出一种成长仪式书写。小说开篇第一章，莱拉以对陌生人讲述的口吻开始家族故事的讲述，并告诉读者及父母自己与梅森在纽约结婚的消息。小说第二至十三章则基于莱拉视角在回忆片段之间的穿梭，呈现了莱拉在“鲑鱼巷”的夹层生活、矛盾心理和她决定逃离“鲑鱼巷”的一次次延宕。小说最后一章，莱拉终于鼓起勇气，整理行囊离开“鲑鱼巷”，和梅森开始新的婚姻生活。因此，从宏观叙事结构而言，小说呈现出一种线性叙事结构，展现了莱拉认知视角的逐渐成熟和心灵成长、开启新生活的历程。与此同时，小说在宏观叙事结构中又内置了非线性的片段式叙事结构，以安娜去世前和去世后为时间向度，以莱拉的视角在回忆和反思中穿梭，回溯利昂一家生活中重要的记忆片段。这种线性叙事结构与片段式叙事结构的双重结构形成一种螺旋上升式文本叙事结构，体现一种内隐的成长叙事。但《骨》并非是简单的关于莱拉成长故事的叙事，而是将现实经验世界的成长历程转化为文本想象世界的成长仪式叙事。作为叙事结构的成长仪式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仪式蕴含的思维和视角。

小说螺旋式上升的叙事结构是对成长仪式程式的一种拟仿。成长仪式作为人一生的重要仪式，是将人生某一重要时刻进行延长化、陌生化的象征性演绎，从而激发仪式参与主体对人生重要时刻的感悟和理解。同时，成长仪式本身体现了多重时间向度的指向。成长仪式是人向成年迈进的一种阈限阶段，与过去旧的主体尚未完全割裂，新的主体也尚未完全形成。因此成长仪式既包含对过去的回顾，也包含对未来的展望。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骨》的宏观线性叙事结构将莱拉成长的过程在叙事结构层面进行延长化处理，将莱拉认知视角成熟这一过程进行陌生化和艺术化书写。正如莎士比亚将哈姆雷特的“延宕”艺术化，伍慧明将莱拉的“认知成长”仪式化为叙事结构。《骨》的非线性的片段式叙事结构则通过对过去时间的追忆不断更新莱拉的认知视角。

Wallance Martin认为：“在叙事中，真理是和时间有关的。”他借用Ricoeur的叙事时间阶段理论，认为：“事件的意义在回溯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生改变。”［6］(P76)《骨》基于仪式化书写的螺旋上升式叙事结构拟写了成长过程中认知视角不断更新的过程。莱拉成长的心理历程更多的是对自己内心矛盾及创伤的认知过程。作为家中大女儿，莱拉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长女应承担的家族使命。莱拉内心却饱受煎熬，徘徊在家族责任和个人自由之间。一方面，她时常夹在父母之间，目睹父亲的孤独和母亲的悲伤，竭力协调父母的关系；她厌恶“鲑鱼巷”和“三藩街”败落、寂寥的氛围；不满利昂时常离家出走和母亲无休止的担忧和责备。另一方面，她又无法忘记自己的责任；时常被内疚感折磨；每当心灵遭受创伤时又深刻意识到“鲑鱼巷”是最安全的地方。内心的矛盾使莱拉无法形成独立的意识主体，而这种内心的矛盾源自于她认知视角的局限。

小说的螺旋上升式叙事结构是莱拉对其成长过程中问题的仪式化回溯。莱拉通过回忆过去、思考现在，对家庭中的矛盾和创伤性事件进行整合式的回望和认知。她从父亲寻找梁爷爷的墓地和为安娜的尸骨做祭台读懂了根植父亲内心的骨血观念；她从妈的焦虑和抱怨中读懂了妈对利昂和女儿们的爱；她从父母苦行僧式的生活中读懂了他们的艰辛。莱拉的仪式化凝视是她视角转换的过程，更是她对自我内心创伤、家庭创伤和华裔群体历史创伤的认知更新的过程。螺旋上升式叙事结构通过将认知过程进行延宕化书写，将叙事结构上升为一种对成长仪式的拟写。

从叙事结构上来说，整部小说可以理解为莱拉如何在深情地回望中，最终摆脱内心的矛盾和挣扎离开“鲑鱼巷”这一行为仪式。莱拉在回望式凝视中加强对自我创伤、家庭创伤原因和根源的认知，纠正了刻板化的认知视角，也加深对责任和自由的认识。“我知道藏在我心里的东西会指引我向前。所以，在汽车转弯，把旧门牌、鲑鱼巷、妈和利昂，还有一切的一切都留在那里的时候，我并没有担心。”［1］(P228)莱拉最后搬出“鲑鱼巷”不是一种逃离和抛弃，而是视角成熟后的一种必然选择。陆薇认为：“正是对过去、现实的积极正视与接受给了莱拉重新定义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灵感，也给了她创造描述自己新生活的新话语权。”［7］(P167)

莱拉的成长更多是莱拉对自己内心创伤认知深化的过程，莱拉最终找到“如何安放逝者的遗骨”的答案。莱拉最终决定将他们安放在心里，因为“心是永远不会移动的”［2］(P227)。叙事结构层面的成长仪式书写模拟了成长认知的螺旋式上升结构，回溯性的视角发掘了过去事件的意义和创伤对成长认知的价值维度。

三、驱鬼仪式、叙事修辞与创伤疗治

《骨》不仅揭示了莱拉对创伤认知的过程，同时也呈现了莱拉进行自我创伤疗治的途径。安娜之死成为利昂一家的无言之痛。莱拉责备自己没有多留意安娜的心理世界；尼娜也因为安娜的死而备受煎熬；母亲将安娜之死归咎于自己年轻时的出轨；父亲则认为安娜之死是因为自己没能践行对梁爷爷的承诺而遭受的报应。安娜的鬼魂触发了每个人内心的创伤，也和梁爷爷未能被运回中国的尸骨形成强烈的映照，隐喻性地呈现萦绕在利昂一家和华裔群体心头的“幽灵”。

《骨》中呈现的“幽灵”不仅是指安娜的鬼魂和梁爷爷未安妥的遗骨，更多地是指每个人内心的“心债”。伍慧明首先呈现了“幽灵”的诸种表现形式，并多方位展示“幽灵”对利昂一家带来的心理伤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幽灵”既是隐匿于利昂一家内心的“心债”，又是他们内心积蓄已久的创伤。利昂、妈、莱拉、尼娜以及安娜周围的朋友们都将安娜之死的原因归咎到自己身上，背负起沉重的负疚感。Dori Laub将创伤体验比喻成一个“黑洞”，受创者通常陷入创伤时间无法自拔。［8］(P65)负疚的幽灵时刻萦绕在利昂一家心中，无法找到解脱的途径。这一方面是他们内心创伤的投射，同时更多的是由于残酷的现实与内心愿望的冲突。这种冲突引发他们无时不在的焦虑和恐惧，而对现实的无奈和无法驾驭现实的无力感形成内心创伤的主要根源。

“驱逐幽灵”因而成为《骨》文本叙事层面的另一个核心隐喻，小说在成长仪式的叙事结构下隐藏了驱鬼仪式的修辞书写。莱拉备受幽灵的折磨，渴望结束这一切痛苦。莱拉所需要的仪式就是驱逐内心的恐惧和萦绕在心头的心债的“驱鬼仪式”。如果说安娜之死对利昂一家造成致命的伤痛，那么安娜之死也启动了利昂一家回溯式的反思和自我救赎。在安娜去世之前，利昂一家充满各种不和谐。家庭成员生活在互相指责和抱怨中，交流和沟通极度匮乏。安娜去世后，家庭成员开始从向外看变为向内看和向后看，进行自我反省。莱拉从父母的悲伤中理解了父母内心的痛苦，也更加理解中国文化中的骨血情结，最终选择离开“鲑鱼巷”，却在内心铭记与鲑鱼巷有关的一切。利昂看到自己对梁爷爷所欠的债，他极力寻找梁爷爷的墓地，在墓地前凝视，完成一种象征性赎罪。利昂最终为安娜做了一个祭坛，他逐渐找到在悲伤中生活的方式。

小说的驱鬼仪式是莱拉和家人在回溯中反思，最终看到幽灵的本质，并从内心进行驱逐的成长经历，因而是一种叙事修辞层面的“驱鬼仪式”。与此同时，小说的“驱鬼仪式”书写还体现在葬礼仪式书写上，伍慧明充分展示了唐人街华裔群体的集体向心力。当梁爷爷和安娜去世时，工厂女工带来的食物和安慰的话语帮助妈一次次渡过难关。中国仪式文化的显著特点是群体本位主义。中国仪式文化因而成为联系华裔群体的情感枢纽，增强了群体的归属感和联结感。群体在仪式中的共同参与能够激发对过去的共同记忆、对生命的敬畏、对天与人、人与人关系的重新思考，以集体见证的方式减轻受创者内心的创伤。

伍慧明除了以内省式自我救赎和群体式想象性驱逐暗喻“驱鬼仪式”之外，还以文本本身作为叙事修辞，探讨文学叙事在驱逐历史性创伤记忆、疗治群体创伤的作用。在一次访谈中，伍慧明曾说过，“‘骨’对我来说似乎是形容移民不屈精神的最好比喻。这本书的题目就是为了纪念老一代人把遗骨送回中国安葬的心愿。我想记住他们未了的心愿。我写《骨》的时候非常理解他们的遗憾，所以就想在书中用语言创造出一片能供奉我对老一代的记忆的沃土，让这思念在那里永远地安息。”［9］(P88)马丁·佩恩在《叙事疗治》一书中借用怀特的观点指出在创伤疗治过程中运用“观众”见证来访者生命故事的历程是相当重要的：“如此一来，便可通过生命经验的共鸣增强来访者的生命力量，而非消弥或偏离来访者的生命故事。”［10］(P15)被压抑的历史创伤记忆犹如幽灵回荡在美国华裔群体心中。伍慧明借助文本的语言叙事揭示被压抑、被蒙蔽的历史真实和华裔群体的历史创伤记忆。伍慧明对这段创伤历史记忆的文本叙事就是一种创伤见证的仪式化叙事。

“创伤的记忆是难以用言语表述的禁忌”［11］，小说所构建的“驱鬼仪式”的叙事修辞暗喻了创伤疗治的路径。《骨》不仅从多维度呈现了华裔群体遭受的心理创伤，同时也致力于思考华裔群体重生和创伤疗治的可能。美国非裔作家莫里森小说《宠儿》就是基于一种“驱鬼仪式”书写。在小说末尾，在塞丝女儿丹佛的求助下，黑人社团来到124号举行了驱鬼仪式。随着驱鬼仪式的进行，宠儿的鬼魂神秘地消失，塞丝在经历一番歇斯底里后最终恢复平静，拥有重生的可能。创伤救赎不仅是一场视觉认知转换的过程，即驱逐萦绕在内心的幽灵和心债，向前看获得心灵重生的创伤疗治过程，也是一场基于共同体的对创伤记忆的想象性驱逐的过程，更是对受创者创伤进行文学记录和见证的过程。因此，对创伤的“看”“洞见”和“见证”不仅是利昂一家创伤疗治的途径，也是华裔群体医治创伤的一剂良药。

四、结 语

仪式不仅是一种蕴含社会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程式和行为实践，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构建文本的话语机制。《骨》在小说叙事情节层面的分离仪式书写呈现了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叙事结构层面的成长仪式书写暗喻了创伤认知的过程；叙事修辞层面的驱鬼仪式书写为华裔群体创伤疗治提供可借鉴的视角。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不仅将仪式书写融入叙事情节，同时也将仪式演绎为一种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形成系统的创伤诗学。仪式叙事将创伤书写置于现实世界与艺术世界之间，既多层面呈现华裔群体的心灵创伤，又挖掘仪式叙事的诗性内涵，突破文学叙事中创伤呈现的范式，同时拓展创伤的仪式叙事疗治的可能性维度，为华裔群体在现实语境中的创伤疗治提供可借鉴的视角。

［1］伍慧明.骨［M］.陆薇，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1.

［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德）洛蕾利斯·辛格霍夫.我们为什么需要仪式［M］.刘永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4］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5］张琼.从族裔声音到经典文学——美国华裔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及主体反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6］Martin,Wallace.Recent Theories of Narrative.Beijing:Beijing University Press,2006.

［7］陆薇.走向文化研究的华裔美国文学［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Laub,Dori,M.D.Bearing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Testimony:Crisi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Ed.Shoshana Felman and Dori Laub.M.D.London:Routledge,1992.

［9］Brostrom,Jennifer.Interview with Fae Myenne Ng.Contemporary Literary Criticism Yearbook.Detroit:Gale Research Company,1994.

［10］（英）马丁·佩恩.叙事疗法［M］.曾立芳，译.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

［11］王斐.创伤记忆中的历史书写——《爵士乐》中的新奴隶叙述研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

【责任编辑：彭民权】

仪式不仅是一种蕴含文化符号的象征性程式和行为实践，同时也可作为一种叙事策略来构建文本的话语机制。当代美国华裔作家不仅将仪式书写融入叙事情节，也将仪式演绎为一种叙事结构和叙事修辞，形成系统的创伤诗学。以伍慧明的小说《骨》为例，小说叙事情节层面的分离仪式书写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创伤；叙事结构层面的成长仪式书写暗喻创伤认知的过程；叙事修辞层面的驱鬼仪式书写为华裔群体创伤疗治提供可借鉴的视角。小说围绕仪式、叙事和创伤形成一套严密的创伤诗学话语机制，多层面呈现华裔个体和群体的心灵创伤，突破文学叙事中创伤呈现的范式，同时拓展了创伤的仪式叙事疗治的可能性维度。

I106.4

A

1004－518X（2017）10－0134-06

河南省社科规划项目“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创伤书写的话语体系与价值维度研究”（2015BWX020）、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当代美国华裔文学创伤诗学研究”（2015-ZD-148）

黄辉辉，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博士。（河南郑州 4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