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理论：哲理反思与文化自觉”笔谈

何雪松 童 敏 郭伟 和 陈 涛等

何雪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童 敏

（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郭伟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 涛1 王小兰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2.北京开放大学讲师）

吴 帆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徐选国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社会工作：知变、适变、求变*

何雪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变”是中国社会最为重要的认识人、事与世界的或隐或显的概念，这一点无论是在儒家、道家还是佛教里都有着非常丰富的论述，这样的论述对于重新思考社会工作的本质和内涵有着重要的启示。本论文首先辨析“变”的内涵，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社会工作的三个目标：知变、适变、求变，从而为再思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提供新的可能性。

一、释“变”

《易传·系辞上》谓：“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因此“变”是和“通”联系着的，《易传·系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中庸》云：“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这样“变”就与“化”联系在一起。“化而裁之谓之变”之说显示有渐化与顿变之别。“变“而”通”，或“变“而“化”就是中国人的变化观的要义。这样的要义是从《易经》、《老子》和佛教三个路径展开的，这三者都提供了丰富且富有哲理的变化观，以至于中国人如此重视动态发展过程，而结构也相应地因流变而不那么重要了，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易经》之变

《易经》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关于变化的辩证思维，我们现在讲的诸如“变化”、“变卦”、“革命”、“错综复杂”、“物极必反”、“穷则思变”、“其命维新”、“推陈出新”、“革故鼎新”、“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等反映多样变化的名词，都是源自《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更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话，可见变化之重要。

《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就是说，《易经》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释变化，如何应对变化，如何寻求变化。如《系辞传》所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其一是“尚其变”、“通其变”。“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变，其孰能与于此。”

进一步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这一切的变化有如蛛网般连锁复杂，而变化的后面是“一阴一阳谓之道”，也就是说“变”之后有“常”，展现了丰富的对立统一思想。

可以这么说，《易经》不断告诫我们的就是，如何看待变化并以变应变。以乾卦六爻的爻辞为例：初九：潜龙勿用。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九四：或跃在渊，无咎。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用九：见群龙无首，吉。这六爻展现的就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里面呈现了非常重要的“忧患意识”，也展现了能动性的意义，是一种主动性适应。《易经》的这种主动性适应、创造性顺应的生存智慧，构成了中国人积极进取和待时而动的性格。

2.《老子》之变

老子深知社会是多样的，呈现了巨大的差异性，相互依存的对立元素随处可见，诸如美丑、贵贱、善恶、有无、高低、长短、智愚、黑白、雌雄、轻重、曲直、先后等等。不过老子的智慧更在于看到对立面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而“物极必反”就是如此转化的原理。对于社会工作最具有启示意义的大概是老子谈到的有关“水”的比喻，“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水虽柔，却有着强大的力量，这样的叙事无疑具有赋权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讲，社工就是如“水”之“柔”的专业，要做的就是让弱者展现“莫之能胜”的力量。而这在老子看来是可能的，因为强者并非总能持久，“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老子告诉我们要认识“变”之外，还要知“常”：“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殁身不殆。”

可见，老子对于人生有着很深刻的理解。他观察人生，研究人生，在“变”之中看到了“常”，从而帮助人们坦然面对不同的境遇，特别是激励人们在不利境遇之中看到转化的机会。

3.佛家的变化观

佛家的变化观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方面，佛教看到了变化是一个常态,《坛经·忏悔品》：“一念思量，名为变化。”另一方面佛教认为人生即为无常，正所谓“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如雪。”

佛与菩萨为教化众生，而以其神通力变化成种种相貌，变现之佛身或菩萨等身，称为变化身、应化身、应化佛。能变化之心，称为化心；所变化之事，称为化事。《法华经》曰：“神通变化不可思议。”《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七曰：“转换旧形名变，无而忽有名化。变与化异，是相违释。”

另一方面，佛教又宣扬“无常”观，“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刹那”中具足生、住、异、灭。因此“应离一切相”，“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生无所住心。”“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尽管对佛家的无常观有诸多批评，但这样的变化观可能有助于人们面对各类生活境遇，而这样的境遇是案主求助社工的重要原因。佛家的变化观有助于解决人们的精神困扰，是缓解情绪问题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知变、适变、求变

《易·乾》：“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变，谓后来改前；以渐移改，谓之变也。化，谓一有一无；忽然而改，谓之为化。”张载解释“乾道变化”认为：“变，言其著；化，言其渐。”也就是说，“变”是万物发展变化的显著形式，“化”是逐渐的、渐次的形式。因此事物的发展是“变”与“化”的统一。可谓“变”由“化”来，“变”中有“化”，变则化即为由粗入精；化而裁之谓之变，即以著显微。“惟神为能变化，以其一天下之动也。人能知变化之道，其必知神之为也。”（张载）这说明变化之后也有不变的道。“变”与“化”的关联性理解可为社会工作的专业目标设定提供重要的启示。

1.知变

知变就是要洞见到正在发生的改变，所谓”识时之义”或“观时之变”，这一点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是有意义的。从微观讲，比如说，作为父母就要认识到小孩到青春期之后就会有很多心理与行为的变化，如果还是以对待儿童的方式与之沟通，很容易出问题，认识到小孩的变化，是与小孩建立健康关系的第一步。从宏观上讲，就是要察觉到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机遇，重视因变而来的的机会，看不到时机的变化，很多原本可以解决的问题可能就搁置下来了，积重难返。

社会工作就是要帮助人们了解自己的生理、心理、社会与灵性层面的变化，而很多的困境与挑战就是因这样的变化而引起的，唯有理解这样的变化，才有可能适变与求变。

2.适变

适变，就是要适应这样的变化，即所谓“随波逐流”。随波就是适变，就是在看到这样的变化之后要与之适应，所谓知时而行，就是要抓住机会，用时之机，这样就能够受益于变化，否则很容易受到困扰。实际上，中国人的特点是认为事情总是可以有转机的，从中国人“苦”的观念可见一斑，中国人讲”良药苦口利于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谈的就是在适应之中寻求新的可能性。

社会工作要帮助人们去适应这样的变化，特别是那些不可能改变的变化，比如丧亲，所以我们宽慰逝者家属常用的词是“节哀顺变”。也就是说，我们要学会与我们不愿意接受的状态共存，这样才可能求变。

3.求变

求变，就是寻求符合价值观的积极改变。中国人坚定地相信，积小变而成大变，也就是微观和宏观之间是可以勾连的，正如钱穆所言“世运永远是如此。积微小的变动，酝酿出极大的兴革来。积微成著，势到形成，从量变到质变，从少数一几人创始，到多数大众随和，而定形，而变质，而开新。中国人则一句话说它是‘气数’”。求变就需要选准适当的时机，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势”，“待时而动”，从宏观上讲就是要掌握“时势权力”。

知变、适变和求变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潘光旦“位育”的观点。“位育”一词源出《中庸》：“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朱熹是这样注解的：“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潘光旦将位育之道扩展为一个宏大命题，认为“求一个所以安遂所生之道”是“民族的根本问题或中心问题”，而其奋斗终生的，就是“寻求中国人位育之道”。知变、适变、求变是“位育”观念的进一步操作化，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就是希望调节人与情境之间的动态关联，这或许可以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本体论基础。

社会工作理论的文化转向及其文化自觉

童 敏

（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随着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衰弱，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势头，除了心理辅导治疗逻辑和生态系统视角循环逻辑的探索之外，同时还出现了种族文化冲突的理论解释诉求。针对种族文化冲突，八十年代之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出现了两种理论视角的解释：社会学视角和文化视角。前者以社会结构的分析为基础理解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运行机制；后者注重历史的考察，从历史的演变说明社会结构中种族文化的冲突。两种理论视角的选择其实意味着是以社会现实作为解释的基础还是以历史的发展作为解释的基础。在多元社会中，采用统一逻辑框架的一元思维的社会学视角很难行得通，而需要运用多元思维的文化视角，把差异性作为交往的前提，转变实践的视角，借助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三个层次的深入探索实现多元思维的转变。这一要求在中国社会工作逐渐走向国际化、呈现文化自信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一、社会工作理论的“百家争鸣”

对于社会工作来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可谓是一个令人难忘而且振奋人心的时期，这一时期社会工作理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势头。随着独占鳌头的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的渐渐衰弱，心理治疗也开始寻找自己新的发展方向，从“高高在上”的单人心理结构的专家分析座椅上走下来，踏入日常关系的自我考察中，在六七十年代出现了客体关系学派（object relation theory）和自我心理学（self psychology），个人的心理不再是可以与周围环境清晰分割的个人内部的心理状况，而是与周围他人密不可分的动态关联中的自我状况。①Goldstein，E.G.，Ego Psychology and Social Work Practice（2nd ed.）.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5，P.25.个人故事的解释也从专家移向了服务对象，由他们自己描述生活中的困惑和不安，人本主义和存在主义从六七十年代起开始走向前台，进入了社会工作者的视野。②Krill，D.F.，“Existential Social Work.”In Francis J.Turner（5th ed.），Social Work Treatment：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PP.179-204）.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97.③Robbins，S.，Chatterjee，P.，&Canda，E.R.，Contemporary Human Behavior Theory：A Critical Perspective for Social Work.Boston：Pearson Education，Inc.，2006，P.340.

由于对个人心理治疗成效的怀疑，社会环境的影响在沉寂了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受到社会工作者的关注，在七十年代出现了从社会环境解释个人问题的结构模式（structure approach），认为很多时候不是个人出了问题，而是环境出了问题，没有给个人的成长改变提供所需要的机会和支持，甚至将环境的问题归结为个人，回避社会的责任。④Middleman，R.，&Goldberg，G.，Social Service Delivery：A Structural Approach to Practi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4，P.11.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个人的需求就会与环境的支持失去平衡，导致个人的正常需要无法得到满足，出现人们通常所说的“问题”。对于大多数社会弱势人群来说，问题不是别的，而是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源和社会支持。

尽管结构学派将人们的注意力转向了社会环境，开始走与弗洛伊德心理动力学派完全不同的服务策略，重新把服务对象放回到了日常生活中，但是像这样决然不考虑个人因素的影响也受到人们的质疑。七十年代系统视角开始影响社会工作，最为典型的是Pincus和Minahan在1973年正式出版的《社会工作实践：模式和方法（Social work practice：Model and method）》一书，运用了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循环逻辑解释社会工作的通用实践过程。①Pincus，A.，&Minahan，A.，Social Work Practice：Model and Method.Itasca，IL：Peacock Publishers，1973，P.3.之后在八十年代兴起的生态视角则是进一步明确了个人与环境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循环逻辑，既不偏向个人，也不侧重环境。正像生态视角的代表人物Germain和Gitterman所说，问题就是在生活的过程中，表现为个人成长与环境改变之间的相互匹配程度的不足。②Germain，C.B.，&Gitterman，A.，“The Life Model of Social Work Practice Revisited.”In J.Turner （ed.），Social Work Treatment：Interlocking Theoretical Approaches （PP.618-644）.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6，P.619.

在社会环境的探索路上，七八十年代还开启了另一扇社会工作理论流派的探索大门，这是与心理辅导治疗逻辑和生态系统视角循环逻辑所不同的另一种理论逻辑，被称为种族文化冲突的解放逻辑。③④⑧Dominelli，L.，“Anti-oppressive Practice in Context.”In R.Adams，L.Dominelli，&M.Payne （2nd eds.），Social work：Themes，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PP.3-19）.New York：Palgrave，2002，P.4.由于六七十年民权运动的兴起，无论美国还是欧洲都爆发了种族冲突，一直被人们忽视、处于生活弱势的少数民族的成长要求得到了展现，种族歧视和社会排斥现象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这样，如何解释和处理种族文化冲突的问题成了八十年代之后社会工作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种族文化冲突的两种理论视角的解释

面对种族文化冲突，第一种解释逻辑是社会学视角的，它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运行机制，认为正是处于社会主流的人们总是抱着对于弱势的少数民族的偏见和歧视态度，才导致两者之间无可避免的冲突。因此，种族文化冲突实质上反映的是不公平的社会结构，而不公平的社会结构的直接表现则是少数民族在与主流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既表现在外部，如居住环境拥挤、家庭生活贫困、教育机会缺乏以及就业机会不足等，同时也表现在内部，如觉得失望、无助、无力，甚至认为自己的生活状况就该如此等。而且，有意思的是，外部的不平等与内部的无力感两者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一起构成种族文化冲突的内在机制。④

社会工作者最初以为，这种种族冲突只是发生在少数民族与主流文化对话交流的过程中，但不久就发现，即使在性别的交往中也存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只是占主导的往往是处于社会主流的男性。其他像残疾、年龄、甚至不同的出生地都可能带有社会歧视的影响。⑤Payne，M.，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 （3rd ed.）.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P.278.因此，准确地说，社会交往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不是多元文化交流中的特殊现象，而是一般社会交往中的普遍现象。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不能从追求社会公平公正的角度理解种族文化冲突，因为任何一种公平公正都会因此产生新的不公正，而需要把接受差异性作为首要的基本原则，通过不平等权力关系的揭示和消除，逐渐使社会趋向公平公正。⑥⑦Clifford，D.，&Burke，B.，Anti-oppressive Ethics and Values in Social Work.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09，P.29.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社会工作者需要掌握两个重要概念：反身性（reflexivity）和种族阶级（ethclass），前者是指只有回到自己的社会位置，才能理解与自己社会位置不同的他人；后者是指权力关系的评估常常既涉及种族冲突，也涉及阶级冲突。⑦显然，社会学视角的分析已经无法完全覆盖种族冲突的内涵，而需要结合文化的分析。⑧

种族文化冲突的第二种解释逻辑是文化视角的。它与社会学视角不同，从多元文化的交流来看种族文化之间的冲突，认为之所以会出现种族文化冲突，是因为人们在成长过程中受到来自两种不同文化系统的影响：抚育系统（the nurturing systems）和维持系统（sustaining system）。抚育系统是个人成长的首要环境，包括像家庭、同伴和社区等非正式支持系统，是抚养个人成年的系统，受种族文化的影响；维持系统则是个人成年后的生活环境，包括像教育、职业和社会服务等正式支持系统，是维持个人生活的系统，受主流文化的影响。①Norton，D.，The Dual Perspective：Inclusion of Ethnic Minority Content in the Social Work Curriculum.Washington DC：Council on Social Work Education，1978，P.43.对于处于社会弱势的少数民族来说，他们的抚育系统往往与受到主流文化支配的维持系统存在较大差异，导致两种文化社会化（bicultural socialization）的矛盾和冲突。因此，种族冲突说到底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这被称为双文化视角（bicultural perspective）。②Galan，F.J.，“Experiential Focusing with Mexican American Males with Bicultural Identity Problems.” In K.C.Corcoran （ed.），Structuring Practice：Effective Practice for Common Client Problems（PP.234-254）.Chicago：Lyceum Books，1992，PP.239.

对于两种文化如何社会化，文化视角也有自己的解释，从最初的以公平公正为标准采取一视同仁的视角到运用社会学的符号互动理论关注文化交流双方的差异性，再到文化交流中的权力关系的考察，逐渐将文化的交流与权力的分析联系起来。这样，文化的交流就不仅仅是不同文化价值系统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是涉及不同文化的社会位置以及相互之间动态的权力影响，是一种既包含种族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包含阶级作用的混合现象。正是因为如此，作为社会工作者就需要学会接受差异性，保持种族文化交流中的敏感性（ethnic-sensitive）和多元文化交流的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③Gray，M.，&Webb，S.A.，Social Work Theories and Methods.London：Sage，2009，P.104.

有意思的是，尽管针对种族文化冲突有社会学视角和文化视角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逻辑，但是随着两者的发展，又走到了同一起点上：接纳差异性和关注种族阶级冲突。

三、两种理论视角解释的“左右”选择

尽管两种理论视角具有共同的解释起点，但是针对种族文化冲突，两者的解释重点仍然是有差别的，前者偏向社会结构的分析，以社会结构为基础解释种族文化的冲突，假设社会现实是事物发展的基础；后者注重历史的考察，从历史的演变说明社会结构中种族文化的冲突，假设事物是变化的，有其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显然，两种理论视角的选择其实意味着是以社会现实作为解释的基础还是以历史的发展作为解释的基础。

两者之间的差别说到底是对人的理解的差别。如果把人视为理性的人，对周围环境具有分析、理解和行动的能力，就会关注社会现实的分析，把社会现实作为解释社会现象（包括种族文化冲突）的基础。这样的认识自然促使人们偏向社会学理论视角的运用。如果把人视为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如何应对周围环境要求的人，就会关注人在环境要求面前的转换能力（transaction），即考察人如何把周围环境的要求与自己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找到应对环境要求的方法，或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周围环境要求面前找到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方面。简单地说，人与环境不是一种抽离出来的分析关系，而是投入其中的应对联系。这样，人在面临周围环境的要求时，自然需要回顾过去的经验和思考未来的发展方向，而周围环境的要求就成为人们连接过去和未来以及实现成长改变的现实条件。因此，认同转换能力的人就自然关注运用文化的视角理解人在现实面前的经验回顾和未来选择。可以说，社会学视角偏重于在横向的社会关系中理解个人的成长改变要求，而文化视角则偏向于在纵向的成长改变过程中理解个人的社会关系。

显然，社会学视角的基础是社会现实的分析，它注重的是对现状的考察。文化视角就不同了，它的基础是历史过程的分析，关注的是发展状况的考察。社会现实的分析固然可以深入探讨社会结构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了解人们做出生活选择的现实基础，但是它却忽视了人们做出选择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的影响：生活经验。人们如何解释过去的生活以及如何期盼未来的生活，同样也会影响人们的选择。文化视角的分析是从历史过程入手的，它关注人们对生活经验的解释。当然，对生活经验解释也需要放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这样，过程阶段的考察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帮助人们理解过去与现状内在关联的具体方式，而社会学视角重点考察的现状就成为历史过程中的阶段特征。因此，文化视角的引入，实际上，并不是要否定社会学视角的分析，而是将社会学视角的分析放在历史时间维度上进行延伸，是几个连续发展阶段的社会学视角分析的结合，让人的理性之光延伸得更远、更深。

有学者将文化视角考察逻辑的内涵简要概括为“成长过程中的人在情境中（the person-inenvironment across time）”，希望把社会学视角“人在情境中”的分析与历史时间维度的考察结合起来。①Galan， F.J.， A MultidimensionalTransactional Model of Bicultural Identity.McAllen，TX：Whitestar Productions，1990，P.140.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结合不是两种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对人的一种崭新的理解，即人的选择是在特定的经验解释脉络和社会生活处境中的，涉及文化和社会两个维度的交错影响。

四、从一元思维走向多元思维

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加，特别是不同种族之间沟通的加强，让人们常常面临这样一种处境，交流的双方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拥有不同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在这样的处境下理解对方，如果仍然运用统一的逻辑框架这种一元思维的社会学视角是很难行得通的——不是强调自己的“道理”，把他人的不同视为“无理”，成为自己文化的“他者”而被排除在意识的考察范围之外，就是看不到他人与自己的实质性差别，将他人“理想化”，误读他人的不同。显然，不同种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同时也涉及观察视角哲学层面的讨论。也就是说，这样的理解需要跨越不同的文化逻辑，采用多元思维的方式。实际上，文化视角提供的就是一种多元思维的方式，它把差异性作为交往的前提，假设不同的种族文化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

需要注意的是，一旦不同的种族文化相互遭遇，就会在特定的社会场景中面临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的现实，因为不同的种族文化占据着不同的社会位置，其中占主导的就会不自觉地排斥弱势的一方。这样，受歧视、受排斥的经历就会成为种族文化交流中的常见现象。多元思维也就与种族歧视、种族排斥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工作者把自己的专业定位在协助弱势的一方争取社会公平公正，就会陷入“公正平等的虚假陷阱”中，除了看不到自己的价值标准与受助的弱势一方不同之外，也看不到弱势的一方也有自己的思维局限，站在弱势的一方倡导公正公平也会带来新的不公平。②Dominelli， L.，“Anti-oppressive Practice in Context.” In R.Adams，L.Dominelli，&M.Payne （2nd eds.），Social work：Themes，Issues and Critical Debates （PP.3-19）.New York：Palgrave，2002，P.4.显然，社会工作者需要改变这种一元的思维方式，把自己的专业定位在协助交往的双方通过对社会歧视、社会排斥的审视中找到更公平、更包容的沟通方式，使社会逐渐变得更加公平公正。因此，多元思维是一种过程思维，它是通过对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重新审视这种方式实现的，它不是消除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而是减少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促使社会变得更加公平公正。

实际上，这种多元思维的要求并不仅仅存在于种族文化交流中，而是人们在多元社会交往中的普遍遭遇：一方面需要明确自己的处境，在社会现实的碰撞中做出选择，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需要清晰界定自己的社会位置，学会应对社会交往中的权力关系，这就是种族文化冲突所说的生活处境的种族阶级特性。这样，每一次社会现实的遭遇都在文化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创造了独特的生活处境，人们就是在这种独特的生活处境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而每一次选择又会带动新的独特生活处境的出现。人的生命就是一种历程，它既不可重复，也不可复制，是独特的生活经历。社会越开放、越多元，就越需要多元的思维方式。当然，多元思维方式本身又会进一步激发社会的多元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多元社会与多元思维就像一枚钱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

值得关注的是，这种多元社会特定生活处境中的选择，依据的并不是站在“客观”位置上的观察和分析，而是投入其中感受不同生活处境冲突的文化自觉，它至少包括对两个方面的敏锐察觉和审视：文化身份和社会身份。文化身份是对自己认同的文化价值的审视，以便明确自己与他人的差别，找到自己的未来发展方向；社会身份是对自己所处的社会位置以及权力关系运用的审视，明确自己与他人之间存在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找到更为包容的沟通方式。这样，文化自觉就成了多元思维的核心，表明人们在多元社会中的应对能力。

五、多元社会专业实践中的文化自觉

对于社会工作者来说，多元社会中的专业实践不是简单的实践层次的增加，即在原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基础上再增添文化的探索，而首先需要改变的是对实践的理解视角。在多元社会专业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因服务对象的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相遇在一起，他（她）需要在文化和社会两个维度上做出自己的选择。像种族文化交流那样，在专业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审视自己认同的文化价值，并且在与服务对象的现实生活的遭遇中对未来做出选择；同样，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也会存在权力的关系，也需要审视权力关系的运用以及其中存在的社会歧视和社会排斥。因此，多元社会专业实践的关注焦点就不是站在“客观”专家的立场进行实践、理论和文化探索，而是把服务对象视为实践的主动参与者，在对话交流中提升服务对象的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

在多元社会专业实践中，任何现实生活问题的解决都会呈现出三个方面的要求：如何解决、依据什么解决以及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如何解决涉及现实生活问题的实际成效，它是就具体问题的应对方式而言的。这一层面的经验审视表现为实践自觉；依据什么解决是对实际解决经验的整理，梳理出问题解决过程中的服务逻辑，它是服务逻辑层面的审视，表现为理论自觉；依据的价值标准是什么则是对服务逻辑所认同的价值进行考察，以明确在地实践的价值标准，它需要与主流的文化价值标准进行对话，这一层面的审视就是文化自觉。显然，这三个方面的要求是密切相关的，尽管它们是不同层次的经验审视，涉及不同深度的理性，但是它们一起构成特定现实生活遭遇中的经验自觉。

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把三个方面专业实践的经验自觉称为实践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但不能因此理解成实践自觉是实践经验的自觉，理论自觉和文化自觉是理论逻辑和价值原则的自觉，这样理解就会把实践与理论和文化对立起来，采取的是一种一元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实际上，在多元社会专业实践中，无论实践自觉、理论自觉还是文化自觉都是实践场域中的经验审视，它是扎根于实践场域中对不同层面实践经验的深度考察。

显然，社会工作理论的文化转向是多元社会专业实践的必然要求，文化自觉改变的不是专业实践自觉的层次，而是整个专业实践的理解视角，它是要把多元思维引入到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改变以往专业实践的一元思维。这一要求在中国社会工作逐渐走向国际化、呈现文化自信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如何进入社会工作内部进行实践研究——一个非激进的专业实践研究大纲

郭伟和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与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下中国社会工作高质量的研究不多，难以形成自己专业的研究范式和研究议题。少数几篇高水平的研究都是关于社会工作的发展策略和路径的思考，也经不起经验研究的证伪。社会工作专业作为一种实践性专业，要求其研究要围绕实践干预来展开。而目前北美流行的干预研究多是一种经院学派的结果导向的实证研究，相对忽视更为复杂的实践过程研究。为了展现更为复杂多变的实践过程，社会工作研究应该借鉴实践理论，进入社会工作内部，跟随实践过程，建立合作关系，研究实践过程的核心议题，包括专业干预的实践场域的结构限制、实践意识（默会的身体习性）的形成、实践意识和实证知识的互动关系、实践过程的展开逻辑等。

社会工作在中国是通过教育先行后又经过政府主导推动逐渐发展起来，而在西方是基于科学慈善事业逐渐发展而成的一个专业。因此中国社会工作一开始就缺乏自下而上扎根基层的本土发展模式和研究，更多类似于法学界苏力教授提出的中国法律科学的发展方式——空降兵式、变法式发展。①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由此，我们发现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和研究更多都是在引进和移植西方的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最多就是在套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把实务经验裁剪一下去套用社会工作概念和理论。这导致中国社会工作的学术研究长期以来都停留在低水平重复研究阶段，难以形成自己的研究传统和独特的问题意识，更不用说形成本学科的话语体系。近年来这个问题有所改变，人们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工作的本土经验研究，但是仍然缺乏有影响的研究范式的确立，究其原因，还有几个问题需要澄清。

一、现有的高水平研究大都是关于社会工作的研究，缺少社会工作实践干预的研究

比如王思斌提出的嵌入性发展策略研究，②王思斌：《中国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2期。就是一个关于社会工作发展策略的论证研究，以及朱健刚对此理论的否证性个案研究；③朱健刚、陈安娜：《嵌入中的专业社会工作与街区权力关系——对一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个案分析》，《社会学研究》2013年第1期。还比如有关社会工作专业化与去专业化的专业属性和地位的研究；④雷杰：《专业化，还是去专业化？——论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两种话语》，《中国社会工作研究》第11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再比如关于社会工作本质属性⑤何国良、王思斌：《华人社会工作的本质初探》，香港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年版。或者某领域社会工作（如司法社会工作）属性的争论等，都属于引用率很高，但是无关社会工作的实践行动。这些看似热闹的研究都是关于社会工作的研究，却都没有进入社会工作实践内部，从社会工作的专业实践活动本身出发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但是它的目的是论证和解释一种专业制度的属性、地位、功能和作用，以及发展策略和发展过程，而不是探寻这个专业的实践逻辑和实践效果，其实对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活动意义不大，也难以形成社会工作专业学术共同体的学术传统。

而一些从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出发的研究，大多数都是对西方概念的移植或者生搬硬套。比如这几年翻译介绍过来的优势视角、增权、生态系统、萨提亚家庭治疗、结构家庭治疗、叙事治疗等社会工作实务比较流行的术语，许多研究要么只是做个文献回顾，要么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个案例来证明自己是如何应用这些模式并取得成效的。很少有像郑广怀的研究那样从本土经验出发，来谈增权策略在中国制度环境中应用时遭遇地方制度的选择和限制性，从而产生去权的悖论。①郑广怀：《伤残农民工：无法被赋权的群体》，《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也很少有像张和清、丁瑜等人的研究，把增权、优势视角和资产建设等社会工作实务模式去和特定社区的文化传统或者某类机构环境结合起来，分析优势视角、增权、资产建设如何处境化实践的。②张和清：《优势视角下的农村社会工作——以能力建设和资产建设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实践模式》，《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丁瑜：《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日常生活实践的充权——一个广州的个案》，《社会》2013年第4期。而这些少数可贵的研究也没有得到社工学术团体的广泛认可、形成独特的问题意识和学术传统。

二、社会工作干预研究是一种客观化的经验研究、还是一种主观化的探寻—行动研究？

如果说由社会工作出发的研究停留在低水平的移植和复制西方社会工作概念和术语阶段，是由社会工作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训练不足所导致的，那么现在国内社工界正在出现一股新的研究潮流，试图回应前一阶段研究水平低下问题。但是当前的社会工作研究方法的采用又出现了客观主义研究策略和主观主义研究策略的分歧。到底社会工作专业实践需要什么样的研究策略？这涉及到对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界定。客观主义研究策略又分为实证主义和诠释主义，实证主义假定社会工作专业实践过程的内在本质是一套客观的逻辑关系，实践人员只能按照研究人员发现的客观规律来执行干预策略。研究人员只能采取中立的立场来设计和观察实验结果，检验干预方法的有效性，而研究设计的前提是先从理论上演绎假设出来一种因果关系，或者说假定某种干预方法是有效的，然后来检验其实际成效。这需要把复杂的生活情境和行动过程简化成可操作、可控制、可测量的客观指标。这个过程必然要引入一系列控制条件，才能去辨识和测量那些客观指标，如此得到的结论具有跨情景的有效性，因为它把情景因素当作干扰因素控制住了。但是，如果专业实践过程不能控制情景因素，也就是无法控制干扰因素，那么实证研究形成的结论其实际作用则另当别论了。

另外一种客观主义研究思路是采取文化诠释主义，它起源于德国浪漫主义，经韦伯的文化研究经典示范，在人类学领域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经验研究范式。它虽然研究的是人们的生活意义，但并不是采取原来的同情的心理学方法，而是采取经典文本诠释的方法，在部分和整体之间循环解释，进而发现一种整体的文化意义模式，再通过这个整体意义模式来理解个体行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对临床社会工作产生重大影响的精神分析方法又何尝不是通过个体的表面信息去逐渐诠释个体背后那个受传统文化或者主流道德模式建构的深层精神结构呢？它认为个体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并不是稳定的理性自主的个体，而是通过一些代理人把社会主流价值结构内化到个体的潜意识中去的，然后去压制和调控本能欲望的实现机制，形成一种不稳定的内在精神结构。这个内在的精神结构是无法通过客观指标来观察检验的，只能通过一些表面的伪装的信息来阐释和理解其内在的结构和机制。因此，无论是实证主义的实验研究，还是诠释主义的文化模式诠释，都把社会实践简化成一种理性的秩序和结构，等待研究人员去发现，然后告诉实践人员结合具体案例来应用所发现的客观规律。

如果社会工作是一种维护理性秩序和理性主体的专业，它当然就应该采取一种实证主义或诠释主义的客观研究策略，把这些研究结论转变成具体的专业实践方法和技巧，来治疗社会成员和驾驭社会生活。但是，如果社会工作是在真实场景下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平的实践策略，社会工作是否需要采取一种主观主义的探寻—行动研究策略？主观主义听起来似乎是违背科学精神的，但是试想哪一种实践活动不是行动者积极主动的探寻过程？实用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如果要理解当事人的行动策略和行动意义，我们就要和当事人建立一种“我们性”的互为主体的关系，把行动放在一种地方实践脉络中来探寻行动的条件和资源，以试探行动策略和检验行动效果。探寻—行动研究并不仅仅是理解行动的意义，也要反思性把握行动策略所受场域结构的限制，以及不断在主观行动和外部结构限制之间进行试探性行动，来追寻一种特定情景下的权宜有效性（specific contextual contingent effectiveness）。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情境化的、临时性的、耦合性的态度。如果社会工作不是一场自上而下发动的全面控制或者颠覆性革命，而是一种协助人们面对生活困境寻求地方情景化解决策略的专业实践活动，除了采取这种实用主义、情景化的、临时性的、耦合性的探索—行动研究态度，还能有什么选择呢？

三、主观探寻—行动研究能否整合普遍性客观知识？

主张社会工作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情景化的实践过程，应当采取主观主义的探寻—行动研究，并不是要排斥普遍性知识，只不过是避免把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研究简化成对操作化客观指标的测量。正如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社会科学考古学》一书中指出的，19世纪后期以来形成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体系已经成为支配性知识话语，它构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知识基础，让所有现代人都难逃其检测和审查。①福柯：《词与物——人文社会科学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1年版。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文化诠释主义方法，建构了现代社会理论大厦，它是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专长，也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基础。社会工作不能化约为这三大学科，也不是这三大学科的客观知识的简单机械的运用，而是需要整合他们的研究贡献，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的知识基础。不管是实证主义的知识体系，还是诠释主义的知识体系，它们都提供了一套普遍的认识图式或者理解图式。人们可以按照这种因果关系或文化模式来行动，从而成为一种循规蹈矩的个体或文化傀儡。然而，社会生活本身却并非遵循这个简单图式来发展，而是充满了权变性和突变性。我们当然不能借口权变性和突变性而彻底否定现实制度和文化传统的外在强制性，而是需要把实证科学和诠释主义研究发现的这些现实特征，整合到我们的探寻—行动过程，反思主观行动和客观限制之间的辩证关系。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应该做的就是把普遍性规律在地方生活中的再结构化和重组的多种可能性揭示出来，进而去探寻地方社会文化制约下的干预策略。

四、嵌入实践场域背景下的探寻—行动研究

我们这里提倡主观化的探寻—行动研究并非假定存在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解放主体或者存在主义所说的本真性自为主体，而是去探寻主体生成的特定实践机制以及发展另类生成方式的可能性。当然，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也为当代实践理论提供了思想源泉，只不过当代实践理论失去了对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冲动，成为一种地方化的、区隔性的特定场域下的实践行动研究。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观提供了突破福柯所说的真理性权力体制的一种实践方式。他在《哲学研究》中提出的游戏规则的应用问题，突出了在语言游戏规则的家族相似性背景下发生权宜性、偶然性和突变性的可能性。②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而德·塞托在《日常生活的实践（1）：实践的艺术》中提出的空间和消费的战术组合策略，也提供了在统治霸权战略布局下地方生活灵活机动性自主控制的可能性。③[法]米歇尔·德·塞托：《日常生活实践（1）：实践的艺术》，方琳琳、黄春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当然，最为系统地论述实践理论的社会科学家当属法国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布迪厄，他在晚期作品《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中，系统反思了经院派理性主义和日常生活实践意识和实践逻辑的不同，以及如何通过历史化反思来突破这种定见性（doxia）常规习性（habitus）支配的再生产机制。①[法]皮埃尔·布迪厄：《帕斯卡尔式的沉思》，刘晖译，三联书店出版2009年版。如果社会工作作为一种通过赋权和能力建设来提升当地人解决社会问题、探寻合意生活模式的专业，我们就要吸纳这些实践理论来思考它与专业理性活动的关系问题。

五、探寻—行动性专业实践研究的核心议题

假如我们暂且放弃激进的革命纲领，围绕着现代社会生活区分的实践场域来探寻行动和结构的辩证关系，采取一种实用主义、象征体系支配下的反思行动策略，那么我们认为社会工作专业实践研究需要考虑如下议题：

第一，专业理性和实践意识的关系。受维特根斯坦影响，吉登斯和布迪厄都谈到了实践意识，这不是一种理性意识，而是一种身体化的反应意识，它是在特定实践情景下被塑造出来的一种即兴发挥的意识，不需要冷静思考，布迪厄把它称作惯习（habitus）以区别于习惯。而专业理性则是冷静思考后的理性行动，应该遵循以往的科学研究结论，三思而后行。但是理性行动通常面临一个悖论，如果是新的情景，我们在无法对它做出界定之前，不知道该套哪个理论模式，因而无法去借鉴以往的研究结论；而要对一个情景做出界定，就需要建立在过去经验基础之上，那就要有经验的积累和反复练习，培养对复杂情景的洞察力和模板化框定的能力，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实践意识。对实践问题的即刻界定没有理性统摄，只有习惯塑造。只有初步选定问题视角，下一步我们才能来思考如何收集相关信息，来评估案例和制定干预策略。也就是说，专业理性是奠定在一种训练养成的专业实践意识基础之上的，否则一个专业就无法生成一个专业共同体来对话和传承，而专业人员往往忘掉了这个专业实践意识，只是停留在专业理性层面就一些专业术语和方法进行讨论，觉察不到那种身体化的即兴发挥的实践意识在发挥作用。

第二，地方性实践知识的具体形态。大家都知道实证科学的知识形态是符合逻辑的、规则清晰的，然而地方性实践知识形态又如何呢？这里的地方性其实是指一种实验室之外的现实中的复杂情景，并不一定特指某个地理空间。按照美国职业教育家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的说法，现实专业实践情景类似一个湿地（marshes），不同于技术理性的实验室里的干爽地带，这里的许多情况都是混杂、难以区分的和动态不确定的。②舍恩：《反映的实践者——专业工作者如何在行动中反思》，夏林清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所以，对于湿地状况的地方性实践情景，要求专业人员首先具备对情景的整体把握和框定能力，而不是简单套用干爽地带的实验室知识来裁剪现实。这个整体把握和框定过程虽然也有对信息要素的取舍，但它是一个运用实践意识的试错过程，而不是一个机械的知识套用过程。所以，它需要多次重复的试验来调试认识框架，从而把现实情景的抉择和某种实用主义的目的结合起来，寻求一种临时性的耦合性的知识形态。

第三，实践的动态时机问题。专业实践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要延展开来成为一种动态的过程。但是，一般的教科书和研究文章为了理性表达，总是要把这个动态延展过程提炼归纳成几个逻辑步骤，从而构成一种理想形态的逻辑关系，却丢失了实践过程的时间性或者说时机性。布迪厄在《实践感》中特别强调，卡比利亚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可以总结提炼成一种周期循环的结构模式，但是对于当地人来言，关键是要掌握实践的时机来即兴发挥。而这个时机是稍纵即逝的、机缘巧合的，需要沉浸在其中反复体验，才能在下次出现时恰如其分地把握住。他说，“重新引入不确定性，就是重新引入时间及时间所包含的节奏、方向、不可逆性，用策略的辩证法取代模型的机械学，而不会重新陷入‘理性行动者’理论这类想象人类学”①[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蒋梓骅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专业实践如果要真正生效又何尝不是要协助当事人去体会和把握时机，从而采取恰如其分的策略。否则，我们的许多技术性训练仅仅是一个工具库，无法转换成一种实践能力。

第四，专业实践后果的有效性问题。我们通常都是采取一种客观主义的手段来收集确定的实践效果，从而评估干预方法的有效性。这类方法通常适用于某种认知的改变、某种技术的掌握、某种行为的改变等去情景的化约的客观指标变化。然而，它很难去评估某种实践能力的提高。除非我们的评估方法采取的是设计模拟情景来考验当事人的判断力和行动力，这也正是许多专业考核努力在做的。然而，这样的考核评估很难标准化和做统计推论，只能做类似情景的启示和意指。而且，这类评估方法比较消耗人力物力，还存在很大的主观性，容易受到质疑。所以，最好是结合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评估指标和方法，一方面用客观指标和方法来评估实践效果，另一方面通过主观情景的模拟和判断来评估实践能力的获得。

第五，反思实践的认识盲区问题。前述专业实践也是一种实践意识的即兴发挥，要对地方性混乱情景进行试错，如何才能避免这个实践过程的认识盲区呢？换句话说，专业理性理论和方法不足以消除实践意识的前置性和自动化运作，剩下的办法就是要么依靠实证主义的客观证据研究来进行事后的批判，要么就是通过自我行动的反思来不断地进行自我批判。然而，这两个办法要么是关注结果的，要么是关注自我意识的，都无法处理实践意识的生成机制问题，也就是认识盲区的发生机制问题。我们说，实践意识是某种实践情景下塑模过程的产物，它的盲区是和特定实践场域的条件配合的。如果要反思实践意识的认识盲区，就要像布迪厄在《帕斯卡尔式的沉思》中所言，对自己行动的实践场域进行构造，进而把自己的行动纳入那个实践场域来反思自己在里面的位置以及和他人的关系，看看这个整体场域结构对每个关系主体行动策略的发生机制的影响。因此，这个自我认识盲区的反思不仅仅靠对自我行动反思，而且是靠对自己所嵌入的实践场域的构造和反思来觉察的。它当然也无法通过一般社会结构和制度条件的实证研究来觉察，因为每个人的实践场域都是分割开来的，内部构造都有所不同，需要进行专门的场域构造。

论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论基础

陈 涛1王小兰2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2.北京开放大学讲师）

在现实中，社会工作理论作为一种较特别的知识类型，容易遭受来自两个方向的误解和轻视。本专业的实务工作者可能看低它,觉得它没多大用；相邻学科（如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人瞧不上它,认为它不算“高级的理论”。这些阻碍了社会工作理论获得更好的发展。本文力求追根溯源，说明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特性、并为此种知识的重要意义做出辩护，进而也为它的更好发展找寻启示。

一、从“知识论”说起

法国社会学家福柯（M.Foucault）在其著作《词与物》中表明一个核心论点，即每个历史阶段都有一套异于前期的知识型构规则。①②[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的考古学》，莫伟民译，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在特定知识的背后，存在着一种更加宽广、更为基本的知识关联系统。用他本人的话说，这种知识不是我们在各类学术著作中经常发现的那种学问体系，而是“特定类型知识得以成立的‘条件’，这些条件及其历史可能性，确定了特定的经验领域和理性结构，构成它特有的历史先验。”正是这种知识，使得某种理论、意见或实践成为可能，福柯称之为“知识型（episteme）”。②我们可以说，知识型是特定时代知识系统赖以成立的更根本的话语关联总体，正是这种关联总体为特定知识系统的产生提供背景、动因、框架或标准。

本文所探讨的“知识论（Epistemology）”与福柯的“知识型”有关联却又不同。知识型所涉及的领域更为广阔和基本。而知识论简言之是关于何为可信的“知识”，这种“知识”需符合什么样的标准等的论说。需要特别说明的是，“Epistemology”一词可译作“认识论”，也可译作“知识论”，两种译法背后存在着细微而重要的差异，而本文则取后者。因为前者似乎假定了一种主—客二元的对立存在，认识是认识者对客观对象的认识活动之产物；后者却无须那样的假定，只关心人们的各种所知所识是怎么回事、是如何得来的。③陈涛：《知识观的转变及其对社会工作教育的含义》，载《社会工作专业化及本土化实践——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2003-2004论文集》，2003年12月。我们不妨对“知识论”做如下理解：

（1）知识论常常是以“潜在的假定”（underlying assumptions）形式存在的，具有信念的性质；

（2）知识论立场可以有多种——人们对于知识的基本看法（何为知识、其标准是什么）可以是不一样的；

（3）知识论关联着本体论（Ontology）和方法论（Methodology），通常它们之间是自洽的。

每一种学问、知识或理论体系都有其知识论基础。正是基于不同的知识论，我们对具体知识给出不同的评判。如何看待社会工作理论，同样受到相应知识论的影响。那么，首先社会工作理论是怎样的一种知识呢？

二、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特性

在Rees等对何为社会工作知识（或理论）的相关论述中，指出它分为不同层次，大体可做三层理解：第一层是指社会理论或大理论（broad theory）与知识基础，第二层指策略理论（strategic theory）或实践理论（theories of practice），第三层是一些实践观念（practice ideologies）。④Rees&Stuart， Achieving Power： Practice Policy In Social Welfare，London：Allen&Unwin Press，1991.Sibeon指出它包括什么是社会工作的理论，如何开展社会工作的理论以及关于案主世界的理论。⑤Roger A Sibeon，Rethinking Social Theory，London：SAGE Publications Ltd.，2004.香港学者罗致光则划分了社会工作中的描述性/解释性理论（descriptive/explanatory theory）与处方性理论（prescriptive theory）。David Howe区分了 theory for social work与theory of social work。⑥David How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New York：Ashgate，1991.还有人谈到社会工作中“借来的（理论）知识”与自创的（理论）知识之别，由此形成社会工作的“支持性理论”与“实务（践）理论”之分。我们看到，何雪松在其《社会工作理论》一书中对社会工作理论做出的是更一般性的理解，认为社会工作理论是“关于社会工作的各种知识架构的总称”。⑦何雪松：《社会工作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比较而言，笔者认为马尔科姆·派恩对“社会工作理论”的界定更加清晰而准确。在《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三版）》中，派恩实际上强调社会工作理论主要是指实务或实践理论，⑧[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三版，冯亚丽、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并指出：

（社会工作）实务/实践理论试图解释、描述或合理化社会工作者所做的（practice theories… try to explain,describe or justify what social workers do），用来为社会工作活动提供一种全面的处方（a comprehensive prescription for social work activity）。

派恩同时指出社会工作实务（践）理论有这样一些特点①[英]马尔科姆·派恩：《现代社会工作理论》第三版，冯亚丽、叶鹏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试图基于寻求解释人在社会关系中如何反应的成套观点来为实务给出有条理的指引（try to give organized guidance for practice,based on set of ideas which seek to explain how human beings respond in social relations）；

它们主要包含在社会工作者所做出的专业著述中，是由一些社会工作者给予别的社工的指引；

能够被视为实务（践）理论者，当伴随着一种连贯一致的尝试，将其运用在一系列广泛的社会工作活动中（a coherent attempt to apply the theory to a wide range of social work activity）。

综合而论，我们看到，对“社会工作理论”所指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理解，不过，为更好地把握这种理论的特质，我们更接受“社会工作理论是由关于社会工作实践之目标、途径及原则等所组成的一个概念化体系，用以指引社会工作实务之开展”的说法。在实际观察中，我们可见典型的社会工作理论是围绕核心的干预行动概念，阐释社会工作是什么及如何做的系统观点与主张。它常需以有关人的正常生存的条件，人的问题之性质为何、成因何在，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什么等的潜在假设或明确判断为基础（因而要明确或潜在地包含一些描述性解释性的理论）；但更重要的是，它围绕一个核心的行动概念，将社会工作干预组织成朝着特定方向的一个有序活动体系（即提供出行动的策略路线）。

由此我们可以注意到，社会工作理论在知识上有着自己某些独特的性质。

社会工作理论首先在本质上是一种理论化的知识，由一些相互关联的概念构成；但同时它又不是通常理解的那种“理论知识”，而是具有自己鲜明的实践特性。概而言之，作为知识的社会工作理论，它与别的知识——如日常知识，以描述、预测和解释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知识，以及系统的技术知识等——都有着显著的差别。

社会工作理论与日常知识的差别主要在于它是理论化的，这点此处不做赘述。而以描述、预测和解释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知识，如社会理论、心理—行为理论、（社会）哲学理论，试图对事物、人的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进行学理上的探讨，通常都强调“科学的形态”或类似的要求。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质部分则是由实践概念组成的体系，即实践理论。社会工作理论作为知识的突出属性是关于如何做（及为何要做）的“理论化或概念化的实践/行动知识”，其功能主要不是描述、解释或预测，而是干预或控制。事实上，社会工作理论是贯通了理论的各项功能而落脚在有效的实践行动的自觉系统化的知识。

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也不完全等同于所谓“技术知识”。虽然系统化的技术知识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工作的实践理论有着共同的追求，都在“实践/行动”层面进行干预或控制，但二者的根本区别在于技术知识对“机械”、“技术”、“治疗”有着永恒而执着的追求，社会工作实践理论则有其对实践问题的不同处遇，技术处遇只是其众多形态中的一种。如香港学者阮新邦曾言，社会工作是一种“政治实践”和“道德实践”，其背后的信念系统和价值关怀才是其理论型构的灵魂和根基。笔者也曾强调社会工作之“社会性”属性，指出社会工作应“去技术化”，避免变为“技术官僚”，而丢失了“人”和“社会”的部分。只要“实践”不能与“技术控制”画等号，则社会工作的实践知识就不可等同于技术知识。

总而言之，社会工作理论的基本知识属性就是：它是系统化、概念化的“实践/行动知识”。

三、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充足意义

社会工作理论作为本专业领域的专门理论，首先具有专业上的充足价值，这点无须多言。比如，社会工作理论是一组规则化的概念或理性认识，澄清并确定了社会工作的使命及其意义，对人类社会（共同）生活具有描述、说明、解释、干预和控制的理性能力与价值追求。又如，既然作为一种实践行动，社会工作要实现其自身的使命目标和社会作用，就需要系统化、一般性的实践行动（理论）指引。再如，社会工作理论可以让具体的工作者能够明了自己实务的逻辑（make sense），更自觉明晰地从事实务活动。

这些是对本专业实践的价值而言。然而，从一般的知识层面来说，为什么主要属于实践/行动知识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就知识本身而言是具有充足价值的？

第一种论证：马克思的见解——“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

在马克思那里，其知识论标准在“重要的是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这句话里已经体现得很清楚。为了有效地改造世界（包括社会和人）而来的实践行动知识（包括其理论化的形式），有着充分的必要性，甚至高出其他知识（包括各种解释的理论）之价值。

社会工作是政治的和道德的“实践”（praxis）。欲使其成为从所信和所追求的伦理价值到所行一以贯之的“践行”，需要明晰的价值观知识，也需要将之落实在实际行动中并确保行动与价值观一致的策略和方法知识。这也就是社会工作（实践）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何况，即便是解释性的理论知识，也完全是包裹在社会实践之中的，难以与或隐或显的实践关切和价值目标或取向相割裂，甚至直接就带来相应的特定实践含义。甚而言之，描述或解释（包括预测）的理论知识与改造实践和行动的知识压根就是一回事，或至少是密切相连、分不开的。

第二种论证：加芬克尔、布迪厄和吉登斯——社会理论知识的实践性

加芬克尔认为像社会学这种关于社会现象的理论知识亦不过是日常社会生活中人们之日常知识的二次方，并且其本质就是“常人方法学”，是对日常实践的策略技术的反思提炼。在此意义上，或可说社会学也就是社会工作理论。

布迪厄（还有其他一些论者）则强调了“实践智慧”或“默会知识”的重要性，同样颠覆了在社会科学的纯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的价值沟壑。①[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理论大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和“反思社会学”的主张拉平了与社会工作理论这样的知识之间的鸿沟。

吉登斯除了同样确认自反性实践知识的充足价值，还指出理论形态的知识与普通社会成员之知识和行动间的交互作用与双向建构。②[英]安东尼·吉登斯：《政治学、社会学与社会理论》，格致出版社，2015年1月。社会科学理论的实践知识属性同样意味着当它们面对像社会工作理论这样的知识时，不再能够继续其高高在上的存在。

第三种论证：后结构主义——理论与实践界限的消弭

在后结构主义的视域下，理论和实践的界限不再那么分明，且走向消弭。知识即实践、实践即知识。利奥塔宣告了宏大叙事（无论是科学还是解放的叙事）之崩塌，同时也就进一步从本体论的角度释放出各种多样性的知识彻底平等的存在空间。主要以实践知识形态存在的社会工作理论，再无须仰赖传统社会科学理论的屈尊接近，反过来它们或将不断解构其曾经享有的尊崇地位之虚妄，如果愿意，则宽怀大度地接纳后者前来学习。福柯通过“论述”（discourse）和“权力—知识”的解析，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其中，理论认识的活动与时刻不停顿的权力（乃至身体）的实践，统一在“论述”当中。③[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2013年版。而各式各样的论述，尽可以纷纷争取自己的权力，只是都需要认识到，这不过都是一场场的游戏（关于“游戏”的观念在如鲍德里亚等人那里，有更透彻的说明）。如是，社会工作理论或可骄傲地宣称，自己是最真诚而完整的论述实践（虽然这毫不意味着它可以取而代之谋求新的知识霸主的地位）。

由此观之，在任何理论传统中，作为知识的理论都有其一定的合法性，有着独特的“位置”和“价值”。所不同的是，在实证主义的知识论（又作“反映论”或“表现主义”）那里，社会工作理论作为知识只能居于屈尊的地位，它充其量只是对客观对象本质的一种反映或“再现”；在批判理论的传统中，其知识论（“社会实践论”）为社会工作理论提供了充足的合法性论证；在后现代的知识论里（关于“论述的游戏”），解放出社会工作理论的巨大潜力，同时又警觉其另一面的危险。除此而外，实际上“实用主义”哲学及其知识论——（实践）效用论，亦同样为社会工作理论的知识合法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今天，可以抛弃陈腐的“道”—“器”观了。

四、社会工作理论内部的知识论基础差异

在大卫·豪（David Howe）那里，社会工作理论范式的四象限划分，显示了社会工作理论内部仍然存在特定的知识论基础之差异。①David Howe，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New York：Ashgate，1991.虽然总的来说，各个范式的社会工作理论都承认实践行动知识对于自身的基本重要性，但是，基于不同的知识论立场，它们对于这样的实践行动知识如何得来、其基础或根据何在，却又有着不一样的理解与行动。

或许粗略地区分，“修补者”范式和“革命者”范式均秉持一定的实证主义和客观主义的世界观和相应的知识论，因此，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知识内容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可以通过专业人员独断的且单向的科学理性推演而来的。它们依然相信先要有科学的描述和解释性理论知识，再据以直接演绎出实践行动的知识，这是决定论的过程。它们把自己的实践行动知识称之为“实务”理论或者系统的“技术”。

比较而论，“找寻意义者”范式和“提升醒觉者”（或“启蒙者”）范式在不同程度上摆脱了独断论和单一理性的霸权，将知识（包括社会工作实践行动的知识）放诸沟通对话的过程当中，更加体认到知识的诠释性质和在日常社会互动或实践中生成的意义。

但几者或都未曾意识到：任何理论化的知识活动，本身就是实践；也未因此而更加警醒地去对待自己的各种理论知识（包括实践方法和技巧的一般知识）。

五、怎样才能得到好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

作为一种实践/行动知识的社会工作理论，我们如何能够得到并应用？这是我们建立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之合法性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每一个与社会工作有关的理论者、实践者需要去贡献自身经验、思考和认识而使其不断丰满、完整的历史命题。本人认为，基于前面的讨论，当下，或可从如下方面展开探索和实践。

1.追求伦理价值与实践行动的一致性。社会工作理论的内容应紧密地围绕着如何从确信的伦理价值与社会目标转化出与之一致的行动策略与方法这个核心。

2.相比于从理论到理论的演绎路线，社会工作理论务求密切地来自具体实践，又密切地回到具体实践。这必须是具体实践行动与反思概念化再到具体实践行动的不停止的循环。

3.如果可能，尽力使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生产与人们的日常实践知识、与所有参与行动的各方保持高度结合，在始终开放的沟通对话过程中来建立和再建立。

4.努力将社会工作理论的衡量标准牢固地系于其对于人们和社会的实际效果上，而不是任何别的评判。说到底，唯一的标准是它是否有效指引具体的社会工作实践，借以带来了人的更多自由选择、解放以及幸福，同时促进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真正的和谐。

现实元素的解析与嵌入：对社会工作理论的适应性和本土化思考

吴 帆

（南开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教授）

主要源自美国和英国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嵌入了理论形成的社会情景、文化结构、制度环境和历史背景等社会现实要素，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情境与现实需求有解释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本研究基于本土化的修正路径与构建路径，通过文献研究，对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社会工作理论适应性思考的三个关键性步骤：一是深入解析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产生的现实情境，二是准确嵌入中国的现实情境，三是基于中国的现实情境和社会工作实践构建本土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社会工作理论的现实元素

任何理论都是对社会现实的折射、概括和抽象。社会工作学科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有逻辑关联或具有不同构面的理论谱系，同时也反映出理论产生的特定社会情境、文化结构、制度环境和历史背景，用以理解、阐释社会现实，并形成指导社会工作实践的行动框架。然而，主要源自西方，尤其是美国和英国的社会工作理论，其浓厚的现实元素是否具有普适性意义？这些理论与中国的社会现实之间是否存在文不对版的现象？

任何一个理论都来自于特定的社会现实，也取决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社会工作研究者和实践者对理论的理解是在特定情境中通过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建构出来的。从这个角度，中国现实与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所生成的社会现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对这些理论直接加以引用和运用，可能会遇到一些困境：第一，对中国社会工作领域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力不足，甚至会出现误判、误解的情况；第二，基于社会工作理论的行动框架对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的指导性不足，导致“水土不服”；第三，理论在教育和实践中的应用存在困难，如果缺乏文化比较和本土实践的回应，会造成学生和从业者的困惑与混乱。因此思考、理解和厘清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中所嵌入的现实元素，明确其与中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差异，并基于本土文化和经验进行积极回应，对于正处在社会工作专业化发展关键阶段的中国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而言，是一项重要的任务。

二、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两条路径：修正与构建

社会科学自诞生以来，针对理论在文化和地域适应性上的争议一直不断，持续至今。尤其在社会科学国际化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西方视角（western perspective）和非西方视角（nonwestern perspective）的分野。来自西方经验的理论常常被框架化，被认为对非西方国家普遍适用。但更多学者意识到西方视角的局限性，批判者认为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工作等社会学科根植于西方世界的价值观、知识体系和社会现实，同时也被西方世界所控制，使得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学科中自动地被边缘化。因此，基于本土情境的理论见解和创新就变得非常重要。任何理论都产生于特定的文化和时空情境，这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正常现象，但如果将这个生成于特定社会现实的理论视为普遍原则，拒绝、排斥或忽略其他社会现实则有违学科发展规律。

在社会工作领域里，这种争论更为突出，主要基于两个缘由。一是由于社会工作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诸多学科中借鉴并引用了不少理论，学界普遍对于社会工作学科是否存在原创且独立的理论体系仍然存在质疑和争议；二是由于社会工作的应用性特质，对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性要求极高。因此，从社会工作发展伊始，学界就不乏对理论的省思。在社会工作国际化发展过程中，从欧洲中心文化背景到非欧洲中心文化背景的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也一直是社会工作者和社会工作教育者关注的重点。①Balgopal，P.R.， SocialWork Practice with Immigrantsand Refugee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0.②Midgley J.，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1981.③Walton，R.G.， and M.AboEINasr，“Indigenization and Authentization in Terms of Social Work in Egypt.”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31，1988.④Yip，K.S.，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Hong Kong，The Hong Kong Journal of Social Work，2001.

如同其他社会科学，对于社会工作本土化（indigenization）存在两类观点。一是，社会工作具有普遍相关的方法论和国际专业认同，⑤Midgley J.，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1981.⑥Ragab，I.， How Social Work Can Take Roo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Social Development Issues，vol.12，No.3，1990，PP.38-51.适用于不同的地域与文化。这一观点相信“科学社会工作”概念，认为人类存在共同的需要，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忽略国家（地域）之间的边界。⑦Thursz，D.，J.L.Vigilante （eds），Basic Social Service Needs for Human Communities，in Meeting Human Needs.London：Sage.1975.但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被视为“专业帝国主义”（professional imperialism），从英国、美国直接输出到其他地区。然而，社会工作的哲学基础源于新教伦理、费边主义和西方中产阶级的个人主义，⑧Prager，E.，American Social Work Imperialism：Consequences for Professional Education in Israel，Journal of Jewish Communal Service.vol.61，1985，PP.129–38.⑨Nagpaul，H.，Analysis of Social Work Teaching Material in India：the Need for Indigenous Foundations.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36，No.3，1993，PP.207-220.⑩Nimmagadda，J.and C.D.Cowger，Cross-cultural Practice Social Worker Ingenuity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Practice Knowledg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2，No.3，1999，PP.261-276.由于理论所形成的现实基础的差异性，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适用于其他国家、地区或民族，这逐渐引起本土文化与社会工作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⑪Mayadas，N.S.，&Elliott，D.，Lesson from 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1997.In Reisch M，Gambrill E D.Social Work in the 21st Century，Pine Forge Press，1997，PP.15-28.基于此，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并不具有广泛普适性。

在上述两类观点的基础上，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大致形成了两个基本路径，一是基于适应性思考的修正路径（adaptive），二是基于本土经验的构建路径（innovative）。修正路径主要通过调整引入的观念以适应当地的需要，⑫Shawky，A.M.，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Africa，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15，No.3，1972，PP.3-16.是一个用于反映西方社会工作框架和实践技术被移植到另一环境的过程，并通过修正应用于不同的情境中，⑬Nimmagadda，J.， C.D.Cowger.， Cross-cultural Practice Social Worker Ingenuity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Practice Knowledg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2，No.3，1999，PP.261-276.以达成西方社会工作实践与当地需求之间的适应。⑭Payne，M.，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2nd Ed.）London：Macmillian，1997.而构建路径则认为社会工作知识应来自文化内部，反映当地的行为和实践，应在能反映出与当地相关性的参照框架下进行解释。从这个角度，社会工作理论应致力于解决与文化相关，在当地情境中发生的具体问题。⑮Gray， M.， and J.Coates，“Indigenization”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Extending the Debat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3，No.5，2010，PP.613-627.

修正路径与构建路径有着本质的区别，也具有紧密的联系。首先，两者的前提假设不同。修正路径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适应性，而构建路径否认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在其他文化里的推广意义；其次，两者的技术途径也有所不同。前者的重点在于通过对不同文化的比较展开适应性思考，努力扩大学科的适用范围和运用地域；后者则强调创建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解框架的重要性，致力于判断本土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特征，关注构建本土的学科话语体系。然而，两者之间也存在紧密的联系，前者是后者的逻辑起点，构建路径实现的重要前提之一是准确判断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其他文化里的适应程度与差距所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修正路径的适应性思考是本土化的第一步，也是核心要义。社会工作适应性要求专业社会工作必须适应不同国家的需要，社会工作教育必须适应社会工作实践的要求，①Midgley，J.，Professional Imperialism：Social Work in the Third World，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1981.但根植于西方价值、文化与社会现实的社会工作显然无法满足这一要求。本土化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假设，一是社会异质性 ，二是主体社会文化的存在，②王思斌：《试论我国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浙江学刊》2001年第2期。因此适应性反思过程必不可少。王思斌曾提出西方社会工作中国本土化的两个策略：（1）实践检验真理；（2）批判性反思西方社会工作的适用性，进而指导实践，并产生新的想法和见解。③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适应性是在干预技术（intervention technology）和社会文化环境之间实现“拟合优度（goodness-of-fit）”的过程。④Nimmagadda，J.，C.D.Cowger.，Cross-cultural Practice Social Worker Ingenuity in the Indigenization of Practice Knowledg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2，No.3，1999，PP.261-276.拟合优度本是一个统计术语，用以衡量数理模型的预期值和现实所得实际值之间的差距。将拟合优度用于社会工作理论的适应性，旨在阐释社会工作理论对非西方社会本土文化情境和社会现实的解释程度，并能发现其中的差距及其原因所在。具体而言，社会工作理论的中国适应性思考就是通过语言、本土知识、价值观念、技术等方面变化，对引进理论与中国情境之间的适应程度作出判断。

三、基于文献研究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

无论是基于埃及经验的发展中国家社会工作本土化三阶段论，⑤WaltonR.G，andM.AboElNasr，TheIndigenizationand Authent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Egypt，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Vol.23，No.3，1988，P.148.或者基于印度社会工作实践本土化的五阶段论，⑥Nimmagadda，J，Balgopal，P.R.，Indigenisation of Social Work Knowledge：An Exploration of the Process，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Vol.10，No.2，2000，PP.4-18.发展中国家基本遵循了从直接引用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到基于本土文化和实践经验反思理论适应性的过程。三阶段论将本土化划分为直接模仿西方教育和社会工作模式的传输阶段（transmission stage）、应对西方社会工作模式不良结果的本土化阶段（indigenization stage），以及对许多特定情况进行应对的“土生化”阶段（authentization stage），如对本土化之后社会工作仍然无效的结果的应对。五阶段论将社会工作本土化划分为完全引进西方社会工作阶段、意识到文化背景对实践的影响阶段、社会工作实践文化建设阶段、本土知识学习阶段和反思性阶段。

在国际社会工作期刊文献中，针对本土化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⑦Gray， M.， Coates， J.，“Indigenization”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Extending the Debat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53，No.5，2010，PP.613-627.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中国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也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⑧Tsang， A.K.T.， M.C.Yan， Chinese Corpus， Western Application：The Chinese Strategy of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Social Work Discours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4，No.4，2001，PP.433-454.⑨Tsang，A.K.T.，M.C.Yan and W.Shera，Negotiating Multiple Agendas in InternationalSocialWork：The Case ofthe China-Canada Collaborative Project，Canadian SocialWork Review，Vol.17，2000，PP.147-161.⑩Yuen-Tsang，A.W.K.， Wang S.， TensionsConfro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hina：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5，No.3，2002，PP.375-388.从发展阶段上，基于本土化的三阶段论，学者认为中国正处于从直接传输西方知识（第一阶段）到本土化（第二阶段）的转变过程，⑪Cheung，M.，M.Liu，The Self-concept of Chinese Women and the 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in China，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7，No.1，2004，PP.109-127.然而已有研究对中国本土化发展程度的判断并不十分乐观。研究者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本教材的深入分析，得到了三个结论：第一，大多数内容停留于介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和方法；第二，对本土社会工作实践的涉及非常有限；第三，只有零星的将引进理论与当地中国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评论。他们认为王思斌所提出的两个本土化策略都需要对理论和观点进行检测的实践领域，而“领域”正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者和学生在专业社会工作实践中所缺乏的。①Yan，M.C.，A.K.T.Tsang，Re-envisioning Indigenization：When Bentuhuade and Bentude Social Work Intersect in China，Indigenous Social Work around the World：Towards Culturally Relevant Education and Practice，2008，PP.191-202.阮曾媛琪和王思斌合作发表于国际期刊“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的论文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作出了三个重要判断：第一，直接借用并运用于中国情境，缺乏适应性的思考和修正；第二，即使有微小修改，但对这些理论存在的基本假设和文化偏见似乎没有疑问；第三，中国社会工作教育者越来越意识到，作为一个以实践为导向的专业，社会工作无法避免本土化的任务。②③ Yuen-Tsang，A.W.K.，S.Wang，Tensions Confron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Work Education in China：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Vol.45，No.3，2002，PP.375-388.

总体而言，一方面，由于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的起步较晚，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相对缓慢，但基本呈现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类似的阶段性特点，从初期的全盘接受与引进阶段，迈入适应性反思阶段，并开始尝试本土化理论构建的探索。而且，中国教育者和研究者普遍选择一种协调的立场，努力将国际社会的规范和知识体系与中国情境尽量融合在一起。另一方面，中国在本土化方面从未停止努力，已经形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本土化的坚定立场，逐渐尝试通过对社区变革和社会发展的反应来推进本土化。③

相对而言，国内针对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的研究相对更丰富一些。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1994-2017年间社会工作本土化为主题的文献进行搜索，共计有274篇相关研究。其中，56篇集中于本土化概念的理解与分析，31篇聚焦伦理价值的本土化，15篇探讨本土化的文化适应性。相对而言，基于社会工作实务本土化议题相对丰富一些，达到了127篇，另有17篇直接讨论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大多数关于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研究都集中于基本方向、实现路径与策略选择方面，致力于探讨文化、制度和实践等核心要素对本土化的意义所在。在基本方向上，有学者提出文化的重要意义：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建构首先要对中国文化有更全面和更深入的把握，④⑥卫小将：《排异与契合：社会工作的本土局限性分析》，《学习与实践》2014年总第8期，第87-94页。明确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发展中的文化适切性问题。⑤⑦何雪松：《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社会科学》2009年总第7期，第76-78页。也有学者认为综合考虑不同的要素是理论本土化发展的重要方向：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关键是从学理上澄清社会工作在中国本土发展的局限性，致力于探讨各个元素与本土现实的排异性，以便为其走向契合提供理论参照；⑥实践智慧、科学研究、本土思想和制度传统等要素是建构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重要源头。⑦在路径和策略选择上，李迎生认为中国本土社会工作理论建构的两大路径分别为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基础或基础理论的建构，以及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实施理论的建构。⑧李迎生：《构建本土化的社会工作理论及其路径》，《社会科学》2008年总第5期，第77-80页。徐选国和侯慧提出“文化自觉”“理论自觉”“专业自觉”“制度自觉”应成为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基本路径；⑨徐选国、侯慧：《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进展》，《社会工作》2013年第4期，第41-48页。姚进忠则从文化、制度和实践激活三个角度构筑了一个能动、生态的本土化交互策略，以全球思维和本土行动为核心的策略。⑩姚进忠：《阐释与激活：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践逻辑演进与本土化探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第9-19页。而唐咏给出了更为具体的操作化建议，提出社会网络研究中的关系和嵌入性应该成为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路径选择。①唐咏：《关系和嵌入性之外：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研究的路径选择》，《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6期，第85-88页。另有一些研究聚焦于某个具体理论的本土化，如针对增权理论②范斌：《弱势群体的增权及其模式选择》，《学术研究》2004年第12期，第73-78页。③孙奎立：《“赋权”理论及其本土化社会工作实践制约因素分析》，《东岳论丛》2015年第8期，第91-95页。、家庭治疗理论的本土化探析。④陈红莉：《社会工作本土化：文化视角下的家庭治疗》，《人口与社会》2006年第22期，第63-66页。一般而言，对具体理论适应性的思考往往与社会工作实务研究结合在一起。

国内相关研究在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发展方向上为我们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也有助于我们厘清和理解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现实元素与中国情境的差别。然而，在确认了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基本路径之后，我们需要在以下三方面加强努力，首先亟需开展国际比较，非西方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其次在基本厘清本土化的发展路径和方向之后，针对本土文化、社会和历史等适应性的反思，应该融入研究者、教育者和实务工作者的日常工作中。如张友琴曾指出社会工作理论的本土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工作教育的取向与方式。⑤张友琴：《社会工作教育在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中的任务》，《中国社会工作》1997年第2期，第42-43页。因此，在社会工作理论教学中，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基于中国情境的适应性反思都应该成为教学的常规内容。最后应该在研究、专业教育和服务传输过程中，逐步发展出更为具体的本土化策略，致力于本土经验和文化情境的理论构建。

四、关于中国适应性和本土化的进一步思考

基于上述分析，中国社会工作理论适应性和本土化有三个关键性步骤或者三项基本任务：第一，理解社会工作理论本身，更重要的是真正理解西方社会工作理论所生成的社会现实，即全面解析理论所融入的现实元素。第二，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解析理论，理解中国的现实元素，并把中国的现实元素嵌入其中，在此基础上修正理论，使之符合中国的现实。第三，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和社会工作实践出发，构建本土的社会工作理论。这个任务更为重要，也更为艰巨。

有学者所提出的社会工作本土化三维模型（the tri-dimensional model）可供参考，即从普遍性—特殊性（universality-specificity），多数—少数民族（dominance-minority），传统—现状（traditioncurrent situation）这三个维度理解和解释社会问题、社会需求、服务对象的权利和责任。⑥Yip，K.S.，Indigenization of Social Work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onceptualization，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Work and Development，Vol.16，No.1，2006，PP.43-55.通过三维模型，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具体的行动策略：首先，理解社会工作理论生成的哲学基础和基础性理论，理解理论生成的社会现实，进行历史纵深的思考，掌握传统以及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变化，把握理论的适用性条件和运用边界；其次，比较和对比中国与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现实情境进行细致观察和理论诠释，厘清中国的特殊性；第三，加强学术探讨和研究，致力于文化敏感性和本土经验的理论建构。

总之，社会工作理论适应性和本土化的核心是正确认识中国社会现实，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工作对象及需求的特殊性，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工作制度环境的特殊性和正确认识中国社会工作文化结构的特殊性。一方面，中国社会工作实践经验的不断丰富为社会工作理论的适应性和本土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学者、教育者和实务者在本土化道路上的坚定决心和不懈努力，也会进一步加快社会工作理论本土化的进程。

从社会学的想象力到社会工作的想象力*——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初探

徐选国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讲师，上海高校智库“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始终伴随着如下问题展开，即社会工作到底是不是一个专业、社会工作是否具有科学性、社会工作是否可以视作一个学科等等。实质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是对社会工作的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的回答。如果以玛丽·里士满1917年发表的《社会诊断》一书作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标志和开端的话，至今刚好有100年的历史。①［美］玛丽·埃伦·里士满：《社会诊断》，刘振等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我们要问的是，社会工作的百年发展史中有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使得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具有其独特性及历史延续性？

一、问题提出：社会工作的学科起点

作为社会工作专业化开端的缔造者，里士满为社会工作建构了“人在环境中”的重要方法论机制，成为后世社会工作实践进程的核心指导原则。从里士满在《社会诊断》一书中以个案社会工作为主线进行专业标准建构的尝试来看，社会证据是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基础。在此基础上，她从案主个人及家庭史、亲属资源、医疗资源、学校资源、邻里资源、雇主和其他工作资源等方面构建了个案服务的专业化诊断过程。不难看出，在里士满的著作中已经凸现了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雏形。她进一步针对当时各类社会弱势群体分析了社会诊断过程中的多重变量。里士满建立的社会工作专业化标准、尤其是建立了以个案工作为代表的诊断体系，为社会工作的科学性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但是，通过深入思考则会发现，这种旨在将社会工作打造为一门类似于医学、心理、司法等专业的尝试，仍缺乏系统的理论基石。

这里提出的“理论基石”，指的是社会工作在何种理论奠基下成为社会工作的。尽管在社会工作的发展史上，形成了以大卫·豪为代表的客观—主观、激进—秩序两个维度所构建的四种范式，②Howe，D.，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Work Theory，Wildwood House，1987.以佩恩为代表所构建的反思性—治疗性理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理论和个人主义—改良主义理论范式，③Payne，M.，Modern Social Work Theory：A Critical Introduction，Palgrave Macmillan，1990.以及新近出现的公民社会工作范式、④Powell， F.， The Politics ofSocialWork.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1，PP.105-110.发展性社会工作范式、⑤Midgley，J.&A.Conley，Social Work and Social Development：Theories and Skills for Developmental Social Work.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2-9.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工作范式⑥[美]阿德里娜·S·尚邦、阿兰·欧文、劳拉·爱泼斯坦：《话语、权力和主体性：福柯与社会工作的对话》，郭伟和等译，中国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等。但是，上述理论并未从真正意义上回答“社会工作何以可能”这一根本问题，尤其是没有聚焦于社会工作中的“社会”进行专门阐释，使得社会工作难以体现出其对于“社会”的特殊品质。这将社会工作推向了“社会工作何以可能”的尴尬境地。换言之，社会工作作为“社会的”或者“为社会”的学科，其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是什么？

二、“社会何以可能”的社会学理路

这种思考将我们带向与社会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学的学科内核或逻辑起点上。众所周知，社会学是致力于探究“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专门学科，但实际上，经济学、政治学也同样关注“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那么，社会学与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社会科学相比较而言，对于“社会”的研究上有什么独特之处呢？这就给本想以关注“社会何以可能”的社会学造成了“社会学何以可能”的尴尬处境。其实，社会学在探究和回答“社会何以可能”这一根本性问题上，确实有其自身特征和独特逻辑所在，正如伯格所说的，“社会学家并非观察不为任何他人所知的现象，而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来观察同一现象”。那么，这种与众不同的方式是什么呢？这意味着，社会学必须要借助“社会的”（social）和“社会性”（the social）等含义不明的实体才是可能的。①Touraine，A.，The Decline of the Social.Comparative Sociology，2003，2（3）.实际上，只有弄清楚“社会的”和“社会性”的具体含义，才能够真正彰显社会学视野中“社会”的意义和内涵，尤其是有关“社会”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意涵，②③肖瑛：《回到“社会的”社会学》，《社会》2006年第5期。进而构成社会学想象的基本内容。

纵观经典社会学家对于社会学核心逻辑起点，尤其是有关“社会的”和“社会性”的理解，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内涵：一是与原子论对立的关联性与互动性；二是与抽象性对立的相对性和具体性；三是与神秘性对立的世俗性。③上述多重“社会”内涵将社会学的逻辑起点聚焦于“社会性地解释社会现象”，也即“社会性地解释社会何以可能”，而不是通过经济学、心理学或政治学视角来解释“社会何以可能”。这种“社会性地解释社会现象”（explaining the social socially）与“社会学的想象力”（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内在一致。所谓社会学的想象力，指的是对任何社会现象包括个人命运的理解和把握都应该置于其所处的整体的历史与社会脉络之中。质言之，就是把“环境中的个体困扰”与“社会结构中的公共议题”加以区分，以此来理解个人环境的变化及其相应的社会结构。④[美]C·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6-9页。尽管“社会学的想象力”一词直到1959年才由米尔斯提出来，但在社会学学术史中，其实际发生却较早可以追溯到孟德斯鸠、孔德、涂尔干等人，并由马克思作了集大成的阐释。在马克思看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⑤[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147页。也即，要根据一个思想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构成这个背景的物质生产关系等要素来考察该思想的产生、性质、内容及表现形式等。其中，特定时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和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

不难看出，“社会学的想象力”突出了社会学在面对“社会何以可能”问题时的独特方法论视角，因此，米尔斯将其称为社会学家应有的“心智品质”。这种心智品质有助于指引社会学家将构成社会的各种原则和行动放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加以审视和考察。可见，社会学对于“社会何以可能”的理解和回答，是借助“社会学的想象力”这一品质而得以可能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所追求的是对人们面临的困扰进行社会性解释的逻辑，实质上就是对人与人、人与社会或人与环境之间关系加以解释的社会学方案。但是，以个体困扰和公共议题加以结合并进行社会性解释的社会学，在社会急剧转型，尤其是在素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称的中国巨型社会，如何对个体或群体的困扰进行社会性地解决？这表明，“社会学的想象力”自身存在明显的限度：将“社会”视为一个高度刚性的有机体而否定了个体的能动作用，进而导致人的主体性的缺失，反而会促成整体性单一“社会”的生产。同时，更为重要的缺陷可能在于无法为个体困扰及其公共议题之间提供有效的连接通道。这是社会学并未涉足的关键议题。

三、从科学化到学科化：社会工作学的生成之道

尽管“社会学的想象力”为人们看待社会现象或理解自身问题提供了一种社会的、历史的视角，这与社会工作传统中强调“人在环境中”的核心理念是相通的。但是，在社会工作历史进程中对于“人在环境中”的理解存在着两种导向及其分野：一是机械论视角下对科学性和证据为本的追求；二是伦理学视角下对人的主体性和环境正义的关注。①杨威威：《重返社会工作经典研究：探析“人在环境中”理论内涵与方法拓展》，《社会工作与管理》2018年第2期。正是前者对于证据为本的追求可能约制着后者强调的人的主体性以及社会工作的价值追求，并造成诸种非人性后果。②何雪松：《社会工作的理论追求及发展趋势》，《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因此，在如何对具有主体性的人所面临的各种困扰进行社会性的回应方面，“社会学的想象力”和“人在环境中”的理念都需要进行拓展。其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尤其是“结构二重性”思想为破解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二元区隔关系提供了中枢变量；一些社会学家对于地方性、历史性、相对性的回归，以及对于“日常生活”的关照等努力，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拓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从社会学有关“社会性地对社会现象加以解释”，或者“社会性地”对“社会何以可能”问题的方法论解释中可以为建构社会工作的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提供怎样的启示？要对这个问题加以回答，必然涉及三个相倚的关键问题：一是社会工作是一个学科吗？也即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的问题；二是如果社会工作学是可能的，那么，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是什么？换言之，其学科内核是什么？三是在这样的学科内核指引下，结合中国情景，中国社会工作学应该构建什么样的学科框架和体系？接下来笔者主要尝试回答前两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一个系统浩大的工程，将另行撰文探讨。

关于社会工作是否是一个学科的问题，结合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工作的最新研究进展，在近100年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工作争取到作为科学的合法性地位，并在其科学化过程中为社会工作的学科化奠定了基础。这其中，John Brekke提出并大力倡导的“Science of Social Work”观点，实质上就是试图对社会工作的学科目标进行建构。之所以要建立社会工作学科，是因为专业建设的目标要从“科学化”转变为“学科化”。建构社会工作学的目的是为了界定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独特性，形成学术与方法的一致性，确立社工的科学意识，从而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③何雪松：《社会工作学：何以可能？何以可为？》，《学海》2015年第3期。按照Brekke的论证，社会工作已经形成了三个核心建构：生理—心理—社会视角、人在情景中和促进改变的服务体系，前两者体现了“社会”含义，后者展现为“工作”内容。④John S.Brekke.Shaping a Science of Social Work，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12，22（5）：455-464.这种基于社会工作百年科学化进程所提出的学科化追求，引发了国际社会工作共同体的激烈讨论。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社会工作学科必然要求在实践方法中注入科学知识、在研究中注入科学方法，以及在教育和实践指导中注入科学知识。⑤Fong，R.，Framing Education for a Science of Social Work:Missions，Curriculum，and Doctoral Training.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12，22（5）：529-536.质言之，社会工作正在从一种单一的专业、科学和艺术迈向一种具有整合性的学科体系（SoSW），这要求社会工作共同体形成一种跨学科的科学方法来因应社会工作内外的诉求，并通过明确其知识主张（将其视为一种科学）及其实践主张（将其视为一种专业）来定义社会工作是什么，以及社会工作真正想要成为什么。⑥John S.Brekke.A Science of Social Work，and Social Work as an Integrative Scientific Discipline:Have We Gone Too Far，or Not Far Enough?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14，24（5）：517-523.

那么，在这种学科化努力下，社会工作是什么，以及它想要成为什么呢？Brekke给社会工作下了一个新的定义：（1）社会工作专业由经过培训并获得执业资格的社会工作者组成，他们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运用一系列理论和变革策略，聚焦弱势群体的同时关照人类的整体福祉；（2）社会工作是一门整合性科学学科，它涉及多领域、具有多个核心结构和特征，越来越多的文献批判性地阐释其产生的基础。①Fong，R.，Framing Education for a Science of Social Work：Missions，Curriculum，and Doctoral Training.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2012，22（5）：529-536.该定义扩大了社会工作的范畴和目标。这个定义与IFSW、IASSW于2014年7月在墨尔本发布的全球社会工作新定义基本上一致。全球社会工作的新定义指的是，“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实践为本的职业及学科，它推动社会变迁与发展，增强社会凝聚力，赋权并促进人的解放；社会正义、人权、集体责任和尊重多样性等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准则；基于社会工作、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本土知识的理论，社会工作促使人和外在结构能够应对人生挑战并增进福祉。”②IFSW ＆IASSW，Global Definition of Social Work，http：//www.iassw-aiets.org/global-definition-of-social-work-review-of-theglobal-definition.二者共同强调了社会工作的整合性学科特征，强调社会工作实务不仅应该关注个体自助，还要注重对外在社会结构的调适，以实现个体与社会的福祉。这就要求社会工作应该更加注重与各个国家或地区的本土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的连接性，突出了社会工作对于不同国家与地区政治性、道德性、情境性的本土性关怀。③徐选国：《从专业性、本土性迈向社区公共性：理解社会工作本质的新线索》，《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8期。这种新的专业话语叙事与“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内在相通的。

四、“社会工作的想象力”与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探微

上述论点表明，社会工作在迈向专业学科化过程中，需要找寻到其核心结构与特征。但是以往研究对社会工作学的核心结构尚未进行明确的论述。围绕社会工作对于个体与社会福祉的关照，笔者指出，社会工作的核心逻辑在于“社会性地促进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加以连接”，这就实现了从社会学作为“社会性地对社会现象加以解释”（“社会学的想象力”）过渡到“社会性地解决社会问题、回应社会需求”上来。我们将这种“社会性地促进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加以连接”称为社会工作学独特的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可以用“社会工作的想象力”（the social work imagination）④Katherine van Wormer.Our Social Work Imagination：How Social Work Has Not Abandoned Its Mission，Journal of Teaching in Social Work，2002，22（3/4）.来指称。所谓“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指的是，除了将个体、群体放置在特定的历史—社会时空下来理解以外，还需要通过各种“社会的”方式来促成这种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的连接。正是这种对社会工作学的学科内核的建构，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从方法到实践、从抽象到具体、从解释到行动面向上来。

以往有关社会工作本质的叙事中，常常把社会工作理解为“专业性地”（professionally）为有需要的人群提供服务的助人事业或社会技术。这里的“专业”在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发生了明显的流变，从社会工作因应社会问题而生，逐渐演变成一种技术为本的专业。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社会工作越专业，越远离社会。⑤殷妙仲：《专业、科学、本土化：中国社会工作十年的三个迷思》，《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这种专业与社会的悖论进一步导致社会工作沦落为“堕落/不忠的天使”（Unfaithful Angels）。⑥Harry Specht and Mark Courtney.Unfaithful Angels：How Social Work Has Abandoned its Mission.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4，PP.83-88.这表明，社会工作所谓的“专业性”逐渐抛弃了其“社会”的元素，导致一种“去社会化”的社会工作发展逻辑。我们很难想象，一种“无社会”的专业社会工作将会是怎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专业化并不等于专业性。社会工作在专业化过程中可能会因为诸多因素而导致其专业性难以彰显。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性，应该是充分彰显“社会性”元素的。这种“社会性”体现出社会工作对于社会问题、社会需求，尤其是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的独特使命和社会关怀，缺少这些，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正因为如此，国内外一系列学者形成了共同的呼吁，旨在对当下社会工作进行反思以呼唤社会工作对于“社会”的回归，以及对社会性的关注。①Pual Michael Garret.Social Work and Social Theory：Making Connections.UK：Policy Press，2013.Ping Kwong Kam.Back to the‘Social’of Social Work：Reviving the Social Work Profession’s Contribution to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Justice，International Social Work，2014，Vol.57（6），PP.723-740.郑广怀、向羽：《社会工作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脉络及启示》，《社会工作》2016年第 5期；陈立周：《“找回社会”：中国社会工作转型的关键议题》，《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陈锋、陈涛：《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探讨》，《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

上述有关社会工作的“社会性”转向，很大程度上就是试图对社会工作逻辑起点或学科内核的强烈关怀。但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到底指什么呢？如何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社会工作的想象力”连接起来？关于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论述，笔者曾结合波兰尼的“嵌入性”思想从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以及社会团结四个维度进行了论述，其中，社会公正是社会工作的价值旨归，社会理性是社会工作的行动原则，社会保护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功能，社会团结是社会工作的终极目标。②徐选国：《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社会性转向》，《社会工作》2017年第3期。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所具有的四个核心维度，是对“社会工作的想象力”的具体阐释，即通过社会公正、社会理性、社会保护以及社会团结的追寻，成为社会工作“社会性地对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加以连接”的根本策略。质言之，“社会”本身成为社会工作的核心品质，“社会性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responding to social issues and social needs socially）成为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这种“社会性”特征或方法论取向及其背后有关人与社会的本体论基础，从根本上区别于心理学、医学、精神病理学等其他学科对于人的需求的回应逻辑。

如何“社会性地回应社会问题与社会需求”呢？这就需要社会工作教育、实务、研究、政策等能够瞄准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将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注入上述领域之中，通过“社会性地”提供专业服务，促进个体、群体困扰的解决。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工作所具有的“社会性”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是受制于特定时空下的政治、文化、社会、宗教等要素。这就需要将社会工作放置于具有国家性、地方性、历史性、情景性等的脉络之中加以考察。正因如此，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宗教与政治语境中的社会工作价值和理论体系并不能有效地适用于独特的中国语境，甚至在中国这个巨型体之中，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人群所共享的价值和文化信念等，都是有差异的。这就要求打破社会工作长期恪守的“以西方为中心、以西方为方法”的“幽灵”规则，将社会工作带回特定历史、地方性之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带回“日常生活实践”之中。这正是“社会工作的想象力”所具有的深层含义，是“社会工作的社会性”对于不同时空下的社会工作作出的情境化要求。

五、结语：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学的专业使命

质言之，中国社会工作学的学科内核应该放置在特定中国社会生活情境之中来建构。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变，驱使着社会工作必须聚焦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生活质量，同时要处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的诸多社会发展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种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着社会工作必须致力于将人们所面临的处境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结构加以连接，认清全社会对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现实的突破是实现人们美好生活的根本着眼点。这种重要国情决定着我们必须将社会工作拉回中国情景之中，将社会工作置于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当代范式框架下进行思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亟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学科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聚焦中国实践凝练出一批中国经验，以中国经验谱写社会工作的中国模式，以中国模式丰富世界社会工作理论知识体系。如果这样的事情迟迟不做，就难以彰显社会工作在社会转型进程中的社会保护功能，难以发挥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支撑性作用，也难以真正实现社会工作在当代复杂社会中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