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空间到行动：社区营造的多维政策机制研究
——基于上海的一项个案研究

刘中起 杨秀菊

（1.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社会学教研部，上海200233；2.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0237）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国开始兴起社区建设。城市社区建设不仅仅是一项创造城市文明的社会工作，更重要的是对整个城市治理体系，特别是城市基层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指出“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①《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需要引起关注的是，中国的社区是在政府机构改革和快速城镇化进程的双重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政府机构改革打破了“单位制”的居住结构，城镇规模的扩大和大面积的旧城改造，导致了城市空间的变化和大量新城镇人口的涌入，这使得原先城市中的“大院”、“胡同”、“里弄”等成了历史，社区成为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当前的社区是承接新转移来的城镇居民的必然载体，存在着大量的“异质性”人口，居民之间缺乏原先“大院”、邻里之间所具有的共同价值与情感联系。在此背景下,如何重构“异质性”居民间的情感联接，产生对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使社区真正成为人们“共同栖居的家园”，便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②敬威：《社区归属感的营造与交往空间设计》，《艺术与设计（理论）》2015年第6期。尤其是上海作为国际化的超大型城市，面对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挑战，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亟需从政策范式的角度反思城市社区建设模式，并引入新的理论资源，明晰新形势下社区建设方向和重点，为新一轮社区建设提供政策指导和模式框架。③樊红敏、刘晓凤：《共生理论与有机社区——城市有机共生式社区建设模式的提出与构建》，《马克思与现实》2017年第1期。近年来，上海市徐汇区凌云街道运用“社区营造”理论，围绕“环保、公益”主题，精心打造“绿主妇”品牌，大力推进“凌云生态·家”项目建设，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热情，开创了“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基层治理共建共享新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社区营造的理论与政策视阈

在西方经典社会学理论中，“社区”是与“社会”相对的概念，社区以地域范围内的价值认同和情感纽带为基础，而非以现代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社区”（Community） 一词源自拉丁文的Communis，这个拉丁词有“亲密无间的伴侣关系”等含义，这被认为是“社区”最重要的特质。社会学中的“社区”概念，来自德文的“Gemeinschaft”一词，过去通常翻译为“共同体”。但今天我们所提及的“城市社区”，已不再是滕尼斯最初基于古典类型学基础上所定义的理想型“社区”，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建立在某一地域和价值认同基础上的社会单元，即滕尼斯所定义的连续统中的某一中间状态。目前在西方国家，城市社区基本也是基于这样的语境；在中国，随着时代的变迁及社会的多元发展，尤其在当今的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对社区的重视以及社区发展受到整个社会制度的制约，同时也契合着整个社会的进步。④赵民：《“社区营造”与城市规划的“社区指向”研究》，《规划师》2013年第9期。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针对城市社区出台了一系列指导性方针和具体实施意见，为城市社区建设提供了理论资源和现实指导，各地也开展了多元化的社区建设实践，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建设政策模式，对推动城市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社会结构的加速分化使得单位共同体日趋式微，如何重建社区、重构适应城乡居民多元化需求的新的共同体成为基层政府面临的新挑战。从滕尼斯到鲍曼，“‘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获得和享受的世界，而是一种我们将热切希望栖息、希望重新拥有的世界”。⑤杨秀菊、刘中起：《草根行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基于上海的一项案例研究》，《城市观察》，2017年第2期。社区营造始于1920—1930年代的英美等国家，指的是在同一地域内的居民，以集体协商为基础，以集体行动为行动模式来持续地回应及处理社区共同的生活议题，并在社区内构筑一种亲密的、融合度较高的组织体系。

社区营造的本质必须从社区生活出发，集合各种社会力量与资源，通过社区中人的动员和行动，完成自组织、自治理和自发展的过程。从一般意义上说，社区营造的目标指向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促进居民参与解决自己的问题，提高社区居民的社会意识；二是调整或改善社区关系，减少社区冲突；三是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增强邻里互动来往，促成社区自治；四是发挥居民的潜能，发掘并培养社区的领导人才，为社区增能；五是培养以关怀互济为主的社区道德，建立社区归属感、集体情感和责任感。①引自《“社区营造”概念详解》，参见新浪网，2014年9月30日。从理论层面来说，需要关注三个维度：

一是空间维度，需要关注相对稳定的地域和适宜的物质环境。

一方面，中国人传统上一向重视安居乐业的稳定状态，即使在通讯网络发达的时代，情感方面的交流和认同仍很重要。认同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过程，生活地域的某些特征往往能够成为识别和共鸣的标志，这既有地理意义上的地域概念，同时又包含了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等人文意义上的内涵，社区在地域物质和精神方面均要满足这一需求。另一方面，社区的地域边界是社区行动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如公共服务提供和其他资源注入等。②③赵民：《“社区营造”与城市规划的“社区指向”研究》，《规划师》2013年第9期。

二是关系维度，需要关注居民间互动平衡的体系。

社区营造的进程必须关注一定规模的人口和相互关联的社会体系。尽管人口的同质性状态在“单位制”解体后有所改变，但基于新的价值标准所形成的社会体系正要求建立与完善与之相应的互动机制。③作为价值认同及行动的基本条件，社区居民所存在的相对同质性及已在的组织运转的形态仍然是社区和谐发展重要的保障因素。

三是行动维度，需要关注社区居民参与营造的行动能力。

积极发掘、组织、协调与利用社区资源，是社区营造过程中的基本原则和特征。社区营造者应当熟悉各种资源，善于将各种要素有机组合在一起，组织居民参与各种相关活动，如会议主持、行政管理、方案策划以及协商议事。同时通过分析、策划、激励、教育、谈判等手段挖掘和利用一切潜能。

二、个案实践：凌云“生态·家”的社区营造行动

凌云街道坐落于上海市徐汇区西南城乡结合处，面积3.58平方公里，现有居民10.4万人，是一个典型的人口导入型居民聚居社区，以动迁居民和老梅陇镇部分原住村民为主，平民化程度较高。近年来，街道政府根据凌云的地域环境、人口构成、经济基础等，提出了以建设“宜居凌云”为目标的社区发展规划。在推进“宜居凌云”为目标的社区发展规划中，发现“生态”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同时也是社区教育的着力点，街道于2011年精心设计了“凌云生态·家”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在过去五年的时间里，街道从硬件环境的创设做起，为居民营造一个身临其境、生动有趣的生态学习氛围。与此同时，街道精心设计了各种生态教育实践活动，让居民在亲身体验中改善环保意识和行为。凌云生态·家，从项目设计之初就定位培育社区生态美。追溯历史，梅陇本是插花之乡。在凌云这方水土上，“家庭一平米小菜园”在水门汀上种出了绿色，演绎出生动的生活美和生态美。凌云街道通过文化寻根、家道诠释、社区营造，提升生态家的人文内涵，营造社区“六和”之景，即生活和美、身心和悦、家庭和爱、人际和睦、万物和鸣、生态和谐。2015年4月，街道提出“凌云生态·家文化”培育项目，意在“凌云生态·家”的基础上，培育社区生态文化。从生活美、家文化入手，将生态文明和社区生态文化教育深入到家家户户，从而增强宗族民族文化自信，培育价值观共识，集聚社区持久凝聚力。

一是大力推进“生态·家”品牌文化营造行动。

“凌云生态·家”是徐汇区凌云街道根据建设“宜居凌云”为目标的社区发展规划而提出的社区教育实验项目。它以改善环境生态为突破口，追求凌云社区环境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和谐共生，从多个方面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生活品质。作为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的一种实践探索，“凌云生态·家”项目显著提高了居民对社区的关注度和对社区建设的参与度，通过行为层面的“绿色行动”逐步实现了效果层面的“家园自治”，“凌云生态·家”已真正成为社区居民共有的“家”，而“家文化”的提炼和提升是在原来“凌云生态·家”项目成效的基础上深化的一个新的社区治理工程。“凌云生态·家文化”培育项目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2015年6月至2016年12月）：选择梅陇三村、梅陇六村、华理苑三居委作为试点，以调查研究、培训活动、主题实践及社区氛围营造为主要工作方式，实践探索、摸索经验、显示初步效果；第二阶段（2017年）：项目拓展到更多居民小区，在社区初步树立“凌云生态·家文化”品牌；第三阶段（2018年）：项目在凌云社区全面展开，居民生态文化素养不断提升。

二是着力开创“生态·家”特色文化系列活动。

首先是开展系列培训，围绕“生活美、生态美、家之道”等内容开展主题讲座。在上海长三角人类生态科技发展中心专家的主持下，目前已开展《这方水土》、《芬芳，为谁而生》、《住在凌云的生活美学家》等讲座，听众约达300人次。其次是“凌云生态·家文化”读书活动如火如荼。2015年暑期，梅陇三村为了丰富小朋友们的假期生活，爱予妈妈为凌云社区的小朋友举办了精彩的听故事、看皮影戏等活动。另外，爱予妈妈从2014年6月为凌云社区的小朋友创办儿童绘本馆开始，已顺利运作了三年左右的时间，目前有80户家庭成为常年会员。爱予绘本屋组织的公益读书活动惠及凌云社区近200个家庭，这些家庭已成为家文化“家庭日”活动的主要对象。读书和体验活动聚集了社区更多人气，社区活动的受众群体发生了革命性的改变，因为“家庭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社区的孩子和家长。再次是“凌云生态·家文化”对接“一米菜园和半亩方田”的活动受到居民积极响应。该活动在“家庭一平米菜园”的基础上，通过社区与农场的对接，居民与农民的融合，小菜园与水稻田的链接，体会粒粒皆辛苦，感受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活动得到了居民的积极响应和踊跃参与。

三是积极融合“生态空间与家文化”共生共建。

一方面聚集“生态·家文化”社区艺术生态建设。该项目在“凌云生态·家”基础上，从生活美入手，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家团队的指导帮助下，对社区居民原创艺术作品就画面布局、节奏感、材料工艺适配等方面进行专业指导，最终把居民自身的创作意愿用艺术品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家庭得到美化，进而让社区得到美化，并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普及工艺技术、传播居民作品，让社区的居民参与到社区艺术生态建设中来；另一方面三个试点居委围绕“生态·家文化”逐步形成各自特色。梅陇三村将低碳小区硬件建设与生态文化小区软件建设相结合，通过对生活美、生态美的追求，提出“梅陇姓氏传文化，迤逦港前种草花，简朴生活美如画，至诚情感连万家”。梅陇六村将家文化融入“生态梅六”的建设中，根据地域及居民特点，居委倡导和培育“社区活力，和美奉献”的“梅花鹿”精神。在“24节气”系列活动中，用核心价值观引领家国情怀。通过原住居民对居住地“老井”的珍爱感情，关注水土生态文化根；华理苑居委通过生态种植活动聚集社区老少一家亲，“夕阳书社”的活动除了种蔬菜，还学“论语”，修身齐家，寄国学于其中。“亲情邻里家，华理后花园”是华理苑居民的心声。

三、空间、关系与行动建构：凌云“生态·家”的多维政策机制

社区归属感与交往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求层次论中指出，“归属与爱”的需要是人的一种基本心理需求。然而，“归属与爱”是需要通过与他人或群体的交往来实现的，这是交往产生的内在动力。同时，根据调查显示，“居民在社区内社会关系的好坏与其社区归属感的形成呈正相关关系，即居民在社区里社会交往越广泛，邻里关系越亲密，社区归属感越强；邻里交往越少，社区情感越淡薄”。①单菁菁：《从社区归属感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6期。因此，交往活动是社区居民间的心理需要，也是产生社区归属感的必要条件。上海凌云“生态·家”项目通过社区生态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社区营造的方向是要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维政策和公共空间，构建多元共治和社区自治衔接的行动机制，借此真正实现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契合的基层社区治理新格局。

一是社区营造的空间机制从传统的宣教型转向体验型。

无论是位于社区学校的“低碳创新屋”、“家庭一平米小菜园”课程，还是“绿主妇”学习团队的社区环保教育活动，都注重营造身临其境的文化空间氛围，让行动参与者真正参与到营造的文化体验过程中，大大激发了行动者的主体作用。把社区营造的空间布局从社区学校拓展到居委和家庭，注重贴近居民的生活，将社区营造的日常空间从传统的“集中学习”到“言传身教”，营造“边做边学、互帮互学”的文化空间，增强了社区营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使社区营造活动模式更加综合立体、灵活多样。

现如今，梅陇三村经常会邀请社区外的专家来做果蔬插花培训和生态植物种植培训，他们还专门开辟了酵素坊，居民们可以在这里亲手用残余的果蔬发酵成酵素加工制成洗手液、肥皂、沐浴露。同时在酵素坊里居民们还能亲自种植各种蔬菜苗，如油葵苗、小麦苗、松柳苗等，在点点滴滴的绿色体验中加深了对社区的感情，提高了对社区环保的认识，也增进了邻里之间的和谐。

二是社区营造的关系构建从传统的课程感悟转向意义生活。

“一平米小菜园”项目不同于其他一般的学习某种知识或技能的课程，它创造了多种可能性来恢复教育作为人与世界相联结的重要方式的本来意义，通过创造或改善联结，包括学员与自然之间、学员相互之间、学员和老师之间、学员和家人之间、学员和邻里之间，进而促进了人与知识的相遇、与现象的相遇、与人的相遇，帮助学习者基于每日的感官体验用心感悟植物的成长和生命的喜悦，过一种精神上更加充实的意义生活。

比如对许多城市人来说，“种菜”是一件难以实现的梦想。而在梅陇三村，这一梦想却变为现实，在垃圾减量工作开展同时，“绿主妇”开始做深、做精“家庭一平米菜园”项目。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种菜”，一平米小菜园逐渐成为一个良好的契机和平台，不但为社区增加绿意，更增添居民间的互动。居民们通过这一活动互相交流种植、养护心得，乃至分享成果，在积极的交流互动中形成了更多共同的邻里话题。

三是社区营造的行动模式从专业团队转向自治载体。

“绿主妇”专业团队不仅是低碳生活理念的实践者和传播者，更重要的是营造了“社区事务大家议，社区事务大家管”的良好氛围，促进了社区群众团体参与社区民主自治的社会治理创新。小到邻里纠纷，大到建设工程，“绿主妇”们都能齐心协力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逐步形成了以居委会为支撑、“绿主妇议事会”为主导、居民自我教育和民主互助管理稳步前行的良好自治格局。在“绿主妇”学习团队的带动下，梅陇三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关爱、社区和谐”的氛围日益浓厚，一个远近闻名的“垃圾三村”已成为被周边小区居民所羡慕的“花园三村”。

随着“家庭阳台一平米小菜园”种植活动、“爱心编结”①爱心编结社前身是“绿主妇编结聊吧”，最初是一个喜欢编织毛衣的阿姨们汇聚活动的场所，她们一边编织毛线，一边聊聊家长里短，献爱心和民意收集两不误，聊吧的召集人经常把收集到的社情民意汇总到“绿主妇议事会”。参见凌云街道党工委：《从“垃圾三村”到“花园三村”的蜕变——“绿主妇”居民自治组织的发展历程》，中共徐汇区委党建网。向贫困儿童捐毛衣活动等一个个项目的推出，小区志愿者、党员和热心居民开始成为梅陇三村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成了社区重要的自治力量。另外，目前梅陇三村将“绿主妇”议事会作为社区自治的重要主体。其以议事会为枢纽，以“绿色环保”理念为抓手，以“绿主妇、我当家”行动小组和“绿主妇”工作室为行动队伍，构建居代会、小区事务联席会、听证会、妇女代表会等自治载体，充分发挥社区居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监督的功能。

四、社区公共领域的政策转型：共同体营造的未来趋向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自由讨论，讨论的话题逐渐延伸，不受国家的干涉。”①Jürgen Habermas：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trans.by Thomas Burger，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1，P.4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其本质是一个对话性的场所，人们聚集在一个共享的空间中，作为平等的参与者面对面地交谈并形成“公共生活”。人们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寻找与社区发展、自我生活相关的共性问题，在保有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促使共性的问题被所有人接纳，社区内的公共空间主要用来服务居民，为居民提供一个休闲场所，促使居民聚集并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因此，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居住意义上的物理空间，又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制度空间，人们在这个场域内从事各项公共活动，并产生各种关系网络，正如布迪厄指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②Pierre Burdieu and Loic J.Wacquant，An Invitation Reflexive Soci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72.对于转型期超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时代议题，需要通过“社区营造”这一新的实践理念让城市社区这一物理空间真正成为居民为满足自身利益诉求和社区协同，以权利互为平衡为原则，以居民事务为内容，以信息网络为手段，以舆论监督为常态的场域与规则的统一体，在居民的日常行动中由一种生活共同体逐渐凝聚成为一种具有符号价值的精神共同体。

一是推进社区营造真正走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广泛流行推进了政府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治理理论主张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定共同的目标等途径，旨在重新探索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模式，改变以政府统治和管制的社会治理理念，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增进公共利益。随着我国城市社区的持续分化以及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社区营造必然要应对新的挑战，既有社区管理结构的限度难以平衡社区利益多元化与表达机制单一化之间的张力，有限的社区协调机制难以化解日益尖锐的社区矛盾，而多元化的社区治理主体的共在与共生更是强化了社区营造的难度。因此，对于基层社区治理而言，其内在的运行逻辑必然要求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作用，注重民主、公开的现代意识，倡导政府、社会、社会组织多元治理、协作互动。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代中国社区发展仍然主要由政府主导与推动，在社区建设的发展目标、结构构造、功能设计与运作机制等方面，都呈现出“行政性推进”与“社会化参与”两个基本方向的互动。由此，政府主导推动社区营造的过程，并不单纯是一个孤立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性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有意识的探索性的发育社区的客观过程，尤其是社区各类组织的发育、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渠道的多样化以及社区成员小范围互动频次的提高等。近日，习近平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社会治理要更加注重联动融合、开放共治，更加注重民主法治、科技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风险能力。③《习近平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作出重要指示》，新华社，2016年10月12日。

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既是对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提出的新要求，也为推进新时期共建共享的社区总体营造指明了方向。当前基层社区利益的多元化和社区矛盾的复杂化凸显，而既有的社区管理结构已经失效，即社区居委会作为定位于社区居民开展自治的组织，无法涵盖和包容日趋分化的多元社区利益，以及错综复杂的社区利益矛盾。Snow等曾指出社会运动组织的网络对于社会运动动员的重要性，①Snow，D.，et al.Social Met Words and Social Movements：A Micro 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Americans Sociological Review，1980，（45）.即如果社会中存在着一些相互支持的动员组织的话，社会动员的水平必然会提升，那么社区参与中，如果社区其它组织能够积极配合居委会的行动，必然能够改善当前的主体间性状况，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率。②王冠：《动员式参与与主体间性：居委会的社区参与策略考察》，《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由此可见，从构建社区和谐稳定出发，需要充分发挥政党、自治组织、社区居民及社区草根组织等多元参与，推动社区营造从单一的居民自治走向社区共治共享，从而实现社区治理结构新的转型。③陈家喜、蔡国：《管治、自治、共治——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转型》，《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3期。

二是注重培育社区营造主体的内在自治性成长。

社区建设是一种集体选择过程，是政府、社区组织、社区成员单位、非营利组织、社区居民等之间的合作互动过程。这一过程是立足于社区公共空间，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协商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的持续性过程。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实践表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只能从社会底层开始,农村中的村委会和城市中的社区居委会的民主建设,是中国特色的“草根民主”和“草根政治”,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公民广泛的社会参与,既是社区营造能否成功的关键,也是其终极目标之一。社区建设的重要主体是公众。公众的态度和参与程度,决定着社区营造的成功与否。国内外社区发展的经验表明:社区公众参与程度是社区发展程度的标志,社区归属感和社区参与意识是社区发展的动力源。④刘中起：《走向多元主体互动治理：和谐社会构建语境中的社区建设模式新探索》，《探索》2009年第5期。

在社区营造的行动逻辑中，社区培力（Community Empowering）是非常重要的过程，通过种种形式让大家真正关心并参与到社区公共事务中来，凝聚社区共识，培养公民意识，塑造公民社会。我国近些年一直在大力建设农村和城镇基层社区的民主选举，推动居民自治。但是由于选举机制的不完善，居民不能从选举中得到切身利益使得民众参与热情度不高导致社区基层选举依然举步维艰。社区举办、组织各种培训，通过种种方法，让居民了解社区发展的理念和知识，大家一起讨论、策划，共同建设社区。透过这一切，使居民意识到自己在社区的存在而构筑出社区的主体。⑤姚湘宜：《社区营造建设美好家园》，《现代妇女》2015年第1期。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社区营造实践往往受到国家与社会双重力量的作用，同时因为社区内房产的商品属性，市场逐渐成为创造社区动员话语的重要来源。要想使社区营造具有蓬勃生命力，营造话语的选择既需要契合国家最新的政策，寻找到法理上的合法性，也需要考量社区居民已有的文化“文本”，回归到社区居民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和认知框架中，进行创造性思维。⑥范斌、赵欣：《结构、组织与话语：社区动员的三维整合》，《学术界》2012年第8期。

为此，社区培力一方面需要发挥居民提供社区营造的基础力量来源的积极作用，同时政府需要将资源与权力下放，建立一种协作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前社区营造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社区公众的参与问题主要体现在社区意见表达机制的建设上，即居民利用社区这一公共空间来表明自己的需求，发表自己对社区及社区公共事务的看法。在推进社区营造过程中,政府部门和社区工作者极易忽视公众参与的拓展,倾向于将社区作为他们的管辖地,将自身定位为天然的管理者和社区事务的当然决策者,而把居民作为被管理者和决策的被动接收者。因此,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会使政府部门、社区工作者和社区居民三者传统的关系模式有所突破,进而为社区居民多元化的需求和社区公共舆论的架构提供伸展的空间。①李海金：《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公共参与——以武汉市W社区论坛为例》，《中州学刊》2009年第4期。

三是社区营造必须植根于城市社区的传统文化脉络。

从根本上说，形塑社区形态和居民日常生活有三大力量：一是社区文化，二是社区经济，三是社区体制。社区治理体制问题最终要回应能否适应社区文化传统和现实经济生活的问题。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一大弊端，是既忽视居民日常生活的传统根基，又缺乏建构新型文化传统的指向性，因此我们需要从社区文化发展与地方性传统问题开始，启动对城市社区治理与社区营造的考察与思考。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是一个地方价值观和宇宙观的根本体现，凝聚了当地人对自己、他人以及世界的看法，因此也从根本上指导着当地人的行为方式。探索一个地方的文化和传统可以从根本上了解当地人行动的逻辑。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社区文化是文明社区建设的一个中心内容，而社区记忆、地方性的社区传统则是社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的存在和进一步建设有助于提升社区归属感和凝聚力，推进社区文化发展。

中国人有很浓重的乡土情结，但这不是维系人与社区感情的唯一方式，社区不是冷冰冰的建筑群，每一个民居，每一条街都应有它的故事，有它的独特魅力，这是其他地方所没有的，只要能结合、凝聚当地人的创意与参与，就可以为老旧社区带来新的活力，吸引更多的资源，把资源留在社区，台湾将之称为“基进（radical）”运动。②“基进”运动主张回到社区、回到生活。文化人、大学教授、返乡大学生、中产阶级等精英分子是“基进”运动的中坚力量。参见姚湘宜：《社区营造建设美好家园》，《现代妇女》2015年第1期。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台湾在民主运动的影响下，社区建设也由此进入了“社区营造时期”，通过吸收消化，2002年以后在台湾本土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故乡社区营造”运动。任何一个社区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发展，但只要社区的居民通过挖掘藏在深处的社区个性，找到地方资源的魅力，并基于此发挥独特风采，积淀其历史文化和自然的保存，就能吸引人，这就是“新故乡”，包括原住民新部落运动、新客家运动和医疗照顾服务社区化运动在内的等等一系列成果，让社区营造成为一场最基层、最普及、最温和但影响却难以估计的社会运动。

自滕尼斯以来，西方社区研究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在个人至上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社会，一群陌生人如何超越个体私利形成具有集体责任感和归属感的社区？经典社区研究——人类生态学、社会系统与结构功能主义以及社会互动论分别从空间竞争、价值共识和符号互动的角度解释了社区的形成和整合机制。这些解释都只强调了社区的某个方面：地域、共同联系和互动。随着现代社会空间改造步伐加快、价值日趋多元化和人际疏离加剧，这些经典理论在解释社区形成机制方面已显出不足。社区研究的最新进展——社区形成过程研究将参与视为社区形成的核心机制，从动态的视角揭示了社区形成的具体过程。③杨敏：《作为国家治理单元的社区——对城市社区建设运动过程中居民社区参与和社区认知的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社区概念不应注重其区域的大小，而是区域的性质和吸引力，这是社区成员认同兴趣的基础，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倾向，及由此建立的共同价值体系。近年来社区营造细雨润无声地进入到中国的社区运动中，参与到环境保护、古城保护、城市规划等领域，如怒江大坝、厦门PX项目等环境保护议题，京、津、宁等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议题，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新社区运动时代的来临，在公众不断的参与下，进行社区营造，集中优势资源再造魅力故乡，让古老的土地上焕发迷人的气息。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区认同感的形成、社区意义的建构以及市民在空间政治博弈和社会改造过程中主体性的生长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参与保护生活空间的文化特质和集体记忆的过程而实现的。①夏铸九等：《朝向市民城市：台北大理街社区运动》，《台湾社会研究》2002年第46期；庄雅仲：《五饼二鱼：社区运动与都市生活》，《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