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的思想及其意义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5周年

□ 贺祥林，肖细明

（1.湖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湖北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2）

论邓小平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的思想及其意义
——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5周年

□ 贺祥林1，2，肖细明1

（1.湖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2.湖北大学 高等人文研究院，湖北 武汉 430062）

邓小平南方谈话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思想。在道路上必须要有理论作指导和制度作规范；理论来源于道路运行与制度建设的实践中；制度必须以道路运行中各种社会关系的可行性为实现根据，又以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理论依据。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于实践过程之中。这个思想内容的拓展表现就是既阐明了“三个自信”的思想，同时又阐明了“三个自忧”的思想，其中蕴含着对立统一规律的思想。他往往是以阐明“三个自信”为前提，强调其首要意义，同时对“三个自忧”有着清醒自觉，注重排忧解困的意义。他特别注意针对道路上的不良现象排忧解难、针对理论上的不良现象排忧解惑、针对制度上的不良现象排忧除弊，最终阐明以增强“三个自信”为目的，从而把坚定和增强“三个自信”与应有和常备“三个自忧”看作是同一个过程，这其中蕴含着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思想。这一思想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邓小平三个自信思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的思想，进而阐明了“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的对立统一思想。尽管他在当年尚未明确针对道路、理论、制度使用“辩证统一”“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的术语，但其思想内容实质上蕴含其中是无可置疑的。以下我们本着马克思“从后思索”的方法或回头反思的方法，分四个层次来加以梳理与领悟。

1 邓小平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的思想

邓小平于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为了总结此后十余年全党全国人民在伟大实践中艰辛探索的经验，他在南方谈话中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的把握不断丰富，有分有合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的思想，并首先体现为三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思想。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第一部分就鲜明地阐发了这个思想。他开篇谈到：“一九八四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八年过去了，这次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2］这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余年实践所阐发的朴实结论，既阐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取得的新的成就，特别是肯定了从农村到城市再到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其中蕴含着党和人民通过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的共识；也阐发了通过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再到经济特区建立等制度建设或制度安排的成就，从而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新的轮廓。

邓小平接着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3］这是由前述的朴实结论转而作出的精辟论述，这一论述把“过去”关于社会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与现在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区别与联系表达得很清晰。一方面讲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夺取了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进而领导人民通过对生产资料所有制进行改造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另一方面讲明了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通过改革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及其与之相应的政治体制等，以此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实质上阐明了在新的实践中既要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本身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思。

邓小平进而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4］这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从1987年党的十三大制定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来的实践出发，抓住党的基本路线与百年战略来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键内容。他强调坚持基本路线中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强调坚持不断发展经济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实质上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大基本内涵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辩证统一的，并构成为一个社会有机整体。因此，是否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是关涉到党和国家政权兴衰与人民幸福与否的生命线。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必须作为辩证统一的社会有机整体来加以维护。

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5］联系邓小平上述使用到“这个制度、这些政策”，这里使用的“章程”“政策”等术语，它们都是相似同义的，其实质就是制度，这是全方位地肯定了通过改革开放而确立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制度特别是体制（即具体制度的缩称），同时要求随着实践的发展既要对基本制度坚定不移，又要对具体制度不断修正完善。这是侧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自我发展的视角，强调了这个制度中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起着根本保障作用，由此“中国就大有希望”。

总的来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第一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的思想作了开篇性阐发，这个思想又贯穿于全篇六个部分始终。可以说，邓小平谈道路时言必涉及理论与制度，因为在道路上必须要有理论作指导和制度作规范；他谈理论时言必涉及道路与制度，因为理论就来源于道路运行与制度建设的实践之中；他谈制度时言必涉及道路与理论，因为制度必须以道路运行中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可行性为实现根据，又以理论中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理论依据。因而三大基本内涵辩证统一于实践过程之中。

2 邓小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思想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这一思想内容的拓展表现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思想亦即“三个自信”的思想。这一思想同样贯穿于南方谈话全篇六个部分始终。可以说，他在第一个部分的首尾两段结语中谈到的 “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与“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就是从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的视角，初步表明了“三个自信”的思想。他在后续的五个部分则是以较大的篇幅依其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的良性互动来阐明坚定 “三个自信”的思想。

邓小平谈到：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要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他要求“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他预示性或肯定性地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经验很多，从各省的报刊材料看，都有自己的特色。这样好嘛，就是要有创造性。”［6］他这里侧重阐发的是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但这个阐发本身是理论的，因而蕴含理论自信，而且表明自信首先是来自全国各地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试”与“闯”、理性地“看”与“干”，最后是建立在以实践为标准，对在道路、理论、制度的探索中对的敢于坚持与不对的敢于修正这个坚实基础之上的。

邓小平谈到：“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7］从国际经验与国内条件的比较中，邓小平看到现在中国道路与中国制度具有优势，同时国际环境有利，认为中国今后也会出现若干个发展比较快，效率比较好的阶段，并鼓励“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他预言之后的20余年中国会实质地呈现出一个高速发展与效率较高的时期，他当时侧重阐明的是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但这个阐发本身又是理论的，因而蕴含理论自信。

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8］他这是侧重阐发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并强调这个理论自信，强调在“搞建设、搞改革”的实践中人民群众与领导集体在道路与制度上的创造与提升，特别强调要以实践为标准来检验道路与制度，以此来增强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

邓小平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取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9］这里他首先高扬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自信，随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从古代到近代、从现代到当代的宏阔历史时空，揭示了人类社会道路与人类社会制度的更替走向，阐明每一更替过程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他侧重指明了苏东国家道路与制度演变之后，人民或经受锻炼或吸取教训，都将或迟或早促使社会主义走上更加健康的发展道路与构建更加完善的制度，这会促使我们进行理论反思，从而增强“三个自信”。

3 邓小平既坚定“三个自信”又应有“三个自忧”的对立统一思想

强调坚定“三个自信”，是否应有“三个自忧”呢？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作了肯定回答，他在强调坚定“三个自信”的同时，又阐明了应有“三个自忧”的思想。他依其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过程中的不良表现所阐明的“三个自忧”的思想，实质上是他晚年忧患意识的概括或生前的政治交待。

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根本任务是又快又好地发展生产力，对此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他指出：“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他认为“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10］如果“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11］这是他对这条道路上国家能否富强与能否满足人民期盼的忧思。

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本质之一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12］关于这个问题，此前他说过：“共同富裕，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13］。 此后他说过：“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办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14］这是他对这条道路上关涉广大人民福祉的特别忧思。

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但是总有违背这个精髓的种种表现。譬如，在当时实际工作中总有人企望 “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总是盲目地“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他认为，“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15］。这是他对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的“自以为是”作风的忧思。再譬如，他提倡“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认为“长篇的东西是少数搞专业的人读的，群众怎么读？要求都读大本子，那是形式主义的，办不到”，并强调“不要提倡本本”［16］。他认为形式主义还表现为“电视一打开，尽是会议。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他认为这种“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提出“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 ”［17］这是他对“以本为是”与由此导致的形式主义的忧思。

邓小平谈到：“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 ”［17］这是针对当时很多抱有封闭僵化思想的人而说的，并对此进行了有理有据的批驳。这是他对当时的“左”的东西的忧思。他说，“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19］这是他对当时的“右”的东西的忧思。他对这两种东西的忧思深重，认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而其危害是“‘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20］。这两种东西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表现，用现阶段的话来说，“左”就是要“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右”就是要 “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其“老路”是要与封闭僵化的理论与制度相配套，其“邪路”是要与改旗易帜的理论与制度相配套，这两种东西造成的严重危害都是需要特别加以正视的。由此可以说，这是邓小平晚年的最大忧思。

他还对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与共产党内腐败现象深怀忧思。他特别谈到：“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于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21］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和党内的腐败现象都属于背离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而逆动的现象。他晚年对反腐倡廉谈过很多，这是他对党的建设的最大忧思。

邓小平关于“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的思想之间还蕴含着对立统一的思想，这是因为它们之间的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他往往是以阐明“三个自信”为前提，强调其首要意义，同时对“三个自忧”有着清醒自觉，不回避不畏惧，而是注重排忧解困的意义。他特别注意针对道路上的不良现象排忧解难、针对理论上的不良现象排忧解惑、针对制度上的不良现象排忧除弊，他以此为手段，最终阐明以增强“三个自信”为目的，从而把坚定和增强“三个自信”与应有和常备“三个自忧”看作是同一个过程，这其中蕴含着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思想。这正如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22］

既然是这样一个带有规律性的过程，或者说其中蕴含着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思想。那么掌控这个过程的力量是什么呢？邓小平的回答是人，是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领导集体及其领导下的全体人民。他谈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他特别强调要把共产党员、干部、军队、人民和青年教育好，认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诚意搞改革开放。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年长青。”［23］事实证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习近平同志先后就任总书记以来的一届又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体人民继承践行了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待。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还以远见卓识的历史眼光，一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根本保障着眼，把自信、自忧与忧而奋进结合起来谈到：“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24］另一方面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共同理想目标着眼，把自信、自忧与忧而奋进结合起来谈到：“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膀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25］他这个关于制度自信与道路自信的精辟论述本身又是理论的，因而这个理论自信就是我们的行动指南。

4 邓小平“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思想的重要意义

邓小平南方谈话中举的旗帜，无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题词或关键词就是道路、理论、制度，其关于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的思想是确定无疑的，有着坚实的文本依据。不过，他当时还没有对其展开论述的内容分别作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亦即“三个自信”的概括，但是“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对立统一的思想，同样也是确定无疑并有着坚实文本依据的。“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对立统一的思想既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现实意义。

其理论意义在于：首先从总体上看，他抓住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这个理论精髓来阐发这个思想，是一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阐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对立统一的理论宣言书，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其次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看，他运用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一般道路、理论、制度及政党建设与执政规律思想，为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的思想开辟了先河，其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为后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与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讲话对这一思想的创新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产生了深刻影响。

其现实意义在于：首先，从党的行动纲领视角看，他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三个自信”与“三个自忧”的思想开辟了先河，又引发了这个思想的不断创新，并在党的十八大上汇集成了党的理论结晶，成为党的行动纲领。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与党的十八大修正的《党章》中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的基本内涵规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三大基本内涵，并提出“三个自信”的基本口号，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对这条道路、这个理论、这个制度的基本内涵都作出了系统的阐明，由此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其次，从实践中掌握道路、理论、制度辩证关系视角看，他关于道路、理论、制度辩证统一的思想，对于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三者统一”的精神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26］这本身就是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一个鲜明总结。最后，从实践中坚定“三个自信”的视角看，他关于道路、理论、制度既要坚定“三个自信”又应有“三个自忧”的思想，对于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要坚定“三个自信”精神并认真解决“困难和问题”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27］党的十八大报告还指出：“同时，必须清醒看到，我们工作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前进道路上还有不少困难和问题。”报告坦陈了六大方面的困难和问题后强调指出：“对这些困难和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 ”［28］

我们认为，当前强调“三个自信”并在实践中展现自信，应当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的言行，但是自信不可过度而应适度，自忧也不可过度而应适度。我们既不认同党内外过度自信与过度自忧这么两种不当思绪，也不认同国外唱盛中国与唱衰中国这么两种声调。在自信与自忧上要切近地把握好适度原则，这也是打好实事求是这张哲学牌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文化自信”，认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29］这是与时俱进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新体现，无疑是对邓小平及党的十八大关于“三个自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总之，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既要坚定和增强“三个自信”，勇于创造正价值、尽力释放正能量，又要应有和常备“三个自忧”，善于转化某些负价值，敢于排除有害负能量，既要坚定和增强“三个自信”的思想，更要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的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为不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1］［2］［3］［4］［5］［6］［7］［8］［9］［10］［11］［12］［13］［15］［16］［17］［18］［19］［20］［21］［23］［24］［25］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70，370，370-371，371，372，377，382，382-383，375，377，374，364，372，382，381-382，372-373，379，375，379，380-381，379-380，383.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64.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4.

［26］［27］［2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2，15，5.

［29］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责任编辑 梅瑞祥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7.005

A849.1

A

1004-0544（2017）07-0029-06

湖北大学当代中国主流文化研究项目（540-0750361）。

贺祥林（1954-），男，湖北赤壁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高等人文研究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肖细明（1981-），女，湖北通城人，湖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