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论体文章体式类说

2017-03-07 09:42柯镇昌
湖北社会科学 2017年3期
关键词:体式战国语录

柯镇昌

(1.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九江 332005;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人文视野·文学

战国论体文章体式类说

柯镇昌1,2

(1.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江西九江 332005;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089)

战国时期论体文创作日渐丰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章体式,主要有语录式、对话式、寓论式、专论式、解注式等多种。其中对话式可分为普通式、问答式、问对式和设问式;专论式可分为立论与驳论两种,难体文是战国驳论文中特殊的一种;解注式可分为另文作注和同文自注两种,储说式是其中较为特殊的体式之一。战国论体文中常以记言部分为主体,善于运用形象的事例或事象进行喻证。这些文章体式日渐成熟,为后世论体文的发展形成了良好的范式。

战国;文学;文体;论体;体式

战国是中国文体不断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1](p62—63)战国论体文是战国散文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数量众多,体式多样,不仅为秦汉文章的繁荣形成直接影响,更为后世论体文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八名区分,一揆宗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2](p213)可见刘勰是把议、说、传、注、赞、评、叙、引等“弥纶群言,研精一理”的文章统称为“论”。本文认为,凡旨在提出主张、阐释事理且具有私人著述性质的论述性文章,均可纳入广义的论体文范畴。论体文早在《尚书》《周易》中就有出现,进入春秋战国以后,相关作品日渐增多,逐渐成为中国散文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战国是中国散文发展的重要时期,论体文在此期间形成过多种不同的体式,本文试对其做一简要梳理。

一、语录式论体文

语录是否属于一种文体,前人已有争议。“语录”一词最早出现于唐刘知几《史通·书志篇》:“近者宋氏,年唯五纪,地址江、淮,书满百篇,号为繁复。作者犹广之以《拾遗》,加之以《语录》。”[3](p64)这里的“语录”是指载录前人言论的书籍。朱自清《经典常谈》认为,作为文体的语录出现于唐代:“唐代又有两种新文体发展。一是语录,一是传奇,都是佛家的影响。语录起于禅宗。”[4](p134)我们认为,先秦文章有语录式而无语录体,凡语录式论体文须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文章必须是对某人言论的记录,二是记录的言论必须是对某人、某事物或某种现象提出的阐述性观点,三是文章必须有“××曰”或相近的格式引领,四是该文章可单独成篇,即与前后章在内容上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语录式文章早在《论语》《孙子》中就已出现,战国语录式论体文主要出现于《孝经》《墨子》《吴子》《孙膑兵法》《孟子》《礼记》等书中。这种体式的文章的基本格式为:“××曰:‘……。’”其中“××”多是“子”“有子”“孔子”“曾子”“子墨子”“孟子”等含“子”的人名,动词基本用“曰”。后面的记言部分是文章的核心内容,堪称全文之主体。如:

吴子曰:“夫总文武者,军之将也;兼刚柔者,兵之事也。……”(《吴子·论将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孟子·告子上》)

《论语》中语录式文章中的大部分记言之辞都篇幅短小,言简义丰,语言通俗易懂而又平易亲切。与之相比,战国同类文章的记言之辞有了以下一些变化:

一是篇幅有所增长。相较于其他文章,语录式论体文的篇幅总体偏短,不但记事部分极其简略,记言的部分同样比较短小,即使在战国书籍中依然如此。《孝经》《墨子》《孙膑兵法》《孟子》《礼记》中语录式论体文记言部分的篇幅,大部分都在两百字以内,甚至五十字以内的也有不少。与《论语》相比,一是寥寥数字的记言已较少见;二是出现了一些篇幅较长的记言之文,尽管长篇记言的文章在数量并不占据多数。这些长篇记言之文主要出现于《墨子》《孙膑兵法》和《孟子》中。如《孟子·告子上》“鱼我所欲也”章,全文以“孟子曰”开头,通过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道理阐释“舍生取义”的思想。如果将文首记事之辞去掉,就成了一篇结构完整的专论式论体文。

二是推理日渐成熟。《论语》中的记言之辞大多为宣讲式的判断句,战国语录式论体文中记言之文呈判断句式者依然占大多数,但含有推理过程的文章结构日渐增多,推理论证已经日趋成熟。如《孟子·公孙丑上》“天时不如地利”章的记言之辞,首先以“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的事例说明“天时不如地利”,又借“城非不高也,……委而去之”的现象说明“地利不如人和”,从而得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结论。文章推理严密,观点明确,条理清晰,展示出较高的论证水平。

三是注重引经据典。战国语录式论体文的记言之辞注重引用经典中的文句来说明事理。其中尤以引《诗》中文句最多,也有引《书》等其他经典者,它们对经典的征引目的都在于加强对自己观点的论证,借以增强话语的说服力。有时甚至连续征引,如《孟子·离娄上》“孟子曰天下有道”章,就连续出现了《诗》云:“……。”孔子曰:“……。”《诗》云:“……。”的格式,借用前贤文句作为自己观点之辅证。

四是语言继承中有变化。这些记言之辞以散句为主,又有不少整齐句式出现,即以结构字数相同的句子连续出现,富含整齐之美。它们在用词上少有《论语》中的俚语俗辞,文字更显清新明畅,务以明白为宗。比较而言,《墨子》之文尚朴实,《孟子》之文重气势,两者语言风格差异较大,但在用词崇尚明白晓畅这一点上却颇相似。

战国语录式论体文采用记述的方式形成文本,内容以记言为主,利于直接表达个人观点,文章体式特别,在后世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汉扬雄《法言》,隋王通《中说》,以迄宋《二程遗书》《朱子语类》和明清《枫山语录》《榕村语录》等,无不受其滋养。

二、对话式论体文

战国许多论体文以对话形式出现,属于对话式论体文。它不同于后世的对体或对问体,而只是文章体式的一种。语录式文章类似一人独白,而对话式文章则必须是两人或多人之间的对话或问答。《尚书》《国语》《左传》等书中已有较多对话式文章,它们虽然很少单独成篇,但针对某一主题交错发言的行文方式已经比较成熟。战国时的对话式论体文主要出现于《孝经》《墨子》《吴子》《孙膑兵法》《商君书》《孟子》《荀子》《公孙龙子》《鶡冠子》《韩非子》《礼记》等书中。

对话式论体文结构中包含有记言和记事两部分,最基本的体制为:“甲曰:‘……。’乙曰:‘……。’”在此基础上可以无限扩大,或是发言者的增加,或是发言次数的增多。依据文中对话者的地位的不同,可将战国对话式论体文分为以下几种:

一是普通式。普通式的文章发言者为两人,他们的地位相当,没有明显的高低之分,因此两人发言时少有盛气凌人的语气,篇幅也比较接近。可以《墨子·鲁问篇》为例,墨子和吴虑针对为义之事展开一番探讨,二位发言者在地位上没有明显的上下高低之分,对话在两个地位差不多的人之间进行。普通式的对话文章最大的特点是具有论辩性,因为两者地位相当,不存在压倒性的意见,故最有利于论辩的展开。

二是问答式。问答式的文章,发言者在地位上一高一低,由低者向高者发问请教,高者对其作出答复。一般而言,问者的发言较简短,答者的发言较充实。相关例子很多,如《墨子·三辩篇》《孟子·滕文公下》《鶡冠子·近迭篇》中都有出现。问答式的基本体制为“甲问曰:‘……。’乙曰:‘……。’”及其扩展形式,其中甲是发问者,地位低;乙是回答者,地位高。文中“问”字亦可不要。问答式的文章于战国散文中有许多,一般问者发言比较简略,答者为了阐述问者提出的问题,发言篇幅比问者要长许多。另因地位不等,两者之间没有辩论的基础,是以答问者基本都用判断式语句,形同宣讲之辞而少有详细论证者。

三是问对式。问对式的文章,发言者在地位上也是一高一低,由地位高者向地位低者发问,地位低者进行对答。与问答式一样,发问之辞相对简略,答语较为充分。问对式的文章早在《管子·轻重篇》中已有不少,基本都是齐桓公提问,管仲对答。战国时,问对式文章大量出现于诸子书中。如:

武侯问曰:“……?”起对曰:“……。”(《吴子·应变篇》)

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尉缭子·天官》)

问对式的基本体制为“甲问(乙)曰:‘……。’乙对曰:‘……。’”及其扩展形式。其中甲是发问者,地位高,经常都是诸侯王君;乙是对答者,地位低,常为学问高深者。发问者提出问题,对答者就该问题进行详细阐述。问对式的文章对后世“对”体的形成影响深远。

四是设问式。设问式文章的对话有如虚构,虽虚设一问者,实为作者自问自答。这样的文章于战国散文中也有不少,如:

曰:“二有一乎?”曰:“二无一。”曰:“二有右乎?”曰:“二无右。”曰:“二有左乎?”曰:“二无左。”曰:“右可谓二乎?”曰:“不可。”曰:“左可谓二乎?”曰:“不可。”……(《公孙龙子·通变论》)

设问式文章的基本体制为:“(甲)(问)曰:‘……。’(乙)曰:‘……。’”及其扩展形式,作者自问自答,仿佛左手提问,右手答复,左手针对右手答复又提新问题,右手再予答复,如此不断递进,问题也逐渐深入。相比于前面三种体式,设问式的论体文最容易将问题引向深处,因此该类作品的思辨性往往也最强。

总之,战国对话式论体文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记事为记言之辅,其中的记事之辞非常简略,多为“甲(问)(乙)曰”和“(乙)(对)曰”的格式,记言之辞远比之丰富。二是辩论经常在地位相当者间进行,因此普通式的对话文中出现的辩论最多。三是发言有主有次,总以一人发言为主,其余的发言都只起烘托辅助之用:或引导和圈定中心发言的主题方向,或诱导中心发言不断深入,或烘托中心发言之奇妙。如《孟子·滕文公下》“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章,孟子针对周宵提问分别予以解答,周宵首先通过提问为孟子的发言圈定论述主题,即讨论古之君子出仕问题;后来的发问则引导孟子论述不断深入,通过连续问答,相关问题获得充分阐释。

三、寓论式论体文

“寓”原指居住之所,引申为寄居和寄托,许慎《说文解字·宀部》:“寓,寄也。”[5](p341)“寓言”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寓言篇》:“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清王先谦《庄子集解》:“寄寓之言,意在于此,而寄于彼。”[6](p245)可见寓言重在寄托,虽明说此事,实则寓意于彼。今人多将寓言视为一种文体,并认为它具有体制简短、手法虚构、审美趣味、尖锐讽喻等特点。但在战国时期,寓言作为文体种类还没有形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形成独立成篇的寓言故事,这些故事往往都只是某篇论体文或游说辞中的组成部分。先秦诸子常常运用在论述中插入寓言故事,借助寓言的形式来说理。本文将运用寓言形式阐述思想观点的论体文称之为寓论式论体文。战国时的寓论式论体文主要见存于《庄子》《列子》《韩非子》等书中。

清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在认为诸子原出于六经的基础上提出“《庄》、《列》寓言假象,《易》教也”的观点,[1](p60)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庄子》《列子》同《周易》一书的内在联系;而其所谓“寓言假象”是说寓言假借“像”(即“象”)来传达作者的观点。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像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像以言著。”[7](p609)借像以表意的手法早在《周易》中已有出现,至战国时,《庄子》等更是大量地通过寓言造“象”以表达作者内心之“意”,从而造就了众多风格独特的战国寓论式论体文章。

战国寓论式论体文大多以叙事与议论并用,可以《庄子·内篇·逍遥游》为例,该文叙述和议论穿插使用、随意转换,形成错综复杂、变幻莫测的行文风格。文后运用“故曰”一词,仿佛前文皆在证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一结论;然细品上文的叙事与议论,与此结论若即若离,并不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寓论式论体文的体制不拘一格,或叙或论,有时也采用对话的方式行文,但其对话的文字与对话式论体文性质并不相同:首先,它的对话大多属虚构,如其描绘的孔子与老聃对话,孔子俨然失却其儒者之风范,与历史中的孔子形象相去甚远;其次,它的对话往往是全文的一部分,与全文其他部分有着一定的内在的联系,不可以随意分割开来;最后,它的对话中并不直接表达作者的观点,而是通过寓象的方式来达意,给人以回味无穷的思索余地。如:

庄子钓于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外篇·秋水篇》)

《庄子》书中故事多属虚拟,上文所述未必真有其事;虽然这段文字也可以单独组成一篇文章,但其中表达出的要保持自我真性、不愿受赘事烦扰的思想,与其前后文字表达出的思想一脉相连,有着内在的衔接性。又庄子的对话并没有直接的阐释自己的观点,而需读者自己仔细体味方能悟出,与对话式论体文直表己意完全不同。另外,寓论式论体文的对话中常常不乏对对话场景的塑造,而对话式论体文在此方面则要显得薄弱许多。

总而言之,寓论式论体文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文章体式不拘一格、或叙或议、变化多端,形成变幻莫测的行文风格。二是叙事时不在意故事情节的设置,总以达意为宗旨,但从不忽视故事的夸张性与趣味性。三是常常采用寓意于象的方式,不直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而是通过故事、对话的形式让读者自己感悟,重形象思维而不作逻辑论证、想象奇特而寓意深远。虚构的荒诞不经的故事、变换的行文和隐晦难测的主旨,使得战国寓论式论体文形成一种汪洋恣肆、诡奇缥缈、神奇超脱的风格。

现存的战国寓论式论体文主要创作于战国中期。战国的寓论式论体文对于后世散文创作影响巨大。陶渊明作品中的清旷自然、柳宗元寓言中的奇妙锐利、苏轼诗文中的神奇恣肆,无不是受《庄子》之文的熏染。而战国寓论式论体文中所表达的精神思想更对后世散文创作者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四、专论式论体文

专论式论体文就是作者直接在文中表达思想主张的论体文。如果说记言式论体文的外在框架以记述为主,专论式论体文则以表述为主。由于专论式论体文摆脱了代人立言的体式,有利于作者思想主张的阐述,因此逐渐成为后世论体文中运用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专论式论体文是伴随着诸子之作而出现的。进入战国以后,专论式论体文日渐繁盛,最终取代记言式文章,成为论体文的主要形式。战国专论式论体文主要见存于《墨子》《商君书》《尸子》《鬼谷子》《慎子》《尉缭子》《尹文子》《荀子》《鶡冠子》《公孙龙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书中。依据立论方式的不同,专论式论体文可分为立论文与驳论文两种。

(一)立论文。

立论文是从正面直接树立自己思想观点的专论文。立论文的体制灵活多变,各不相同,然大体亦有可辨处。方武《议论文体新论》认为议论文的篇框结构中包含有“引论”“总论”“分论”(或称“本论”)“结论”和“余论”五种组成部分,由此可构建出十四种不同格式。[8](p204-247)如果将这十四种不同格式合并起来,可以写作:“(引论)+(总论)+分论(本论)+(结论)+(余论)”。完整的立论文包含五个组成部分,但引论、总论、结论和余论也可以不出现,唯独分论必须存在。可以《荀子·强国篇》为例,文章第一部分旨在引出全文的中心观点,堪称文章的引论;第二部分为全文中心论题之所在,应属总论;第三部分在中心论题的范畴中阐述了一系列的思想观点,当为分论(本论);第四部分是依据分论得出的结论;第五部分是对前文的补充说明,当为文章的余论。全文中心论点突出,结构齐全,体制堪称完整。引论和余论在文章中仅起引发论题或补充说明论点的作用,不是文章主体,在绝大部分立论文中可有可无。立论文主体由总论、分论和结论构成,具体可组合成以下四种体式:

1.总论+分论+结论。

刘勰《文心雕龙·章句篇》云:“启行之辞,逆萌中篇之意;绝笔之言,追媵前句之旨。”[2](p441)认为文章的开头部分须有对中篇主旨的酝酿;文章结尾的部分中应有对前文主旨的总结。刘勰本意在泛指所有的诗文创作,然以此言形容“总论+分论+结论”式立论文的体制特征,最为恰切。以《商君书·赏刑篇》为例,该文主旨在论述治理国家、赏罚教化时必须遵循一以贯之的原则。文章首段提出“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的观点,堪称全文纲领之所在,是全文的总论部分;第二、三、四段分别对壹赏、壹刑、壹教进行了阐述和论证,属全文的分论部分;末段绾结前言,得出“圣人治国也,审壹而已矣”之观点,是文章的结论部分。文章纲举目张,层次分明,前后呼应,是典型的“总论+分论+结论”体式。另如《墨子·法仪篇》《尚同下》《商君书·农战篇》《尸子·劝学篇》及《吕氏春秋》中的许多篇章,采用的都是这种体式。

2.总论+分论。

这种体式的文章总在篇首提出贯穿全文的中心论点,然后对其分别进行分析阐述。这样的文章于战国立论文中也很多见,可以《墨子·亲士篇》为例,文章首段直接提出“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的论点,强调治国需要重用贤士的主张,堪称全文总论。后面数段围绕文章总论分别阐述了使用贤才的重要性、方法和原则,指出君主要善于鉴别和容纳谏诤之臣,对其量才授官,可谓文章的分论部分。另如《墨子·节用中》《荀子·劝学篇》《尸子·四仪篇》《治天下》《慎子·德立篇》《吕氏春秋·贵公篇》《去私篇》《韩非子·主道篇》等都运用了该类体式。

3.分论+结论。

“分论+结论”式的立论文,往往先就某一主题作多方面阐述,文章最后点出全文主旨,形成结论。可以《墨子·辞过篇》为例,该文分别论述了古代圣王在修建宫室、缝制衣服、烹调饮食、制造舟车、蓄养姬妾等方面的节制思想,再对当时某些统治者的各种奢侈淫逸行为予以斥责,最后于终篇处点明全文主旨,得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的结论,堪称典型的“分论+结论”式文章。另如《墨子·尚同中》《非攻上》《非乐上》《荀子·修身篇》《商君书·去强篇》《算地篇》等都是这种体式。

4.分论。

“分论”式立论文是指文章围绕某一论题在多方面进行论述,但全文中没有出现或形成足以概括全文主旨的中心论点的论体文。这样的文章于战国立论文中数量众多,如《荀子·荣辱篇》围绕光荣与耻辱这一中心话题阐述,或指出何为光荣,何为耻辱,或认为荣辱最大的区别在于安危利害之常体,或声称好荣恶辱是君子小人的共性。文章没有出现能够一统全局的中心论点,各段之间也没用必然的逻辑关系,不过读者可以从中感受到中心论题“荣与辱”的存在。全文无中心论点却有中心论题,形散而神不散。另如《墨子·尚同上》《荀子·儒效篇》《王霸篇》《尸子·贵言篇》《慎子·威德篇》等基本都是运用这种体式。

(二)驳论文。

驳论文是指通过反驳他人的观点来确立自己思想观点的文章,具有较强的论辩性。战国以后,辩驳现象逐渐增多,相关理论也日渐丰富。如《墨子·小取》:“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9](p415)深入阐述了辩驳的作用和原则。战国驳论文也有不少,主要见存于《墨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

驳论文中作者的论点是通过批判他人观点而树立起来的,因此驳斥对方观点便成了驳论文的主要任务。如《荀子·正论篇》连续用了七个“世俗之为说者曰”的格式,逐一引出错误言论,分别予以批驳,由此阐明自己的观点。另如《墨子·兼爱下》《明鬼篇》《非攻下》《节葬下》《非儒下》《荀子·非相篇》《非十二子》《韩非子·饰邪篇》等篇均相类似。论体文常常包含论点、论据和论证三要素,故驳论的方式也有驳论点、驳论据和驳论证三种。然而战国驳论文大多都是直接驳斥对方论点,很少批驳对方的论据和论证过程,可见时人的驳论水平尚未完全成熟。

战国后期出现的难体文是驳论文中较为特殊的一种。“难”有“责难”“反驳”之意,如《汉书·艺文志》:“秦《零陵令信》一篇。难秦相李斯。”[10](p1739)难体实为论体文的一种。清王兆芳《文章释》:“(难者)主于辩理诘驳,树敌投艰。源出《韩非子·难篇》。”[11](p6275)现存战国难体文有《韩非子·难一》《难二》《难三》《难四》《难势》数篇,它们的体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由两个部分组成,前部分树立观点(有时是一个故事),后部分以“或曰”形式对前者进行驳难,如《韩非子·难一》《难二》和《难三》。第二种由多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树立观点,第二部分以“或曰”形式对前面观点进行驳难,第三部分再以“或曰”(《难势篇》作“复应之曰”)的形式对第二个观点进行驳难,以此类推,形成“A,非A,非‘非A’”的格式。王先慎认为:“先立一义以难古人,又立一义以难前说,其文皆出于韩子。”[12](p382)这种体式出现于《韩非子·难四》和《难势》中。

韩非难体文针对历史中著名人物的言行展开讨论,说理形象而充满趣味,让人咀嚼不尽,兴味无穷。文章就某一话题多次驳难,层层剥离,步步进逼,有利于问题的深入,最终形成具有辩证色彩的结论。其中的驳论方式既有直接批驳对方论点者,也有批驳对方之论证过程者,有时甚至运用二难推理的方式进行驳论,达到了先秦论辩的最高水平。汉王充《论衡·问孔篇》:“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13](p396)难体文的特殊价值正在于其能深入到问题的各个层面,并使其不断深入,达到析疑导幽的效果。韩非于其难体文中展现出高超的分析能力和论辩技巧,远非先前诸子所能比拟,其强烈的思辨色彩将战国驳论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后世驳论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五、解注式论体文

解注式论体文就是对某篇文章或某段文字进行阐释的文章,其中被解释者常常被称之为“经”。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十三经注疏”条云:“其先儒释经之书,或曰传,或曰笺,或曰解,或曰学,今通谓之注。”[14](p1369)范文澜《文心雕龙注》卷四:“凡说解谈议训诂之文,皆得谓之为论。”[15](p329-330)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认为先秦时代早已出现解经体文字,称为“解”或“传”。[16](p180)古代的解注式论体文有“传”“说”“解”“诂”“训”“笺”“注”“释”等二十多种不同名称。战国时相关文章多称“解”“传”或“说”,其中以“解”名篇者有《管子·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明法解》《荀子·解蔽篇》《韩非子·解老篇》《礼记·经解》等;以“传”相称者有《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等;以“说”为名者有《墨子·经说上》《经说下》及《韩非子·储说》六篇;其他命名者还有《大学》《韩非子·喻老》等篇。依据体制的不同,战国解注式论体文可分为另文作注和同文自注两种。

一是另文作注式。另文作注是指阐释原已成文的解注文,战国时期的另文作注式文章主要有以下几种解注格式:

1.“……。故曰‘……。’”

该类文章基本都是一句一阐释,与后世针对全文大意进行阐述的序、跋、书评等很不相同。又其阐释时以串讲经文大意为主,与后世关注文字句读、校勘的训诂也不相同。如:

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则不私近亲,不孽疏远;不私近亲,不孽疏远,则无遗利,无隐治;无遗利,无隐治,则事无不举,物无遗者。欲见天心,明以风雨。故曰:“风雨无违,远近高下,各得其嗣。”……(《管子·版法解》)

再如《韩非子·解老篇》《喻老篇》都是对《老子》文句的解读,体式与上例基本相似。所不同的是,《解老篇》主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来阐释,层层深入而条理灼然;《喻老篇》则是通过具体事例来喻说,故飞灵机智而兴味无穷。

2.“A,a也。B,b也。……”

格式中大写字母代表被阐释的文字,相应的小写字母代表阐释的内容。如《墨子·经说篇》中的解说词就没有“故曰”二字,而是采用直接解注的方式,阐释的对象多为单个字词,运用的语句基本属于判断句式。

3.“……者何?……也。”

《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虽然成书在秦汉以后,但在战国时期即已有了口述的流传,其行文的格式常如下例: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上例为《公羊传》对《春秋·隐公元年》之首句“元年春王正月”的阐释,既有对经句单个文字的解释,也有对为什么用此字作了详细说明。采用设问与答语轮番前进的行文方式,而问句中总赖“何”字构成。

二是同文自注式。同文自注是指作者先阐发一些思想观点,继而以阐释性语言对上述观点进行解释说明的论体文,因其阐释性文字与被阐释的文字见于同篇,故称之为同文自注。

可以《礼记·大学》为例,文章开头部分首先提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观点,然后对“诚其意者”“修身在正其心”“齐其家在修其身”“治国必齐其家”“平天下在治其国”等几个分论点分别展开阐释,令读者览文首而晓大意,品其后则知所以,条理清晰,层次井然。另如《吕氏春秋·有始篇》采用的也是类似的文章体式。

储说式论体文是同文自注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储说式或称“储说体”,专指《韩非子·储说》六篇之体式。“储”为储备、预备之意,“说”是故事传说,因此“储说”就是“积蓄故事传说”的意思。试以《内储说上》为例,该篇全文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以简短文字讲述君主须使用的七种手段;第二部分以“经言”的形式对七种手段分别进行简要论述;第三部分则由许多小故事构成,分别对以上经言进行形象阐释。后人常将其第一、二部分合称为“经”,将第三部分称为“说”,使得全文构成脉络清晰的“经说”体式。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认为:“此六篇体裁颇奇:每篇首一段名为‘经’,标举所陈之义而证以实例,实例各以一句檃栝为目。其下则为传,(但无传名。)详述其所引实例之始末。”[17](p101)《储说》六篇中的每个小故事都对文首之经文具有阐释作用,是全文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周勋初先生对这种体式也有过精辟论述:

比较起来,韩非创作的“经”“说”已是成熟的富于文学意味的作品了。“经”的文句很凝练,便于阅读和记诵;“说”的故事性完整,可以单独表达某种观点。“经”如优美的散文诗,“说”是精彩的小故事。二者既可单独成文,更宜前后合观,因为“经”文点明了“说”文中内含的法治思想,读后可进一层领会故事的含义;“说”文生动地用形象反映了“经”文中提出的观点,读后可以具体地掌握抽象的道理。“经”“说”呼应,前后贯串,读“经”可进一步掌握“说”的实质,读“说”可进一步掌握“经”的宗旨。这样,由“经”、“说”组成的“储说”文体,是对前此“经”、“说”文体的继承,但也应该说是一种新的创造。[18](p217-218)

另外,这六篇文章的经文部分言辞流丽、宛若连珠,对后世连珠体的写作具有重要影响;经文中“其说在”的格式,又与《吕氏春秋·有始览》各篇文末“解在乎”三字的作用极为相似。

六、结语

战国是时局大动荡、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诸子百家为了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不断著书立说,由此形成数量众多的论体文章。需注意的是,尽管我们将这些文章区分为若干体式,但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例如对话中有驳难,解注中有专论,寓言中有对话,储说中有寓言,这样的例子都存在。从总体而言,战国论体文在体式上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记言部分常常占据文章的核心地位;二是多数文章具有中心主题,却缺少中心论点;三是阐述观点时喜欢运用宣讲式的判断语句,逻辑推理稍显不足,多议说而少论证;四是喜欢运用形象的事例或事象进行喻证,表现出高超的阐释技巧。

[1]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郭晋稀.文心雕龙注译[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3]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4]朱自清.经典常谈[M].北京:三联书店,1980.

[5]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6]王先谦集解.庄子集解[M].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7.

[7]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8]方武.议论文体新论[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9]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1]王兆芳.文章释[A].王水照.历代文话(第七册)[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2]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13]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

[14]顾炎武著,顾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15]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6]褚斌杰,谭家健.先秦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17]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M].北京:清华周刊丛书社,1930.

[18]周勋初.《韩非子》札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 邓年

I206.2

A

1003-8477(2017)03-0121-07

柯镇昌(1974—),男,文学博士,九江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博士后。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文体理论整理与研究”(16BZW03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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