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启蒙精神的现代性危机及其根源

杨雪，陈仁，张振

（1.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2.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00）

·教育论丛

大学启蒙精神的现代性危机及其根源

杨雪1,2，陈仁1，张振1

（1.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长春 130024；2.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00）

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开始了合理化的建构过程，形成了自由、民主与批判等精神传统，并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等各个层面。现代大学的精神传统，就来源于启蒙的现代性运动，通过科学、理性与民主的阐释，从而使大学升格为社会的“轴心机构”。中国大学的启蒙精神，也并不缺乏现代性的积极特质与价值诉求，但随着“现代性”自我建构的深化，却逐渐陷入了一种与“启蒙”背反的困境。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中，权力、市场和知识勾勒出了中国大学启蒙精神困境的复杂面相。实际上，中国大学精神的现代性危机，也是全球大学“平庸化”的精神症候的折射。

启蒙；现代性；大学精神；实践异化；根源

众所周知，大学、大学精神肇始于启蒙的现代性运动，是世俗化进程中生成的“新事物”。中国现代大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它最初是以西方的“启蒙”作为镜像，以解救内忧外患的严峻困局。“作为一场由中国早期现代大学中的知识阶层所引领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留给我们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其中启蒙意识是五四精神的最深刻内涵，也是‘五四运动’得以生发的一个前提性条件。”[1](p124-127)据此而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启蒙精神就发端于“五四运动”，科学、民主与自由成为现代大学发展的关键词，从而形塑了现代大学的精神特质与价值担当。身处近代中国的民族危难，大学肩负着“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任务，大学精神呈现了“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当代，在中国的现代性转型过程中，大学参与了“现代性”的建构与深化过程，但应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诉求时却也陷入现代性的精神危机，出现了主体消弭、精神失落、价值错位等问题，甚至造成大学启蒙异化的价值困境。

一、历史禀赋不足与启蒙文化的缺失

不可否认，中国并不缺乏本土的启蒙思想与启蒙哲人。例如，《周易》蒙卦示曰：“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荀子在《解蔽》中也有云：“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这是对“启蒙”的朴素理解，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直切要义，与近代西方所倡导的“启蒙”虽有本质区别，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二者都要求启“蒙”以现“大理”。也就是，通过“启蒙”，呈现事物/人的本来状态或世界运行真理。在中国，严复、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鲁迅、孙中山、毛泽东等人，都视“启蒙”为国家出路，为谋求民族独立而呐喊。不过，从洋务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中国本土启蒙思想并没有在本土催生出强大的实践基础，而是直接或间接地以西方启蒙开启近代中国的现代性想象。“启蒙哲学是作为一种陌生的外来思想，亦说是一种‘否定’因素进入中国的，并引发（亦说‘伴随’）了中国百余年的思想动荡乃至思想‘革命’。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人经历了无数的痛苦、煎熬、纠结，甚至还有人不幸催患‘精神内伤’，但启蒙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在这种文化的阵痛中得以展开。”[2](p124-131)这种先天性的不足以及理念的西化，至今仍没有使中国完成“启蒙”的现代性目标。

中国现代大学的萌芽、生长，与启蒙实践一样，都“属于后发外生型，即发展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引发”。[3](p55-68)换言之，中国现代大学精神也缺乏足够深厚的思想土壤和制度环境。在现代性启蒙的诉求下，中国被动地展开了“现代性转型”的历程，大学教育的开展也是如此。面对家国民族危难，“中国知识分子首先希望在传统教育框架内整饬学校，通过大兴经世致用之风以恢复传统教育的优良传统”，“经世致用之风习的渐盛，不仅为教育启蒙思想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基础，还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做了先期的思想准备”。[4](p80-86)从洋务运动到晚清的维新变法运动，出于“救亡图存”、“保种保国”的目的，张之洞在武汉举办了自强学堂（1893年），盛宣怀在天津兴办了北洋西学学堂（1895年）、在上海创建了南洋公学（1896年），维新派在北京创办了京师大学堂（1898年）等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学府。这些学堂由于得到政府的强有力支持，顺应了传播军事、科技与自然地理等现代知识的时代诉求，且为当时社会输送了大量急需人才，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性启蒙，因而可以看作是具有完整现代意义的大学。但这些大学并没有从自身生长出“启蒙”的精神基质，还是以“西方”为借鉴，而且带有着浓烈的“器物取向”与功利目的，即“主要培养现代外语人才、科技人才、军事人才，亦即培养救亡之‘材’，而未涉及思想文化层面、关注到个人的思想精神方面，未凸现出现代国民意识”。[5](p93-99)

在当代，中国大学精神经历近百年的发展，也并没有真正在“启蒙”的价值维度上生成自己的独特精神气质。从历史上看，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有排斥启蒙现代性的进步观念的一面，但也不意味着，中国大学精神无法生发出诸如理性、自由、民主与平等之现代社会的思想基础。不过事实却是，启蒙失根的中国大学精神，不仅出现了“食洋不化”的后遗症，而且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卸掉了重振民族与国家的启蒙现代性任务。前者主要表现为：（1）作为西方启蒙精神核心构成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批判精神等难以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在大学的精神文化层面便遭遇困境；（2）启蒙精神之于中国大学教育实践并未发挥实质性的“改造/引领”作用，徒有大学启蒙精神之名而没有大学启蒙精神之实，甚至在实践中扭曲了启蒙精神的本意；（3）中国大学自其诞生起所截取的是启蒙的“功用”，并没有深入启蒙精神的内核，特别是由于启蒙理性基础与准备的不足经常使得大学为狭隘的传统思维和实用主义的功利目的所支配，仍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影响和关怀。后者则涉及，在启蒙缔造的现代化图景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大学精神并未形成自身独特的价值标签，难以确立中国大学在全球化竞争中的民族话语权与精神形象，甚至有意无意避开了中国近百年来仍未完成的“现代性转型”实践，从而沦为价值零度的工具性存在，成为附庸于西方式启蒙的“犬儒主义者”。总而言之，中国大学并不缺乏启蒙的理念，缺的是自身孕育的独特本土性格与内在精神。

二、权力介入与启蒙主体性的消弭

1648年，随着“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由于宗教分歧而导致的欧洲封建诸侯国之间持续了近30年的席卷整个欧洲的领土和霸权争夺的战争结束了。和约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欧洲的宗教矛盾与战争冲突，但却对整个现代世界架构的形成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明确划分了国家间的领土边界，确立了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享有最高的内政和外交自主权，承认了各个国家享有自由选择宗教的权利，而且不能存在一个高于国家的权威。其重要结果是主权国家的建立，“民族—国家”的现代体系以此为开端并逐渐建立。从这个历史事实不难看出，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出现不过短短数百年时间，但民族的诉求与主权国家的发展在政治中的位置越来越受重视，“国家”的意识及其合法性被主权意识塑造为毋庸置疑的前提，“使国家变成一个与外部社会严格分离的内部空间、一个集体的私域，就像是相对于社会的私人空间，国家主权就像个人权利一样具有不可让渡的无条件的神圣价值。于是，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事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原则。”[6](p89-95)近代以来的政治实践，几乎都是围绕“民族—国家”展开的。

在现代民族—国家纷纷建立的运动中，中国也开始了以“现代性”为主导的政治建构过程。在教育上，具体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兴贤育才，整饬国家官学，提振教化传统，希望在儒家政治内部重建“国家”概念。其目的在于，尽可能保持“政治皇权”的神性地位，减少“革新”的风险成本。但实际上，“‘崇重实学’、‘认真教督’、‘勿任虚糜’、‘循名责实’等等，只不过是封建王朝同类谕旨重俯拾可见的‘习惯术语’……作为传统教育主体的官学和书院，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7](p19)其二，经历了1840—1842年的那场“现代性阵痛”，中国昔日天朝帝国的心态轰然塌陷，“复古”的教育革新已无法应付“千古变局”带来的震荡与危机，因而“采西学”以自救、自强的呼声高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兴办新式学校成为政治变革的重要部分。因是，才能“保种”和“保国”。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革，都体现了强大的民族与政治的动力学特征。实际上，1911年的“革命”与教育运动也仍在是要建构现代性的国民意识与民族国家政治。可以说，关于“世界”、“国家”和“民族”的现代主权政治想象，到1949年才得以真正完成。不可否认，中国教育自始至终都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启蒙救国/强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依然萦绕左右。

中国现代大学的创建与发展，始终是在强大的政治话语中不断获取并巩固其合法性基础的。在“强国”的政治目的指引下，人们会将大学与国家关系捆绑起来。事实上，“在整个近代时期，大学是在特殊的（通常也就是民族的）政体结构中传播这种知识。高等教育的组织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讲，反映的不是教育制度的结构，而是政治制度结构。”[8](p187)从中国早期大学的“启蒙”功利主义，到当代大学的政治规制，“国家”始终是一个不可跨越的高墙。一方面，政治在现代性启蒙中的魅影，凸显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民族诉求，同时也使得大学趋于自我分裂，大学发展的话语权隶属于国家政治。自1840年那场深为国人所耻的战争至1949年前后的近代中国，知识精英和社会变革人士采取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启蒙路径，而不是首先解决制度和思想上的落后问题。经历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等具有启蒙意义的重大事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组织形态虽然实现了从“科举”到“学堂”、从“学堂”到“新制学校”、从“大学堂”到“大学”的现代性转型，但重构一个新式国家政治、重构一个强大民族始终是其难以回避的时代主题，大学在为政治服务的过程中确实也获得了自我壮大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大学的合法性，需要获得政治的认同，并将大学置于政治的主导之下，因而国家主导的启蒙政治介入大学培养“人”的启蒙实践，提供了大学成长的充足资源与强有力的制度性保障。对此，哈罗德·铂金审慎地提醒道：“就大学需要资源维持办学，并因此依赖富裕、强大的教会、国家或市场支持而言，当种种控制力量强大时，大学在物质上就显得繁荣昌盛，但是这种力量可能——也的确常常——以各种有害于教学和研究自由的方式实行控制。因此，便出现了这种奇怪现象：当大学最自由时它缺乏资源，当它拥有最多资源时它则最不自由。”[9](p26)在当代中国，大学依然被纳入国家政治的现代性启蒙进程，“现代化”话语持续主导着大学的发展。由此，“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不再是大学的常态，理性的规划或战略管理成为一种惯例。”[10](p9-14)但一个越来越突出的事实是，“大学成为具有政府职能的官僚机构”，“大学宏观管理和微观管理上的集权倾向，使大学变成了政府衙门”。[11](p106-114)因此，必须反思，大学如何承担“国家现代化”的现代性启蒙目标，如何在合理限度内找到适恰的途径，与政治保持距离，从而获得大学自我发展的独立性，这是一个“教育正确”而不仅仅关涉“政治正确”的问题。“教育正确”强调的是从“培养人”的价值理性去思考大学的发展，因为如果仅仅强调“政治正确”而不是从培养“人”的本体出发，极可能会导致大学的扭曲或失败。

与近代以来的大学发展轨迹相一致，中国大学精神也不可避免地有着工具主义、民族主义的强大政治基因，它是在国家政治整体制度架构与民族文化精神中不断发育起来的。中国的大学启蒙精神，其“启蒙”的精神性格实际上也带着国家政治和民族文化的影子。按照本意，“启蒙”必然意味着理性、自由、民主与批判等精神，它关注的是“人”的发展，主要谋求的是个体的主体人性建构与自由解放。在中国，“‘中国人’的启蒙，其首要目标是追求国族富强，人的解放则为依附于富强的次目标，它往往被赋予工具性的意义”，[12](p117-125)这个“中国人”实则是国家政治所书写的，为了培养“中国人”的大学精神所体现的首先不是教育的文化哲学，而是一种“强国/富国”的政治哲学。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布鲁贝克曾指出，大学及大学精神确立并获得发展存在着两者不同的哲学观念根基，“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13](p13)中国的大学精神在知识与理性的追求上明显受到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政治诉求支配，而且在“知识”与“政治”之间体现出了双重性格：中国大学内在地要求传播知识、更新文化精神和科技创新，这是大学的基本职责与权利，也是大学启蒙的根基，更是生成大学理性、民主和批判等启蒙精神的不可或缺条件，从而构成了大学的“权利性格”；但同时，中国大学具有强烈的政治伦理色彩，它并非作为纯粹的教育机构而存在，更肩负着宏大的社会责任与民族希望，中国的大学精神在“政治”的浸染下重写建构“启蒙精神”，从而形成了一种“权力性格”。这种权力性格彰显的是教育作为国家政治统治的精神面相，其实践渗透着强烈的权力关系与权力秩序感，以及宏大的国家意识形态，它考虑的是教育如何巩固政治。

实际上，就大学与政治的互动而言，大学启蒙的目的应当是要从大学内部生长出一种促进国家政治发展的精神性格与实践文化。作为大学启蒙精神的核心灵魂，自由、理性、民主与批判等文化，从内在价值倾向性上规定了大学处理政治关系时的超越品格，即大学应当有不屈从、不依附于政治而是超越政治的胸怀与眼光。在“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大学应当达成“教育正确”的目的，才可能既服务于国家政治，也能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这是通过“启蒙”实现国家进步的重要力量，虽然力量有限但却也是普遍的道理。特别是，在培养理性公民、推进民主政治、促进政治反思与批判等方面，大学应当贡献自己的应有力量。但现实是显而易见的，在与政治互动的进程中，大学精神的主体性已经丧失，大学的启蒙主体性也被“国家—民族”主体性所弱化。必须清醒认识到，“教育作为自组织系统还具有独立性，拥有不同于政治系统的价值观念和逻辑，政治权力对教育的支配有限，对大学而言这种限度止于其学术自由的内在逻辑，大学具有自我保存属性，它根植于大学传递传统价值的职责，破坏这个属性则意味着对大学的消解与否定。”[14](p43-47)大学启蒙精神受困于政治的力量，这是“教育即政治”的国家主义传统所造成的。但大学只有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主体性、超越性才更符合“启蒙”的原义，这也是大学自我启蒙的重要部分。

三、市场化与启蒙精神品性的降格

“政治”与“经济”同时作为国家实践的两大主要支柱，二者对教育有着导向性的作用。与政治/权力对教育的绝对“领导”所不同的是，经济对教育的影响与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密切相关，而且主要体现在观念意识形态的层面。因为，教育虽有独特的经济功能但绝非一种经济活动，它受到教育“培养人”本质规定性的约束。历史地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创造的世界关系，既是现代国家生成最为重要的动力，也构成了一种工业资本主义催生的现代性精神。就后者而言，15—17世纪虽然还是工业资本主义的“童年期”，但“新生的资产阶级在大工业生产和新的市场经济模式下采用了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许多新观念、新思想和新的意识形态亦相伴而生”，[15](p28)从而得以生长出区别于传统、不断告别“过去”的现代性精神。在后来的启蒙运动中，这种进步主义的精神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甚至重塑了现代世界的文化面相。在当代，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范围内主要的经济意识形态，而且通过“全球化”的扩张与拓殖，世界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借用伊格尔顿的表述就是，“传统的工业制造业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消费主义的‘后工业时代’”。[16](p8)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几乎所有国家的高等教育，裹挟着消费主义开启了市场化的进程。

市场介入高等教育，是经济全球化语境中的一个全球性事件，从大学发展的具体处境来看，并没有人对此表示反对。事实上，从20世纪中后期开始，经济全球化的结构性扩张，加速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大众化的客观趋势，不仅改变了高等教育的传统发展观，而且在“质”与“量”上都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性的变化。在中国，经历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经济，终于在1978年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科技、教育和文化等领域的改革也逐渐推进。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可以说，此后几乎所有体制机制与观念的更新，都与市场经济的建立、改革与深化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经济成就，也为高等教育的市场化扩张提供了物质前提。“在同等经济发展水平下，市场经济体制下倾向于产生更多的教育需求，高等教育扩张有着更强的动力”，[17](p85-98)这是高等教育市场化扩张的经济动力学因素。有数据指出，中国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从1998年的108.4万人，扩张到了2014年的721.4万人，短短的十来年时间里就增长了5.65倍，这可以看作是市场介入高等教育后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有力佐证。还有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是发生意识形态与精神文化上的，也即是大学的市场文化与现代性消费主义，具体是指大学发展的目标、理念与文化取向变得“市场化”，这是高等教育观念变化呈现的“经济性格”。

在“市场介入”到“市场化”的过程中，市场文化与现代性消费主义对中国大学文化的形塑越来越显著，中国大学的精神文化渗透着浓重的经济血液。不可否认，市场化在强化大学之间的竞争，从而提高其创新精神、个性意识与促进个性化发展，具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对中国大学精神所造成的负面效应，也极其明显：（1）市场崇拜与“技能主义”。现实地看，大学的发展伴随政府/政治、市场/经济、学术/知识博弈与平衡的过程。在这三者之中，大学精神主要是通过“学术”来表达的。在市场化的影响下，作为以研究学问为己任、以传承文化为使命的大学，其本真使命被经济的功利性消解了，一些国人心目中的“神圣”大学甚至放弃了其关怀社会和关怀知识的独立品格，唯以市场需求为先，课程设置也强调直接与市场“接轨”，大学成了职业技能的培训场。很明显，中国大学就此“获利”颇丰，进而也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大学在精神文化上的市场崇拜情结。（2）教育产业化与消费主义。教育具有产业性，凸显的是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积极推动作用。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泛产业化”的思潮随之鹊起，市场关系也被引入到了教育领域，教育被认为不仅是公共产品、也是一种产业，因而提倡教育产业化。教育中的消费主义，“是教育全球化和教育产业化思潮影响下的一种产物”，“它的主要表现是：视教育为一种消费行为，它把教育管理看作是一种商业运作，把教育的经济价值绝对化”。[18](p15-173)20世纪90年代，高校扩招、大学公司化和大学商业化等现象，反映的正是教育消费主义的价值倾向。（3）学术资本主义与市场化的绩效原则。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指出，“学术资本主义指高等教育机构的和专业教师们的市场行为或者为了获得外部金钱的类似市场行为的努力。”[19](p8)在市场化与学术资本主义的支配下，大学的学术精神被严重侵蚀：一方面，强化了作为经济资本与权力的学术货币在大学场域的展演与控制，籍“服务社会”之名，使知识商品化而获得经济资本与学术权力变得盛行；另一方面，科研、教学被细化为市场关系行为，按照市场绩效原则进行“投出—产出”的评估也被认为是合理的，教学、科研成为可计算和量化的劳动活动。

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大学启蒙的精神文化被消解了，大学启蒙精神也消弭于市场化浪潮中，大学变得平庸、偏离了传统专注精神生产与真理传播的使命，“表现出了一种庸俗化、平庸化和颓废化的精神畸形状态，并已经成为一种崭新的精神形式”，[20](p21-30)这种精神形式就是犬儒主义。大学犬儒主义是工业资本主义与市场精神人格化的异化，它“导致教育价值发生位移，教育不再关照人性或灵魂的健全发展，而是专注于发展受教育者竞争社会地位和获得资本货币的能力，专注于培养受教育者的消费品质和消费能力，为资本社会和市场社会服务”，“导致人的精神的同质化和平庸化”。[21](p1-7)由此，大学教育的平庸化进一步加剧。

四、知识分子的没落与启蒙的瓦解

启蒙时代以来，作为现代性标识的“知识/理性”，被确立为个体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动力。就此而言，启蒙主要是“知识型”主导的，而且由知识分子担当主体的角色。由此可见，“知识”不仅定义了启蒙的内容，也明确了启蒙的主体特征，即启蒙的实施主体就是现代知识分子。鲍曼指出，“‘知识分子’一词在20世纪初刚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是为了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22](p1)哈贝马斯也申明，知识分子的启蒙合法性来自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公共实践，因而无论“启蒙是一种自我反思的主体性原则”，还是“一种迈向绝对公正秩序的客观趋势”，“启蒙都必须以公共性为中介”。[23](p83)较之传统知识分子，启蒙知识分子更加关注自由理性、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他们往往是社会改革与发展的倡导者、组织者和担纲人：“启蒙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的共同体，他们始终坚信自己的言行是对历史进步观念做出的最好的阐释。在此信念的支撑下，启蒙知识分子便义无反顾地欲以未来的生活样式为目标建立一个‘美好社会’”。[24](p8-11)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知识分子代表着一种“公共性”的精神气质，“启蒙”则构成了知识分子的公共实践与文化建构，而理性、自由、独立与批判的启蒙精神塑造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性格。实际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就是启蒙精神的一种转化与特殊形态。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核心代表，大学知识分子本质上也是由启蒙知识分子转化而来。从历史根源看，西方知识分子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世俗化进程中，取代了“传教士”，成了智慧、知识与进步的代言人，实现了知识分子的现代性生成。在中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传统意义上的“士”被新式知识分子所取代，而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之前所中断和阉割的人文精神得以重回，知识分子又处于社会改革的中心，受到了尊重，大学知识分子又得以重拾知识话语权。自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诞生起，大学逐渐养成了追求科学真理、崇尚高深学问的场所，大学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地就是启蒙知识分子的有机组成。大学启蒙精神的生成与升华，与大学知识分子密切相关，或者说这是由大学知识分子的“知识属性”所规定的：其一，大学知识分子是传播知识、创造知识的“专业人士”，具有传播理性启蒙精神、科学精神与自由精神的天然优势和权威地位；其二，大学知识分子本身就体现着理想化的、共通的启蒙精神特质，“那就是：具有批判反思性；具有社会良知和担当；具有弹性的独立人格”。[25](p8-14)可以想象的是，一旦大学知识分子发生“异化”，大学的启蒙精神难免不会萎缩。但反过来，“只要自由的大学存在，知识分子的机会之门就仍然敞开着”，[26](p320)大学、大学知识分子、大学启蒙精神也就构成了互为依存、相互促进的循环链条。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中国现代大学启蒙精神具有内在同构性，中国大学的现代性建构也出自于现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诉求，但这种基于理想主义与道德使命的内在关系，很快在一股消费主义与“科层化”的强劲浪潮中趋于分裂，甚至分崩离析，传统意义上的普遍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慢慢地沉落了，当代大学知识分子遭到了被边缘化的境遇。“与此前国家政治权力以‘工农大众’为名对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边缘化不同，这一次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确乎有着‘与世界接轨’的趣味，那就是大众消费社会的兴起对知识分子的无声革命，知识分子在短暂地登临了80年代的社会文化中心位置之后，又迅速地被资本巨头、传媒明星挤下了舞台。”[27](p86)当代的大学知识分子“不是被国家颠覆，而是被社会本身颠覆了，确切地说，是被市场社会埋葬了重返中心的梦想”。[28](p1-4)随着市场化的深入，知识分子虽然建立了独立的知识空间和文化传媒，知识生产的影响却变得无足轻重，知识分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无所依附的“漂浮者”。被誉为社会良心的大学知识分子，“在科学的意识形态下，取得了足以获得话语霸权的文化资本，他们因而也越来越保守化，不再具有当年自由漂浮着那种独立的、尖锐的批判性”，[29](p9)也逐渐安于现状、变得犬儒主义，不再热心理性启蒙和公共事务，中国大学精神已经难以寻到滋养自身的知识心灵。

大学启蒙精神在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沉落中，其自由、批判与独立的古典精神气质也几乎消失殆尽。在当代的很多大学里，承载大学精神理想的“象牙塔”慢慢瓦解崩塌。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大学发展最好的时代，却也是大学深陷困局的时代。比尔·雷丁思提醒人们，“大学已经陷入废墟之中”；[30](p3)利奥塔尔也不无消极地认为，“大学有可能消失”。[31](p45)随着大学知识分子的沉落，随着大学启蒙精神的瓦解，其结果就是大学教育的知识终结。这场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从而有过的全球性精神危机，预示着大学改革的势在必行。否则，大学启蒙的精神性格以及内在合法性将荡然无存。

五、余论抑或建议：大学启蒙精神的复兴

大学一开始就是在现代性意义上被确认的，它标志着制度化教育的组织形态与文化的“现代”界分。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一个区别于“传统/过去”的现代世界及其所取得的几乎所有成就，都是18世纪以来“启蒙”的结果：它“引发了人的世界观念的根本转变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变革，打破了人类思想和生活之传统的、习惯的、封闭的蒙昧状态。它开启新知，引入新思想、新观念，以新姿态看待世界和人类自身，探索人类生活新的可能性。”[32](p28-38)一个与“传统”不同的新世界正在开启，一种告别“过去”、向未来进发的现代性精神冲动开始萌发。大学虽诞生于12、13世纪的“黄金时代”，但唯有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助推，大学的组织形态与基本架构才得以建立。也正是得益于“启蒙”的滋养，人性、自由、民主与开放的文化得以升格为大学的内在精神基质，而且将“启蒙”内化为了大学的实践品格与价值使命。中国大学同样是现代性的产物，中国大学的启蒙精神也并不缺乏现代性的积极特性与价值诉求。随着“现代性”建构的深化，中国大学在同权力和市场等互动时，却导致了与“启蒙”背反的困境，从而陷入空前的现代性危机。因此，只有重振启蒙精神，才能招回大学之魂，实现大学的自我精神救赎与价值复归。

第一，恪守大学培养“人”的启蒙使命。通过理性启蒙、文化传承和知识生产等来培养人才，是大学内生的合法性来源，脱离了这一整套不可变更的教育机制，大学便失却其“个体特征”而直接等同于其他的社会机构。换言之，大学的根本使命就是培养人，这是大学启蒙精神的价值根基。中国大学启蒙精神的现代性异化，与大学被工具化直接相关。长期以来，大学并不是基于“教育”的本体来运行的，而是服务于国家政治、民族伦理、资本市场与知识权力等，以“非教育”的目的来支配教育的目的，不仅会使大学偏离人才培养的轨道，也会使大学的内在精神气质发生变异。要复兴大学启蒙精神，把大学从启蒙困境中解放，就需要坚持“教育”的立场与视野，紧契“育人为本”的教育宗旨。具体而言，包括：（1）大学要保持自身自主性与独立性。作为脱胎于近代行会的组织形式，大学与生俱来的精神传统就是“自治”，而启蒙的世俗化运动也使大学赢得了独立地位。民主、自由、批判的人文精神和开放、创新、求真的科学精神，需要在大学自主独立的前提下才能真正落实。（2）大学需要超越功利主义，从而专注于“培养人”的本职。特别是，在与政治、经济的互动中，大学需要寻求平衡，保持必要的距离和一定的张力。（3）重建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保持其知识信仰与关怀学生生命成长的价值热忱。

第二，深化教育治理与营造自由的环境。中国大学启蒙精神的复兴，离不开大学精神环境的优化。因为，作为专门培养人的社会机构，大学也接受整个制度环境的塑造，而且只有大学的制度环境是优质的，其可控的力量是积极的，对大学精神理想的实践才有促进的价值。中国大学精神出现的现代性危机，首先不仅来源于内部，而且是各种外在因素（主要是制度环境）的综合作用。深化教育治理与体制机制创新，是宏观领域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在高等教育领域，大学启蒙精神文化的更新与变革，也同样需要进行综合治理，为大学精神提供自由生长与不断发展的积极环境。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转变政府角色，进一步落实大学自主权。政府的“超强控制”是实现教育“政治正确”的重要措施，它主要通过“政策规划”、“责任分割/目标细化”和“技术支持”等几个方面进行的，大学办学自主权并没有充分下放，大学的自由空间还有待进一步提升。（2）尊重学术自由与知识创新。学术自由是维系大学和大学知识分子的价值信念与精神境界的内在动力，也是大学精神得以保持其品格并持续发展的永恒法则。保持学术之自由，就是要为大学进行理性启蒙、文化传承和知识生产提供屏障，它决不允许大学沦为权力、市场与学术资本主义主宰的场所，也拒绝大学知识分子的犬儒主义心态。（3）大力培育高等教育发展的中介组织（即第三方监督机构），强化社会参与、多方利益联动与合作，为大学发展提供优质的社会文化氛围（如形成崇尚知识理性而不是物质消费的精神文化）。

第三，开拓民主与开放的公共实践平台。“现代性”建构的过程，就是启蒙世俗化的过程。其中的重大核心成果，就是人性、民主与自由。而近代以来的社会实践，也离不开“民主化”的积极推动。对大学而言，民主就是大学的精神生命，大学启蒙的重要方面就是民主精神的培育。从制度构建而言，民主政治的确立和市场经济的完善，是实现大学外部制度的良性运行的社会制度基础。更为根本的是，大学是社会的重要实践场，通过人才的培养，促进社会的民主、平等与开放，并缔造鲜活、多元的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也是大学的价值目标。在当代开放社会，大学却因为权力、阶层等多种因素影响而陷入封闭，这无益于大学知识分子通过科技、文化与知识输出来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此而言，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民主、平等与开放的公共实践平台，对复兴中国大学的启蒙精神尤为重要。因为，知识分子与大学具有精神上的共契，是大学精神的实践者、承担者和体现者。重建大学精神的关键就在于大学知识分子，而民主平等的公共实践平台的搭建，扩大了知识分子的整体影响，有利于宣扬、传播大学精神。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参与公共实践是间接式参与，它主要通过理性启蒙、文化传承、知识生产，实施公民价值教育、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表达公共舆论来实现，而民主平等的公共实践平台的搭建，与此并不产生天然的冲突，相反有利于散布社会先进思想，弥补社会的价值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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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豫

G649.2

A

1003-8477（2017）03-0167-08

杨雪（1982—），女，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讲师；陈仁（1985—），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张振（1990—），男，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研究生。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现代性视域下中国教育启蒙问题研究”（14ZZ2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