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江统《徙戎论》

孙 艳 京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浅谈江统《徙戎论》

孙 艳 京

(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魏晋南北朝时民族矛盾突出，民族交往也更为频繁。在此背景下，江统向惠帝上《徙戎论》，主张将少数民族迁出中原，以缓解民族矛盾，巩固西晋政权。《徙戎论》最终并未被西晋统治者采纳，这一结果更加证明民族融合是历史之必然。

西晋；江统；《徙戎论》；民族关系

网络出版时间：2017-07-14 13:08

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大量内迁，民族矛盾日益突出。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氐人齐万年率领雍州和秦州的氐人起兵反晋，历时4年才被最终平定。鉴于此，陈留圉人太子洗马江统向惠帝上《徙戎论》，主张将少数民族迁徙出中原，以维护西晋政权的稳定，但未被西晋统治者所采纳，汉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之势已不可抵挡。

一、江统与《徙戎论》的提出

自东汉初年起,匈奴和鲜卑等游牧民族不断内迁。西晋时期，江统针对氐人齐万年于边关作乱之事，向惠帝献《徙戎论》，提出“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的主张，当时的实际当政者贾南风并未采纳这一建议。

(一)江统仕宦经历

江统(？-310年)，字应元，陈留圉(今河南省通许县南，一说今杞县圉镇)人。西晋时期历任山阴县令、中郎、太子洗马、博士、尚书郎、参大司马、齐王冏军事、廷尉正、司徒左长史、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和国子博士等职。元康九年(299年)，江统向惠帝上《徙戎论》，主张将少数民族迁出中原，但未被采纳。任中郎期间，因叔父江春被选为宜春县令一事，向朝廷建议“名与官职同者，宜与触父祖名为比”[1]1 535，被朝廷采纳。在担任太子洗马期间，因太子司马遹经常无视朝廷礼节，且奢侈浪费，曾上书“陈五事”劝谏。太子被废后被贬往许昌，皇后贾南风告诫百官不准送行，江统与百官们犯禁与太子告别，受到株连被捕，后被释放。永康元年(300年)太子去世，江统作词悼念，被世人推崇。齐王冏骄奢淫逸，江统劝谏。担任廷尉正时，凡是州郡有疑问的案子，一律从轻处理。东海王司马越为兖州牧时以江统为别驾，江统向其举荐郗鉴、阮修和程收等人，时人赞其识人。永嘉之乱时，为躲避灾祸逃到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不久病逝。

(二)《徙戎论》的提出

《徙戎论》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魏晋时期，居住在塞外的匈奴、鲜卑、羯、氐和羌等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形成一股内迁潮流。东汉初期，匈奴开始大量进入塞内。公元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日逐王比所率南下归附汉朝的南匈奴，主要被安置在河套地区。留居漠北的北匈奴在汉朝和南匈奴的夹击下部分投降汉朝，后发生叛乱。160年左右，北匈奴的一部分开始西迁，定居于锡尔河流域的康居国，而居住在河套地区的南匈奴在三国时期则被曹操分为左、右、南、北和中5部，分别安置在陕西、山西和河北一带。

鲜卑的大规模迁徙亦始于东汉初期。汉魏之际,东部鲜卑势力崛起,主要集中在云中、五原至辽水等地区；北部的拓跋鲜卑逐渐向西南发展,也进人云中、五原和定襄等地区；而西部鲜卑则主要活动于甘肃河西走廊一带,其中的秃发鲜卑最为强大。

氐人主要居住在西起陇西、东至略阳、南达崛山以北的广大地区。东汉末年军阀混战,氐人在甘肃武都地区趁机发展势力,但最终被曹操征服,部众被强制迁入关中和陇右等地区。魏晋时期,氐人已在武都、阴平、关中和陇右一带形成与汉人杂居的局面。

汉朝时，已有大量羌人迁入中原地区。东汉将大量内迁的羌人称为东羌，将居住于青海和甘肃西部等地区的羌人称为西羌。魏晋之际,内迁的羌人大多分布在秦州、雍州、凉州和益州一带。至西晋时,羌人已遍布关中地区。

羯人在入塞之前曾隶属于匈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它并不算一个民族，只是匈奴的一个分支，主要居住在山西并州上党郡和新兴郡一带。羯人石勒在东晋十六国时期曾建立后赵政权。

由此可知,少数民族从汉朝便开始向中原地区迁徙，由于内迁的规模并不太大，民族问题尚未突出。至西晋时期，内迁的现象已十分普遍，规模也不断扩大，人口问题日益突出，加上西晋统治者对内迁少数民族的剥削和压迫，部分少数民族对西晋的统治开始不满，时常反抗，民族矛盾加剧。

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关中大饥，氐人齐万年率领雍、秦两州氐人起兵反晋，元康九年(299年)才被平定。鉴于此，陈留圉人太子洗马江统向惠帝上《徙戎论》，主张将少数民族迁出中原，以维护西晋政权的稳定。在江统之前已有人提出类似主张。曹魏末年，面对并州匈奴刘豹部的日益强大，军事家邓艾向司马师上书道：“戎狄兽心，不以义亲，强则侵暴，弱则内附，故周宣有猃狁之寇，汉祖有平城之围。”[2]776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一是“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2]776；二是“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民居表，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2]776。一方面，加封已故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子，令其居守雁门，通过“追录旧勋”的办法感化匈奴；另一方面，直接提出徙戎的主张，不过他的建议并非将羌胡赶回原居住地，而是让他们分散杂居在汉人中间，用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教化他们，达到以汉化夷的目的。

泰始四年(268年)，针对西北诸胡问题，御史中丞傅玄又向晋武帝上书道：“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1]1322傅玄认为，在所有的少数民族中鲜卑对晋的威胁最重，他还批评了邓艾“使民居表”的政策，提出了新的解决措施，即一方面设置新郡，并从安定和西州两郡中招募汉人迁入以充实新郡；另一方面，将安定、西州两郡和新置郡3郡全都隶属于秦州的管辖范围，并派秦州刺史胡烈前往戍边，而胡烈在西北诸胡中颇有威望，可以更有效地统治和防范西北诸胡。泰始七年(271年)，匈奴五部里的中部统帅刘猛率领部下反叛，侍御史郭钦又向晋武帝上书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人寡，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事长策也。”[1]2549一方面将居住在北地、西河和安定等地的少数民族迁徙出去，另一方面又将居住在平阳、弘农、魏郡、京兆和上党的汉人与边境的胡人杂居，以此作为防御少数民族侵晋的屏障。江统的《徙戎论》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背景下提出的。

二、《徙戎论》的内容

《晋书》卷56详细记载了江统《徙戎论》全文，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文章首段主要表达了3层含义：其一，阐明四夷的含义，即指“夷蛮戎狄”；其二，点明提出徙戎的历史依据来自于《春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1]1529；其三，分析了夷狄与华夏的不同，“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1]1529。一方面，从语言、货币、习俗和性格等方面来阐明夷夏的差异；另一方面，指出夷狄所居偏远导致赋税徭役征派不到，天子的年号也施加不到；最后得出结论——统治者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好好防守四夷，并提出了有道之君对待四夷的具体措施，“惟以待之有备，御之有常，虽稽颡执贽，而边城不弛固守；为寇贼强暴，而兵甲不加远征，期令境内获安，疆埸不侵而已”[1]1530。

文章第二、三段系统论述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夷夏关系。首先，说明戎狄羌进入华夏的渊源及其危害。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诸侯之间互相争霸，戎狄趁机侵入中国，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北伐山戎；战国时期，七雄争霸多次打败戎狄，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再也没有四夷了；汉朝时，自从光武帝刘秀命马援讨伐羌族并把他们迁入关中后，羌人开始与汉人杂居。邓骘出征大败而归后，戎族开始兴盛并时常进入中原；其次，分析了羌戎危害深重积年累月不能平定的原因。不只是抵御者没有谋略，将领没有才能，最重要的是“寇发心腹，害起肘腋，疢笃难疗，疮大迟愈”[1]1531；最后，分析曹操“徙武都之种于秦川，欲以弱寇强国，扞御蜀虏”[1]1531的举措，认为这只是“权宜之计”，并非万世之利。

第四～八段着眼于西晋时期的夷夏关系。首先，具体分析了不应该把戎狄迁入关中的原因：其一，关中是帝王都城所居，而非戎狄所居；其二，西晋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加深了民族矛盾；其三，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1]1531-1532的本性；其四，“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1]1532，迁入关中后便无要塞可防，夷狄危害将更为严重。针对当前的民族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冯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内诸羌，着先零、罕并、析支之地；徙扶风、始平、京兆之氐，出还陇右，着阴平、武都之界。廪其道路之粮，令足自致，各附本种，反其旧土，使属国、抚夷就安集之。戎晋不杂，并得其所”[1]1532，即将冯翊、北地、新平和安定界内的羌人以及扶风、始平和京兆的氐人都迁回原居住地。同时还考虑到徙戎过程中的实际困难，建议给足他们粮食以保证少数民族在迁徙过程中的生存问题，并且建议以部族形式迁徙，尽量减少少数民族对于迁徙的抵触心理，缓解夷夏的矛盾，从而达到“戎晋不杂，并得其所”的最终目的；其次，作者分析了徙戎的好处，一是夷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1]1532，二是“虽为寇暴，所害不广”[1]1532；最后，针对反对者“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1]1532的诘难，作者进行了强烈反驳，认为徙戎这一政策从长远来看是“永逸之弘策”[1]1533，并在第八段中重申徙戎政策。

通过对江统《徙戎论》的分析，不难发现其中的确存在某些缺点。比如，江统提出的徙戎主张以戎狄“性气贪婪，凶悍不仁”的秉性作为依据，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是对少数民族的一种偏见。《徙戎论》开篇就点明了徙戎的历史根据来自于《春秋》的“内诸夏而外夷狄”，可见江统也受到儒家夷夏观念的影响。但事实上，孔子虽然对齐桓公和管仲制定的“尊王攘夷”方略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袵矣”，但也只是从礼仪文化的优劣来区分夷夏。汉代公羊学派也认为“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进于夷狄则夷狄之”。司马迁甚至还提出了华夷各族“同祖于黄帝”的进步思想。相比较而言，江统仍然斤斤计较于以种族和性格来区分夷夏显然已十分落后。但江统《徙戎论》亦有其可贵之处。例如，江统在第四段中分析了戎狄反抗西晋统治的原因，认为“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至于蕃育众盛，则坐生其心。以贪悍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1]1532。虽然将主因归于其贪婪和凶悍的秉性，但同时也认识到西晋统治者实行的民族歧视政策是导致其叛乱的重要原因，这一见解是难能可贵的。

三、《徙戎论》不被采纳的原因

江统上《徙戎论》后并未被统治者所采纳，《晋书·江统传》记载：“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1]1534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一)少数民族为西晋统治者提供军事和经济需求

从军事方面来说，少数民族大部分是游牧民族，勇猛善战，从东汉至魏晋以来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又促使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少数民族。东汉末年，随着国家军事力量的日益衰落，乌桓和鲜卑等少数民族趁机进入，东汉政府为维护国家的统治曾经利用内附的羌夷和匈奴与之对抗。三国时期，魏蜀吴争霸，各方为了打败对手称霸中原，经常采用招降的办法趁机将内迁的部分少数民族为我所用。西晋末年爆发“八王之乱”时，各王为了夺权也曾招徕大量少数民族。可以看出，少数民族在当时的确已成为国家的兵源之一，西晋统治者若此时采纳徙戎的主张，不仅兵源会减少，而且还需要分散一部分汉族兵力以加强对少数民族的军事控制和管理。

从经济方面来说，东汉王朝衰落以后便是连年混战，中原残败不堪，大量农民或在战争中被屠杀，或因饥荒疠疫而死亡，导致农业劳动力大量缺失，少数民族迁入中原正好能够弥补劳动力的不足。而且少数民族成为编户齐民后还需要承担一定的赋税徭役，增加了中原王朝的财政收入。晋时实行占田制，其中户调式规定：“夷人输赉布，户一匹，远着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1]970，从法律上规定了少数民族必须承担赋税。江统在《徙戎论》中提到：“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并州之胡“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所以，仅关中和并州的戎狄和胡人大致一共有100万人口。而《晋书·地理志》记载，太康元年时西晋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九千八百四十，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三千八百六十三”。比较后发现，虽然关中和并州地区的戎狄和胡人只占西晋总人口的十几万分之一，但胡人大多居住在西北和北方，而且除去戎狄和胡人尚且有其它少数民族，所有的少数民族加起来人数远不止这些，所交赋税对西晋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再加上西晋皇族和门阀士族们又无需向国家缴纳赋税承担徭役，相对而言，胡戎之力显得更加重要。

韩国磐概括为：“一则内地的地主官僚等，用少数族人民为田客，奴婢，已很普遍，西晋统治阶级确实需要少数族人民‘在内，然后取足’，一旦迁出，立即失去大量剥削对象。二则西晋皇室内争，常要借助少数民族的兵力……此外，还有久居内地，难于骤迁，以及其他因素等。‘徙戎论’既不能行，又别无妥当措施，矛盾终于爆发了。”[3]162

(二)徙戎政策对西晋统治造成的不稳定因素

一部分少数民族是由于战败被俘或被贩卖掳掠，或是原居住地遭遇自然灾害被迫迁徙内地的，例如光武帝刘秀在建武中曾“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1]1531，后赵的建立者石勒就是被并州刺史司马腾的大将郭阳和张隆俘获后贩卖给师欢为奴。也有部分是向往中原文化自愿迁徙的。对于被迫迁徙的少数民族而言，他们迁入中原地区后经常遭受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时叛时服。而对于那些自愿迁徙的少数民族而言，经过一段时间的汉化后渐渐与汉民族融合在一起，甚至早已把中原地区当成自己的故土。如果此时采纳江统的徙戎政策将其迁回原居地，相当于扰乱了他们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必然促使这些少数民族与被迫内迁的那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反抗西晋的统治。陈寅恪认为：“其实戎狄内迁，有政策、战争、天灾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它的历史的必然性。迁居内地的戎狄，与汉人错居，接受汉化，为日已久。再要强迫他们回到本土上去，与汉人隔绝，这种相反方向的大变动，反而会促成变乱。”[4]72李则芬提出：“那些内徙的胡羌，迄至晋初，久者已有二三百年，即以曹操父子最后所迁的来说，也已在内地定居六七十年(二代人)之久了。他们久居内地，业已根深蒂固，其生活方式亦已相当汉化，特别是农业生产方式，如深耕施肥，及养蚕织帛等尤然。他们对于文化落后的故居，那里还有羁旅怀土之思……他们击灭北匈奴之后，尽管大漠之北变成权利真空状态，他们却眷恋内地的生活，不肯回漠北故居。何况胡羌故地，久已由其后的别的部族所占住，内地定居的再回去，一定会引起战乱，徒滋纷扰。故郭、江的徙戎论，其事实上是难以实行的。武帝、惠帝如果采行其政策，恐怕更会促使五胡乱华局面提早出现。”[5]尽管江统考虑到了徙戎过程中的实际困难，给足粮食以保证少数民族在迁徙过程中的生存问题，并且建议以部族形式迁徙，尽量减少少数民族对于迁徙的抵触心理，缓解夷夏矛盾，但他们当中必定仍然会有相当一部分不愿迁徙。江统引用责难者之语“而子方欲作役起徒，兴功造事，使疲悴之众，徙自猜之寇，以无谷之人，迁乏食之虏，恐势尽力屈，绪业不卒，羌戎离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后变复横出矣”[1]1532,初衷虽然是论述徙戎方法的可行性，但也恰恰体现出当时西晋统治者对于徙戎政策可能造成后果的普遍担忧。

(三)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

“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观念在先秦时期曾经存在过，大禹时实行五服制度，把中国分为九州，九州以外为五服之地。西周时期，华夷“五方格局”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普遍的观念。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观念其实早已被打破。如果把最初建立的夏朝视为华夏正统的话，后来建立的商和周其实原来也都属于夷狄，只不过他们建立以后便重新开始以华夏正统自居。春秋时期，周天子大权旁落，假如不是诸侯而是夷狄取周而代之的话，这些夷狄很有可能同样以华夏自居。即便是后来建立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秦朝，最初在春秋战国时期也只是个偏远小国，但其统一天下后便不再被视为夷狄，依然为华夏正统。陈寅恪曾有论述：“郭钦的意见，有历史作根据。他虽不是第一个提出迁出戎狄建议的人，但徙戎问题到郭钦，即到晋武帝平吴之初，已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了。主张徙戎的人也多了起来，如傅玄和徙戎论的作者江统均主张徙出戎狄。然而戎狄的内迁，到晋武帝称帝时还在继续。这是一个历史的现象，或者说一种历史的趋势，现在要把戎狄迁出去，反其道而行之，几乎无此可能。武帝之所以未采纳郭钦的意见，原因在此。”[4]71由此可知，在当时民族融合已然成为一种历史趋势，故逆历史潮流的《徙戎论》不被采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对于江统《徙戎论》的评价毁誉参半。《晋书·江统传》认为江统提出徙戎理论具有先见之明，“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服其深识”[1]1534，同时又认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远距中衰，陵替有断，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1]1547，观点还是相当公允的。江统的《徙戎论》最终虽未被统治者采纳，但对处理当今人口流动问题和民族问题仍具有借鉴意义，同时还包含着许多可资现在研究的思想材料和史实材料。以黄烈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一书为例，作者通过对江统《徙戎论》和范晔《西羌传》中关于氐羌记载的对比和分析，挖掘出从东汉至西晋羌人入居关中的情况，还了解了西晋时期氐羌在关中的分布形势。通过《徙戎论》与《后汉书·南匈奴转》和《晋书·匈奴传》中关于匈奴记载的对比和分析，发现《徙戎论》中关于五部匈奴“听其部落散居六郡”的说法虽然笼统，但更符合历史实际，而且魏末五部都尉的居地与建安中五部所在地也不能完全混同。同时也补充了一些史料，比如南匈奴在咸熙之际“以一部太强，分为三率”的说法只见于江统的《徙戎论》。

[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陈寿.三国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 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贵州：人民出版社,2007.

[5] 李则芬.附述晋初的徙戎论[G]//李则芬.两晋南北朝历史论文集: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35-45.

(责任编辑薛志清)

AnAnalysisonJiangTong’sOntheMigrationofMinorities

SUN Yan-j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Tianjin 300387,China)

The ethnic conflict is the most prominent and the ethnic communication is the most frequent in Wei,Jin,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In this historical situation,Jiang Tong submittedOntheMigrationofMinoritiesto Emperor Hui,advocating expelling minorities out of China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ethnic conflict and consolidate the government of Western Jin.AlthoughOntheMigrationofMinoritiesis not accepted by the rulers of Western Jin,it proves that the ethnic fusion i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Western Jin;Jiang Tong;OntheMigrationofMinorities;ethnic relation

孙艳京(1991-)，女，河南鹤壁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

K 235

：A

：2095-462X(2017)04-0041-05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3.1415.C.20170714.1308.0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