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缺陷及其启示

管锦绣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缺陷及其启示

管锦绣

（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存在着由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向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的理论转换问题。这个转换根植于其理论缺陷——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路线的逐步抛弃，从而导致以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取代，以及人的解放之“乌托邦”探讨。这一转换与缺陷对我们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在于，在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弱化“普世价值”的阶级性，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在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上的理论转换和缺陷，进而考察由此对我们意识形态工作造成的不良影响，对于我们认清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以及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着重要的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社会主义文化自信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意识形态认同研究为什么会由对革命的阶级意识的呼唤走向阶级意识虚无的哀叹呢？这真的说明了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意识形态如同某些西方学者所宣称的那样已经“终结”了吗？甚至，是否可以进一步推演出马克思主义因无法说明当今时代的变化而过时了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与缺陷谈起。在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这一理论的演化与缺陷传达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堕落”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1](p5-13)。同时，我们还会发现，相比传统的意识形态斗争而言，当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更加激烈和复杂，其斗争形式也展现出以政治斗争为基底的文化价值斗争的新特点。分析这一转换与相关的变化对于我们认清我们当前意识形态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认清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以及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理论转换

当工具理性作为人们生活期间的中介物，通过价值渗透的方式而无处不在时，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作为核心问题置于他们的理论之中。然而，随着发达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那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问题，让位于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的探讨。

首先，在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总体性”概念框架下，坚持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卢卡奇为其代表，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欧的失败，批判了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进而，在理论上，他在强调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础上，说明发挥人的主体性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核心作用。

人的主体性以“阶级意识”呈现于卢卡奇的理论之中。在卢卡奇那里，“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的主观条件。它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相互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的天平上去。”[2](p130)“核心”指的是历史的总体性。当体现历史总体性的“阶级意识”得以形成时，无产阶级才会从历史的客体转化为历史的主体，工人阶级才会形成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从而克服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对历史总体性的遮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才会到来。

在由历史的客体转化为历史主体所表现的历史总体性逻辑里，卢卡奇借用的是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总体性”。在卢卡奇看来，黑格尔辩证方法的革命性就在于“总体性”概念框架的确立，黑格尔的辩证方法“正确理解总体范畴的统治地位”，[2](p85)“这也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2](p86)他甚至认为，黑格尔的“总体性”概念框架下的辩证方法，无论是在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中，还是在批判马克思模仿者即第二国际的错误中，都能彰显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他说：“这位大师在这方面比马克思在反对使辩证方法‘唯心主义’僵化的斗争中有时所能相对的更接近马克思得多……而马克思模仿者的教条唯物主义则重蹈使历史现实的具体总体瓦解的覆辙。”[2](p86)进而，他试图将这种辩证方法的“总体性”纳入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改造中。

在黑格尔辩证法中，“绝对观念”，作为世界本原，是历史的总体，也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绝对观念”，以自我意识的形式，加以对象化（异化）又回归自我意识的过程。在历史运动中，“绝对观念”，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在卢卡奇看来，“总体性”方法就是要将历史主体作为总体，从历史总体性认识和把握中反思和批判历史事物与过程的暂时性，如揭示工人的异化生存状态的暂时性，从而实现对现实的批判，“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2](p56)

卢卡奇以“无产阶级”置换了“绝对观念”。无产阶级虽然是历史的主体，但它首先又是历史的客体，是大工业下被异化的群体，他们异化的生存方式隐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秘密，一旦无产阶级洞悉这个秘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会形成，从而自觉地表达与人类解放的诉求相一致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实现由历史的客体向历史的主体的转化。在本体论的意义上，“阶级意识”，既是体现无产阶级对历史总体性的认识，又传达工人阶级对无产阶级的人类解放诉求的信仰，体现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

其次，在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逻辑下，揭示了工具理性的意识形态性，说明意识形态的多元性，否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之可能性。

韦伯将理性主义视为西方文化的特质。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兴起就是理性精神的文化特质向社会各个层面的渗透，即社会理性化。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理性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完全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3](p56)虽然，崇尚“算计”、“形式”的工具理性不同于宗教的终极关怀的价值理性，但是，“神秘的关照从其他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关照”[3](导论p15)，新教“天职”观念的职业伦理观，把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熔于一炉，体现为有理性化的神秘关照，正好契合于社会理性化的需要。于是，“天职”观念，“从修道院的斗士里带入日常生活，并开始统治世俗道德时，它在形成庞大的近代经济秩序的宇宙的过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3](导论p142)新教职业伦理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兴起。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张扬的只是工具理性，随着工具理性的发展，价值理性却因遭受挤压而走向枯萎。于是，他悲观地预言：工具理性将构成人异化生存的“铁笼”。[3](导论p142)

虽然，卢卡奇是直接地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中解读出马克思的物化理论的，但是，他却在韦伯的工具理性概念下，创建了一个有别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物化理论。他将工人物化生存状态归因为“物化意识结构”的支配。“物化意识结构”即是韦伯的工具理性范畴，卢卡奇将其表达为“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2](p156)。“物化意识结构”首先存在于商品的物化中，表现为劳动力商品的物化和形式化：通过将劳动简化为撇开劳动具体形态的抽象形式，从而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劳动价值的加以量化；又以可量化的劳动定额来加以表达，从而商品物化形式通过市场理性原则在经济领域得以确立，接着渗透到企业、国家官僚体系中，最终促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

沿着卢卡奇的工具理性批判路径，在科技与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在对二战期间法西斯主义、集权主义和战后大众文化的批判与反思之基础上，批判了在文化工业中，工具理性所建构的意识形态的霸权性。

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阶级状况出发，第一代法兰克福理论家，霍克海默、阿多诺注意到物化意识不再根植于阶级冲突，而是源于不断发展生产力的需要，因而根植于工具理性。法西斯主义的成功、大众文化的流行表明：大众意识是被操纵的，它难于转化为具有批判意义的阶级意识，因而，对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也无从谈起。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当资本主义的发达工业社会展现出科技与经济全球化的特征时，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先后注意到，工具理性已成为了人们生活期间的中介物，通过价值渗透的方式而无处不在，此时，社会展现出价值多元化的趋势，这突出地表现在科技的意识形态性。他们认为，工具理性，如科技理性和市场理性，是“作为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4](p40)进而，他们试图揭示意识形态的多元性。

最后，在交往合理性的范式下，“意识形态”不断地被泛化，意识形态认同的研究由政治认同转化为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探讨。

在“阶级意识”的概念下，卢卡奇试图将意识形态认同的问题归结为纯粹的政治认同，希望富有批判精神的阶级意识之形成来实现对物化意识的超越。但是，他没能现实地回答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当工具理性，以“物”的存在方式无处不在，并且以价值渗透的方式构筑人们的生活方式，最终以物化意识而成为人们“日用而不知”的“场域”时，批判的阶级意识如何得以形成？这是霍克海默、阿多诺以经验的理由对卢卡奇的黑格尔式逻辑的质疑。

基于这个质疑，法兰克福理论家深化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在他们看来，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以市场理性、文化工业、科技等方式建构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形成了对人的无处不在的统治，维护着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而是意识形态。但是，工具理性构筑的统治依靠的是价值渗透，而非政治信仰。

到哈贝马斯那里，虽然同是揭示工具理性的统治性，但是，他揭示的却是工具理性的话语霸权性，以及这种话语霸权的非阶级性。[4](p57)因此，他要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所持的阶级斗争的政治统治论划清界限，①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文中，哈贝马斯批判了马尔库塞的局限性，他认为，马尔库塞对科技的意识形态性的揭示仍然局限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的阶级统治论范围内。管锦绣：《马克思技术哲学研究》，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35页。进而在语言哲学范式下探讨他的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问题。

哈贝马斯在语言哲学范式下强调社会交往中所渗透的价值之“先在性”，他从语用学的基本命题“语言即行动”出发，强调对语言（行动）背后的人的存在境遇的揭示和理解。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在“先在性”的价值中进行主体间的沟通理解，进而达成价值共识，这个价值共识构成了工具理性活动的前提。但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工具理性，以科技理性的方式，向社会的各个层面渗透，获得了话语的霸权。这样，原本主体间沟通并达成共识的语言，转化为技术化的语言，成为服务于科技进步的工具，是论证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

但是，科技理性与以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是，其“意识形态性”不再表现为统治的阶级性，而表现为统治的话语性，即：它是从劳动根基中获得的，“自下而上”地维护统治合法性的话语。“作为统治合法性”的话语，意识形态被归结为与政治信仰无关的纯粹的统治之术。这样，意识形态的斗争不再是阶级立场的斗争，而是社会交往的话语实践在价值上的差异。因而，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不再是基于政治信仰的政治认同问题，而是基于话语实践的价值认同问题。

这样，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多元性揭示的不断深入，“意识形态”概念也不断被泛化，成为了与阶级属性无关的范畴，以至于偏离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主旨。“意识形态认同”也逐渐由政治认同的问题转换为“泛意识形态”化的价值认同问题。

二、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缺陷

首先，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路线的逐步抛弃导致意识形态政治认同的落空。

应该说，卢卡奇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路线的抛弃并非出于主观。他将黑格尔辩证方法的“总体性”概念框架纳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目的是为了恢复被第二国际窒息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2](新版序言p16)这表现在：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上，他坚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批判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的基础上，强调反对资产阶级物化意识的斗争，以及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对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重要性。

卢卡奇的这个黑格尔式改造，不但没能恢复历史唯物主义的革命性，反而造成了其理论的自相矛盾性。首先，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是源于“阶级意识”，还是源于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是历史的主体，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从而结束人类“史前史”。由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是在人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因此，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虽然表现为“阶级意识”的觉醒，但并非源于此，而是源于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在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无产阶级革命体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是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且，他们的自我解放从而人的解放还有赖于私有财产的扬弃。如果抛弃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概念，而在黑格尔式逻辑下寻找“阶级意识”的理论基础，那么，无产阶级主体性在现实层面上必然被架空。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阶级意识如何才能从自发转向自觉？从本体论意义上讲，“无产阶级”，是体现同一的主体-客体的概念。作为主体，无产阶级“应该”拥有“阶级意识”，或者说，阶级意识处于自发阶段，但是却无法说明，在现实的经验层面上，“阶级意识”如何在无产阶级那里到达自觉。因为，无产阶级同时还作为客体，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控制下，无产阶级还是物化意识支配下的客体。无产阶级要从潜在的主体升格为现实的主体，需要无产阶级形成对阶级意识的政治认同，但这不是在自我反思中，以“顿悟”的形式来获得的，而是在与资产阶级进行现实的、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中形成。而争夺领导权的政治斗争，也是基于变革现实的生产实践的客观需要，而非凭空产生。

法兰克福理论家在批判卢卡奇的黑格尔式逻辑与现实经验的矛盾的同时，也否认和修改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这样，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作为一个毫无现实可能性的问题，被他们彻底地从其理论中清除。

其次，以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取代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致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多元主义式“解构”。

从卢卡奇物化理论出发，不难发现：当商品形式作为工人生活的“场域”，工具理性通过价值渗透的方式而无处不在时，资产阶级的物化意识就成为了工人生活方式中的直观意识，资产阶级就建立了对工人的有效支配和统治。因此，在卢卡奇那里，对物化意识的批判，既是对物化意识背后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批判，也是对物化意识结构即工具理性自身的批判。但是，当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性，在黑格尔式逻辑中被架空时，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物化理论，就只剩下工具理性批判的逻辑了。

这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那里，深化韦伯的工具理性批判就成为了他们批判理论的核心。为了使批判更加深入，他们认为，工具理性的批判逻辑应该脱离于特定历史情景，如卢卡奇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背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将“理性”作为人类把握命运、捍卫生存的自我捍卫机制，理性因而是以劳动再生产作为类的自我形式来加以表达。在自我捍卫机制中，理性体现的是作为主体的人对作为客体的自然的掌控和把握能力。因而，理性即是主体性，理性的发展史即是主体性的扩张史。但是，在西方文化中，为了自我捍卫，人与外界搏斗而展现的主体性，显示的却是主体对客体，包括外在自然界和人的内在自然冲动的征服，自我捍卫机制所彰显的理性只是工具理性，体现的是工具理性对体现生命关怀的价值理性的入侵。“借助对工具理性的分析，霍克海默、阿多诺重构了主体性的史前史。”[5](p116)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变成了对西方主体性文化的批判。

至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又回归于韦伯工具理性批判理论的逻辑。尽管，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强调的合理化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是，与韦伯一样，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局限于文化哲学层面。从而，他们并没有真正地从韦伯的悲观主义的论调中摆脱出来，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生存意义与自由的丧失是工具理性霸权的必然宿命。其结果是，他们的批判只能在理性的两极摇摆，“要么试图以理性的另一极（如价值理性）来规范和克服工具理性；要么是对理性的完全拒斥而走向解构主义和虚无主义。”[5](p130)随着工具理性批判的深入，后现代主义式的解构主义在他们的理论中开始了悄悄孕育的进程，意识形态认同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竞争。

最后，人的解放之“乌托邦”的探讨。

与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工具理性的拒斥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途径；但是，工具理性的霸权会遮蔽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活动，从而导致对人行为的社会境域的视而不见。

从语言哲学出发，哈贝马斯认为，相对于工具理性活动而言，交往活动更为基础。在他看来，理性“更多涉及到的是具有言谈和行为能力的主体如何才能获得和使用知识”[6](p8)，体现为人的符号性表达即语言。在语言结构中，人类才拥有了自主性，人因拥有了语言，人才能分离于自然。人以语言为媒介进行交往，并共同生活。这种交往不是主体哲学框架下的主体对客体的操纵与统治，而是主体间基于彼此自我认识的对话，从而在对话中达成可能的共识。交往理性是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所体现的合理性。通过构造“交往理性”，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理想化为平等对话的主体间关系。

在交往理性概念下，哈贝马斯通过“话语民主”观念，来说明人的解放之乌托邦。

在哈贝马斯看来，技术并非与话语民主天然的对抗。技术行为也是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虽然，科学和技术体现为工具理性，不同于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理性。但是，技术有纳入话语民主的可能性。为此，哈贝马斯提出“真理共识论”。在语用学的视域下，真理性并非体现为工具理性下的主客符合性，而是话语内容的真实性和话语行为的有效性，即：遵循话语论证的原则和程序。“话语真实性的判断标准只能是它的主体间性。即是说，只有在话语主体的交往对话中，话语的真实性才能得到检验。当所有人都进入平等对话，并就同一话语对象进行理性的探讨与论证，最后达成共识时，该话语才可被看作是真实的。”[7](p27-32)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为真理的达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交往理性概念下，科学知识也是一种“共识”性的真理，它是科学共同体成员基于真理性的原则而达成的理论共识。据此，哈贝马斯认为，共识也存在于科学技术和政治之间，这有赖于专家和公众之间的民主对话机制的建立，从而通过普遍的、公开的对话和讨论，将科技纳入公众的言语交往之中，将科学、技术知识转化为生活世界的话语，实现科学技术的民主化。

虽然，在交往理性概念下，哈贝马斯表达了以民主对话的机制将工具理性行为，如科学技术，纳入公众的言语交往的可能性，但是，他同时也意识到他的理论构造在工具理性霸权面前的脆弱性，“科学的内在发展使技术信息在各个学科之间，特别是在科学和广大群众之间的恰如其分的转换，成了一个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8](p69)虽然交往理性概念下的民主对话的机制只是个理论的乌托邦，但哈贝马斯对此抱有期待。“乌托邦的核心精神是批判，批判经验现实中不合理、反理性的东西，并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许多曾被认为是乌托邦的东西，通过人们的努力，或迟或早会实现的。”[9](p122-123)哈贝马斯相信，当工具理性概念建构起来的人之解放的旧式“乌托邦”破灭时，新的乌托邦将在交往理性概念下，最大程度地释放启蒙理性精神的解放潜力。

在新的乌托邦里，意识形态概念完全脱离了阶级斗争的话语，被泛化为不同话语文本下的价值，意识形态认同论题也随之变成了，如何通过话语民主机制来摈弃工具理性霸权，进而寻求共识的问题。在泛意识形态化的意义上，哈贝马斯的方案与后现代主义存在着某种“家族相似性”，话语民主机制下的价值共识之理想，难以为人的解放之途架起现实可行的通道。

三、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启示

在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时代背景下，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上的理论转换、缺陷，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局限性对我们意识形态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这主要表现为：在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弱化“普世价值”的阶级性，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因此，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上的理论转换和缺陷，对于我们认清当前的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质，以及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魂”。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浸润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历史时代背景，从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各自不同的理论框架下，强调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差异化和复杂化的同时，却不断地偏离、乃至背离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最终导致了对意识形态认同研究的多元主义式的“解构”与“泛化”，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主体性和解放的价值关怀也因此在现实层面被落空。

在这一理论转换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认同问题研究上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理论视域，这就是韦伯工具理性批判。虽然韦伯的批判是在早期资本主义背景下展开的，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针对的是晚期资本主义，但是他们都说明了一个共同问题：新教伦理为内核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堕落。这一堕落表明，现代历史展开的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版本出了问题，表达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模式的困境和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

面对资本主义文明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资本主义文明背后的资本主义道路的日趋衰落，社会主义的现代性版本正以中国模式而展示着它的魅力。对于充满魅力的中国模式，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制度所彰显的自信，也能感受到具有传承性、开放性与超越性特征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就是要在文化中确立马克思主义之“魂”。“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我们文化发展的根本”，[10](p4-8)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基本经验证明，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在新的形势下，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是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当前的文化建设，从而，在多元文化互动中，传承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吸纳、转化外来优秀文化成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我们也要看到，资本主义文明衰落的背后还存在着现代性的普遍性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只要我们融于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科技一体化的潮流，还要参与世界竞争与合作，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那么，以资本、技术等作为中介物的工具理性，必然构成我们生活的“场域”，消费主义、大众文化的兴起将在所难免，随之而来的是信仰迷失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工具理性霸权的始作俑者是资本主义的市场机制和资本逻辑，但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否认市场机制的作用，我们还必须利用市场、资本手段，利用它们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在马克思的思想境界中，精神生活的困境不在于人的意识对物质财富的不断追求，而在于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和生活过程，即以资本逻辑为基础建构起来的以异化劳动为中介的现代社会。”[11](p118-127)这就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从而，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生活方式的引领作用，并通过改革和制度建设来尽量地扬弃异化的劳动，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创造健康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启示之二，建构党性与人民性统一原则下的意识形态政治认同，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基”。

西方社会对未来美好生活信仰的丧失，只能说明“新教伦理”精神的隐退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衰落，而不能说明意识形态斗争的消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依然存在并发挥作用，意识形态依然是争夺和巩固统治权的重要形式。”[1](p5-13)但是，意识形态斗争的形式发生了改变，“主义不再是信仰的方式，而是实用主义的工具，是实现其卑劣思想霸权目的的手法。它要告别的是危及其统治地位的革命，而对于推行霸权主义的‘颜色革命’则是从来不告别的。”[1](p5-13)针对“意识形态终结论”不绝于耳的现象，我们要看到，全球化进程中意识形态斗争激烈和复杂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往往表现为不同文化上的价值冲突，而文化问题又往往蕴含着意识形态的冲突。

在这场意识形态的斗争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居于优势，其优势不仅仅在于他们对普世价值观的鼓吹，更在于以科技理性、市场理性和消费文化为主要形式的工具理性，共同建构了处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工具理性并非价值中立的，它运行着资本逻辑，输出着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资本利润背后的剥削关系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地以文化冲突和文明冲突的方式在上演着。”[12](p1021-1026)

在我国当前意识形态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弱化“普世价值”的阶级性，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的倾向。因此，在复杂、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坚持意识形态的党性原则尤为重要。坚持党性就是坚持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根本上来说，就是形成对党的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即是基于政治信仰的阶级立场的认同。在历史唯物主义总体框架下，我们会发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属于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这体现为该阶级的执政党“应然地”享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作为执政党，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党的意识形态不同于工具理性逻辑的话语，它是体现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它传达的是理论化的工人阶级意识所表达的政治立场。我们的党性与人民性是一致的，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党的执政理念，也是人民的选择，“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3](p70)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即是党的价值追求，这种执政为民的理念既是我们的党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的遵循，也是党的执政之基。党性与人民性统一的原则意味着，党的意识形态所表达的政治立场必定能赢得人民群众的认同。

但是，在众多价值话语的碰撞中，支配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的执政党，如果不能有效地回应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形成的价值诉求，那么，执政党就会因脱离人民群众而丧失人民性，也会因无法实现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丧失党性。这主要的表现为：往往是经济发展好了，物质生活好了，信仰却迷失。执政党如果仅仅重视经济工作的建设，而忽视意识形态工作，那么就容易在精神上丧失群众基础。在当前中国，信仰迷失突出地表现为政治信仰的迷失。如果政治信仰缺失，“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14](p106-107)党在精神上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基础。

因此，在价值多元化的背景下，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要。其中，首要的是树立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党员干部政治信念是否坚定的实际衡量标尺就是，能否始终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有始终将“为人民服务”作为执政的首要原则，才能自觉抵御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和权力崇拜、思想腐化的诱惑，并通过制度建设来为民谋利。当意识形态政治认同在党员干部中得以形成时，这种认同就会以好的政策、制度、作风和精神风貌在日常生活中加以体现，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也会在人民群众中得以延伸。从而，面对西方价值观的渗透，社会主义文化就能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来抗拒西方文化的霸权，彰显着其应有的文化自信。

启示之三，创新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源”。

在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要从历史合规律性的运动中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形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认同，不能靠顿悟，也不能在自发中产生，只能靠灌输。但是，灌输方式，因其所蕴含的认识论的主客体之分，而被简单化地等同为主客分离式的主体对客体的强制。这种对灌输方式的错误理解，让灌输方式饱受争议。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虽然从形式上看，理论灌输存在着认识的主客体之分，但是，由于理论最终是服务于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灌输的主客体是统一的。这表现在：理论要指导实践，要掌握群众，必须从实践出发。理论灌输不是满足灌输主体的主观需要，而是回应实践的客观需要，最终是为满足灌输客体对理论的需要，从而实现认识的客体向实践行动的主体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其认识的真理性特征而彰显其理论的魅力，但是，理论要掌握群众，理论话语必须贴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当前，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既不能是革命式的，也不能是多元主义“解构”式的和泛意识形态式的。这就是要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要在回应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多元化诉求的基础上，承担引领之责。因此，创新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引领之责的内在要求，也是树立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之“源”。

话语形式包含话语外在形式也包括话语的内在形式。话语的外在形式是话语的表层，话语的内在形式是话语的深层结构，是话语背后的价值诉求，即话语背后之“道”。话语形式的创新当然包括话语外在形式的创新，既包括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也包括用新传媒技术等，这些方式对于理论影响群众来说，无疑是有意义的。

当前，创新意识形态认同的话语形式，更为根本的是内在形式的创新。其实质上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日常生活之间找到话语的“链接点”，即架构理论与实践的通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这个话语“链接点”，它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诉求之共识。因此，意识形态认同话语形式的创新，根本上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的创新。这要求：一方面，要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作用，通过根植于生活方式的价值诉求的制度和行为规范建设，在实践中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在防范多元诉求所导致的意识形态多元主义“解构”和泛意识形态化倾向的前提下，发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挖掘“自下而上”的价值诉求对意识形态的“再编码”意义，以根植于生活方式的“正能量”的人和事的精神风尚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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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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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7）02-0017-08

管锦绣（1972—），女，哲学博士，武汉工程大学副教授。

全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即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视域下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16ZD064），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价值多元背景下意识形态认同与社会交往研究”（15D043）阶段性成果。